牛李党争，朋党之乱
李德裕
只是一个平常的朝会，这个本应该威严无比的朝堂之上，却照例还是一样的吵吵嚷嚷，那声浪犹如准备将整个屋顶掀去一般。如今的牛李党争已经不再顾虑皇帝是否在场。此时高坐龙庭宝座之上的唐文宗只能一边揉着早就被吵得发麻的头皮，径直感叹一句而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其实，文宗的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区区几个河北贼子，只要我们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朝廷的队伍想要彻底端平他们的老窝都不是问题。可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重臣，现在你们的争论不但越来越让我这个皇帝糊涂了，而且由于牵涉的人太多，连皇帝都不敢轻易在哪一方，从而处置另一方了。总不能让这个朝廷一下子就将几十号大臣忽然就人间挥发了吧。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岂不是拿大唐国家的前途开玩笑？现在各个藩镇都在跃跃欲试，企图脱离中央的领导。如果朝廷内部再出什么乱子的话，估计这个国家消亡的日期也就不远了。
而正是文宗也许早已察觉的隐患，后人看来，便是断送了这大唐王朝最后的锦绣前程的罪魁祸首之一。这朋党之争，如果只是朝廷内部大臣个人的恩怨的话，这问题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大不了到时候我皇帝来个独裁，舍弃一个算了。可是现在，这两帮大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开始拿国家的前程作为赌注了。这是文宗的不幸，更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悲哀。后世对一段历史也觉得遗憾，毕竟，斗争的结果其实受罪的还是人民，所以清代王夫子曾经评论说：“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要论这牛李党争，还得从头说起。唐朝中后期，大唐王朝中出现了一件新鲜却十分棘手的事儿：小小的朝廷重臣中竟然彻底无视皇帝的威严，公开分出两派，互不统属，甚至互相残杀。其实，要说朝臣争权，古已有之，并不单单发生在大唐王朝。但凡涉及到权力以及利益的地方，就必然有争斗。大家为着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权益，本来也没有什么可说。个人之间都的是政治，斗的是心机本也无可厚非。相反，如果有为朝廷利益争斗的情况存在，那最起码能够说明这皇帝还是处在绝对主动的地位。而且，如果两厢真正真都的话，要搁在以前，毕竟在也要稍稍顾及到堂堂的天子威严，即便私下会用尽万般招数来对待政敌，但当面也会互相酸溜的寒暄一下。哪如今日这群大臣，大家不但明面上已经撕破了脸，而且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小到个人品性，大到国家大事，都要争个你上我下，斗个鱼死网破。诸如此版般赤裸裸的争斗，确实让盛世的百姓很希罕地看了一回西洋景。
这牛李两党，其中李党的成员以世家大族为主，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覃等；牛党则以科举进士为主，代表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他们多出生于高贵的门第，从小养尊处优，有一股倨傲的优越。牛党代表寒门士大夫，他们多出身平民，一般他们都是靠科举考试得以入官。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到进入到上层社会的，因而对他们士族出身的官员便有一种蔑视，人为他们多是不学无术之辈。反正不敢怎么说，他们是互相看不上眼，彼此都觉得对方没有任何才能，应该被驱逐出这个朝政。开始还可能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争斗，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斗争也开始不断升级。到后来，就是这些饱读诗书，号称为国家尽力尽职的官员们，竟然发展到最后将朝政大事当成了儿戏。他们在朝政中各执一端，利用一切机会互相攻讦。说来也十分可笑，他们这些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知天命的儒雅仕子们，却如好不懂事的三岁儿童般互相诋毁，他们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只要你反对的，我必然支持；只要你提倡的，我坚决反驳。这大唐王朝最高层的统治机构里面，却日日上演着一出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要说这牛李党争的开端，现在的史家都认为起源于科举考试的不公。原来，自从隋唐发明科举考试以后，这倒也为很多的寒门弟子争取到了一个极好的入仕机会。但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总会有一些看不清这世事真相的情况发生。他们或者在这个转型期间干脆采取消极到底的态度。你国家变也好，不便也好，均不关我的事，我只要保持我的老样子才好。反正不管你变到什么个样子，我都一律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不要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便行，这一类便是以世家大族出身的李党为代表；还有一类便是贸然擅自猜测型。社会转型对自己的利益是有好处的，但往往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会高估了朝廷的决心。好，你给了我参政议政的决心，我干脆再助你一臂之力，毕竟这个国家也有我的份，我要真正的当家做主人。因此，这类人往往要急于更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从而力主改革。这便是以科举出身的牛党为典型代表。
当然，原先一个平衡的社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忽然得到加强，在社会财富总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势必有人利益的受损。所以，当唐朝的科举改制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有一些不怕死的考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充分自由议政，话说出口了，事情也便跟着来了。唐宪宗时的一场科考中，即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考生牛增孺、李宗闵即在文章中毫不忌讳地大斥时政。而也许当时有些人十分知趣，知道这些考生所议论的事情，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毫无悬念地，当朝宰相李吉甫自动对号入座，觉得这个指责的矛头正对准了自己，于是在皇帝面前大大哭诉了一番。当然，无论如何，皇帝得要先顾全宰相的面子，那可是自己朝廷中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你这些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们，连个政治的汗毛都没有摸过，就敢妄言个什么时政。这场闹剧的最后结果是，导致当时的考官全被贬职，牛增儒、李宗闵的仕途也受到阻碍。当然，至此，双方自此结下怨愤。这时候虽然明面上，该争取的争取到了，该受罚的也罚过了。但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一句老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反正不管河东河西的，最后等到唐穆宗时期，当另一场科举考试之后，大家发现被录取的考生身份十分特殊，这包括李宗闵的女婿等诸如此类与朝廷要员关联的显赫身份。这在当时的政治上是很敏感的，轻一点说这种行为是为个人谋私利，而重点则要牵扯到结党营私的罪名之上。反正，树大招风，这件事还是后来被人告发了，此时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涉及进去，共同弹劾李宗闵等人。自此旧愁新恨交织一起，牛李两党正式对峙。
开幕式已经拉开，而这牛李两党，他们争论的主要内容分别为：首先便是导火索的科举考试。其中李党因其出身世家，因此主张门荫取仕；而牛党多得益于科举才得以做官，从而极力拥护科举入仕。同时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等等。概括而言，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相较来说，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屡次过河拆桥，因而在政治上难有建树。而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但仔细观察他们这些主张，其实基本都是从自己这一方的政见和利益出发，他们斗争的激烈，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但在这里插一句，其实又据历史考证，牛李两党之间的界限也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但牛增儒其实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党魁”。而所谓“牛李党争”这个名称的确立，其实是直到北宋时期才完全确立的。据史家研究，虽然他被深深地卷入了党争的漩涡而难以自拔，并屡受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倾轧和打击，但是主观上他似乎并没有积极参与朋党之争的意图，基本上是以犯而不校和远嫌避害的态度来回避这场政治斗争。客观上他不仅基本没有党同伐异，而且事实上他和李党的主要成员有着友好的交情。
但不管怎么说，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不管怎么命名，这两党当时确实存在水火不兼容的态势。他们自宪宗时两党即开始结怨，互相倾轧竟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而这种明目张胆的政党对立，说到底是在唐代政局日渐混乱，王室日趋衰微的情况下出现的。
而引起朋党争端之起源科举制，后人评论说科举制在当时的先进无可质疑，但唐朝士庶两个阶级之间的党争，是各自为了维护本阶层利益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都是从私人得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以致于不遗余力的排斥打击对方。皇帝利用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与藐视皇权的门阀士族争夺统治权。唐朝党争的结果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以后的一千多年。高门士族在皇权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庶族成为国家官僚的唯一支柱。
而对于这些个陷入党争不能自拔的士人而言，他们也各自吞食双方不惜用尽一切手段给与对方的苦果而不堪言，士族看不起庶族，用尽各种手段阻挠他们入官进士；而庶族官僚则袒护倚仗藩镇对抗士族，多次阻挠对藩镇的讨伐。士族刘晏实行盐铁专卖，科举出身的杨炎颁布两税法，对百姓和中央政府都有很大利益，结果是杨炎贬死刘晏，而只是想着为其老师元载报仇。李德裕堪称宰相之才，维护国家统一，打击藩镇割据。他的很多主张对百姓利大于弊，却由于党争死于贬谪地。此外，更为恶劣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势力更强大，他们都毫无原则的去勾结宦官。最终当双方都斗的一败涂地的时候，却未曾料到宦官却坐大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人是这场戏的赢家，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无奈的皇帝。而迎接皇帝以及他的臣民的，只是这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
“天补平均大将军”王仙芝起义
唐代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负担繁重，他们已是“饥无事，寒无衣”。农民的生活十分糟糕，一股暗涌正在酝酿之中。这时候任何一个冲突都能让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
当时，河南长垣一带许多农民为增加衣食来源，以制盐贩盐为生。但是官府为控制这一谋利甚多的行业，严厉禁止贩卖私盐。官府为与盐贩争夺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日日不断。王仙芝即是当时众多盐贩中的一员，他时常穿梭于濮阳以及长垣之间，带领众多的贩盐兄弟，巧妙地与官府周旋。
唐乾符元年（874）冬某一日，王仙芝照例出去贩盐，当队伍来到长垣县城东北角的官道上时，未曾料到正好受到了官府的围追堵截。官府对于这次围剿准备很充分，手无寸铁的盐民只好无条件上缴了手中的盐才得以脱身，但钱财损失甚是巨大。残忍的官兵收缴了盐民的盐粒之后，竟然对他们进行追杀，王仙芝只好带领众人弃车逃跑到今方里乡黄村一带。对于这次官府的行为，盐民们恨得咬牙切齿。很多盐民都是用光了自己以前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些银子才买来这些盐，现在不但盐没有了，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他们已经无法回去，回去只能每天都得在债主的讨债阴影下生活，现在唯一的做法只能是，铤而走险，反抗这万恶的社会。是它，让自己的子民们已经走投无路。
于是，在这么一个多事的年景，王仙芝就地下定决心顺应兄弟们的倡议，对外发出檄文，宣布发动起义，王仙芝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自称为一切反唐武装的首领，宣布要替天行道，从此与官府势不两立。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宣布起义不到几天之内，响应者竟然立即达到3000多人。至此，起义军终于浩浩荡荡的为着自己的理想开始了数年的战斗历程。
他们首先占领了长垣，在本地开仓放粮，安抚当地百姓。并以此作为据点，正式对外发布檄文，号召全国的受苦农民团结起来参加起义。起义的开始相当顺利，农民纷纷从各地向长垣涌来，起义军瞬间扩展到万人以上。起义军在行军过程中不断壮大，并一路攻克了今山东的曹县、濮州等地。
而此年六月，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响应王仙芝，率兵宣布起义。这时四方苦于官府横征暴敛的百姓纷纷投奔起义军。两支义军会师以后，再加上散在各地的庞勋旧部，起义军的队伍扩展到几万人以上，王仙芝和黄巢成为这支规模可观的起义军的最大首领。起义军在山东境内一路前进，接连攻克多座大城，起义的顺利，大大增加了农民们的战斗热情。
此时，端坐于大堂之上的皇帝和官员们再也坐不住了。照这样的情势进行下去，估计不出几个月，这大唐的一半江山都将落在这群落草为寇的土匪手里，这将怎么得了？但这一拖也到了当年的十二月，情急之下，唐僖宗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负责对招抚这支起义的队伍，并特赐禁军3000余人，甲骑500多队，同时还命令河南诸藩镇所遣各军均由宋威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唐僖宗的决策是很不严明的，正是这喜欢邀功夺利的特使宋威，让朝廷和起义军受尽了苦头，走了很多弯路，此时暂不评论。且说当年七月，这两支队伍在沂州城下交战。这时第一次王仙芝的队伍对抗从朝廷钦点的精兵强将。但义军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多次的战争已经让这支队伍逐渐强大并成熟起来。对于这次的战争，他们虽然心里有些害怕，但还是镇定下来。王仙芝知道，这次朝廷了下了大决心要把他们剿灭的，所以正面的对抗对自己的队伍来说会太勉强，十分不明智，毕竟自己的队伍还有些弱小。他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措施，率领队伍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在八月份的时候从西面进攻河南，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连连攻破8县。为组织王仙芝的西进计划，唐朝官府调动各路兵马凑成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强固防线，企图以此组织起义军的进攻，进而对他们进行围剿。但是，官府远远低估了这支农民军的力量。当人民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时候，再愚钝的人也明白，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当会拼尽全力去争取。何况在起义的初期，他们已经尝到了胜利的喜悦。所以当官府妄图消灭他们时，他们却有着一股不畏强敌的韧劲攻克了汝州，全歼官军。
这次战争的胜利也许还是不出王仙芝的意料，他知道自己的队伍有多大能耐。然而这样以此惨败，让远在京师的唐僖宗和他的官员们震撼了，他们远远没有想到这支队伍竟然有如此的声势。朝廷震怒，唐僖宗为此还取消了本想要好好放松一下的重阳内宴，整个朝廷上下笼罩的是一阵人心惶惶的压抑。
这次军事对抗让唐僖宗大大受挫，他觉得现在的形势下，自己再采取强硬的正面对抗是最不明智的。一方面他清楚的看到官兵的实力，他们远远不是王仙芝等人的对手。同时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王仙芝队伍是一个不小的鼓励，他们必然会乘胜继续攻击。但是帝王毕竟是帝王，即使再昏庸，但也从小在这官场上耳濡目染。既然不能来强硬的，那干脆来个悬赏招安。这样不但可以减弱自己的敌对力量，最重要的是，一有利益的诱惑，必然在他们中间产生离间，这样朝廷再来个一窝端，乘机消灭他们。后来的史料证明，这个决策比前述的强硬对抗聪明许多。王仙芝在听到了朝廷的招安以后，心里确实动摇了。而且，相对来说，他是有成就感的。朝廷现在只想要他一人投降，甚至给了他也许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的待遇。他从小就明白为官的好处，现在他一味跟朝廷对抗下去的话，也许能够做出点什么来，但也许就光荣牺牲了。这样比较而言，也许接受招安对自己来说比较划的来。
但是，朝廷的招安方案却严重伤害了黄巢和其他兄弟们的感情了。大家一起出来起义，凭什么到后来却是他王仙芝一人能到好处？于是他们誓死不从朝廷的招安，反正都没有好下场，还不如利用起义搏一下，这还有点希望。无论怎么样，王仙芝最后也放弃了招安，但在这支开始团结牢固的队伍中却出现了那么一些嫌隙。
自从以后王仙芝和黄巢分开活动，但两支队伍的发展仍旧十分顺利。可见当时的民变思想已经在全国各地纷纷产生，大家都期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总而言之，起义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遥相呼应，拖得唐朝军队疲惫不堪，他们已基本无力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猛烈攻势。唐朝统治者为了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局面，一面调整自己的战争策略，一面又开始对王仙芝等人进行诱降说，如果他们解甲投降，朝廷定然会给他们授予官职。这时候，王仙芝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于是他再一次写了降表递上去，甚至比上一次更为坚定。然而就在招安工作差不多可以实现的时候，却因一个官员的妒忌一切都化为泡影。接前文所言，当王仙芝写好了降表，并派他的心腹大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去跟唐朝统治者谈判。他们由招讨副使杨复光领着前往长安，但半路却被招讨使宋威本路截获，他希图将这两人俘获并交由皇帝，以证明他在这次战争中的功劳。后来尚君长、蔡温球被宋威在狗脊岭（即唐长安城内东市）斩首。
这次事件让王仙芝彻底放弃了归顺朝廷的幻想。他终于明白自己终究只是他们的一颗棋子，只能摆布，而不会真正从此摆脱自己的受苦命运。他又开始带领自己的队伍转战各地。他现在明白了，只有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建立起自己王朝，自己和弟兄们的命运才能彻底改变。而唐王朝也明白，事情发展到现在，朝廷再用招安的方式瓦解起义军已经不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用武力对抗。于是他们调整官兵，提升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运转使。这次朝廷已经集中优势兵力，加紧围剿王仙芝。这次调整对于官兵的作战是十分卓有成效的，此后的申州（信阳）、黄梅之战王仙芝均战败，损失了大部分起义民众，而王仙芝也遭杀害。
王仙芝最终也没有看到起义的结局，他带着遗憾和惋惜离开这他战斗了数年的尘世。也许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想明白，如果第一次招安成功了话，他的命运又将会怎么样？但照他现在的想法来看，也许并不会比现在好多少。毕竟，这样一个王朝，并不姓王，也不属于他的这些曾经作为贩运私盐的弟兄们。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从小便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当别人还在无奈地感慨生活的不公时，黄巢想到的并不是屈服，不是慨叹。相反，他认为，自己是有一番作为的，只要通过努力，定能过上完美生活。对于自己的能力，黄巢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黄巢有一天定能在菊花绽放的那个黄金时刻登上我的金銮大殿，坐上我的龙庭宝座。气势磅礴的黄巢起义军使唐僖宗仓皇逃出了长安城，唐王朝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黄巢最终完成了他的梦想，在遍地菊花的季节身穿黄金铠甲威武地登上了他的菊花台。但菊花的绽放毕竟短暂，当秋日的收获最终被冬日的严寒所替代时，他也跟随菊花的成长周期，最后满地凋零的菊花梦中为唐朝残余部所灭，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只能在史册上留下遗憾的一笔。
唐代后期，由于吏治腐败，朝廷与民众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态势。人民的反抗情绪已经一触即发，而这大唐的衰败也基本就是一击即败。双方也许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面对面挑明，一了百了。及至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这又是个昏聩的皇帝，再加上政治上的积弊，社会只能更加黑暗。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财政亏空每年竟达300万贯。而就是这个样子，朝廷不但没有任何作为，反而想从人民身上来弥补这个亏空。贪污还是照旧，腐朽还在继续，不同的是，人民身上的但日却是日重一日，已经压的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而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田中夏季麦收仅一半，到秋季已经达到了颗粒不收的局面。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走投无路的百姓最后只能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在黄巢揭杆起义之前，在公元874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集3000多人举行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布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领导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数千群众响应。如此一来，双方的势力一合并便也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队伍了。
黄巢是山东曹州冤句（今曹县）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早年曾以贩盐为生，读过书，能骑善射，也基本能算个文武兼修的主。他曾组织过武装盐帮，同唐政府缉查私盐进行过多次武装斗争。他对唐朝的黑暗统治，早有无比的仇恨，曾立志要推翻唐王朝。相传当时王仙芝起义后，想说服黄巢一并起义的一个理由便是，这之前黄巢也并不安于这种境况，曾经因为自己写过反动文章而被官府追查，也便是题前那首著名的感菊诗。因此，对于黄巢来说起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眼，他早年的那些机遇，已经给他的行动积累了很多斗争和队伍组织的经验。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经历，让他在以后的起义生涯中，甚至能比王仙芝看得更远，从而斗争的坚定性就更强。具体情况如何，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自从黄巢起义后，众多跟他一样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这时，早在黄巢之前起义的王仙芝率领队伍攻克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之后，和黄巢起义军顺利会合，两支队伍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声势十分浩大。合并后的起义军不但壮大了声势，他们的斗争的意念也不断扩大，期间他们更是孜孜不倦地不断转战山东、河南、湖北诸地。起义军由于当时均来自各地贫苦农民，他们的斗争愿望十分强烈。而这时唐朝军队内部已经腐朽不堪，根本就不是起义军的对手。因此这么一路下来，唐朝军队基本每次都是被起义军打的溃不成军。
在唐朝统治者受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后，他们只好调整策略，改而采取离间的政策，企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起义领袖，瓦解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这样一个策略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当时在朝廷给出的优厚待遇面前，王仙芝开始有一些动摇，但黄巢和起义军战士坚决抵制。在这场起义中，黄巢一直是一个坚定的领导者，这样的政治立场也最终使得黄巢渐渐成为起义军的领导核心。而正是黄巢的坚持，起义军才得以能够继续斗争下去。后来的事实证明，王仙芝曾经产生了两次极为强烈的动摇情绪，而在第二次准备归顺之后去无奈发现了朝廷允诺的不可靠。他们虽然最后都坚持了起义，但王仙芝却用事实证明了要保持革命坚定的正确性。
到公元878年2月，起义军的局势急转直下。黄梅一战，5万多起义军战死，王仙芝最终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便在中途被唐军杀死。这一次的战斗起义军损失惨重，一下子义军人数便锐减到以前的数量，而这一次的惨败更是让起义军有些胆怯，毕竟王仙芝所带领的那支队伍最后只有尚让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突围，到亳州投奔黄巢。此后，农民起义军开始围绕在黄巢周围，并一致推举黄巢为统帅，号称“冲天大将军”，建立王霸，任命官署，斗争锋芒直指以“天”为象征的地主阶级政权。从878年2月起，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扫淮河南北各地，并乘虚南下渡过长江，攻取虚州、吉州、饶州、信州和福州。在王仙芝壮烈牺牲之后，因为领导权集中到黄巢一人手中，起义反倒开始顺利起来。到879年10月，农民起义军攻克广州，在这里进行了短期的休整，并及时地补充了人员和武装。起义军的队伍开始变得齐整和规范起来。为了乘胜追击，接着，黄巢率军北上，坚定的直指向唐王朝的老巢长安方向进军。
起义军要来攻打长安的消息传到朝廷，皇帝大为震惊，急忙调动各路兵马阻截。但皇帝没有意识到，黄巢的军队能够这么顺利的北上长安，已经足以说明朝廷军队的不可靠。事实上，黄巢起义军仅用6天时间就攻下潼关，顺利地打开了长安的大门，起义军迅速向长安城挺进。到881年1月8日，当起义军开始直逼长安时，无奈之下，唐僖宗带随从宦官，仓皇逃奔四川成都。同日傍晚，农民军基本没有费多大功夫便得以占领长安城。16日，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新政权，黄巢做了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至此，黄巢终于实现了他“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梦想，在金黄的荣耀之中登上帝位。
黄巢建立政权之后，对于俘虏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统治政策。他规定，唐朝原先三品以上大官一律罢免，四品以下留任。事实上，最后，黄巢却未能逃脱掉千百年来起义军最终未能保住政权的那个宿命。在胜利的喜悦以及优越的生活条件之下，黄巢便也学会了曾经让他十分不齿的懒惰作风，开始丧失了原先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待革命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而是陶醉在胜利之中。他这样的惰性给唐僖宗的反扑赢得了很多的时间。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开始积极准备反攻。他不断吸引从前部队，并集结了跟随他逃亡的各股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向农民军反扑过来。那些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农民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在艰苦的条件下，起义军首领朱温首先叛变。883年，唐朝统治者又勾结沙陀族和党项族的贵族武装力量向农民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农民军退出长安，在河南坚持斗争。起义军在朝廷大兵压境的局势之下，并没有坚持多久，到884年6月，农民军又退到山东。在莱芜以北狼虎谷一战中农民军多数阵亡，黄巢自杀。农民起义失败。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持续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宏伟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表现了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作用。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但农民起义军的局限以及唐王朝顽强的反扑最终使得这场豪气冲天的起义被镇压下去。
当然，对于黄巢的起义，最客观的评价当是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不夸大他的成就，但也不忽略他的缺点。在此需要有一些赘语的是，后人曾经评论黄巢说，他熟读诗书，但为人极其残暴。现在有一句歇后语便以黄巢为典型，这样写到：“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据史料记载，在他这几年的起义生涯之中，还真确实有过惨绝人寰的食人惨剧。要说人生的这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模。这历史上的起义，对于人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朝代代替了另一个朝代。也许仅有的差别只是皇帝不同姓而已。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黄巢做建立的政权能够得以保持下去，也许又会是一个悲哀统治的开始。从这一点来说，黄巢政权的失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朱温的禅让闹剧
公元907年，唐代最后一个帝王唐哀帝竟将自己家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李氏王朝白白送给了一个朱姓的地方节度使。而位朱姓人氏，从前是企图要将这大唐王朝送上断头台的叛军首领。如今，他用另一种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的皇权来的比打仗容易和安全多了。至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大唐王朝终告结束，取而代之则是持续了很久的南北十国并存的混乱局面。暂且不论这究竟是历史的前进抑或倒退，然而这大唐末年著名的“禅让”内幕不能不让后人觉得神秘和离奇。
这位被幸运地选中来“禅让”以帝位的主人公姓朱，单名一个温字。朱温出身贫贱，他本是江苏砀山县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三，故小名叫朱阿三。朱温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生活十分艰苦。为了养活这几个孩子，朱温从小便由其母亲带着他们寄住在萧县人刘崇家里做佣工。据传当时朱温十分好逸恶劳，乡人都不喜欢他。所以其雇主刘崇经常用鞭杖抽他。唯独刘崇的母亲因可怜朱温幼小，常常袒护他。久而久之，朱温虽然野性难驯，但也对刘崇的母亲百般讨好和顺从，他明白无误地知道，刘崇母亲就是能够庇护自己的参天大树。野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据说有一次，朱温又开始捣蛋，这一次竟然把刘崇家的饭锅给偷走了。刘崇盛怒之下又准备狠狠地揍他，这时刘母又出来替朱温说好话。经过这件事之后，刘崇母亲觉得自己也不能如此溺爱这个孩子，否则大了必定再也驯服不住，只怕会惹祸。因此此后刘母劝朱温说：“你都这么大了，应该要为自己谋一条生路了。”朱温思考一会回答说：“我平时只喜欢骑射。要不给我一副弓箭，以后我每天都到深山里去猎些野味。”刘崇母亲想想这样也好，这样不但能让他做喜欢的事情，而且还能学到一些技能。当然，不惹祸才是最重要的。从此朱温每天在深山里奋勇猎杀野兽，因此练就了一身硬本事。现在想来，也许朱温以后能够最终代唐立梁，其最终的根源竟然只是刘崇母亲偶然的一次指引。据说他后来投身黄巢起义后，正式因为朱温早年的这些历练，可以在以后纵横沙场，有万人不敌之勇，无人能及。这么说来，刘崇母亲是功劳盖天的。
要说朱温童年努力猎杀的经历给了他一身骁勇善战的本事，而从小在大户屋檐之下的生活更是让其很早就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这些经历从而能够让他摆脱掉一个单纯武夫的倔强和死板。这些特质为朱温以后篡位夺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朱温早年投奔黄巢以后，他迅速成为其中的一名能征善战并且政治性异常敏感的大将。所以正当黄巢起义军遭到唐朝藩镇疯狂反扑的困难时刻，朱温毅然背叛黄巢，投降朝廷做了节度使。朱温的投降无论是对自己以后的成就还是黄巢最终的覆灭都有重要意义。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温到后来采取了一个出卖黄巢而得以保全自我的策略。朱温投降得到了唐僖宗的礼遇，他马上被加官进爵，并由唐僖宗给他赐名朱全忠。然而，这位唐僖宗十分看好的朱全忠，到底没有完全忠心于这个唐僖宗。其实只要用脑子想想也是，哪个朝代的君主能够这么对待投降过来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呢？要不就是趁乱杀掉以除后患，要不就等待他重蹈覆辙。他们已经有过起义的念头，便是冲着推翻你这个王朝而去。所以，你这个做皇帝的，怎么去处置起义军的领袖绝对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事儿。言归正传，既然这个朱全忠当初能够背叛跟他一起出生入死、誓死结盟的兄弟，他对唐僖宗也不会死心塌地的拥护。当然这都是后话。后来，朝廷在朱全忠的倒戈的帮助下，不但镇压了农民军，而且他自己趁胜东征西讨消灭了当时诸多强藩，成为唐末最大的割据势力。当黄巢起义军最终被唐王朝镇压的时候，这个本由起义发迹的朱温，又因为自己能够及时变换方向从而镇压起义而顿时显赫起来，成为大唐地方上一个重要的节度使。
而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呈现出一副风雨飘摇的危急态势。唐代后期宦官专权十分严重，其地方割据势力也日日虎视眈眈地觊觎这已经岌岌可危的唐朝政权。这时候任何一个有相当兵力的人都可以置唐王朝于死地。唐僖宗死后，昭宗即位。这时的昭宗，其嗣位时仅21岁。相对来说他是一个聪明而且有才能的人，然后已经积重难返的大唐王朝仅靠一个权力几乎已经被架空了的帝王这一单薄的力量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么多威胁皇室安全的因素已经渐渐逼近这首都京师的核心。而这两支均不怀好意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唐昭宗顾此失彼，渐渐挫败了这位帝王的进取之心。当皇帝最终决定征讨李克用时，我们仍可以看到昭宗并不气馁的政治抱负。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完全认识到国家以及军队的现实。当唐僖宗最终勉强消灭了农民起义军之后，国家的财政和兵力都已经快要崩溃了。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否则如果让外面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听到这么个谣言，估计连唐昭宗能否顺利即位都成问题。但是，任何人不知道国家目前的现实，作为帝王的昭宗确是应该知晓的啊。所以，虽然唐昭宗有满腔的抱负，但自己作为帝王这个特殊职业的功课却是做的不甚好的。昭宗贸然发动的这场战争以昭宗的失败而宣告结束。而随着一同消失的，还有昭宗的自强和进取精神。昭宗是完全气馁了。自己这个皇帝真的太窝囊了，要啥啥没有，光有一屁股的债；要做啥都做不了，自己已经没有连发号命令的威严都没有了。干脆只能破罐子破摔，不管怎么样，总比连一天皇帝都没有当上强。昭宗现在已经是过一天是一天，只要自己的皇位保存，他就继续做自己的皇帝，至于某个宦官如何放肆，某位节度使的如何正在屯兵，已经于自己关系不大。而当时真正的局势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目前的皇帝的无能为力，他已经成为各支势力的一枚棋子。他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在朝廷陷入与李克用、李茂贞的战争中时，另一支重要力量的朱温却享受着渔翁之利，他渐渐在这几支力量中脱颖而出。公元900年，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等要挟宰相崔胤召集百官以皇帝昏庸为名将唐昭宗李晔废掉，让太子李裕继位。但这场政变并没有持续多久，后宰相崔胤在朱温的支持下，发兵打败了刘季述。朱温现在的角色是，我闲着也是闲着，看谁不顺眼了我也插上一脚。反正你们打你们的，但是皇帝动不得，以后我还得靠他光明正大地将皇位禅让给我呢。最后我不但能够天赐皇位，还能保全声名。你们打吧，再怎么样也是个背叛朝廷，以下谋乱的罪名。在朱温的匡扶下，昭宗得以“反正”。天复三年（903），昭宗在朱全忠的押解下还京。对此，感恩戴德的昭宗更加信任他曾经给于特殊礼遇的恩人，他赐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并被封梁王，昭宗还亲解玉带相赐。
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表面上看，在朱温忠心的保护之下，昭宗已经很舒适地享受帝王生涯了。但是，谁都能看出来，此时朱温的篡帝野心也日见明了。当时昭宗也并非完全不知情，但无奈自己力量已经式微，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对于朱温的日渐骄奢态度，昭宗也曾有过那么几次除掉他的尝试。历史记载言，朱温于凤翔迎回昭宗时，昭宗确曾有过一次杀之以除后患的意图。某一个平常的下午，昭宗假装鞋带脱落，对朱温说：“全忠你帮我系一下鞋带吧。”朱温于是跪下系结。当时昭宗身边还有很多卫兵，昭宗的意思是让左右趁势擒杀朱温，但让后人惊讶的是，但是左右竟然没有敢动手的。于是昭宗丧失了唯一一次能够消灭朱温的机会。然而就后人看来，其实当时灭不灭朱温，对于大唐而言已经意义不是很大了。朱温所代表的不是一支单独的威胁，而是逼近大唐政权中众多力量的一支，仅此而已。即使能够消灭掉朱温的力量，仍会有李克用、李茂贞等，甚至还有李温、张温。
仍回到公元904年，朱温借口派人杀害唐昭宗，立李柷为皇帝，是为唐哀帝，也称唐昭宣帝。公元907年，唐哀帝被迫禅位，朱全忠称帝，改名朱晃，国号为梁，是为后梁太祖，定都开封。这一乱世之中的枭雄拐了一个弯，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帝王之梦。这么说来，虽然黄巢在他的菊花台上坐了几天，但毕竟还是当上了皇帝，而同一支农民起义军中的朱温却用迂回的战略同样实现了当初起义时的誓言。唐末的这一次农民战争，竟然先后出现了两位帝王，让人不得不慨叹中国农民的才能和勇猛。不管怎样，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就此结束，中国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大混乱时期。
唐末经济，虽败犹盛
薛涛笺
当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帝国不可避免地寿终正寝走向完结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感叹不已。唐朝后期的统治者最终未能挽救这大唐帝王渐趋衰败的气数，终究只能被众多的小国并立所代替。历史进程走到了五代十国，至此朝廷已经换了，政治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的轮回。然而，只有那些曾经的宫殿庙宇、楼台街市，见证了昔日的繁华和荣耀。
唐代后期战乱频仍，政治混乱。但是，唐代中期的经济发展在这时并没有完结。相反，在南方的经济发展却仍旧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南方户口的持续增长，特别是苏州、杭州一代，这些地区的户口成倍增加。此外，南方地区水利发达，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唐代后期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茶叶的发展带动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扩大。唐代后期，茶叶成为国内市场以及同少数民族和国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德宗时期，我国古代著名的茶仙陆羽百年著成《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首部论茶著作。同时随着茶叶种植的扩大，德宗时期已经将查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手工业生产方面。纺织业是南方手工业生产最为发达的部门。南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栽植桑树和养蚕，纺织业的原料十分充足。江南男耕女织的劳动安排方式，使得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发展十分迅速，其中越州的缭绫久负盛名，宣州的红线毯、成都的蜀锦也是上乘佳品。丝织业在本地织成之后运销全国乃至海外，十分畅销。此外，造纸业也是南方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门类。传说宪宗元和初年，名妓薛涛居成都百花潭，好作小诗，但又觉得用传统蜀笺书写显得不美观。于是薛涛便自行设计，把蜀笺改制成小而窄、才容八行的专用设诗笺，还配以特定颜色，用浣花溪玉女泉井水染制成桃红色彩笺。后来此笺一经流传到社会，立即引起了轰动，受到了当时众多才子佳人的赏识。久而久之这种彩笺很快流行成了纸笺行业中的一枝奇花，后人称之为薛涛笺。此外，至今历经千年不衰的文房四宝之中的安徽宣纸那时已经十分出名，纸色洁白，字迹经久不变，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当时文人墨客均以此作为书画用纸。
造船业在南方也有显著发展。南方多江河湖泊，水路因为成本低，而且在南方有多便捷，因而成为当时商业运输的主要渠道。此外南方因为天气热，因而风景秀丽的内陆湖泊也成为达官贵人、缙绅士女的喜好对象。因此南方饶有舟楫之利。德宗时期剑南节度使李皋还发明了用脚踩踏的轮船，可见当今在众多游览胜地的脚踏船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我国的唐代便已经有之。河北省定州市文管所曾在一个建筑工地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了一个古墓葬群，发现了7座唐代船形砖式墓葬。可见当时的造船业在北方也有相当发展。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虽然我国历来有“重农抑商”本末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商业经营，并从中获得了大量利益。而中唐后期所杨炎实行的“两税法”不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使得很多农民逐渐从传统的租税农业中解脱出来，根据当地的情况开始进行商业生产和经营。而两税法的实施，又使得很多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很多人转而成为商业贸易活动的主体。而当时“本末”之争虽然仍旧存在，但好像并不似从前那般敏感。而众多商人也往往通过捐资衙门或者公益事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唐末长期寓居长安的富商大贾王酒胡，曾经独自出钱30万贯助修朱雀门。后来僖宗集资修建安国寺，为了筹集资金，规定施钱千贯便颗撞钟一下。王酒胡当时乘醉登上钟楼，竟然连撞百下。这一下便为国家捐了10万贯钱财，得到皇帝特殊的礼遇，竟可与僖宗同寺进食斋戒。可见当时的商人豪富之至，其地位也随之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商人不再作为“四民之末”而被社会所鄙视。此外，当时已经出现了买官现象。当时江陵富商郭七郎，纳钱数百万便买上一个地方刺史的官职，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商集团的成员之一。此外，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还在但是一群长期客居中国的红毛洋人身上体现。当时中国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已经十分繁盛，阿拉伯、波斯、西域、朝鲜等国商人长期侨居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扬州、长安、洛阳等地，成为当时唐代中国的一个庞大人口构成。城市经济的繁荣还打破了原先的坊市界限，很多坊内商人也纷纷开店设肆贩卖货物。在很多大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有诗言当时盛况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当时繁华可见一斑。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城市因之崛起。扬州是长江、运河的转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船只均在此中转。发达的交通使得扬州迅速成长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它随着江淮地区地位的日益重要而进一步走向了繁荣。成都是西南重镇，这里水陆辐辏，人文荟萃，经济发达，是唐代另一个重要的都市。此外，作为当时对外贸易重镇的明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国际型大都市。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唐朝的金融业也开始发展。当时随着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作为钱财汇兑业务的柜坊、飞钱等出现，便利了商人的交易程序，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这些来看，当时大唐王朝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商业贸易体系，产供销一体化开始形成。并且由于唐朝统治者开明的统治政策，不仅促进国内商品贸易的发展，而且还大大扩大了与国外的贸易交流，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举世闻名的大唐王朝，它的久负盛名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以及疆域上的空前扩大，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当时一种国家自信的处事态度以及积极进取的坚定决心。它的伟大，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彻底领悟后的一种有力实践，而这样的一次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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