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平

    近年来，有些研究者为了维护胡风“思想斗士”的形象，不愿论及文代会筹委会的“位子”问题对他的情绪和命运的实际影响，这种善意的顾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当年，胡风因“位子”闹情绪之事尽人皆知，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

    一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在国统区坚持战斗的进步作家会师了。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央率先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显示了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参加这次盛会的代表原定753人，后增至824人。不同风格流派的、在党与不在党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代表济济一堂。可以说，除了跑到台湾及羁留海外未归者，国内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式的议程如下：“大会正式揭幕。总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副总主席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冯乃超报告资格审查情况。全体代表起立为献身革命文艺工作而死难的先烈们默哀。来宾有朱总司令、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沈钧儒及工农妇青各界代表等共三十余人。朱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李济深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叶剑英代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及北平市人民政府，朱学范代表全国总工会，李秀真代表解放区农民团体，李德全代表全国民主妇联，钱俊瑞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及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参谋长李健代表部队向大会献旗。”（据第一次文代会《纪念文集》）

    原国统区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出席了这次盛会，而且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共有99人）之一，但未进入常务主席团17人名单。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淡然写道：“上午开幕式。十二时过散会。有一个农民老大娘致词。”

    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首长及各界代表共10人，胡风印象特别深刻的“农民老大娘”是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李秀真。我们在文代会纪念集上看到了她当年的照片，50来岁，头发花白，身着月白色斜襟大褂，看外表，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老大娘”。然而，这位“农民老大娘”绝非等闲人物，她是游击队交通员、烈士母亲、冀鲁豫解放区农民代表，不仅有资格在文代会开幕式上致词，还是稍后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胡风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还有很多机会见到她，她和胡风一样，都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也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胡风在长诗《光荣赞》中，歌颂过这位与“子弟兵母亲”戎冠秀齐名的女英雄，捎带着还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后来被批判为“牢骚”），诗中有这样一段：你好幸福！我和你同坐在会场里/我听着你的声音/我没有意思去找你谈话，打扰你/但我好像懂得你的一生/把你想成了“坚强”的化身/感受到斗争在你身上唤醒了的智慧/你摇一摇手说：/“像孟姜女/我们不要！不要！……”/这是一点灵光/让精神战线上的一切列兵去体味吧！/我们新生的祖国/我们英勇的人民/要雄大/要广阔/要悲壮/也要温柔和甜蜜/但不要那些/古老情调的靡靡之音/不要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不死不活/口应心不应的阴阳怪气/更不用说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谎话/挤眉弄眼的肉麻当有趣了/刮掉它们/像刮掉旧中国身上的毒疮一样/把它们刮个干净！……

    7月3、4、5日，分别由郭沫若作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作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作解放区文艺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

    胡风这几天的日记同样非常简略。7月4日茅盾报告的当天，日记中提到：“上午，由茅盾作国统区报告，还是胡绳、黄药眠所搞的那一套。”

    7月6日，会议第5天，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第一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祝贺这两支革命的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他还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

    周恩来提到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准确地说，其前身是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去掉“抗敌”二字，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抗战时期，其主要负责人（总务部主任）由民主作家老舍担当。抗战胜利后，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其职务由叶圣陶继任。

    在整个抗战时期和续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文协始终是国统区进步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胡风在这个团体中长期担任研究部主任，负责文艺理论工作。

    首倡召开文代会的是郭沫若。他是中央宣布的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抗战时期历任国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兼常务理事。据史料记载，召开文代会动议的缘起如下：“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招待在平的文艺界的茶会，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文艺工作者都表示赞成。接着，就由原全国文协在平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产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个高效率的工作班子迅速组建起来。

    3月24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常务委员7人，筹备委员42人。胡风不是常务委员，只是一般的筹备委员。

    中华文协总部抗战胜利后定址上海，1949年3月25日，宣布从上海迁至北平。文代会筹委会的成立，实际上意味着中华文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样一个曾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竟然没有举行一个稍微过得去的结束仪式，不能不给曾经在它的旗帜下团结战斗了十余年的文艺家们留下深深的遗憾。

    胡风于中华文协迁址的后一天，3月26日，奉命兼程从华北赶到北平，踌躇满志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却事与愿违。几年后，他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写道：“在李家庄，周总理嘱我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但旧文协由上海移北平的决定恰恰是我到北平的前一天公布的，到北平后没有任何同志和我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我是十年来在旧文协里面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责任的人，又是刚刚从上海来，但却不但不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意义，而且也不向我了解一下情况，甚至连运用我是旧文协负责人之一的名义去结束旧文协的便利都不要。这使我不能不注意这做法可能是说明了文艺上负责同志们对我没有信任。”

    他似乎以为，按照周总理的安排，结束“旧文协”和筹备“新文协”的工作都应该由他领衔进行，却不料先期有人代劳，这颇出乎他的意料。也许，身处李家庄的周总理并未介入新政权文艺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也许，有关人员从一开始就没有要与胡风“研究一下”的意思。这无疑给热情洋溢的胡风泼了一瓢凉水，他觉得十分懊恼：日夜兼程地赶来，还是晚了！既缺席于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组建，又昧于中华文协的迁址，更被排斥在筹委会的决策圈之外。

    胡风的不满也许不无道理，但也不能排除存在着某些误解。就他所提到的“结束旧文协”的工作，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作家老舍，但他还未从美国归来，但叶圣陶已早于1949年初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叶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又是五四文学前辈，由他牵头，会同已在北平的原中华文协常务理事，海内外知名的左翼人士如郭沫若、茅盾等，由他们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也并无不可。再如“新文协”的筹建，筹委会似乎也充分考虑过胡风的历史功绩，尽管他缺席筹委会成立大会，仍被内定为委员之一。这个安排体现出新生政权的文艺领导对他的重视；然而，他却没有进入常委会名单，这又多少表现出上层对他的估计不如他自己估计得那么高。

    在“旧文协”中，胡风始终自信是中共文艺路线的实际执行者，是“左”翼方面的代表，充当的是团结中间派老舍，压制右翼分子姚蓬子，抵制反动派张道藩、王平陵的重要角色。他不无理由地相信，周总理在李家庄的托付是让他在“新文协”中担当重任。然而，当他兼程赶到北平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位子摆放在文代会的决策圈之外，他的惊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几乎无法承受这种轻慢，可以说，其后他对文代会工作的怨言、牢骚和不合作态度，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

    位子已经摆好，胡风坐了上去，但他心中有强烈的失落感。

    二

    胡风抵达北平十天后，筹委会便为胡风安排了四项工作：《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职务很多，工作具体，够他忙一阵子的。然而，胡风却并不忙，甚至不愿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消极”。

    《文艺报》是国家级文艺理论刊物，负有指导全国文艺工作的责任，其主编位置相当重要，绝不亚于抗战文协的“理论研究部主任”。按道理说，给胡风安排这个位置是非常恰当的。据胡风回忆，《文艺报》主编的任命是在4月15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由茅盾宣布的。然而，却遭到他的婉拒，其原因据说是由于：“开会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参加，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

    《文艺报》不是同人刊物，它的人事安排当然由筹委会常委会事先研究决定。至于这项任命应该由谁来宣布，并不能成为问题。茅盾与周扬同为筹委会副主任，周扬不在场，茅盾来宣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胡风的“惶惑”从何而来呢？如果仅仅出于不了解党的组织工作程序，当然不足为怪，但如果其中夹杂着历史恩怨，就有因私废公之嫌了。然而，胡风却一直赌气，坚决要辞去《文艺报》的主编职务，无论茅盾如何努力转弯说合，他始终不松口。4月日记中有关此事内容便有以下数则：“（4月17日）厂民、茅盾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4月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4月26日）晨，茅盾来，还是要我不辞《文艺报》事。”“（4月29日）茅盾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我没有看。”“（4月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艺报》的编辑问题。”茅盾的耐心及胡风的赌气，都跃然纸上。

    筹委会给胡风安排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担任文代会“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任是沙可夫，委员有叶圣陶、冯乃超、胡风、阳翰笙、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和杨晦等，秘书是康濯。茅盾和胡风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能够参与起草工作的可能还有胡绳、黄药眠和杨晦。从起草到定稿，其间有近两个月时间。但此时，胡风的表现已不能用“消极”来形容，而是“抵制”。开过第一次会后，胡风便开始“逃会”。筹委会不得不请出冯乃超来做说服工作，接着茅盾又亲自登门敦请，效果都适得其反。

    6月9日，国统区报告草稿写成，胡风审阅后表示强烈不满。于是，秘书长沙可夫拖着丁玲（丁玲并不是委员会成员）来征求意见，继而康濯来，冯乃超来，皆奏无功。胡风认定报告草稿的基调是对他的“污蔑”，当然，更拒绝参与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几年后，他在“三十万言书”中抱怨道：“第一次草稿给我看过，我当时表示有意见。后来要改写，康濯同志来说，改写了还要给我看。但实际上并没有。”

    康濯当时任起草委员会的秘书，晚年，他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中饶有兴味地谈到国统区报告起草的始末：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胡风就生了气，会后向我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我莫名其妙，根据党的指示几次去北京饭店他的住址拜访，请他一定继续参加。有一次还碰见党的老一代文艺家、胡风的老友冯乃超同志也去动员胡风继续参加报告起草的讨论，但他始终不同意。不过冯乃超同志在场时我总算搞清楚了胡风一怒而坚决拒绝再与会的理由所在，是由于第一次会上茅盾同志发言中讲过一句，说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还在香港而没到北京，不然这个报告的起草当会更顺利一些这样的话。这个话我记得，但却不懂，冯乃超同志向我解释，说因为邵、林等同志在香港批评过胡风，所以胡风一听茅公提到此话，就以为是指如果邵、林来了，报告中就能更顺利地批评他胡风了。后来我曾委婉地向茅公转述胡风意见和顾虑，茅公说他不是那个意思，而主要是说邵、林对国统区桂林和重庆时代的文艺情况还熟悉，并说只要胡风来参加起草小组会，他可解释说明。然而胡风的态度始终不变。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他确有点长期形成的宗派情绪。

    在康濯看来，委员会中并没有人有心排挤胡风，也没有人不愿意听取胡风的意见；茅盾之说充其量只能算是“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笑话的现代版；胡风却因此生气，拂袖而去。康濯说的也许都是事实，然而，问题并不在此。文代会报告中对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总体评价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态度，早在一年前香港文委创办《大众文艺丛刊》时就已经在党内达到了基本的统一。因此，无论胡风是否积极地参与国统区报告的起草，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起草委员会也不会完全采纳他的意见。至于个人之间的历史积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件历史文件的形成，还当另议。

    不过，胡风还算比较完整地参加了小说组和诗歌组的活动。小说组和诗歌组设立的初衷是为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评奖，但胡风认为，在对国统区文艺状况的基本认识尚未统一之前，这样做是草率的：“我曾向周扬同志进言过，当时顶好不要评奖，万一要评奖就专奖解放区的。我当时觉得，万一评奖得不妥，不但在文艺实践上要产生负的影响，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受到损失的。”他“进言”的理由不够充分。抗战八年，文艺成就蜚然可观，如不表彰，如何向国人交代；而且，任何评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如果强调“万一”，还要上纲到“政治上”，那就有因噎废食之嫌了。然而，在胡风的坚持下，小说组和诗歌组的评奖工作均无疾而终。不能不指出，胡风的“进言”严重地影响了国统区报告的起草，这个报告实际上完全回避了对“整个抗战期间的作品”的评价，无论是张天翼、姚雪垠、路翎的小说，还是臧克家、绿原的诗歌，或是郭沫若、老舍的剧本，报告中均一字未提。后来的研究者常惊诧于国统区报告的“萧条”，艳羡于解放区报告的“繁茂”，胡风对国统区文艺评奖工作的抵制是造成这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国统区报告草拟之前，胡风就已决定以“消极”态度对待各项工作，他在1949年4月26日给路翎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做任何事，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然而，他对筹委会各项工作的“消极”和“抵制”，无疑会影响上层人士对他的看法，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于是，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胡风的“消极”，胡风的“抵制”，到底是为什么？这些闲言碎语终于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在日记里并非漠不关心地写道：“（5月18日）上午艾青来，谈了一会，说我情绪‘消极’。”“（6月13日）吴清友来闲谈了一会。说是有人说，我到解放区以后见人不大讲话。”“（6月28日）到华北文艺社，与田间、欧阳山闲谈，他们给了我很多忠告。”

    按其本性，胡风其实是不愿“消极”和“抵制”的，只是嫌“位子”没有摆好，加上诗人的敏感气质，师心任气，率性而为，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影响既出，他变得越来越敏感。到了文代会召开的前几天，他的敏感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的日记中有数则这样的记载：“（6月27日）到丁玲处闲谈了一会。雪峰来汇报，他们一道‘去一个地方’，我赶快一个人走了出来。”“（6月28日）昨晚去了一个地方的人，脸色全变了，避免和我谈话。”“（6月30日）上午，到怀仁堂开文代会预备会。已见过的人避不讲话，新见到的人，有的很亲热。”

    6月30日召开的是文代会开幕前的预备会，胡风“突然”发现他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他依然没有反躬自省：是他人有意识地联合起来排斥自己，还是自己的不合作态度终于被他人所厌弃。事有因果，不究因只求果，是会走进死胡同的。组织上态度的转变，成了胡风的又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几年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重提此事：“从开会前几天到会议进行中的大半时间内，负责的同志们忽然都避开我，见了一个也不打招呼，面对面了顶多只是勉强招呼一下而已。”

    在这次预备会上，通过了文代会常务主席和正副总主席及主席团名单。总主席：郭沫若。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常务主席团十七人：丁玲、田汉、李伯钊、阿英、沙可夫、周扬、茅盾、洪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张致祥、冯雪峰、郑振铎、刘芝明、欧阳予倩。

    胡风没有进入常务主席团，但被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团有99人）。

    近年来，有些研究者为了维护胡风“思想斗士”的形象，不愿论及文代会筹委会的“位子”对他的情绪和命运的实际影响，这种善意的顾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当年，胡风因“位子”而闹情绪之事尽人皆知，胡乔木曾规劝过他，说“这不是论功行赏”。仔细品味话中含义，令人回味无穷。冒昧地说，若真个“论功行赏”，胡风的位子也只能如此摆；请看常务主席团名单，叶圣陶尚且不在其中，他是“旧文协”的一把手，而胡风只是其下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三

    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开幕，7月19日闭幕，会期共17天，中间有若干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为11天左右。

    会期中，胡风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尤其在听过茅盾的关于国统区文艺情况的报告之后。他曾在回忆中提到这样一个感人泣下的插曲：“楼适夷同志来看我，责备我不该不提意见，说会几乎开垮了，要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来才挽救了回来，使党受到了太大的损失，说着就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他这单纯的热情也使我感动得流了泪。”此事是否真实，时间上有无误记，还有推敲的必要。

    毛主席和周总理莅临文代会是在会议的第4天，即7月6日，这一天的会议由阿英任主席，“大会纪念册”有这样的记载：“下午两时周恩来副主席莅会，作报告。大会进行中，有北平市儿童团的献花，北平市国剧公会代表叶盛章、张曼君、徐东来等七人的献旗。七时二十分，在周恩来主席将要结束报告时，毛主席突然莅临会场，并作了简短的讲话，全场欢声雷动。”

    周总理作《政治报告》是会议议程中早就定好的，并不是临时请来的，报告也是事先写好了的，言辞间没有“挽救”会议的意图。毛主席“突然”来到会场，即兴地讲了几句话，纯粹是表示祝贺，话语中也没有“挽救”会议的表示。前三天的会议议程，分别由郭沫若作大会总报告、茅盾作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周扬作解放区文艺运动报告。代表们即使对上述三个报告有意见，也不会马上表现出来；即使需要胡风“提意见”来挽救会议，那也应该在7月8日大会进入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阶段之时或之后。然而，那又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莅会拉不上半点关系了。

    毫无疑问，胡风在回忆文章中对文代会进程的描述有失准确。他对文代会的不满情绪，不是能够单单从茅盾的报告中就可以找到答案的，还应该追溯得更远一点，追溯到筹备委员会为他安排的位子，追溯到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对他的理论的批判，追溯到抗战时期进步文坛内部若干次论争，追溯到抗战前夜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追溯到1933年前后因“典型”问题与周扬的分袂，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初他与周扬一起把《现代》全部撰稿人都打成“第三种人”……当然，最近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位子”问题。

    7月1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全国文联自此日宣告成立。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常务委员21人。胡风仅列名全国文联委员（共87人）。

    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委员会”正式确定：编辑委员是茅盾、胡风、厂民；干事是董均伦、杨黎、侯敏泽、钱小晦。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同时宣布成立，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胡风为常务委员（共21人）。

    仅从上述人事安排来看，上层对胡风的安排仍算是妥当的，充分顾及了他的革命资历，也兼顾了他的理论工作和编辑工作的特长。

    对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功过，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都有详尽的评价。统而言之，此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轫，大会制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将深刻地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进程，其组织方式塑造了其后几代作家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周扬在解放区文艺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胡风对这次文代会评价甚低，他说：“在文代会期间和以后，一般都是不满意的。情形很混乱。这不满意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我却遭受到了一种比那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此时胡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从个人际遇上着眼，尚不能虑及建国初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否存在着偏颇之处。因而，他的意见并不具有较高的普遍性。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了，胡风怅惘地走下主席台。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文艺界的集体亮相中，他是自愿地站到“消极”和“抵制”一方的代表性人物。直言之，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而激化与变质则是在若干年后。从此以后，他锐利的笔锋所针对的不再是过去的具象的个人，而是不可把握的组织实体，他如走入无物之阵，荷戟四顾，不禁怆然。（原文约10000字，限于篇幅，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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