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单位抽派干部到地方参加土改，是50年代初的一个重要使命。黄苗子于1951年11月2日由北京出发，前往广东参加土改，团长为许广平。
黄苗子保留下了参加土改过程中的全部3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小字，记录着他在整个过程中大大小小各种会议的内容，其中包括领导报告、任务安排、工作总结、思想体会等等。这些记录，是土改过程的重要史料，也是黄苗子个人这段生活的真实反映。
黄苗子到的是广东省恩平县，他负责新君乡三条巷村的阶级调查。
根据他的笔记本的记录，这是一个大村，总户数54户，其中被定为地主的23家，贫雇农5家，小土地出租者10家，工人4家，华侨2家，典当1家，中农5家，贫民1家，二流子1家。从这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所定地主数量在总户数中占有很大比例。
如何具体进行土改工作，似乎没有太大必要予以详尽描述。在黄苗子看来，对他思想上最大的触动，是在1952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对以担任华南局书记的方方等广东籍干部“地方主义”的批判。
关于50年代初在广东引起强烈波动的这场“反地方主义”运动，曾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的张江明在一篇《广东“地方主义”冤案是如何平反的》（《同舟共进》1997年3期）文章中有这样的叙述：据我了解，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表面上是反方方的地方主义与“和平土改”，其实也是反对叶剑英，因为叶剑英明确宣布，方方是他搞土改的助手，并制定土改的方针政策。有的批判方方的发言，公开点名说叶剑英是方方的后台，对土改右倾，甚至是“带头搞地方主义”。但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保护，没有反下去，便采用“告御状”的办法，使叶剑英离开广东。叶剑英的身体累病了。经党中央同意，叶剑英到别处治病和疗养。不久，调到中南局和中央军委工作。
黄苗子虽然是来自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但既不是党内人士，更不是领导干部，当年他无从知晓共产党内部围绕广东土改所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然而，他所亲眼看到的一位恩平县县长的命运变化，则令他感到事情发展的突然和不可预知性。
这位县长叫郑鼎诺。黄苗子回忆，郑是一个很受人敬重的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他活跃于东江纵队，广东新政权一成立，他便成为恩平县县长。黄苗子他们到恩平之后，还是由郑负责领导这里的土改工作，在黄苗子笔记本最初的记录中，便可以发现他对开展土改工作的指示。但是，在1952年开始的反对广东“地方主义”运动中，郑首当其冲受到打击，他的开明、温和、理智的风格，被认为是“右倾主义”，是向敌人投降。
一夜之间，在恩平县受人敬重的郑鼎诺县长，突然成为被公审的罪犯，这变化实在令许多土改工作队员惊诧，也令当地人难以接受。黄苗子的笔记本中，记录下了这样一大段文字：“关于公审罪犯郑鼎诺等人的传达”。这些记录，是对那一历史时刻极为真实而珍贵的反映。历史的不可预知性、批判的粗暴、人的命运的悲剧性，都在这些记录中呈现出来。
以郑鼎诺为首，他的错误与罪恶何在？
1、首先他将我们政权双手送与敌人，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红皮白心，叫做社会主义，但样样听美国话，样样反对苏联，我们取消剥削压迫，但铁托大批逮捕工人农民，与郑鼎诺在恩平所做的一样。郑一到恩平用很多地主分子、国民党当权派，公安局法院是维持我们政权的武器，但他用了这个武器为敌人服务。
2、郑是地主阶级，参加革命10年来未改变他的阶级本质，他是抗日时入党的，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受帝国主义威胁，他就卷入，当时他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一直到现在他还拥护他本阶级的利益，损害贫农利益时他不关心，损害地主阶级利益时就哇哇叫。郑自己是共产党员，人民政府是人民政权，但他本质是地主。
他调动了庞大群众，一部分是反动，打人民，但另外腐蚀了大部分同志，因此党号召大家站队。他有阶级观点，好多人怀念他，因为他态度好，不骂人，这不是从阶级出发看他，他穿破鞋，勤勤恳恳，但越是这样，越是影响坏。他好像没有阶级观点，但事实上是从地主阶级观点出发，他们篡夺了工农果实，就与地主阶级分赃，每人发展一部分势力，其总的就是以郑鼎诺为首。对同志错误不加批评，以艰苦朴素外衣，隐瞒地主阶级内容……取消党内思想斗争，取消批评自我批评。
有人参加大会，说“郑没有瘦，我以为他一定很瘦。”这是没有阶级观点，在大会中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关心，关心的只是这个罪犯的肥瘦，说明是阶级观点模糊。恩平党、队伍、干部，打游击时训练少，土改中亦是。
黄苗子没有写明是谁做的转达。
在黄苗子的笔记本中，还夹有一封信，这是当年另外一名土改队员写给黄苗子的，它无意中也被保留下来。这封信，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她的信如下：
黄苗子同志：
我进入南大校来已有十多天了，在这十多天中，我们的学习生活都很紧张。经校方领导同志的报告，方知南大的性质，现在告诉你吧：1、改造知识分子；2、提高在职干部；3、培养工农干部。学习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标准，检查批判自己，建立革命人生观。
这次我能进南大来，是我学习的最好机会，因为参加革命多年来，我未好好地学习过，未彻底地清算过自己所存留下来的右倾思想，过去对党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次有系统、严肃的、紧张的学习，对我教育很大。经十多天的学习，使我初步认识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正如同志们在县大队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下决心彻底清除错误外，并请你多批评我，我知道你善于帮助同志改正错误的，现在我正热望着你给我的指教。
这里的学习时间可能延长（半年或四个月），校方当局说：怀孕的女同志不适于学习下去（我已怀孕几个月），可能提前回去了。现你的工作很好吧！我期望着你，我回去时见你已成为土改模范的英雄。
布礼
永智于元月八日
看来，写信者“永智”也被认为是思想右倾的人。黄苗子回忆，永智是当地人，是地主的女儿，虽然只有20多岁，却已有5年党龄。她在中学念书时和一位男朋友一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日游击战中，她和男友（后来成为丈夫）都以在枪林弹雨中的机智勇敢而在当地颇受群众爱戴。他们两位均是郑鼎诺的学生和得力干部，此时，自然也受到郑鼎诺事件的牵连，与土改团告别，进入南大学习，之后便失去联系。
近来我曾打听过郑鼎诺的情况，不得而知，我相信在90年代所谓广东“地方主义”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的时候，这位县长一定会得到重新评价，但他现在是否还在人间，他后来的命运是如何发展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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