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述陈明洋李益伦：记录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三天后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是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1998年）的前夕，本报记者有幸拜访了85岁高龄的任老，并聆听了他对那次会议的回忆。下面的文字就是根据采访录音记录整理的。

    可贵的民主气氛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是亲身参加者。12月18日那一天，具体是怎么过的，我回忆不起来了，因为相隔那么久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5天时间不长，但解决了极为重要的问题，这都见诸公报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铺垫，特别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系列重大历史决策。那次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三中全会当然是很重要的，做出了总的决定，发表了全会公报。我们参加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大多数人，对三中全会的结果，都感到很满意，大家都很高兴。

    我对中央工作会议的印象，比对三中全会的还深。主要是畅所欲言，发扬民主，有什么讲什么，透明度高。会议期间，各抒己见，可以互相交流，那次工作会议心情是很舒畅的，对中央的什么人都可以提意见，我当时在东北组（任仲夷是东北组的召集人之一），我在发言中就曾针对吴冷西同志维护“两个凡是”的发言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1978年12月5日，任仲夷作了长篇发言，针对吴冷西的发言，逐条批判吴的观点，登于《中央工作会议工作简报》东北组第40期）。否定“两个凡是”，过去就有文章，但中央还没有表态。在那次会上就公开讨论，指名道姓，包括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陈锡联，他就在我们东北组。（《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东北组第2期、第31期登有任仲夷等对陈锡联“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批判。12月1日晚，邓小平、李先念找任仲夷等谈过陈锡联的问题。）华国锋作为主席，他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最民主了，今后我们还要提倡那样的会议，不能把会议开得不那么活泼，不那么畅所欲言，敢说什么，不敢说什么，不应该有什么顾虑。敢于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敢于提出批评，无论对上还是对下，都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次会议做到了这一点，三中全会也是一次这样的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我作了几次讲话，都登在会议简报上了。那次会议，你怎么讲的，简报就怎么登，如实地写进简报。不作什么删节，也没有什么发言者提出这一段不要记，如果你记我就不讲了的情况。透明度非常高，非常民主。十五大报告讲了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以后，各省贯彻十五大精神，我从《内部参考》上了解到，讨论当中几乎没有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当然可能我了解得不全面。报刊上也不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讲？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讲了，底下还不讲？这好像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这样就不好。我觉得今后还是要发扬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如有不同意见，当然应该进行辩论，经过讨论和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要充分展开讨论，发扬民主，展开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嘛，不争论可以，不讨论行吗？讨论当中有没有辩论啊？小平说“不争论”，他的意思是说不要作无谓的争论，把时间耽误在无谓的争论上。今天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那次会议为什么那样民主？简单地来说有两条：从我这样的一些会议参加者来说，希望会议那样开；与会的人都愿意那样开。不那样开，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的领导同志，就不能重新出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

    划时代的意义

    三中全会，我认为是把三十六天会议的精华加以概括、提炼，形成了党的决议，也就是三中全会的精神，然后公布于社会和人民群众。

    应该补充的是，没有那个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没有三中全会。所以三中全会是令人难忘的，但对于参加过三中全会的人来讲，“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是“三中全会以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工作会议的本身就打破了“两个凡是”。在那次会上，“两个凡是”的观点受到了彻底批判，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不打破“两个凡是”，就没有开放改革，就没有今天。

    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左”还是反反复复。左的和右的总是有的，现在也还有。其实“左”和“右”都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想要消灭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消灭正确的更不可能，左和右永远会有，就看哪个占主导。唯心，唯物，都是同时并存的。有唯物，就有唯心，“两个万岁”，永远如此。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给中国开辟了一个新方向。1980年的上半年，我还在辽宁省的时候，曾经向华国锋提出来，在广东、福建办特区的同时，也允许在大连搞特区。当时他听进去了，动心了，就叫谷牧到辽宁了解情况。谷牧说，中央准备在广东福建两省作为试点搞四个特区，大连现在不能搞。结果下半年把我调到广东了。（1978年11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东北组第29期登出任仲夷的长篇讲话。其中专门谈到：“必须有重点有步骤的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副主席讲，要使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搞得好一点。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全国各个地区都要搞现代化，但是不可能同时实现，全国可以选两个省或地区先走一步。国内有了现代化样板，可以带动和支援全国。东北这样的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好，辽宁工业密度不亚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搞四个现代化先走一步，对全国加速实现现代化，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没有想到，三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央把我调到广东工作，我很高兴到广东工作，因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这正好和我在辽宁“先走一步”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到了广东，给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我到农村跟农民谈话，到工厂跟工人谈话，跟下面的干部谈话，他们都用这句话：“自从三中全会以后”，“三中全会以来”，这话说了有好几年。也不提十一届，就提“三中全会以来”，现在一说还是“三中全会以来”。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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