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瑜/口述孙伟林、孟玮/采访整理

    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当时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自己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决定以科技界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

    记者：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邓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您参加和见证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召开的整个过程，请问这次大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吴明瑜：邓小平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所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从1975年编起，就是从军队要整顿开始。从《邓小平文选》来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科学大会，再到1978年底三中全会这段时间，小平同志是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道路到底如何走，走向何方。过去一直在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28年过去了，很多人的温饱还不能解决，生活质量很差，所以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后来他说得更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呢？

    从这个问题出发，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既然要改变过去的路线，就要有勇气对过去的错误做正确的分析。毛泽东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制定的路线到底对不对？为什么“文革”结束时，经济几乎濒临崩溃？所以，要对毛泽东有个全面、完整的分析。邓小平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提法。

    第三个问题，作为国家新一代领导人，要改变原来的路子，应当从何处入手？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讲要从科学技术着手。所以他多次谈话，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小平同志复出，5月12日他就约了方毅和李昌谈话；5月24日，他和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两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小平同志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觉得，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

    当时，小平同志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谈话时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工业、农业都受到损失，但是损失最严重的是科学和教育，科学和教育损失了、耽误了十一二年。那时候宣传“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口号甚嚣尘上，损失惨重。要搞建设，没有人才、没有科学知识怎么搞，所以小平同志当时是心急如焚啊！

    “文化大革命”对科学事业的破坏极其严重

    记者：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如何？

    吴明瑜：科学领域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有其前因的。早在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时，就非常明确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胡耀邦来中国科学院搞整顿。他是7月18日受命，7月22日来到科学院，11月19日在“批邓打招呼会”上被停止工作，前后只有120天。但是就在这120天里，胡耀邦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进行拨乱反正，给科技界留下了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印象。

    胡耀邦在科学院深得人心，一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主要地是因为历史潮流。历史的潮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流不完的泪，站不完的队，家家有怨气，造反派批别人，自己也被别人批，今天你批他，明天他批你。千千万万的家庭，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农民，从今人到古人，都是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老百姓都厌烦了，都希望安定，希望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去。

    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国家的前途渺茫，个人的前途渺茫，科学的前途渺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实在是惨不忍睹！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一百八十多位高级科研人员，80%的人受到各种批判，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打击、迫害。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有十几人。像赵九章，中国第一个提出搞人造卫星的科学家，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又如叶渚沛，冶金学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都被迫害死了。这还是在北京，外地科研院所的人员受迫害更严重，比如在长春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几乎80%的人都被打成“特务”，逼死了十几条人命（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在复出后立即要求吉林省委处理该所当时的军管会主任）。中科院“文革”前有一百多个研究所，到“文革”后期只剩下22个所。“文化大革命”十年对科学事业的破坏极其严重。

    胡耀邦的120天

    记者：胡耀邦采取了什么措施？

    吴明瑜：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耀邦在科学院搞整顿时说，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搞上去，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不一样的，政治是挂帅的，政治工作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政治工作如果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就是失败的。如果破坏了科学工作的发展，那就是反动的政治工作。当时能把话讲到这样的程度，人们觉得真正是至理名言。他在120天中主持制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

    1975年10月25日，科学院召开了“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耀邦在会上深情地说，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是中间的一个。三大革命运动，科学有三分之一，科学极其重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科学现代化，就不会有其他的三化。所以，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奋斗。他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点个小油灯，在灯下看书学习，现在是什么条件，虽然还是很困难，但还是有电灯啊，要抓紧时间。最后这25年的时间，就是赌咒、发誓，也要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他建议到2000年，再到这里开个大会，来庆祝我们这个长征胜利——“新长征”的胜利。他的讲话非常感人。他说，“我今年是60岁，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年轻人上来讲话了，不是我们这些人上来讲话了，如果我能挣挣扎扎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小孙子用手推车把我推到台前边坐着，我抽支烟，看你们在台上讲演，庆祝这个长征的胜利，我也分享这个快乐。”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台下成千的人都在流眼泪，唏嘘之声不断。

    1975年底，“四人帮”精心策划北京科技界的批邓大会，作为他们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一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第一个战役。首先从批科学院《汇报提纲》开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复辟”的先锋，胡耀邦是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大会是在首都体育馆开的，“四人帮”为了壮声势，搞了万人大会。胡耀邦当时因病住院，由李昌到会接受批判。当主持人宣布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大会开始后，不知台下谁给递了个条子，说大家都不认识这次会议的批判对象胡耀邦、李昌。会议主持人也没多想，就说，“李昌你站起来，下去走一圈，让大家看一看”。本来是要揪出来示众的，但李昌一站起来，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昌绕场一圈，一路走下去，走到哪里，哪里就热烈鼓掌！

    当时场内安排了一百多位记者和摄影录像的人员，新闻制片厂等单位都来了人，这都是姚文元布置好的。预定《人民日报》第二天的头版留半个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一开始就碰到了这么“煞风景”的事。批判会开始后，会场上的人就往外跑，万人会场，最后稀稀拉拉。拍电视的走到哪里，大家都用手来挡，所以电视片也拍不下来。造反派的头头着急了，看人都往场外跑，就叫人把首都体育馆的大门紧紧锁住，结果锁住也没用，人们跑到休息室不进会场。“批判会”开得一塌糊涂，这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心所向，那时已看得很清楚了。

    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振兴科学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奏。

    科学大会前的准备工作

    记者：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攻坚战，听说当时也遇到了许多阻力和干扰？

    吴明瑜：科学大会在会前充分地做了酝酿和发动工作。翻开《邓小平文选》，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讲话：《“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开会之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科学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开会。通知上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二十多年来我们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我们的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来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因此，这个文件发下以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为邓小平起草大会文件

    记者：请您谈一谈起草大会文件的情况。

    吴明瑜：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负责，负责四个大会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的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里，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是这样想的，邓小平的讲话是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的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来源于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邓小平在1977年作过很有名的“8月8日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并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我们在起草讲话稿时还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也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

    记者：华国锋的讲话稿是怎么起草的呢？

    吴明瑜：华国锋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决定去征求一下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但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建议华国锋的讲话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搞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当时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所以，我们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回来后就把两个稿子这么起草了。

    邓小平对讲话稿很满意

    记者：邓小平看了讲话稿后有什么意见？

    吴明瑜：这两个稿子写完以后，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很快有了回音。因为讲话稿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和多次讲话精神，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具体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他说：“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在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邓小平同志坚持“一字也不要改”

    记者：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讲话稿有没有碰到阻力？

    吴明瑜：稿子当时在科学院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阻力来自上层。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过去毛主席讲过的“团结、教育、改造”，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划定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邓小平的论断明确了知识分子是自己人。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我们很着急，方毅更着急。突然之间华国锋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找人写的，我们起草的稿子废弃不用了。科教兴国的思想在新的讲话稿里没有反映出来。华国锋在讲话中还是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说“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不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这反映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上两种思想的斗争。经邓小平讲话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逐步成为共识。

    邓小平讲话后，反应非常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那时候七十多岁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确实，过去都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端，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自己人了。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就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会议还表彰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大会的有五千多名正式代表，加上有关单位列席的，共有七千多人，这个会议影响很大很深。当时的会议简报，反映了会场上很多动人的场景和气氛。

    记者：您觉得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吴明瑜：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有两条：第一，振奋人心，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从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迎来了新中国的春天。郭老的那篇讲话为什么感人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的春天”这个概念，一下子解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本来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要挨批判挨整，谁受得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优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开拓新生产力的人不就是优秀分子吗？这是功莫大焉。科学大会从整体上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都去追求知识、追求科学，我觉得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

    第二，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知识分子问题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有人说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好像太低了吧？但是他不知道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时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自己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调动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才有了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

    （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