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日

    上午马如荣先生带他的儿子贝特温、女儿林恩来，王恭守兄夫妇来。

    与受颐兄通电话，约定在洛杉矶多住一天，到八日晚十一点飞回。

    在元任、韵卿处吃午饭。

    下午在寓睡了三个多钟头！

    恭守与露西来同晚饭。饭后到中国楼小坐，又同去看同学陈健安（行）的夫人和她的女儿秀端、秀芬。陈夫人写了一本《自传》，我带回来看，看完了才睡。

    1957年1月2日

    出门理发，买了一套衣服。

    张紫常兄夫妇来谈。

    Dec·29的中共广播四千字（是一万四千字的提要），此地三四个日报一字不提！今天看《纽约时报》（Dec·29），竟登为第一条要闻。只此一事，使我怀念纽约的报纸！

    Dec·30 （Sun·）的《纽约时报》的一周新闻，也摘出北平广播中批评铁托的一长段，又有社论专论这广播。

    1957年1月3日

    上课。述中国“史学”的一千多年来的经过。

    刘知几的《史通》（701-710）是史学自觉的批评的着作。其中如《疑古》、《惑经》诸篇都是这种批评精神的表现。

    柳宗元（d·819）的《论语辩》、《晏子春秋辩》诸篇是考证的文字。

    到了十一世纪，史学成熟了。

    欧阳修的《集古录》是史料学的成立。他的跋尾，自觉地说明石刻可以考订历史，可以校订刻本《韩昌黎集》，“是知刻石之文可贵也，不独为玩好而已”！

    他的《魏受禅碑跋》（《集》137年），是史料考证的最好文字。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合撰的《通鉴》（1084），尤其是他们的《考异》三十卷，都是史学成熟的表现。

    吴缜的《新唐书纠缪》（1089）二十卷也是十一世纪的史学考证的成绩。

    十一世纪有欧、曾、大苏、沈括、吴缜，考证的方法已上轨道了。（三刘，范祖禹当然在内。）

    此下便是赵明诚、洪迈、洪适、周必大、吴棫、朱熹、张淏（《云谷杂记》）的时代。

    与其说，（如章学诚说的）亭林百诗东原之学“即朱学之数传而后起者也”，不如说，这个考证的学风是一千多年逐渐发展出来的学风。

    1957年1月4日

    与元任、韵卿谈。在他们家中晚饭后，元任与我去看布德伯格教授及其夫人。布德伯格的父亲是帝俄时代的陆军大臣，革命后他家分散在世界各地，他在远东学华文华语，成为专家学者。所以他最能领会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开讲演的第十讲，他说他很受感动。

    1957年1月5日

    彼特·A·布德伯格教授及其夫人今晚为我开晚会，请了七十五位客人。

    555 Santa因为有四位客人不能早到，所以我也不能早告辞。我走时已半夜后了。

    中央委员会昨签名祝寿 ①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恭祝总裁七秩华诞，于卅一日在会内设立寿堂，全日举行签名祝寿。寿册前有寿序，序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唯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明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邠之际，乱忾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日月，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祝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签名者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千余人。

    国民党的思想如此！

    1957年1月6日

    今天上午王恭守兄开车送我到飞机场。十二点起飞，一点半到洛杉矶。李总领事孟萍、蔡领事、钱领事、陈受颐、受康两家夫妇、张公权先生、莫泮芹夫妇及华侨领袖多人皆在场接我，我很不安。

    受颐车〔送〕我到克莱蒙特，住教工楼，很安静，设备很好。

    此处的 “克莱蒙特各学院”包括波摩娜学院，克莱蒙特学院（研究院）、斯克里普斯学院（女）、克莱蒙特男子学院、哈维·穆德学院（工程学）。

    晚上在受颐家喝酒对谈。到半夜后始分别。

    1957年1月10日

    今天下午上“最后一课”。学生及旁听者（有三个教授）鼓掌欢送。

    晚上在李卓皓先生家吃饭。长谈。

    卓皓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他是实验内分泌学教授、医学教授和生物化学教授。他已允下学期到台北去做中基会客座教授。

    1957年1月11日

    早九点，辛格勒顿少将接我去卡梅尔和蒙特利，作两日半之游。

    中午在旧都俱乐部午饭。主人是R·伯德博士，阿伦·格里芬上校和斯普拉斯上将。

    午饭后去参观“陆军语言学校”的官话广州话教室，我很感兴趣。

    1957年1月13日

    早九点，与李抱忱到亨利·S·奥夫顿博士家吃早饭。有格里芬夫妇。

    饭后，抱忱开车送我回伯克利，林孟工（崇墉）同来。

    1957年1月14日

    胡渭《锥指》：“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岁在丙午。”道元死在孝昌三年丁未（527）。胡渭误记了。

    赵一清（《注释》五，39下）引此，而不知改正。他自己屡次误记道元死年，其源在此。

    何焯（《注笺刊误》六，19下引）也说：“道元卒于孝昌二年。”

    赵一清说：“道元卒于孝昌二年。”（《刊误》五，34下）。又说：

    天监四年是魏孝昌元年。明年，道元被害于阴盘。（《刊误》十，25上）

    这更错了！梁天监四年是魏正始二年（505），在孝昌元年（525）之前二十年！（刻本十六，补《洛水篇》，则说“道元卒于孝昌三年”。疑是挖改，当考。）

    东潜曾详注《北史》、《郦范》及《道元》两传。竟不知道元的死年，可为大疏忽。大概前人的工具书（如年表之类）不完备，检查不方便，容易有此种错误。何义门、胡东樵、赵东潜竟以讹传讹如此！

    1957年1月15日

    北大地质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W·葛利普）死后，他的书记卡罗塔·福兰自称是他的妻子，颇使我们难于应付她。

    去年她说，葛利普的一部最后着作《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她手里，共廿三章，前十一章已由她打有清本，余十二章则是稿本。她在西德雷马根，莱因瓦尔登堡23号街，生活很窘，愿以一千DM（德马克）卖出此书全稿。我请她挂号寄来。我本想请专家看看，然后买下此稿，为这位老友留个纪念。

    昨天她打电报来，说她病了，需此款。我今天到美洲银行，电汇$ 250给她。

    恰巧今天阮维周先生来看我，我请他看此稿，我说，请“中国地质学会”接受此稿，作为我的赠礼，为葛利普留作纪念。他很高兴。

    1957年1月16日

    亚洲协会的会长布卢姆与同事斯图尔特同来与我同午饭。

    1957年1月24日

    今天斯坦福大学的霍伯特·J·谢克，弗兰克·G·詹姆士（艺术特别顾问），约翰·W·L·普兰特（东方艺术馆长）来午饭。他们谈他们希望台中的艺术藏品能来此邦展览。

    1957年1月25日

    受颐说，University of，Santa Clara，中国俗文学甚多。他还没有去看过，袁守和曾看过，可惜我这次不能去了。

    林孟工先生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或五日，七日）有大文章，题为《为争取财经好转而奋斗》，内容主张：

    ①肯定世界和平，

    ②中共要裁军，

    ③土改要温和化，

    ④对工商业要采和缓政策，

    ⑤节省开支。

    不等到三星期，“韩战”就起来了。

    此文大值得捡来一看。

    1957年1月28日

    今天（Agricultural）R·；Dean（of），和莫里斯·A·斯图尔特主任与阮维周先生同来午饭。

    昨晚我伤风了，喉咙有点肿。因为我已决定明天（廿九）晚上起飞，故我自己勉力要把伤风治好。

    1957年1月29日

    昨晚我伤风了，颇困顿。今天稍好，把案上函件清理完了，丢去不少。

    去看罗伯特·克纳夫人。

    晚上元任家中邀了伯克利、旧金山两地的中国朋友，共二十多人，给我送行。韵卿母女做菜。

    张充和唱《游园》、《思凡》。

    元任弹唱我的《上山》、《他》、《也是微云》，又唱“老天爷”歌。

    多数朋友都从赵家送我到飞机场。

    十点起飞。

    1957年1月30日

    早十点到纽约。

    叶公超兄来谈。他今天飞往欧洲。

    今天是旧历除夕。

    连日睡眠太少，故伤风不容易好。

    1957年1月31日

    今天是旧历丁酉年元旦。

    1957年2月13日

    去看克兰德·福克纳医生请他检查我的身体。

    我把这十多天的病态讲给他听，他也疑心是溃疡。他叫我去史蒂芬·怀特医生处照X光照片。

    明天照胆与膀胱，后天照胃。

    去看怀特医生，取得明天照X光的事先应准备事项。

    1957年2月14日

    照X光照片。早饭前去一次，早饭后一次。

    晚上忽然大泻许多次。粪是黑的。

    1957年2月15日

    照X光照片。

    下午福克纳医生打电话来，说他看了两天的X光照片，我的胆与膀胱无病，也没有胃溃疡，但胃部似有抽缩状，他要我下星期一（Feb·18）再去看他一次。

    昨晚与今天我泻了多次，今天下午出门，我感觉很衰弱。从81大街口到摩尔夫人家（公园大街1000号），只有三条街，我觉得走得很吃力。

    后来（五点）我到中国研究院的鸡尾酒会，竟觉得有点发晕。我把此〔状〕告福克纳医生，他叫我星期一带点粪去给他验看。

    1957年2月16日

    泻已不是水泻了，但仍是黑粪。人仍感疲弱。

    杨联陞来谈。同去到蒋彝先生的晚饭之约（在大上海）。

    1957年2月17日

    这一天最危险，几乎遇着大危险。幸得青年医生赵宽先生（65大街东131号）（我本约了他今天三点去为我种牛痘）临时有决断。他看我身体很弱，听我述三四日来的情形，即知是失血很多。他说，“我就打电话给福克纳医生，请他在纽约医院订一房间，我自己开车送你去。”他不让我回家，就送我直接到医院。

    到医院门口，福克纳医生已在等候，并且有一部轮椅候我上楼！

    我进了房间，脱了衣服，医生就给我输血了。

    是夜半夜时，我大吐血，吐得很多。福克纳医生约了外科S·W·摩尔医生相商，断定是溃疡，但因为我曾有心脏病，今天血压很低，故他们暂不用手术，先做大量的输血。

    1957年2月18日

    这一天的事，我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半夜又大吐血。

    半夜后，福克纳和摩尔医生决定用手术。由S·W·摩尔医生主持。

    1957年2月19日

    三点开始手术。点半才毕。

    据说，胃的后层有溃疡，故照片上不显。

    1957年3月11日

    下午一点出医院。弗吉尼亚·哈特曼同我回家。

    在医院共住了廿二天。游建文、冬秀来接我回去。

    1957年3月16日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如何？”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1957年4月9日

    “必能疑而后能无疑。”祝世禄（《中央日报》副刊March 23， 57）

    祝世禄，字延之，号无功。万历进士，考选为南科给事，历尚宝司卿。他是鄱阳人。

    他是耿定向门下的大弟子，有《祝子小言》、《环碧斋诗集》、《尺牍》。看《明儒学案》35。《学案》引他的《小言》，无此语，但有下面的一条：

    古人言句，还之古人；今人言句，还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无不信，一信忽断百疑。道不出，方发真疑。真疑者无乎不疑。百疑当得一信。

    这还只是说好听话。

    他说：“谬见流传，心在身中。身中直是一团心耳。原来身在心中，天包地外。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灭后，妙明不灭。”梨洲说：“身在心中一语，实发先儒所未发！”梨洲见解之陋如此！

    1957年5月20日

    今天去请罗伯特·L·利维医生检验心脏。我二月六日去检查过。那时体重146磅有零，今天只有127磅有零。今天的血压是114/72。

    利维医生说，我的心脏恢复得很好。体重减一点儿是好的，心脏的负担可以轻一点儿。

    1957年6月20日

    有人（自称“新亚书院，芸儿”）在《星岛日报》（May 10）上投一稿题为《胡适与打油诗》，大半是抄袭别人同题的文字。但此中有所谓《钱玄同戏答适之》一首，不知是否玄同之作，且记在这里：

    我向阴司报到，无奈阎王不要。

    却说胡适抵死，不知死期到了。

    快些赶办手续，不得东呼西叫。

    地狱审判公道，胡适必定倒吊。

    因你作恶太多，夜叉们知道了。

    一则提倡白话，二则作诗玩笑，

    三则孔子鸣冤，四则神哭鬼跳，

    证明你太捣乱，刀山油锅不饶。

    1957年7月6日

    香港友联出版社的何振亚君来谈。

    他说《热风》里的“李微尘”是一个很有能力又有政治野心的人。当年顾孟余等人的“战盟”，他很出力；后来的失败，他也有罪。

    他又说，“衣爵”的真姓名是褚定民，以“中国难民协会”为号召，是个不足道的妄人。

    1957年7月7日

    一九三七年（？）查尔斯·R·克兰先生要俄国画家F·柴可哈罗夫给我画一张小照。克兰先生死后，他家属把这小照送给我了。

    今天偶翻电话簿的末页，看见他的姓名，还在59大街西210号（CI·7-3576）。

    1957年8月4日

    今天来了三个客人：

    一个是湖北安陆人张澄基，他今年三十七岁，曾到西藏去学佛教，现在为博林基金会译西藏文佛教书。

    其他两个是V·梅特·阿米斯教授夫妇。阿米斯是 E·斯克里普纳·阿米斯教授的儿子，现在辛辛那提大学教哲学。他曾写文字，讨论禅宗和美国哲学、禅宗和实用主义。

    张君住斯塔腾岛区，康科德，威尔逊75号。

    老E·S·阿米斯教授还活着，今年八十七了。

    1957年8月14日

    下午忽然发烧：

    四点一刻    99·5 ①

    九点半102

    十二点102·4

    1957年8月15日

    克兰德·福克纳医生劝我进纽约医院，受检验三四日。

    下午四点入院。

    1957年8月19日

    昨、今两天都没有烧了。

    颉刚《序》中说道：

    平伯看见了（蔡先生）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寄我一封信，告我一点儿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

    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苏州）看我。我劝他独力担任这事。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代觅抄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

    ……（后来）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

    颉刚的《序》的年月是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平伯自己的《引论》题着“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全书出版的年月是十二年（1923）四月。

    颉刚《序》中末节表示三个愿望。其第一段最可以表示当时一辈学人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研究的方法”的态度：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着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我们处处把（用？）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

    颉刚此段实在说得不清楚，但最可以表示当时我的“徒弟们”对于“研究方法改过来了”这一件事实，确曾感觉很大的兴奋。颉刚在此一段说到“正确的科学方法”，他在下一段又说到“希望大家（读这部《红楼梦辨》）而能感受到一点儿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在《序》文前半又曾提到他们想“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分论文、通信、遗着丛刊、版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1）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平伯）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校勘，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

    平伯此书的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说是从本子的校勘上得来的结果。

    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三夜半

    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

    适之

    1957年8月20日

    今天忽然喉部有点不舒服，声音也有点哑了。好像又有一度烧。

    半年来，我常常觉得嗓音易哑，有时不说话就哑。如今天我在医院，当然不曾说话，声音忽然哑了，呼吸也有点困难。

    医生说，高半度、一度不算什么烧。至于喉部，明天可以请一个专家看看。

    我自己猜想，这一次发烧，似是喉部有毛病。

    1957年8月21日

    今天上午十点出院了。

    下午三点半去看喉科医生格瓦斯·麦克安利夫医生。

    下午四点以后，我自己测验温度，果然有烧。从99度到107·8度（半夜）。

    1957年8月28日

    今天赵宽先生电话上说，他们最后的检查报告，我的喉部有溶血性链锁状球菌（β型），故需打十针盘尼西林。

    今天开始打第一针盘尼西林。

    1957年8月30日

    写长信给雷儆寰，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

    1957年8月31日

    打第四针。

    1957年9月18日

    发烧很高，晚间到103度。

    我正在预备联合国的演说稿，实在没有工夫去验病治病。我请钱煦给我药吃，他给我Gantricin ①服。

    1957年9月25日

    下午又有烧，请钱煦来，他用四环素把烧除了。

    1957年9月26日

    我在联合国为代表团作大会辩论的演说，费时43分钟。用的是英文，总算还成功。

    1957年10月22日

    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辞职的事，十一月三日召开评议会，选举三个候选人，由“总统”选任一人。

    此次骝先辞职，实等于被逼迫去职。海外有六个评议员，都很愤慨。

    今晚勉强写信委托王世杰先生代表我投票：①朱家骅②李济③李书华。

    又写长信慰问骝先。

    又写信给中研秘书杨树人先生。

    写完后，已半夜后一点半了，我自己出门去把信投入信箱，才回来睡。

    1957年10月23日

    今天又发烧，下午四点以后，逐渐上升。半夜后到102·5度。

    1957年10月24日

    今早还不退热。上午九点还是102·5度。

    下午三点到103·4度。

    赵宽医生来，他说是“肺炎”，故给我打了一针盘尼西林，以后热度就稍降到102度。

    1957年10月25日

    今天上午七点，热已退到100度。下午又升到102·2度（三点半）。

    六点以后，热渐退。十一点到99·8度。（下午赵宽先生给我打了第二针盘尼西林，立见功效。肺炎是由于肺炎双球菌引起的，也可以用盘尼西林除它。）

    1957年10月26日

    今天退烧了。

    上午八点98度，这对我来说还算有点烧。

    下午六点为98度，那就没有烧了。

    1957年10月31日

    《大西洋月刊》（美国最有名的文艺月刊）今年庆祝一百年，十一月专号有我的朋友弗朗西斯·亨利·泰勒写的《艺术的召唤》（与伯纳德·贝伦森的谈话），一篇很有趣的传记文字。贝伦森生于一八六五（？）年，今年九十二岁了。他是意大利艺术的最大权威。在他的谈话里，有几句话使我最感兴趣。

    早些年我游手好闲，没有从事什么工作--当时我好空想，总沉溺于无用的好奇心。开始时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对一些无用的东西表现出强烈的爱好，诸如读一些希腊诗人和普罗旺斯诗人的诗选。我从来不怕浪费时间。

    1957年11月25日

    张荫麟曾引朱子“一齐打烂，重新造起”二句，不知出于何书。记在这里待查。

    朱子《语录》里，常有这种态度的表现。如云：

    欲整顿一时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济事。须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几有益。（108，p·9）

    又如云：

    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108，p·6）

    1957年12月13日

    “总统”允准胡适推荐 令李济代中研院长

    并电胡氏加意调摄早日就任

    【中央社讯】    “总统”十二月十二日令：中央研究院长胡适未到任以前，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暂行代理院务。此令。

    【中央社讯】    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因病尚未就职，最近电复“蒋总统”，请求派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暂行代理院务。“总统”已准如所请，并电复胡适博士，希望加意调摄，早日回国就任。

    中央研究院自朱家骅院长辞职后，曾经该院评议会选出继任人胡适等三人，报经“总统”选任胡适博士继任。嗣胡适因病恳辞，复予挽留。兹悉胡适博士曾于本月六日由纽约电陈“总统”，略称：“奉十一月九日电时，适肺炎退烧后，医言尚须继续检查，未敢即复。本日复验，有贫血征象，医仍劝告最近不宜远行。唯院务亟须有人负责，因特再诚恳电陈，可否请任命李济（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暂为代理院务，使适可遵“总统”前电所嘱，安心调养，早日回院就职。迫切渎陈，倘蒙矜许，不胜感激”等语。“总统”准如所请，并电复胡适，已派李济暂代院务，仍希加意调摄，早日回院就任。

    1957年12月14日

    爱迪生的故事 ①

    1957年12月22日

    今日体重119磅（不穿衣服）。

    上午钱煦来，试我的血压为116/74。

    已八星期没有热了。

    1957年12月26日

    今天上午写信给胡颂平，还说“今天已整两个月没有发烧了”。下午我感觉不舒服，四点试热度为98·6度，这在我已算是有烧了。七点后到99·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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