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①，十二，八（Tu·）

    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演讲

    新闻记者的修养②

    【本报讯】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昨天下午四时在木栅沟子口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以《新闻记者的修养》为题，对该校学生发表演说，勉励他们将来在学成之后，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去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在这篇讲演中，胡适博士首先指出，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谈到新闻记者的修养，特别是未来的新闻记者，他主张要多看侦探小说。

    侦探与武侠小说

    他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都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胡适博士说，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他希望同学们能多看《福尔摩斯》一类的良好的侦探小说，因为这一类的侦探小说，不但可以学好文学与英、法等外国文字，同时也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

    辩冤白谤的责任

    胡适博士说，明朝有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吕坤，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十七世纪一位很有地位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的这句话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提到它。胡适博士说，当一个新闻记者，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一种替人“辩冤白谤”的责任。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尤其是在今天，我国警察、司法、军法各方面尚在比较幼稚的时候。但责无旁贷的，我们当一个新闻记者的，都应该有此义务。

    胡适博士旋即讲述两个故事，来说明“为人辩冤白谤”的意义。这两个故事是两个有名的案件。第一个案件是最近出版的美联社及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勃雷纳（Drennan）所写的《被偷去的年龄》一书中所说的案件；第二个案件是轰动世界的，连《大英百科全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的兑夫司（Dreyfus）案件。

    芝加哥的绑票案

    关于第一个案件，胡适博士说，那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时勃雷纳才二十五岁，在那个时候，芝加哥发生了一个离奇的绑票案。一个名叫法克脱（Factor）的大流氓自称被绑，并且被关在一个地窖子里十二天，一直到缴了钱才放出来。他这些话是对警察与新闻记者说的。他说这话时勃雷纳也在场。勃雷纳当时听了法克脱的话，就觉得有点奇怪，一个被关在地窖子里十二天的人，怎么衣服都那么整齐，没有丝毫皱纹，同时他又听到了一个警察在说，芝加哥天气这么热，怎么他的身上没有臭气。勃雷纳把这两件事记在心上。后来，那个自称被绑的大流氓法克脱指认另一个大流氓杜希(Touhy)是绑他的人。这案子便开庭审了好几次，同时警察当局又派了一名专家调查此事。

    九十九年的徒刑

    当年芝加哥的警察很腐败，暗中与流氓恶势力勾结，因而那位被派的专家也是一个流氓，他是一个包庇赌博发大财的人，人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警察。这个案子本来是流氓消灭敌人的一种手段，杜希原是被冤枉的，可是审判结果，他被判了徒刑九十九年。勃雷纳自从法克脱自称被绑的那天起，就开始注意此事。杜希判罪之后，他便时常去狱中看他，与他谈天，并把他的谈话做成纪录，并替他找证据，因为他觉得杜希是冤枉的。勃雷纳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社会终于注意到这件案子，到今年十一月这位被冤枉了很久的杜希终于被保释了。

    被偷去的年龄

    同时，勃雷纳的书《被偷去的年龄》也于同日出版。在这本书里，勃雷纳指出两点，一点是当审问时法克脱几次改变他自己的供词；另一点是在检察官提出的证人之中，有一个在绑架的十二天之中，并没有在芝加哥，他是一个伪证。勃雷纳说：“人问我为什么要给一个流氓作辩护。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从没有机会把他的案子向大家申诉。我做这件事，得到的我个人自觉的满意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爱司特哈士的故事

    第二个案件，胡适博士说，这个案件的大意是法国与德国的世仇。一八七一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失败，割地赔款求和之后，双方间谍与反间谍工作，活跃得非常厉害。一八九四年法国有一个生活放荡、沉湎酒色的军人，名字叫做爱司特哈士（Esterhazy），他与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勾结，把自己国家的机密文件偷偷地卖给德国，但不巧他的那张出卖各种文件的清单又被法国在德国大使馆做反间谍的人员拿到。经过一番研究与秘密调查之后，终于疑心到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无辜的犹太人身上。这个犹太人名字叫做兑夫司，他是炮兵上尉，在陆军部工作。由于他的笔迹与那张清单上有点像，并经笔迹专家判断，虽然有的说是他的，有的说不是他的，他终于被认定算做他的，于是他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了。在军事法庭审问的时候，虽然他始终坚持是无辜的，而军部的证据又是那么的薄弱，仅仅凭那一件无名的单子和笔迹专家的证明；可是陆军情报局要成立他的罪名，捏造了许多秘密证件，军事法庭终于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判了他犯了卖国的叛逆大罪，送他到一个警备区域去终身监禁。一八九五年三月又被送往南美北岸法属魔鬼岛去监禁。

    新证据的发现

    胡适博士说，对于兑夫司的判罪，他的家人与朋友都相信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无法请求复审。但不久有一位情报局的官员卞开纳（Col·Pieqner）上校在一八九六年却发现了一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写信给法国陆军少校爱司特哈士的信稿，这信稿虽是撕碎了，但显然他证明了法国陆军部里有人被德国雇用，于是他便开始侦查，很快地就查知爱司特哈士的一切，并经核对笔迹的结果，证明了军事法庭原有的“单子”的笔迹正是他的。卞开纳把这事报告参谋部总长与次长，但那些大官不愿意重开审判，因此就禁止他继续进行调查，同时还把他调往非洲。卞开纳在去非洲之前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律师。这位朋友又把这事告诉了当年法国上议院的副议长，他们都相信兑夫司是无罪的。

    左拉的《我控诉》

    一八九七年兑夫司的哥哥也发现那单子上的笔迹是爱司特哈士的，他就向陆军部正式控告，但参谋部不愿意认此大错。军事法庭开审结果，爱司特哈士无罪。卞开纳被捕下狱。法国的舆论界成为两派，一派说袒护兑夫司这个卖国贼的就是卖国贼；另一派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为兑夫司打抱不平，最着名的是《晨光报》上的克里蒙梭和《世界报》雷因拉克等。当年法国的大文豪左拉也写了一篇《我控诉》的文章，指责埋没事实、埋没真理，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使无辜的人受冤沉海底。但是陆军部生气了，告了左拉一状，他被判罪了。

    反对翻案者的伪证

    胡适博士说，虽然这样，但是反对翻案的人还在继续伪造证据。陆军情报局的副局长亨利上校在一八九六年伪造了两封信，说是意大利驻法大使馆陆军武官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的，信里特别提到兑夫司的名字。这二封信后来在国会里宣读了，兑夫司的罪是铁定了。但是卞开纳发表了一封给法国总理的公开信，指出了这封信是伪造的、拼凑的，结果亨利上校被捕下狱，畏罪在狱中自杀。这时候政府准了兑夫司太太的呈诉状，把全案卷送最高上诉院。

    经过了几个月的密查，上诉院才宣告取消了原来的判决，才决定令军事法庭重开审判，一八九九年军事法庭以五票对二票表决兑夫司有犯罪嫌疑，判徒刑十年。

    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由于这件案子已是世界注目的案子，法庭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在九月十九日，法国新总理Louber下令特赦，释放兑夫司。又过了几年到一九○三年，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引起了新的审判的要求。一九○六年七月十二日法国最高上诉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一八九四年的判决。政府下令恢复兑夫司的军人身份，任命他为炮兵队的少校。这案子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六年经过了十二年，才真相大白。

    胡适博士最后说，从以上两个案子，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社会上一个人的生命与名誉，不仅是在于法官与法庭，同时有一部分是在于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的手里。因此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他希望青年的朋友们学看侦探小说，并从现在起努力去培养“为人辩冤白谤”的修养，以达成一个新闻记者的任务。

    四八，十二，九（W·）

    两大冤案的比较 ①

    胡适之先生昨天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演讲，以两大冤案为例，勉励新闻记者们，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胡先生的讲演词，今天各日报都有记载，辞浅而理明，无须再加引述。

    我虽并未作过调查研究，但就平日与新闻同业间接触交谈所得印象，大致有志于新闻事业者（包括在校的同学和已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人），多抱有此种“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很可能许多人之所以选择新闻事业，正由于此种精神的鼓动激励。再进一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鸣不平”的精神，即使偶尔涉身于新闻界，也会迅速发现新闻工作的辛苦乏味，而去之唯恐不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长久的对新闻工作爱好者，多另有其精神的鼓励和安慰，而为人鸣不平和辩冤白谤，正是重要因素之一。有些大人先生对新闻记者敬而远之，有些人指责新闻记者“多管闲事”，也就因为记者们有此种精神。相反，一个人如具“事不关己莫劳心”和“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修养，他就不会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

    不过，我们这样说，并非表示我们新闻记者业已充分发挥了鸣不平的精神；事实上，我们很惭愧，我们并未如所期望的做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也包括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就从胡先生所讲的两个事例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困难因素所在。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凭其个人对芝加哥绑票案的关切注意，写了一本书，最后才使杜希的冤狱平反；但法国的文豪、议员和新闻界合作之下，以极大努力，几经波折，得全世界重视，法总理特赦，才使兑夫司上尉的冤狱昭雪。其间轻重难易，实未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呢？就我们粗浅的看法，（1） 一九三三年顷，美国政治的民主远过一八九六年左右的法国；（2）芝加哥绑票案是普通司法审判的案子，法国间谍案是由军法所判决。

    我们国家遭逢不幸，陷于长期内乱外患之中，远者不说，自廿六年（1937）抗战至今，二十余年间，大概全国不戒严的日子难得十之一二。在全国戒严情形下，若干明明应归普通司法审理的案子，也往往移交军法。军法审理并不比司法多偏失，只是审讯不公开，社会上不能获知全部案情，辩冤白谤就无从谈起。试举一近例，穆万森案如果不是由法院公开审讯，有几位急公好义的律师，也就无以发挥其“辩冤白谤”的精神了。不过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们仍愿鼓起精神，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四八，十二，廿七（Sun·）

    今天讲演了两次，上午讲了一点半，下午讲了一点，颇觉吃力。以后要少讲演了！

    收集书籍范围要广

    胡适昨在图书馆学会演讲 ①

    【本报讯】 胡适博士昨（廿七）日勉励图书馆学会的会员们收集书籍的范围应广，要无所不收，以一种“门户开放”的态度来收集天下之书籍，同时要把这种“藏书”的爱好推广到社会上，使不但用书的人、爱书的人收集书籍，就是一般人也以收书为美德。

    漫谈一生找书乐趣

    中国图书馆学会昨日上午十时在中央图书馆礼堂举行第七届年会，邀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发表演讲，题为《找书的快乐》。胡院长在四周堆满书籍的礼堂“书城”内，漫谈一生找书的乐趣。他说：“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爱读书、能用书的书生，买书必须先买工具书，再买本行书。换一行，就得另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史？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谓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有一百箱书，约计一二万册。离北平前几小时，我暗想自己非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书，舍弃太可惜，带走，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些笔记，并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这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的缴了械，我也变成了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花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依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及别的若干图书馆来过日子。

    找不到书也有苦处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找不到书的苦处我也尝到过。我在民国九年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可怜得很，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都没有看见过。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了《水浒》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陈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本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提二问题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两个问题，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是《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找到了乾隆五十七年的程乙本，乾隆五十六年的程甲本及其他许多材料，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态度，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文经》，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沾，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赠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的年月日为甲申，就是乾隆甲申廿九年，也就是西历一七六四年。由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为甲申年。

    搜寻资料应无境界

    民国十六年我自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曾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年八月泪笔”的句子。又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由此可知，曹雪芹死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

    胡适博士接着又谈他寻找《儒林外史》的材料。他说《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在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包括有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在跋《儒林外史》上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诗七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好几年没有结果，到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了。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了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家的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有计划的找书经过

    胡适继谈到他有计划的找书经过。他以寻找佛教禅宗历史上重要人物神会和尚为例。他说：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传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华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以后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钞》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布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主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此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因此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乱平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我的《神会和尚全集》，将可于明年出版。

    胡博士最后指出：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中国教育史的材料 ①

    应多利用小说记载

    他对中国教育学会等六个学术团体发表的专题讲演，题为《中国教育史的材料》。他说：多少年来，一直希望促请大家对教育材料的注意。教育史包括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关于教育制度史，死的材料是《三通》、《九通》、《十通》，而活的材料，应该是那一时代活生生的师生生活的动态。胡氏主张，与其在《三通》、《九通》、《十通》中找材料，不如在诸小说或杂记中，去找足以反映当时时代状态的活材料。

    他介绍吴敬梓所写的《儒林外史》，以及蒲留仙所写的《醒世姻缘》二部旧小说，是找中国教育史活材料的好书。《儒林外史》从头至尾，都是写当时的教育。《醒世姻缘》，这部用一百万字写一个怕太太故事的巨着，在其廿六回、卅三回、卅四回、卅五回中，写“太保学生”狄希陈老师的情态，写教师清苦生活的牢骚，写南方、北方教育风气的不同等等，都是反映三百年前教育史的活材料。

    胡氏说，廿三年前，一九三六年，他代表北大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纪念，当时全世界各主要大学都有代表应邀参加。集会前一天，哈大校长盛会招待，入席时依各校创办年份依序进场，共有六百多人，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几位，差不多排到最后了。北大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是世界各主要大学的小弟弟。翌日纪念会中，胡氏为六个应邀致词的来宾之一。他说，如果以中国古代创办大学的年份算，最早的太学创办于汉武帝时代，为公元前一二四年，迄今二千多年，那么中国的大学代表，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级的第一。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

    胡氏昨日在讲演中说，中国古代大学的教育史，也是需要在杂记书里去找活材料。他说，汉朝的太学，最早有五个教授（太学博士），学生五十人，到西汉末年，王莽特别注重扩展太学，时学生增至一万人。廿多年后，东汉的太学，人数达到三万多人。这时的太学生，思想是自由的，他们代表智识阶级，干涉及批评政治，例如汉光武帝时革命分子，都是当时的太学生，他们编成有关的口号，进行宣传。

    到宋朝，太学生的生活情形，在一部杂记书里二句诗中，可充分反映。诗曰：“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这是说太学生的生活，有如苦行僧一样清苦，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却有如没有官衔的御史（监察员）。

    至于明清朝代，有钱人花二百两银子捐监生，应是太学制度腐败没落的一面。

    胡氏在讲演中，又指出《论语》，孔子与学生的问答，一百多条师生问答语录，也都是教育史的好材料。

    胡氏最后谈到中国古时的书院，从朱子在庐山时的白鹿洞书院，说到近三百年来清朝所办的书院。胡氏以其父亲胡铁花在同治六年考进上海龙门书院后，数年中对书院生活的记载为例，说明当时书院教育是严格的，譬如在日〔用〕的记事簿上，印有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学者先要会疑，要能于无疑处有疑，方有进步”之格言，可见当时的教育思想已有相当进步。

    胡氏说党国元老吴稚晖、钮永建等，都是在清代江阴的南菁书院毕业。南菁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院，但当时教学方法，师生生活情形，现已不得其详。所以他最近曾一再促请硕果仅存的钮永建先生写传记，为教育史留材料。同时也是胡氏昨日对六个学术团体会员讲演时，希望他们写传记，以为后人留材料的理由。

    四八，十二，廿八 ①

    南    港②

    康 华

    午夜不能成寐，有怀胡适之先生。

    你静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这几天是何模样，

    莫非还在东找西翻，

    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

    听说你最近有过去处，

    又在埋头搞那《水经注》。

    为何不踏上新的征途，

    尽走偏僻的老路？

    自然这一切却也难怪，

    这是你的兴趣所在。

    何况一字一句校勘出来，

    其乐有甚于掘得一堆金块。

    并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

    更可举出很多的事例。

    总之何足惊奇，

    这便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过这究竟是个太空时代，

    人家已经射了一个司普尼克。

    希望你领着我们赶上前来，

    在这一方面作几个大胆的假设！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后，

    牵挂着南港的气候。

    当心西伯利亚和隔海的寒流，

    会向我们这边渗透！

    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位“康华”先生不知是谁？这首诗很明白流畅，很可读。

    今晚上听见一位朋友说，这首诗是《中央日报》社的社长胡健中先生写的。

    四八，十二，廿八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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