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 ①，一，七

    最近三天（一月五日至七日），香港的《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都登出岑学吕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他编辑《虚云和尚年谱》的原本及改本的经过，其中颇多责备我的话。此信不是给我的，我不必答他。况且他公开信末段已明说他要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我也不必重提了。

    《工商日报》此文题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星岛日报》改题作《向胡适指出--岑学吕的一封公开信》，第一天有小注：“按标题为编者所加。”②

    关于《虚云和尚年谱》问题③

    自从香港《工商日报》于十二月九日登载了台湾通讯，一篇辩论《虚云和尚年谱》后，香港的各界人士于两旬内，到山居来访问的，有五六十人；我对于无谓的争辩，本不拟答复，但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纷纷投函询问者，亦已积至百余函。本埠诸友好，我可以在口头上简单地说两句，但外埠的诸位关心者，我可没办法用口头答复了！为了答谢外埠关心这件事的热心者，写这一封公开信。

    虚云和尚出家人也。既出家，当守僧行：一、不复游俗家。二、不道自己年龄及身世事。三、口中不说人家我是非得失等等。所以百年来无人知其年龄者，问之亦笑而不答。即学吕于庚寅年所编《云门山志》，亦误记师为一百有六岁（少记五岁），公见之亦不置辩也（后编《年谱》始更正之）。

    及云门事变，师以重伤重病生死之际，始略述年龄事迹，侍者笔录时将旧经书一本拆散，书于经页背面，然后照原样装订成书，与凌乱字纸二布袋，艰难辛苦，运来香港，其惊惧情形，可想而知。学吕受命，费一年心力，为之编成《法汇》以及《年谱》二种，以关津多阻，文字滋疑，不获呈师鉴定；复徇同门请，遽尔刊行，此民国四十二癸巳年事也。一纸风行，数月即罄，乃将《年谱》刊行第二版。

    当我编制《年谱》时，港中缺乏志书，无可查考，仅将寄来资料整理；其中有师在云南时代之各种文稿、碑志，与鼓山时代弟子所辑之虚云和尚事略，及南华时代照鼓山时代所刻之事略，增编若干，为和尚事迹。以上各项资料中，均有师之父玉堂公为泉州太守漳州府等字样，予遂依之编入《年谱》中，非我个人伪造也；所以云南时代之留偈记亦不更改（我在南华时，知客师唯因正刊刻事迹，我曾问虚云和尚其中有无错误？师答谓：“我向来不阅看关于批评及赞扬我的文字，此次刊刻什么事迹之类，是第十三次了，我不知他们说些什么。”），此师之戒行也。

    翌年甲午，我在香港福建友人家，见一本《福建通志》，询之系残本，仅四册，幸尚有一百十卷，内《职官志》载：

    泉州府 ①知府黄德峻，广东高要人，进士，道光二十年任。徐耀，顺天宛平人，进士，道光二十七年任。后来又查明泉州府志，永春州志，自乾隆年间修纂之后，未续修过；故此我看《通志》后，乃急驰书询问虚云和尚，经数月后，得其第一书，内言：“云是生在泉州府署，父任何官职，无所了知，出家后，全抛俗事，更不复记”云云。于是我更急委托我在耒阳做客时之好友曾道声君，替我往湘乡一查，访到了虚云和尚的俗家，只妇孺数人，不知清楚；后来又访到乡局的老人，据说，萧玉堂长他二辈，未见过，但知道在外省做衙门的师爷，有一子已出家，数十年不得消息，更不知道虚云名字云云。以此复我。

    后来我有旧友，是南京时同事的刘蕃先生，四川巴县人，到过香港，来访我说：“你编的《虚云和尚年谱》，我看过了，似有疑问；因为第一编永春州知州，我外祖父王光锷做过很久，当时我父亲随任，其幕中老夫子是湖南姓萧的，是否虚云和尚的父亲，不得而知了，你查查吧！”我愈堕五里雾中。

    因此将第一版《年谱》拆开，分数十份，寄往上海友人，转寄江西，乃得收到。嗣得第二复书，即现影印在三版首页之虚云老人亲笔。我乃将签出处参考更正，遂于丁酉七月印行增订《年谱》第三版；增是增加后来的事迹，订是订正初版误记的一二事。

    既有第三版订正本，则第一版的错误旧本，可以取消了；因为我们童时读第一本书所读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亦有新旧本之分；我们所读的是宋朝订正的新本，而错误的旧本，便废而不读了；因为朱注“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次序如左”。可见《大学》一书，原来亦有错误的，现将《年谱》事搁置不谈。

    虚云和尚之年岁

    次论及虚云和尚之年龄，云门事变以前，无人确知。至事变后，他不隐讳自己说出十九岁出家于福建鼓山涌泉寺，常开老人为之披剃，二十岁依妙莲和尚受具；是有时有地有人为证明的。后若干年，曾在槟榔屿极乐寺送妙莲回国。其后民十八年己巳，鼓山两序大众，及全省官绅，欢迎他回任鼓山住持；倘使其出家年月，及所拜之师不确实，鼓山大众，未必肯欢迎他的，故此我以为他年岁无甚出入。至于同戒录戒牒等等，还待调查。其实年岁多少，有甚关系，一百二十岁都是要死的，即以释迦牟尼佛论，中国载籍，明明说是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至今应为二千九百余年，后来经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尊者东来，又经玄奘三藏等回国，又经历代祖师以及近代学者如章太炎，都不敢擅自改变；而最近数年，偏偏南方有小乘学者，在锡兰开会，主张“定而不考”，硬说佛历二千五百几年，把释迦老子减了四五百岁，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虚云和尚之仅一百二十岁耶？（日本以佛教立国，至今仍用旧佛历。）

    现在我再录一段《星岛晚报》“浮生夜谈”作者吴怀珍先生一段文，来结束以上二段文。吴先生的题目是：

    学者应有新风度

    阅报知道上月廿九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所作学术讲演，因其中涉及最近去世的虚云和尚家世及年龄的可疑问题，曾一度引起台北佛教徒和胡适博士在《中央日报》作过一次颇伤风雅的争辩。因而使我想起一个学者在这民主自由时代需要有一种新风度，--治学的重点要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可但求“取信于己”而不惜“伤害于人”。

    胡博士为我国当代大学者，那是无疑的，他的治学态度严谨，当然也值得学者钦佩的。不论古今中外，其学问越大，声誉越高，他也越“固执”，甚至也越“武断”--为的是他只知“忠于学理”和“取信于己”；因而他只看见“书本”上学问的一面，而实用上的另一面也是学问，却时常看不见了。

    举此次他们争辩的例来说，胡博士从许多典籍上考据，证明《虚云和尚年谱》原版和三版所记载关于虚云和尚家世之不确，那是极有价值的；但他据此从而怀疑虚云和尚是道光庚子年出生，那就未免“固执”，也有些“武断”之嫌了。因为家世不确是一件事，而出生年月又是一件事。家世不确无非因其家人告知虚云时有意或无意地传讹或听错了，而儿子出生的年月，为父母的绝无有意捏造之理，而一个出家人更无此必要。而且照胡博士说理的态度看：“所以我不能不说，这唯一的证据（初版以至修改的三版）是很可疑的，那位唯一的证人（作者按：乃指虚云和尚本人），也是很可疑的。他生在道光二十年，活了一百二十岁，是我不能相信的。”这似乎未免过于武断之嫌，也完全是“取信于己”：而此种态度，并不科学，也不客观！因为如果照样论断，那也可以根本否定有虚云和尚这个人了，岂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这难道也是科学的方法？关于虚云和尚的年龄，我也有一个佐证，当他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时，先君虽非佛教徒，因研究禅宗佛理，曾偕清末福建连江县籍举人刘孝恭，都与虚云和尚有往来，刘是我的先师。少时屡听先父先师言及老和尚长他们二十几岁。 ①先君系道光丙寅年生，至今当为九十四岁，而《虚云年谱》所谓道光庚子生，正长先父二十六岁，在我，并没有什么“不能相信”之处。我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奉告所有的学者，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风度，把治学的重点放在“有益于人”上面，不要只管自己一时兴趣所至，只管“考据”、“发明”，而不管所考据发明的“伤害于人”。举例说，胡博士在答辩的文中也曾说过这话：“老宗兄，这个问题关系一个人信仰的根据，我认为是人生最神圣的问题，望你不要怪我写这两千多字的长信。”胡博士既然知道这是“神圣的问题”，又是“个人信仰”，何必在公开讲演中有意论及，更何必因其家世不确而硬要不相信他的年龄，使许多佛教徒的信仰受了伤害呢？我虽非佛教徒，我却愿举胡博士之事，向今后的学者进此一言。

    照文内所说，吴先生虽非佛教中人，但持论之公允，理路之清楚，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见。

    虚云和尚之感化力

    举世称为数百年罕见之大德之虚云和尚，在物质上，如建寺庙种种事，现今尚存，已见《年谱》所载。我自从亲近他以来，觉他感化力之深、号召力之广，便细细留心观察他的言语举动；大体上言，与平常人无殊；所奇者，他个子颇高而瘦，从数十丈外远望他，似觉更高，渐行近前，又似觉与平常一样，一奇也。我见他三十年，除倾谈之际，或时有打哈哈之外，他的面容从未有变过色，纵使说话之时，也是双目垂帘，向地面视而不过六尺，从无瞠目视人的，二奇也。他所穿的衣服，不过几件，至少都在十年以上者，有人送他袍衣甚多，他都拿出来与人结缘；三伏暑天，但见他穿一件夹袍；我有一次跟他游山，不过一二里路，他行走如飞，累我满头大汗，气喘力竭，而他着夹衣从容之至，额上无一点汗，内衣当然亦不湿。他洗澡不多，换衣服亦数日一次，而身上并无一点难闻气味，三奇也。除此之外，一切饮食起居如常人，每日只洗脸一次，而洗面需半小时之久，举凡耳孔、鼻孔、发脚、颈项，都擦之甚久。吃饮时向不说话，向不答话，目不视人，吃饭就饭。有时宴客，一侍者坐身边，替客人送菜，他只举箸招呼客人；食时有客大声谈笑者，他只管吃饭，有时问他，他只有把头一点，仍旧吃饭，罢席后，始略作招呼。若在平时他一样过堂吃饭，有时饭冷羹残，他一样吃两大碗，未曾见过他拣饮择食，批评好坏。出家以后，持午年（即过午不食），有病亦然；历来有施主送他的好斋料，他都拿出来供众，向不设私食。

    至于他待人接物，向来和颜悦色，平等行慈，见达官贵人、硕士名流、无知妇孺，至其贩夫走卒，都是一样的慈祥。有时闻着不入耳之言，碰着无理取闹之事，他转身向北面而行，不闻不见，绝无一句与人辩论的。至其接见宾客，出家人，或自己弟子，如有向请法者，他必俯首沉吟，说给他一二语，听受者，便终身不忘！

    即如我于日寇香江时返内地，过南华谒师座，他起初坚留我长住，我说出湖南先有约，他不语良久，太息曰：“你搅了数十年，得个什么？得个什么？”我当时悚然，至今仍留脑际！渐渐始觉得他的感动力的伟大。所以他数十年来，出家的二众弟子，在家的二众弟子，皈依他的，我少说些，至少亦有五七百万人。在家的二众中，有达官贵人、鸿儒淑女、外国牧师，以至三山五岳、四海英雄、绿林豪杰、偷鸡摸狗的，一切皆有；此五七百万人之中，自皈依他后，一经印证，难保其中无“一宿觉”者，然大多数弟子自见过他后，总是如孺子恋母，时时有个虚云在脑海中，而不能忘者；有些道学更向上，有些改过做好人，有些发起菩提心，而尽力于救人、救国，总之都是向好的一路走：未曾闻过虚云弟子有弑父、弑兄、杀人放火者。昔人所谓佛教能阴翊皇〔度〕，辅助政化，岂虚语哉！

    我再补述虚老于云门事变之翌年癸巳，为弟子迎请入北京后，东南人士请他往上海建法会，情形之热烈，世所少见，每日往玉佛寺候见他者数万人，寺内寺外及马路上人如潮涌；每日定下午一时在大殿前见面，万千人望见师出，即伏地顶礼，师为说三皈依及开示数语而已。此次到上海所收皈依弟子，过百万人。八十余岁老居士蒋维乔、高鹤年亲见师，并为文记之。师所收果金时币三亿余万，尽拨送与四大名山、八大名刹及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为供养资；上海《觉有情》专刊十四卷第一期纪事甚详。此为全国皆知之事。

    我对于编《年谱》的宗旨

    《虚云和尚年谱》，当然与寻常年谱不同，因为他是和尚，是数百年来罕见之大德高僧！我要注重他出家以后的苦行修持，我要注重他禅功锻炼的经过，我要考究他经历艰险的情形，我要窥测他处常处变事事物物，及至到龙天推出，为世为人；如何以一穷和尚，在云南数年，而得到官民拥护；以后如何能建设大小数十寺院，而举重若轻；如何以湖南口音，而随处弘法，人皆领纳；如何见过他老人家的，如孩儿恋母，永不乖离；如何他的说法开示，能指出佛心人心；如何他能对机而向每一个人说一两句话，即令人终身不忘；如何能教化弟子，使坏人变为好人，而有益于国家社会；凡此皆是年谱中最重要之记载。我以平凡笔墨，能写出再来菩萨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不可思议之人物！其他不关于和尚之“弘法利生”的事，我随随便便，懒于考究了。如其不然，轻重倒置，不去考查和尚弘法利生之事，而去替和尚“查家宅”，替和尚的上代查“爵秩全书”，即使查到虚云和尚不是姓萧的，萧玉堂是卖豆腐的，那有什么关系？倘更有深文些说：一事假则其余皆假，虚云和尚的事迹及年岁都是假的、伪造的、全部书要不得，一把火烧了它罢，那更好极！深合佛旨！昔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最后说“我未尝说着一字”！又谓“若谓如来有法可说，即为谤佛”。倘真能到此境界，三藏十二部，皆是揩疮脓血纸（如其未到此境界，漫说一言，入地狱如箭射），--敢吗？

    我编《虚云和尚年谱》，本来是不敢担任的，但以危难中的师命，不敢不从，费一年心力，勉强成书，错误百出，自知不免，良以关山阻隔，欲考无从，故于一九五三年癸巳出版后，翌年甲午，自己查出错误多端，乃四处奔走，寻求更正资料，乃于一九五五年乙未查出：

    一、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均于乾隆年间修纂后，未有续修过。

    二、道光二十年，泉州府知府黄德峻，系广东高要人。

    三、道光二十七年知府系徐耀。

    四、道光二十七年福宁府知府系庄受祺。

    五、道光三十年之泉州府知府名字，《福建通志》、《新通志》，俱未列入。

    六、永春州知州沈汝瀚，道光十六年任，知州王光锷，系巴县人，任期未详。

    我得了以上种种资料，认为宝贵，更加注意蒐寻；迨隔了一年，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夜”，胡适之先生致詹励吾先生函，指出《年谱》错误处，是在美国议院图书馆中觅出漳州府福宁府之前后任人名，并说明未见泉州府志。是胡适之在美国所见者只漳州福宁二府志耳。詹先生接胡先生函后，即于七月廿五日抄胡函给我；我即复詹一函致谢，语甚客气，并请詹为我致意胡先生道仰企之忱。实系对能读书人的尊重，及对于已经成名读书人爱护之意，并不曾附带说明我已于一年前查出错处，及所得资料以自矜炫；盖欲学修持人之风度也。后我于一九五七年重订《年谱》为第三版；此次增订出版，并非受到胡适之先生所指示，因我所查出之上列一二三四五六，六条史料，均非适之先生函内所列有者也。

    佐治    二尹

    至于胡适之所指出谓“佐治”、“二尹”等，都是虚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萧玉堂名字，后从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当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称呼，费适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乡县志》，于《选举志》中，将捐官大小衔名都查过；《选举志》虽有十卷之多，可见当时湘乡人物之盛。但以我推测，其中总有漏洞；因为捐班分捐“实官”和捐“虚衔”两种；第一种捐“实官”是要费许多钱的，如捐一个“知县”非数千两银不可，初捐“候选知县”后，还有很多花样，如：“单月候选”、“双月候选”，不论双单月候选，还要经过“引见”、“分发”，始能到省候补。知县以下，尚需经“五大臣验看”，才能分省。（唯从九品“县属巡检司”之类，不论何省，都可报到。世俗称为“飞天从九”。）以上卖官，当然可以登录在《选举志》中。第二种捐“虚衔”的，只可冠带荣身；如果用九两六钱，捐一个“从九品”，都录在《选举志》中，恐百十倍有所不尽。（《乡湘志》我虽未曾见过，但如果连虚衔都登载，那就有问题了。）记得光绪中叶捐“虚衔”例：

    一、从九品及不能过科之“监生”，捐银九两六钱，一经领照编组，本乡地保便要改口称“老爹”或“相公”了。

    二、如用银一百二百两，可捐“州同衔”、“通判衔”、“同知衔”，便可称“二尹”、“司马”、“别驾”、“分府”了。

    三、如用银三百余两，捐“知府衔”，便可称“太守”、“太尊”了。

    四、如果用银五百两，捐“道衔”者，便可称“观察”、称“大人”了。

    一切称谓，与实官无异，不独口头如此，即书札往来，题扇写联，倘使肯送一给大人先生，求作寿诗寿文，或墓志碑铭之类，亦大笔淋漓，称呼仅值三五百之人物为“太守”、“太尊”、“观察”、“大人”了；习俗如斯，恬不为怪，又从何处稽查其履历耶？

    清中叶后的风气，大凡当督抚幕客的，他往来的人，都是司道之类，多捐个“虚衔”，面子好看些；司道的幕客，都捐个“知府衔”，州府的幕客，都捐个“通判衔”，称为摇头大老爷，何以如此？因为即使实缺知县是七品官，见知府同知，都要递“手本”，对上称“太尊”或“大老爷”，自称“卑职”，因为大他两级，自称“卑职”，是甘心的。至于实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级，仍然要递“手本”，称“大老爷”，自称“卑职”，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称为摇头大老爷。萧玉堂是否捐个大老爷，或“同知衔”之类，所以称呼为“二尹”，亦未尝不可。至于“佐治”二字，从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县”、“县丞”、“巡检”、“典史”、“司、理问”、“府、照府”、“府、经历”等等，均可称“佐治”。从幕僚上言，自“奏摺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钱谷老夫子”、“书启老夫子”、“朱墨师爷”、“教读师爷”，都可以称“佐治”。

    须知省府县志局，虽是永久机关，而当修志时，必限年月，其组织为聘任总纂一人，分纂二或四人，采访若干人以分任其事。无论何处于志书修成之日，总纂必不敢自谓无一事之偏差，采访者亦不敢自认无一人之遗漏。而后之读志者，反代他负责说：“志书上所无者，即为虚假，也必定无是事，无是人！”如此读书，似有偏见。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

    结论：与人为善

    虚云和尚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住世一百二十岁。噩耗所传，世界震动，举凡国内国外、佛教团体、大小寺院，佛教弟子与虚师门下之缁素，千百万众，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佛教徒，及欧美各国曾皈依师之外国男女弟子，无不先后集会追思及诵经礼忏，荐师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恋热情，为僧史所未见。当此千百万众，念虚师遗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以及“正念正心，养成大无畏精神，以度人度世”，正在迈步进行这一条光明大道之际，胡适之先生以中国研究院院长地位、哲学考据学者权威，于十一月廿九日，在台湾作学术讲演时，提及最近圆寂之虚云和尚事，不采取新订三版新《年谱》，而硬指七年前之有一二错误之旧《年谱》为口实，由怀疑以至不满，并涉及虚云和尚之年龄问题，“一盘冷水”，向中国整个佛教徒，以及虚云弟子千百万众之善男信女兜头泼下！使举世震动；虽不能动摇信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结舌，或顿起怀疑；初之士，信心未定者，更裹足不前；令千百万众在光明大道中，东张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称快；而大多数无宗教信仰者，对张龄先生与适之先生之辩论，预定座位，等看好戏！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招致佛教中千千万万人之悲怨，因果海，真不敢令我想象也。《年谱》出版，前后已经七年，而适之先生于此时此际，才拈出来公开讨论，岂时然后言哉！高深莫测矣。

    至于胡适之先生的辩论之中，涉及学吕的话，似乎有些不客气，我谢谢适之先生的赐教。

    以学吕今日之地位言，当然是“寻常百姓”，也实在是“香港难民”；加上“智识”两个字，我是不敢当的。弟细数年华，恰行年八十，揽镜自照，已逾尺霜鬓，老病荒山，形同废物，犹欲仰首申眉，论列是非，早已自惭其不类矣。然伤心往事，回溯前尘，历历在目！忆在北京十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一切事实，我知是那几个人搅的，由此起因，造成今日之恶果；追原祸始，是“谁”之“咎”耶？是“谁”之“咎”耶？

    处此现状险恶世界中，倘使我们尚系皮下有血的人，应不应该急起直追，去“救世救人”；尚有余暇为和尚“查家宅”，为未入流“典史”翻旧案耶？噫！你试看：“放开冷眼观棋局”，“把定雄心听杵钟”！

    胡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考据精微，是我们钦佩的，张龄先生为佛为法、为师为友的热情，也是我所钦佩的。我愿胡、张两先生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发大慈悲心，现菩萨身，先去救世救人！我呢，老了！但仍欲竟未竟之功，继续从新考查增订《法汇》、《年谱》；俟《全集》编完后，再就正于胡适之先生及诸方大德。

    我今后更应守“无诤”之训，纵使再有人给我以任何“毁”、“誉”，也更不敢再发一言。昔日文殊仗剑送佛，佛言：“止！止！我法难思！”    （完）

    四九，四，廿五（M·）

    胡健中约晚饭，为的是嘉新水泥公司的董事长张敏钰，总经理翁明昌（都是宁波人）近年营业大有盈余，颇想捐款作教育事业。健中颇鼓励他们，故约一些人和他们两位见面：有严家淦、尹仲容、王云五、唐纵等。

    尹仲容说，嘉新公司借了美援会的美金，还没有还清，在法律上不得有红利，也不得捐出红利别用。应该先还借款。

    严家淦说，财政部正拟提出管理“基金”的法律。若无法律保障，“基金”不能取得免税的权利。

    基金法确是今日急需的。

    今晚上我说话很少。只说，今日之急务不在中小学助学金一类的善举，而在“提高”学术。

    四九，四，廿八（Th·）

    兆楹兄带来《东洋文库》印出的《满文老档》Ⅲ、Ⅳ两册（《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他指给我看日本学人的合作方法与合作精神。这件《满文老档》的译注工作是五个学者合组的“满文老档研究会”做的，这五人是：神田信夫、冈本敬治、石桥秀夫、松村淳、冈田秀博。我也指给他看我特别提出日本学人组织合作研究班来仔细调查不列颠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的敦煌写本影片的合作方法。

    四九，五，四（W·）

    北大同学纪念五四

    胡适呼吁大家努力发展科学民主和新文学 ①

    【台北四日中央社电】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呼吁国人努力发展科学民主和新文学。他指出，四十多年来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发展的皆没有成绩，是由于大家努力不够。

    胡适博士今日在北京大学同学会和“五四”纪念会中说：“与其纪念过去，不如努力将来。”他希望十年后再参加“五四”纪念时，他“心中所感到惭愧的程度要比现在少一些”。

    胡适指出没有成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家努力不够，另一方面是执政当局的努力不够，他说：“这不是责备执政当局，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位北京大学校长说：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因而也就有守旧性。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没有采用党内最进步的思想，而代表这种进步思想的是它的党员吴稚晖、蔡元培、刘大白和蒋梦麟。

    他说“五四”并不是一个运动，而是四十一年前一般青年爱国思想爆发的日子。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运动发生在“五四”之前，不是“五四”所能包括的。

    胡适说：这一运动早在民国四、五年就开始了，那时中国留美学生就已在讨论中国文字的问题，他那时是一个“颇走极端的积极分子”。他所作的结论是“死的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他们并作了一个结论说：“中国古文已死了二千年了。”他并说：中国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早在民国四、五年就已发生，那时不仅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发生，就连二月革命（民国六年）也还没有呢！

    他说：当时也有人说白话文不足以产生高尚文学，只能写些通俗的小说，因而他们开始创造用白话写诗词，民国五年八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赌咒不再用古文做诗。他并说：古文早在两千年前死了，两千年后的新文学运动是在给古文发丧。

    胡适博士并提出，中国青年爱国思想在“五四”爆发，是导源于一个理想的幻灭。他说：“五四”的前几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欧战停战庆祝大会后，曾举行演讲会，当时一般人因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主义的影响，都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但是威尔逊的理想，在巴黎和会中并没有实现，因而使中国青年失望，并激起了爱国的思潮。

    北京大学同学会和“五四”纪念，是今日下午五时半在台北静心乐园举行，由胡适主持，到会有胡适、蒋梦麟、朱家骅、罗家伦、毛子水、劳干、姚从吾、董作宾、罗敦伟等一百多人。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博士，也曾讲话。他说：中国百年来的大问题，就是富国强民。“五四”是一个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是要使民主和科学发展到广大的民间去，他希望把这个发展一天天地扩大。

    四九，五，廿五（W·）

    上午到台大医院受检查。蔡主任说，成绩不差。血压108/68，脉76。我请他检查腹部，似已好了。

    四九，五，卅（M·）

    史语所新得的大陆出版物四十多种，其中有一部分的纸张很粗糙。

    有一粟的《红楼梦书录》一册。《例言》中说：这书“蒐集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种，酌加提要或摘录。”

    “一九五四年十月”是清算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时期，故另划一个时代。

    这部《书录》分：

    （1）版本，译本（2）续本（附仿作）

    （3）评论（附报刊）（4）图画，谱录

    （5）诗词（6）戏曲，电影

    （7）小说，连环画

    此中“版本”第一件即是“过录乾隆甲戌（1754年）《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页五说：

    此本刘铨福旧藏，有同治二年（1863）、七年（1868）等跋。后归新月书店，已发出版广告，为胡适收买，致未印行。周汝昌有录副本。

    所记“新月书店”一段，荒谬之至！

    此录又记：

    过录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

    残抄本，存第一至二十回，卅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共四十回。内六十四、六十七两回系抄配。第六十七回后题云：《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

    此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现归文化部。

    又记：

    过录乾隆庚辰（1760）秋《脂砚斋四阅评本石头记》

    此本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陶洙等有摄影本。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徐郙字星署，号颂阁。

    又记：

    过录乾隆甲辰（1784）本《石头记》

    脂砚斋评。山西文化局藏抄本，八十回。

    又记：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我的“程甲本”）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廿回。封面题《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首程伟元序，高鹗序。

    《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我的“程乙本”）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廿回。首高鹗序，次程伟元，高鹗引言。

    在“程甲本”下，有附考高鹗（页27）：

    高鹗，字兰墅，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六十年（1795）三甲一名进士，以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

    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六《赠高兰墅（鹗）同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时与高同为顺天乡试同考官。诗有“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之句。

    高鹗着有《兰墅诗钞》、《砚香词》、《兰墅文存》、《兰墅十艺》、《吏治辑要》。

    《兰墅文存》、《兰墅十艺》稿本合一册，末有“红楼外史”四字长方钤记。卷首有薛玉堂题词：

    相与三十载，论文惬素心。

    学随年共老，识比思逾深。

    秋水远浮棹，空山独鼓琴。

    霓裳当日咏，笙磬愧同音。

    才士粲花舌，高僧明镜心。

    何必（原互倒）言外意，偏向此中深。

    不数《石头记》，能收焦尾琴（谓汪小竹）。

    携将皖江去，山水和清音。

    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腊月将之庐州司马任，次徐广轩同年韵二首，题奉兰墅年大兄大人笑正。愚弟薛玉堂。

    薛玉堂，字又洲，无锡人，生于乾隆廿二年（1757），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李兆洛，《广阳府知府薛君墓志铭》。汪全德字修甫，号小竹，又号竹素，仪征人，张同陶弟子，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卒于道光九年（1829）。嘉庆九年（1804）举人，十年（1805）进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升员外郎，官至江西赣宁道，道光元年（1821）署江西布政使，着有《竹如意斋诗选》。

    薛玉堂诗及“红楼外史”印章，可说是高鹗补书的证据。

    关于南方开雕《红楼梦》，仍以周春“阅《红楼梦》笔记”说的“壬子（乾隆五十七，1792）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适按，当是“甲寅中元日”--乾隆五九，1794）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为最早。

    但究竟这个“吴中……开雕”的本子是什么本子？此《录》（页37）有《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本，一百廿回。扉页题记：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伟元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此本“首程伟元序，高鹗序”，正与程甲本同，其开雕在程乙本出现之前。

    此《录》（页38-39）记载从“东观阁”本出来的阁本，可知南方诸刻以此本为最早。

    其次为金陵藤花榭刊本，大概是满洲正红旗额勒布（生乾隆十二，1747，死于道光十年，1830）刻的。见此《录》页四十。

    此《录》（页233-234）有我和周汝昌最早通信的年、月、日：

    （1）周汝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天津《民国日报》副刊第71期。

    （2）《胡适致周汝昌函》，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天津《民国日报》副刊第82期。

    （3）《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复胡适之先生》，周汝昌。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副刊第92期。

    一粟不知是谁？

    四九，六，卅（Th·）

    今天来客之中，有韩国延世大学的赵义卨先生，他的名片用韩字。

    反面英文是Eui-sui Cho

    我竟不能读“ 卨”字，但看他的音读，可以断定此字的声母是S，韵母为-t收声，故是入声字。韩国字有-l收声，中国古音必是-t收声，如“日”读il，一读il，逸也读il。

    颂平试查字典，“，，”同一字，即契稷的契字，私列切，音薛。司马相如《子虚赋》，“禹不能名，不能计”。《前汉·百官表》，“作司徒”。古音是-t收声。

    四九，十一，廿三（W·）

    昨晚写了一篇小文章《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是无聊中的一点消遣。

    上午日本医学博士熊谷岱藏来访，他是日本学士院会员。

    下午罗伯特·A·阿克曼和罗杰·W·塞维特来谈了很久。

    晚饭时，电话响了。雷震夫人宋英报告，军事法庭重审已宣判了，雷震一案 ①维持原判。

    接着，《征信新闻》、美联社、《联合报》、《公论报》、英文《中国邮报》，都有电话来问我的感想。我对他们只有一句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据他们的报告，判决主文是（1）雷震案维持原判，（2）马之骕罪刑撤销，改为交感化三年，（3）其他皆驳斥。

    晚九时，张岳军的信来了，送还费正清教授的信及附件。

    适之先生道右：

    日前承示费正清博士本月十日致先生函及所附剪报资料，业经读过，并抄存供参考。兹将原件奉还，并致谢忱。

    顺颂道禔

    弟    张群拜启    十一月廿二日

    四九，十一，廿四（T·）

    昨夜吃晚饭的时候，就知道雷震案“复判”的结果了。

    昨晚各报访员问我，我只说“大失望，大失望！”今天看了判决书的日子--十一月十七日，我忍不住要叹气了。

    胡适“过五关” ①

    昨夜，雷震案复判消息传出后，胡博士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以天九牌打发时间。谈到雷案，也谈到莫德惠的宴会。

    昨夜，胡适博士难得空闲，他在南港寓所的饭桌上，用三十二只天九牌“过五关”打发着时间，很使人看不到丝毫郁闷神情。

    记者叩门往访，正是胡博士另一次“过五关”的开始，他微笑着要记者坐在旁边观看。当胡博士应邀对雷震案的复判发表他的感想时，曾放下抓在右手的三只天九牌，然后很沉重地说：“我是吃晚饭的时候，听到关于雷案复判的结果，饭后心情很不好，什么事都不愿做，所以玩‘过五关’来解闷。”

    胡博士似乎不大愿意再谈雷震案。他虽说“现在叫我还有什么话说”，但仍这样对记者说：“我原来想，复判过程有着较长的时间，也许复判的判决会有所改变，现在我只能说大失望，大失望。”

    胡博士说到这里，问记者懂不懂“过五关”，他并解说“过五关”的各种规矩。他说：用地牌做“配”，最容易过关。于是胡博士用地牌做“配”，当场表演。第一次没有成功，他当时有感地叹口气说：“这真是像雷震一样的倒霉。”

    在整整五十分钟的时间里，胡博士曾提到“总统”于日前接见的事，他说并没有谈及雷震。他说：“我说不谈这件事，就不谈这件事。”胡适博士停下“过五关”，随手翻饭桌上的晚报，当看到《泰国将与共党组联合政府》那段新闻时，他说：“这是荒唐的事。”

    胡适博士每天阅读的报纸杂志很多，他对最近考试院长莫德惠请客的报导，认为很多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莫老先生廿日晚间的请客，被邀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什么事，但都认为也许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谈谈。被邀的客人中，陈启天、孙亚夫、钱思亮三位当时正在参观，当天下午匆匆忙忙乘了飞机赶回台北，参加莫老先生的宴会。

    莫老先生的宴会从七点钟开始，一直到九点半，被邀的人都在等待莫老先生也许会有什么话说，结果莫老先生没有话说，其他的人也没有说什么话。其间有人打趣地说些日本人不怕女人和日本选举前夕等无关紧要的事。

    看看表，时间到了九点半，住在南港的胡博士，计算归程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于是起立向作东的莫老先生告辞，所有的客人也随后起立告别，胡博士说：“莫老先生这次请客，到现在还使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

    不过胡适博士对那天的酒菜很是满意，他说：“莫老先生那天的请客，菜也好，酒也好。”

    他在第二次用地牌做“配”打“过五关”后，收起天九牌，记者随着他到会客室小憩，胡博士斜靠在长沙发上，闭着眼睛养神，他曾自言自语地说：“真不是好事，真不是好事。”

    在相互片刻沉默后，胡适博士突然问记者：“雷震的律师怎么说？”记者告诉他：也许要等收到判决书后才能有所表示。胡博士“唔”了一声。

    胡博士又闭上眼睛似乎在沉思，又似在假寐。当记者告辞时，他送到门口，微笑着对记者说：“你老远的赶来，关于雷案我只有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你这样辛苦一趟，恐怕也是大失望吧！”

    记者离开这座设计新颖而幽静的建筑，亲切的胡博士亲自关上大门。南港的夜晚略带些寒意。记者独自伫立在石阶上回头看看，想想这位独居在里面的一代学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所露出的神情，我才体会到，人到相对无言时是怎样的一种况味。 ①

    四九，十二，十四（W·）

    赵武先生夫妇来谈。他这次到法国，见着他的老父亲赵颂南先生（诒），把我的信带给他了。他今年九十二岁了，身体还是很强健，能工作，还能写小字。他叫他儿子带一张照片来送我，还附有《自述数则》，是他亲笔写的。

    先父光绪十八年壬辰（1891）正月十八日记：

    宋燕生偕赵铸南、赵颂南过访畅谈，自巳至未乃去。

    赵先生是先父好友张经甫先生（焕纶）的学生。一九二六年，我在巴黎曾见着颂南先生和他的夫人。他还记得我父亲铁花先生。后来我看见这条日记，很惊讶他的记忆力之强。（我在《四十自述》里曾说，他很受张经甫先生“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的思想的影响。）

    自述数则

    赵诒，字颂南，别字不为，自称八不居士，劳圃老人。

    一

    生平得力，一师一友，终身受用，永感不忘。

    处世立身，张师经甫；思想开通，宋友燕生。

    二

    高瞻远瞩，履薄临深；超日外，得其环中。

    三

    昔有康有为，今有赵不为。有为未必能有为，不为终可以不为。与其名有为，不如称不为。孔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盖于有为必先不为，有不为而不能有为者矣，未有有为而无不为者也。

    四    自咏

    海外偷生六十年，不求富贵求神仙。

    劳圃自治苦筋骨，乔木长春代人传。

    五 自挽

    五十年送往迎来，依然故我。

    三万里东奔西走，何补苍生！

    六 八不居士造句

    统一语言灭字，用拼音字；

    普及教育废文，用白话文。

    吴敬恒篆

    七八不居士

    不嫖    不赌

    不吸烟 不喝酒

    不吃肉 不娶妾

    不信教 不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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