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冬。当时苏东坡因与新政不合，主动要求外放，任密州知州。密州在今山东诸城。虽身在东海一隅，但苏东坡的心却时刻关怀着祖国西北的安全。这首词反映了苏东坡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夏入侵的强烈愿望。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对辽和西夏的威胁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王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之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与西夏也如法炮制，签订“和约”，每年给西夏“岁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种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只是短时期地缓和了边境上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给以大国自居的北宋士大夫极大的心理挫折，认其为莫大耻辱。有志之士对此念念不忘。苏东坡痛感辽和西夏对祖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于是，很自然地从射猎联想到要抗击入侵之敌，以保卫边地安全。词的爱国思想是明显而又强烈的。
题为“密州出猎”，所以全词紧紧围绕着“出猎”展开笔墨。上片写出猎的盛况。苏东坡以“老夫”自居，其实这时候他还不到40岁，苏东坡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后，心理上已经产生一定的疲惫感。但是，苏东坡毕竟处在盛年，自求外放也不是贬谪受罚，所以，豪迈之情随即与狂态不减，左牵黄犬，右擎苍鹰，千骑卷过平冈，到郊外“出猎”。太守的身后则是大队人马簇拥，倾城出动，盛况空前。足见苏东坡在当地政绩之佳，深得民心。苏东坡的“出猎”，既是为了一抒胸中豪情，又是为了报答百姓的厚爱。这一切出自苏东坡的观察和想象，充分表明了苏东坡政治上的自信心。下片写自己宏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杀敌卫国的斗志。苏东坡开怀畅饮，壮志凌云，以“鬓微霜，又何妨”否定了“老夫”之说，剩下来的只有“少年”的豪气。苏东坡以汉文帝时的魏尚自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起用。据《史记·冯唐列传》载，云中（今山西西北一部与内蒙托克托县）太守魏尚杀敌有功，但多报了杀敌人数6名，因而获罪削职。冯唐对皇帝陈说魏尚有功可用，汉文帝刘恒便派冯唐持符节去云中赦魏尚罪，恢复了魏尚的职务。苏东坡是因为反对新政而外放的，其境遇与魏尚有某些相似之处，故而以魏尚自比。他盼望朝廷能派冯唐这样的使臣持节密州，使自己重新得到重用，以便能为国效忠。届时可以“西北望，射天狼”，而不是用于游戏“出猎”。
这首词联想丰富而又切合实际。苏东坡通过出猎联想到北方与西北的敌人，通过艺术想象，一次普通的出猎活动便变成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武装演习。古人时常用“出猎”代替军事演习，苏东坡的作为恐怕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因此爱国的豪情随之产生。古代描写狩猎活动的诗歌为数不少，名作如林，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王维的《观猎》、韩愈的《雉带箭》等。这些作品主要是写射猎的场面，写射猎者武艺高强，射击的准确，观众的叹服等。苏东坡此词却有所不同。这首词实中有虚，以实带虚，虚实相生。苏东坡把“倾城随太守”的壮阔场面与保卫国家的战斗联系起来。他射击的目标不仅仅是眼前真实的猎物，同时，他还把目光瞄向千里之外的敌人——天狼。这里的“天狼”，不能只理解为地处西北的西夏，它同时还包括北方的辽。词中所表现出的爱国思想与豪放风格均产生于此。正是这首词的出现，才奠定了苏东坡的豪放词风，使豪放词和豪放词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这首词用典准确，用比巧妙，善于烘托，加上音节急骤，韵位较密。这一切都与射猎的场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词的豪迈、奔放的气势，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用了两个“射”字，既突出了“出猎”的特点，又深化了词的主题。上片射“虎”，下片射“狼”。两个“射”字，虚实兼到，重要的是通过“射”字，把千里之遥的“西北”，置于眼前的射程之内。
苏东坡这次“出猎”，还作有《祭常山回小猎》七律一首，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出猎场面的描写，以及用古人自比的手法，并因此所表达出来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与《江城子》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苏东坡的手中，诗与词可以表现同样的内容题材、同样的思想感情。
此外，《阳关曲》说：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在为他人扼腕叹息的同时，表现的是自己爱国志向难得施展的苦痛，“出猎”或平时激发的豪情壮志终究落空。苏东坡确实一生也没有真正获得一次机会可以像范仲淹那样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志不得施的痛苦因此产生。
苏东坡的词多侧面地再现了农村生活。苏东坡平生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他总是勤政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干一些实事、好事，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等。他对“民本”农田生产尤为关心，在各地兴办的实事也大都围绕着农业生产。这方面的关心表现在词中，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这一领域的做法。苏东坡熙宁末、元丰初改知徐州，曾在当地组织民众抗击水灾、旱灾。元丰元年（1078年），苏东坡曾到徐州城东的石潭祷雨、谢雨，根据路途所见，写下一组《浣溪沙》，共五首，下面录其四首：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
相挨踏破篟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
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
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
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
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
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词前有一小序，说明写词的原委：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
原来，这一年徐州地区发生春旱，灾情比较严重。作为一州之长的苏东坡对此极为关心，他曾亲往石潭求雨，得雨后又再往石潭谢神。序中“谢雨”云云，即指此而言。这组词以朴素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农村的夏日风光，对受灾的农民表示同情和关怀。
求雨得雨，谢雨归来，作为一州之长的心情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苏东坡因此也有闲暇的心境去观赏周围农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太守下乡，对当地的村民百姓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事，于是便有了“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的场面。在这个场面里，可以显示出农村民风的淳朴可爱，农村少女的欢快活跃、自然真率。这对整日局促于官场的苏东坡而言也是格外清新动人的。这就隐约地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形成对比。“老幼扶携收麦社，鸟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是苏东坡所见的农村风光，画面上洋溢着丰收之后的欢快，一片百姓安居乐业、熙熙攘攘的快乐景象。今年的丰收，当然有苏东坡“求雨得雨”的一份功劳。苏东坡是在赏识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在赏识自我的政绩。所表现出来的还是政治上的一份自信。以这样的心境和眼光去观赏农村的风光人情，一切就被诗情画意化了。
“麻叶层层苘叶光”是目之所见，衬出时间已进入夏季。“谁家煮茧一村香”一句是从嗅觉方面写的，说明蚕茧成熟，正在煮茧抽丝。“一村香”，不仅极富诗意，而且还反映出苏东坡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并怀有深厚的感情。“隔篱娇语络丝娘”，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络丝娘”，即纺织娘，其鸣声如轧轧的纺织声。这里用以代指缫丝的姑娘。因为是“隔篱”，不见其人，只闻其“娇语”声声。上片三句分别从视觉、嗅觉、听觉三方面着笔，把农村中“耕”、“织”这两个主要方面都写到了。下片写灾情严重和苏东坡对灾民的关怀。这次“谢雨”，实际是对灾区的视察，苏东坡自然要着眼于受灾情况，着眼于灾区人民的生活。苏东坡首先看到的是“垂白杖藜抬醉眼”，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并非苏东坡注目之所在。苏东坡最关心的是分散在田里的农民，是“捋青捣麨软饥肠”的老百姓。捣麨，是把撸取（捋）下来的青麦炒干捣成粉。软，是充饥的意思。苏东坡看到的是农民把青青的麦粒撸取下来，准备捣成粉末借以充饥。作为一州之长的苏东坡，并不回避矛盾，他敢于正视旱灾造成的恶果。时当青黄不接，从“青”到“黄”，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农民的饥苦是可想而知的，苏东坡对此明察于心。但他仍止不住内心的焦急：“问言豆叶几时黄”同情人民疾苦之情，跃然纸上。这首词更多地接触到农村的现实景况，苏东坡也不是一味地盲目乐观。
不过，这一组词中还是以欢快的情绪为基调。“簌簌衣巾落枣花”一词，情绪再度转换过来。苏东坡这里所写之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帘的各种不同声响在苏东坡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连续不断的影像。苏东坡在“谢雨道上”，经过长途跋涉，加之酒意未消，日高人困，不免有些倦意。突然，“簌簌”之声传来耳际，并好像有什么东西敲打在身上和头巾上，苏东坡一定神才意识到这是纷纷飘落的枣花。接着，耳边又传来“吱吱呀呀”的声响，越往前走，响声越浓，从南、从北、从四面八方传来，原来这是苏东坡熟悉的“缫车”声，村里百姓正在勤快地忙碌着。这时，一阵叫卖声传入耳鼓，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披着“牛衣”的农民坐在古老的柳树荫下，面前摆放着一堆黄瓜。三句专门由听觉折射到意识而构成的图景，很好地表现了这个季节农村的生活特点，质朴恬淡，引人入胜。下片写苏东坡的感受和意识活动。“酒困路长惟欲睡”是对上片的补充。在结构上，这一句又是倒叙，说明上片三句之所以重在听觉，主要是因为酒意未消，路途遥远，人体困乏，故而写下来的仅仅是睡眼朦胧中听来的片断，并非是视觉构成的完整画面。“日高人渴”而随意“敲门野人家”，是苏东坡口渴而急于觅水的意识活动，同时也反映了苏东坡不拘小节、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恰好与乡村的朴实融合在一起。所以，苏东坡写得真切，我们也读得亲切。
对农村生活有了如此真切亲近的认识之后，苏东坡自然感觉到农村这种淳朴无华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合自己，归隐之心油然而生。“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清新可喜的景色对身处逆境的词人产生了无穷的诱惑力，“何时收拾耦耕身”的追问中包含未能“忘却营营”的自责。苏东坡对乡村的喜爱已经无以复加，无论是“日暖”还是“风来”，从中苏东坡领悟到“使君元是此中人”，自己本来就属于这个平静朴实的世界。苏东坡对农村生活的美化，就是对官场生活的否定，但仅仅限于牢骚而已，苏东坡最终也是不能下决心归隐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先忧后乐”的献身精神决定了苏东坡必然地会在仕途上永远挣扎下去。
在苏东坡以前的文人词中，偶尔也出现过以农村片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文人喜欢描述“渔父”的生活作为自己归隐的榜样，其中就不乏农村生活的场景。张志和《渔歌子》说：“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和风细雨不须归。”所描摹的就是水乡渔村的景色。但是像苏东坡这样以组词的形式，多方面描绘农村生活的画面，把农民、村姑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敢于揭示农村的贫困一面，这在扩展词的题材方面，无疑是一重要贡献。
苏东坡的词揭示了复杂的内心世界。广义地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东坡的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和思想上的矛盾。千百年之后，仍可以想见其人。苏东坡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在苏东坡以前，由于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得不够深刻，不甚鲜明。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相互混淆，至今尚无法辨明。苏东坡的词则与此不同了。他的词里不仅跃动着一个活泼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性格面貌是十分清晰的，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词前有一小序云：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然而，苏东坡是在借此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东坡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仕途与人生旅途中也免不了有坎坎坷坷，有了这种坦然的态度就能安之若素。苏东坡“谁怕”之反诘与“一蓑烟雨任平生”之宣言，决不是故作姿态，那是苏东坡奉行的人生准则且落实于行动。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不断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好可爱之处。苏东坡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并描述自己此时的生活方式与态度说：“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直到晚年再遭重大打击，谪居岭南、海南，苏东坡还是乐观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惠州一绝》）“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定风波》表面上是写苏东坡对待风雨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苏东坡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放达。苏东坡被贬期间，形同罪犯，而他却能把失意置之度外，寄希望于未来：“山头斜照却相迎”。“春风”吹面，既吹醒了酒意，又吹散了风雨，“山头斜照”再次露出笑脸。自然界如此，人生旅途何尝不是这样？只要坦然相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苏东坡所期望的未来果然出现在现实之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过天晴，回首往事，这些挫折、坎坷都算不了什么。这首词充分反映了苏东坡的胸襟和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之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自己的苦闷，充分表现出他那种豪爽、开朗的性格。这样的词在苏东坡以前是没有谁能写得出来的。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这首词与前词作于同一时期，小序中说：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词写苏东坡夜饮之后醉卧溪桥之上的生活片断。酒家夜饮归来，月色明媚，醉意朦胧，这是让人淡忘尘世烦忧、全身心融入大自然的最好时机。所以，上片苏东坡突出月夜景色之美：水面细浪涟漪，“横空”依稀云朵，在月光的笼罩下，苏东坡被包围在这清新明丽的银色世界中。此景此情，苏东坡当然难以割舍，漫步游览之不足，干脆“解鞍欹枕绿杨桥”，物我两忘。词中着力于抒写醒后的内心感受。苏东坡留恋水色山光，沉浸于一个莹澈清明、安恬静穆的大千世界，反映了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期复杂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这反过来是对贬谪的一种抗争与抗议，性格是很鲜明的。
谪居黄州，是苏东坡生平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苏东坡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有了很大的改变。苏东坡虽然能够豁然对待荣辱得失，但是，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要求摆脱尘世烦扰、去过潇洒隐逸生活的愿望便时时浮现在脑际。《临江仙》说：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豰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再度夜饮归来，这已经成为苏东坡日常生活表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上片写醉后归来情景。夜饮之“醒复醉”与“归来仿佛三更”，可以明显看出苏东坡是在借饮酒逃避现实，忘却贬谪之痛苦。苏东坡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家童鼻息如雷鸣，敲门都不应”，苏东坡不是因愤怒生气，正好将满肚子的愤恨发泄在“家童”身上；也没有焦灼不安，敲门不休。而是“倚杖”江边，静候家童醒来。有了这样宁静、恬淡的心胸，苏东坡于是就能从浩荡的江声中体会时间、空间以及人生的意义。这种感悟与体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下片就是这种“意会”的生发，是写从“江声”中所得的体验和感慨。长江浩荡东流，无拘无束，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境界呀！苏东坡感悟到只有摆脱名利的束缚，做到像江水一样的畅快自在，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并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面对“夜阑风静觳纹平”之景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愿望就再也压抑不住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载有关趣事说：苏东坡“与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者。乃作歌词，所谓‘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挈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然此语卒传之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苏东坡这种心态表现之频繁、强烈，郡守与皇帝也要“闻而疑之”。这首词充分反映出苏东坡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正如词所写：“不如驾一叶扁舟，遨游江海，以终此有生之年。”但同时，也使得苏东坡在逆境之中保持理智与冷静的态度，坚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苏东坡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何尝不是这种心境的表露？
失意而求归隐，成为苏东坡贬谪期间的一个经常性的主题。《满庭芳》高唱：“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酒社，相劝东坡老。”因此劝弟弟子由也早做退隐的打算：“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水调歌头》）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黄州时期所写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多方面的反映。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中的“孤鸿”，实际上也就是苏东坡的自我形象：它傲岸不羁，又孤寂独处，这正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在冷落凄静的夜晚，唯有“孤鸿”与“幽人”相对，“孤鸿”之“有恨无人醒”与拣枝而栖，正是苏东坡的现实处境以及应对现实的孤高态度。词中还反映了苏东坡进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词语虽然过分简断，但“孤鸿”的形象却鲜明突出。咏物，实际也就是在写人，写苏东坡自己，写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陈廷焯评此词也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词则·大雅集》）在《敦煌曲子词》、唐五代词以及宋初词人作品中，虽也有少量咏物之作，但大都停留在设譬与小有寄托的水平之上，借物咏怀、寄慨遥深的作品，十分少见。苏东坡的咏物词把内容与艺术技巧大大向前提高一步，为南宋咏物词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苏东坡咏物的名篇除这首《卜算子》以外，还有咏杨花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东坡在词史上的另一不可磨灭功绩便是拓宽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使词与诗气脉相通。前人曾多次总结苏东坡这方面的功绩，称其创立了“豪放”词派。所谓“豪放”是针对“婉约”而言的。“婉约”、“豪放”之分，最早始自明人张世文。清人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说：“张世文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中据此做进一步的概括：“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苏东坡本人也标举过“豪放”的风格。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东坡续集》卷五）宋人对苏东坡词的新风貌早有敏锐的觉察。俞文豹《吹剑录》所载东坡“幕下士”之言柳永词须“十七八女孩儿”演唱、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高歌，便道出个中因由。这里尽管没有标举“豪放”与“婉约”，然而对比两种风格迥异词风的意图十分明显。“豪放”与“婉约”只是对北宋词风格一种粗线条的划分，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词风（包括苏东坡自己的词在内），但就广义的角度来讲，以“豪放”、“婉约”来区分北宋词坛的两大不同词风，还是符合创作实际与历史实际的。沿着这条线索看后人词创作走向，同样能明了苏东坡在词坛上的卓越贡献。
苏东坡词风的转变，首先是由于歌词抒情模式的转移。苏东坡拓展词境之作，都是以自我为抒情主体的，彻底改变了前人“代言”的方式。苏东坡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得以表现。与苏东坡宽阔心胸、坦荡襟怀相映衬，词中出现的景物也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由于苏东坡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好，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东坡豪放词的典型特征。苏东坡现存三百余首词里，属于这一类清雄旷达之豪放者，大约有四十余首。前介绍苏东坡词内容与题材之扩大时所引的词，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样的审美特点。最能代表苏东坡独特风貌的作品，当数《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当时苏东坡已47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苏东坡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他的著名散文前后《赤壁赋》以及其他许多著名诗词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冲击下的产物。《念奴娇》正是这一时期传诵最广的名篇，也是苏东坡词中的代表作。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崩云”三句是苏东坡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云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苏东坡赞佩与向往之情。“遥想”二字坚承“周郎赤壁”与“多少豪杰”，过渡巧妙自然。苏东坡抓住儒雅名将周瑜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行为特征，“小乔初嫁”以衬托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表现其举止风雅，“谈笑间”以显示其谋略智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苏东坡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苏东坡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
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之前，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主要是用来描写男女风情及羁旅闲愁的。柳永词在内容上已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王安石的《桂枝香》气势恢宏，格局开张，是北宋词坛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但在构思上仍限于吊古伤今。苏东坡在此基础上，把一般的吊古伤今提高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唱叹与赞美。此词之所以为高，原因正在这里。《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苏东坡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苏东坡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看，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比《念奴娇》写得略早一些的《水调歌头》，是中秋之夜咏月兼怀念弟弟子由之作，同样被人们认为是苏东坡词中的杰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东坡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东坡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相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此刻，苏东坡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苏东坡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苏东坡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多少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东坡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
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起句奇崛异常，苏东坡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诗意，用一问句把读者引入时间、空间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广阔世界。苏东坡的提问，似乎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伊始，又好像是在赞叹中秋的美景、造化的巧妙。其中蕴涵了苏东坡对明月的赞美和向往之情。苏东坡之所以要化用李白诗意，一是李白的咏月诗流传甚广，二是苏东坡经常以李白自比，这里也暗含此意。李诗的语气比较舒缓，苏词改成设问句以后，便显得峭拔突兀。苏东坡将青天作为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豪放的性格与不凡的气魄。“不知”二句承前设疑，引导读者对宇宙人生这一类大问题进行思考。“天上宫阙”承“明月”，“今夕是何夕”承“几时有”，针线细密。继续设疑，也将对明月的赞美向往之情推进了一层。设问、思考而又不得其解，于是又产生了“我欲乘风归去”的遐想。李白被称为“谪仙”，苏东坡也被人称之为“坡仙”。苏东坡至此突发奇想，打算回到“天上”老家，一探这时空千古奥秘。苏东坡生平自视甚高，以“谪仙”自居，所以他当然能御风回家，看看人间“今夕”又是天上的何年？仙境是否胜过人间？苏东坡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苏东坡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东坡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及《前赤壁赋》描写自己在月下泛舟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皆产生于共同的思想基础。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未及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苏东坡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来坚定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苏东坡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同时，这里依然在写中秋月景，读者可以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气逼人。这一转折，写出苏东坡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苏东坡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显示了苏东坡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因此为词带来一种旷达的作风。“高处不胜寒”并非苏东坡不愿归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根本之所在。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码还可以与自己清影为伴。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东坡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毫无疑问的肯定，雄健的笔力显示了情感的强烈。
下片写望月怀人，即兼怀子由，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换头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夜深月移，月光穿过“朱阁”，照近“绮户”，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离人。月圆人不圆是多么令人遗憾啊！苏东坡便埋怨圆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相形之下，更加重了离人的愁苦了，语气进一步衬托出苏东坡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同时又含蓄地表示了对不幸离人的同情。苏东坡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便转而为明月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故结尾“但愿”便推出了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突破空间的阻隔，让对明月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两句并非一般的自慰和共勉，而是表现了苏东坡处理时间、空间以及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苏东坡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张九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许浑《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苏东坡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美好祝愿。
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来回驰骋的开阔空间。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念奴娇》与《水调歌头》内容和题材虽有所不同，但意境却同样神奇壮美，风格也同样豪迈奔放。这样的词在苏轼现存词集中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这首词以精炼的语言描绘壮丽的水色山光。当整个大自然处于风平浪静之时，千里碧波，莹澈如镜，两岸青山，倒映入水，优美如画。苏东坡由此追忆起昔日在扬州平山堂所见的江南景色以及出现在欧阳修笔下的壮丽风光，用联想的方式渲染眼前的美景。然而，长江的风平浪静毕竟是暂时的现象。突然，狂风乍起，林木怒吼，山雨欲来，白浪滔天。此刻，一叶扁舟浮沉于浪涛之上，满头银发的渔翁，手把船桨，疾行如飞。有见于此，词人的心潮澎湃，豪兴满怀。他很自然地联想到宋玉的《风赋》，于是便加以批判。宋玉不懂庄子“天籁”的道理，硬说风有雌雄之分。君王之风是雄风，宁体便人；庶民之风是雌风，致病造热。而苏东坡的看法却与此不同，他认为，只要人胸中豪气长存，长风千里就会使人感到淋漓痛快，而不会害人。苏东坡之所以把张偓佺刚刚筑成的亭子命名为“快哉亭”，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苏东坡又有《念奴娇·中秋》，意境与《水调歌头》近似，词云：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排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中秋开阔的夜空，万里无云，长空浩浩，冷光相坡的狂放融为一体。苏东坡赞美月夜壮丽的景色，向往月宫超脱尘俗的生活，对现实的不平与愤懑隐约可见。
由上可见，苏东坡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和词中壮美的意境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拍岸的江水、穿空的怪石、挺拔的大树、浩瀚的夜空等等，这一类景色随处可见。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归朝欢》）；“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八声甘州》）。这一射，如置身琼楼玉宇，如在清凉国。对此美景，苏东坡举杯邀月，醉饮起舞，拍手狂歌。中秋夜的清旷与苏东类清奇雄健的自然景物，又往往被苏东坡放在运动和变化之中来加以描绘，于是便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从人物与人世方面来看，苏东坡词的清雄旷达的风格，又总是和羽扇纶巾的风流人物、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士、把酒问月的诗人、乘风破浪的渔父等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鲜明地表现出苏东坡的理想抱负与乐观进取、积极用世的精神。除上面所列举的以外，《南乡子》说：“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应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瑞鹧鸪》说：“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浣溪沙》说：“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頬带风霜，归来衫袖有天香。”这些，都是苏东坡同时代其他词人作品中很少见的。苏东坡的创新精神恰恰表现在这里。这样的词，明显地跳出了“香而弱”与“艳而软”的陈旧的圈子，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苏东坡具有清雄旷达作风的词作在他传今作品中虽然所占的比例只是少数，但因其全新的风貌而引起广泛的注意。无论是当时的批评者还是后来的称颂者，都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小部分的作品之上，而相对地忽略了苏东坡的婉约词作。所以，苏东坡这一类具有阳刚之美的词作便在词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成为豪放派的开山鼻祖。
在现存的苏东坡词中，仍然以委婉言情、风格优美的作品占据大多数。这类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三百余首，约占传今作品的87%。婉约言情的词作是当时词坛创作的主流，苏东坡也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创作、然后有所突破的。出于词人旷达之个性，同时也是受“诗化”词作的影响，苏东坡的“婉约”词与他人之作也有明显的不同，同样显示出其鲜明的艺术个性。
苏东坡的词洗脱了“脂粉气”，从“倚红偎翠”的秾艳中走出，变得明丽净洁。《洞仙歌》说：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据词前小序，这首词是咏夏夜纳凉之后蜀花蕊夫人的。后蜀末主孟昶生活奢靡，沉湎女色。花蕊夫人更是冠绝群芳，艳丽无比，凭其“花蕊夫人”的别号也可以想见。在他人笔下，这是写“艳词”的绝佳题材。到了苏东坡笔下，却是风貌迥异。花蕊夫人“冰肌玉骨”，在清凉的夏夜里，在银白色的月光的映衬下，显得如此清雅脱俗，明丽照人。夜寂静，人无眠，携手绕户，疏星耿耿，时间在悄悄流逝，季节在暗中更换。周围的环境与人物相协调，也是如此安谧宁静、清澈光洁。苏东坡特意不写宫中的糜烂生活，不写男女的打情骂俏，而只是写其纳凉的一个情节，所选题材的洁净化有助于词的意境的提高。在时间推移的叙述中还流露出人事无常之感慨，与咏史的题材相通。南宋张炎评价说：“清空中有意绪，无笔力者未易到。”（《词源》卷下）明沈际飞也称赞此词“清越之音，解烦涤苛。”（《草堂诗余正集》卷三）
另一首《贺新郎》咏今人，与《洞仙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据杨湜《古今词话》所言，这首词是为营妓秀兰而作。而据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载，苏东坡此词是写自己侍妾榴花的。但由于苏东坡写得超尘绝俗，品格特高，南宋人便认定其另有寄托。胡仔说：“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说：“苏公‘乳燕飞华屋’之词，兴寄最深，有《离骚经》之遗法。盖以兴君臣遇合之难，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关于宋词之兴寄，清人周济曾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样的概括基本上准确。北宋词多数没有寄托，南宋人对苏东坡此词的分析有拔高之嫌。说苏东坡此词写歌妓或侍妾，更接近北宋创作事实。不过，词中将这位女子写得清丽、高洁、孤傲，并以“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榴花相比，为人们的联想提供了基础，的确为南宋词之寄托开了先路。
苏东坡喜爱这一类冰清玉洁的女子，所以，进入苏东坡审美视野的都是经过苏东坡的审美筛选或艺术加工的。《南乡子》说：“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苏东坡婉约词气质、品格、作风的改变，预示着婉约词依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婉约词气质的改变及词品的提高，就不仅仅用来写歌儿舞女，还可以用来表达对妻子的挚情。夫妻之情在古人眼中是人伦的一项重要内涵，庄重而神圣。用流行小调来抒发对妻子的情感，是苏东坡的一大创举，这同时说明苏东坡已经破除了“诗尊词卑”的文体等级差别观念。《江城子》说：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前小序说：
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乙卯，苏东坡知密州，年四十。十年以前，妻子王弗病逝。这是一首怀念亡妻的悼亡词。苏东坡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小序标明词的题旨是“记梦”，然而，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苏东坡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并且能以词来“记梦”，完全是苏东坡对亡妻朝思暮想、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开篇便点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生与死之双方消息不通、音容渺茫。苏东坡之所以将生死并提，其主要目的是强调生者的悲思，于是，便出现了“不思量，自难忘”的直接抒情。“不思量”，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二句马上对此进行补充，阐明“自难忘”的实际内容。王弗死后葬于苏东坡故乡眉山，所以自然要出现“千里孤坟”、两地暌隔的后果，苏东坡连到坟前奠祭的机会也难以得到。死者“凄凉”，生者心伤。“十年”是漫长的时间，“千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漫长、广阔的时空之中，又隔阻着难以逾越的生死界限，苏东坡又怎能不倍增“无处话凄凉”的感叹呢？所以，只能乞诸梦中相会了。以上四句为“记梦”做好了铺垫。上片末三句笔锋顿转，以进为退，设想出纵使相逢却不相识这一出人意外的结果。这样的曲笔描写，揉进了苏东坡十年以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遭际，揉进了对亡妻长期怀念的精神折磨，揉进十年的岁月沧桑与身心的衰老。这三句是以想象中死者的反映，来衬托苏东坡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和世事的巨大变化。
下片转入正题写梦境：“夜来幽梦忽还乡”。整首词真情郁勃、沉痛悲凉，这一句却悲中寓喜。“小轩窗，正梳妆”，以鲜明的形象对“幽梦”加以补充，从而使梦境更带有真实感。仿佛新婚时，在王弗的身边，眼看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时的神情仪态，心里荡漾着柔情蜜意。随即，词笔由喜转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对应“千里孤坟”二句，如今得以“还乡”，本该是尽情话凄凉之时，然而，心中的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相顾无言”，一任泪水涌流。梦境之虚幻，使词境也不免有些迷离惝恍。这样，反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结尾三句是梦醒以后的感叹，同时也是对死者的安慰。“十年”之后还有无限期的“年年”，那么，苏东坡对亡妻的怀恋之情不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吗？唐五代及北宋描写妇女的词篇，多数境界狭窄、词语尘下。苏东坡此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使人耳目一新。
婉约词气质的改变及词品的提高，还使苏东坡的咏物词看来另有寄托。《水龙吟》咏杨花，写得仪态万方、柔情无限，词云：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首词以生动的笔墨描绘杨花的形象，并以杨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隐约寄托苏东坡个人身世的感慨。全词写得不离不即，遗貌取神。它既是在写杨花，又是在写人。苏东坡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不幸遭遇的感叹，都融入杨花形象之中。从杨花的无人珍惜，从杨花的飘零沦落，似乎可以看到苏东坡以及与他自己相类似的某些人的不幸命运。真正做到了花中有人，形中有神，虚实兼到，形神并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说：“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王国维对此词也推崇备至，他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周济所说的北宋词“无寄托”，不可一概而论，像苏东坡这样少量的咏物词，就是另有寄托的。
苏东坡词不再多做缠绵悱恻的抒情，语气变得爽快利落，且时时做旷达之想。北宋婉约言情词，往往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晏几道和秦观被称作“古之伤心人”，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苏东坡生性豪迈，在现实生活中倔强刚直，没有什么磨难能击倒他。他写相思别离的婉约词，因此也与他人的一味沉沦不同。《蝶恋花》说：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作于“花褪残红青杏小”之暮春季节，这本来是一个“枝上柳绵吹又少”之花落花飞令人伤感的季节，如果苏东坡的心境不佳，就更容易被凄苦悲愁的情绪所缠绕。词中“天涯”、“行人”云云，可见苏东坡当时也正处在失意的旅途之中。但是，苏东坡没有因此自怜自伤不已，而是以开阔的心胸、倔强的意志去对待自然界季节的更换与人世间的风雨变幻。“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为奔走流离而痛苦？何必为春去花落而伤心？只要你对生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以豁达的胸襟去接受一切，你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苏东坡生平不就是如此实践的吗？下片写“墙外行人”偶尔听闻“墙里佳人”悦耳的笑声，便产生了许多美妙的联想。终因不能见“墙里佳人”一面，也不能传递自己的“多情”，而感到有些懊恼。这一段生活小插曲也可以说明苏东坡对生活的浓厚兴趣，并没有为春归、离别、远行等愁苦所纠缠。结尾的懊恼也不是沉重的，而为画面平添一份乐趣。“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又隐隐包含着生活的哲理，耐人寻味。清人王士祯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蒙拾》）传统的“缘情绮靡”的艳词被苏东坡写得如此豁达开朗，真正是前无古人。
在苏东坡生活的周围，能持有如此乐观通达生活态度的人也能够特别获得苏东坡的赏识。苏东坡曾作一首《定风波》赠友人侍妾，自序说：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在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此词云。
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友人侍妾的回答太投合苏东坡的脾胃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就是苏东坡一直奉行的生活准则吗？所以，苏东坡才在词中对这位奇女子大加赞赏，并对友人有如此出色的歌儿艳羡不已。苏东坡特别强调以旷达的心胸对待生活磨难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万里归来颜犹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豁达乐观，对身心健康都特别有利。苏东坡对歌儿舞女的赏识就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容颜、声技，还因为她的心胸、气度。苏东坡在另一首《浣溪沙》词中说：“此心安处是菟裘”，就是受这位女子的影响。
即使不做旷达之想，苏东坡写别离之情的词读起来依然畅快爽朗。《少年游》说：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却是姮娥怜双燕，分明照、话梁斜。
送别之际，雨雪霏霏。冬去春尽，离人犹不见回家。思念之时，只能饮酒解愁，对双燕而自我怜惜。这么一首抒写别离情思的词作，读起来却感觉到爽快利落，朗朗上口。与他人之牵肠挂肚、肝肠寸断之作明显不同。与此适应，苏东坡这类婉约词所设置的境界也是比较开阔的。《南乡子》咏“春情”，上片说：“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万顷蒲萄涨渌醅。”其雄阔的视界与豪放之作近似。
总的看来，苏东坡词的“诗化”革新是成功的。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打破了诗与词在内容和题材上的严格界限，适应了诗、词合流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苏东坡的大胆探讨，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是对词的狭隘题材的解放，是对词的表现功能的开拓，是对词境的大力拓展，给当时内容狭窄、柔软乏力的软绵绵的词风，注入了诸多新的血液，使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艺术表现力增强，艺术风格焕然一新，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这种对词的革新，在词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可以说，苏东坡对词的革新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动，使词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北宋词坛。也毋庸讳言，“以诗为词”对词的艺术个性有所削弱、消减，对唐五代宋初词的体格特征有所异化，是词向诗的特征的某种程度的回归。然它终竟代表了词的一种发展的新趋向。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东坡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东坡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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