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堪称是奇迹。
而前苏联如此迅速地积累起工业资本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通过国家对价格的干预，让工业产品的相对定价大大高于农业产品，就使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领域注入到了工业领域。很显然，苏联的工业产品过于昂贵，大大超出了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水平；而农业产品价格则被严重低估，大大低于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水平。尽管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更多是作为记账单位，国家对价格的操纵更多的是为实现“账面”上的平衡，但背后的本质和原理仍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完全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对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而非政府的集中指令和计划，而价格本身又是一个可操纵性非常强的变量。即便是在流动性相当好的股市里，实力强大的庄家也可以通过操纵股价获取利益，更遑论许多商品的流动性与股市相比相去甚远，相当多的商品价格本就处于严格的政府管制之下。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助经济、行政乃至法律手段，政府对价格的控制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通过控制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在垄断性的行业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占到了GDP的四成以上，这个比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还是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韩国，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样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内储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不仅远远高于欧美，也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丰沛而廉价的资金，也等于为中国的经济引擎提供了廉价的油料。可以说，高储蓄率是推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高储蓄率的真正根源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关于这一点，解释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老百姓不敢花钱，只好将大部分的收入都存在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而且由于投资渠道比较匮乏，老百姓的钱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只好存入银行。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也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
中国的高储蓄率，直接来源于高资产价格。为什么呢？我们来仔细看看中国的存款结构。截至2009年3月份，全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为522618.72亿元，其中居民存款为247492.08亿元，企事业单位存款为223778.49亿元，居民存款和企事业单位存款几乎各占半壁江山。再考虑中国的贫富差距，号称是10%的人拥有90%以上的银行存款，换而言之，普通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占整个存款总额的比例微不足道。所以，中国总体的高储蓄率跟普通老百姓缺乏社会保障、不敢花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面说到，中国的高储蓄率来源于高资产价格，也就是说，这些“躺”在银行里的存款，有相当部分是由高价资产“派生”出来的。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甲有一栋房子，花费50万购得，对应这栋房子的货币此时也就是50万元。同时乙大学毕业后做了白领，月薪一万元。过了几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地产价格暴涨，这栋房子的价格翻两番，变成了200万。乙的月薪依然是一万元，从银行按揭贷款将这栋房子从甲的手上买下了这栋房子。于是甲手里马上有了200万现金，存入银行；乙则自此成为“房奴”，需要在今后20年内将绝大部分的收入交给银行，几乎没有存款。房子还是那栋房子，甚至因为自然老化而使用价值有所降低，但是甲乙两人一转手之间，就凭空多创造出来150万的存款。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虽然实际的经济过程非常复杂，但可以认定，这个钱的源头来自于央行增发的货币。央行看到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将其视同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货币。再来看储蓄率，为理解方便，先把这笔钱“还”
给乙，同时假设甲的储蓄率没有变化，那么对乙而言，他的储蓄率是多少？在今后20年内，乙相当于把每年挣得的12万元中的10万元储蓄了起来。如果房价没有上涨，同样按20年计算，乙只需要将每年12万元收入中的2.5万元储蓄起来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在甲和乙两个人组成的“简单社会”中，由于房价的上涨，平均的储蓄率也随之大大上升。高资产价格，带来了高储蓄率。
三、高价资产背后的推动力我们再来看高资产价格是如何带来资源和财富的流动的。还是上面那个例子，为便于理解，我们进一步简化，再把银行拿掉，把交易看作只是在甲乙两人之间直接发生。假设房价并没有上涨，那么乙只需用大约5年的工作来换取甲的房子，或者说为甲打工5年。现在由于房价上涨，乙需要为甲打工20年才能从甲手中获得那栋房子。甲等于平白无故地多占有了乙15年的劳动。本应属于乙的相当于其15年劳动成果的资源和财富，由于房价的提高，就变戏法般地转移到了甲的手上。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抬高资产定价带来的财富转移的奥秘所在。很容易想象：对于持有地产的甲而言，房价越高对其越有利。房价越高，甲可以占用乙劳动的时间越长，从乙手中获得的财富转移越多。试想，如果由于甲垄断了当地的地产市场，乙只能从甲手中购房，甲会怎么做呢？很自然的，涨价！一直涨到乙的负担能力的极限为止。
过去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兴起了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房价的上升带动了地价的上升，地价的上升又推动了房价的上升。在地产业暴利的驱动下，房地产商们为了争抢某些地块往往一掷亿金，拼得头破血流，土地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而垄断了土地供应的地方政府，则是坐地收钱，好不惬意。20世纪90年代末一度“囊中羞涩”的地方财政，在这几年的地产热潮中都纷纷“阔绰”了起来。曾有人指出，各级地方政府才是地产泡沫的最大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无道理。由于流动性过分充裕等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地产泡沫得以持续和扩张，房地产自然也逐渐成为各个地方的“支柱产业”。在政绩以及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谓是锦上添花、烈火烹油，所以不仅一二线城市，连广大的三线中小城市都呈现出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发展形势。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所得到的远远不只是卖地收益，更有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税费方面的大量收入。大量的资源因此得以向各级政府手中集中，而这些资源又大量流入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形成“循环效应”。当然不仅房地产业如此，其他涉及资本产品的行业情况也大致类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各级地方政府希望把各种资源集中控制到自己手中的动机，正是高价资产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四、高价资产的本质曾有人对中石油在香港发行股票时的价格为1港元，而在大陆发行股票时的价格为16.7元人民币的做法表示质疑，也有很多人对中国境内项目繁多、价格昂贵的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收费表示质疑，他们都没能理解高价资产在中国的意义。中石油的市值最高曾经超过亿万美元，远远超过埃克森—美孚和BP等著名石油公司；而中石油无论从经营业绩，还是拥有的油气储量、技术能力，都远不能跟上述两家公司相比。即便以目前大幅调整过的中石油股价来看，其估值水平仍远远高于埃克森—美孚和BP等国外石油公司。不仅中石油如此，A股市场的普遍估值水平也大大高于欧美国家股市的估值水平，就是与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其估值水平也属于最高之列。至此我们不难总结出来：高资产价格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而形成这一局面，又有着深刻的政策和体制背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政府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中国过去和当前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国内大多数的资产，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垄断性资产，而高资产价格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得民间资源持续向政府和国企手中集中，政府和国企再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从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高资产价格，或者说资产与劳动力、普通商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本质上与斯大林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在国家的主导下，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正是由于背后强烈的体制性因素和政策导向因素，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背景下，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纷纷大幅跳水时，中国的资产价格却“与众不同”地保持住了坚挺。在本次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冲击无疑是相当严重的，尽管出台了大量经济刺激政策，还大幅增加了货币投放，所取得的成效还是以短期效应为主。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绝不可能仅靠这样的经济刺激手段可以达到。当然，与让整个经济恢复繁荣这样的艰巨任务相比，保持高资产价格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件容易得多的事情。同时政府也有充分的意愿和动机来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或许未来也不会有改变，只要这种集中大量社会资源到国家手中，并由国家主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没有改变，高资产价格就依然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非发生重大的经济挫折，幻想中国的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估值水平能降下来是不切实际的，这是由中国高资产价格的根源和本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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