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系统状态的剧烈变化，带来的就是系统内部秩序的瓦解。
在工程热力学中引入了一个称之为“熵”的概念，来表征一个系统的有序度。熵值越小，表明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反之，则表示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要在系统中引入负熵，或者说在无序中建立有序，需要从外界输入能量才能达成，好比一个乱糟糟的房子，要变得整洁干净，就需要有人花工夫去收拾才行。但是系统的熵增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几乎所有实际系统都自发地有熵增的趋势。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人的衰老死亡都可以说是人体系统熵增的结果。
在工程热力学中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准静态过程”的概念。简而言之，所谓准静态过程是一种极为均匀缓慢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带来系统的熵增，也就是说不会带来系统的失序。
联想传统的养生理论我们不难想到，舒缓平和的生活方式其实就类似于所谓的准静态过程，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由人体自身活动所带来的熵增，从而延缓人体内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失序进程，以减少疾病，延年益寿。
事实上，“熵”理论可以推广到几乎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纵观那些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过剧烈波动的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不仅限于表面的经济效应。这种波动，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道德沦丧，犯罪猖獗，社会割裂，阶级以及族群对立等社会失序现象在这些国家也十分普遍。这可以看成是经济剧烈波动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失序的结果。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性社会成本，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拉美，特别是他们的贫民区时，或许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
事实上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提出“创造性毁灭理论”时就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无力再包容技术革新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也将因此而解体，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反而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从“熵”的角度来看，高速增长必然给社会系统带来熵增，也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特别是如果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通过透支环境、透支资源、透支未来来达成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大滑坡，那么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对经济本身的伤害也会更为严重。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资本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这样的剧烈波动，必然也会为金融系统引入熵增，带来金融系统的混乱和无序，而这背后，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实际财富的损失。
二、战胜泡沫，赢得未来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论及的，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严重的资本泡沫的重围之中。消除泡沫，已经是投鼠忌器，而维持泡沫，则意味着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以牺牲未来的发展为代价。采取严厉的措施强行刺破资本泡沫，无疑会引起极大的混乱，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将受到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秩序很可能陷入一片混乱。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对于资本泡沫一直避免采取过于严厉的抑制政策，而是寄希望于资本泡沫能够通过某些途径以温和的形式得以化解。中国还特别希望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可以自然地消除这些泡沫——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那么我们如何突出重围？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严厉的反资本泡沫政策，也不能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让泡沫自然消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渐进的制度建设。中国的资本泡沫之所以能吹大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且以高度的刚性维持，无疑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因素。本质上的“双轨制”经济是中国特色资本泡沫背后的根源所在。所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才是消除中国特色资本泡沫的正途。特别是金融系统的改革尤为重要，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等。如果促成泡沫的这些体制性因素得以逐步消除，那么市场力量就会自然地发挥作用，抑制泡沫。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初人民币的汇率更加灵活，人民币的可兑换自由度能够增加，利率更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泡沫就难以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同时也很难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然也无需为治理这些泡沫付出如此之高的成本。当然，即便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并不晚。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上升周期，足以为“改革冲击”提供缓冲空间。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法制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扭曲资源配置的因素得以消除，让市场回归本原，那么当前的资本泡沫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达成目标，但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我们还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的。如果我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资本泡沫这种由这轮经济繁荣带来的“富贵病”，并为抑制未来的资本泡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框架，就有可能为中国经济赢得一个和谐稳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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