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听到过这样一个“特例”：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个人以为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比如说富裕阶层是肯定不会跟穷人一样消费“三鹿”奶粉的。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导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谓的低通胀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流动性进一步泛滥，连房地产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于是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再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了的口袋里溢出来的钱就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体系中，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所以说这个“特例”不是特例，结构性通货膨胀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当然，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由因此而获得的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的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二、结构性通胀在中国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的垄断型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却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和利润。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创造多少财富，却消耗着大量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在事实上都构成了结构性通胀的强大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毫无贡献的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的原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将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30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进步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类似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局面：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此时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就会形成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而如果想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本又非常高昂，社会无力承担。
正如前面所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而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于存在着体制性的因素，在政府的有力管制下，有相当一部分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释放出来。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以某种更凶猛的形式爆发出来。所以，中国更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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