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些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和财政危机时，纸币的滥发就变得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非常剧烈的通货膨胀。这类“超级通货膨胀”可能产生一些非常荒谬的经济现象，然而这类现象却又是残酷的现实。20世纪曾经发生了多起超级通货膨胀，其中以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马克大崩溃和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最为典型。而一直在极右的军事独裁和极左的民粹暴政之间癫狂的多个南美国家，则提供了反超级通胀的经典案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玻利维亚。南美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最后形成了著名的“休克疗法”，东欧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这种“休克疗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这些国家。“休克疗法”的效果在总体上有着很大的争议，但就治理通胀而言，大多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深入探究这些国家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超级通胀还是反超级通胀，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货币；超级通胀直接来源于货币的滥发，而要控制通胀，则必须从控制货币入手。
二、德国马克大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经济濒临崩溃。战败的德国不仅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失，还受到了协约国的严厉惩罚。德国本土的领土缩水近七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一成，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此外还要负担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继承者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则是战后重建的巨大开支以及巨额战争赔款，走投无路的共和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印钞机。1921年，即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确定的第一年，德国政府勉强支付了当年的战争赔款，但紧接着第二年即声称无力支付赔款，要求延期。
在严重的财政危机逼迫之下，魏玛共和国政府全速开动了印钞机，德国马克也随之展开了前无古人的疯狂贬值历程，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上涨。以报纸的价格为例：一份报纸的价格在1921年1月大约为0.3马克，1922年5月为1马克，1922年10月则为8马克。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未能按时履行其赔偿义务为由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受此打击，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马克开始加速贬值。一份报纸的价格到1923年2月已经是100马克，到1923年9月为1000马克，商品价格此后实际上已经“飞”了起来。同年10月1日，一份报纸的价格为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到11月17日已升至7000万马克。1921年1月，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为64：1，而到了通货膨胀达到顶峰的1923年11月，其比价则是4.2万亿：
1。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具有了荒谬的喜剧色彩。首先薪水得按天给，后来发展到一天发两次薪水，如果按月发放的话，到了月底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可能连面包渣都买不上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稍微慢点，价格可能就变动了，往往会因此买不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商品生产和贸易都极度萎缩，市面上商品奇缺，惟一不缺的就是纸币，孩子们可以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在街上堆房子玩。
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大批随从隆重到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万亿马克，或者说24美分。
政府继续沉着老练地开动已经因长期超负荷运转而冒烟的印钞机，因为印钞机一旦停止转动，魏玛共和国政府就要垮台，政府的财政仅仅靠从印钞机到市场流通之间的时间差来苟延残喘。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在1923年底戛然而止，究其原因，说法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美国的黄金注入稳定住了市场。德国的这场超级通货膨胀，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产品——纳粹党的兴起，这对十多年后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资金短缺——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导致更深层次的资金短缺——更加疯狂地印钞，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造成德国马克崩溃的“死亡螺旋”。使德国马克跳出这个“死亡螺旋”的，一是外债负担的减少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而且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大量美国“硬通货”的注入。
三、前无古人的津巴布韦大通胀近年来发生在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则又是一个典型。津巴布韦于1980年获得完全独立，由于农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当时津巴布韦的经济条件在南部非洲来说，还是属于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连年的经济政策失当、高层官员腐化严重、种族矛盾激化等原因，其经济持续恶化，资金和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发了财政危机。陷入财政困境的津巴布韦政府同样也严重依赖印钞机来纾困，钞票越印越多。为遏制纸币的滥发造成的物价上涨，津巴布韦还采取了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企图“双管齐下”，既享受多印钞票带来的好处，又能让物价保持平稳。此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还坚信可以通过多印钞票来降低价格。于是，印钞机的开动愈加疯狂，到了近些年甚至还一度造成印钞纸短缺，不得不从南非大量进口。在价格管制措施的作用下，起初物价上涨并不明显。但是由于津巴布韦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到了2004年，价格管制措施开始失去了效力，物价迅速上涨，长期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集中释放。2006年，津巴布韦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042.9%，此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2007年，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000%以上，2008年则达到了15000000%，到2009年初，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竟然达到了231000000%。尽管津巴布韦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但这些管制措施在超级通货膨胀面前同样失去了效力。2009年1月，1美元可以兑换250万亿津巴布韦元。津巴布韦元钞票的实际价值迅速跌落到了连印刷它的纸张的价值也不如的境地，人们购买日常用品，动辄需要提着数十公斤重的钞票。津巴布韦频繁发行新币，其面值也越来越夸张，最高面额甚至达到了100万亿津元，这个面额即便是中国人拿来烧给祖宗的冥钞，也难望其项背。现在的津巴布韦，几乎人人都是“亿万富翁”，但事实上，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津巴布韦的经济已经长期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到目前为止，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2009年初，津巴布韦宣布一次性从其纸币面值上删去12个零，也就是说一万亿津元变为1津元，但是这种数字游戏对于问题的解决几乎毫无助益。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今天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二者是相似的，但究其根源，二者有着深刻的不同。造成前者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创伤以及赔款因素造成的资金大量外流，也就是说并非由人为的经济政策造成；而造成后者的主要原因，则是人为的错误决策。后者因为还经历了长期的价格管制，积累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管制失效之后，发生了集中式的爆发。所以无论从持续时间上，还是对经济的损害程度上来看，后者都远远超过前者。
目前，津巴布韦国内正在逐步走向政治和解，西方国家对其的制裁也开始松动，但其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太多改善的迹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津巴布韦不能实现深刻的国内改革，以及从外部获得大量的资金注入，那么其国内通货膨胀的治理就很难取得成效。
四、“休克疗法”的埋单者南美国家走过了非常坎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南美国家的社会混乱和发展落后开始彰显出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就特别渴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玻利维亚在南美尤为典型。在经历了长期的独裁暴政之后，玻利维亚在1952年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左翼政府。但是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遭遇到了重大的失败，最终导致军事政变的发生。军人集团推翻了左翼政府，建立了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玻利维亚的军人政权没有像智利的皮诺切特那样进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是维持了左翼政府时期的矿产国有化政策以及价格管制和生活必需品补贴的政策。政府中甚至设有“计划部”这个部门，类似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委”，控制和指挥着全国的经济运行。
玻利维亚的经济在1980年以后，一步步陷入了僵死状态。到1984年，玻利维亚的外债利息已经超过了其国家的总预算。尽管存在严厉的价格管制措施，但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14000%，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则达到了24000%。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玻利维亚也最终在1984年结束了军事独裁统治，举行了民主选举。两名主要候选人，前独裁者Hugo Banzer和前左翼民选总统Paz Estenssoro在选举中势均力敌，得票数极为相近。依据玻利维亚的宪法，国会有权决定他们中的哪一位当选。Hugo Banzer自以为在玻利维亚国会中铁定能获得多数支持，因而在选举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收拾玻利维亚的经济烂摊子。为此，他聘请了哈佛大学的天才青年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其经济顾问，希望萨克斯能为僵死的玻利维亚经济开出良方。但戏剧性的是，Paz Estenssoro通过复杂的幕后交易，最终在国会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成为玻利维亚的总统。Paz Estenssoro继续聘请萨克斯作为经济顾问，设立了一个绝密的经济团队，研究帮助玻利维亚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案，甚至很多内阁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存在。萨克斯认为玻利维亚的经济现状类似于癌症病人，只有激进彻底的治疗方案才能让玻利维亚获得经济健康。萨克斯从智利激进改革的成功中获得启示（智利在建立起右翼的军事独裁政权之后，实行了非常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从此经济走上了良性轨道，成为南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制定了一套包括私有化、解除价格管制、取消补贴在内的激进改革方案。萨克斯制定出全套方案后提交给Paz Estenssoro总统，他特别说明：他的方案可以被接受或者被拒绝，但是不能被修改。
Paz Estenssoro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套方案。这套方案被提交内阁后，内阁部长们大惊失色。按照萨克斯的方案，所有的粮食补贴都将被取消，油价提高三倍，计划部长对此惊恐地表示：“如果这个方案公布，老百姓很可能会冲进来杀死我们！”萨克斯等人还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玻利维亚代表处，说明他们的经济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不无调侃地表示：一方面，这个方案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梦寐以求的方案；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方案失败，他会很庆幸自己拥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搭上一班飞机溜之大吉。Paz Estenssoro所在的左翼政党也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但是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已经通过幕后交易暗中获得了右翼政党的支持。总统的强硬态度，最终使得这一经济改革方案在内阁获得通过，并被付诸实施。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得到了社会下层的强烈反对，街头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政府则对罢工和示威活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Paz Estenssoro下令逮捕了多名工会领袖，用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偏远的集中营关押。两周以后，这些工会领袖屈服了，他们同意劝说工人结束罢工。Paz Estenssoro以前担任总统时一直热衷于搞国有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也向社会下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他的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积极推动大型矿业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左倾”的总统执行了比右派还激进的“极右”经济政策，这颇具讽刺意味。可见政治是非常肮脏的，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出卖任何东西。
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最终得以进行下去，通胀治理的效果也立竿见影，两年之内，通胀率就急剧下降到了10%左右的相对温和的水平。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负增长之后也重拾增长的步伐，玻利维亚严重的债务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并最终摆脱了外债。“休克疗法”的成绩看起来非常耀眼，经济数据让官员和经济学家们欢呼雀跃，他们认为“休克疗法”
在玻利维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实际上是玻利维亚的下层民众承受了绝大部分的改革成本，从而陷入了普遍失业和极度贫困的绝望境地；而少数经济精英则在这场改革中大发横财。失业率的上升和贫困，使得玻利维亚一度被遏制的毒品种植及贩卖活动重新泛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靠毒品种植和贩毒谋生。而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玻利维亚的所谓“成功”，成为后来在前苏联地区国家和东欧国家广泛实施“休克疗法”的依据，从而使得多达几亿的民众饱尝“休克疗法”之苦。
正如前面所言，“休克疗法”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休克疗法”使得广大下层民众成为改革痛苦和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也必然造成少数精英一夜暴富，广大普通老百姓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局面。这使得经过“休克疗法”之后的国家，社会结构异常脆弱。
玻利维亚的经济改革“成功”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之后，这个国家重新转向了左倾，莫拉雷斯当选总统后，玻利维亚开始大规模重新实行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管制。“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广大百姓饱尝痛苦，却并没有以此换来所谓“阵痛后的经济复苏”。
客观地讲，经济改革带来的痛苦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事实上这种痛苦早已被历史上的经济扭曲所造就；接近僵死的经济必然需要这样那样的痛苦改革。但是“休克疗法”将绝大多数改革的代价都丢给广大老百姓来承担，同时给少数精英大开了巧取豪夺的发财之门。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义上也使得“休克疗法”注定走向破产。合理的经济改革，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承担改革的成本，也应该让全社会公平地获得改革的收益。否则，这种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道义上都会陷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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