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账面上的劳动力成本来看，西方无疑高得令人咋舌。以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工人为例，其2006年的员工平均工资均达到每小时70美元以上，相当于人民币大约500元。即便是号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工厂，其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也达到将近50美元。而同一时期中国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一般不会超过每小时15元人民币。
而且美国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还将从公司领到丰厚的退休金，以通用汽车为例，大约是每月3000美元，这笔退休金也是中国汽车工人不敢想象的。当然，看汽车行业的数据对比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事实上几乎在所有行业，中国与西方国家都存在着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2006年，在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甚至不超过每小时5元人民币；即便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今天，这个工资数额依然没有很大的变化。诚然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商品赢得了成本优势，中国商品也因价格低廉在世界范围内畅销，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中国商品的成本并未取得与其劳动力成本相应的优势。这也正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引起企业界普遍“敏感”的原因。
知名跨国企业朗讯和西门子，都先后在中国爆出行贿丑闻。在发展中国家，商务活动中普遍存在贿赂行为，实际上已是路人皆知。朗讯和西门子绝不可能是仅有的在中国行贿的知名跨国企业。而事实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贿赂这样的隐性成本，最终还是会体现到产品成本上。隐秘的腐败成本，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大大抵消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的经营税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内地的企业还要面临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和摊派，这都大大推高了产品成本。实际上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地方，由于腐败等隐性成本过高，在劳动力成本异常低廉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都没有进入的意愿。在中国，外资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相对内资企业的诸多优惠和豁免，这是中国还能吸引到更多外国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内资企业，往往还是要面对发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问题。
跟工人的工资一样，贪腐等隐性成本也很容易上升而很难下降。经济的繁荣，不仅助长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贪腐这类隐性成本也相应地水涨船高。所有这些成本都会最终在产品价格上得到体现。很多人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很多用于外贸出口的产品，质量比国内销售的好很多，但是价格反倒更便宜。难道实际关税是负的？当然不是。这实际上反映了巨大的隐性成本存在这一事实。由于隐性成本的存在，中国企业的实际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寡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轻微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觉得难以承受的原因。在中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中，隐性成本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因素。
二、低劳动力成本扼杀经济未来我们回到劳动力成本这一话题上来。低劳动力成本就是好事吗？
显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曾长期靠压缩劳动力成本来获得发展优势，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的低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造成严重阻碍，最终也将无法维持下去。劳动力资源本身是最宝贵的经济财富之一，这方面的资源开发不充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损失和浪费。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今天过低的劳动力成本，透支的实际上是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腐败等隐性成本，不仅导致巨大的“漏出”损失，还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严重损害整体经济效率。
所以与其靠维持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产品成本优势，不如大力清除体制弊端，减轻隐性的成本负担。
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法制，建立起更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仅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也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而没有注意到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建立起更透明化、更廉洁的商业环境对于治理通胀的重大意义，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即便劳动力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同样保持低位，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依然会存在，这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而言，无疑有着更隐秘更强大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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