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高利贷在经济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还是普遍受到憎恨。在古希腊尤其如此，像哲学家柏拉图这样有着高度智慧的人也强烈憎恨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蔓延，还是有星火燎原之势。在古希腊时代，10%的年利率被认为是低利率，这样的低利率贷款只授予信用最好的客户或用于人道主义用途（比如用于赎回被海盗绑架的人质）。由于高利贷普遍遭到憎恨，人为地降低利率就成了政治寡头们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
雅典暴君Peisistratos就利用从银矿获得的收入大幅降低了未清偿债务的利率，并且向手工艺人和商铺店主们发放零息的政府贷款。但是这场试验的最终结果非常糟糕。他被迫大幅贬值钱币，减少每一个银币的重量。最早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干预利率的行为就这样失败了。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军事独裁者苏拉也曾试图降低利率，他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1%，当然这一努力也失败了。即便是后来使罗马摆脱货币危机的查士丁尼皇帝，也对高利贷的蔓延无能为力。他徒劳地试图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6%，然而市场上的正常利率却往往达到年利率50%。
随着人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进步，对于高利贷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是对高利贷的憎恨并没有得到改变。基督教严禁基督徒发放高利贷，当然这并不能阻止部分富有教士暗地里通过发放高利贷牟利。犹太人由于是异教徒而得到了豁免，他们广泛地从事高利贷业务，这也是他们传统上在欧洲招人憎恨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以后，政府对于利率的操控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们也经常“顺应民意”，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持较低的利率。最近的例子是格林斯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走下神坛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受到广泛指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他人为地保持了低利率，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和金融泡沫的形成。美国过去几年的低利率，也被认为是美国消费过度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人为干预下的低利率，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自从信用货币——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货币本身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利率成为影响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的重要因素。由于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因素几乎必然存在，如果利率过低，则意味着人们如果去储蓄，就无法在未来获得足够的利息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这时人们就会倾向于现时的消费，把手里的钱尽量花出去；而企业则乐于用贷款进行投资，因为融资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们都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又不断扩大。那么实际资金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未来。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因为低利率而大大提高，人们就更愿意把明天的钱放到今天来花。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可以使人们把未来的钱取出来，放到今天来消费——按揭贷款、信用卡透支等都可以帮助人们办到这一点。当然，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样也是重要的工具。在这一因素刺激下，消费——投资很容易形成正向螺旋，即消费的扩大带来投资的扩大，投资的扩大又带来消费的扩大。繁荣的局面往往因此来得非常轻易。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这种扩大总有极限，一旦扩张达到经济能力的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雪崩式的收缩。收缩的时候，同样也第是正向螺旋，即消费的萎缩带来投资萎缩，投资的萎缩又进一步带来消费的萎缩。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走势深刻诠释了这一道理。繁荣——泡沫——破灭——萧条，美国经济几乎走出了经典教科书式的步伐。美国的信用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要挽救众多“卡奴”，还要遏制信用卡贷款利率的上升，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很让人怀疑。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他可以动用美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但从长期来看，还没有人成功过。奥巴马想取得成功，希望是渺茫的。
二、中国的低利率泥潭在中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很低。银行利率实际上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多年以来，中国的利率水平实际上远远不能够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效应；另一方面，却是由于投资渠道匮乏等原因导致的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高储蓄率无疑又为低利率的维持打了一剂强心针。
中国长期面临的投资过热问题，实际上也与这种非市场化的低利率政策有很大关系。加上政府的其他干预措施，使得大量的低效投资、重复建设得以形成，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和浪费，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的效率。
中国以过去乃至现在的经济状态，要放开利率，使其市场化，固然是没有信心——因为这很可能使得低效的国有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融资支持，或者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很多既有的项目、工程也会因为利息支出高企而无法继续进行。这是深切的“短痛”。但是，这种低利率政策的维持和持续，实际上是对未来发展潜力的透支，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伤害无疑是非常深重的，也直接对人民币未来的购买力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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