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偏僻岛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铁路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进步，又使得德国以狭小的领土和并不丰富的资源，在工业生产上超越了英国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前苏联的兴起也与大量引进和使用西方技术密切相关；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独占世界经济的鳌头，也是因为它能够长期引领世界技术变革的浪潮。最近十多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更是给世界的面貌带来了惊人的改变。仅仅一个信息产业一年带来的财富，就超过50年前整个世界在同样时间内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东亚，还会发现技术变革带来巨大财富效应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和韩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在明治维新后短短三十几年，就先后击败了中国和俄国两大强邻。
很多人把这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成功，而忽略了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对日本经济面貌的巨大改变。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更为成功，也在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就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也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自美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韩国的现代化也堪称奇迹，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工业国。对比日本和韩国，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有许多资源禀赋远远好过它们，而发展程度上却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进一步深刻诠释了这么一个道理：技术革新才是财富的最重要来源，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与此相对，我们很容易想象技术停滞会带来什么。技术革新既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又是最大的财富破坏者。英国和苏联的衰败提供了非常鲜明的反面例子。英国经济从巅峰走向衰落，仅仅是因为从19世纪末起它在总体工业技术上开始“稍微”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而已。由于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上渐渐失去了竞争力，曾经代表了英帝国辉煌的大批工厂陷入了衰败之中，产业衰败的速度异常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钢铁、纺织、造船等这些曾经作为英国工业骄傲的产业一个接一个陷入了破产，英国在上述工业领域内的产品几乎从国际市场上消失。如果说英国的衰落还算是优雅缓慢的过程，那么前苏联的衰败，则是以一种非常激烈和突兀的形式进行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在技术上事实上已经陷入停滞，前苏联投入巨资建设的大量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技术上已经过时。表面上苏联仍然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然而事实上这种大规模更大程度上仅仅是账面规模而已。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冻结了苏联在工业上陷入衰败的进程，直到其肌体的活力被彻底耗尽，无力再耗费资源来冻结这种事实上的衰败。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的民用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彻底消失。众所周知，为了从西方获得先进工业技术，前苏联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手段，而且前苏联也有着相当良好的工业技术基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的工业技术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比美国和西欧“差那么一点点”。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成语用在技术革新上其实最为贴切。
二、中国的困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而改革开放所起到的最重要作用，其实不是吸引了国外资金的流入，而是吸引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与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结合，才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直到目前依然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上的低效和全面落后。
邓小平同志曾经痛心地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
如今改革开放过去了30年，最大的不足在什么地方，恐怕依然还是教育。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无能和低效，正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匮乏的主因所在。经过连年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已经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其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这位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大学大量培养出的所谓工程师不过是技术工人，但事实上中国却面临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和大学毕业生普遍失业这样矛盾而荒谬的局面。换而言之，这些所谓的工程师，连技术工人都算不上。或许只有用“功能故障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大批出产的废品”来形容更为贴切。大学生的大量失业也使得这些人失去了在实践中获得锻炼、形成技能的“第二次受教育机会”，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单单从学术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也会悲哀地发现中国的硕博士论文多是质量低劣、数量泛滥的典型。对比中印两国的教育系统现状，这位美国学者还指出：印度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质量而是数量；而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则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中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的落后，一方面要归因于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无能，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中国缺乏一个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国家庭对于教育问题也是高度功利化的，传统上理性思辨的缺失，又使得人们的意识很容易被“大流”所裹挟，行为方式高度趋同。大众化、平庸化、功利化成为了中国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普遍特征。所以在中国，经常上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场景。
“奥数”、“考研”、“考公务员”，以及各种功利色彩浓厚的认证考试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而年轻人本应拥有的创新活力和冲动则很难看到，他们“成熟”得太快，以至于本能中的创新能力都遭到了扼杀。可以想象，假如中国以背诵圆周率的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途径，那么必然也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虽然背圆周率毫无创新，对于普通人而言几乎毫无价值，以此作为人才考察方式其选拔功能也极其有限，甚至是荒谬绝伦，但是只要背后有功利，就足以引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力资源的配置因而极大地被扭曲，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更是从机制上扼杀了创新能力。
普通人或许比较难注意到这种损失和浪费，那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了解一二。我们知道，在体育以及娱乐业中，顶级明星和一般从业者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达数百倍之多。这种收入上的差距，并不反映他们实际技能上的差距（比如顶尖歌手可能只是比一般的专业歌手在歌唱水平上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哲理，或许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天平效应”：微小的差距造成了结果上的重大差别。比如爱因斯坦第一个提出了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假如当时还有另一个人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相对论”，只是时间晚了那么一点，内容上欠缺了那么一点，那么这个“相对论”将是一文不值的。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准确反映了两者价值的区别。爱因斯坦必然会成为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而另外那个人很可能会寂寂无闻——微小的差距，也会使得资源配置的天平向爱因斯坦这一方剧烈倾斜。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由发展，人尽其才”
对于一个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的天赋才能千差万别，每个人擅长做的事情往往都大不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模式意味着很多人的才能实际上都被浪费掉了，很多本可以有的创新也被扼杀掉了。他们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情并形成不凡的创新能力，而参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却使得他们成为价值极低的陪衬品。如果把这个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它带来的财富损失将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高度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在中国经济中处处可见。事实上，比起改变僵化无能的教育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的环境，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居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这是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拥有的巨大潜在优势，可惜的是，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都被虚掷和浪费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匮乏，不仅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外的技术流入大幅减少，这种匮乏还很可能颠覆中国过去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从历史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微小的技术差距就足以使无数宝贵资产沦为废品，其破坏作用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但其脆弱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曾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技术上的滞后，短短几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远远落后于主要的西方国家。技术革新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创造新财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破坏某些原有的财富，其财富杠杆的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以中国自身巨大的资源，如果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取得质的突破和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将不可估量。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只是想保持现有的经济成果，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根本提升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体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技术革新能力的提升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如果技术革新能力的发展裹足不前，那么这些问题反倒可能成为在中国经济中制造麻烦的一个重要源头。技术革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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