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大一九三〇年入学考试

    193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山东只有一个高中，就是杆石桥山东省立高中，文理都有，毕业生大概有七八十个人。除少数外，大概都要进京赶考的。我之所谓“京”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指的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山东有一所大学：山东大学，但是名声不显赫，同北京的北大、清华无法并提。所以，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进京赶考。

    当时北平的大学很多。除了北大、清华以外，我能记得来的还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郁文大学、平民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还有一些只有校名，没有校址的大学，校名也记不清楚了。

    有的同学大概觉得自己底气不足，报了五六个大学的名。报名费每校三元，有几千学生报名，对学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本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新育小学毕业就没有勇气报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级时碰巧受到了王寿彭状元的奖励。于是虚荣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来！结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试，我考了六个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来。我到了北平，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弃北大而取清华。后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不会有留德十年。没有留德十年，我以后走的道路会是完全不同的。那一年的入学考试，北大就在沙滩，清华因为离城太远，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场。清华的考试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极有特色，至今忆念难忘。首先是国文题就令人望而生畏，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评论之”。又要“分析”，又要“评论之”，这究竟是考学生什么呢？我哪里懂什么“科学方法”。幸而在高中读过一年逻辑，遂将逻辑的内容拼拼凑凑，写成了一篇答卷，洋洋洒洒，颇有一点神气。北大英文考试也有特点。每年必出一首旧诗词，令考生译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后，又忽然临时加试一场英文dictation。一个人在上面念，让考生整个记录下来。这玩意儿我们山东可没有搞。我因为英文单词记得多，整个故事我听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类书籍抄来的一个罢。总起来，我都写了下来。仓皇中把suffer 写成了safer。

    我们山东赶考的书生们经过了这几大灾难才仿佛井蛙从井中跃出，大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山东中学教育水平是相当低的。

    报考邮政局

    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

    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考入清华大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儿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 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儿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我想简略地实事求是地对西洋文学系的教授阵容作一点分析。我说“实事求是”，至少我认为是实事求是，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平常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先从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谈起。他的英文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似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他隔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课堂上念讲义，一句闲话也没有。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讲义是否随时修改，不得而知。据老学生说，讲义基本上不做改动。他究竟有多大学问，我不敢瞎说。他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当冰球裁判时那种脚踏溜冰鞋似乎极不熟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

    再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学生中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轶闻趣事。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爱的是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学生中流传的轶闻之一就是：他身上穿着五百块大洋买来的大衣（当时东交民巷外国裁缝店的玻璃橱窗中摆出一块呢料，大书“仅此一块”。被某一位冤大头买走后，第二天又摆出同样一块，仍然大书“仅此一块”。价钱比平常同样的呢料要贵上五至十倍。），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某一国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铺面，专售西书。他把原有的标价剪掉，然后抬高四五倍的价钱卖掉。）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但把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阴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矇眬。

    还有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国人，教西洋文学史。听说他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理化教员。后来学堂撤销，改为大学，他就留在西洋文学系。他大概是颇为勤奋，确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读了可以对欧洲文学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书中错误颇多，特别是在叙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内容中，时有张冠李戴之处。学生们推测，翟老师在写作此书时，手头有一部现成的欧洲文学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讲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遇到名著，则查一查Story Book，没有时间和可能尽读原作，因此名著内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讹误。不是行家出身，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苛责翟孟生老师。

    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还讲授当代长篇小说一课。他共选了五部书，其中包括当时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尤里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此外还有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吴尔芙和劳伦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谁也不敢说完全看懂。我只觉迷离模糊，不知所云。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来看，我们的吴老师恐怕也未必能够全部透彻地了解。

    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 的Canterury Tales 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品头论足，说些开玩笑的话。我们说：程咬金还能舞上三板斧，我们的毕老师却只能砍上一板斧。

    下面介绍两位德国教授。第一位是石坦安，讲授第三年德语。不知道他的专长何在，只是教书非常认真，颇得学生的喜爱。此外我对他便一无所知了。第二位是艾克，字锷风。他算是我的业师。他教我第四年德文，并指导我的学士论文。他在德国拿到过博士学位，主修的好像是艺术史。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偏爱德国古典派的诗歌，对于其名最初隐而不彰后来却又大彰的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情有独钟，经常提到他。艾克先生教书并不认真，也不愿费力。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请他用德文讲授，不用英文。他便用最快的速度讲了一通，最后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你们听懂了什么吗？）我们瞠目结舌，敬谨答曰：“No！”从此天下太平，再也没有人敢提用德文讲授的事。他学问是有的，曾著有一部厚厚的《宝塔》，是用英文写的，利用了很丰富的资料和图片，专门讲中国的塔。这一部书在国外汉学界颇有一些名气。他的另外一部专著是研究中国明代家具的，附了很多图表，篇幅也相当多。由此可见他的研究兴趣之所在。他工资极高，孤身一人，租赁了当时辅仁大学附近的一座王府，他就住在银安殿上，雇了几个听差和厨师。他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名贵字画，坐拥画城，享受王者之乐。1946年，我回到北京时，他仍在清华任教。此时他已成了家，夫人是一位中国女画家，年龄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他们夫妇请我吃过烤肉。北京一解放，他们就流落到夏威夷。锷风老师久已谢世，他的夫人还健在。

    我在上面提到过，我的学士论文是在艾克老师指导下写成的，是用英文写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英文原稿已经遗失，只保留下来了一份中文译文。一看这题目，就能知道是受到了艾先生的影响。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德文水平不可能真正看懂荷尔德林的并不容易懂的诗句。当然，要说一点儿都不懂，那也不是事实。反正是半懂半不懂，囫囵吞枣，参考了几部《德国文学史》，写成了这一篇论文，分数是E（excellent，优）。我年轻时并不缺少幻想力，这是一篇幻想力加学术探讨写成的论文。

    现在再介绍西洋文学系的老师，先介绍吴宓（字雨僧）教授。他是美国留学生，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老师的学说。他反对白话文，更反对白话文学。他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杂志，文章一律是文言。他自己也用文言写诗，后来出版了《吴宓诗集》。在中国文坛上，他属于右倾保守集团，没有什么影响。他给我们讲授两门课：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在美国，他入的是比较文学系。在中国，他是提倡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却几乎不见。就以我为例，“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当时并没有形成。如果真有文章的话，他并不缺少发表的地方，《学衡》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都掌握在他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是他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论述文章。在“英国浪漫诗人”这一堂课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让我们背诵那些浪漫诗人的诗句，有时候要背得很长很长。理论讲授我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在“中西诗之比较”这一堂课上，除了讲点儿西方的诗和中国的古诗之外，关于理论，我的回忆中也是一片空白。反之，最难忘的却是：他把自己一些新写成的旧诗也铅印成讲义，在堂上散发。他那有名的《空轩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到我们手中的。雨僧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爱过、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一个是毛彦文。他曾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〇〇〇，三洲人士共惊闻。”隐含在三个〇里面的人名，用押韵的方式呼之欲出。“三洲”指的是亚、欧、美。这虽是诗人的夸大，知道的人确实不少，这却是事实。他的《空轩诗》被学生在小报《清华周刊》上改写为打油诗，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一首的头两句被译成了“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亚北”者，指一个姓欧阳的女生。关于这一件事，我曾在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一篇谈叶公超先生的散文中写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回头仍然讲吴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为这一门课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忘记了，是师命或者自愿，我也忘记了。内容依稀记得是把陶渊明同一位英国浪漫诗人相比较，当然不会比出什么东西来的。我在最近几年颇在一些文章和谈话中，对比较文学的“无限可比性”有所指责。X 和Y，任何两个诗人或其他作家都可以硬拉过来一比，有人称之为“拉郎配”，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焉知六十多年前自己就是一个“拉郎配”者或始作俑者。自己向天上吐的唾沫最终还是落到自己脸上，岂不尴尬也哉！然而这个事实我却无法否认。如果这样的文章也能算科学研究的“发轫”的话，我的发轫起点实在是很低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在西洋文学系教授群中，讲真有学问的，雨僧先生算是一个。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 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并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在文坛上，公超先生大概属于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编过——或者帮助编过一个纯文学杂志《学文》。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年》，送给了他。他给予这篇文章极高的评价，说我写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类普遍的意识”。他立即将文章送《学文》发表。这实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怀有巴结之意，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送呈先生。然而，这次却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个钉子。他把我叫了去，铁青着脸，把原稿掷给了我，大声说道：“我一个字都没有看！”我一时目瞪口呆，赶快拿着文章开路大吉。个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难道这样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写吗？此文原稿已经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平心而论，我在清华四年，只写过几篇散文：

    《年》、《黄昏》、《寂寞》、《枸杞树》，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赞美声。清夜扪心，这样的文章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我一生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学术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起点很低的话，我的散文创作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

    公超先生虽然一篇文章也不写，但是，他并非懒于动脑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几个同学，他正考虑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人的感觉——或者只是诗人的感觉的转换问题。他举了一句唐诗：“静听松风寒。”最初只是用耳朵听，然而后来却变成了躯体的感受“寒”。虽然后来没见有文章写出，却表示他在考虑一些文艺理论的问题。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明显的鸿沟：教授工资高，社会地位高，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这一个词儿。我们学生只是一群有待于到社会上去抢一只饭碗的碌碌青年。我们同教授们不大来往，路上见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类的致敬词儿的“国礼”：“你吃饭了吗？”“你到哪里去呀？”去向教授们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后来当了大官：台湾的“外交部长”。关于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师弟——一位著名的诗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再介绍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国女教授，她是德国人华兰德小姐，讲授法语。她满头银发，闪闪发光，恐怕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终身未婚。中国人习惯称之为“老姑娘”。也许正因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气有点变态。用医生的话说，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级法语，像是教初小一年级的学生。后来我领略到的那种德国外语教学方法，她一点儿都没有。极简单的句子，翻来覆去地教，令人从内心深处厌恶。她脾气却极坏，又极怪，每堂课都在骂人。如果学生的卷子答得极其正确，让她无辫子可抓，她就越发生气，气得简直浑身发抖，面红耳赤，开口骂人，语无伦次。结果是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全骂走了，只剩下我们五六个不怕骂的学生。我们商量“教训”她一下。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一齐站起来，对她狠狠地顶撞了一番。大出我们所料，她屈服了。从此以后，天下太平，再也没有看到她撒野骂人了。她住在当时燕京大学南面军机处的一座大院子里，同一个美国“老姑娘”相依为命。二人合伙吃饭，轮流每人管一个月的伙食。在这一个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恶毒咒骂。到了下个月，人变换了位置，骂者与被骂者也颠倒了过来。总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好像吵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内容。

    我在上面介绍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概情况，决没有一句谎言。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我也决不是说，西洋文学系一无是处。这个系能出像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这里无法详细推究了。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决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这同他写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我对他的学术论文已经读了一些，比如《四声三问》等等。每每还同几个同学到原物理楼南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阅读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觉得文体与流俗不同，我们戏说这是“同光体”。有时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走到什么地方去上课，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实（光潜）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当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儿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生难忘，比如Lipps 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清华园日记》节选

    1932年8月25日

    以前我老觉得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结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很可怜。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安乐椅），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Wassermann（瓦塞尔曼），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olderlin 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e（《关于〈伊利亚特〉的几句话》），里面有名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同时又有自己的缺陷）。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张毓棠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欣喜若狂）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诞生》），是Nietzsche（尼采）的妹妹Elizabeth Forster Nietzsche（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作的。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借去十元。

    1932年8月30日

    起的很晚，因读了法文。因为听岷源说，吴雨僧先生找我们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意思，我冲动地很想试一试。据岷源说，从前浦江清、毕树棠、张荫麟等帮他办，每周一个meeting（会议），讨论下周应登的东西，每人指定看几种外国文学杂（志），把书评和消息评了出来，因为他这个副刊主要的就是要这种材料。想帮他办，第一是没有稿子，因为这刊物偏重Theory（理论）和叙述方面，不大喜欢创造。我想了半天，才想到从前译过一篇Runo Francke（鲁诺·弗兰克）的《从Marlowe（马洛）到Goethe（歌德）浮士德传说之演变》，今天正好是Goethe 百年祭，所以便想拿它当敲门砖，请吴先生看一看。于是立刻找出来，立刻跑到图书馆，从破烂的架子里（正在粉刷西文部）钻过去，把German Classics（德国古典作品集）第二本找出来，同译稿仔细对了一早晨。吃了饭就抄，一抄抄一过午，六点半才抄完。给长之看了看，他说我的译文里面没虚字，我实在地怕虚字，尤其是口旁的，尤其是“哟”。长之说他找好了房子了（张文华替找的），我心里总觉得不痛快，我同他约好，已将一年，而现在撇开我。访王炳文不遇，为房子问题。晚上仍抄，抄Don Marquis（唐·马奎斯）的《一个守财奴的自传》的序，预备投“华北副叶”。今天早晨，替柏寒打听能不能用津贴，然而我的津贴来了（25元），领出来，快哉。

    第一次吃广东的什锦月饼，还不坏。自来对德文就有兴趣，然而干了二年，仍是一塌糊涂，可恨之极，是后每天以二小时作为德文之用。

    1932年8月31日

    早晨起来仍继续抄Don Marquis，到图书馆查了《大英百科全书》Marquis 的传，译了附在文后。Marquis 是诗人，剧作家，而所写的东西总有幽默的色彩。即如这一篇，骂犹太人贪财，但是许多人何尝不这样。而且在这里面还能看出来，人们（是）对特有的一件事的沾执（长之说）。

    读法文。饭后读德文。晚上到长之屋里看了看。大千替找的350号房子听说开着门，我去看了看。原来（听娄说）江世煦还在杭州。同工友说好了，又跑了一趟拿一床毯子铺在床上，以防人占，房子问题算放了心了。

    我对长之总不满意，某人要对他好，他总捧他，我还是说他Prejudice（偏见）太大。

    岷源借五元。寄行健信。

    1932年9月14日

    今天早上行开学典礼，老早跑到二院，却不到时候。我又折回来了取了注册证领借书证，图书馆实行绝对封锁主义，或者对我们也不很便利。

    十点举行典礼，首由梅校长致辞，继有Winter、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之演说，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情。Winter 说的完全希望敷衍的话，谈到欧洲的经济恐（慌），谈到罗马，谈到Moscow（莫斯科）。朱自清也说到经济恐慌，欧洲人简直不知有中国，总以为你是日本人，说了是中国人以后，脸上立刻露出不可形容的神气，真难过。又说到欧洲艺术，说：现在欧洲艺术倾向形式方面，比如图画，不管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只看颜色配合的调和与否。郭彬和想给清华灵魂。萧公权面子话，很简单。金岳霖最好。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剧，描写一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肺病，有的主张左倾，有的主张右倾，纷纭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来的一种救济办法，但也终没办法。他又说在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最小气，最不安静。人偏与猴子有关系，语意含蓄。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他一看就是个怪物。经济系新请的（□）某最混（自燕大来的），主张团结以谋出路，简直就是主张结党营私。燕树棠自认为老大哥，连呼小弟弟不止。

    饭后便忙着上课，一上法文弄了个乱七八糟，结果是没有教授。再上体育，只有人五枚。三上德文而艾克不至。于是乃走访杨丙辰先生，送我一本《鞭策周刊》，有他从德文译出的Romeo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坐了一会，长之、露薇继至，杨先生约我们到合作社南号喝咖啡，弄了一桌子月饼。吃完，他又提议到燕京去玩，于是载谈载行到了燕大。一进门第一印象就是秃，但是到了女生宿舍部分却幽雅极了，庭院幽夐，红叶蔓墙，真是洞天福地。由燕大至蔚秀园，林木深邃，颇有野趣，杨先生赞叹不止，说现在人都提倡接近自然，中国古人早知道接近自然了。游至七时，才在黄昏的微光里走回来，东边已经升上月亮，血黄红，如大气球，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晚上在大千（处）遇许振英、老钱。回屋后，鼻涕大流。我一年总有三百六十次感冒，今天却特别厉害，乃蒙头大睡。

    1932年9月20日

    仍然是一天阴沉沉的。第一班法文，下了班就读俄文。接着又上班。过午第一堂是俄文，瞪的眼比昨天少。俄文有许多字母同英文一样，但是读法却大不相同。所以我虽然拼上命读，仍然是弄混了，结果一个字也记不住。几天来，头都读晕了，真难。

    德文艾克来了，决定用Keller（凯勒）的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抄文坛消息，预备明天寄给吴宓。又下起雨来了。

    1932年9月24日

    早晨上了一班法文，到书库里去检阅了一次。四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排列的次序也变，手续复杂了，总觉得不方便，大概无论什么事情才开始都有的现象罢。

    过午读Keller。晚上开同乡会，新同乡与旧同乡数目相等，不算很少了。食品丰富。这种会本来没有什么意（义），太形式化了。明天本打算进城，散会后同遂千到车铺去租车，却已经没了，Sorry。今天听梁兴义（说），颐和园淹死了一个燕大学生，他俩本在昆明湖游泳，但是给水草绊住了脚，于是着了慌，满嘴里大喊“help！”中国普通人哪懂英文，以为他们说着鬼子话玩，岂知就真的淹死了。燕大劣根性，叫你说英文。

    1932年9月28日

    今天上叶公超现代诗，人很多，我觉得他讲的还不坏。他在黑板上写了E.E.Cummings（卡明斯）一首诗，非常好，字极少而给人一个很深的回音。不过，Interpritations（解释）可以多到无数，然而这也没关系。我总主张，诗是不可解释，即便叫诗人自己解释也解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似有似无，这么一种幻觉写到纸上而已。据他说Cummings 是Harvard（哈佛大学）毕业生，有人称他为最（伟）大诗人，有人骂他。

    过午仍读德文，现在德文上课时间一改，（星〈期〉一、星〈期〉三），非常觉到忙迫，不过一礼拜以后便可以松一点。

    晚上译法文。真出我意料之外，我的《守财奴自传序》竟给登出来了，我以为他不给登了哩。

    1932年10月4日晴

    忽然决意想买Robert Browning（布朗宁），共约二百元。今学期储最少二十元，下学期一百元，明年暑假后即可买到。

    早晨一早晨班，我最怕Quincy 和Urquert，他俩是真要命，今天一班drama（戏剧）一班Shakespeare（莎士比亚）就足够我受的了。

    晚上预备德文，头痛脑晕。

    1932年10月5日

    我最近不知为什么喜欢Contemporary Poetry（当代诗歌）这个Course（课），但今天老叶讲的确不高明。紧接着novel 又是要命的课。

    下午旁听第三年英文，盖受人诱惑也。Winter 教，教的是R.Browning 的诗，还不坏。

    德文又弄了个一塌糊涂。

    今晚饭Herr（德语：先生）施请客，共吃肘子一个，颇香，肚皮几乎撑破了。

    今天功课多而重，头觉得有点痛，早睡。

    1932年10月12日

    倘若诗表现共同的感情，诗人是不是还有个性？我对于近代诗忽然发生兴趣，今天老叶讲的似乎特别好。过午看德文，觉得比以前容易了。

    旁听英文，Winter 讲得真好，吴老宓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样。今天讲的是Victor Ignatus。

    晚上预备中世文学，因明天有考也。

    1932年10月17日

    早晨法文考了一下，一塌糊涂。

    过午因Ecke 没来，据说有病。往杨丙辰先生处，谈许久。晚上旁听杨先生讲Faust（浮士德）。这次讲的是民间传说的Faust 的历史的演进。关于这个题目，我曾译过一篇Francke 的东西。然而同杨先生讲的一比，差远了。从前我对杨先生得了一个极不好的印象，以后只要他说的，我总以为带点夸大，不客气地说，就是不很通，然而今晚讲的材料极多而极好。

    今天“文副”（《大公报·文艺副刊》）稿子登了一部分。好，以后千万不要对人轻易地得印象。

    1932年10月25日

    过午在图书馆看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泰晤士报文学副刊》），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星期六文学评论》），又有几个文坛消息可作。

    今天主要工作就在读Swann's Way（《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晚上睡了一觉，只看了二十页。

    读傅东华译《奥德赛》，我想骂他一顿。一方面他的译文既像歌谣，又像鼓儿词，然而什么又都不像。一方面，这样大的工作，应该由会希腊文的来译，翻译已经是极勉强的事，转了再转，结果恐怕与原文相去太远。

    1932年11月19日

    早晨读Sons &Lovers（《儿子和情人》）。

    到书库去查A.Symons（西蒙斯）的Symbolism（象征主义）和杨丙辰先生介绍的两本书，一是Kant（康德）的Critic of Judgement（《判断力批评》），一是Schiller（席勒）的哲学论文，结果只借到Kant 的一本。

    过午清华同燕大赛足篮球，我没去看。结果足球4-1，篮球17-15，清华大胜，真侮辱。

    我最近忽然对新诗的音节问题发生了兴趣。午饭后同长之到民众图书馆，借了一本民（国）十五年的《晨报诗刊》，晚饭后又借了Herr 施的两本最近的诗刊。

    晚上看电影，是贾波林（卓别林）的Big Adventure（《大冒险》），不很高明。

    1932年12月22日

    快要考了，早晨Holland 将今学期所念的节数全写了出来，以便预备——我想，最好把别的课全drop（逃课，即前文所说的“刷”）了，只选Holland 的一样，才能念那样多。真岂有此理？过午看铁大与清华赛足篮球，足球两方都太泄气，结果是五比一，清华胜。篮球他们打的不坏，结果仍是清华胜。

    又翻译Barbusse 论Zola，简直是受罪。晚上看法文，最后有个毛病，晚上老好睡觉。颇荒废时间，非改不行。曹诗人来，闲聊，摇铃后始走。

    点烛看Mrs.Dallowy（《戴洛维夫人》）。

    1933年2月14日

    又开始过notes-taker（抄写笔记者）的生活，真无聊。同王红豆到校外一游，看了许久牛。长之来找，出去走了半天，谈的是他正读的《红楼梦》，他读后的感想。今学期我也想正正经经地读点书。

    1933年3月22日

    早晨躺在被里——满屋里特别亮，下雪了吗？抬头一看，真的下雪了。今年北平本有点怪，冬天不下雪，春天却大下。这次雪又有点怪，特别大而软松。树枝满的是雪，远处的上（山）也没了，只有一片似雾似烟的白气，停滞在天边。远处的树像一树梨花，远处的只是淡淡的黑影，像中国旧画上的。远处的树，衬了朦胧乳白的背景，直是一片诗境。

    我站在窗前，仿佛有点inspiration（灵感），又仿佛用力捉了来的。于是，我怀疑所谓的感情真实（平常都说感情是顶真实的）性。面对着这一幅图画，不去领略，却呆想，我于是笑了。

    1933年3月29日

    今天革命先烈纪念日，放假。

    昨天同长之约定进城。早晨到他那里去，看了一篇校刊的投稿，是旧诗，用了“宫柳”等term（术语）的佳作，只写了个别号，地址是西院十号。于是在去赶汽车的当儿，顺便去访了这诗人。然而，结果只知道他姓胡，别的再也打听不出了。

    进城，先到琉璃厂，几乎每个书铺都检阅到了。我买了几本书。又到市场，看旧书，我买了一本Longfellow（朗费罗）译Divine Comedy（《神曲》）。

    回校后，看到璧恒公司的信——我tremble 了，我订Holderlin 准没有了，我想。然而，不然，却有了——我是怎样喜欢呢？我想跳，我想跑，我不知所措了。我不敢相信，我顶喜欢的诗人，而且又绝了版的，竟能买得到，我不知所以了。

    长之（昨天）说，他要组织一个文学社。我赞成。

    1933年5月11日

    仍然是呆板的生活。今天早晨有日本飞机来北平巡视，据云并没有掷弹。我最近发现，自己实在太麻木了，听了日本飞机也没有什么回响。

    1933年7月25日

    又决心念德文了。将来只要有一点机会，非到德国去一趟不行。我现在把希望全放在德国上。

    天忽地又下了一阵雨。天气凉爽多了。

    1933年8月2日

    最近想到恐怕不能很早回北平。不在家里念点书不行了。今天开始，硬着头皮读Shakespeare 的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IV（《亨利四世》上篇），读完了。

    晚饭后，同胡二太太打牌，一直到十一点。又想到职业问题，实在有点讨厌。家里所要求的和自己所期望的总弄不到一块，这也是矛盾吗？但却不能谐和。

    1933年8月14日

    今天是很可纪念的一天，至少对我。九点同长之一块进城，先访杨丙辰先生，谈到各种学问上的问题，他劝我读书，他替我们介绍书，热诚可感，一直谈到下一点，在他家吃过午饭才走。又到北大访李洗岑，因为我常听长之谈到他，我想认识认识。他在家，谈话很诚恳，他能代表山东人好的方面。长之给我的关于他的印象是内向的，阴郁的，但我的印象却正相反。

    又会到卞之琳。对他的印象也极好。他不大说话，很不世故，而有点近于shy，十足江苏才子风味，但不奢华。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三秋草》。在一般少年诗人中，他的诗我顶喜欢了。

    四点半回校。访毕树棠先生，谈了半天小说，领到了六元稿费。

    1933年9月2日今天才更深刻地感到考试的无聊。一些放屁胡诌的讲义硬要我们记！大千走了，颇有落寞之感。晚饭又登五院房顶。同长之谈到他的文字，我说我不喜欢他的批评《阿Q正传》，他偏说好。

    我近来感到为什么人都不互相了解。我自己很知道，我连自己都不了解，我努力去了解别人了，也是徒然。但是为什么别人也不了解我呢，尤其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1933年11月15日

    早晨又补考了philology（语文学）。真讨厌，讲的四六不通而又常考，何不自知乃尔。

    过午上German Lyric Poetry（德国抒情诗）。问了Steinen 几个关于Holderlin 的诗的问题。我想，以后就这样读下去，一天只读一首，必须再三细研，毫无疑问才行，只贪多而不了解也没有多大用处。

    忽然又想到下星期要考古代文学，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我自己也解答不了。

    梦萦水木清华

    离开清华园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我经常想到她。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清华的四年学习生活。如果没有清华母亲的哺育，我大概会是一事无成的。

    在三十年代初期，清华和北大的门槛是异常高的。往往有几千学生报名投考，而被录取的还不到十分甚至二十分之一。因此，清华学生的素质是相当高的，而考上清华，多少都有点自豪感。

    我当时是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北大和清华我都考取了。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思考，我决定入清华。原因也并不复杂，据说清华出国留学方便些。我以后没有后悔。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

    在校风方面，两校也各有其特点。清华校风我想以八个字来概括：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我只举几个小例子。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字toss 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我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没有被“拖尸”。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和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

    我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我也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吴雨僧（宓）先生的。他正教我们“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的新作十二首《空轩》诗印发给学生。这十二首诗当然意有所指，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说不清楚。反正当时他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这些诗可能与此有关。他热爱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诗句“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空轩》诗发下来不久，校刊上就刊出了一首七律今译，我只记得前一半：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是谁。

    学生同俞先生和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觉得好玩，威严方正的教授也不以为忤。这种气氛我觉得很和谐有趣。你能说这不民主吗？这样的琐事我还能回忆起一些来，现在不再啰嗦了。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根据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情况，我把清华校风归纳为八个字：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整整四个年头，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

    现在母校八十周年了。我可以说是与校同寿。我为母校祝寿，也为自己祝寿。我对清华母亲依恋之情，弥老弥浓。我祝她长命千岁，千岁以上。我祝自己长命百岁，百岁以上。我希望在清华母亲百岁华诞之日，我自己能参加庆祝。

    世纪清华

    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著名的诗：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讲的是唐玄宗的一座行宫，在开元、天宝时期，一定是富丽堂皇，美奂美轮。然而，时移世迁，沧海桑田，到了今天，已经寥落不堪，狐鼠成群。当年大概也属于“后宫粉黛三千人”的一些宫女，至今已老迈龙钟，便被流放在这一座离宫中，白发青灯，宫花寂寞。剩给她们的只是寂寞、孤独、凄凉、悲伤；留给她们的只有回忆，回忆当年的辉煌，从中吸取点温馨。她们大概都是相信轮回转生的；她们赖以活下去的希望，大概只有渺茫幽杳的来生了。现在收入我们这一本集子中的文章，都属于回忆一类，是清华人自己回忆水木清华的。写的人有的出身于清华学校，有的人出身于清华大学；有的人已经离开人世，有的人还活在人间。活着的人大都已成了“白头宫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样是回忆，我们今天清华人的回忆，却同唐代的老宫女迥异其趣，有如天渊。

    我们不是“闲坐说玄宗”，我们是“白头学士在，忙中说清华”。我们一不寂寞、孤独，二不凄凉、悲伤，我们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写这样的回忆文章呢？几年以前，我曾揭橥一义：怀旧回忆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能激励人们的斗志，能促使人们前进，能扩大人们的视野。试读集中的文章，或回忆水木清华之明秀；或回忆图书馆收藏之丰富和实验室设备之齐全；或回忆恩师们之传道授业，谆谆教诲；或回忆学友们之耳鬓厮磨，切磋琢磨。清华园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语，无不蕴含着无量温馨。西山紫气，东海碧波，凝聚于清华园中，幻成一股灵气。天宝物华，地灵人杰，几十年来清华造就了大量人才，遍布全中国，扩大到全世界，行当不同，各界都有，而且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岂无因哉！回忆到这一切的时候，哪一个清华人会不感到温馨，感到自豪呢？白头学生忙说清华，岂无故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忆旧，能不净化我们的灵魂吗？“净化”二字是我从古代希腊Catharsis 一词借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他们自有一番说法，是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我借来一用，也有我的说法。我同古希腊的说法，不是没有相通之处的；但是，基本上是“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

    我相信，我的说法也是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这个“净化说”能不能用到唐朝的“白头宫女”身上，我姑且存而不论。用到清华的“白头学士”身上，却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清华的“白头学士”也同唐代“白头宫女”一样会看到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的未来决不是来生。那一套我们是不相信的，也是用不着相信的。我们要看的未来是就要来到我们眼前的二十一世纪，以及其后的还不知道多少世纪。今天的清华已经有了过去的辉煌和眼前的辉煌。但是，清华人——其中包括本书中忆旧的这一批清华人在内——并不满足于过去的辉煌和眼前的辉煌。我们看得更远、更高。我们看到的是比过去和眼前辉煌到不知多少倍的未来的辉煌。我们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些“白头学士”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我们是有后来人的。清华今天在校的学生，以及还不知道有多少届未来的学生，都是后来人。我们是暂时的，但是清华却会永存。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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