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等着登上飞往东京的飞机。我们每个人都将在各自神经系统的控制和内分泌的协调中，完成惟有他这一个方能完成的访日的旅程，同时也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团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85年4月4日出发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自然是当今这个开放型、多元化、组合式时代里的一个组合式团体。
维熙树
广岛车站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从维熙的旅行包下带四个快活的、多嘴的小轮子。维熙拖着旅行包一起步，那四个小轮子便叽叽嘎嘎地闹个不停。这使我们代表团的从副团长大伤脑筋。因为广岛车站上尽管不少人来来往往，可没有第二个人的旅行包会这么闹腾。“你看！”维熙又指着一位拖旅行包的日本公民：“他的轮子也不响，为什么他们的轮子都不响？”
或许，这话应该倒过来说，为什么我的轮子会响？这种众人不响我独响的情景，会使人产生异样感、孤独感、格格不入感乃至哭笑不得感。我伴随着轮子的音响效果大笑了起来。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副团长以他一贯的执著精神非常敏感地注意日本旅行包的轮子。那些轮子竟然都不吭一声，光是累他那四个小轮子——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中国作家从维熙到日本啦！
轮子欺负他，数字更是欺负他。日期、日元、房间号码等等，任何事物一旦沾上数字，他就糊涂了。日本朋友的名字里也常有数字，那他就非把这个名字念错了、念倒了不行。这大概是一种数字并发症。偏偏他那名字的日本读音正好和汉语“九一七”这三个数字的读音相仿。愈是怕数字，数字还愈是缠他。我们不无同情地称他“九一七先生”。他倒也随遇而安：还好，只要别是“九一三”、“九一八”就行了。
也许，一个大的聪明，必定伴随着一个大的欠缺。维熙的形象记忆能力很强而数字记忆能力很差；感性的事物历历在目而枯燥的名字过目就忘。我们排着队登上去日本的飞机时，他看着前面一个小青年的后影对我说：“他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奥运会得奖的那个……那个……”当然，一到名字那儿，他就卡住了。我从背影可认不出那青年是谁，只好很不礼貌地绕到前面专程去看他一眼，啊，是楼云。“对，楼云！”维熙点着头。说真的，当时楼云穿着黑布鞋和普通的衣衫，从背影就能一眼认出他是体坛佼佼者的，只有那种牺牲了数字记忆甚至名字记忆而换得超高度的形象记忆的人。譬如从维熙。
我们从东京返回北京的飞机中途停在上海。从上海再度起飞时，大约是晚上八点了。我们都已困乏不堪，此时的智商大约都下降到最低点了。从上海又上来一些乘客。“她是谁？她叫什么？”维熙是指刚上来的一位穿着朴素、梳着老干部似的发式的女性。他说他头两年看的一个话剧里她演了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她叫……”
戏名和演员的名字又给他设了两道关卡。话剧演员比起电影演员是和观众保持距离感的，脸上又化妆得使陌生人不易认出庐山真面目。他却偏能一眼就认出她来，而且是在智商大减的情况下。也许旁人会以为他在胡说。但我知道他说的很对。因为这位女演员我是认识的。
这种形象记忆的特异功能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自是得天独厚。不过从维熙在日本，更需要的是对名字的记忆。有一次团长张光年过累了，留在旅馆休息。我们几个前往奈良的药师寺去看安田夫人。团长不能前往，维熙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副团长的责任感了。“她叫安田什么？安田顺惠，安田顺惠……”他在小轿车里心无旁顾地进行对这个名字的反复记忆和强化记忆。有这么一位副团长在场，我们自然圆满而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问。
晚上安田夫人请我们在一家日式餐馆吃饭。我们四人中，翻译陈喜儒像个中、日两栖人似的，中国饭、日本饭他一样吃。维熙、邓刚和我都吃不惯日本饭。事实上我几乎只吃了一道炸虾。另外，用我的一碗米饭、一碟咸菜和邓刚进行了一次不等价的交换——换得了他那份虾。当然，这笔交易也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刚不吃虾。邓刚和我够得上最佳男、女配角，既能为主角从维熙帮腔，也能吃饱饭。“维熙，你为什么不吃虾？”在回来的车上我问。因为在日本饭中他爱吃的也几乎就是炸虾。“哦？有炸虾？”他有点愣愣的，大概还没有从他这个主角的规定情境中跳出来：“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虾！我光看着安田夫人了。”
时时意识到团长不在他就应唱好主角，这种强化的使命感把他的味觉、嗅觉以及对食物的视觉全都喝退了。
维熙的特有的生活适应能力，使他既可以一下喝退味觉，也可以骤然间酒量剧增。我们这个代表团，独缺“酒鬼”。团长有病，绝对禁止喝白酒的，邓刚堂堂男子汉是只能和我一样喝可口可乐的，陈喜儒虽能喝一点酒，但为人谦逊，只肯当无名英雄。从维熙那点酒量，在我们北京作协是不入流的。不过他的酒量可以和他的使命感成正比地上升。每逢宴会，不碰杯则不足以显示友谊之醇厚和感情之炽烈。从维熙自动承包了各个宴会的碰杯任务。这种超负荷的饮酒，不啻是一种牺牲，他每每高举起酒杯，说着和酒一样浓烈的话，喝下和他的话一样浓烈的酒。但他是个认真的、正经的人，实在不是这种“酒场老手”。所以他那被使命感照耀的认真的表情，和他一次次干杯的豪放动作似欠协调，甚至，很对不起，我想笑。
副团长的执著和认真，我在4日到日本时就有感受了。那天离京的时候，邓刚见我们几个都穿着长大衣，以为是不是他穿得太少了。一到东京，成田机场上的人尽是春、夏装，各种浅色的短裤、短裙。我们五个一身黑的、笔挺笔挺的人就像五只北极企鹅闯入了五彩缤纷的春夏装展销会。看到日本人的凉快劲儿，我才想到我穿着毛衣、大衣的，应该出些汗了——此时不出更待何时？而且一下觉得热得忍无可忍了。我相信，如果日本人和我们一样穿着黑色的、厚厚的衣服，大家若都是这样，那么习惯便成自然，我就会觉得不就是捂一点吗？人的身上有多少习惯势力！中国人的穿衣这两年变化之大，真叫人刮目相看，但总的来讲还是保守型的。别人都捂，我也就捂。明明可以穿短袖了，还要严严实实地裹在大衣里！缺乏突破精神（顶多不就是让人看两眼吗）。缺乏冒险精神（顶多不就是感冒吗），无怪乎改革那么难了。
发议论容易，身体力行是需要勇气的。我跑进厕所脱了大衣，穿着粉红色的毛衣出来了。穿一件粉红毛衣，这于我是比写一篇报告文学更艰难的。我敢于这么走出来就是一种胜利——不管内心里多么发毛。我刚走出几步就碰到从维熙。“别着凉了！穿上大衣！”他急急地说。他的真诚使我相信他胜过了相信自己的感觉，飞快地穿上大衣。脱大衣光穿粉红毛衣是需要勇气的，而重新穿上大衣则不需要勇气，只需要本能——这是一种因循守旧、害怕突出的本能。而且当时我好像有一种做了错事的感觉——一个作家怎么可以穿一件粉红毛衣呢？
从维熙关心的是我不穿黑大衣会着凉，至于粉红毛衣他是枧而不见的。这样，这件毛衣虽然随我一同去了日本，等于未能出头露面，从此我再也没有穿过。我懒得去进行这种变革穿衣观念的痛苦的斗争了。
我的没有出生权的红毛衣哟！
我们的认真的副团长哟！
“祖芬，你说话时不要用手指，你有这毛病。”
“你们不要大声说笑，让人听见了不好。”
“你不要说日本饭不好吃，让日本朋友听见了会难受的。”
“是！九一七先生！”
像从维熙这样的人出国是最叫人放心的。我们到东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他上邓刚的屋里。突然他说：“祖芬，你来看看我屋里的香水！”因为他那副周长级别的屋比起我和邓刚的屋，各种用品更齐全一些。果然，他屋里摆着两排香水。这么多瓶啊！可是我细一看，这哪是香水，这全是小瓶的酒，住在这房间里的人可以随意饮用的各式名酒！维熙显然不敢冒犯香水们，所以便和她们授受不亲地保持距离感，乃至根本没有看清她们。
香水尽管变成了名酒，他也依然不敢造次。从维熙这位当代的“大墙作家”，当年在大墙里面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对灾难有了极强的承受能力，对生活却依然缺乏享受能力。4月7日我们去箱根的大涌谷。这里有当年火山爆发的残迹，山下硫磺的毒气缭绕。“你们怕吗？”陈喜儒问我们。“我还怕什么？”维熙说，“我在劳改队都过来了。”陈喜儒说这座山上的树木在火山爆发后都死了。只有生命力极强、适应力极强的树还活着。他指着那些存活的树说：“这是维熙树！”
好啊，维熙树！
势力范围和视力范围
我们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吃完自助餐回到了四楼。可是，饭店很大，过道交叉。该往过道的哪边走呢？当我们——包括来日本已经五次的翻译陈喜儒正在寻找正确路线的时候，其见光年同志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这种时候，不管哪个人往哪儿走，其他几十都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走的。我们的脚本能地跟着光年走，我们的脑子里是带着问号的。嗬，真走对了！那不是我们住的456、457、458、459、460房间吗？
人一多，容易产生依赖性。所以我们住了几天还辨不清方向，往往团长张光年一人冲在前面，我们不消耗一个脑细胞就能纳入正确路线，走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加上光年同志走路像冲一样，我们几个便自甘落后了。“人家都不喜欢和我一起散步。”他倒为我们这几个自甘落后者解围。
我从来是一个人外出采访的。单干嘛，事事要经心，责任感不能不强。这次团里共有五个大脑，我的大脑就开始蜕化了。“我完全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了。”我说。
“也不必记得。”光年同志持宽容态度。
“明天上车要带行李吗？”我说。
“带耳朵，带眼睛，带腿。”团长的答复简明而抓住要点。
“我不穿皮鞋行吗？”
“可以。你这双布鞋是陈祖芬风格。”
“我不爱吃日本饭。”
“可以用眼睛吃。饱饱眼福。”
光年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他思想的敏锐、豁达、准确，使他在所到之处都能应付裕如地即席讲话、赋诗。我们这个代表团，最累的是翻译和团长。团长每到一处都是主讲。一天到几处就要讲几次。有时他在晚上讲话时终于体力不足了，底气不足了，但是脑供量依然充足，所以尽管音量渐弱，但脑不减。且每到激动处他的音量又渐强了：日本国土不大，民族伟大。一切勇于学习、勤于交流的民族，都是伟大的！
以团长的谨严。自然能敏感我们的失误。在神户时，我随光年同志以及日本著名作家陈舜臣去人工岛。他俩已经坐在小轿车的后座上了。我拉开前门正要往司机旁的座位坐下，匆忙间头撞在司机前方的镜子上。我碍于陈舜臣先生在场，也不敢吱声，生怕有伤国体。事后我和团长说起这事，我说我只能装着没事儿，有外宾在啊。他说：“怎么是外宾？在这里我们是外国人！”
我是第一次出国，每每站在中国的观念上讲话。团长一方面对我的失误多多包涵：“童言无忌。”同时又逼着我们——主要是我和邓刚——锻炼在各种场合说话的能力：“下次宴会时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讲话。”
团长对他的“团丁”的关怀是全方位的。他指著我对从维熙说：“她太劳心！”他一到什么场合都要说这次我要把我们的两个年轻作家介绍给日本朋友。
团长随时不忘行使他的职权。“女作家，喝点汤！”一次宴会上，他隔着桌子对我下令。他知道我不识货，很可能不喝这碗燕窝汤。可他又不便当着日本朋友的面对我作具体指示。
“主要是他们两人别走丢了！”在东京的歌舞伎町，团长在前边走，一边直担心后边两个“孩子”——我和邓刚别走丢了。
“光年同志，”我吞吞吐吐地、怯怯地对他说，“中国大概出不了法拉奇。”
团长的性情往往决定代表团的气氛。我团在每单位时间的笑声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诗人光未然赠我诗一首：
占得奔波命不差，为描春意走天涯。
只听喜鹊喳喳笑，笑出一树报春花。
光年同志在日本精神上是自由的，对物质却是谨小慎微的。新大谷饭店的电视分有料的（要钱的）和无料的（不要钱的）两种。有料的专放黄色录像带。一光年同志管他有料无料的一概不开。有一天下午他身体欠佳，一人留在旅馆，明明觉得发闷还是不敢开电视。干脆，埋头写诗！我们回来后都说他，怎么不看电视？“我没有白天看电视的观念。”他自嘲地说。
他那周长级的房间，冰箱里有各种好吃的，供他随便饮用。我们走了七个城市，住了七个旅馆，他却连一个冰箱的门都没有打开过。连看都不看。他“势力范围”内的物质世界竟然进不了他的视力范围！
物质的东西，他所求不多，所知不多。在箱根到京都的大车上。他要去洗手。我给他一张上海的香皂纸。我每次去外省采访都带上这种纸，旅途上用极方便。这早已是我的日常生活用品了。但这对光年同志却是新生事物。“啊——”他赞叹着，“这倒很好。”
啊——我心里感叹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的实在太少！而且也不要求得到什么。松山市的农民送给我们像一个抽屉似的一大盒草莓。这天下午我们正给一些日本友人写斗方，团长要写好多张，也就是说要构思不少诗句。维熙、邓刚和我每人只需写一张。我和邓刚早早写完了就开始说话。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说笑对团长紧张的脑细胞活动是一种干扰波。团长苦恼得忍无可忍了：“祖芬话太多！”维熙半是同情半是恶作剧地冲我笑。我一下用手把嘴捂了起来。不过，这么干坐着总不是事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必要性，总要发挥它的功能。譬如嘴，既然不让说话，那么不妨用它来吃草莓吧。陈喜儒不馋嘴，吃几十就不吃了。从维熙怕酸，对草莓是敬而远之。光年同志重脑力劳动轻物质享受。我和邓刚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的水果大王。我们安安静静地、有条不紊地、斯斯文文地把全体草莓都搬迁到各自的腹中。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大约两天后，团长说他房里还有些水果，让我们都去吃——日本朋友送水果的话，是每人都有的。不过我们总是为团长“拔刀相助”，帮助消灭他房里的水果。这次他房里其实已经没有水果了。“不是还有一大盒草莓吗？”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大笑了起来。真对不起，团长，你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只好吃草莓“以示抗议”。
人都是由各种矛盾的方面组成的多面体。对某一方面的轻视必然会有对另一方面的重视。光年同志尽管常常一日几次地以团长身份讲话，累得不能不放弃一些游览，但他有时间就在那儿记他的感受，写他的诗。据我所知的诗已有八首。他是我们这个作家代表团惟一的在日本还行使作家功能的人。虽然他身体最弱，虽然他已有多么高的声誉！在去广岛的火车上，有两个台湾人看见行李上系着的牌中，有张光年的名字。他们惊讶地叫起来：“张光年！张光年！”当时这位张光年正在餐厅用餐，没有看到他的这两个崇拜者。不过类似这种事也不会在他的视力范围里，不求虚名才有盛名。
要回国了。临行时光年同志递给我几张小纸片。这是旅馆里放在电话机旁让旅客打电话时随便记点什么的。我就用这种纸片随时记点感受。团长知道我对这种纸片的需求——即使上了飞机也可能继续记点什么。所以这种不起眼的小纸片也在团长的视力范围内了。
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大大放弃了物质的“势力范围”，而大大扩展了责任的视力范围。怪不得，他连草莓都看不住。“第三副团长。”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上街？”邓刚一声怒吼，虽然我出生的时候他还没影儿呢，“我不同意你出去！现在我是第三副团长！尽管我也只有一张选票。”
这就是邓刚。
“愈是过早对我下结论的，愈会发现自己判断错了。”邓刚说。
邓刚，曾经是以大海为家的海碰子，现在是中国作家群里的超级大个子，写鱼起家。4月6日我们在东京的观樱胜地千鸟渊赏樱看鱼——岸上是连绵不断、如云似雾的樱花，河里是金色的、耀眼的鲤鱼。我们慢悠悠地走着。心里像樱花一样灿烂，思绪像鱼儿一样悠然。“这些鱼，”邓刚粗声大气地说，“我一个人用两小时就全打完！”
真好似魔鬼走进了天鹅湖。
“破坏诗意！”光年同志笑道，“你真是个霸权主义！”
“真的！”邓刚认真起来，“你看这种鱼，我甩鱼抢一扎，血就出来了！”
“唉，”光年说，“欺负老实鱼！”
“这种鱼我一枪能打两条！”邓刚还不罢休。
我们所到之处，只要有鱼，邓刚必定要站下来观看，而且还要呼唤我们一起看鱼。“你看，”邓刚指着京都金阁寺的鱼，“这种鲤鱼光是好看，肉质不好，不如鲢鱼好吃。”
“你看这种红头鱼！”邓刚指着松山鱼场里的鱼，“我吃过这种红头鱼，所以我脸红。”
怎么他观鱼的同时不是想到如何打渔便是想到如何吃鱼？
难怪从维熙封邓刚为鱼类的大敌。
9日下午在奈良，维熙对我说，让邓刚看鱼去，我们别理他！
但是邓刚在那边又叫开了：快来呀！可好看啦！
既然这么好看，那我还是想看一看。“你看，”邓刚说，“这种红鲤鱼烧好了放在桌上，可好看了！”说真的，我实在看不出哪种鱼好看，哪种鱼好吃。我怕鱼刺。我连吃鱼都不感兴趣，况观鱼乎？
直到访日的后期，邓刚才告诉我，其实他对吃鱼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也怕鱼刺。
这简直是欧.亨利似的意外之笔。但这又确是实情。看上去孔武有力的邓刚，对吃几乎一概不感兴趣（水果除外）。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虾、不吃黄油——对内的需求也是微量的。我在日本比在国内身体好，黄油面包，正中下怀。但邓刚仰天长啸：我热量太足了！动得太少了！我一下就可以把你扔出城墙去！我想把你们每个人都捶打一顿，消耗消耗热量！
我们住的新大谷饭店的自助早餐，卡路里充足。邓刚吃了一顿后就罢吃早餐了。他十三岁就做工。“我是吃芋头长大的。”他说，“我那口子傲的饭太对我胃口了。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待她。”
邓刚若是坐小车、坐飞机就更不能适应。“其实我不是晕车。”在从东京回北京的飞机上，他迷迷糊糊地说，“我是不适应在人口密集、闷气的地方。”他耷拉着脑袋，像一条一上岸、一进车就蔫了的大鱼。
我不禁想起他有一次说的：“别看你身体不好。你今天身体不好，一百岁也身体不好，一百五十岁也身体不好！但是我，我的生命不定哪天会戛然而止。”
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才气横滥、个性太强的人生命戛然而止。不过邓刚不会。邓刚的幽默、聪敏，使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调节气氛、调节情绪，或者说环境调节、自我调节的能力。
有一次，我提了一些在他看来过于幼稚的问题。他的阅历、他的知识面自然比我丰富，他在1981年还出过一本《汽焊工具常见故障及检修》的技术带，而且法国立即翻译了过去。应该允许我比他幼稚。但他原来以为栽应该是很有思想的，我的幼稚显然使他大感失望。不，可以说是大感气愤。当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如果声音也可以用颜色来表示的话，那么速时候他的声音也一定是通红的：“我回去就把你的报告文学全撕了！”
只有这种通红的声音才可以发泄他那通红的愤怒（如果情绪也可以用颜色来标明的话）。于是他的情绪在自我调节后平静了。
事实上，他回去后并最有我的报告文学可供他撕碎。这只是他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喜欢讲感情语言，不喜欢讲准确语言。
在箱根吃早餐时，餐厅里飘着《维也纳森林》的旋律。我是全身心地爱施特劳斯的。我的心追随那满屋的音符，我的身体顺着不尽的五线谱飘荡。“别把粥播上腿了！”邓刚发出一种压缩了的吼声。因为这个日本餐厅非常雅静。人一进这里自然地就不想大声说话了。他那种压缩吼声，其需消耗很少的音量又能保持吼声的力度：“我就爱听工人阶级硬骨头的歌！”
他既发泄了对我的不满，又使人不感到可气，而是感到好笑。他达到了目的——我不再在三拍的摇晃中喝粥了。他把环境调节到对他适度的气氛中。
我们看和服展销时看到一条和服的腰带就是七十八万日元，相当于十台彩色电视机。“那么贵！”我说。
“我才不要呢！”邓刚说，“这不等于把十个彩电系在腰上吗？谁受得了！”我们于是觉得这条七十八万元的腰带简直就是累赘。邓刚的自我调节法卓有成效。
邓刚式的表达方式每每使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生命不息、笑声不止。倒好像他有什么妙法，好像他只要按一下开关，我们四人便会毫不迟疑、毫不怠慢地笑将起来。代表团里配备这么一个人，比配备一个医生于健康更有益。
有一次坐电梯，人太挤。我和邓刚是最后挤进去的。我们的翻译陈喜儒生怕我们给电梯的门夹住。邓刚说；把我们夹住也没关系。要是把翻译夹住了，陈喜儒给夹得只能发出叽叽叽的声音，那你翻译的时候，中国人、日本人都听不懂你的话了。
这种近乎荒诞的想像和不受约束的思维方式！记得有一次我对他们说起我们每个人刷牙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的程序，这是有一个专门名词的，可惜我一时想不起来了。邓刚说；“生理惯性！”我说这个名词是你造出来的。“只要对，管他是谁造出来的！”
是的，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走自己的路。我们发现新大谷饭店一侧的人行道上，有自动台阶式电梯直通饭店上面的露天酒吧。“这能到上面的酒吧吗？”我惊讶地问。“既然有电梯，就是让你上去的！”邓刚说。于是我们走上自动台阶式电梯，登上了顶端。电梯旁是个和电梯一样高的水泥台阶。这个电梯是只载着你上，不管你下的。如果你不想进酒吧喝一杯，然后从酒吧进饭店的话，那惟一的出路就是从这个高高的水泥台上像下山一样地走下来。
邓刚望着那十可气的、把人载了上来就甩手不管的自动电梯，说：能不能从这电梯下去？电梯一直往上开，我们偏偏顺着它的台阶往下走。只要走得比它开得快，我们就能走到下面去。
哦，我可不敢。
邓刚说走就走。他叉开两腿——免得一不小心栽了下去——一口气蹬蹬蹬地跑了下去。我的视觉里叠影起叉开腿走路的卓别林。我笑得好不容易才从水泥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邓刚不屑地俯视我：“这就是平民和贵族的不同！”
邓刚经常自称平民，自然和他体内芋头含量偏高有关。我和他都是第一次出国，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邓刚和我往往看着陈喜儒怎么干，我们也怎么干，以免出错。不过陈喜儒一旦忙于翻译，我们就失去了效仿的榜样。七日我们团到井上靖文学馆，我们每人前面摆上了一碟草莓。邓刚按兵不动，只是留意我对草莓的攻势。我经过一番哲学的思考，觉得第一，本色是最美的；第二，人家诚心诚意的，不吃也不礼貌。应该向邓刚的假正经挑战。于是我大大方方地接纳了全体草莓。当邓刚又一次掉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惊喜的表情——啊，你都吃完了！那我可以放心地吃了。
邓刚的思维是“无法无天”的，但邓刚的行为是严格地受着种种制度、责任的约束的。刚到东京那天，听说我们房里遥控电视的三排按钮中，有的一按是黄色录像。我们一时什么也搞不清，我光弄清右边第一排按钮反正是可以看的。我们不仅谁也不会故意去按黄色的，而且生怕一失手按错了一个钮可就糟了。当晚酒会后我随口对邓刚说：你可别故意按错！
第二天我才知道，邓刚生怕真的按错，干脆一个钮也不按了，干脆不看电视了。
中国作家，思想再活跃的也这么规矩啊！
邓刚学语言很快。日语中的“非常口”三十字，既指通往出口，又指通往厕所。访日两周下来，我们习惯于要找厕所先找“非常口”。邓刚更是连“非常口”及日语中的问候用语也运用自如了。乃至我们乘坐中国民航从东京回北京途经上海机场时，邓刚照例在上海机场找“非常口”，明明见了“厕所”二字也没有反应了。事后他才想起中国哪有“非常口”？
中国作家，聪明而傻气。
一个聪明而傻气的人，便容易苦恼或激愤。日本的高速发展常常令我们惊叹。邓刚激动得大声说：“难道迎接我们的都是惊叹号吗？不！”
是的，他希望中国能给人更多的惊叹号。他希望中国人连同人民币一样升值。至少，他在日本可以用人民币来款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了。有一次在火车上，日本朋友给我们买冰淇淋，他很难过。他多想给他们买冰淇淋啊，可是……他还希望早晚有一天能带着妻子来看看。否则，“我感到遗憾，感到我无能！”
他嘴一抿，脸涨得通红。每每激动之后他说：“我觉得回国后有好多事要做。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大概又是他的感情语言，所以不求准确。恰恰并不准确反而更见其真实。
他爱真实的、自然的、本色的，而不爱人工的、整齐划一的。我们参观松山市菜场时，一盒盒的青菜、萝卜都一样大，都长得像孪生兄弟一样。“多好！”我说。
“太人工了！”他说，“我不喜欢在人为的空间中生存。”
北京到了。我们这个组合式团体又要各奔东西了。现在——5月14日，我在武汉的胜利饭店写这篇文章。光年同志今天想必已经去广州了，维熙恐怕在北京一边忙着搬家，一边埋怨搬家耽搁了他的写作进程。邓刚此刻或许正在大连家吃着他永志不忘的卡路里不多的饭食。陈喜儒呢，可能刚刚拿到光年同志给我们每个人写的字，正不知怎么能交给我们呢。
我们每个人又接着我们的自身规律在运转了。当然，我们的自转是在我国整个文学事业的公转中进行的。这叫组合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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