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一的国家，西晋确立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在经济方面，西晋统治者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恢复社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90年司马炎死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氏集团内部开始了一场长达16年腥风血雨的大屠杀。而饱受灾难的五胡民族乘机挣脱枷锁，大败晋军。其中匈奴贵族刘渊和氐族首领李雄分别建国独立。公元311年，匈奴割据政权将洛阳化为废墟，俘虏西晋皇帝怀帝。一部分西晋官民逃至长安后，不甘失败，又立秦王司马邺为帝苟延残喘；另有大批官民纷纷渡江南逃，并在建康建立了东晋。公元316年，司马邺被迫投降于刘曜，西晋至此灭亡。
西晋虽然是一个统一国家，但由于晋政权始终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冲突，其统一之中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和不安定的成分，它的文化很难表现出一种大一统的格调。想想上玄学盛行，佛教也得到相当的发展。虽然玄学与佛教作为新的思想因素会给没落的儒学注入一些新的活力，但终难掩其腐朽没落的一面。
从晋室南迁到刘裕建宋的103年中，中国处于南北分状态。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无论南方祖逖、桓温等人的北伐，还是北方苻坚声势浩大的南侵，均以失败而告终。在长江以北，各少数民族纷纷登场，轮番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在长江以南，晋宗室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虽为西晋正统传人，却一直没能积累起强大的实力去收复江北，因而也就难圆往昔司马氏的辉煌之梦。
西晋灭亡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起近二十个少数民族政权。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落凋敝，北方各族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永嘉之乱后，洛阳陷落，中原人民纷纷南迁。公元318年，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东晋。东晋政权的政治基础是流寓江南的门阀贵族，他们满足于门第的清高、官职的显要，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与理政能力，导致东晋政权很快走向衰败。东晋末年，内有桓玄专权，外有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东晋政权奄奄一息。出身寒门的刘裕以挽救朝廷危亡起家，安内平外，并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代晋自立。
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劳动力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的合作，北方的生产工具和劳作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互补，直接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于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此开始南移。
晋武帝纪
武皇帝，名炎，字安世。他是文帝司马昭的长子。为人宽容厚道，慈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有容人的气量。魏国嘉平年间，赐爵北平亭侯，历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同时还兼任散骑常侍，经过多次提拔后作了中护军、假节。后来，他奉命到东武阳县去迎接常道乡公曹奂，被提升作中抚军，进封爵位为新昌乡侯。到晋王国建立的时候，便被确定为王国的继承人，授官抚军大将军、开府，作相国的副手。
开初，文帝因为景帝司马师是宣帝司马懿的直系长子，早年去世，没有后代，便将武帝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他，作为子嗣，并特别加以宠爱，自己认为是代司马攸担任相国职位的，今后死了，晋王的王位应当交还给攸。于是，他便常常说：“这是景王的天下，我怎么去分享啊。”当议论王国继承人的时候，他总是有意使司马攸继承。何曾等人坚决反对说：“中抚军聪察明智，神明威武，才华出众，旷世少有。又立发垂地，手长过膝，这不是一般人臣的长相啊。”由于大臣们的坚持，就定了下来。咸熙二年五月，司马炎被立为晋王的太子。
八月初九，文帝司马昭去世，太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的职位。发布命令：放宽刑罚，赦免犯人，安抚百姓，减轻徭役，国内举行三日的丧礼。这一月，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襄武县境，长达三丈，告诉该县县民王始说：“现在天下应当太平了。”
九月初七，任命魏国的司徒何曾担任晋王国的丞相，镇南将军王沈担任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担任卫将军，议郎裴秀担任尚书令、光禄大夫；他们都设置办公机构，聘请办事人员。
十一月，初次设立四护军，来统率京城以外的军队。十五日，下令各郡中正官，按六条标准推荐沉抑在下、不得升进的人员：一是忠诚恭谨，奋不顾身；二是善事尊长，合乎礼仪；三是友爱兄弟，尊敬兄长；四是洁身自好，勤劳谦虚；五是讲究信义，遵守诺言；六是努力学习，陶冶自身。
这时候，晋王的恩德普及，四方归心。由于这样，魏国的皇帝曹奂知道天命已经有了归属，就派遣太保郑冲送策书说：“您这位晋王，我的祖先虞舜大受上天安排的命运，从唐尧处承继了帝位，也因天命又禅让给了夏禹。三位君主死后的灵魂上升天庭，而且都能广布天子恩德。自从夏禹受禅以后，上天又将伟大的使命降落在汉帝身上。因火德而兴起的汉帝已经衰微，于是又选中并授命给我的高祖。媲美于虞夏四代的光明显赫，这不是我一个人知道，是四海公认的。晋王，您的祖辈和父辈，衷心信服贤明的先哲，辅弼光大我曹氏宗族，功业德泽广布四海八方。至于天地神灵，无不亲善和顺，水土得到平治，万物得到成长，各方因此得到安宁。应当接受上天的使命，协调帝王统治天下的中正法则。于是，我虔诚地遵守帝王世系的传递，将帝位恭敬地禅让给你。帝王相继的次序已经落在你身上了，诚实的执行公平合理的原则吧，上天赐予的禄位得以长久。伟大的晋王，您应恭敬地顺从天帝的意旨，一切遵循常规法则，安抚周边国家，用来保持上天赐予的吉祥，不要废弃我武帝、文皇的伟大功业。”起初，武帝还表示礼貌的谦让，后来在魏国的公卿大臣何曾、王沈等人的坚持请求之下，他才接受了魏帝的禅让。
泰始元年冬季，在南郊设置坛场，百官有爵位的、以及匈奴南单于等四方各国到会的有数万人，举行烧柴祭天的仪式，将继承帝位的事报告天帝说：“新任皇帝臣司马炎冒昧使用黑色的公牛做祭品，明白地告诉光明而伟大的天帝：魏帝考查了帝位转移的运数，秉承了上天神圣的意旨来命令我：从前的唐尧，发扬了崇高的精神，将帝位禅让给虞舜，舜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他们努力推行德政，留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而世代相传，历年久远。到了汉朝，道德衰微，太祖武皇帝平息动乱，匡时救世，扶持拥戴刘氏，因此又接受了汉帝的禅让。就说进入魏朝吧，仍然是几代动乱，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实实在在依靠晋王匡扶拯救的功德，因此得以保存魏国的宗庙祭祀，在艰难危险的时候，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都是晋王对魏国的大功啊。广阔的四方，无不恭敬顺从，肃清梁、岷，席卷扬、越，极远的荒外也得到统一，吉祥与福瑞多次出现，天命与人事互相呼应，四方无不服从。所以我效法尧、舜、禹三帝，接受上天授予的帝位。我司马炎的威德不足以继承帝统，辞让又得不到准许。因为，公卿大臣，百官僚佐，庶民仆隶、以及各族酋长，都说：‘皇天洞察下方，寻求民间的疾苦，既然授命为贤明的君主，就不要再谦让拒绝和违背这样的事情。帝王的世系不可以无人继统，庶民的生计与神灵的祭祀不可以无人主持。’我虔诚地奉行帝王传递的命运，恭谨地畏惧天命的威严，慎重地选择了吉日良辰，登坛接受魏国的禅让，举行祭天仪式将登基的事报告天帝，并决心不负众人的厚望。”禅让的典礼结束，武帝就来到洛阳宫，亲临太极前殿，发布诏令说：“从前，我的祖父宣王，聪慧明智，敬慎明察，顺应上天的运数，宏扬帝王的功德，开创了宏伟的基业。伯父景王，身行正道晋武帝，明达事理，使国家兴旺发达。到了父亲文王，思虑精密远大，和洽天地神灵，适应天命，顺从时运，接受了晋王的封爵。仁慈普及四海，功业惊动天地。因此，魏国曹氏借鉴先王的法则，效法唐尧的禅让，访求诸侯公卿，归结天命于我本人。我敬畏上天的成命，因此不敢违背。想到我的威德不足，承担如此宏大的功业，置身在王侯公卿的上面，得以主宰天下，内心不安，十分畏惧，不知该如何治理国家。过去只有依靠你们这些在我左右的得力助手，忠心耿耿的文武大臣。你们的祖辈父辈辅佐过我的祖先，光大兴隆了我晋国的基业。打算与天下各方共同享受这美好的岁月。”与此同时，颁布天下大赦，更改年号。赏赐功臣爵位，每人五级；鳏寡孤独生活困难的人，每人稻谷五斛；免收一年的田租、户徭和关市的商税；老账、旧债全部免去；调解过去嫌隙，废除原来的禁令，撤去官职、削除爵位的人，全都给予恢复。
十八日，武帝派遣太仆刘原到太庙禀告接受禅让的事。分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一万户，居住在邺城的王宫中；曹氏诸王都降为县侯。追加尊号：宣王司马懿称宣皇帝，景王司马师称景皇帝，文王司马昭称文皇帝，宣王妃张氏称宣穆皇后。尊称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居住的宫名崇化宫。分封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彤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堂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堂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司马晃为下邳王、司马瑰为太原王、司马珪为高阳王、司马衡为常山王、司马子文为沛王、司马泰为陇西王、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绥为范阳王、司马遂为济南王、司马逊为谯王、司马睦为中山王、司马陵为北海王、司马斌为陈王，堂兄司马洪为河间王，堂弟司马懋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任大司马，赐爵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赐爵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任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赐爵钜鹿公，侍中荀勖赐爵济北公，太保郑冲任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任太保、睢陵公，王国丞相何曾任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任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赐爵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赐爵菑阳公。其余人员增加封邑、进封爵位各有不同的等次，文武百官普遍增加爵位二级。改《景初历》名为《太始历》，腊祭百神用酉日，祭祀社神用丑日。
十九日，武帝下达诏令，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拿出皇宫库藏的珍珠玉石、赏玩等物品，分赏王公以下人员，按不同等次进行。设置中军将军，用来统领宿卫的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前军、左军、右军等七军。
二十日，武帝诏令陈留王曹奂使用天子的旗帜，备用按东、西、南、北、中方位配置的青、白、红、黑、黄五色侍从车，沿用魏国的历法，照常在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礼乐制度也不改变，上书晋帝不必称臣。赐给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的子弟各一人为驸马都尉。二十六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又下诏令说：“从前，王凌策划废黜齐王曹芳，但曹芳终究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邓艾虽然自夸功勋，有失臣节，但他没有反抗，而是接受了处罚。现在，彻底赦免他们家属的罪行，各自回到原地并确定他们的直系继承人，使衰败的世家兴旺起来，灭绝的大族后继有人。简化法典，省并刑律，废除曹魏时期对宗室担任官职的禁令。将官佐吏遇到三年丧期的丧事，准许回家服完丧礼。百姓免去他们的徭役。停止部曲将领、州郡长吏以下人员的人质制度。减少郡国供给皇宫的征调，禁止主管音乐的部门演出奢侈华丽的散乐、杂技等伎艺，以及雕刻彩饰这类出游、田猎的器具。鼓励众人敢于讲真话，设置谏官来主管这件事情。”
这一月，六只凤凰、三条青龙、二条白龙、一只麒麟在郡国境内出现了。
二年春季正月初七，武帝派遣兼任侍中侯史光等人，给予符节，出使四方，视察民间的风俗，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初八，有大臣请求建立供奉七代祖先的庙堂，武帝难于为这事征发徭役，没有批准。十一日，撤去宫中在五更的时候，主唱鸡歌的卫士。二十二日，尊称景皇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居住的宫名弘训宫。二十七日，册立杨氏为皇后。
二月，解除原魏国对汉朝宗室任官的禁令。十一日，常山王司马衡去世。武帝下诏书说：“五等爵位的分封，都是选取过去建立了功勋的人。本封是县侯的传爵位给次子降为亭侯，乡侯的降为关内侯，亭侯的降为关中侯，都收取他的封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俸禄。”二十九日，郊外祭天，用宣皇帝司马懿配享，在太庙中祭祀祖先，用文皇帝司马昭配天帝。二十二日，诏书说：“古代百官，都可以规诫帝王的过失。但是，保氏官特别以直言规劝天子作为自己的职责，现在的侍中、散骑常侍，实际上处在保氏官这样的职位上。挑选那些能够不徇私情、矫正过误，匡扶救助、弥补不足的人兼任侍中、散骑常侍。”
三月二十日，吴国派遣使臣前来吊唁文帝司马昭，有大臣上奏回答吴国称诏书。武帝说：“从前，汉文帝、后汉光武帝怀柔安抚尉他、公孙述，都没有辨正君臣的名分礼仪，这是用来笼络还没有归服的人的啊。孙皓派遣使臣的时候，还不知道晋国已经接受了魏帝的禅让，只用书信的方式来回答他。”
夏季五月戊辰，武帝下达诏令说：“陈留王品德谦恭，每有一事就上表奏闻，这不是优待尊崇他的办法啊。主管的人应该向他讲明用意，不是重大的事情，就由王国的官属用表的方式上奏。”
壬子，骠骑将军、博陵公王沈去世。
六月二十五日，济南王司马遂去世。
秋季七月初五，营建太庙，运来荆山的木材，开采华山的石料，铸造铜柱十二根，表面涂上黄金，雕刻各种奇珍异兽，用明珠加以装饰。
二十二日，谯王司马逊去世。三十日，发生日蚀。
八月初十，裁减右将军官职。
起初，武帝虽然遵从汉魏的制度，安葬了文帝后，便脱去丧服，但是只穿居家的衣服，头戴白色的帽子，不侍御座，撤去御膳，悲哀恭敬如同居丧时期一样。二十二日，有臣子上奏，请求武帝改穿官服，恢复御膳，武帝没有答应；直到三年丧期服满以后，才恢复平日的服食起居。后来服太后的丧礼，也是这样。九月二十日，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兼任谏官，上书直言规诫，有关部门上奏武帝，请求搁置这件事。武帝下诏书说：“大凡涉及谈论人主的过失，臣下最感困难，又苦于人主不能倾听与采纳，这就是从古以来忠臣直士所以容易慷慨激愤的原因啊。常常将陈述的事交主管的人，又大多近乎严厉的挑剔，说是优容宽厚应该由皇上施予，这像什么话吗？一定要详细评论议定。”
二十三日，有大臣上奏：“晋继承伏羲、神农、黄帝的业迹，踏着虞舜、夏禹的脚印，适应天命，顺从时运，接受魏帝的禅让，应当统一使用前朝的历法和车马、祭牲的颜色，都如同虞舜遵守唐尧典制的先例。”奏章被批准。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初二，武帝下诏书说：“从前，虞舜下葬苍梧，当地的农夫并未让出耕地；夏禹下葬成纪，那里的市井依旧照常营业。追思祖先清廉简易的宗旨，所迁徙陵地十里这件事，烦扰骚乱居民，应该完全停止它。”
十一月初五，倭国人来朝进贡。合并冬至圆坛祭天、夏至方坛祭地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使冬至与夏至的祭祀统一于南郊与北郊。撤销原魏国监视山阳公国的督军官职，废除对它的有关禁令与限制。十五日，景帝夫人夏侯氏被追加尊号为景怀皇后。十七日，迁徙已死祖先的牌位进入太庙。
十二月，撤销屯田制的农官系统，将它与郡县合并。
这一年，六只凤凰、十条青龙、九条黄龙、一只麒麟分别出现在郡国境内。
三年春季正月癸丑，又有二条白龙出现在弘农郡的渑池县境。
丁卯，武帝册立长子司马衷作晋国的太子。颁布诏令说：“我以不足的德望，被推尊为天子，小心恭谨，心怀畏惧，担心不能安定匡救天下，想同全国上下，共同整饬、发扬王者的政教，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对于设置继承人，明确嫡长子，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加上近代每次建置太子，必定有赦免罪犯、施行恩惠的事，其间往往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都是顺从王公百官的奏请罢了。当今，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即将稳定，准备用道德仁义的道理去教化他们，用真善丑恶的典型去诱导和警戒他们，使百姓放弃投机侥幸的念头，笃守终始如一的行为，小恩小惠，所以没有必要采用它了。这样的政策要使大家都能明白。”
三月初六，初次准许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守完三年的丧礼。丁未，白天如同黄昏一样黑暗。裁减武卫将军官职。任命李熹作太子太傅。太山发生石崖崩裂。
夏季四月十六日，张掖郡的太守焦胜上书说：氐池县的大柳谷口有一处黑色石崖，白天显现出彩色纹理，实在是大晋国的吉祥，所以将它描画下来，进献朝廷。武帝下令用一丈八尺长的绢帛作祭品，上告于太庙，并将图像藏在秘府中。
秋季八月，撤销都护将军机构，将它所管辖的五官、左、右以及虎贲、羽林五署交还给光禄勋。
九月十四日，武帝下诏书说：“古时候，用德行高低来评定爵位等级，按功劳大小来制定俸禄多少，虽然是最低一级的官吏，还享有上等农夫的收入，对外能够做到奉公守法，丢掉私念，对内完全可以赡养家人，周济亲友。现在，有爵位的官员，俸禄还不能养家糊口。这不是用来倡导教化的根本方法啊。当议论增加官吏的薪俸。”赏赐王侯公卿以下人员数量不等的绢帛。升太尉何曾任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任太尉、司空荀任司徒。
冬季十月，准许士兵中遭遇父母死亡的人，只要不是在边疆战场上，都可以回家奔丧。
十二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山阳公刘康入京朝见。禁止占星望气、预言吉凶的法术。
四年春季正月初三，武帝任命尚书令裴秀担任司空。
十八日，晋国的律令修订完成，参与的人分别增封不同等级的爵位、赏赐绢帛等。光芒四射的名字称孛的慧星出现在轸宿星区。十九日，武帝在用于宗庙祭祀的农田上，举行耕田的仪式。二十日，下诏令说：“古代，设置象征五刑的特异服饰来表示耻辱，但是百姓都不去犯法，如今，虽然有诛灭父族、母族和妻族的酷刑，可是作奸犯科的事不断发生，为什么德化与刑治的差别有这么大呢！文帝十分爱惜百姓，怜悯狱讼，于是命令众大臣参考历代刑典，修订晋朝的法律。我继承父祖留下的基业，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愿同各方用德化作为治国的根本。当前，温暖的春天万物生长，春耕刚刚开始，我亲自带领王公百官，耕种用于宗庙祭祀的农田千亩。加上律令已经修订完成，将它颁布于天下，准备采用简化刑律、致力德化，来仁抚境内的百姓。应当从宽处理犯法的人，使他们得到改正过错、重新做人的机会，对天下已经判刑的罪犯，实行免刑或减刑吧。长吏、郡丞、长史每人赐马一匹。”
二月初三，山阳公国增设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数量各有不同。废除中军将军官，设置北军中候代替它。十七日，由于东海人刘俭有突出的德行，被任命为郎官。调中军将军羊祜担任尚书左仆射、东莞王司马伷担任尚书右仆射。
三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王氏去世。
夏季四月初二，太保、睢陵公王祥去世。初三，将文明皇后王氏与文帝合葬于崇阳陵内。废除振威、扬威护军等官，设置左、右积弩将军。
六月初一，武帝下达诏书说：“郡国的守相每三年必在春季巡视一次所属的各县，这是古代地方官吏用来陈述职守、传布风化、展示礼仪的方式啊。接见长吏，观察风俗，协调礼律，考查度量，慰问老人，拜访高年；讯视囚徒，受理冤狱，仔细考察政令、刑罚的成功与失败，深入了解百姓所忧虑与痛苦的事情。不分远近，都如同我亲身巡视这些地方。督促教导五常，勉励从事农耕；劝勉求学的人，使他们专心致意于六经，不要学习诸子百家的非根本之学，妨碍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士人和庶民中有勤奋学习，遵循道德，孝亲敬兄，诚实守信，廉洁奉公，品行优异的人，推荐并进用他们；有在父母面前不孝敬，在亲族面前不仁爱，违反礼义，抛弃纲常，不遵守法令的人，举发并惩治他们。田地垦辟，生产发展，礼教普及，令行禁止，这是地方官吏的才干；百姓穷困，农田荒芜，盗贼四起，狱讼繁多，欺下瞒上，礼教废驰，这是地方官吏的无能。如果地方官吏任职期间，有秉公廉洁，不谋私利，刚正不阿，不图虚名的人，以及那些自身贪赃受贿，靠献媚黩货求得安身，公正节操没有树立，但是私家财富却日益增加的人，都要细心考察他们。奖善惩恶，进贤去邪，这正是我垂衣拱手，总揽大纲，督责完成治理天下的任务于贤能的郡国守相的目的。你们一定要警戒啊！”
秋季七月，太山发生石崩，一群陨星向西流失。戊午，武帝派遣使臣侯史光巡视天下。十四日，祭拜崇阳陵。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发生严重的水灾，伊河、洛河洪水泛滥，与黄河连成一片，政府开仓以赈救灾民。武帝下诏书说：“即使诏令已作了规定，以及奏请得到批准的事情，但在实施中有不符合实际的，都要如实上报，不可隐瞒。”
冬季十月，吴国将领施绩入侵江夏，万郁寇扰襄阳。武帝派遣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出屯龙陂。荆州刺史胡烈打败了万郁。吴将顾容入寇郁林，遭到太守毛炅沉重打击，并失去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两名官员。
十一月，吴国将领丁奉等人出兵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与义阳王司马望反击，打退了这次入侵。二十七日，武帝诏令王公百官以及郡国守相，推荐德行高尚、公正耿介、直言无讳的人士。
十二月，武帝向郡国守相颁布五条诏书：一是修养心身，二是厚待百姓，三是体恤孤寡，四是重农抑商，五是杜绝请托。二十八日，武帝到听讼观查阅廷尉府洛阳地区在押囚犯的案卷，并亲自审讯罪犯，进行判决。扶南、林邑国分别派遣使臣来朝，贡献物品。
五年春季正月初一，武帝一再告诫郡国掌管税收、财务的计吏以及守相、令长，务必使农民充分耕种土地，禁止他们弃农经商。初四，武帝到听讼观，查阅囚犯的案卷，并亲自审讯，大多从宽释放。青龙二条出现在荥阳郡境内。
二月，分雍州的陇右五郡以及凉州的金城、梁州的阴平，建置秦州。二十日，二条白龙出现在赵国境内。青、徐、兖三州发生水灾，武帝派遣使臣去救济慰问灾民。壬寅，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瑾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伷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二十六日，武帝下诏令说：“古时候，每年记录各级属吏的功绩与过误，积累三年再惩罚或奖励他们。现在，令史这类属吏，只淘汰粗疏低劣的人，起不到鼓励、劝进的作用，不是晋升勤能、罢黜疏劣的好办法啊。当分别记录勤恪能干、功绩卓著，德行优异的人，年年如此，成为制度，我将评论他们的事功劳绩。”
三月二十八日，诏令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根据他的才能，安排适当的官职。
夏季四月，发生地震。
五月初一，凤凰出现在赵国境内。特赦交趾、九真、日南这三郡刑期五年以下的囚犯。
六月，邺城的奚官督郭廙上书武帝，陈述五件事情，用来谏诤，言辞恳切直率，武帝破格提升他担任屯留县的县令。西平人麴路敲打朝堂外面供吏民进谏、明冤用的登闻鼓，上奏的言辞大多妖妄诽谤，被奏请斩于市场，陈尸示众。武帝说：“是我的失误啊。”释放了麴路，不加追究。撤销镇军将军，重新设置左、右将军的官职。
秋季七月，延请诸公入朝，征询正直的言论。
九月，慧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冬季十月十九日，武帝因汲郡太守王宏治理有方，成效卓著，赐谷一千斛。
十一月，武帝给弟弟司马兆追加封爵、谥号为城阳哀王，并将儿子景度过继给司马兆，作为后嗣，继承他的爵位。
十二月，武帝下令州郡推荐勇敢有力、优秀奇异的人才。
六年春季正月初一，武帝不侍正殿而来到殿前，也没有陈列乐队。吴国将领丁奉入侵涡口，扬州刺史牵弘将他打败并赶走了。
三月，武帝下令赦免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
夏季四月，白龙二条出现在东莞境内。
五月，分封寿安亭侯司马承为南宫王。
六月初四，秦州刺史胡烈在万斛堆处进讨叛虏秃发树机能，奋力战斗，死在战场上。武帝下诏派遣尚书石鉴代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和奋威将军田章共同讨伐叛虏。
秋季七月十四日，武帝下令陇右五郡遭受叛虏侵扰的百姓，免收田租、户徭，无法维持生活的人，开仓救济他们。二十二日，城阳王司马景度去世。武帝下诏令说：“自从泰始初到现在，重大的事件都编撰记录下来，保存在秘书府内，还抄写有副本。今后凡有这类事件，都应加以编撰汇集，并把它作为经常的制度。”二十四日，任命汝阴王司马骏担任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九月，大宛国进献汗血马，焉耆来朝进贡。
冬季十一月，武帝亲自来到太学，举行祝贺学业有成的“乡饮酒”古礼，分不同的等次，赏赐太常博士、学生绢帛牛酒。分封儿子司马柬为汝南王。
十二月，吴国的夏口督、前将军孙秀率领兵众前来投降，授官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会稽公。十七日，又恢复设置镇军将军官职。
七年春季正月二十六日，武帝给太子司马衷举行表示成人的加冠典礼，王公以下人员分别赏以不同等次的绢帛。匈奴族酋帅刘猛反叛，出奔塞外。
三月，吴帝孙皓率领兵将进军寿阳，武帝派遣大司马司马望出屯淮北来防御他。初七，司空、钜鹿公裴秀去世。十四日，任命中护军王业担任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司马琏担任尚书右仆射。孙秀所部将领何崇带领五千人，前来投降。
夏季四月，九真郡太守董元被吴国将领虞汜围攻，军队战败，死在战斗中。北地胡人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伐叛胡。鲜卑等族在内地叛变，将牵弘围困在青山地界；弘军战败，死在战场上。
五月，武帝封儿子司马宪为城阳王。雍、凉、秦三州发生饥荒，武帝下令赦免这三州境内判处斩刑以下的罪犯。
闰五月，武帝举行求雨的祭祀，太官减低膳食标准。又下令交趾三郡、南中各郡，免交今年的户徭。
六月，武帝诏令公卿以下人员，每人推荐将帅一名。二十四日，大司马、义阳王司马望去世。大雨连绵，伊河、洛河、黄河洪水泛滥成灾，受灾居民四千多家，淹死三百多人，诏令救济灾民，死了的赐予棺材。
秋季七月二十六日，调车骑将军贾充担任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吴国将领陶璜等人围攻交趾，太守杨稷和郁林太守毛炅以及日南三郡向吴国投降。
八月初九，调征东大将军卫瓘担任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十九日，城阳王司马宪去世。分益州的南中四郡建置宁州，特赦这四郡判处斩刑以下的囚犯。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
冬十一月十二日，卫公姬署去世。
十二月，天降大雪。撤销中领军官署，将它与北军中候机构合并。调光禄大夫郑袤担任司空。
八年春季正月，监军何桢出讨匈奴族刘猛，多次打败了他。匈奴左部酋帅李恪杀了刘猛，前来投降。十九日，武帝在祭祀宗庙的农田里，举行耕田仪式。
二月初一，禁止制造违反规定的装饰品、丝织物。十八日，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去世。诏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每人推荐能胜任边郡职事的人三名。武帝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陶与武帝发生争论，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依法处治皇甫陶。武帝说：“我希望在我身边的人都敢于讲真话。君主常常因为有了阿谀奉承的人，才造成祸患，那里会由于有了正直的大臣，使国家遭受损害的啊！郑徽超越职权，妄自上奏，这才是违背我的本意。”于是，撤了郑徽的官职。
夏季四月，增设后将军，用来完备前、后、左、右四军的建制。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陷他的刺史皇甫晏谋反，并将晏杀害，通过驿站送人头到京都。张弘坐罪被处死，诛灭了他的父、母、妻三族。二十日，武帝颁布对已判刑囚犯的赦令。二十四日，诏令陇右四郡遭受叛虏侵害的人家，免交田租。
秋季七月，调车骑将军贾充担任司空。
九月，吴国西陵督步阐前来投降，授官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宜都公。吴国将领陆抗进攻步阐，武帝派遣车骑将军羊祜带领兵众从江陵进军，荆州刺史杨肇到西陵迎接步阐，巴东监军徐胤进攻吴国的建平郡，来牵制吴国，救援步阐。
冬季十月初一，发生日蚀。
十二月，杨肇进攻陆抗，不能取胜，被迫撤军退回。西陵城陷落，步阐被陆抗擒获。
九年春季正月二十二日，司空、密陵侯郑袤去世。
二月二十五日，司徒、乐陵公石苞去世。武帝分封安平亭侯司马隆为安平王。
三月，分封儿子司马祗为东海王。
夏季四月初一，出现日蚀。
五月，发生旱灾。任命太保何曾兼领司徒。
六月二十九日，东海王司马祗去世。
秋季七月初一，发生日蚀。吴国的将领鲁淑围攻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将他击败。撤销五官、左、右中郎将、弘训太仆、卫尉、大长秋等官职。鲜卑族入侵广宁，杀戮、掳掠五千人。武帝下诏选聘公卿以下人员的女儿来充实后宫，搜罗挑选没有结束以前，暂时禁止婚嫁。
冬季十月十七日，武帝发布命令，女子满了十七岁，父母还没有将她出嫁的，由当地官吏给她婚配。
十一月初三，武帝来到宣武观，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初十才结束。
十年春季正月十八日，武帝在宗庙祭祀的农田里，举行耕田仪式。
闰正月十一日，太傅、寿光公郑冲去世。十七日，高阳王司马珪去世。十八日，太原王司马瑰去世。
二十五日，武帝下诏书说：“分别嫡子与庶子是为了分辨上下，表明贵贱。但是，近代以来，大多宠爱姬妾，使她们升上了后妃的位置，搞乱了尊卑贵贱的秩序。从今往后，都不准选用妾媵作为嫡系正妻。”
二月，分幽州的五郡建置平州。
三月初二，发生日蚀。
夏季四月二十八日，太尉、临淮公荀去世。
六月初三，武帝到听讼观，查阅囚徒的案卷，亲自审讯犯人，多数被从宽发落，得到释放。这一年的夏季，出现严重的蝗灾。
秋季七月初六，杨皇后去世。二十二日，吴国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人，带领军队来投降。
八月，凉州的叛虏入寇金城等郡，镇西将军、汝阴王司马骏讨伐叛虏，杀了他的酋帅乞文泥等人。十九日，将元皇后杨氏安葬在峻阳陵内。
九月初四，武帝调大将军陈骞担任太尉。晋军攻下了吴国的枳里城，活捉吴国立信校尉庄祐。吴国将领孙遵、李承率领军队，入侵江夏，太守嵇喜打败了他们。在富平津修建了黄河大桥。
冬季十一月，在洛阳城东的七里涧处，修建了石桥。十二日，武帝来到宣武观，大规模地检阅军队。
十二月，慧星出现在轸宿星区。武帝设置管理在春耕前举行亲耕仪式这种农田的藉田令。分封太原王的儿子司马辑为高阳王。吴国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朱买来晋投降。
这一年，凿通陕南山，在黄河堤岸上打开缺口，使河水向东流入洛河，疏通漕运。
咸宁元年春季正月初一，颁布对已判刑罪犯的赦令，更改年号。
二月，由于将官、士兵已到娶妻年龄娶妻的人众多，便规定了凡是养育有五个女儿的人家，就免去他的租调徭役。辛酉，原任邺县县令夏谡做官清廉，名声远扬，赏赐稻谷一百斛。由于官吏的俸禄菲薄，所以下令按不同等级，赏赐公卿以下人员的绢帛。叛虏树机能送来人质，请求归降。
夏季五月，下邳、广陵两地区发生风灾，吹倒了树木，毁坏了百姓的房屋。
六月，鲜卑族力微派遣儿子来朝贡献。吴国入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伐叛虏鲜卑，击败并杀了他的渠帅。二十四日，设置总管东宫事务的太子詹事官。
秋季七月三十日，发生日蚀。郡国出现螟虫灾害。
八月十八日，沛王司马子文去世。武帝将死去的太傅郑冲、太尉荀、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司马孚等王公，以及还健在的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萄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司马攸等功臣，都将其书名于旗幡上，配享于太庙。
九月十一日，青州发生螟害，徐州洪水泛滥成灾。
冬季十月初二，常山王司马殷去世。初十，彭城王司马权去世。
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武帝在宣武观检阅军队。
十二月初五，追加尊号：宣帝庙称高祖，景帝庙称世宗，文帝庙称太祖。这一月，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洛阳地区的百姓死亡过半。武帝分封裴頠为钜鹿公。
二年春季正月，由于瘟疫流行，停止了元日的朝会。按不同的等次，赏赐没有固定职事的闲散官吏至士兵蚕丝。
二月初五，河间王司马洪去世。十三日，武帝下令赦免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东方夷族有八国归顺。并州的叛虏侵犯边塞，被监并州诸军事胡奋打败。
起初，敦煌太守尹璩去世，凉州刺史任用敦煌县令梁澄代领太守的职务，议郎令狐丰罢黜梁澄，擅自代领该郡事务。丰死以后，弟弟令狐宏又代行郡职。到这，凉州刺史杨欣杀了令狐宏，通过驿站将生狐宏的头送到洛阳。
早些时候，武帝患病，到现在病体痊愈，大臣们祝贺平安。武帝下诏书说：“每次想到近来遭遇瘟疫死去的人们，心里就为他们十分难过。难道能因我一个人的病体康复，就忘了百姓的苦难了吗？凡是来祝贺平安的人，都应该予以谢绝。”
夏季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司马骏讨伐北胡，杀了北胡渠帅吐敦。创立专门供五品以上官员子弟读书的国子学。二十一日，武帝举行了隆重的求雨祭祀。
六月癸丑，武帝在太庙中进献荔枝。甲戌，氐宿星区出现慧星。从春季发生旱灾，到这一月才降雨。吴国京下督孙楷率领军队来降，被任命为车骑将军，赐爵丹杨侯。白龙二条出现在新兴郡的井中。
秋季七月，大角星附近出现慧星。吴国的临平湖自后汉末年淤塞，到这时自行开通。年老的人都在传说：“此湖堵塞，天下大乱；此湖畅通，天下太平。”初五，安平王司马隆去世。东方夷族有十七国归附。河南、魏郡洪水泛滥成灾，淹死了一百多人，武帝诏令赐予棺材。鲜卑族阿罗多等寇侵入边境，西域戊已校尉马循奉旨征讨，杀敌四千多人，生俘九千多人，在这种形势下，阿罗多等人来晋投降。
八月初二，河东、平阳发生地震。二十一日，以太保何曾任太傅，太尉陈骞任大司马，司空贾充任太尉，镇军大将军、齐王司马攸任司空。慧星出现在太微星座，九月又出现在翼宿星区。丁未，在洛阳城东修建太仓，又在东、西市场修建常平仓。
闰九月，荆州有五郡发生水灾，受灾居民四千多家。
冬季十月，任命汝阴王司马骏担任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担任征南大将军。二十一日，册立杨氏为皇后，颁布对已判刑罪犯的赦令，分别赏赐王公以下人员以及鳏寡。
十一月，二条白龙出现在梁国境内。
十二月，武帝征召从未任官的士人安定郡皇甫谧，出任太子中庶子。进封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爵位为临晋侯。这一月，由于平州刺史傅询、前任广平太守孟桓作官清廉、名声远扬，赏赐傅询绢帛二百匹，孟桓一百匹。
三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分封儿子司马裕为始平王、安平穆王司马隆的弟弟司马敦安平王。又下诏书说：“宗族和亲属，都是国家的辅翼，应该遵守和奉行道德礼仪的规范，成为天下人们学习的榜样。但是，身处富贵地位又能谨慎行事的人很少，召穆公召集兄弟在一起，以《唐棣》的诗篇作为训诫，这是周代姬氏本宗和支庶能够传递百代、没有凋残的原因啊。现在任命卫将军、扶风王司马亮担任宗师，所有应当施行的事情，都要在宗师那里征询意见啊。”十五日，始平王司马裕去世。彗星出现在西方。武帝派遣征北大将军卫瓘征讨鲜卑族的力微。
三月，平虏护军文淑讨伐叛虏树机能等人，打败了他们。慧星出现在胃宿星区。二十一日，武帝准备打猎，后因担心践踏了麦苗而停止。
夏季五月十五日，吴国将领邵凯、夏祥带领兵众七千多人前来归降。
六月，益、梁二州有八郡发生水灾，淹死居民三百多人，淹没了屯积军粮的简易仓库。
秋季七月，调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担任都督扬州诸军事。中山王司马睦由于犯罪，削爵为丹阳县侯。
八月二十一日，武帝改封扶风王司马亮为汝南王、东莞王司马伷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为扶风王、琅邪王司马伦为赵王、渤海王司马辅为太原王、太原王司马颙为河间王、北海王司马陵为任城王、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汝南王司马柬为南阳王、济南王司马耽为中山王、河间王司马威为章武王。分封儿子司马玮为始平王、司马允为濮阳王、司马该为新都王、司马遐为清河王，钜平侯羊祜为南城侯。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作镇南大将军。大风吹倒树木，突然降温，水面结冰，五郡国降霜成灾，庄稼受害。
九月十七日，调左将军胡奋任都督江北诸军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发生严重的水灾，淹没了秋季作物，武帝诏令开仓赈济灾民。分封齐王的儿子司马蕤为辽东王、司马赞为广汉王。
冬季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武帝来到宣武观，大规模地检阅军队。
十二月，吴国的将领孙慎入寇江夏、汝南，掳掠一千余家后撤走。
这一年，西北杂居的各族，以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方夷族的三个国家首领，先后十多人次，各自带领本族部落归顺。
四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
三月十五日，尚书左仆射卢钦去世。辛酉，调尚书右仆射山涛任尚书左仆射。东方夷族有六国来京朝贡。
夏季四月，光芒类似蚩尤旗状的慧星出现在井宿星区。
六月初十，阴平郡的广武县发生地震，二十七日又震。州刺史杨欣在武威地区与叛虏若罗拔能等人交战，大败，死在战场上。弘训皇后羊氏去世。
秋季七月二十三日，武帝将景献皇后羊氏与景帝合葬于峻平陵内。二十二日，高阳王司马缉去世。二十六日，范阳王司马绥去世。荆、扬二州有二十个郡国，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九月，调太傅何曾任太宰。十五日，调尚书令李胤任司徒。
冬季十月，武帝调征北大将军卫瓘任尚书令。扬州刺史应绰进攻吴国的皖城，杀敌军五千人，焚毁囤聚的谷米一百八十万斛。
十一月十六日，太医官署的司马程据，进献用雉鸡头部羽毛制成的羽衣，武帝因其为新奇特异的服饰，是被典制礼仪禁止的东西，在大殿前面焚烧了它。十九日，又敕令中央、地方官吏敢有再违犯此令的，将遭惩罚。吴国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晋投降。二十六日，调尚书杜预出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枯去世。
十二月初一，西河王司马斌去世。十三日，太宰、朗陵公何曾去世。
这一年，东方夷族有九国归附。
五年春季正月，叛虏酋帅树机能攻陷凉州。初一，武帝派遣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讨伐他。
二月初一，白麟出现在平原国。
三月，匈奴族都督拔弈虚带领部落归顺。十二日，由于百姓正度荒年，武帝减少了一半的膳食费用。彗星出现在柳宿星区。
夏季四月，彗星又出现在女御星区。武帝颁布赦令，废除部曲督以下将吏的人质制度。
五月二十五日，有八郡国降冰雹，秋季农作物以及百姓的房屋受损。
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九月初四，有麟出现在河南郡。
冬季十月十九日，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人带领部落归顺。汲郡人不准发掘战国魏襄王的墓葬，得到有小篆字体的竹简古书共十多万字，收藏在保存国家秘籍的书库。
十一月，武帝大规模地征伐吴国，派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兵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兵长江西岸，建威将军王戎出兵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兵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兵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士兵，顺长江向下游进军，东西共有军队二十多万。任命贾充担任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作他的副手，总领各路军队。
十二月，马隆进攻叛虏树机能，彻底打败了叛虏，杀了树机能，平定了凉州的叛乱。肃慎国派遣使臣，前来贡献楛木箭杆和石制箭镞。
太康元年春季正月初一，五色云气覆盖了太阳。二十五日，王浑攻克吴国的寻阳、赖乡等城池，活捉了吴国的武威将军周兴。
二月初一，王浚、唐彬等人攻下了丹杨城。初三，又攻克西陵，杀了吴国的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初五，王浚又攻占夷道、乐乡等城，杀了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十七日，杜预攻陷江陵，杀了吴国的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在这时候，晋国各路军队同时并进，乐乡、荆门等地的吴国守军，相继前来归降。十八日，武帝任命王浚担任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又下达诏令说：“王浚、唐彬向东进军，肃清巴丘以后，与胡奋、王戎共同攻克夏口、武昌，再顺流东下，直达秣陵，与胡奋、王戎审时度势，相机行事。杜预应当稳定零、桂，安抚衡阳。大军既已前进，荆州的南部地区，定当传布檄文就可平定，杜预应分一万人给王浚，七千人给唐彬；夏口既已攻下，胡奋应分七千人给王浚；武昌既已得手，王戎应分六千人增加唐彬的兵力。太尉贾充移驻项城，总管监督各方事宜。”王浚率军向前，攻陷了夏口、武昌。战舰顺流东下，凡是到达的地方，没有遇到抵抗就平定了。王浑、周浚在版桥地界，与吴国的丞相张悌交战，大败吴军，杀了张悌以及随同他的吴国将领孙震、沈莹，将他们的人头送往洛阳。孙皓穷困紧迫，请求投降，向琅邪王司马伷送上吴国皇帝的御玺及绶带。
三月十五日，王浚率领水军，直达建邺的石头城，孙皓十分恐惧，反缚双手，载着棺材，在晋军营门前投降。王浚手持符节，代表武帝解开了他的双手，烧毁棺材，送他上京都洛阳。收集吴国的地图户籍，取得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五十二万三千户，三万二千吏，二十三万兵，男女共二百三十万口。吴国原来任命的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吏，都继续留任，废除了孙皓繁琐残酷的政令，宣布了简便易行的措施，吴国百姓十分高兴。
夏季四月二十九日，武帝颁发赦令，更改年号，特别准许民间举行五天的集会饮宴，以示欢庆，赈恤孤寡老弱、贫困穷苦的人。河东、高平降下冰雹和雨，秋季作物受损。武帝派遣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别出使扬、越地区，抚慰刚刚归顺的百姓。白麟出现在顿丘境内。三河、魏郡、弘农降下冰雹和雨，麦苗受损。
五月二十五日，武帝赐孙皓爵位为归命侯，任命他的太子孙瑾担任中郎，其余的儿子任郎中。吴国德高望重的人，根据他们的才能，任命相应的官职。在交战中阵亡的吴国高级将领，将他们的家属搬迁到寿阳县居住；将吏渡江北来定居的，免除十年的租调徭役；百姓和各种工匠，免除二十年。
六月十一日，武帝来到殿前，举行盛大的朝会，并引孙皓上殿。众大臣都高呼万岁。十二日，在太庙中进献酃渌美酒。有六郡国遭遇雹灾，伤害了秋季农作物。十五日，武帝诏令凡士兵中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免去徭役，回归家中。二十五日，任命王浚为辅国大将军、襄阳县侯，杜预当阳县侯，王戎安丰县侯，唐彬上庸县侯，贾充、琅邪王司马伷以下人员，都增加封邑。与此同时，论功行赏，按不同等次赐予公卿以下人员绢帛。
二十二日，初次设置翊军校尉官职。复封丹水侯司马睦为高阳王。二十九日，东方夷族有十国归附。
秋季七月，叛虏轲成泥入寇西平、浩亹，杀晋督将以下三百多人。东方夷族有二十国入朝贡献。初五，调尚书魏舒任尚书右仆射。
八月，车师前部国王派遣儿子入侍武帝。初五，武帝分封弟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三条白龙出现在永昌境内。
九月，众大臣由于天下统一，多次请求到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武帝谦让，没有允许。
冬季十月初四，废除家中养育五个女儿免除租调徭役的法令。
十二月十五日，广汉王司马赞去世。
二年春季二月，淮南、丹杨发生地震。
三月十五日，安平王司马敦去世。分别不同等次，将俘掠的吴国人口赏赐给王公以下人员。武帝下令挑选原孙皓的妓妾五千人进入后宫。东方夷族有五国入朝贡献。
夏季六月，东方夷族五国归顺。有十六郡国大降冰雹和雨，大风吹倒树木，毁坏百姓的房屋。江夏、泰山发生水灾，受灾居民三百多家。
秋季七月，上党又遭暴风、冰雹大雨袭击，毁坏了秋季作物。
八月，彗星出现在张宿星区。
冬季十月，鲜卑族的慕容瘣侵扰昌黎郡。
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司马陈骞去世。彗星出现在轩辕星区。鲜卑族入侵辽西郡，平州刺史鲜于婴讨伐，将之逐退。
三年春季正月初一，撤销秦州建制，与雍州合并。十八日，调尚书令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
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地界，打败了鲜卑族慕容瘣，鲜卑死伤数万人。
夏季四月二十五日，太尉、鲁公贾充去世。
闰四月初一，司徒、广陵侯李胤去世。
五月初九，二条白龙出现在济南境内。
秋季七月，废除平州、宁州刺史每三年一次入朝奏事的制度。
九月，东方夷族有二十九国归服，入朝进贡。吴国原将领莞恭、帛奉起兵反叛，攻陷建邺县城，杀了县令，围攻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伐，平定了这次叛乱。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调司空、齐王司马攸任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任抚军大将军，汝南王司马亮任太尉，光禄大夫山涛任司徒，尚书令卫瓘任司空。二十五日，武帝诏令国内水灾、旱灾特别严重的地区，不交田租。
四年春季二月十四日，调尚书右仆射魏舒任尚书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任尚书右仆射。戊午，司徒山涛去世。
二月十九日，武帝分封长乐亭侯司马寔为北海王。
三月初一，发生日蚀。十四日，大司马、齐王司马攸去世。
夏季四月，任城王司马陵去世。
五月初一，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去世。改封辽东王司马蕤为东莱王。
六月，增加九卿官职的礼遇与品秩。牂柯境内的獠族二千多部落归顺。
秋季七月十四日，调尚书右仆射、下邳王司马晃出任都督青州诸军事。二十八日，兖州洪水成灾，免收灾区百姓的田租。
八月，鄯善国王派遣儿子入侍，武帝赐给归义侯的封号。任命陇西王司马泰担任尚书右仆射。
冬季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都王司马该去世。调尚书左仆射魏舒担任司徒。
十二月初五，武帝在宣武观大规模地检阅军队。
这一年，河内郡以及荆州、扬州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五年春季正月初四，二条青龙在武器库内的井中。
二月初二，封南宫王的儿子司马玷为长乐王。二十八日，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任城、鲁国的池水色红如血。五月十三日，宣帝庙的大梁断折。
六月，初次设置奉皇帝诏令关押犯人的黄沙监狱。
秋季七月十六日，武帝的儿子司马恢去世。任城、梁国、中山降下雨和冰雹，损坏了秋季农作物。减少征收天下户调的三分之一。
九月，南安地区遭受风灾，树木被吹断。有五郡国发生严重的水灾，降霜成害，损伤了秋季农作物。
冬季十一月十四日，太原王司马辅去世。
十二月初十，武帝发布赦令。林邑、大秦国分别派遣使臣来朝上贡。
闰十二月，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去世。
六年春季正月初一，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欠收，免除了百姓所欠田租、债务中的旧账。初九，调征南大将军王浑任尚书左仆射、尚书褚都督扬州诸军事、杨济都督荆州诸军事。
三月，有六郡国遭遇霜灾，损害了桑树和麦苗。
夏季四月，扶南等十国来朝进贡，参离四千多部落归附。有四郡国发生干旱，十郡国洪水泛滥成灾，百姓的房屋遭到毁坏。
秋季七月，巴西地区发生地震。
八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下令减少征收百姓三分之一的绵绢。有白龙出现在京兆郡内。调镇军大将军王浚任抚军大将军。
九月二十一日，山阳公刘康去世。
冬季十月，南安境内发生山崖滑坡，地下水从中流出。南阳郡捕捉到只有两只足的野兽。龟兹、焉耆国王派遣儿子入侍武帝。
十二月初一，武帝在宣武观大规模地检阅军队，经过十天才结束。十七日，抚军大将军、襄阳侯王浚去世。
七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初二，武帝下诏令说：“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怪异现象多次出现，日蚀发生在正月初一，地壳震动，山崖滑坡。国家治理得不好，责任完全在我一人。公卿大臣每人都密封上书，尽你们所知，讲述灾异多次出现的原因，不要有任何隐瞒或忌讳。”
夏季五月，有十三郡国发生旱灾。鲜卑族慕容瘣入侵辽东。
秋季七月，朱提出现山崩；犍为发生地震。
八月，东方夷族有十一国归顺。京兆发生地震。
九月二十九日，骠骑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去世。有八郡国发生严重的水灾。
冬季十一月初四，武帝任命陇西王司马泰都督关中诸军事。
十二月，武帝派遣侍御史视察遭受水灾的各郡国。释放后宫女官才人、歌妓舞女二百七十多人，令各回自己的家中。初次颁发大臣服满三年丧礼的制度。二十一日，河阴地区下降赤雪，面积达二百亩。
这一年，扶南等二十一个国家、马韩等十一个国家派遣使臣，来朝纳贡。
八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太庙大殿下塌。
三月十九日，临商观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齐国、天水降霜成灾，损害了麦苗。
六月，鲁国发生严重风灾。大风吹倒了树木，毁坏了百姓的房屋。有八个郡国出现了严重的水灾。
秋季七月，前殿的地面下陷，深达几丈，其中发现有埋在下面的破船。
八月，东方夷族有二国归顺。
九月，改建太庙。
冬季十月，南康郡的平固县县吏李丰反叛，聚集同党围攻郡县，自称将军。
十一月，海安县的县令萧辅，聚集徒众反叛。
十二月，吴兴郡人蒋迪，聚集党徒反叛，围攻阳羡县。州郡发兵捕捉讨伐，全部判处死刑。南方夷人扶南、西域的康居等国，分别派遣使臣，来朝纳贡。
这一年，有五郡国发生了地震。
九年春季正月初一，发生日蚀。武帝下诏书说：“振兴教化的根本，在于政治安定清明，讼事平允及时，地方官吏不去多方体恤百姓的疾苦，却因为私人的恩怨，制造扩大狱讼；又大多贪残污浊，扰乱百姓。当敕令刺史、郡守，纠察那些贪赃枉法的人，推荐那些公正清廉的人，讨论他们的罢黜或升迁。”又要求中央、地方各级官吏，荐举出身微贱清廉有才能的人。长江东岸的四郡发生地震。
二月，尚书右仆射、阳夏侯胡奋去世，调尚书朱整任尚书右仆射。
三月初七，杨皇后在洛阳城西的郊外，举行亲身蚕事的典礼，按不同等次赏赐绢帛。二十二日，初次将春季祭社和秋季祭社合并为春季祭社。
夏季四月，长江南岸有八郡国发生地震；陇西郡降霜成灾，伤害了越冬麦苗。
五月，义阳王司马奇触犯刑律，削爵为三纵亭侯。武帝诏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推荐能胜任郡守、县令职事的人才。
六月初一，发生日蚀。改封章武王司马威为义阳王。有三十二个郡国发生严重旱灾，损害了麦田。
秋季八月十四日，陨石坠落有如雨点。武帝下令各郡，将判处五年以下刑期的囚犯马上结案发遣，不要滞留各种讼事。
九月，东方夷族有七国到东夷校尉府归顺。二十四个郡国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初七，分封河间平王司马洪的儿子司马英为章武王。十二日，一条青龙、黄龙分别出现在鲁国境内。
十年夏季四月，由于京兆太守刘霄、阳平太守梁柳办事有方，成效卓著，分别赏赐稻谷一千斛。有八郡国发生霜灾。太庙改建完成。十一日，迁徙死去祖先的牌位进入新建的太庙。武帝在道旁亲自迎接，并举行祭祀远祖、近祖的典礼；颁布赦令，文武百官增加爵位一级，参加修建太庙的增加二级。十三日，尚书右仆射、广兴侯朱整去世。十九日，崇贤殿发生火灾。
五月，鲜卑族慕容瘣归降，东方夷族有十一国归顺。
六月初七，山阳公刘瑾去世。又恢复分别设置春季祭社与秋季祭社。
冬季十月二十一日，改封南宫王司马承为武邑王。
十一月丙辰，代行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去世。武帝疾病初愈，以不同等次赏赐王公以下人员绢帛，各有不同等次。含章殿练武的鞠室发生火灾。
二十三日，武帝任命汝南王司马亮担任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授予假节的权力，去到各自的封国，并分别统率封国所在地附近数州的军事。分封儿子司马义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孙子司马遹为广陵王。又分封濮阳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始平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汝南王的次子司马牾为西阳公。改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各王国的属官相，改名内史。
二十九日，太庙的大梁断折。
这一年，东方夷族三十多个僻远的国家、西南方夷族的二十多个国家，来朝纳贡。叛虏奚轲率男女十万人归降。
太熙元年春季正月初一，更改年号。初九，调尚书左仆射王浑任司徒、司空卫瓘任太保。
二月十二日，东方夷族有七国入朝纳贡。琅邪王司马觐去世。
三月初五，调右光禄大夫石鉴任司空。
夏季四月十二日，调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二十日，武帝在含章殿逝世，时年五十五岁，葬在峻阳陵地，庙号世祖。
武帝胸襟宽广，待人厚道，一切事情都本着仁恕的原则办理，能容纳直言正论，从不以粗暴的态度待人；明智通达，长于谋略，能断大事，因此，得以安定各方，平定天下。继魏国奢侈苛刻的风气之后，百姓怀念过去古朴的风尚，武帝就用恭敬节俭原则来加以鞭策，用清心寡欲思想来加以劝导，曾经有人上奏宫中的牛青丝鼻绳断了，武帝命令用青麻绳代替它。当朝处理政事能宽容，法令制度有常规，高阳许允被文帝司马昭处死，允的儿子许奇担任太常丞。武帝将要在太庙中行事，朝臣议论因为许奇出身在曾经出过犯官的家庭，不想要他在行事的时候接近武帝，请求将他调离太常府，出外任长史。武帝追述许允旧日的声誉，称赞许奇的才能，反而提拔他担任了祠部郎，当时的舆论都赞扬武帝这种公正豁达的气度。但是，平定吴国以后，天下太平，于是对施政方略产生了厌倦，沉溺在游荡宴乐的生活之中，放纵偏爱皇后家族，亲近并优待当朝权贵，经验丰富的老臣宿将，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典章制度遭到破坏，请托徇私公开流行。到了晚年，明知惠帝司马衷不能承担大任，但是仗持孙子司马遹天资聪颖，智力过人，所以没有另立太子的打算。又考虑到司马遹不是贾后亲生的儿子，担心最终会导致危机与失败，于是便和亲信共同商议死后的保证措施。出主意的人各说不一，长时间又不能作出决断，最后采用了王佑的谋划，派遣太子司马衷的弟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同时镇守要害的地方，来增强皇室司马氏的力量。又担心皇后杨氏的逼迫，再任命王佑作北军中侯，来统率保卫皇帝的禁军。不久，武帝卧病不起，不见好转，渐渐进入危险状态，共同缔造晋国的功臣，都已先期死去，文武百官惶恐不安，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适逢武帝的病情稍稍缓了过来，诏令任命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并且在朝臣中挑选几位名声好、年纪轻的人协助司马亮辅政；杨骏隐藏诏令，不予公布。武帝转眼间又迷糊错乱，杨皇后趁机拟定诏书，任命杨骏辅佐政务，催逼司马亮马上出发，到镇赴任。武帝一会苏醒，询问汝南王司马亮来了没有，示意想见到他，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交代，身边的人回答没有到，武帝便进入了昏迷垂危的地步。朝廷内部的动乱，实在是源于这些密谋计划啊。
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淮南的叛乱平定后，魏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魏皇帝曹髦见权势日去，迟早要被废掉，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坐受被废的耻辱，现在我应当同你们一齐讨伐司马昭”。王经说：“过去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结果失败丧国，为天下耻笑，如今权归司马氏已很久了，朝廷以及州郡官员都为他们效力，并且我们掌握的宿卫兵太少，这样做太危险了。”魏帝从怀中拿出诏书扔在地上说：“我决心已定，即使死，又有什么可怕？况且也不必就死。”于是入告太后。王沈、王业急忙跑去向司马昭报信，并拉王经一齐去告发，王经不从。曹髦率殿中宿卫、官仆等鼓躁而出，挥剑与贾充在南阙，贾充部下想逃散，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蓄养你们，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可问也。”成济便拔剑刺魏帝，魏帝当即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司马昭又立十四岁的陈留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出兵灭了蜀国，灭蜀后又杀了伐蜀的两员大将邓艾、钟会。
司马氏专权的行为除了受到曹氏武装力量的反对和抵制外，也受到了一部分有影响的名士们的消极抵抗，他们玩世不恭，蔑弃礼法，放纵形遗。司马氏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了像山涛、向秀、阮籍一些有影响的玄学家，杀害了态度强硬，拒不合作的嵇康。司马氏代魏的障碍全部扫清了。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增封十郡，以其子司马炎为大将军。次年五月，加司马昭殊礼，进王妃为后，立世子司马炎为太子。八月，司马昭死。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于晋，司马炎即帝位。追尊宣王司马懿宣帝，景王司马师为景帝，文王司马昭为文帝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西晋建立不久，司马炎又派成隆击败鲜卑树机能，平定凉州。但是江东吴国尚存吴国。
孙权像吴国在孙权统治的晚年开始发生内争，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国力大衰。孙权先立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为太子，但却宠爱孙霸，于是朝内形成了两派，斗争异常激烈，孙权怕引起大乱，便废掉了太子孙和，并令孙霸自杀，又立孙亮为太子，诸葛恪和孙峻辅政。孙亮和孙峻合谋杀害了诸葛恪，由孙峻专制朝政。孙峻死后，弟孙綝掌权，孙綝废掉孙亮，立孙休为帝，孙休与将军张布等设谋杀死孙綝。孙休作了六年皇帝，景元五年（264年）病死，由乌程侯孙皓继位。孙皓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他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让大臣们非常失望，丞相濮阳兴和张布后悔立他为帝，孙皓知道后就把他俩杀害了。接着又杀死孙休的妻子和孙休的两个儿子，对大臣们更是稍有不如意非杀即罢，还常使用剥面皮和凿眼睛的酷刑。又大兴土木建昭明宫，造苑囿楼观。在他的统治下，“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国内人民多次举行暴动，同时宗室将领夏口督孙秀、京下督孙楷又先后投降西晋，众叛亲离，国运日衰。当时孙吴都督荆州地区军事的是镇东大将军陆抗，陆抗很有军事才能，负责长江防务，与西晋将领羊枯领兵对峙。孙皓多次派兵进攻西晋，陆抗上书劝孙皓：“要力农富国，审官任能，严明刑赏，安抚百姓，而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劳瘁，这样敌人不会为之衰败，而我们却得了大病，按目前的情况看，大小势异，想入主中原，不是安国之良策。”但孙皓不听。西晋泰始十年（274年），陆抗病卒，临终前上书劝孙皓加强西陵、建平方面的防务，防止敌人泛舟顺流而下。
咸宁二年（276年），西晋征南大将军羊枯上书请求伐吴，羊祜说：“现在东吴江淮险阻不如剑阁，孙皓残暴过于刘禅，吴人困苦甚于巴蜀，而晋朝力量则远盛于往日，是平定东吴、统一海内的好时机，如果我们各路大军齐下，东吴防不胜防，国内必然震动，那时，虽有智能之士，也难以对付我们。而且孙皓众心离叛，将领平时都畏其凶暴，早想离去，我们大军一到，必然响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取得胜利。”羊祜的分析，晋武帝司马炎很赞同，但朝议不统一，司马炎没有马上出兵进攻孙吴。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逝，西晋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次年，益州刺史王浚、镇南将军仁预又先后上书请求伐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大举伐吴，发兵20万，大军发为六路，在东西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出击，以镇东将军琅玡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全椒县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渐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军队顺流而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节制全军。
王浚所统水军顺江东下，先破丹阳，东吴太守吾彦在长江要害之处，设置铁锁链，横断长江航路；又制作一丈多长的铁锥，暗置江中，阻止船舰通过，王浚率军七万，乘船东下，用预先作好的大筏，缚草为人，被甲持仗，立于筏上，命会水者推筏前进，排除铁锥。又制大火炬，浇以麻油，烧断横江锁链，破除障碍，然后顺流而下，攻克武昌，直逼建业。其时杜预所部也取得了江陵，沅、湘以南到交广，州郡望风而归附。
王浑所统陆军在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军，接着直奔南方。孙皓派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军三万渡江阻击。吴军开至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上）时，沈莹劝张悌不要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要积蓄力量，等东下的晋水军到来时再战。张悌不听，渡江包围王浑部将张乔，吴将沈莹率精兵五千，向张乔部发起进攻，晋兵不动，连续三次都攻不破敌营，率兵引退，部众顿时溃散，西晋蒋班与张乔趁势前后夹击，吴军大败，张悌及部将孙震、沈莹战死。孙皓又急忙派陶浚准备领兵迎战，当天晚上，召集起来的兵士就全逃散了。
其时，东路司马伷的军队也逼近建业，孙皓势穷力竭，只得分派使者向王浑、王浚、司马伷处投降。
王浚自武昌扬帆东下，兵甲满江，旌旗遮天，直逼建业。吴水陆军纷纷溃逃，吴主孙皓诣军投降王浚。
孙皓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孙皓登殿叩首，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对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司马炎问东吴旧臣有关孙皓灭亡的原因，薛莹回答说：“孙皓君临东吴，亲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灭亡也。”
西晋灭吴后，结束了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新归于统一。
士族门阀
士族是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以来见于史籍的有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号。名士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这些名士文化修养程度高，政治地位高。他们通过汉代乡里评议制度和东汉以来经学选人的制度逐渐操纵了选举，把持了政权。
东汉自安帝以来任用宦官，宦官插手选举以后，抑制了士族的发展。东汉末年，外戚何进同士族袁绍、名士何颙、荀攸等秘谋诛杀宦官，宦官张让等率先动手杀了大将军何进，接着董卓入京，引起军阀混战，混战结果形成了三国割据对峙，各个政权都积聚了大批名士。“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集结于魏、蜀、吴三个政权之下。曹操政权下更是名士云集，他们在平定北方中都建立了谋谟之功。如荀彧力阻曹操官渡退兵，荀攸谋擒吕布，郭嘉主伐乌桓，钟繇安抚凉州，国渊典领屯田，在他们的帮助下，曹操统一了北方。但赤壁之战后，曹操便对名士集团进行了清洗和杀戮，使名士集团受到重大的打击。
曹丕即位当了皇帝后，马上又接受了名士、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目的主要是为调和曹魏政权下士与庶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兼顾二者的利益，从而使士族重新在其政权下为其服务。这项制度规定了选举人才的依据为德、才、家世三项。但由于东汉以来土族力量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从一开始选举权就掌握在士族手中，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完全变了形，出现了只重家世，不重才能情况，特别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掌握朝政以后，九品中正制更成为士族操纵政权的工具，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局面。
西晋政权建立后，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士族发展为世袭士族，即世族。由士族到世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其次，西晋建立初和建立后，建立了两项制度，第一项是五等爵位制。司马昭为晋王时，命裴秀制定五等爵位制，受封者主要是士族，最大的是贾、裴、王三家。另一项制度是晋咸宁六年（280年），官吏占田荫客制的规定，官吏占田同九品中正制的九个品位相适应，品位与占田数量成正比，具体规定是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同时规定官吏可以按品次庇荫亲属，庇荫客户，其庇荫数额也是按九个品次规定的，并且还规定“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和一定程度的世袭权，从而成为九品选人的主要依据。西晋用法律形式规定的世族的特权和世袭权同汉代士族的情况大为不同，汉代也有世代作官的情形，但它是由选举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漏洞和弊端造成的，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西晋时期的世族主要有：平原华氏（曹魏时华歆至太尉）、东海王氏（起自王郎仕魏至司徒）、河东裴氏（起自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河东卫氏（起自卫觊仕魏至尚书）、扶风苏氏（起自苏则仕魏至侍中）、京兆杜氏（起自杜畿）、北地傅氏（起自傅嘏）、清河崔氏（起自崔林）、太原王氏（起自王昶）、琅邪王氏、范阳卢氏。就其渊源来说，大都由曹魏时的显贵发展而来。
西晋时的世族主要特征是，政治上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在意识形态方面，世族一般都崇尚玄学，许多大的世族显贵同时就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世族在社会生活中崇尚旷达、逍遥，这种风气到西晋中后期更为严重。当时的显贵子弟，裸身饮酒，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同时世族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常在婚姻上筑起一个堤坝，“士庶不婚”，世族只在其阶层内部择偶联姻。在经济上，世族普遍都有各自的庄园，如西晋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今南洛阳市西北）有别墅，周围清泉茂林、观阁鱼鸟、果木药草，莫不毕备。世族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部曲、佃客，他们的身份低于自耕农民，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西晋灭亡后，世族在东晋建立起了世族门阀统治，实质上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终东晋一代，有山东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个门阀集团依次专政，世族门阀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大田庄，他们靠占土护泽以图发展，思想上主要是崇尚玄学。门阀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东晋以后，这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出现过。
南北朝时代，虽然门阀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了，但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上仍有很大的优势。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由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帝、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帝、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确定了免除兵役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规定了列入世族的最起码的标志。以后宋、齐时期的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取得以上免役特权，就努力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出现了改撰户籍的情形，所以到南齐初年，下令大规模检籍，结果又导致了唐寓之起义，参加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提出的改窜户籍的寒门地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检籍也不得不停止。宣布恢复颁布的户籍，世族队伍迅速扩大了。
在北朝，早在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汉人世族崔浩就提出“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实际上就是要清定流品，分别士庶，当时阻力很大，崔浩被诛，与此大有关系。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定姓氏。孝文帝定姓氏的标准是，根据先世官爵高低来判别姓族高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居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崔、卢、李、郑）。”
隋开皇七年（587年），科举制被定为国家制度，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世族阶层也随之衰退。
晋初奢侈贪鄙之风
泰始元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发了一个诏令，要求大弘俭约，将府库的珠玉宝器玩好之物，赐给王、公以下大臣。此后不久又下诏令“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会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看起来很有一番清俭持国的气魄，但实际上从西晋立国之初，由于对世族的特殊优遇和颁行了官吏占田庇荫制度以后，西晋统治上层的贪鄙、奢靡、荒淫、放荡之风已不可遏止。
世族何曾在晋武帝即位初为太尉，进爵为公，食邑1800户，不久又迁为太傅，赐钱100万、绢500匹。何曾生活特别奢侈，宅寓、车马、服饰，穷极绮丽，饮食厨膳，以拟于王室。武帝宴请大臣，何曾不吃太官设置的酒宴，武帝只好专门为他另备酒食。平常饮食非常讲究，每日饮食费用上万钱，还说没有下箸（筷）处。何曾的儿子何劭，其奢侈程度，胜过其父，每食必有四方珍异，日餐所费，耗资二万。
王济和皇室是姻亲，娶常山公主，其富裕奢豪更是令人咋舌。当时洛阳京城地价很贵，王济买地作射马场，花钱无数，人们称其地为“金沟”。其生活之侈费使晋武帝司马炎见了也大为吃惊。一次晋武帝至王济居处，见王济食用器具都是玻璃器，有婢女百余人，身着绫罗丝质衣服，手擎饮食器具，列队侍奉左右。所食蒸豚（小猪），尤为肥美，异于常味，司马炎很奇怪，问这道菜的作法，王济回答日：“以人乳饮豚。”武帝听了，很是不悦，没吃完，便起身而去。
太仆、征虏将军石崇和后将军王恺更是富拟君主。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麦糖洗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作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质步障五十里。石崇以香椒作泥，王恺以赤石脂涂墙壁。武帝曾赐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珍奇无比，世所罕见。王恺在石崇面前炫耀，石崇以铁如意顺手把它击得粉碎，王恺大为不快，石崇乃命其左右，将自己收存的珊瑚全部拿出，其中高三四尺就有六七枚，全都光彩耀目，任其挑选，王恺见了，自愧不如，怅然若失。
在这些世家大族中都拥有众多的奴婢以供侍奉。王戎有“家僮数百”，“石崇有苍头八百人，后房百数”，这些奴婢供他们驱使，稍有不尽意便遭杀戮。王恺宴请客人，命女伎吹笛，吹笛女伎稍有小失，王恺便令帐下杀之。石崇设宴招待客人，常令姿色美丽的婢女行酒，宾客中有饮酒不尽者，便命黄门斩杀美女。一次，一位客人坚决不肯饮酒，石崇在宴席中，连杀行酒者三人，客人见此，大惊失色。石崇家的厕所中常有十余名婢女，华衣美服，侍列其间。厕中粉沉、香汁，无不毕备。
魏晋书法西晋前期这种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情形，并非始于皇室，“自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权凌迟，不尊法度，群公卿士，皆耽于安息”，司马氏政权得来于世族，因此从政权一开始，这种奢靡的风气就风行于世族中间。司马氏宗室既然无法阻止这种习气的曼延，因而也迅速在这种环境中被腐化了。泰始九年（273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中的女儿入宫，采择前先诏示天下，禁断天下婚姻嫁娶之事，选派宫中宦官前往各地州郡采选，然后将选好的女子，送往宫中让皇后拣择筛选，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平吴后，又选取吴宫女五千人，至此，后宫姬妾已达万人以上。宫中之女因貌美而受宠者很多，晋武帝司马炎常不知该往何处就寝，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坐一辆羊车，任羊车所往，羊车拉到哪儿，便在哪儿就寝。宫中姬妾为了得宠，将竹叶插在门前，又在门前路边撤上盐水，引羊入室。
宫廷内外，纵情肆欲，挥金如土，正常的租税收入，当然难以维持，于是各种弊端，随之生出。首先是做皇帝的，利用手中的封掌大权，卖官鬻爵。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哪个皇帝？刘毅说：“可于东汉的桓、灵相比。”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怎么把我比作桓、灵？有些过份了吧。”刘毅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看来，还不如桓、灵。”
世族官宦则是以贵凌贱，刻剥百姓，或占山霸水，或兼营商贾，有的甚至公开抢劫勒索。国家府军资财，尽入私门。将军庞宗掠夺土地至二百多顷。世族王戎的田园、水碓广布天下王戎，作官不于事，整天拿着筹码算帐，所积钱财，无法计数。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远方客商，“致富不赀”，家有水碓三十余处，奴婢八百余人，他在洛阳金谷涧有一座田庄，占地十顷，庄园内，蓄养家禽，栽种果木，鱼池，楼阁环绕其间，宅墅寓室，宏伟壮丽。世族显贵，为了维持其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都拼命捞钱，视钱如命。
西晋初期，统治者上层的这种纵欲、挥霍和为了金钱而尔虞我诈的情形，终于导致了西晋中后期宗室内部和世族之间的互相攻战、彼此残杀的八王之乱。
魏晋玄学
东汉以来，由于豪强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名教之治的发展，使以官僚外戚为主体的世家大族和以经学起家的名儒世家两大势力迅速突起，它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东汉王朝濒临绝境的事实面前，统治集团，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开始对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仲长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嗟呼！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不知天若穷此数，将何至邪！”
东汉大乱之后，曹操首先举起“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吸引了众多的名士，如颍川名士荀彧、荀攸，北海名士孔融、管宁，冀州名士崔琰等。曹操利用这些名士统一了北方。北方统一后，曹操开始着手进行政治转变，企图代汉自立。曹操的这种行为首先受到名士阶层的反对和阻止。于是从建安十三年后，以诛孔融为开端大杀名士。与此同时，曹操发出了三次求贤令。三次求贤令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统治阶级内部公然地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提出异议，曹操的这一举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它造成魏晋时期思想观念的大裂变，同时三次求贤令提出了未来玄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即名实、才性、名法等问题。
黄初元年（222年），曹丕正式称帝，到明帝曹叡时开始改正朔、变制度，到齐王曹芳执政时，在革除旧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统治意识。《资治通鉴》在论及曹魏祖孙三代的政绩时，曾引沈约语说：“武皇帝（曹操）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魏明帝曹睿）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以礼乐为魏烈祖。”大意是说曹操是创业平天下的，曹丕是受禅得天下的，而曹叡才是改正朔变制建立曹氏天下的。以后的玄学正是在新的统治秩序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始年间，以王弼《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的问世为标志，玄学正式产生了。王弼玄学发挥了老子自然的思想，提倡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是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主宰者，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临将灭亡的东西听其自然，让他灭亡，任何阻止和挽救他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同时期的玄学家夏侯玄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运，自然者，道也。”这和夏侯惇在劝进表中说的“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是一脉相承的。王弼及其玄学家们用自然运行、变化的理论粉碎了汉代的君权神授的谶纬神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都循行着自然发展的趋势，从而为曹魏代汉找到了理论依据，同时王弼以老学改造儒学，以自然解释名教，又论证了曹魏政权的永恒性。
王弼注《老子》的宗旨主要是“崇本息末”，王弼说“《老子》之书，几乎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王弼认为本与末的关系即无与有的关系，也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王弼在论述其关系时指出，无形无名为万物之宗，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生乎于无形，由乎于无名。但无又不是一个独立于有之外的实体，只有通过具体的形象而又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才能把握它的真正含义。王弼用以具体论证的方法论是返纯归朴、得意忘言。王弼以无与有为中心把它推广到各个领域，表现在天道上是天与人、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表现在伦理观念上是道与德、性与情，表现在认识论上则为意与言、静与动，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则为自然与名教、无为与有为，由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辩体系。
王弼玄学的归结点在于政治，王弼玄学在政治上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当时曹魏的现实政治所引发的。曹丕称帝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实力，改变了曹操后期打击名士的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以才、性相兼举用人才，这实际上是为了兼顾当时统治集团中士、庶两个阶层的利益。士即名士、士族，庶是随曹操打天下的以军功出身的人。士与庶的兼顾，表现在选举制度上就是才与性的兼容，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则是文质兼治。一般说来，儒家主文，道家尚质。司马懿曾问政于玄学家夏侯玄，夏侯玄说，文质之治要取其中则，主张文质兼治。上述说明，玄学产生是直接服务于曹魏政治的，因而这时期的玄学不能说是士族阶层的代表学说。从玄学代表人物的出身看，他们也都是曹氏集团的人，何晏是曹操的养子，王弼在曹爽执政时为台郎，夏侯玄更是曹爽集团的骨干。
至此以后，司马氏逐渐控制朝政。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宗室受到致命的打击，接着司马氏开始作代魏的准备。玄学家们的政治理想被司马氏的篡权行为击得粉碎，他们的政治构想与严峻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他们苦苦追寻的救世理论化作一团泡影，因而曹魏后期的玄学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开始从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走向主张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主张由自然而越名教。这时期玄学的特征有两个方面：一、对名教的鄙弃和批判。阮籍在他后期著作《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中对名教的虚伪和欺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深刻地揭露了那些“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礼法之士，认为这些人整天“诵六经之教，习儒家之迹”，而实际上是一群造音乱声，作色诡形的伪君子，进而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君主张。嵇康排斥儒学的态度更为激烈，主要著作有《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答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等。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玄学家逐渐由政治上的失意转变为对人生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在阮籍、嵇康身上所存在的心理矛盾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生的追求。因而在他们的时代，人的问题、自我意识、精神境界的问题成了突出的时代问题。阮、嵇二人在理论上虽然不及王、何，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他们以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的问题，以人的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如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嵇康在《游仙诗》中说：“飘飘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
西晋一代是玄学盛行时期，崇尚玄学的主要是世族阶层。西晋世族地位的确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九品中正制的演变，由品状相参、才性兼顾发展为只重品性、家世，而不重才能或不看才能，二是西晋初五等爵位制和官吏占田荫客制两项法律制度的规定。至此世族世代作官就有了法律依据，这同汉魏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世族操纵了选举，控制了朝政，因而西晋政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上的，当时的情形是“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世族把持政权后，一方面需要严格以等级制度来维持他们既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无限制地发展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的性分、逍遥就成为他们的理论工具，社会上于是掀起一股以庄学改造儒学的思潮。西晋中期思想家荀勗著《清心论》，刘寔著《崇让论》，潘尼著《安身论》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庄子的性分、逍遥思想。这个浪潮中，裴頠则独树一帜，著《崇有论》，他的理论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的理论相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裴頠主要从名教出发指责贵无，他认为主张贵无的人，背弃了吉凶礼义，混淆了长幼、贵贱之序，主张“崇济先典，挟明大义”，但《崇有论》就其理论本身来说，很不严密，可攻击之处很多，就其政治效用来说也与当时世族的要求不相投合，所以连裴顾自己也说：“申其所怀，攻者盈集。”
当时的玄学家们大都致力于名教与老庄思想的结合。元康时期王戎同阮瞻的一段对话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王戎问阮瞻说：“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于是瞻被戎辟为椽属，时称“三字椽。”
郭像是西晋时期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玄学的核心是率性逍遥。郭象说：“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名当其分。”郭象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各有性分，性分是不能改变的。性就是天性，就是自然，分是智与愚，小与大，贵与贱。小大贵贱各当其位，这是自然的原始和谐。如果人们不能安分守命，那么这个和谐就要被破坏了，要恢复、维持这个和谐，就必须是人们在各自的等级内自得其乐，自得逍遥，贫穷的不要羡慕富贵的，在下的不要图谋在上的，如此，天下便大治了。
率性逍遥推衍到政治上就是“内圣外王”，郭象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是要把道家从玄远的“山林之中”，拉回到现实的政治之中，也即要将名教与自然在新的基础上统一。
郭象的理论是王弼玄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王弼解决二者关系的方法是“崇本息末”，但正是在本未沟通的问题上，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点，这就是静止不动的无，究竟如何生出川流不息、仪态万千的有呢？它使王弼陷入困境。这也是郭象玄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郭象提出了一个高于以往所有玄学家们的一个新方法，即“独化”理论，这在当时玄学家的历史视野内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论证方法。所谓独化，是指各个事物之间的自为而相为关系。郭象认为，就表面上看来，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以自我性分为轴心，不依赖外在的条件，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多元、无序的状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就在各个具体事物的自为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为的作用。《齐物论注》中说：“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元错于当而必自当也。”正是这种相与与无相与，相为与无相为的关系，就把整个世界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体，郭象把这种相因之功称为“卓尔独化”。
郭象把这种理论推衍到社会政治上，那么尊卑、上下、君臣、贵贱的等级区分也是一种独化，就每个个体而言，虽然是多元的、对立的，但却都自成一个封闭和谐的小系统，就凭他们之间自为而相因的协同作用而言，那么整个社会就构成一个和谐的大系统了。
郭象的理论集中地反映了世族阶层的政治愿望，郭象的思想不是道学的简单回归，更不是儒学的变种，它是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一种新的等级统治理论。西晋后期率性逍遥成了社会的主旋律。赵王司马伦执政期间，玄学家有王戎为司徒，王衍为尚书令，当时有名的玄学人物如王澄、阮咸、阮瞻、毕卓等大都受到重用。司马越执政后，玄学家们几乎全被起用，司马越刚拜太傅，就任命王浚为骠骑将军，庾敳为军谘祭酒，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阮修为行参军，郭象为主簿。
郭象的玄学所构造的正是一个新的封建统治格局，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东晋门阀政治。以世族为主体的玄学家在西晋后期已经成为西晋王朝的最大离心力量，他们以断送西晋政权为代价，力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永嘉元年（307年），西晋行将崩溃，这时作太尉的王衍（大世族、玄学家）以其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嘱托两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在其中，是以为三窟矣。”建兴元年（313年），怀帝在平阳遇害，居长安的愍帝下诏以司马睿、司马保、刘琨三路七十万大军讨伐刘聪，但由于世族控制下的司马睿拒不出兵，使西晋政权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反击流产了。西晋灭亡了，但西晋的世族并没有同西晋王朝“一起拉倒”。相反，世族终于借司马睿的门面在江南建立起了东晋门阀政权，而以玄学家王澄为首的“四友”，以羊曼为首的“中兴四君”，以郗鉴为首的“玄学八伯”都成了门阀政权的中坚。
所谓门阀政治，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专政。门阀政治就其实质来说是皇权政治，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它是封建政权下的一个新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下，皇帝只是世族集团操纵下的傀儡。
东晋门阀政治建立后，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出现了门阀内部的权力争夺和磨擦，又造成中央集权的严重削弱，所以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又企图以恢复儒学的地位寻求出路。在东晋初、中期以后，门阀内部一直存在着玄学与儒学的斗争。东晋初以王导等为一派推崇儒学，以殷浩为一派崇尚玄学。到穆帝时，又形成会稽王司马昱、殷浩为首的玄学同以桓温为首的儒学两大派。最后桓温的儒学一派取得胜利，玄学开始退出政治舞台，逐渐蜕变为养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张湛，到东晋后期服药、隐游、导养之风大盛。
东晋以后，玄学基本上衰退、终结了。
八王之乱
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年32岁，天生痴呆，由武帝的杨皇后之父杨骏辅政。武帝因为自太康年后期始便不留心政事，宠幸后党，以致使杨骏、杨珧、杨济独揽大权，时号“三杨”。武帝死后，杨骏竭力排斥异党，亲宠左右。
当时汝南王司马亮为大司马、出督豫州，镇守许昌，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有人传告杨骏，说汝南王司马亮到许昌，想举兵讨伐杨氏。杨骏听后十分恐惧，便找杨皇后商量，杨皇后让惠帝写了一封手诏，命令石鉴与张劭去讨伐汝南王司马亮。石鉴认为这样不妥，按兵不动，只是派人秘密窥视情况的发展。见汝南王司马亮并没有什么迹象，于是杨骏也就不再催促。
元康元年（291年），生性酷毒、与杨氏嫌恨甚深的贾后，不甘杨氏的专政，便带信给汝南王司马亮，让他连夜起兵讨伐杨骏。汝南王司马亮说：“杨骏凶暴，死期不远了，不足为虑。”贾后又带信让楚王司马玮率兵前来。楚王司马玮先入朝，请惠帝废除杨骏，东安公司马繇则率领殿中四百人尾随其后。大傅主簿朱振听说此事后便对杨骏说：“你可以派人烧了云龙门，然后追索带头起事的。再打开万春门，调来东宫及外营的部队，拥翼皇主子，进宫抓起犯乱者。”杨骏素来胆小，正遇上殿中的兵马赶到，杀了杨骏。贾后接着秘密授令诛杀杨氏亲党，灭其三族。杨皇后在宫中发现叛乱已起，便在布帛上写着：“救太傅者有赏”，射到城外，事平后，贾后以杨皇后为杨骏同谋，将他废为庶人，第二年杨皇后绝食而死。
杨骏被杀之后，便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以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进东安公司马繇为王。司马马繇兄长司马澹对司马繇一直很讨厌，而司马繇也想因这次平乱后独揽朝政，于是王澹便到汝南王司马亮处离间。司马亮听了王澹的话，免了司马繇的官，又将他废徙到带方（今朝鲜镜内）。楚王司马玮年少果锐，事刑威厉，朝廷对他不放心，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商量，让他回自己的藩地。楚王司马玮于是便到贾后处谮言亮与卫瓘。贾后便让惠王下诏废除二公，并命楚王司马玮行事，杀了司马亮与卫瓘。楚王司马玮的亲信这时献计说：“你可应趁用兵之时，也杀了贾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彰等，以此匡正王室，安抚天下。”楚王司马玮犹豫不决。天亮时，贾后则先走一步，以楚王司马玮矫诏专杀之罪，杀了楚王司马玮。此后，贾后专权，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为侍中，与贾模一同辅政。
不久，贾后与太子遹之间矛盾加剧。永康元年（300年），贾后矫诏废杀太子。赵王司马伦、孙秀趁机命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兵入宫中，将贾后抓起，废为庶人，旋又杀之，灭贾氏族党，并杀死贾后亲信张华、裴頠等。接着，赵王司马伦自任使持节，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以孙秀为中书令，控制了朝廷的大权。
淮南王司马允此进正担任中护军，密养敢死之士，密谋驱逐赵王司马伦。赵王司马伦听说后恐惧，将淮南王司马允转升为大尉，另外多加优厚，想以此夺取他的兵权。淮南王司马允知其阴谋，便假称有病不赴。赵王司马伦派御史逼淮南王司马允前行，并扣留了他的官属，指责他大逆不道。允无奈，就率领国兵及帐下的七百人出讨赵王伦。快到宫前时，尚书左丞王舆见势不好，便关闭了东掖门，不让淮南王允进去，司马允只好不去围攻相府。当时赵王司马伦之子虔正在门下省，便派司马督护伏胤率领四百人从宫中出来，诈称援助，淮南王司马允急需救助，不知是计，就下车接见，被伏胤杀死。孙秀一直与潘岳、石崇有隙，这时就趁机指责他们是淮南王党，也一起捕起杀死。
永康二年（301年），赵王司马伦专权心切，便将惠帝移到金墉，自立为王，改元建始。不久，齐王司马冏起兵反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南临漳），常山王司马冏在其藩地，也一同起兵响应。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派张方去援助赵王司马伦，但一见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势力甚大，便反过来又支持二王。由于诸王的投入，“八王之乱”开始发展为一场大混战。四月，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漼带兵入宫，杀了孙秀，先逐赵王伦归第，随后一同杀了，将惠帝重新从金墉迎回。齐王冏带兵至洛阳，甲兵十万，旌旗招展，震动京师，惠帝拜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加九锡之命，又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但卢志却不出来私下劝司马颖推崇齐王冏，以显无私欲之心。成都王司马颖授受了他的建议，以母亲身体不佳为托辞不受九锡，回到邺城。
齐王冏辅政，一开始就大建官邸，沉湎酒色，不入朝见，外事惟亲是宠，选举不均，以至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司马冏兄东莱王司马蕤与王舆一起计谋废除齐王司马冏，但事情泄密，东莱王冏蕤被免为庶人，王舆被杀。
永宁二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反齐王冏，成都王司马颖响应，长沙王也率兵前来协助。长沙王见了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之事，应以先帝之业为先，我们应当维护它。”听者对他都有所惧怕。李含这时便对河间王司马颙说：“可以放令让长沙王去讨伐齐王冏，并且同时把这事预先透漏给齐王冏，齐王冏一定会起兵灭杀长沙王，然后再将罪归于齐王冏，消灭齐王冏而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听从了李含的计策。果然，齐王冏派将领董艾去袭击长沙王，双方交战后齐王冏部败阵。长沙王抓住了齐王冏，并将他杀了。河间王司马颙原以为冏弱而强，可是结局却出乎意料，于是便发布通告，动员诸方力量讨伐长沙王。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攻打长沙王。河间王颙以张方为都督，领精兵七万开赴洛阳，成都王司马颖以陆机为将军，督王粹、牵秀、石超等二十余万人，浩浩荡荡向洛阳逼近。惠帝暂避洛阳西十三里桥，参军皇甫商率兵在宣阳（属河南）抵抗张方，被张方击败。张方进入洛阳，烧毁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带兵追赶惠帝的随从。攻下缑氏（河南偃师）后，放火焚烧。不久，王师回旋洛阳，在东阳门击破牵秀，在建春门击破陆机。长沙王奉惠帝之命讨伐张方，在洛阳城中交战，张方部下见惠帝乘舆前来，便往后退去，张方阻止不住，大败而去，退到十三里桥。这时人心沮丧，有人便劝张方趁夜溜之大吉，张方说：“兵之胜败是常事，贵在因败而反过来取胜。我们可以出其不意袭击洛城，这才叫做用兵之奇。”于是在夜里偷偷带兵逼进洛城。长沙王刚刚打了胜仗，有些麻痹，这时率兵出战，被张方打败。张方围城多日，但始终不能攻克，想撤回长安。
这时，被张方所围的洛阳缺粮大饥，殿中的一些将领也苦于死守，便密谋趁夜抓住长沙王，逼东海王司马越出来作主，并通知惠帝免除长沙王的职位，将他送到金墉。张方则趁机派部将赶到金墉，杀了长沙王。八王之中，长沙王是最有才略的一个。等到长沙王死，大局便越发不可收拾。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于是开城迎成都王司马颖，以成都王司马颖为丞相，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司马颖仍率部还邺城，张方也在掠劫奴婢万余人后西还。
该年七月，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王的旧将上官已等人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惠帝也亲自北征，聚兵十万以上，逼近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派石超迎战，结果王师被打败，并抓获了惠帝，侍中嵇绍（嵇康子）保护惠帝，被兵士所杀。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来协助成都王司马颖，命令张方率兵进入洛阳，东海王越逃回东海。
于此同时，王浚在幽州起兵，联合鲜卑、乌桓及并州刺史东赢公腾，南下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命石超等人抵抗，被击败。邺中大震，人心涣散。卢志劝成都王司马颖将惠帝送回洛阳，五天后至洛城。王浚乘胜追击，攻克邺城，杀烧劫掠，荼毒百姓。张方也趁势逼惠帝走洛阳，行前，军士抢劫后宫、分争府藏，一时魏晋以来的宝藏，一扫而空。十一月，惠帝一行到达长安，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帝，以河间王司马颙都督中外军务，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征伐河间王司马颙及张方，王浚等推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东海王司马越于是以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司马虓领豫州。刘乔与范阳王九虎有隙，河间王司马颙便命其部将配合刘乔一起攻打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失败，派人去幽州求兵，得到突骑八百余人，打败了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命令刘弘等去援助刘乔，刘弘认为张方一伙残暴无度，一定会败，便派合得到东海王司马越处求和。成都王司马颖进驻洛阳，与河间王司马颙一同抵御东海王司马越。永兴三年（306年），范阳王司马虓渡官渡（河南中牟县北），攻下荥阳，杀死石超，分兵许昌，又破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听说刘乔败，大为惊惧，心想罢兵，但又恐怕张方不会答应，正犹豫不定时，有人劝他还是赶紧杀了张方，以此谢罪。于是河间王司马颙派郅辅去杀了张方，将首级示之东军，并要求与东海王司马越求和。
东海王司马越不答应，发兵西进。成都王司马颖从洛阳逃至华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其部将祁弘等进兵长安迎惠帝。河间王司马颙知道大势不妙，先派人杀了郅辅，然后派彭随等前去迎战祁弘，但大败而归。河间王司马颙又派马瞻等低御祁弘部队，也战败而亡。河间王司马颙一人乘马，逃往大臼山。祁弘于是率兵进入长安，所部鲜卑在城中大掠，杀人二万人余。不日便奉命护惠帝返回洛阳。惠帝以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成都王司马颖则从华阳过武关，想回自己藩地，被刘弘中途截住，成都王司马颖丢下母亲、妻子，单车与二子渡河奔朝歌，想搜罗故将残兵，归属公师藩，被冯嵩在中途抓住，送到邺城，不久被杀。河间王司马颙逃到南山后，此时正被糜晃等围在城中，不久诏他为司马，河间王司马颙信以为真，结果在中途为南阳王司马模部将杀死在车中。永兴三年十一日，惠帝中毒而死，传为东海王司马越所害，太帝炽即位，是为怀帝。“八王之乱”自此结束。
八王之乱前后历经十六年，给了建立不久的晋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从内部挫伤了它的元气，并因无暇顾及边防，而使少数民族的贵族能乘机起兵，扶植势力，对此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西晋的灭亡
永安三年（306年），西晋“八王之乱”终于降下帷幕。东海王司马越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久，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第二年改元永嘉（307—313年）。永嘉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自然灾难十分严重，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永嘉元年（307年）二月，东莱豪族王弥从青、徐起兵反晋，自称为征东大将军。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讨伐王弥，被王弥所杀。稍后，汲桑、石勒招集奴隶、囚徒和流民，队伍不断壮大，攻破邺城，杀西晋邺城都督、新蔡王司马腾。司马越令兖州刺史荀晞迎战，双方在阴平（今河北大名东）、平原（今山东平原）一带对垒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由于荀晞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终于击溃汲桑、石勒。后汲桑战死。石勒投奔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王弥被晋将荀纯击败亦归附于汉。这时，西晋军队比反晋势力略占优势，但当晋军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胜利后，统治者内部猜嫌又起。司马越因荀晞镇压汲、石有功，升其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二州。于是，司马越拜荀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又进其爵为东平郡公。荀晞立下大功，反失去兖州地盘，对司马越十分不满。到青州后，荀晞不再服从中央，而擅自置立参佐和守令。
永嘉二、三年（308—309年），北方各族反晋斗争力量都集中到汉王刘渊的旗帜下，反晋浪潮再度高涨，刘聪南据太行，石勒东下赵魏，王弥攻击青、徐、兖、豫等州。永定嘉三年秋冬，刘渊对洛阳发起两次攻击。九月，刘聪率军长驱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自持兵强，懈怠不设备，遭到西晋弘农太守垣延的夜袭，大败而归。十一月，刘聪、王弥、刘曜等以精骑五万在前，呼延翼部以步卒后继，再次进攻洛阳。由于晋军顽强抵抗，呼延翼兵败，被部下杀死，汉军损失惨重。汉军两次失利，说明晋军尚有一定实力。但是，西晋统治者内部，尤其是司马越与怀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怀帝稍亲政事，司马越立即流露出不悦之色，怀帝有心腹近臣缪播、缪胤、王延数人，司马越被诬犯上作乱，杀之于帝侧，怀帝亦悲亦惧，惟欷嘘叹息而已。后来，司马越悉数驱逐殿中武官，代之以东海国兵。
永嘉四年（310年）。汉军分兵消灭各地晋军有生力量，积聚粮食，扩大武装。八月，刘渊病死，刘聪篡夺大位。这年冬天，刘聪发起对洛阳的总攻，声势浩大。洛阳危如垒卵。司马越遣使征发各地援军，怀帝悲悲切切嘱咐使者转告各征镇说：“现在还有救，晚了就没救了。”可是使者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始终不见各地都督、刺史发来一兵一卒。其时并州刘琨不能自保，王浚割据幽燕，或派不出兵，或按兵不动，荆湘交广四州都督山简“优游卒岁，惟酒是耽”，他派出的勤王之师在半路上就被打败。荆州刺史王澄也是只知纵酒，不亲庶事，他领着援军出来，听说山简败了，当即散众而还。洛阳文官武吏闻后都惶惶不安，很多人主张迁都避难。而身为宰辅与最高军事统帅的司马越既无退敌良策，又无坚守之志，竟以出讨或石勒借口，把皇帝扔在洛阳，而带领大军和一大批公卿官吏，匆匆出发。
司马越屯兵于项（今河南淮阳），留下潘滔为河南尹，总摄洛阳之事。潘滔不顾大局，再次挑起内部事端，诬害荀晞，荀晞兵力强盛，有恃无恐，岂能善罢甘休，上表强烈要求诛杀潘滔。司马越不许，荀晞更是怒不可遏，公开与司马越决裂，移文诸州郡列举自己的功绩与司马越的罪状。怀帝本来就憎恶司马越擅权，便诏令荀晞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在汉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荀晞、司马越剑拔弩张，自相残杀。司马越心力交瘁，忧愤成疾。永嘉五年四月，病死于项。
司马越既死，众人推王衍为元帅，王衍不知所措，推让于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敢接受，军中无人主事，乱作一团。他们置洛阳安危和怀帝的死活于不顾，扶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国，一二十万大军跟着向东逃跑。石勒闻报，立刻率轻骑追到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大败晋军，然后又指挥骑兵围攻晋军，乱箭齐发，晋军将士相互践踏，尸积如山，几无幸免者。王衍、司马范等王公贵族都束手就擒，石勒令对司马越剖棺焚尸，以示惩罚。又与王衍见面，王衍陈说西晋祸乱的原因，一再诉说自己不预政事，与己无关。为求活命，王衍劝石勒称帝。石勒怒喝道：“你名重天下，身居要职，且是少年登朝，直至白首，怎么能说不预政事？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恶！”当晚，石勒派人推倒王衍等人住处的墙壁，把他们埋在残垣断壁里。
在洛阳危难中，荀晞曾建议迁都仓垣，又派兵迎搂怀帝，由于潘滔阻拦，也由于近臣贪恋洛阳财产，迁都没能实现，只能困守愁城。待到洛阳陷入绝境，宫廷侍卫或死或逃，没剩下几个人，车子也没有一辆。在几十名官吏的陪同下，怀帝步行走出宫门，准备逃离洛阳，一行人刚刚走到铜驼街，突然遇见一群拦路抢劫的饥民，只得退回宫中。七月，汉军呼延晏、刘曜、石勒、王弥等攻陷洛阳，俘获怀帝。汉军大肆烧杀掠夺，官吏百姓死者三万多人，城内一片大火，宫庙、官舍化为一片废墟。
汉帝被俘虏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在他被杀之前，西晋各地的残余势力纷纷建立临时朝廷。司徒傅祗首先在洛阳建立行台，接着司空荀藩也在密县建立行台，奉秦王司马业为主，后徙屯许昌。同时，荀晞拥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而自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在仓垣建行台，稍后，幽州王浚又立一个皇太子，这些临时朝廷的创立者或有复兴晋室的忠心，或有取代晋室的野心，但都维持不长。傅祗征兵四方，久候不至，自己染暴疾而亡。荀藩手下无兵，依赖阎鼎控聚的数千流民，反受阎鼎所制，荀晞骄奢苛暴，部众离叛，加上疫病饥馑，不久被石勒打败，他与司马端都当了俘虏。王浚局促于幽燕，调役繁重，属下不堪其命，鲜卑、乌桓都叛逃而走，兵势不断削弱，他所立的皇太子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永嘉五年（311年）九月，刘曜占领长安，杀死守将南阳王司马模，其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安定太守贾疋，冯诩太守索綝，安夷护军鞠允，率领州刺史鞠特、扶风太守梁综合兵十五万围攻长安，屡败刘曜，刘曜不得不放弃长安，驱掠关中男女八万口退还平阳。时值阎鼎裹胁秦王司马业入关，贾疋迎之人居长安，立为皇太子。不久，贾疋战死，朝中诸将因争权大动干戈，阎鼎杀死梁综、鞠允、索綝等，又攻阎鼎，阎鼎出奔被杀。永喜七年（313年）五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业继位为帝，他就是西晋的末代皇帝愍帝。这位13岁的皇帝即位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惟桑版署号而已”。
鞠允在关中辅佐愍帝，艰苦地坚持了三年多，经常遭到刘聪、刘曜的攻击。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大饥，米一斗值黄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太仓中只余面饼数十个，鞠允磨为粉屑，熬粥以供帝室，很快也吃光了。十一月，愍帝出降刘曜，被送到平阳，次年被杀，西晋灭亡。
少数民族的内迁
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羯族、羌族、氐族、賨人。
匈奴是生活在大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冒顿为匈奴单于，相继征服了东至辽水、西达西域，北抵贝尔加湖、南邻长城的广大地区。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蒙古草原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匈奴分裂为两支，一支为北匈奴，向西方迁移，一支为南匈奴依附东汉，居于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内），后来又逐渐南移，集中到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打败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于，取得并州后，命梁习为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梁习到并州后，采取恩威并济、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匈奴“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匈奴归附了曹操。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匈奴呼厨泉单于入朝，曾操将其留于邺城，遣右贤王去卑归离石监国，将匈奴分为五部，各立匈奴贵族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其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统六千余落居于祁（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于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于新兴（今山四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
西晋武帝即位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晋太康五年（284年），匈奴太阿厚率其部落29300人归附，太康七年（286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次年，又有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率种落大小11500口、牛22000头、羊105000口归附。
魏晋以来内附的匈奴有屠各、鲜支、寇头、赤勒等十九种。匈奴在魏晋时期的分布地区，北起塞外，以及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定襄（郡名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雁门（在今山西代县西）诸边地，南至平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河（郡名，在今山西离石县）、上党（郡名，在今山西长子县）、乐平（郡名，在今山西昔阳县西南）等广大地区。
乌桓是居住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属东胡一支。西汉时南下至西喇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汉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后，乌桓被西汉政府徙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县西南）、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徙到缘边诸郡塞内。到东汉灵帝初（168—189年），乌桓大致分为四部，上谷所部九千余落，由难楼统治；辽西所部五千余落，由丘力居统治；辽东所部一千余落，归苏仆延统治；右北平八百余落，由乌延统治，皆自称王。
初平元年（190年），乌桓蹋顿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成为部落结合体的军事领袖。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临阵斩杀蹋顿。此后，三郡乌桓主要分布于幽、并境内，不断融化于汉族。留在塞外的乌桓则逐渐同化于鲜卑，北魏以后也渐渐同汉族融合。
鲜卑祖居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到汉武帝时内徒乌桓，鲜卑遂西移，填充了乌桓原住地西喇木伦河流域，但这时鲜卑同西汉政府仍无政治上的联系。到了东汉时，鲜卑开始同汉政府发生关系。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迁到缘边诸郡，鲜卑势力也逐渐南迁近塞，与东汉政府“始通驿使”。到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仇贲率种人诣朝贡，东汉封仇贲为王，以后鲜卑迅速向蒙古西部、中部地区发展。这时，鲜卑族属内涵上出了很大的混杂，其中拓跋鲜卑部由洁汾率领经过“九难八阻”，由呼伦池周围迁至匈奴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同时被汉军打败的北匈奴继续留在阴山一带与鲜卑杂处，自号鲜卑。
到东汉桓帝时，鲜卑各部推檀石槐为军事首领，组成檀石槐军事结合体，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大青山）歠仇水（今东洋河）上，有控弦之士十万，“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基广”。檀石槐死后。鲜卑军事结合体瓦解，形成三股比较强大的势力，一股为步度根，分布在并州的太原和雁门等郡，归附曹魏，二为轲比能，分布在代郡、上谷等地，对曹魏时叛时附，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等，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三股力量中，轲比能最强。轲比能拥有“控弦十万余骑”，控制地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至于辽水，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势力。轲比能以后，鲜卑人又有了新的组合，并继续向中原地区推进。其中鲜卑慕容氏、宇文氏及鲜卑段氏向辽水流域推进。拓跋氏由西逐渐向中部转移，以后又从内蒙古地区向山西、河北地区推进，拓跋氏的支族秃发氏居河西走廊，与陇西鲜卑乞伏氏向西北部推进，慕容氏的另一支族吐谷浑居于青海草原。十六国时，慕容氏建前燕、西燕、后燕、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建北燕，秃发氏建南凉，乞伏氏建西秦，吐谷浑建河南国，拓跋部建代国。
羯族，是随匈奴人塞的少数族，羯人高鼻、深日、多须，崇信火袄教，可能是匈奴控制的西域人，故称“匈奴别部”，入塞后，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长治北），后分布于太行山一带。
西羌居于青海草原，其种类很多，有研种、烧当、先零、白马等。西汉宣帝和元帝时，西羌进攻甘肃一带，为汉军击败。东汉时马援破先零羌，徙其羌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内徙羌人与西汉政府交往密切，其社会结构和民族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一般将这部分羌人称为东羌。东汉从建武十年（34年）到延熹八年（165年）一百多年内，羌族大规模的内徙有二十九次。羌族内徙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羌豪酋主动请求内属；第二种是西羌豪酋进犯内地，西羌人在战争中被俘或投降，自东汉安帝以来羌人对东汉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三种是汉军出塞进攻羌人，降俘入塞，羌人的内徙一直持续到西晋。到西晋时期，内徙羌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南部、西南部以及甘肃境内，十六国时羌族姚氏聚集族人在关中建立后秦国。
氐族，原分布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武帝时开益州，置武都郡（郡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这时氐人开始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元封三年（前108年），发生了氐人反叛事件，汉武帝出兵平定了叛乱，并将氐人强徙至酒泉郡。东汉末年，仇池（山名。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杨氐和兴国氐王阿贵为氐族最强大的部落，杨氐酋长杨千万，辖地百顷，称百顷氐王，同兴国阿贵各有部落万余。杨千万同阿贵与陇西马超联合对抗曹魏政权。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令夏侯渊出兵征讨，阿贵被攻灭，杨千万逃入蜀地。曹魏将被征服的氐人徙于扶风一带。以后曹魏又先后两次进攻氐人。后来，曹操又徙氐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魏黄初元年（220年），武都氐杨什率部众内附，居汉阳郡。正始元年（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余落于关中。十六国时期，氐族部落酋长苻氐建前秦国。苻坚失败后，又有略阳氐吕光建后凉国。
賨人，亦称巴人，主要居于四川嘉陵江上游，巴人常执板楯作战，因此也称板楯七姓。秦汉以来，巴人已分列郡县。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发汉昌（今四川巴中县）賨民为兵，以抗拒张鲁。曹操破张鲁后，张鲁逃走巴中，依附板楯七姓。以后张鲁投降曹操。賨人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漤等賨民降附曹操，曹操以朴胡为巴中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后朴胡为刘备部将黄权所败，曹操又徙賨民于汉中，以后曹操准备撤离汉中，又把汉中的賨民全部迁移到略阳、天水一带。
刘渊起事
刘渊字元海，匈奴人，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刘豹为五部之左部帅，刘豹死后，刘渊代为左部帅。晋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自称是匈奴冒顿之后裔，少年很爱读书，曾以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读五经、史书，汉化程度很高。刘渊作了五部帅后，推诚接士，乐善好施，五部俊杰和幽冀名流都纷纷拜访。成都王司马颖镇邺后，又封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多流徙江南，胡汉势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同宗族策划，举兵反晋，“兴邦复业”。刘宣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士之业，自诸王侯，编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之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英武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同安北将军王浚正联兵攻击司刘渊马颖，司马颖想请刘渊为外援，于是又拜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假称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遂返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刘渊回到离石后，诸部匈奴共推他为大单于。这时王浚联合鲜卑已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逃奔洛阳。永兴元年（304），刘渊在离石称汉王，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司马腾率军前往镇压，部将聂玄与刘渊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聂玄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到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泫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太原市）。
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再次出兵讨伐刘渊，部将司马瑜、周良等驻军于汾阳，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阻击司马瑜，四战四胜，刘钦大胜而还。这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刘渊派太尉刘宏、护军马景等守离石，自率大军驻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县）。
次年，司马越为太傅，上表要求封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东燕王，以刘琨为并州刺史。当时，并州由于饥荒与战乱，百姓难以生存，吏民万余人由李恽等领，随司马腾流亡冀州，留在并州的居民不足二万。刘琨到并州后，只好到上党组织军队，在那里招募五百人，又遭到刘渊部将刘景的攻击，上党无法立足，遂转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郊区）。刘渊汉国在并州日益强大，中原起事的汲桑、王弥、石勒以及鲜卑逐延等纷纷归降刘渊，在并州迅速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巨大浪潮。
永嘉二年（308），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国号汉。刘渊建国后，宗室刘氏以亲疏远近按等级都封郡县王，异姓以谋谟、战功依次分为郡县公侯，以刘宣为丞相，刘聪为大将军，刘宏为太尉，刘和为大司马，刘欢乐为大司徒，呼延翼为大司空，呼延攸为宗正。
永嘉四年（310）正月，刘渊立单征女为皇后，梁王刘和为皇太子，封子刘夐为北海王，长乐王刘洋为大司马。同年七月，刘渊病重，又以陈王刘欢乐为太宰，刘洋为太傅，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不久刘渊病死，由太子刘和即位，刘渊第四子刘聪杀刘和自立，改元光兴。刘聪以刘夐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呼延氏为皇后。
皇太后单氏为刘夐之母，刘聪与她私通，刘夐很是不满，单太后郁愤而死，刘夐与刘聪产生矛盾。永嘉五年（311）。刘聪派刘曜、王弥、石勒进攻洛阳，石勒先在苦县（今河南鹿邑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北三十五里），将司马越率领的西晋主力部队十万余人全部消灭。接着刘曜、王弥、石勒、呼延晏合兵攻洛阳，迅速攻占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迁至平阳。
建兴二年（314）正月，刘聪建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前制外，又制定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人，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一万落置一都尉，以其子刘粲为丞相，兼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不久又以刘粲为相国大单于。
建兴四年（316），刘聪又派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灭西晋。
刘聪靠弑杀太子作了皇帝，并且在灭晋以后，经不起过度富裕的宫廷生活的腐蚀，很快就堕落，过起放纵、酗酒、荒淫的生活了。刘渊刚死，就与太后私通，接着又立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刘殷本刘聪近亲，刘聪娶刘殷之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怕引起朝廷贵族们的不满，先试探左右大臣，太宰刘延投其所好，替他编了一套谎言说：“臣常听太保刘殷说，他是周刘康公之后，与圣上虽为同姓，但源出不同，联姻无妨”。大鸿胪李弘以魏晋时期的大儒王基曾娶太原王沈之女为例，劝刘聪娶刘殷之女，刘聪遂拜刘殷二女为贵嫔，又封刘殷的四个孙女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此后，刘聪又封中护军靳准二女为左右贵嫔，大的称月光，小的称月华，又立靳氏二女、樊氏、刘氏为上下、左右四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缅于皇宫之中，不问政事，常常外出打猎、观鱼，或以烛继昼同宫人们游戏于后宫，朝廷有事，由中常侍王沈等纳奏、贵嫔裁决，有功之臣不被录用，而奸佞小人数日之间便跃居二千石官，战争连年不断，但对出征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对后宫侍僮的赐赏却动辄数千万，中常侍王沈的车服宅居过于诸王，朝廷上下，纲纪败坏，贿赂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时河东发生蝗灾，平阳饥荒，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部民逃奔石勒的有二十多万户，逃奔东晋刘琨的有三万余户，氐、羌少数民族叛离者有十万余落。汉国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而汉国内部的权力争夺又愈演愈烈，刘粲与刘夐争夺权位继承，双方互不相让。建武元年（317），刘粲、靳准、王沈在刘聪面前并称刘夐造反，于是刘聪召来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逼供取证，这些人在严刑烤打之下，诬招刘夐谋反，刘聪遂杀刘夐官属十余人，活埋士卒15000人，废杀刘夐，平阳街巷为之一空。
大兴元年（318），刘聪终于死于荒淫，由刘粲继位。刘粲之荒淫更过于刘聪，名义上尊靳准之女为皇太后，实则以靳氏为妻，靳准靠靳氏之宠作了大司空、司隶校尉，军国之事，全决于靳准。靳准斥异己，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朝内重臣大都投奔刘曜，靳准乘机发动叛乱，将刘粲及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自称大将军，汉天王，称藩于东晋。接着刘渊族子刘曜从长安起兵同进驻汾阳的石勒进为犄角之势，靳攻平阳，平阳守军及巴、羌、羯十余万落投降石勒，石勒将他们迁往自己的管辖地，靳准被部下靳明所杀。石勒之子石虎帅幽冀之兵合同石勒进攻平阳，靳明帅，平阳士女15000人奔刘曜，石勒遂占有平阳和洛阳以东之地。刘曜封石勒为赵王。大兴二年（319），刘曜被迫迁都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东晋的建立
西晋惠帝末年，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已，司马氏王室面临严重危机，无论是司马氏内部还是北方的世家大族都感到需要到相对安定的南方找一块立足之地，以便退守自保。
当时，琅邪（今山东临沂）的大族王衍，担任晋朝太尉，便向执掌朝廷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建议：“中原已乱，需要依靠方伯（各州之长）的支持，应派文武兼备的官员前往任职。”这一想法与司马越的思想正好吻合，于是遣王衍的弟弟王澄任荆州刺史、都督，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不久，司马越又改王敦为扬州刺史，以此使琅邪王氏家族控制了荆、扬二州，为晋王室南迁做了准备。
此前，琅邪王司马睿因在“八王之乱”中“恭俭退让”，得以与司马越保持较好的关系。居京都洛阳时，也与王衍族弟王导“素相亲善”。王导便常劝司马睿回到自己的琅邪国，并为其治理琅邪国出谋划策。由于当时中原战乱，晋朝王室垂危，王导便想借司马睿兴复王室，对司马睿“倾心推奉”。司马睿也同样对王导“雅相器重，契同友执。”晋永兴元年（304年），司马越收兵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封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司马睿即请王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永嘉元年（307年）一月，晋怀帝继惠帝即位，司马越以太傅身份辅政，进一步感到中原难以维持而意迁南方。七月，司马越让司马睿以安东将军身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渡江移镇建邺，为司马氏退守江南奠定了基础。
由于司马睿才能平庸，在司马氏宗室中名望不高，初到建邺时，江南世家大族对他都较为冷淡，一个多月过去，还没有一位有名望的士族前去拜见。王导很担心，便与从兄王敦商量：“琅邪王仁德虽厚，但名望尚轻，兄长威风已振，应帮助他复兴晋室。”王敦也表示支持。于是，在三月三日当地人们的修禊日，王导请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轿子，排出威严的仪仗队列，由王导、王敦和一批北方名士骑马跟从。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中窥看，大为惊讶，赶快相继到路旁拜见。王导接着向司马睿献计说；“古代的帝王，无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招揽俊杰。况且当今天下大乱，九州分裂，我们大业初创，急于用人。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他们来任职，以收揽人心。其他的士人自然就会前来。”司马睿便让王导亲自登门去招顾、贺。顾循、贺循曾在洛阳晋朝做过官，中原大乱后回江南。顾荣还认为“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司马越今日不能复振华夏”，只有江南如孙权之类的人物才可能独立称雄。这时见司马睿前来招抚，便欣然而至。顾荣出任军司马后，还向司马睿推荐了不少名士，以致出现了吴越国人心所向的局面。
当时，南北士族间的隔阂仍然很深。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他们讽刺王导没什么特长，只会说说吴语。王导向南方士族陆玩求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之先。义兴郡今（江苏宣兴）强族周玘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北方士族，败兵后忧愤而死，并嘱咐儿子周勰要报仇雪恨。周勰纠集了一些怨恨北方士族的豪强束谋攻王导、刁协等人。事败后，王导并不追究。为争取南北士族间的平衡，王导采取了十分忍让的态度。
王导除了争取南方世族支持司马睿中兴晋室之外，还鼓励北方南下的大族坚定信心，合力协助司马睿定安南方。北方战乱以来，避乱南渡的北方世族很多。琅邪国随司马睿一起南渡的就有近千户，中原士族南下的也有十分之六七。王导建议司马睿要同时安抚好南、北两方的士族们，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司马睿听取了王导的意见，选用了一百多北方名士担任官职，如汝南人周、渤海人刁协、颍川人庾亮等。王导还制定了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而来的士族与民众。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护卫建康，又可使北方流亡士族仍在寄居地管辖逃来的民众，使流民得以安置。
北方官僚士族初到南方时，对司马睿振兴晋室表示怀疑。谯国（今安徽亳县）人桓彝，原为西晋骑都尉，初来时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对周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才来到这里避难。不料如此不济，看来前途不佳。”以致忧心忡忡，和王导谈话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一次，名士们到江边的“新亭游宴，周目睹了长江美景之后，叹息说：“风景没有变，只是黄河边成了长江边！”在座的北方人士都哭了起来。王导也在座，他正色道：“大家应当共同努力辅佐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样那样对泣呢！”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心里逐渐踏实下来。于是，人们就把王导称为管仲式的人物，心里逐渐踏实下来。
由于王导、王敦等的辅佐，司马睿在南北世家大族中的威望剧增。西晋之前，司马睿虽名为琅邪王，但已控制了长江流域的荆、扬二州，成为司马氏中惟一强盛的诸候王。西晋亡后，司马睿政权中的官僚纷纷上书拥立司马睿为皇帝，在北方忠于晋室的汉族官僚刘琨，及乌丸、鲜卑族贵族一百八十人也上书劝解。晋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称帝。登基之日，司马睿登上御床，并叫王导与他一起就坐，共受百官朝拜。王导再三推辞，司马睿才独自坐到皇帝座上。
新建的东晋王朝，是在王氏家族的一手扶持，和在南北世族大家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王导身历元、明、成三帝，辅政执权，推行政务求清的政策，相对保证了东晋的稳定发展。
扶植东晋的王导
王导，字茂弘，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父亲名王裁，官至镇军司马。王导年幼时就有风度，有远见。十四岁时，陈留县名士张公见到他十分吃惊，对他的堂兄王敦说：“看这位少年的相貌心志，是做将相的人才。”最初王导承袭祖上的爵位即丘子。不久司空刘寔引荐他做东阁祭酒，升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均未赴任。而后做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事。
当时晋元帝还是琅玡王，他与王导一向亲密友善。王导看到天下已经大乱，便全力拥戴（琅琊王），暗自立下复兴（晋室）的心志。晋元帝对他也十分器重，志趣相投如挚友，元帝在洛阳时，王导时常劝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及至元帝出镇下邳，请王导做安东司马，凡军国大计，他都积极筹划。元帝出镇建康后，吴人并不依附，时过一个多月，仍没有士人百姓前去拜望，王导为此深感忧虑。待王敦来朝见，王导对他说：“琅玡王仁德虽厚，但名望还轻。你在此早已声名大振，应该设法匡济时局。”三月上已节，元帝亲自前去观看修禊仪式，一路乘坐肩舆，威仪齐备。王敦、王导以及众名臣骁将也都骑马扈行。吴人纪瞻，顾荣都是江南一带名望极高的人，他们私下前去观望，看到这种场面，都十分吃惊，于是相继在路旁迎拜。王导因此又献计说：“古代凡是能够称王天下的，没有不礼贤遗老先贤，存问风俗，虚心坦诚，以便招揽天下俊杰。更何况现在天下大乱，九州分裂，我们立国的大业尚在初创，当务之急在于取得民心呢。顾荣、贺循二位是当地名门之首，不如将他们吸引过来以便广收人心。他们二位一来，其他人便没有不来的了。”元帝遂派王导亲自登门拜请贺循、顾荣，他们两人也就应命前去朝见元帝，吴地受其影响，民心归附。从此之后，各地相继尊奉元帝，开始有了君王与臣子的礼数。
王导像不久洛阳陷落，中原一带十之六七的士人和妇女逃避战乱迁到江南，王导劝元帝招揽其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共图大业。其时荆州、扬州一带社会安定，人丁兴旺。王导为政力求清静无为，时常规劝元帝克制一己私欲，励行节俭，匡正君主以使国家安定。由此更为元帝倚重，君臣之间也日见亲密，朝野上下众望所归，尊他为“仲父”。元帝曾缓缓地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王导答道：“昔日秦政无道，百姓愤而反叛，豪门奸宄欺凌百姓，暴虐无道，人心盼望汉的德政，革命反正便容易成功。自曹魏至太康，公卿士族，竞相攀比侈奢豪华，政务教化衰颓，法度无人遵守，众公卿士族皆苟且偷安，于是奸猾之徒乘隙而起，使至道有所亏损。然而否极泰来，是天道常理。大王正在建立命世勋业，要一统天下，管仲、乐毅因此而存在，这哪里是我这小小国臣所能比拟的呢！希望大王从长远计，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赡、周玘都是南方俊杰，希望能给他们充分的优崇和礼遇，若如此便会天下安定了。”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永嘉末年，（王导）升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王导上奏道：“昔日魏武帝是执政至善的君主，荀文若是功臣之首，但（魏武帝）对他也只是封了一个亭侯而已。仓舒是最得宠的爱子，对他也只是赠了一个别部司马。以此推究其他一切，还不该慎重吗？如今只要做了一郡之长，不论贤能愚钝，不问豪贵低贱，一律加封重号，恩赐鼓盖，他人也竞相比附。偶或有得不到封赏的，便以为是耻辱。致官吏中鱼龙混杂，朝廷威望衰微败坏。我徒负重任，不能填山淘海、疏导乱源，只是尸位素餐，紊乱法规。现谨将鼓盖等加赏之物奉还。愿自此从我开始，或能使雅俗有别，众望不致迷乱。”元帝下令称：“王导德行高尚，功勋崇厚，深为我所倚重，理应以殊礼表彰。但他反而检点自己，淡泊心志，更思竭尽忠诚，以身率众。应当顺应他的雅志，给他拓开壅塞的机会。”拜王导为宁远将军，不久加振威将军。愍帝即位，召王导为吏部郎，为王导所辞。
晋国建立后，以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桓彝刚过江时，看到朝廷微弱，对周说：“我因中原多难，才来到这里求生存，现在这里如此势单力薄，拿什么来扶危济难呢！”于是忧虑、疑惧，闷闷不乐。后来去见王导，两人畅谈时局国事，回来后对周说：“刚才见到管夷吾，我不再担忧了。”由北方渡江而来的士人，一遇闲暇，常相约出门到新亭聚会宴饮。周居中而坐，叹道：“风景依旧，抬眼望去，江河已自不同。”在坐的人都相视垂泪。只有王导十分不悦，正颜说道：“我们应当同心同德为王室效力，以便早日克复中原，何至于如做楚囚般相对流泪呢！”众人于是收泪认错。不久王导官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升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尚书事、假节，仍任扬州刺史。王导因王敦统御六州，坚辞中外都督，后又因事除去假节。
其时战事不断，学校未建，王导为此上书陈说：
“风化的根本在于正人伦，人伦要正在于设学校。学校设立，就可做到五教分明，德礼遍通、伦常有序，人人有羞耻之心，且能自我约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这些人伦关系和顺有序，君臣的名份就固定了，这就是《易经》所说‘治家使之端正有序，则天下安定’。所以圣明的君主对臣民都是启蒙时养正，年幼时教化，使之深入肌骨，习以成性，不知不觉便能做到近善远恶，等到已形成良好的举止和高尚的道德，再量才授官。既便是君主的子嗣，也与贵族之子无异，要使他先通晓义理，然后才使他显贵。大凡择取人才，任用士子，都要先根据学问。所以《周礼》记载说，卿大夫向周王进献贤能之书，周王行拜礼而后受纳，就是以此表示尊崇义理，敬重士人。人们明白了士人所以尊贵是因为天下存在义理，便可退而修养身心乃至治理家庭，家庭正然后治理乡俗，学于乡然后才能登朝，如此循环往复，人人各善其身，就会使敦朴之风大张，浮华虚伪之气日消，这就是教化的作用。以这样的人事国君，他会忠心不二；治理下民，他会以仁德为怀。这就是孟轲所说‘没有仁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义士会怠慢自己的君主的。’
自从近来皇室衰微，听不到朝廷上乐颂之声至今已二十余年。《左传》说‘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定损毁，三年不奏乐，乐必定崩坏’，更何况已过了这样久的时间。前人忘掉了拱手相让的礼仪，后辈晚生也只听到过鸣金击鼓。日日操动干戈，祭祀之礼不行，这样离先王之道越来越远，侈华虚伪的习气于是滋生漫延，这可不能说是正本清源。殿下以命世才略，逢阳九机运，兴礼乐，举征伐，促成晋室中兴。实在应该整理古籍，倡导学术，以训导后生，让文王武王之道在失落后复兴，祭祀的仪典自幽冥中昭著。如今戎虏气焰嚣张，国耻未雪，忠臣义士为此痛心疾首。若礼仪稳固下来，谆朴之风渐次昭彰，那么就会使教化深入人心，德政广布天下。使帝王典章缺佚而后复补，皇朝纲纪松弛而后更张，使兽性者洗心革面，贪险者收敛行迹，并以揖让之礼使四夷臣服，以政令从容使天下归顺。只要合乎治道，做到这些还会困难吗！昔日有虞氏舞动干戚而使三苗归化，鲁僖公创设泮宫而令淮夷臣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都是先教化而后征伐。如今若遵从前典，兴复道德教化，选朝中子弟送入学校，取明达博学、优贤通礼之士做老师，使教化成而风俗定，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元帝十分赞同，采纳了他的意见。
及至元帝登基，百官陪位，命王导到御床与元帝同坐。王导坚决不肯受命，再三推辞，说：“若太阳降至同万物一样，苍生靠什么来照耀呢？”元帝于是不再坚持。王导晋升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因讨伐华轶有功，封武冈侯。进位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其时太山太守徐龛谋反，元帝想选派一员能够镇抚河南的将领，王导举荐太子左卫率羊鉴。不久羊鉴战败抵罪。王导上疏道：“徐龛反叛，早当受诛，我提议征讨，推举羊鉴赴命。羊鉴愚昧软弱，致使大军倾覆，被朝廷处以极刑。赖圣恩广施天地，将其性命保全。而我身负重任，总领机要，三军战败，我也责无旁贷。我请求贬黜，以整肃朝纲。”元帝下诏不准。不久王导代贺循领太子太傅。当时晋室中兴草创，尚未设置史官，王导首倡设立，于是典籍大致完备。孝怀太子为胡人所害，要下葬时，有司奏请天子下葬举哀三日，群臣下葬哭悼一次即可。王导以为皇太子地位仅在天子之下，普天有情，因此也应行三朝举哀之仪。元帝听从。刘隗当权后，王导逐渐被元帝疏远，他遇事诚心推让，与刘隗分担政务，自甘淡泊。有识之士都称道他善处荣辱进退之境。
王敦举兵叛乱，刘隗劝元帝尽杀王姓族人，朝野人士都为此担心。王导率领王氏族人弟子二十余人，每日清晨赴朝廷待罪。元帝念王导一向忠诚有节操，特送还朝服，并召见他。王导跪下叩头谢道：“逆臣贼子哪朝没有？不料今天竟出我们王姓家族！”元帝赤足扶起他说：“茂弘，我正要任你出镇方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呢？”下诏说：“王导大义灭亲，可以把我做安东将军时的节钺授他。”王敦得志后，加王导守尚书令。当年西都洛阳覆没，天下企盼早立君主，群臣及四方人士都劝元帝登基。当时王氏势力强盛，有专治天下之心，王敦惮惧元帝贤明，想更立他人为帝，王导坚持抗争才制止。及至这次事变，王敦对王导说：“不依我的主张，几乎导致王氏全族覆灭。”但是王导依然坚持正义，王敦无法令他改变。
自汉魏以来，赠赐谥号大多依据死者爵位，这样既使生前地位显赫、德高望重，但若没有封爵，死后也照例不能加赠谥号。王导为此上疏称：“武官有封爵必定有谥号，而卿校、常伯没有封爵便得不到谥号，这样实在有失制度的本意。”他的意见被采纳。从此公卿没有封爵也能得到谥号，正是依从了王导的建议。
当初，元帝偏爱琅玡王司马裒，有意废黜嫡子皇储，征询王导意见，王导回答：“立太子理当立嫡长子，况且司马绍又很贤能，不应改立他人。”元帝仍犹豫不决，王导日夜劝谏，太子地位终于稳定。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佐朝政，解除扬州刺史，升为司徒，完全依照陈群在曹魏辅政的旧例。王敦再次举兵进攻。当时王敦已病，王导率族中子弟为他发丧，众人听说王敦已死，斗志高昂。明帝出征讨伐王敦，授予王导节杖，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平定王敦之乱后，王导进封为始兴郡公，给采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晋升为太保，仍兼司徒，并给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礼遇。王导再三辞让。明帝死，王导又与庾亮等人共同接受遗诏，辅佐幼主成帝。加给王导羽盖、鼓吹乐队，并班剑二卜人。石勒进犯阜陵，成帝下诏加王导大司马、假黄钺，出征讨伐石勒。大军驻于江宁，成帝亲自在郊外设宴为之饯行。不久来敌败退，王导卸去大司马。
庾亮要征召苏峻，征求王导意见，王导回答：“苏峻性情多疑阴险，一定不会奉诏，而且山泽之中，暗藏险情。最好包容他。”王导力争无效。于是庾亮召苏俊。不久乱起，六军战败。王导入皇宫侍奉成帝。苏峻因他德高望重，不敢加害，仍让他任原官，位在自己之上。苏峻又逼迫成帝去石头城，王导与之争辨无效。苏峻每日到成帝面前肆意谩骂，王导深恐有不测之祸。这时路永、匡术、贾宁等人都游说苏峻，让他杀掉王导，尽诛大臣，在朝中重新培植心腹党羽。苏峻因敬畏王导而没有采纳，路永等人因此又对苏峻怀有贰心。王导派参军袁耽暗诱路永等人，计划让他奉护成帝逃到义军中去，因苏峻防范严密未能成功，王导于是带着两个儿子跟随路永一起逃到白石。
平定苏峻叛乱后，宗庙宫室悉数化为灰烬。温峤倡言迁都豫章，：三吴富豪请求迁都会稽，两派意见纷争不巳，无所适从。王导提出：“建康是古代的金陵，皇帝的故里，且孙仲谋、刘玄德都曾说这里是王者的居所。占时的帝王都不依地方的丰俭丽迁侈国都，如果能够弘扬卫文公衣大帛之冠励精图治的精神，那么迁都于何处都无不可。若百姓尽废其业，那么既便身处乐土也是枉然。而且北方敌寇游魂一直伺机寻隙，我们一旦示弱，迁都于蛮越之地，贪图地望殷实，恐怕并非良策。当今尤其应该镇静处之，如此一来，民心自会安定。”于是温峤等人的意见均未被采纳。
王导善于理财，日常用度虽不见宽裕，但每一年度总有节余。当时府库空竭，只有数千端綀，卖不出去，国用匮乏，王导为此忧虑，便和朝官显贵们一起做綀布单衣。士人们见到后争相仿效穿着。綀价因此大涨，王导命主管官员出售库藏綀，每端价格卖到一金。时人对他敬佩就是到了如此程度。
成帝六年冬，行冬祀，成帝下诏让王导主持祭祀，称“无须下拜”。王导竭力推辞不敢承受。当初成帝年幼时，每见王导都要下拜；成帝写诏书给王导，则加“惶恐言”，中书作诏书，则说“敬问”，于是这种做法成为定制。以后每到元正大典，王导入朝，成帝仍旧因他来而起立表示尊敬。
时逢大旱，王导上疏请求逊位。成帝下诏回答：“圣王治世，所行均合于至道，举措无不周详妥贴，所以能够人伦有序，万物各有所适。朕受祖宗重托，位在王公百官之上，仰不能得玄风熏染，俯不能协合宇宙，上天久旱，百姓皆怨，国运不佳，责任在我一人。公通晓道义且明哲，深谋远略，功勋感通四海，辅佐我晋室三朝。国运所以不衰，实在是仲山甫补救的功劳。公十分推崇谦退之风，引咎而能让，但是元首的过失怎么能推委给宰辅呢？这样只能增加元首的过责。公总理万机，不可以一日不在，因此应当放弃‘谦逊’这种眼前的操守，而服从经略邦国的长远大计。门下速派侍中以下官员前去敦促晓谕。”王导仍极力推让，诏书屡下，迫使他从命，而后他才复职。
王导俭朴寡欲，仓无存粮，衣无余帛。成帝得知，赏给布万匹，做为私人费用。王导病重，不能上朝，成帝亲自到他的府邸纵酒作乐，而后令他可以乘舆车赴朝，对他敬重到如此程度。
石季龙的骑兵一路劫掠至历阳，王导请求出征讨伐。加授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设立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匹。不久石季龙兵退，王导卸去大司马，转任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照汉朝制度，免去司徒，把它并入丞相。册文写道：“朕久处多难之世，以后登上帝位，尚经不起太多磨难，祸乱已从旁兴起，公文才通贯九功，武略囊括七德，外可平定四海，内可修齐八政，天地因此太平，人神因此和洽。功业与伊尹相匹，道德与姬旦同高。敬忆唐尧虞舜，拔擢贤能，告诫百官，治理众务。朕想凭借妙策，广籍深谋，惟有仿照古制，立你为上公，永做我晋室宰辅。去履行职守，敬施法理，以佐助天工，不亦甚好！请公谨慎为之。”
这一年王导妻曹氏去世，赠金章紫绶。早年，曹氏性好妒嫉，王导对她十分惮惧，私下在别处营造府邸，安置群妾。曹氏得知，要去那里，王导惟恐群妾蒙受羞辱，急忙命人驾车赶去，仍恐迟到，便用手中的麈尾柄驱牛快进。司徒蔡谟听说后，开玩笑对王导说：“朝廷要赐你九锡。”王导没有觉察，只是谦虚推让。蔡谟说：“没听说有其他东西，只有短辕牛车，长柄麈尾。”王导大怒，对人道：“当年我与群贤同游洛中时，还没听说有蔡克的儿子呢！”
其时庾亮因声望太重，地位逼人而被派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挑唆庾亮举兵向内，有人劝王导暗中防备，王导回答：“我和元规休戚与共，那些无稽之谈，最好不要出自明智人之口。既便如你所言，元规真要攻来，我辞官回家就是，又有什么可怕的！”又给陶称写信，告诉他庾亮是皇帝的大舅，他理应善待。这样一来，谗言离间之词就自然平息了。当时庚亮虽领兵在外，但仍执掌朝廷权柄，他镇守上游，手握重兵，归附者甚众。王导内心不平，曾在西风卷起尘土时，举扇遮蔽，并缓缓说道：“元规的尘土把人弄脏了。”
自汉魏以来，群臣不祭拜帝陵。王导因被元帝眷接，同于布衣之交，而不止是君臣关系，所以每遇升迁，都要到元帝陵寝祭拜，不胜哀痛。从此下诏命百官祭帝陵，就是从王导开始的。
咸康五年，王导去世，时年64岁。成帝在朝堂哀悼三日，派大鸿胪持符节督办丧事，并依照汉朝博陆侯和安平献王的规格，赐给丧仪所用车马衣衾。下葬时，又赐九游丧车，黄屋大纛、前后羽盖鼓吹乐队、及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中没有人能与他相匹敌。册书写道：“高位应酬劳美德之人，厚爵宜答谢功勋卓著者，及至盖棺论功，没有比赐赠谥号更好的了，流芳百世，在此一举。公超逸达观，淡泊虚静，思虑深远。平易恬淡以约束心志，体恤仁爱而广布惠泽，优游于俗务之外，则美名传扬于中原，适时隐居山林，则独自暗筹机遇。往昔中宗、肃宗开创中兴大业，以至诚延揽群贤而奠基于江南，拱手治理而天下归心、众务兴旺。所以能威风振扬而寇虐洗心革面，教化兴作而恶人改邪归正。阴阳调合，伦常有序，辽、陇承受风习，南边如影相依，成就盛世之功，复兴宣帝、武帝业绩，不失前代典章文物，公皆有筹划之功。公背负顾命重托，保朕幼童，遭逢艰危而化险为夷，拯救沦落而以道行相济，扶持颠倾而以仁慈广助，辅佐我三朝晋室而深妙的道行传之益远。朕正要仰赖神机妙策，以睦天下，岂料苍天不加体恤，令公溘然而逝，朕为此痛心疾首。殷商丧失伊尹，周朝丧失周公召公又怎能与此哀痛相比！现派遣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前去赐公谥号称‘文献’，以太牢祭祀。公若在天有灵，就请受此殊荣！”
三定江南
西晋后期，江东大族豪强先后三次使用武装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史称“三定江南”。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西晋朝廷强行从荆州征兵派往益州镇压秦雍流民起义，被征募的百姓不愿远徙，在义阳蛮族为人张昌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事后攻张昌更名李辰，自命相国，扶立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并为其更名为刘尼，谎称汉宗室后嗣，建立政权，设置百官。江沔间一时蜂起，竖牙旗，鸣鼓角，从者如归，一月间竟达30000人。后张昌率领起义军打败西晋官军，阵斩平南将军羊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等，西晋官军“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此后张昌别将石冰领兵东进江、扬二州，击走扬州刺史陈徽，攻占孙吴旧都建邺（今南京），诸郡都被攻克。临淮人封云也起兵响应，等地攻大徐州。八月，在西晋官军的猛烈进攻下，张昌战败于江夏，而石冰、封云仍然在扬、徐坚持战斗，同时起义军将领抗宠屯兵会稽，赵屯兵芜湖，孟徐、陆珪等屯兵庐江。当时江东大族豪强实力非常雄厚，他们拥有“牛羊掩原隰，田池遍布千里”的庄园，庄园里“僮仆成群，闭门为市。”为了保卫自身利益，江东大族周玘等联合起来，组织地主豪强武装，与起义军对抗。十二月，周玘与前南平内史王矩同推随前吴兴太守顾秘任扬州九郡都督，主管军事，发檄诸郡，杀死石冰任命的将军。于是，周玘起兵于义兴、贺循起兵于会稽，华谭、甘卓、葛洪也都纷纷起兵攻打起义军。石冰派遣将领羌毒率兵数万抵周玘，兵败被杀。石冰则进军寿春（今安徽寿县），西晋都督刘准惊慌失措，无计可施。这时，广陵度支陈敏督运粮、兵在寿（今安徽寿县）春，向陈准请战，陈准增拨一部分兵力给陈敏，命令他出战。陈敏与石冰交战几十次，打败石冰，与周玘联合兵力围攻建邺。第二年三月，石冰北上投奔封云，封云手下的司马张统叛变，杀了石冰、封云出来投降，扬、徐农民起义终于在江东大族与西晋官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一定江南”后，陈敏因军功升迁广陵相，而周玘、贺循等不言功受赏，各自散众回家。
当时北方大乱方殷，无暇顾及江东。陈敏自以为勇略无敌，暗中有割据江东的野心。永兴二年（305年）十二月，执政司马越任命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委以漕运江南粮食供应朝廷之任，陈敏拥兵屯割据历阳（今安徽和县）。适逢吴王常侍甘卓弃官往东归陆至历阳，与陈敏他互相勾结，缔结婚姻，使甘卓假传皇太弟令，拜陈为扬州刺史。为笼络江东大族豪强，他又拜顾荣为右将军，贺循为丹杨内史、周玘为安丰太守。江东大族豪强、名士加将军、郡守等40余人。接着，陈敏派其弟陈恢等南侵江州，赶走原江州刺史应邈；派其弟弟陈斌东略诸郡，赶走原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广等。陈敏占领建邺后，又让部属推举自己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加九锡，进而声称亲受皇帝诏命，（今南京）北上奉迎銮驾。江东大族需要有一个像孙权兄弟那样的人物雄踞江东，以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但他们对陈敏及其子弟才智不足而骄横跋扈有余感到失望，周玘称病不就职，贺循佯狂得免，顾荣还在犹豫观望。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司马越的幕僚华谭写信给顾荣等说：“朝廷以陈敏功微，授以上将之任，而他逆天而动，阻兵作威，上辜负朝廷宠授之荣，下负宰相信任之思惠，虽有长江之险，实际危如朝露。吴郡、会稽二地的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更辱身奸人之朝，降附叛逆之党，难道不感到害羞吗？孙坚父子都是英杰之才，今陈敏才七第顽冗、六品下才，诸君竟俯首听命，乃自甘其辱，一旦六军清定建邺，将有什么脸面复见中州人士？”顾荣等人接到书信，脸上皆有愧色。于是，周玘、顾荣派人使密报都督刘准，请他派兵临江，他们将在内部策应。陈准派刘机等领兵讨伐陈敏。陈敏以其弟弟广武将军陈昶守卫乌江，以弟弟历阳太守陈宏守卫牛渚。广武将军府司马钱广是周玘同郡人，周玘指使他杀死陈昶，然后宣布已经杀死陈敏，如有敢妄动者诛灭三族。钱广驻扎于朱雀桥南，陈敏遣甘卓讨伐钱广，配以精锐甲兵。顾荣与周玘私下里对甘卓说：“如果江东割据够成功，我们应当共同赞助，但今天看来必败无疑。我们接受陈敏官禄，事败之日，必将被斩首送往洛阳，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这不仅是身败名裂，而且辱及万世，岂能不改弦更张！”甘卓听从了二人的话，遂称有病，迎女还家，与顾、周及纪瞻一同发兵攻击陈敏。顾荣军的士卒对陈敏军的士卒喊话道：“你们替陈敏拼命，本是因为有顾、周，现在他们和陈敏已经分道扬镳了，你们还为谁卖命？”陈敏军众开始还有些迟疑，一见到顾荣挥动白羽扇，便一哄而散。陈敏单骑逃窜，终被追获，被斩于建邺。“二定江南”为东晋的建立开辟了道路。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移镇建邺。
吴兴人钱，因起兵讨伐陈敏有功，被司马越授以建威将军之职。永嘉四年（310年）二月，洛阳告急，司马越擢升钱为建武将军，令钱赶去率部众入洛阳增援。同时被征入洛阳的还有扬州刺史王敦。钱率军进抵广陵，听说刘聪大军已经逼近洛阳，心生恐惧，按兵不动。司马睿督促甚急，限以军期，钱于是谋反，企图先杀王敦。王敦知道后逃回建邺，钱于是杀度支校尉陈丰，焚毁粮仓，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持孙皓的儿子孙充，立为吴王，后又杀掉孙充，率军渡江南下进攻义兴。司马睿派遣将军郭逸、都尉宋典等讨钱，但都因兵少不敢接战。三月，周玘又率领当地地主武装增援郭逸，很快消灭钱。这就是“三定江南”。
淝水之战
前秦消灭前燕以后，把矛头指向东晋，南北关系日趋紧张。前秦建元八年（即东晋咸安二年，372年）冬，苻坚派遣将领率军攻占东晋梁、益二州。建元十二年（376年），前秦又先后消攻灭前凉与代国，统一了北方。建元十四年（378年），前秦分兵两路，同时开辟了东西两个战场，从而揭开了秦晋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在西部战场，苻坚之的儿子苻丕负责指挥各项军事行动，率领步、骑兵七万人进攻襄阳。与此同时征虏将军石越、京兆尹慕容垂、领军将军苟池等共同率领步骑兵十万从三个方向回苻丕会合。秦兵进抵汉水北岸，东晋梁州刺史朱序认为秦兵没有舟楫，难以过江，便不加防备。当听说石越已率领五千骑兵浮渡汉水时，他才惶忙地命令放弃外城，退守中城。秦军十倍于晋军，但由于苻丕不进行强攻，也由于襄阳军民顽强抵抗，直到次年二月，秦军才攻克襄阳，俘虏了朱序。在东部战场，前秦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等率领步骑兵七万进攻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盱眙，扬武将军彭超瘁军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并负责指挥东部各项军事行动。襄阳陷落后，东晋兖州刺史谢玄出兵救援彭城，但只是救出彭城的兵众，彭城、淮阴、盱眙随即相继失守。建元十五年（379年）五月，秦兵六万包围三阿（今江苏宝应县），三阿距离广陵不过百里，建康受到危胁。东晋执政谢安命令谢石带领水军驻防涂中（今安徽滁县、全椒一带），又派谢玄援救三阿。谢玄战胜俱难、彭超，收复了盱眙、淮阴，秦军退守彭城。此后，西部战场两军又起战事。建元十七年（381年）十一月，秦荆州刺史都贵派兵20000进攻竟陵（今湖北潜江），结果被晋荆州刺史桓冲部下打败，死了7000，被俘万人。次年九月，桓冲派兵攻打襄阳，焚烧践踏了沔水以北的屯田稻谷，掠取六百多民户而去。
淝水之战早在建元九年（373年），王猛临终时，曾语重心长地劝诫苻坚要防备鲜卑人、羌人，不要进攻东晋，因为东晋政权得汉族人心，上下相安，局势稳定，而前秦国内的鲜卑、羌族上层分子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心怀叵测。但是苻坚未把王猛的话放在心上，当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后，骄傲轻敌之心陡长，统一天下之志更加强烈。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召集大臣举行开会，讨论大举进攻东晋之事。苻坚踌躇满志地说：“我承继大业将近30年，四方大体平定，惟有东南一隅不投降，我准备率领97万大军亲征，你们以为如何？”秘书监朱肜立即随声附和说：“陛下应天顺时，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率领百万之众，必然有征而无战，马到成功！”但是左仆射权翼却反对说：“如今晋朝王室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执政谢安、桓冲皆是杰出人才，所以不要轻举妄动。”太子右帅石越也说：“东晋既有长江之险，又无君昏臣叛之象，暂时还不适宜出兵。”苻坚虽然扬言“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但见群臣意见不一，只好暂不论。退朝后，苻坚留其弟阳平公苻融继续商议。苻融也劝谏苻坚，苻坚发怒说：“你也如此，我还能和谁商量？我有强兵百万，粮食、器仗如山，虽不敢自称为明君，但也决非是庸主，而今乘屡胜之威，攻击垂亡之国，岂有不克之理！”苻融哭泣说：“晋不可伐，理由很充足。臣不但忧虑伐晋劳而无功，更忧虑国内发生变故。陛下宠待觧卑、羌、羯、使布满京畿，如果倾国南下，一旦京畿风云变幻，将追悔莫及。臣见识肤浅，诚然不足采纳，但王猛是一时奇士，他临终之言不能不重视。”苻坚仍然不从。后来，朝臣进谏的人很多，苻坚的太子苻宏、宠章的张夫人、幼子苻诜和苻坚尊重的僧人释道安都来劝阻，但苻坚主意已定，谁的话也听不进。这时，京兆尹慕容垂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对苻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是势所必然。陛下圣武，有强兵百万，猛将满朝，而江南蕞尔之虏，岂可留给子孙。陛下圣心独断，何必广询朝臣以乱圣虑！”苻坚十分高兴地说：“能与联共定天下的只有你一人而已！”
建元十九年（383年）五月，桓冲发兵十万进攻襄阳和蜀，符坚派其子苻等率兵抵御，桓冲畏惧秦兵，便退回上明（今湖北松兹西北）。这年七月，苻坚下达大举进攻东晋的诏令，规定民户十丁抽一，富家子弟年20以下身强力壮者均授予羽林郎，同时征用州郡公私马匹。诏令中又说：“其以司马昌明（即东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射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修曼府第”。这就是说，秦军尚未出发，蔡坚就认为必胜，准备俘虏东晋君臣，预先为他们修建府第。八月，苻坚以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以姚苌督梁、益诸军事，苻坚随后从长安出发。当他到达项城（今河南项城）时，凉州兵才抵达咸阳，蜀、汉兵才从长江顺流东下。幽、冀兵进至彭城，只有苻融等所领的30万军队进至颍口（今河南颍上），前秦全军有步兵60万、骑兵27万，前后相望，绵延千里，东西万里，水陆并进。
大敌当前，东晋急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率领北府兵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等共率领八万之众抵抗秦军。又另派将领胡彬率领五千水军增援寿阳（今安徽寿县）。这时，建康城中人心惶惶。谢玄也不放心，出兵前又问计于谢安，见状谢安却显示出若无其事，悠然出游山中的别墅，与谢玄下起围棋，大家见状，才宽下心来。十月，苻融指挥秦军攻下寿阳，擒获晋将徐元喜等人。晋将胡彬听说寿阳陷落，于是退据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苻融一面进攻硖石，一面派将军梁成率领五万军队屯守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淮河支流洛河），截断胡彬的退路，也遏制在东面的援军。谢石、谢玄率领的大军果然忌惮秦军，在距离洛涧25里处停了下来。胡彬困守峡石，粮食已经吃光，派人送信向谢石告急求援，送信人被秦军捉住，押送苻融。苻融见信上写道：“今贼（指秦兵）盛粮尽，恐怕不能再见到大军”，不禁大喜，派使者驰报苻坚说：“贼军（指晋军）弱，容易擒获，但恐以后逃逸而去，应该迅速进攻。”苻坚闻报，便把大军留在项城，只带领轻骑八千，急忙赶赴寿阳。苻坚到达寿阳，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派东晋降将朱序到谢石军中劝降。朱序却为晋军献策说：“如果百万秦军都开到前线，势难为敌，而现在全部军队尚未集结，应该快速出击，只要打败其前锋，挫折其锐气，就可以击溃秦兵。”谢石开始因为听说苻坚在寿阳，非常害怕，本来已经决定不主动出击，这时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命部将刘牢之率北府精兵五千人急行军到洛涧，秦将梁成严阵以待。刘牢之乘夜挥军抢渡洛水夜，袭梁成军营，临阵斩梁成等十员将领，又分兵截断退路的渡口，秦兵步骑一时崩溃，落水而死者一万五千多人。刘牢之继而纵兵追击，俘虏秦将王显等人，缴获了大量秦军丢弃的军资器仗。洛涧之捷后，晋军水陆并进，声势大振。苻坚在寿阳城上亲见晋军部阵严整，又远眺八公山（在寿县城北四里）上影影绰绰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不觉面现惧色，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一支劲敌，怎么能说是弱旅呢！”
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晋军意在速战，谢玄派遣使者向苻融提议说：“将军领兵远道而来，却在岸边列阵，这是作持久战之计，并非作速战打算。如若将军能够稍稍往后移动阵地，使我军渡淝水，以决胜负，不更好吗？”秦军诸将认为，我众敌寡，不如遏制不使其过河，是万全之策。苻坚却说：“只要引兵稍退，乘晋兵才到河中间，我则以铁骑突然出击，没有不获胜的道理。”苻融也以为正确，便指挥军队退却。秦军一退而不能复止，被迫当兵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乘机逃跑。这时，朱序在阵后大喊：“秦兵败了！秦兵败了！”不明真相的兵众大乱，更加狂奔起来。谢玄、谢琰、桓伊等率领晋军渡河猛攻，苻融飞骑驰入溃退的队伍中，想阻止秦兵溃退，结果坐骑被乱兵冲倒，摔下马来，被追赶的晋兵杀死。晋军一鼓作气，追击秦军至寿阳三十里外的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跑的人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来了，昼夜不敢休息，草行露宿，加以饥冻，死去的人有十七八是苻坚在逃路中身中流箭，挣扎着回到淮北，见到所宠幸的张夫人，潸然泪下说：“我今日还有何面目治天下呵！”
苻坚有志于统一全国，但时机尚未成熟，前秦国内民族矛盾仍然比较尖锐，统治秩序尚未稳定，近百万的军队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淝水之战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垂、慕容和羌族贵族姚苌等纷纷摆脱苻坚的控制，貌似强大的前秦王朝顷刻陷于瓦解。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年）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象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年）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高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
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著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年），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年）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年），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象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著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年）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游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伋”，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
太元十八年（393年）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作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年）到晋义熙元年（405年），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作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陶渊明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年）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处处渗透乐观霍达的精神。劳动生活再苦，就连家庭遭受火、水、兵灾，他都能从容对待，也不愿向官场乞求。义熙二年（406年）夏，家中起火，又遇大风，须臾间把仅有的家产烧光，他只好搬往南村营造新屋。当年秋天一个晚上，他回到被焚的故居，仰望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心中却想的是“形迹凭化生，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在《责子》诗中，他慈祥地和儿子们戏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褒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迁居南村后，他与农民关系依然十分融洽，“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每逢春、秋暇日，大家一起登高赋诗，有时则与大家共同探讨争论书中某些疑难句子。他充满热情地写下他与农民度过的快乐日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经常长时间坐在屋外菊花丛中，两手摘取满把菊花，思绪飞扬，不知今夕何夕，欣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闲远自得，真若超然于宇宙之外。在饮酒时，他与农民不分你我，亲似一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陶渊明虽不懂音乐，但身边却保存一张无弦琴，每逢酒后，便在琴上抚弄，以寄托内在的深远之趣。不管富人穷人访问他，只要有酒，他就摆出来，与之共饮。如果他先醉倒，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人曾见他在酒刚酿熟时，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接着又将它戴到头上。行为放达，以至于此。但是陶渊明毕竟不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身体也并不强壮，又无人帮助，因而他大部分时间过的是穷困僚倒的日子。他经常陷入“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窘境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夏旧谷吃完新谷未熟之时，他有时十几天才吃几顿饭，正所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时饿得没法，只好沿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尽管如此，他仍矢志不改：“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陶渊明一生好酒，但却经常处于无酒可喝状态。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他偏不去，只好借渊明去庐山的途中，派人赍酒于半道邀之。颜延之和渊明关系友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曾路过浔阳，只到陶渊明他们每天喝酒，至醉方休。颜延之离开时留下二万钱，陶渊明却全部拿去送给酒家，想喝酒就去。他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一生最大嗜好不能满足，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仍不愿去投靠官府。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虚拟的乐土桃花源。宋永初二年（421年），57岁的陶渊明写下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乌托邦之作，把他的隐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先用散文描述桃源周围的幽美闲静，使之与丑恶现实作比较，接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中的土地、田园、房舍和耕田劳动中的安乐和幸福，然后写桃源人的好客和对渔人的款待，并指出幸福的原因恰是与动乱社会的隔绝，最后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呜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点明自己的愿望。
宋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死于故乡。从《五柳先生传》到《归去来兮辞》，再到《桃花源记》，陶渊明走着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隐逸诗歌象纬线一样交织着它们，组成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陶渊明性情之真率，态度之达观，归隐之真实，待到后代文人的不断赞扬。他所开创的质朴中富于华美、平淡中富于丰满的诗风则长期以来影响着后来的诗坛。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南迁，就是王旷首先提议。王羲之年幼时语言迟钝，别人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13岁时，曾经去拜访周，周审视了一会儿，对他很感惊异。当时宴客很重视烤牛心这道菜，宴会开始时，其他客人还没尝这道菜，周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王羲之书法作品他成年以后，富于才辩，以耿直著称，尤其擅长楷书，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人们评论他的运笔气势，以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来形容。他深受堂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重，在王敦手下任主簿。王敦曾对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家的三位优秀青年。当时太尉郗鉴派他的门客去王导家选择女婿，王导让这位门客去东厢房挨个相看他的子侄。这位门客回去以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小伙子们都很好，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选女婿的，一个一个的都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敞着怀吃饭，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郗鉴听了以后，说道：“这个人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初任官为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他为参军，历升至长史。庾亮临死前，向朝廷上奏，称赞王羲之品行清高且有鉴识。后来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在少年时就有很好的名声，朝廷上的公卿贵官都很爱重他的才具，多次征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干。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推拖不接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劝他接受任命，给他写信说道：“很多人都以你的进退来考察国家政事的兴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你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怎么能置一代兴亡于不顾，只顾满足自己的心意呢？希望你细心体察众人的心意。你若不应时任职，国家哪有善政可言呢？你如果豁然想通了，就能够体验到众人的心意所向了。”王羲之写信回答说：“我一向无心在朝廷上任职，王丞相在位时就坚持让我在朝廷任职，我誓不答应，那时我写的书信手迹尚在，可见我的这种志向由来已久，并不是你参政之后我才不愿任职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我就立志学尚子平那样隐居不仕，也曾多次向亲朋知已说过，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承您不弃，如果想任用我的话，即使是关陇、巴蜀地区，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不具备应对朝廷事务的才能，但能忠于职守，宣扬国威和德政教化，所起的作用，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让远近的百姓们都知道朝廷对他们并不见外，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比起护军将军一职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汉代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碑去安抚关东地区，若不嫌我身份低微，对我的能力无所怀疑的话，最好在初冬时节赴任，我恭敬地等待任命。”
王羲之被任为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去宣城郡任职，朝廷不答应，于是任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二人不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朝臣和外官的和衷共济，因而给殷浩写信，进行劝戒，殷浩不听他的劝告。在殷浩要北伐的时候，王羲之认为必败无疑，便写信劝止，言词十分恳切。殷浩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得大败。殷浩想再次北征，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
得知安西将军谢尚失败的消息，国家和我本人都为之痛惜，时刻不能忘怀。小小的江左地区，竟治理成这样，使天下人为之寒心，已非一朝一夕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真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希望筹划开拓未来的方略，让天下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此成就中兴的大业。治理政事，道义是成功的关键，行政宽容和谐是根本，一味以武功取胜，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遵循以道义取胜的原则，以此来巩固大业，我想您会清楚其中的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掌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一味损耗百姓，各逞其志，结果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正的言论和好的策略摈弃不用。致使天下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怎么能使人不痛心疾首、悲愤万端呢！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脱使天下陷于混乱的罪责呢？追究过去的罪责，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改弦更张，虚心求取贤人，和有识之士共同商订大计，不能再出现忠正言论屈服于当权者个人意志那样的局面了。现在军队在外失败，国内物资耗尽，保住淮河一线的想法已经无力做到，不如退保长江一线，都督将领各回旧镇，长江以北各地，只是维持现有的局面罢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应引咎自责，应自行贬降，向百姓谢罪，一改过去的作法，和朝廷的贤能臣僚制订平稳的政治措施。废除那些繁苛规定，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差不多能满足百姓的希望，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
刺史大人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当国家的重任，在推行德政方面，没有做到事事妥当，您身为统帅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恐怕朝廷上的贤能之士没有人肯分担这个责任的。现在应赶快推行德政，以弥补过去的失误，广招贤能之士，和他们分担责任，即使这样做，尚且不能断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您认为以前做得还不够，因而再去追求不合时宜的东西，天地虽然这样广大，还有您立足之地吗！我明白我说的话您一定不听，反而会招致您的怨恨，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感触很深，因而不能不尽情陈言。如果您一定要率兵出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贸然行动，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您再和其他人共同斟酌。
又接到州衙的命令，让会稽增运军粮一千石，征调军粮和劳役同时进行，又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这一切，灰心丧气，不知所措。经年以来，剥夺黎民百姓，其恶果是罪徒满路，这和秦始皇时的虐政相差无几，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吴广那样的灾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王羲之又向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应北伐的道理，并论及当时政事，说道：
古人因其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而感到羞耻，做臣子的人，哪有不希望他所侍奉君主受到尊崇，可以和前代圣君贤主比美，何况现在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才智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又怎能不根据轻重情况的不同而妥善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反躬自问，令人忧愁的事多于令人高兴的事。经典上说得好：“若不是圣人治理天下，外面虽然显得安宁无事，必有重重的内忧。”现在的情况是，外边既不安宁，内忧却更加深重。古代能成就大业的人，有人或许不依靠大家的智谋，而能尽全国的力量建立一时功业的，也往往不乏其人。那是因为个人的智谋确实足以超过众人，用国家暂时的困苦能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人，能和古人相比吗？
要使朝廷的决策必胜，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具备了万全之策才能行动。成功之后。就应利用当地的民众和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现在成功还没有把握，但是饱经战乱之后的幸存者也会被歼灭殆尽，万不剩一。再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难题，何况现在要转运供给，向西运往许昌、洛阳，向北运过黄河。即使是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十家九空的忧患，便会接踵而至。现在从事转运的人没有归还日期，各种征调又日重一日，仅以小小的吴越地区，维系天下十分之九的军需，不灭亡还有什么结局呢！而又不量力而行，不失败不停止，国内的人因此而痛心悲叹，但没有人敢说真话。
已经过去的事，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加以补救，希望殿下您能考虑再三，改弦更张，下令殷浩、荀羡回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等地的驻军都回师把守淮河一线，建立起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牢固形成攻势，再出兵征伐，也为时不晚，这确实是在当前形势下最高明的策略。如果不这么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掌握安危变化的关键，易如反掌，考察国家的虚实，形势就明摆在眼前，希望殿下您英明决断，决定于一时之间。
我的地位低下，而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怎不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古人或身为平民百姓，或是军阵中的士卒，他们尚且为国家出谋划策，决策者并不因此讥笑他们，况且我身居大臣之末位，怎能沉默不语呢！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就去实行，决不能犹豫不定延误时机，这时不作出决断，后悔可就晚了。
殿下您德高望重，国内人望所归，以皇室贵胄辅佐朝廷，您最有条件地去直说直做，使国家出现当年那样兴盛局面，但是您的作为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这使我这个受您器重的人为之终夜兴叹，我真为您感到可惜。国家陷于深度的灾难之中，我时常担心，伍子胥的忧虑不仅是古代的悲剧，麇鹿出没的地方不只是山林水泽这样的地方。希望殿下您暂时摈弃那些清虚玄远不切实际的追求，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可以说在败亡的危局中奋力图存，转祸为福，这是国家的大幸，四海的百姓也有所依赖了。
当时东部地区发生灾荒，王羲之就开仓赈济灾民。但是朝廷征发的赋税徭役仍很繁重，吴郡、会稽一带尤其严重，王羲之多次上疏力争，往往被朝廷采纳。他又给尚书付射谢安写信说：
近来我陈述的意见，常常被您采纳，因此令下之后，百姓们可以稍事休养生息，各务其本业。如不是这样，这一郡百姓都跳东海喂鱼了。现在大事还没有安排的，漕运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意见是，希望朝廷下达规定的期限，交有关部门办理，不要再催逼下层，只是到年底考核成绩的好坏就行了。主管官员的成绩最差的，派囚车把他送交朝廷治罪。如果有三个县完不成任务，郡守一定要免职，有的可以降级使用，让他到边远艰苦地区任职。
再者，自从我来到这里，助手常常有四五个人，加上上司衙门以及都水御史行衙的文件之多，象雨点般下发，其中颠倒错误，互相抵触，不知有多少。我只能闭着眼睛按常规办理，推给下面，只是拣重要的事交主簿办理，一般的则交下面机构办理。主管人到任，还不到十天，官吏和百姓来回奔走，费用金钱数以万计。您正担任重要职务，您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我所说的情况。在平时，江左地区，扬州只用一位称职的刺史就足以把政事统理的井井有条，现在有一群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反而没有治理好，只因为法令不一，多方牵制。我想，用简而易行的办法，便足以守住已有的成就。
仓库监督官耗费、盗窃官米，往往数以万计，我认为杀掉一人，便能断绝这种弊端，但是当权的人不同意。近来检查各县，都是这样。馀姚县被耗盗官米十万觯，向百姓收取重税，却用来肥了贪官污吏，致使国用缺乏，真可叹啊！
自从有战事以来，各种征调徭役以及担任转运军粮的人，死亡叛乱散逃回不了原地的人很多，百姓们被损耗到这种程度，国家仍按常规，抽人补充代替，因此，各地都被弄得凋弊困苦，谁也不知该怎么办。被长官遣派出去的人，上路以后，多数叛逃，于是监送的官吏也和叛逃的人一起逃跑了。按照常规，就让叛逃者的家属和邻里负责追捕。追捕不到人，家属和邻里接着也叛逃而去。百姓流离逃亡，户口日见其少，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各种工匠和医生，或死或逃。家家空无一人，没有人代替他们的差役，但是上司还不断催促，这种情况已延续了十年或十五年，尽管官吏不断遭到弹劾而获罪，但于事无补，这样下去，老百姓如何能承受！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各种减死的罪犯以及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补充逃亡人户的亏缺，减死罪犯可长期服兵役，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充当各色工匠医生，把他们的家属也迁来，以充实城市。城市得到充实，这是行政的根本，又可以杜绝逃亡事件的发生。如不把他们的家属迁来，逃亡之患仍将和以前一样重演。现在免除他们服刑而充当杂役，又把他们的家属迁来，小民愚昧无知，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惩罚比杀头还严重，因而可以杜绝奸恶。惩罚虽然看起来很轻，但惩办的性质却很严重，这难道不是适合现时需要的措施吗！
王羲之平常喜欢服丹食药，涵养性情，不喜欢住在京城，他刚渡过浙江，便产生终身住在这里的想法。会稽有秀丽的山水，很多名人都生活在这里，谢安在做官以前也住在此地。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都以文章名满天下，都在江东一带构筑别墅，和王羲之志趣相投。他曾和这些志趣相投的人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集宴饮，王羲之亲自撰文表达他的志趣，文章说：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迂，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有人拿潘岳的《金谷诗序》和王羲之这篇文章相比，把王羲之和石崇相比，王羲之听了很高兴。
王羲之生性喜欢鹅，会稽有个老寡妇饲养了一只鹅，叫声很好听，王羲之要买下这只鹅，但没有买成，于是他带着亲友前去观看。老寡妇听说王羲之要来，把那只鹅宰了煮熟来招待他，王羲之为此整日叹惜。又有个山阴县道士饲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前往观看，非常高兴，执意要买下。道士说：“你替我抄写一部《道德经》，我把这一群鹅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命笔，抄写毕，把鹅用笼子装起来带回，满心高兴。王羲之就是这样真诚坦率。有一次他到他门客家里，看到桌面光滑干净，就在上面写满了字，一半是楷书，一半是草书。后来门客的父亲没注意把字刮掉，那位门客为此懊丧了好几天。王羲之又曾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手拿六角竹扇叫卖，王羲之在她的竹扇题了字，每把扇子上五个字。老妇人起初是满脸怒气，他对老妇人说：“您只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每把扇子可要价一百钱。”老妇人按着他的话去卖，人们竞相购买。又一天，老妇人又拿来扇子求王羲之书写，王羲之笑而不答。他的书法被世人珍重，都和这事一样。他经常自称：“我的书法同钟繇相比，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比起张芝的书法，应该说仅在其次。”他曾给人写信说：“张芝在池塘边练字，洗笔把池水都染成黑色，别人如果能这样入迷，未必赶不上他。”王羲之的书艺，起初不如庾翼、郗愔，到他晚年，书艺才达到精妙的境界。他曾用章草体给庾亮写回信，瘐翼看到，深为佩服，因而给王羲之写信说：“我过去曾收藏张芝的章草十幅，过江南渡时颠沛流离，于是遗失了，常为这样精妙的书法绝迹而感叹。忽见您给家兄写的回信，书法美妙入神，好像张芝的书迹又呈现在面前。”
当时骠骑将军王述年少名高，与王羲之齐名，但王羲之很看不起他，因此二人不大合得来。王述先前曾在会稽任职，因母亲逝世，回会稽郡境内守孝，王羲之接替王述的职务，只去吊唁了一次，就没有再去。王述每次听到吹角声，认为是王羲之来问候自己，于是洒扫庭院来等待，这样一连几年，王羲之竟然没有来看他，王述对此非常怨恨。后来王述被任为扬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在会稽郡内走了一圈，却不却见王羲之，临走时，才去告别了一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对他的宾朋们说：“王述只是个做尚书的材料，到老可能得个仆射的职位。他得到会稽内史的职位，就飘飘然了。”当王述被任为大官，王羲之作为王述的下属，感到羞耻，便派人去京师，请求朝廷把会稽郡分出来设立越州，派去的人言词失妥，深受当时贤明人士的讥笑。事后王羲之内心惭愧，满腹感慨，对他的儿子们说：“我不比王述差，而职位相差悬殊，或是由于你们不如王垣之（王述子）的缘故！”后来王述查考会稽郡的政事，当问及刑狱的情况时，主管官员疲于回答问题，被弄的狼狈不堪。王羲之对此深感羞耻，于是称病离开会稽郡，来到他父母的坟前发誓说：“在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日是初一）九日辛亥，儿子王羲之敬告二老在天之灵。羲之生来不幸，很早父亲去世，未得到父亲的教诲。母亲和哥哥的扶养，使我慢慢长大成人，因人材缺乏，才得到国家的职位。我在职任上在忠孝方面没有建立名节，退职之举又违背了荐贤而代的道义，每当我诵读老子、周任的告诫，常担心一旦失身死去，辱及祖宗，哪里仅仅是自身的事呢！因此我昼夜叹息，像坠入万丈深谷。知足而止，现在就作出决定。恭敬地在这月的吉日良辰摆设筵席，向祖宗叩头行礼，满怀诚心，在二老灵前发誓：从今以后，如果我胆敢变心，贪图禄位，投机进身，那我是无视父母的不肖之子。作为儿子而不肖，是天地所不容、礼教所不齿的。誓言出自诚心，就像白日在天一般！”
王羲之去职以后，和吴郡、会稽一带的人士，尽情游览山水、捕鸟钓鱼，娱乐身心。他又和道士许迈一起练丹服药，为采集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部各郡，遍访名山大川，泛舟东海。他感叹道：“我最后会纵情游乐而死。”谢安曾对他说：“我中年以后，因喜怒哀乐伤害了身体，和亲友离别，就会好几天心情不好。”王羲之说：“人到了晚年，自然是这样，刚要想听听音乐来陶冶情操，又常常担心儿子们发觉，对欢乐情绪有所影响。”朝廷鉴于他发了绝誓，就不再征召他作官。
当时刘惔任丹杨尹，许询曾在刘惔处借宿，床帐被褥都新鲜艳丽，饮食也十分丰盛，美味俱全。许询说：“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比在东山强多了。”刘惔说：“你如知道吉凶祸福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我哪能保证永远过这样的生活。”王羲之当时在坐，说道：“如果巢父、许由遇上稷、契，不会说这种话。”说得许询和刘惔二人都脸有愧色。
王羲之去官之初，优游无所事事，他给吏部侍郎谢万写信说：
古代逃世隐居的人，有的披乱头发装疯卖傻，有的满身污垢，也够艰难的了。现在我安坐优逸，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实为大幸，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的吗！违背天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前些时东游归来，种植桑树果树，现在长得茂盛，鲜花盛开，我带领儿子们，怀抱小孙孙，在桑果林中游玩，摘得好吃的果子，切开分吃，享受眼前的欢乐。虽然我的道德修养不深，仍想以敦厚退让教育子孙。如果子孙有轻薄举动，就罚他用马鞭子去清点马匹，效法古代万石君的风范，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近来将要和谢安石东游山海，同时到田野考察收成情况，以此来打发闲暇时光。除衣食之外的剩余，想和知心朋友时时进行欢宴，虽不能吟诗作赋，但举杯痛饮。讲讲田野里的所见所闻，以此来作为谈笑之助，这种得意的生活，言语是表达不出来的！我常常按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等人的处世原则去作，很想学习他们的高风，我的志愿就全在这里了。
后来谢万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又给他写信进行劝诫，说道：“以你豪迈不羁的品质，屈居群官之中，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是所谓通达明智的人，也只能随事行止，这样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希望您经常和下层官吏在生活上保持一致，那就完美无缺了。吃饭只有一道菜，睡席不用双层，这有什么，但古人却传为美谈。成功与否的原因，在于积小以成大，您要好好记住。”谢万对他的建议未能采用，后来果然失败。
王羲之59岁时去世，朝廷赠衔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的生前本意，坚辞不受。
他有七个儿子，著名的有五人。王玄之早年夭折。次五王凝之，也擅长草书、楷书，历官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王凝之尤其虔诚。孙恩进攻会稽的时候，王凝之的助手们劝他做好御敌的准备，王凝之不听，却是入静室进行祈祷，他走出静室对诸将说：“我已经祈请过天师，天师答应派鬼兵助战，贼军自会被消灭。”因他没有防御措施，被孙恩所杀害。
王徽之字子猷。他生性卓荦不群，放浪不羁，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经常散披头发，衣不系带，也不管府中事务。他又担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主管什么部门？”王徽之回答：“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马曹管理多少马匹？”他回答：“我管理的是否马曹都不清楚，怎么能知道马匹的数目！”桓冲再问：“近来马匹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我连活马的数目都不知道，哪会知道死马的数目！”他曾随桓冲出门，正赶上下暴雨，王徽之下马钻进桓冲的车中，对桓冲说：“您怎么能一人独占一辆车！”桓冲曾对王徽之说：“你在我的衙门任职已经很久了，不久我会提拔你的。”王徽之并不答谢，眼睛向上仰视，用手牌版着面颊，说道：“早晨的西山带来一股清爽的空气。”
当时吴郡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一片好竹林，王徽之想去观看，便乘轿离家来到竹林边，面对竹林，吟诵了好长时间。主人打扫庭院请他入坐，王徽之不加理睬。他将要出去的时候，主人关上大门，王徽之对主人此举非常欣赏，宾主入坐，尽欢而去。他曾借住一处空宅，他住进后就令人栽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借住种竹子干什么，王徽之只是吟诵，手指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来陪伴呢！”他曾住在山阴县，有一天夜里大雪初睛，月光明朗，放眼四望，一片银白，他独斟独饮，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徽之当夜乘船去拜访，船行了一夜才到，来到戴逵门前便往回走。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自然往回走，何必要见到戴逵呢！”他禀性放浪怪诞，好声色，有一天夜里和他的弟弟献之一起读《高士传赞》，王献之非常赞赏“井丹高洁”这句话，王徽之说：“我看比不上‘长卿慢世’这句话更妙。”他就是这样的傲俗放达。当时人都钦佩他的才能而鄙薄他的品行。
后来王徽之任黄门侍郎，弃官离开京师东还，与王献之同染重病。当时有个江湖术士说：“人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有活人乐意代他而死，那么死者可以复活。”王徽之对术士说：“我的才能和地位都不如弟弟，请求用我的余生来代替弟弟。”术士说：“代死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寿命还有余年，能够补足将死的人。现在你和你的弟弟寿命都到了尽头，用什么来代替呢！”不久，王献之去世，王徽之凭吊死者却不哭泣，径直坐在灵床上，拿过王献之的琴就弹起来，弹得时间长了，琴声变了调，他感叹说：“可叹啊子敬（王献之字），人琴俱亡！”说罢就昏死过去。他原先背部生疮，这时疮烂溃裂，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叫王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任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任太尉时，朝臣们聚齐，他问王桢之：“我比你死去的叔叔怎么样？”在坐的人听了这话都感到憋气。王桢之说：“先叔是一时的楷模，您是千载的英俊人物。”满座朝臣才高兴地舒了一口气。
王献之字子敬。少年时代即负有盛名，豪迈不羁，即使是在家闲居，容貌举止，毫不懈怠，文采风流为一时之最。他刚几岁的时候，曾在旁观看门客们赌博，局面将分出胜负，王献之说：“南边的将要失利。”门客说：“这个小主人管中窥豹，有时也能看出一点门道。”王献之发怒说：“我的才能只是远不及荀粲，近不及刘惔罢了。”说罢拂衣而去。他曾和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二位哥哥在谢安面前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王献之则只寒暄了几句罢了。他们走后，在座的客人评论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年岁小的那个好。”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说：“贤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他说话很少，因此我知道他好。”王献之和哥哥徽之二人在一间房子里，房内起火，徽之马上逃走，连鞋也顾不得穿。献之则镇定自若，从容叫人把他扶出去。有一次他正在寝室睡觉，有几个小偷窜进他的房间，把房中的东西都偷光了。王献之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小偷，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可把它留下。”这伙小偷闻声惊慌逃去。
王献之草书、楷书写得很好，又擅长绘画。他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他的父亲王羲之悄悄从他背后夺他的毛笔，未能夺下，因而王羲之感叹地说：“这孩子日后也会大为出名。”他曾在墙壁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认为难能可贵，来围观的有好几百人。桓温曾请他书写扇面，他不慎失手把笔落在扇面上，他趁势画了一头黑色母牛，非常精妙。
他初任州主簿、秘书郎，又转为秘书丞，选配新安公主。他曾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座名园，他们过去并不认识，便乘轿直进园中。当时顾辟疆正在和朋友聚会，王献之游遍了花园，旁若无人。顾辟疆十分恼火，责备他：“对主人傲慢，是无礼的行为。自持高贵，骄慢士人，不合道义。犯有这两种过失，就是不足挂齿的粗野人。”把他赶出门外。王献之傲然如初，毫不介意。
谢安对王献之非常爱重，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谢安进号为卫将军，仍任他为长史。太元年间，朝廷新建立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题写匾额，成为流传万代的墨宝，但是谢安难以启齿，便试探性地对王献之说：“曹魏时，陵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被工匠误钉上去，取不下来，于是请韦诞悬挂凳子书写。等写好以后，韦诞的胡须头发都变白了，累得只剩一口气。回来以后，对他的弟子说，以后绝不要这样写字。”王献之揣摸到这话的意思，严肃地说：“韦诞是魏国的大臣，哪里会有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从这事也可以看出魏国短命的原因了。”谢安于是也不再逼迫他。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和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说：“本来就不相同。”谢安说：“外边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王献之回答说：“别人哪里知道！”不久，王献之升任建威将军、吴兴郡太守，又征调他为中书令。
谢安逝世以后，对他的丧礼规格和追赠有不同意见，只有王献之、徐邈一起申明谢安对朝廷的忠诚和所建立的功勋。王献之向朝廷上书说：“已故的太傅谢安，少年时代就在玄学领域名声大振，清淡声誉洋溢四海。年轻时隐居，节操可与箕子、商山四皓比美。适应国家的需要出仕任职，为国家出谋划策稳妥周到。及其率兵出征，强敌即被消灭。在他建立了功勋以后，却谦恭退让。再者，他服侍先帝，君臣关系融洽，超过了布衣之交。陛下您即位时，年纪很轻，他殚心竭愿辅佐陛下。回顾他从隐居到出仕的一生，时时事事以国事为重，他确是大晋优秀辅臣，全心全意为国的高义，超过了以往的大臣。希望陛下关心这位举世景仰的大臣，对他的追赠礼仪加以明察。”晋武帝于是下令用特殊礼仪追赠谢安。
不久，王献之身染重病，他的家人问五斗米道师上表请求消除病灾，按照五斗米道的规矩，病人必须向道师陈述自己的过失并发誓改正，于是家人问他有什么过失。王献之回答：“没有想起有其他过失，只想起和郗家离婚这件事。”王献之的前妻，是郗昙的女儿。不久就死在官位上。安僖皇后被册立，因王献之是皇后的父亲，追赠他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赠谥号为“宪”。他没有儿子，过继他哥哥的儿子静之为后，静之官至义兴太守。当时人们认为，王羲之的草书、楷书，江左和中原没人赶得上他，王献之的书法骨力赶不上他父亲，但妩媚可喜。桓玄特别喜爱他父子二人的书法，各装订一册，放在身边时时欣赏。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后人视为书圣正宗，书中圣手。唐初修《晋书》时，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传》撰写传论。传论中说：“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因为太喜爱王羲之，所以唐太宗死时将《兰亭序》真迹原本殉葬于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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