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继东晋与十六国之后的南北对峙局面。南朝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开始，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从公元420年至589年。宋，习惯上叫刘宋。齐，习惯上叫南齐。北朝从北魏建立算起，包括后来由它分裂成的东魏、西魏和继起的北齐，北周，从公元386年至581年。

    南朝以宋的国势最强，从建立到灭亡有六十年。在前兰十多年里，对内兴修水利，鼓励农桑，救济灾民，减轻赋税；对外屡次打退北朝的进攻，实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齐、梁二朝，内乱频繁，国势削弱。到陈朝，疆域比前兰朝缩小，国势更加衰弱。南朝的门阀地主虽然还有很大势力，但是皇帝大都出身寒门，他们任用寒门出身的人掌管机要部门，并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所以门阀地主的势力实际上已在逐渐衰落。南朝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农业生产比三国、东晋有更大的发展。大地主经营田庄生产，除了已经开垦的良田，还把山林川泽占为己有。手工业生产在冶炼、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方面都有发展。两晋以前，中国一向南贫北富，经过南朝一个半世纪的建设。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南方逐渐富裕起来了。南朝文化在哲学、天文、数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较高成就。范缜的《神灭论》和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精确数值，是杰出代表。

    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政策，使鲜卑族全面封建化，促进了北方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分裂成东魏、西魏以后，战争连年，两败俱伤。齐、周并立时期，北周重视政治经济改革，力量逐渐超过北齐，终于灭齐统一北方。北朝文化以地理学、农学，石窟艺术等成就较大，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杰出代表。元嘉之治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刘裕仅仅做了三年的皇帝，永初三年（公元422）三月，刘裕病重，在临终之际，他命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太子刘义符。五月，刘裕去世，17岁的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

    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深得刘裕的喜爱。刘裕在称帝后，即立义符为太子。然而刘义符自幼擅武不喜文，每日只知和群小玩耍，毫无帝王之气。群臣对这位未来的天子十分不满，经常劝说刘裕改立他人。刘义符即位后，照样在后宫习武游戏，放任无度。几个顾命大臣对刘义符的举动非常失望，于是决定废掉刘义符，另立新帝。经过反复斟酌，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等人看中了刘裕的第三子、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经过精心谋划，檀道济、谢晦等人领兵入宫以皇太后的名义废掉了刘义符。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符杀死，以除后患。

    徐羡之等人杀掉刘义符后，命尚书令傅亮前往江陵迎接刘义隆回京，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元嘉，是为宋文帝。

    文帝即位后没有立即亲政，仍由原来的几位顾命大臣执政。文帝自幼聪颖，很有心计，他知道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等人位尊权重，不可擅动，只能等待时机，慢慢图之。所以，在即位之初，文帝给这些人都升了官，以使这些人放松警惕。同时，文帝还重用了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以加强自己的力量。

    元嘉二年（公元425），徐羡之、傅亮等人上表请求文帝亲政，文帝表面上再三推托，最终应允，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文帝亲政后，与王华等人开始谋划除掉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时任荆州刺史的谢晦得知文帝即将出兵讨伐自己，便向四方发出檄文，公然与朝廷对抗起来。文帝在出兵讨伐谢晦前，准备先除掉徐羡之和傅亮。不久，徐羡之闻讯自杀，傅亮也被诛杀。在清除了两块绊脚石后，文帝决定派遣檀道济出兵讨伐谢晦。谢晦亲率3万大军从江陵东下，直逼建康。檀道济率领晋军大败谢晦军队，谢晦被斩首。

    文帝在除掉谢晦、徐羡之、傅亮等人后，开始着手整顿政治，发展经济。他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当时，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同任侍中，荣极一时。黄门侍郎谢弘微也受到重用，与王华四人并称五臣。同时，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派遣使者巡行州郡，考查地方官的政绩。为了使刑狱公平，他常在延贤堂听讼。还下诏求贤，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学校，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文帝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下令地方官督课农桑，鼓励百姓种田养蚕，兴修水利，禁止封涸山泽，减免受灾地区人民的赋税。还开炉铸钱，以便流通。文帝在位期间采取的这些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殖，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出现了小康的繁荣局面。宋文帝元嘉时期（公元424～453），是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此时，北方的北魏政权逐渐强大，对南朝造成极大威胁。文帝早有北伐恢复中原之志，便于元嘉七年（公元430）派精兵5万出兵北伐。到彦之率领大军一路北上，北魏拓跋焘命令碻磝（今山东聊城东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的魏军撤回，使刘宋军队轻易地占领了四镇、并夺取了司州、兖州。南北军队在黄河两岸形成对峙。随后，北魏军队开始大规模反攻，渡过黄河，攻打金墉（今河南洛阳北），占领洛阳。不久，北魏军队又攻克虎牢，包围滑台，刘宋的各路军队相继战败。文帝又派遣檀道济率兵北上，以解滑台之围。檀道济到达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后，大败魏军，直抵历城（今山东济南）。由于魏军堵截，檀道济大军不得向前。此时，北魏军队猛攻滑台，刘宋滑台守将率领士卒顽强抵抗，终因粮草缺乏，滑台失陷。檀道济军队也因为断粮而被迫撤退，北伐宣告失败。

    檀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檀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坏话，劝他尽早除掉檀道济，以免留下后患。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檀道济奉诏回京，被以收买人心、图谋不就之名逮捕，旋遭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檀道济的11个儿子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愤怒地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

    檀道济被枉杀，国人痛心。消息传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诸将弹冠相庆：“檀道济一死、吴人无可畏惧也！”

    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结果连吃了好几个败仗。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宋文帝登上建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一声：“檀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

    在此后的20年间，宋魏之间相安无事。北魏统一北方后，势力更加强大，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率10万大军南下伐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刘宋南顿太守、颍川太守逃走，悬瓠守将奋力抵抗，迫使魏军暂退。宋文帝下令反击，以王玄谟、沈庆之为东路，围攻滑台。以柳元景、薛安都为西路，经卢氏出熊耳山。西路军一路进展顺利，但东路军围攻滑台数月不下，遭到北魏军队攻击，两路大军被迫撤退。魏军乘胜攻陷悬瓠，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后魏军因粮草缺乏，大掠江淮而还。刘宋在这次战争中遭到重创，丧失了大片土地，国力锐减，元嘉之治的局面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在刘宋皇室内部，又出现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先是文帝之弟刘义康，觊觎皇位被杀。随后是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反被刘劭所杀。刘劭又被文帝三子刘骏起兵诛杀。从此，刘宋陷入了黑暗混乱的局面。

    宋室悲剧

    刘骏是文帝的三子，从小得不到父爱，生性孤僻，养成了凶暴残忍的性格。在他即位后，开始排斥异己，大肆屠杀宗室诸王。

    文帝生前，非常喜爱四子刘铄，因而遭到了刘骏的嫉恨。刘骏即位不久，就派人毒死了刘铄。

    杀死刘铄后，刘骏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叔父刘义宣。刘义宣是刘裕六子，宋文帝时任荆州刺史。在刘骏讨伐刘劭的战争中，为刘骏出了不少力。刘义宣从此居功自傲，渐渐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刘骏即位后，开始策划除去刘义宣。不久，刘义宣听从了表哥臧质的建议，起兵反叛。刘骏派柳元景、王玄谟等人率兵讨伐，大败刘义宣军队。刘义宣及其十六子同时被诛杀。

    齐高帝刘义宣反叛后刘骏对诸王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以稳固皇权。他先后诛杀了自己的十弟武昌王刘浑和六弟竟陵王刘诞，再次上演了兄弟相残的惨剧。

    刘骏不仅诛杀宗室，还肆意侮辱朝中大臣。以致在临终之时，众叛亲离。大明八年（公元464），刘骏病死，16岁的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由刘义恭、柳元景等人辅政。

    刘子业和其父相比，更加凶残。即位不久，便开始肆意妄为，诛杀辅政大臣。刘子业先是听信宦官谗言，杀死了辅政大臣戴法兴，使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等人感到恐惧，几个人经过密谋，准备废掉刘子业，拥戴刘义恭为天子。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沈庆之，却没有想到沈庆之与颜师伯正是冤家对头。沈庆之立即将这个计划告知刘子业，刘子业怒火中烧，将刘义恭斩首，又把他的尸体截断，掏出了肠胃，还挖出眼球泡在蜜汁里，号称“鬼目粽”，残忍到了极点。刘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父子兄弟叔侄、颜师伯父子数人也被同时诛杀。

    刘子业不仅诛杀辅政大臣，对自己的兄弟也不放过。当年，刘骏宠幸殷淑仪，所生刘子鸾也深受刘骏的喜爱，以至刘骏产生了废掉刘子业改立刘子鸾为太子的想法。刘子业因此非常憎恨刘子鸾。即位后，刘子业派人逼死了年仅7岁的刘子鸾，还杀死了刘子鸾的弟弟和妹妹，并将殷贵妃的坟墓掘开，抛尸荒郊。

    刘子业在诛杀了辅政大臣和刘子鸾势力后，更加肆无忌惮，每日在宫中荒淫玩乐，不理朝政。他宠信徐爱和沈庆之，气焰熏天。为自己的姐姐山阴公主挑选30名男宠，称为面首，还与自己的姑姑通奸，淫乱后宫，败坏纲常。他肆意侮辱自己的叔叔，将他们拘留在宫中，玩耍虐待。他下令召诸王妃、公主、郡主入宫，让侍从们当众强奸她们。有不服从的，立刻会遭到灭顶之灾。他还让宫女们赤身裸体在华林园里的竹林堂中取乐，有一宫女不从，便被他立即杀死。

    刘子业的倒行逆施，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一天夜晚，刘子业正玩到兴头上，一群宫人手执钢刀剌向了他，刘子业当场毙命。他称帝仅仅一年，就在一片骂声中草草结束了生命。

    刘子业被杀后，文帝第八子，刘子业的叔叔刘彧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宋明帝。刘彧即位后，刘骏三子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并得到了兄弟们的支持，矛头直指刘彧朝廷。刘彧派出三路大军很快平息了叛乱，将刘骏的子嗣诛杀殆尽。柳欣慰等人图谋反叛，准备拥立刘彧的八哥刘祎为帝。事情败露后，刘彧或诛杀了刘祎及柳欣慰全家。此后，刘彧又相继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刘休祐、刘休仁、刘休若等人，几乎将自己的兄弟诛杀殆尽。刘彧得病后，越发残忍猜忌，还十分相信鬼神，忌讳甚多，凡是违背忌讳的人都要身首异处。

    泰豫元年（公元472）四月，刘彧去世，10岁的儿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刘昱即位后，他的叔叔刘休范自江州（今江西九江）起兵谋反。刘昱命萧道成率军战败了刘休范，刘休范被杀，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萧道成在平叛中立下大功，逐渐掌握了朝政。

    平定刘休范叛乱后，刘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继承了其父荒淫无道的行事原则，每天在荒郊游玩，还在市场闲逛，毫无帝王的威仪。只要在路上遇到行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百姓们只要听到皇帝要来，吓得家家避户，民不聊生。刘昱非常残忍，特别喜欢杀人。只要有一天不杀人，他就会很不高兴。他每天让随从随身携带着各种刑具，看谁不顺眼，就会当场把他杀死。更有甚者，他还想毒死太后，在众人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种念头。一次，刘昱看到萧道成袒露着大肚子在睡觉，觉得这个肚子正适合当做靶子射，于是在萧道成的肚子上画上了靶子，就要拉弓射箭。

    萧道成从此对刘昱处处留心，阴谋除掉这个暴君。还没等萧道成动手，刘昱即被身边随从所杀。萧道成见刘昱已死，便想独揽大权。他假意将刘秉、袁粲、褚渊等人召集在一起商议国事，实则是逼他们让权。这些人见萧道成势力浩大，只得让萧道成执掌朝中军政大权。萧道成随即以太后的名义，列数刘昱罪状，并立安成王刘淮为帝，是为宋顺帝。此时的刘宋王朝已名存实亡，落入了萧道成一人手中。

    两年后，萧道成废掉刘准，建立了萧齐王朝，刘宋王朝覆灭。不久，刘准也被杀死。

    刘宋王朝是武帝刘裕艰苦创业打下的一片江山。文帝刘义隆发愤图强，开创了元嘉之治。此后，刘骏、刘子业、刘彧、刘昱诸帝，肆意妄为，残忍凶暴，骨肉相残，终致国破家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短命萧齐

    南朝的第二个朝代是齐，又称南齐，由于是萧氏所建，历史上也称为萧齐。

    萧齐的建立者是萧道成。昇明三年（公元479）四月，刘宋的傀儡皇帝刘准禅位于萧道成，刘宋灭亡，萧齐建立。

    萧道成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前朝留下的弊政，恢复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还特别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要重蹈刘宋宗室骨肉相残的覆辙。萧道成可以说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曾说：“如果让我治理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惜的是，萧道成在位仅仅四年便去世了。

    萧道成去世后，他的长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萧赜即位之初，继承其父遗志，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堪称明主。但他宠信茹法亮、吕文显等谄佞之人，排斥权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萧赜在位期间，曾对户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顿。他设立了专门的检籍官，规定以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的户籍为标准，严格整顿户籍，如有伪冒士族的人将被罚到边远地区戍边，称为“却籍”。但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迫于压力，朝廷被迫停止检籍，宣布却籍无效，萧齐政权由此受到了巨大冲击。

    同时，在萧齐宗室内部也出现了混乱局面。萧赜与四弟萧晃、五弟萧晔都有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兄弟相残的地步。此外，萧赜还与自己的儿子萧子响发生了冲突。萧子响是萧赜的第四个儿子，自幼爱好习武，性情鲁莽，飞扬跋扈。任荆州刺史后，他召集了数十名武士，经常和他们饮酒作乐，切磋武艺。又私制锦袍，打算与少数民族交换武器。萧子响的一些部下认为这些举动有谋反的嫌疑，便向萧赜告发。萧子响听说后，将这些告发的人全部杀死。萧赜大怒、但念在父子之情，便派胡谐之等人到荆州处理相关事宜。萧子响本来想向父亲请罪，并无反叛之心，但在胡谐之等人的再三逼迫下，被迫兴兵，大败朝廷军队。萧赜见自己的儿子竟敢公然反叛，非常愤怒，派萧顺之率军讨伐萧子响。萧顺之在太子萧长懋的授意下，杀死了萧子响。

    萧赜晚年，太子萧长懋先亡，便立萧长懋的长子萧昭业为皇太孙。萧赜死后，萧昭业即位，由叔父萧子良和萧道成的侄儿萧鸾辅佐朝政。萧子良是萧赜次子，酷爱文学，喜结交文士，与当时的文学之士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交往频繁，很有声望。但在萧赜去世之际，萧子良在王融等人的建议下，有代萧昭业即位之意。而萧鸾却在关键时刻，帮了萧昭业一把，让他安安稳稳地做了皇上。所以，萧昭业即位后，便疏远萧子良，重用萧鸾，由此埋下了祸根。令萧鸾失望的是，萧昭业毫不关心军国大事，每日不务正业，玩耍胡闹，还挥金如土，淫乱宫闱。萧鸾多次劝谏，萧昭业充耳不闻，还想除掉萧鸾。萧鸾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废掉萧昭业，另立新帝。经过精心的谋划，萧鸾派萧谌入宫杀死了萧昭业。萧鸾以太后名义封萧昭业为郁林王，又迎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为帝，萧鸾实际掌握了军政大权。

    此后，萧鸾开始排斥异己，大杀萧道成、萧赜子孙，再次上演骨肉相残的一幕。萧昭文名为皇帝，实则傀儡，没有得到萧鸾的许可，连吃条鱼都不行。隆昌元年（公元494）十月，萧鸾以皇太后名义废掉萧昭文，即位称帝，是为齐明帝。萧鸾即位后，杀害了一些有功之臣，并继续诛杀宗室诸王，将萧道成、萧赜、萧长懋的子孙全部诛杀殆尽。萧鸾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王敬则打着拥护南康侯萧子恪的旗号，起兵反叛。但在朝廷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王敬则兵败被杀。萧鸾去世后，太子萧宝卷即位，他荒淫残暴，把萧齐政权一步步推向了坟墓。

    萧宝卷是萧鸾次子，即位时年仅16岁。虽然正值青春年少，但他的残忍暴虐却无人能比。萧宝卷即位后，先后诛杀了被称为“六贵”的辅政大臣和老臣陈显达，越发恣意横行起来。萧宝卷的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宫殿修得奢侈豪华。在后宫，萧宝卷无节制地宠幸潘贵妃，还在芳乐苑与宫人们玩做买卖的游戏。萧宝卷卖肉，潘贵妃卖酒，毫无体统。他每个月都要出游20多次，每一次都要由士兵清道，如有违抗，格杀勿论。一次，萧宝卷看到一个没有及时回避的孕妇，竟叫人剖开她的肚子，看看是男还是女。还看到一个老和尚，便命人将他乱箭射死，残忍至极。他喜欢扛高幡，臂力过人，技艺超群。还喜欢骑马打猎，开辟了近300处围场，挑选了500名“逐马左右”跟随其后，玩耍得不亦乐乎。

    萧齐在萧宝卷统治期间，朝政混乱，人人自危。在这种形势下，平西将军崔慧景率军反叛，攻破建康，包围了台城，但被萧懿的军队战败杀死。不久，萧宝卷毒死了曾为他立功的萧懿及其弟萧融，激怒了萧懿的另一个弟弟萧衍，他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永元二年（公元500）十一月，萧衍在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讨伐萧宝卷，并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包围皇城。萧齐的一些军将倒戈，杀死了残暴的萧宝卷。萧宝卷死后，被追封为东昏侯，真是再合适不过。

    中兴二年（公元502）三月，萧宝融禅位于萧衍，齐朝灭亡。萧齐政权仅仅维持了23年便寿终正寝，是南朝四个朝代中最短命的。

    梁武帝时代

    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有两个朝代同是萧氏所建，一个是萧道成建立的齐，另一个是萧衍建立的梁，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两个朝代称为萧齐和萧梁。翻开萧氏的家谱，原来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是文武全才，被当时的名流所推崇。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开西邸，招揽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士经常来往，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可算得是南朝的一位文人皇帝，虽然后来他以军功起家，夺取了萧齐天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是日久弥坚。称帝后，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彻夜苦读，这样的皇帝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萧衍的诗写得十分精彩，流传到今天的有80多首诗歌。早在萧衍与沈约、谢朓等人交往之时，他的诗赋才华就已被文士们所熟知。称帝后，萧衍又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在萧衍的带动下，群臣也纷纷吟诗联句，从而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由于勤学刻苦，萧衍一生在学术方面的建树颇丰，犹以经学、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在经学方面，萧衍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000余卷，8019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萧衍主持编纂T600卷的《通史》，并为之作序。遗憾的是，这些书到现在已经失传了。

    萧衍在音乐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创作出了许多新的乐曲。还曾研制出四个准音器，称为“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作了十二笛与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乐器的表现力。

    萧衍的棋艺也非常高超。在称帝前，常常和人对弈到深夜。称帝后，兴趣依然不减，许多官员都是他的棋友。棋下到尽兴之时，连谁是君谁是臣都抛到脑后去了。

    此外，他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对当时的名画家张僧繇推崇备至。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的最高峰。

    萧衍以卓越的文才闻名于世，但他最突出的事迹还是对佛教的极度崇尚。

    萧衍自幼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但成人后开始接触并信奉道教，称帝后也没有放弃道教信仰。萧衍与当时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关系密切，每当他遇到军国大事需要裁断，经常派人到山中去找陶弘景请教，从而使陶弘景有了“山中宰相”的称号。但是，晚年的萧衍又开始舍道归佛，崇尚佛教到了极致。

    为了履行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萧衍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亲身受佛戒，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为了贯彻他的素食主张，萧衍撰写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并将吃荤的僧徒依法治罪。同时，萧衍自己也身体力行，坚决素食。更有甚者，萧衍曾丢弃皇帝的身份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甘愿为寺奴，每次都是群臣花费亿万钱财才把他赎回来。

    萧衍曾花费巨资广造寺院，著名的佛寺有同泰寺、光宅寺、智度寺等，还在寺中建铸佛像，如光宅寺的无量寿佛和弥勒铜佛像，还有同泰寺的十方银像等，并给予寺庙大量的土地和资财。

    萧衍在佛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他经常到寺院为僧众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中大通元年（公元529）九月，萧衍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竟有僧俗共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萧衍在《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心得。主要的佛教著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三慧经讲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大品注解》、《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还撰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宝亮法师制涅义疏序》、《述三教诗》等佛学文章。

    在佛教理论方面，萧衍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相结合，提出了真神佛性论，主张“神明成佛”，即认为人的精神和灵魂是成佛的原因。萧衍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由此可见，三教不仅是可以会通的，而且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萧衍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萧衍还大力支持佛经的翻译事业，曾优待外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真谛等人进行译经工作。同时，萧衍还与一些知名的国内僧人关系密切，对他们十分器重。还曾组织僧人编纂佛教著作，极大推动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萧衍的大力推动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造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胜景。

    萧衍做了48年的皇帝，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他的帝王生涯中，前期勤于治国，锐意革新，废除了宋齐的典签制度，增大了诸王权力。调和寒人与士族的关系，命徐勉修订《百家谱》以甄别士族。既以寒人掌机要，又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选拔人才。这些措施曾一度推动了南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他晚年一心佞佛，荒疏政事，造成国家财政严重匮乏，百姓负担沉重。又引狼入室，招致侯景之乱，自己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也使南朝的经济文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侯景乱梁

    梁武帝萧衍晚年，由于一心佞佛，固执昏庸，导致国家财政匮乏，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终于酿成了一场加速梁朝衰亡的变乱，这就是侯景之乱。

    侯景原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的一名戍兵，由于立下战功而不断得到升迁。侯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曾先依附尔朱荣，在东魏高欢灭掉尔朱荣后，他又归顺了高欢。侯景为人圆滑、又有一些韬略，所以深得高欢的赏识，历任东魏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领兵10万，控制着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权力很大。

    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高欢去世，其子高澄执政。侯景平时非常看不起高澄，曾经对司马子如说：“高欢在时，我不敢有异心。高欢死后，我不能与高澄这鲜卑小儿共事。”司马子如急忙捂住了侯景的嘴，侯景毫无惧色，神态自若。高欢在临终之际，曾对高澄说：“我知道你为我的病而担心，但是我看你还有别的忧愁啊？”高澄一时说不出话来。高欢似有所悟地问：“你是不是在担心侯景会反叛啊？”高澄连连点头称是。高欢接着说：“侯景专制河南已有14年了，狡猾多计谋，反复无常，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在时可以驾驭他，我死后，恐怕你就难以控制他了！”所以，为了防止侯景反叛，高澄以高欢的名义给侯景写了一封信，想借机召他回京，削夺他的兵权。侯景先前曾与高欢约定，如果是高欢写给他的信，信的背面会有小黑点作为记号，侯景看到有记号的信后就会应召回京。但是，高澄却不知道这个记号的约定，所以这次侯景收到的信，背面无点。侯景一看便知是高澄替高欢写的信，他又听说高欢病危，担心生变，便率兵以13州的土地投降了西魏。西魏对侯景的投降持谨慎态度，在派军接收侯景所领州县的同时，也下旨召侯景入京。侯景见西魏对自己不十分信任，便又开始寻求新的依托。这次，他向南方的梁武帝萧衍呈上了降书。

    萧衍接到侯景的降书后，立即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此事。尚书仆射谢举等人均表示反对，而萧衍不顾群臣意见，竟以一梦为由，接受了侯景的请降。正所谓引狼入室，祸及己身。萧衍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赋予他极大的军事权力。随后，萧衍派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兵3万接应侯景，还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兵5万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以牵制东魏。萧渊明毫无作战经验，被慕容绍宗率领的东魏军战败，自己也做了俘虏。东魏军大败梁军后，继续乘胜进攻侯景。侯景率兵4万，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经过几个月的交战，侯景只剩下800多人，被迫南逃。萧衍再次收留了侯景，任他为南豫州刺史，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驻扎。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萧纲陵前的石雕此后，东魏施离间计，表面上多次给萧衍写信，请求与梁议和，实际上是想挑拨侯景反梁。萧衍听从了群臣意见，准备与东魏和好。侯景得知后，极力反对，多次写信给萧衍，强烈表示要出兵攻击东魏，但遭到了萧衍的拒绝。侯景非常生气，由此对萧衍产生了怨恨之心。侯景还曾上书萧衍，请求娶王、谢高门女子为妻，但遭到了萧衍的劝阻。这些事使侯景恼羞成怒，于是决定起兵反叛。恰好萧衍有一个侄儿叫萧正德，一心想着做皇帝。侯景便找到了萧正德，表示愿意拥护他为帝。萧正德欣喜若狂，答应与侯景一同叛乱，自己愿作内应。

    太清二年（公元548）八月，侯景的叛乱开始了。

    对于侯景的叛乱，萧衍毫无惧色，认为侯景不会轻易渡过长江天堑而直抵京师建康。而且，萧衍也完全没有想到侯景会和萧正德勾结在一起，反而命萧正德保卫京师，防备侯景。十月，侯景大军到达长江北岸，萧正德派来数十艘大船接应侯景大军过江，直逼建康。随后，萧正德又派人打开了建康城门，侯景大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建康城，很快包围了当时梁朝的宫城——台城。萧衍得知侯景包围台城的消息后，无计可施，只得坐以待毙。保卫台城的任务落在了太子萧纲的身上，台城守军奋勇抵抗叛军。为了攻下坚固的台城，侯景想出了各种方法，火烧、水淹，无所不用其极。侯景过江时，所带兵马不过8000，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十余万，甲士2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的也有30余万。但由于援军缺乏统一指挥，而且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也拥兵不前，只想伺机夺取皇位。至太清三年（公元549）三月，侯景叛军攻陷了台城。城破之时，城中仅剩二三千人，遍地尸骸，血流成河。与此同时，侯景还向三吴地区发起了攻击，使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后，侯景杀死萧正德，将萧衍软禁起来。五月，86岁的萧衍在忧愤与饥饿中含恨而死。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在侯景的淫威下，萧纲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侯景自称相国、汉王、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把持朝政。随后，侯景杀死了萧纲，又立豫章王萧栋为帝。不久，侯景又废掉了萧栋，自己称帝，国号汉。承圣元年（公元552），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军攻下建康。侯景战败出逃，被部下杀死，侯景之乱至此结束。

    侯景之乱平息后，梁朝的宗室诸王又开始割据一方，争权夺势。梁武帝七子萧绎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萧绎灭掉了称帝于蜀的武帝八子萧纪，西魏乘机攻占了益州。承圣三年（公元554），萧统三子萧詧（chá）勾结西魏军队，攻占江陵，萧绎被杀。绍泰元年（公元555），萧詧被西魏立为傀儡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后被隋朝所灭。

    此时，梁将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王僧辩又拥立萧衍侄儿萧渊明为帝，引起陈霸先的不满。于是，陈霸先发兵杀死了王僧辩，废掉萧渊明，立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此时的萧梁已然行将就木。

    太平二年（公元557），陈霸先进封陈王，不久受禅称帝，建立了陈朝，梁朝灭亡。

    陈朝兴亡

    侯景之乱将刚刚发展起来的萧梁政权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叛乱平息后，萧梁宗室又相互展开割据斗争，西魏趁机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土地。就在萧梁奄奄一息之时，陈霸先从幕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最终取代梁敬帝自立，建立了陈朝。

    陈霸先，字兴国，祖辈原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东）人，西晋永嘉之乱时，陈家南迁至吴兴长城（今浙江湖州），从此便在南方定居下来。陈霸先起家于乡中小吏，当时的吴兴太守萧映十分赏识他，便把陈霸先带在自己身边。后萧映改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依然跟在萧映身边，任中直兵参军。由于战功，陈霸先升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都督七郡诸军事，势力开始增长。侯景之乱发生后，陈霸先率兵赴建康，协助王僧辩平定了叛乱。

    陈宣帝梁武帝七子萧绎为了褒奖陈霸先之功，封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后，又以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守军事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此时的陈霸先已然手握重兵，实力雄厚。当他看到梁室衰微、混乱不堪的局面后，便萌生了政治野心。承圣三年（公元554）十二月，西魏军队在萧詧的帮助下，攻陷江陵，梁元帝萧绎被杀。在这种情况下，陈霸先认为掌握军政权力的时机已到，在与王僧辩等群臣商议后，决定立梁元帝之子13岁的萧方智为帝，以便控制萧梁政权。

    此时，北齐已占领了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又准备乘江陵陷落之机，进军江南。同时，北齐急需扶植一个傀儡皇帝，以便操纵萧梁政权，他们看中了俘获的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为了达到目的，北齐派人联络王僧辩，和他约定如果拥立萧渊明为帝，北齐便不再进攻江南。王僧辩经过一番利弊得失的衡量后，决定答应北齐的条件，立萧渊明为帝，从而引起了陈霸先的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陈霸先率先行动，从京口率兵偷袭石头（今江苏南京西），杀死了王僧辩。陈霸先随即废掉萧渊明，重新拥立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此后、陈霸先又将王僧辩的残余势力和北齐的军队击退。

    此时的陈霸先已经完全掌握了萧梁的军政大权，皇帝萧方智形同傀儡，萧梁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太平二年（公元557）十月，萧方智被迫禅位于陈霸先，梁朝灭亡。陈霸先随即称帝，是为武帝。由于他曾被封为陈王，所以将国号定为陈，南朝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建立了。

    陈朝建立之初，萧梁的残余势力以及各地的豪强武装不断起兵反抗。

    梁元帝时的湘州刺史王綝，盘踞湘、郢二州，带领各萧梁残余势力联合抗陈，对新生的陈政权威胁最大。王綝势力还不断发展，不仅占据了武昌，还夺取了江州，进军濡须口（今安徽和县西南裕溪口）。王綝还与北齐相勾结，拥立了梁元帝的孙子萧庄为帝。北齐在王綝的协助下，准备进攻建康。

    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割据地方的豪强武装，主要有豫章熊昙朗、临川周迪、东阳留异以及晋安陈宝应等。

    面对这些反抗势力，陈武帝陈霸先的策略是集中全力应对王綝和北齐的进攻，对于地方豪强则暂时采取安抚的政策。

    遗憾的是，在肃清这些反叛势力之前，陈霸先便去世了，在位仅两年。陈霸先把这个艰巨的任务留给了自己的侄儿陈蒨（qiàn）。

    永定三年（公元559）六月，陈蒨即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即位后，采取有力措施，不仅击败了王綝与北齐的联军，还击退了趁乱占领湘州的北周军队。割据地方的熊昙朗、留异、周迪、陈宝应等势力也被文帝陆续剿灭。南方的其他地方势力相继归附，新安程灵洗、扶风鲁悉达、巴山黄法、长沙欧阳頠、高凉冼夫人都成为陈朝在南方立足的主要支持力量。此时陈的疆域虽然是南朝中最小的，但一度四分五裂的江南基本上重新获得了统一。

    陈政权基本稳定后，陈文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推行土断，整顿户口，使江南的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起色。

    陈文帝在位七年去世，长子陈伯宗即位。三年后，太建元年（公元569），文帝的弟弟陈顼废掉伯宗自立，是为陈宣帝。

    宣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文帝时采取的各项政策，江南经济继续恢复。同时，北周遣使来陈，约定共同讨伐北齐，平分天下。太建五年（公元573），宣帝以吴明彻为征讨大都督，率10万大军北伐北齐，在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大败北齐军队，收复了淮南失地。随后，宣帝并没有乘胜前进，以致贻误了消灭北齐政权的战机，反被北周抓住时机，一举消灭了北齐，统一了中原。北周平齐后，陈朝又与北周发生了战争。太建十年（公元578），吴明彻率陈军与北周军队在吕梁展开大战，结果陈军大败，吴明彻被俘，江北、淮南之地又被北周攻占。只是由于北周内部出现变故，继而外戚杨坚建隋代周，暂时无暇南顾，从而使得陈朝又延续了10年的时间。

    太建十四年（公元582），陈宣帝去世，其子陈叔宝即位，是为陈后主。陈叔宝终日沉迷酒色，荒疏朝政，使本来就奄奄一息的陈政权更加腐朽黑暗。与此同时，刚刚建立隋朝的文帝杨坚正在积极进行伐陈的各项准备。隋开皇七年（公元587），隋出兵灭掉了割据江陵的后梁政权，随即向陈政权发起了全面进攻。开皇八年（公元588），杨坚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率贺若弼、韩擒虎等90个行军总管，共50余万大军，兵分八路伐陈。此时的陈叔宝还沉浸在享乐之中，听说隋大军来伐，并不慌张，依然与歌伎饮酒赋诗。陈叔宝一边喝着酒、一边说道：“此处有王气，齐兵三次南下进攻，周兵也曾两次进攻，都没有击败我们。隋军这次前来肯定也会失败的。”左右的群臣也随声附和道：“我们就不相信隋军能够渡过长江天堑。”说罢，君臣开怀大笑起来，全然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

    开皇九年（公元589）正月，隋将贺若弼攻陷京口，韩擒虎攻克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俘获陈叔宝，陈朝立国33年灭亡，南朝时代也随之结束，中国再次归于统一。

    从420年刘裕代晋建宋至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16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士族与寒门之间的关系得到调和，寒门不仅执掌机要，士族也参与到政权的建设中来。同时，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经济发展迅速，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提供了条件。

    拓跋建魏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由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组成。北魏末年分裂为东、西魏，此后，北齐灭东魏，北周灭西魏，北周又灭北齐，最后由隋代周，北朝结束。

    北魏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经过东汉、三国时期的发展，至十六国时，鲜卑的慕容氏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和西燕，陇西乞伏氏建立了西秦，河西秃发氏建立了南凉，鲜卑族逐渐强大起来。拓跋氏也属于鲜卑的一个族属，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拓跋鲜卑原来应该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山麓。

    拓跋鲜卑的历史应该从拓跋毛说起。根据传说，拓跋毛是拓跋鲜卑的远祖，当时他“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曾经担任过部落联盟的酋长。东汉初年，拓跋部在拓跋推寅的率领下，由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迁徙到了大泽（今呼伦池）。拓跋部从此在大泽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几十年。到了拓跋邻统领部落之时，他把拓跋部分成了8个小部落，并命令这8个部落继续向南迁移。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拓跋邻之子拓跋诘汾听从父亲之言，率领部落向西南继续迁移，一路上“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最终来到了匈奴故地阴山一带。

    此后，拓跋部分成了两支。

    一支由拓跋诘汾的长子秃发匹孤率领，迁居到河西一带，该支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匹孤的曾孙秃发树机能，曾在晋武帝时起兵反晋。十六国中的南凉政权，也是该支的后人秃发乌孤所建。

    另一支由拓跋诘汾的次子拓跋力微率领，游牧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带，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纥豆陵氏之下。此后，拓跋力微兼并了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相继前来归附，声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势力逐渐增强。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拓跋力微率部迁居到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

    拓跋力微死后，各部落纷纷脱离联盟，拓跋部发生了分裂。西晋末年，力微少子禄官又再次统领诸部，模仿匈奴旧制，将国人分为中、东、西三部。拓跋禄官自任大酋长，居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之北，濡源（今河北沽源东南）之西，为东部；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匜，居代郡参和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北，为中部；猗匜的弟弟猗卢居定襄盛乐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为西部。在猗匜、禄官相继去世后，猗卢统领三部，拥有控弦骑士40余万，称强塞上。刘渊、石勒崛起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希望依靠拓跋部的力量与刘、石抗衡，便上表朝廷封猗卢为代公，不久，猗卢又进封为代王。由此，拓跋部开始与汉族密切接触。西晋还将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等五县之地送给猗卢，让他镇守一方。在此期间，猗卢模仿汉人，设官分职，不仅建立了军队，还编制了简单的法律，拓跋政权已经具有了国家的雏形。此后，许多西晋士人也相继归附猗卢，拓跋部的势力更加强大了。

    拓跋部至拓跋郁律时期，继续向草原发展势力，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此后，郁律子翳槐继续统领拓跋部，翳槐又传至其弟什翼犍。什翼犍曾在后赵做了十年的质子，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建国元年（公元338），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即代王位，建立了代政权。什翼犍仿照汉族制度设官分职，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并制定了法律，下令发展农业生产。此时，拓跋鲜卑政权正式具有了国家的规模。建国四年（公元341），什翼犍又在盛乐故城南面修筑新城，作为代国的国都。定居下来之后，什翼犍又下令种植穄（jì）田，着手发展农业生产。在什翼犍的治理下，代国持续发展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此时，氐人苻氏的前秦政权强大起来，建国三十九年（公元376），前秦主苻坚出兵20万对代发起了强大攻势，什翼犍大败，逃往阴山以北地区，拓跋部落也被冲散到各地。不久，拓跋部又遭到了高车的骚扰，什翼犍被迫退回到漠南。在云中，什翼犍被其子寔（shí）君所杀，代国由此灭亡。

    代国灭亡后，拓跋余众由铁弗部首领刘卫辰和刘库仁分别统领。淝水战后，前秦衰弱下去，拓跋部由此重获生机。此时，一位复兴拓跋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拓跋珪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河）召开了一次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拓跋珪又将国号改为魏。为了与前朝的魏政权相区别，历史上把拓跋珪建立的魏政权称为北魏。

    此后，拓跋珪在后燕主慕容垂的帮助下，又先后扫灭了独孤、贺兰二部。由此，拓跋魏成为了当时塞外的唯一强大政权。

    拓跋魏的强大，对后燕造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慕容垂决定和拓跋珪断交，挑起战争。登国十年（公元395），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兵8万进攻拓跋魏。拓跋珪闻讯后，立即率部落迁徙到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宝的军队追击困难，只得撤兵。拓跋珪抓住有利时机，亲率2万余精锐骑兵，追击正在撤退的慕容宝军。在参合陂大败慕容宝军，俘获燕军四五万人，慕容宝在乱军中逃走。拓跋珪随即下令将俘获的后燕军士全部坑杀。

    转年，慕容垂亲率大军直扑云中，再次向拓跋珪发起猛攻。拓跋珪见敌军来势凶猛，便退守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北），避其锋芒。不久，慕容垂便顺利地攻占了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又继续撤退至阴山。就在慕容垂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时，慕容垂却得了重病。在这种情况下，后燕军队只得班师。慕容垂在班师途中病死，拓跋珪立即整顿兵马，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一路连战连捷，攻占了晋阳、真定、信都、中山、邺城，山西、河北之地尽归魏有。天兴元年（公元398），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是为道武帝。

    道武帝去世后，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相继统治北魏，推动北魏继续发展。

    北魏建立之初，为了缓和与汉族人的矛盾，拓跋珪积极学习汉族的风俗制度，采取各种改革措施，用胡汉结合的方法治理国家，加速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拓跋珪打破了过去以血缘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氏族部落组织，代之以通过划分地域而进行统治的方法。

    北魏前期中枢行政制度有内行官和外朝宫两个系统，行政治理的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在军事建设方面，设置了由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8个军府。此外，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

    当时，黄河流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拥有甲兵，割据自守。北魏建立后，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宗主却无法根除。为此，北魏初期实行了“宗主督护制”，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维持地方秩序。

    在赋税制度方面，实行了“九品混通”。北魏初期规定，民户应交纳的赋税是，正税为每户平均纳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此外，另有附加税，每户平均纳帛一匹二丈，以供调外之费。规定在征收赋税时，由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地区。“九品混通”制度的流弊极多。

    此外，北魏在建国之初最突出的治国方略就是重用汉族士人，仿照汉族制度，进行政权和制度建设。这些汉族士人进入北魏王朝后，积极地投入到政权的建设之中，以其优越的才干，在北魏王朝的政治运作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崔宏、崔浩父子的贡献最大。北魏建国初期，“大魏”国号以及官爵、朝仪、音乐、律令等各项制度的制定，崔宏功不可没。明元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拜崔宏为天部大人，当时这种殊荣对于汉人是非常难得的。他死后，还被追赠为司空。崔浩历事道武、明元、太武三帝，明元帝时，崔浩经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与明元帝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被明元帝评价为“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自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没有一件不是由崔浩主持制定或亲自参与的。后崔浩官至司徒，位及三公，忠心辅佐皇太子拓跋晃，深得太武帝的赏识。崔浩还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辅佐太武帝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数次大规模出击柔然，解除了北方最大的威胁。又一举消灭了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大夏、汉人冯氏建立的北燕以及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于太延五年（公元439）统一了黄河流域。此后，北魏开始与南朝的刘宋相对峙，南北朝时代由此发端。

    太和改制

    在北魏历史上，一个太后和一个孙儿皇帝曾经前后相继地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汉化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北魏汉化的步伐和发展速度比以前更快，北魏政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个人就是冯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在文成帝拓跋溶即位后，进入了中期的统治阶段。当时，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朗因罪被杀，他的女儿冯氏被没入宫为奴婢，这个冯氏就是后来的冯太后。冯氏14岁时被文成帝选召入宫为贵人。按照北魏立子杀母的惯例，文成帝在把自己的儿子拓跋弘立为皇太子后，便把拓跋弘的生母李氏杀掉，立冯氏为皇后。和平六年（公元465），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但朝政由车骑大将军乙浑把持。乙浑专擅威权，独断专行，图谋叛逆。天安元年（公元466），在冯太后的主持下，乙浑被处死，北魏社稷再次安定下来。由于拓跋弘尚幼年，冯太后遂宣布临朝听政。那一年，她只有24岁。

    冯太后有一个可爱的孙子叫拓跋宏，是献文帝李夫人所生。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后，李夫人被杀，冯太后便承担起了抚养拓跋宏的重任。冯太后虽然曾归政于献文帝，但由于她的权力欲很强，也时常干预朝政。加之冯太后年轻寡居，不甘寂寞，闹出了一些宫中绯闻。所以，献文帝与冯太后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在冯太后的掣肘下，18岁的献文帝不得不于皇兴五年（公元471）八月禅位于4岁的拓跋宏，他就是孝文帝。不久，冯太后又派人杀死了拓跋弘，扫除了这个政治障碍。

    年幼的拓跋宏即位后，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直到太和十四年（公元490）病死，冯太后临朝达20年之久。

    冯太后临朝期间，最突出的事迹是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太和九年（公元485），冯太后采纳李安世的建议，颁布了均田令，开始实行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对官田实行按农户人口“计口授田”的制度。此后，北齐、北周、隋、唐都沿袭均田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均田制的实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规定不准买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可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口增殖，又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

    为了使均田制得以顺利推行，太和十年（公元486），冯太后又采纳了给事中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称为三长。三长必须由乡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赋税，调发徭役，维持社会治安。新的租调制是实行定额租税制，规定一夫一妇的家庭要缴纳户调，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按照一夫一妇的标准缴纳租调。

    随着三长制和新租调法的实行，北魏初年的宗主督护制和九品混通制被逐渐废除，建立起了新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加强了对户籍的控制。

    同时，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还进行了一些汉化改革。太和七年（公元483），下令禁止拓跋氏同姓为婚，还制定了皇族、官员的礼服样式。此外，还对吏治进行了整顿。规定守宰的任期由政绩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准官吏自筹，并制定了严惩贪污的办法。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冯太后病逝，23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孝文帝将各项改革措施继续推行并深入下去。

    孝文帝首先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随即实施了全面废除鲜卑旧俗的汉化改革。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部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要葬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将拓跋姓改为元姓，所以孝文帝在改革后，就改名为元宏，北魏从此又被称为元魏。采用魏晋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定姓族，根据姓族等级的高低授以不同的官位和特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并为他的几个弟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颁布《职员令》，整顿北魏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

    经过冯太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北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北魏政权完全实现了汉化，北方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六镇战火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孝文帝元宏去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宣武帝即位时，才十几岁，朝政由外戚高肇把持，北魏政治趋于混乱。延昌四年（公元515），宣武帝去世，其子7岁的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元诩年幼，所以由其母胡太后临朝。正光元年（公元520），胡太后的妹夫元叉与宦官刘腾密谋，将胡太后幽禁在北宫，元叉、刘腾开始执掌朝政，北魏的统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同时，北魏的王室贵族在生活上穷奢极欲，腐化堕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更是横征暴敛，百姓的赋税、徭役、兵役负担日趋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此时，北魏已开始陷入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各阶层人民由于不堪重负，被迫揭竿而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开始了。

    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首都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了保卫首都不受北方的柔然、高车、山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北魏政府在平城北部自东向西设置了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等六个军事据点，称为六镇。六镇均设有镇都大将，负责统兵镇守，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也大多为拓跋族的氏族成员以及中原的强宗子弟，地位较高。随着北魏疆域的不断扩大，北魏政府开始强迫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豪强、酋帅迁徙到边镇。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被称为“府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政治重心南移，六镇失去了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镇民的地位也随之日益下降。当时。进入中原的各族贵族汉化进程迅速、而六镇却依然保持着鲜卑族特色。六镇民被中原贵族视为“北人”、备受歧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矛盾日趋尖锐。

    北魏·元纂墓志正光四年（公元523），在柔然的不断侵袭威胁下，怀荒镇民请求镇将武卫将军于景打开公仓，发放粮食，以抵御外敌。不料于景不允，镇民在盛怒之下杀死了于景，从而点燃了六镇起义的战火。

    正光五年（公元524）三月，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也聚众起义，杀死了沃野镇下属的一个戍主，攻占了沃野镇，建元真王。随后，破六韩拔陵率众南下，又派遣别帅鲜卑人卫可孤率军围攻武川、怀朔两镇。怀朔镇将杨钧以贺拔度拔为统军，率其三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领兵抵御起义军。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北魏任命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率军镇压破六韩拔陵。四月，高平（今宁夏固原）镇民赫连恩等起义，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下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但不久被北魏卢祖迁击破，胡琛北逃。与此同时，卫可孤攻陷了武川、怀朔两镇，贺拔度拔、贺拔胜父子被起义军俘获。五月，破六韩拔陵大败临淮王元彧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又在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击败北魏安北将军李叔仁。首战失败后，北魏又以尚书令李崇代替元或为北讨大都督，以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元渊受其节度，进攻起义军。七月，破六韩拔陵在白道又大败崔暹，魏军损失惨重，李崇被迫退守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与之相持。八月，东西两部高车相继背叛北魏，依附破六韩拔陵，起义军队伍更加壮大。至此，六镇皆反，均被起义军所占领。

    北魏见义军声势浩大，不得不寻求外援，请柔然协助镇压各地起义军。孝昌元年（公元525）初，柔然主阿那瓌（guī）应北魏之邀，率10万大军，自武川西向沃野，助魏镇压六镇起义。六月，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元渊军队，交战不利，被迫撤退。为了进一步削弱起义军力量，元渊派于谨说服了曾经依附破六韩拔陵的西部高车酋长乜列河等，率3万余户背叛破六韩拔陵，依附北魏。破六韩拔陵领兵截击，在元渊和柔然阿那瓌军队的夹击下，起义军大败，义军20万人都被元渊所截获。北魏政府派遣黄门侍郎杨昱将这些六镇降户分别迁徙到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可能被柔然所杀。至此，六镇起义宣告失败。

    六镇起义失败后，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河北起义。

    孝昌元年（公元525）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到河北就食的“六镇降户”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义，攻陷州县，包围燕州（州治在今河北涿鹿）。此后，杜洛周又攻下了幽州、定州和瀛州。

    不久，怀朔镇兵鲜于修礼等又率“六镇降户”在定州的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但鲜于修礼不久被别帅元宏业所杀，修礼部将葛荣又将元宏业杀死，继续领导起义军。在葛荣的领导下，起义军大败北魏军队，葛荣遂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改元广安。随后，葛荣杀死了杜洛周，占有了他的部众。又连续攻下殷州（州治在今河北隆尧东）、冀州、定州、瀛州和沧州，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至数十万，兵力强盛，直逼北魏京师洛阳。

    武泰元年（公元528）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治所邺在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魏尔朱荣率精骑7000出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大败葛荣军队。葛荣兵败被俘，押至洛阳处死。河北起义宣告失败。

    此后，葛荣余部韩楼、郝长又在蓟城继续率领义军起义，最终也被尔朱荣的军队镇压下去。

    早在六镇起义之初（公元524），关陇地区的氐、羌、胡各族人民也举兵响应，一度声势浩大，攻占州县，但于普泰元年（公元531）失败。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北魏王朝，加速了它的灭亡。同时，由于各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魏分东西

    北魏末年，声势浩大的六镇、关陇、河北起义，强烈震撼着腐朽的北魏王朝。在起义中，一些边镇的地方势力纷纷崛起，乘机扩充势力，割据一方。其中，尔朱荣的势力最为强大。

    尔朱荣是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保德）的契胡族酋长，拥有部落8000余家，牛羊驼马更是不可胜数。北魏末年，尔朱荣乘各族人民起义之机，分散家财，召集军队，并与各地方豪强相勾结，势力迅速发展，兵力日盛。随着实力的增长，尔朱荣已不满足于割据一方，在其党羽并州刺史元天穆和帐下都督贺拔岳的建议下，以镇压河北起义为借口，率军一步步向洛阳逼进。

    东魏·陶卧骆驼此时的北魏朝廷，孝明帝元诩已逐渐长大，而胡太后依然临朝专权。还有郑俨、徐纥等一班佞臣，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与胡太后淫乱宫闱。孝明帝敢怒而不敢言，与胡太后一党产生了矛盾。孝明帝听说尔朱荣欲举兵入洛，便想借尔朱荣之手除掉奸臣，威胁太后。于是，在孝明帝的密诏下，武泰元年（公元528）二月，尔朱荣率兵向洛阳开进。

    就在这一月，北魏朝廷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郑俨、徐纥等人与胡太后暗中勾结，毒杀了孝明帝元诩。胡太后立刚出生的皇女为帝，几天后，又改立3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在进军途中，听说皇帝被杀，便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借口，从并州领兵南下，直指洛阳。尔朱荣又与元天穆商议，准备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胡太后闻讯，十分害怕，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应对之策，她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军拒敌。又命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武卫将军费穆驻守小平津（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防御尔朱荣军队。

    四月，尔朱荣进军至河内（今河南沁阳），暗中派人从洛阳将长乐王元子攸接到军中。尔朱荣在渡过黄河后，正式拥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元子攸封尔朱荣为太原王，任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掌管军政大权。郑季明、郑先护听说元子攸被立为皇帝后，立刻倒戈，大开城门，迎接皇帝入城。北魏诸将相继投降尔朱荣，李神轨也率众叛逃。郑俨、徐纥见大势已去，也趁乱逃离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城中，群臣人心动荡，胡太后和小皇帝元钊的朝廷，已然势单力孤。在尔朱荣的强大势力面前，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无奈之下率领百官到河桥迎接新皇帝元子攸入洛阳城。为了斩草除根，尔朱荣开始大开杀戒。他首先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投进黄河溺死。又以祭天为名，诱骗王公百官至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害，完全是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造成的，于是派兵将王公百官2000余人全部杀害。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史称“河阴之变”。

    在血腥的大屠杀后，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任用心腹，专权跋扈。永安三年（公元530）九月，孝庄帝与群臣密谋，趁尔朱荣入朝之机，将尔朱荣及其党羽杀死。尔朱荣虽死，尔朱氏的势力并没有彻底根除。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尔朱世隆等逃回了晋阳（今太原市西南），拥立了北魏宗室长广王元晔为帝，并从汾州（今山西汾阳）率兵攻陷了洛阳，杀死了孝庄帝。普泰元年（公元531）二月，尔朱兆又废掉元晔，另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北魏政局再次由尔朱氏掌控。

    此时，地方上的两股武装势力正在悄然崛起，北魏的命运将在他们手中被改变。这两个人，一个叫高欢，一个叫宇文泰。

    高欢，小字贺六浑，是渤海蓨（tiáo）县（今河北景县东）人。高欢从小生活在怀朔镇，生活习俗逐渐鲜卑化。六镇起义爆发后，高欢先投杜洛周，后投葛荣。葛荣被尔朱荣灭掉后，高欢又转而归附尔朱荣。尔朱荣十分器重高欢，遇到军事行动，经常让高欢参与谋划。尔朱荣被孝庄帝杀死后，高欢联合河北反尔朱氏的大族，控制了冀州。普泰元年（公元531）六月，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是为后废帝。永熙元年（公元532），高欢大败尔朱氏军队，夺取了邺城。四月，高欢率军进入洛阳，将尔朱氏所立的节闵帝元恭和先前所立的元朗杀死，另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自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永熙二年（公元533）七月，高欢又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平定并州，尔朱兆自杀。至此，高欢控制了日趋衰落的北魏朝廷。

    宇文泰，字黑獭，是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属于匈奴南单于远属。曾经跟随其父宇文肱参加鲜于修礼的起义军，后投葛荣。葛荣失败后，又投靠尔朱荣的部下贺拔岳。贺拔岳十分赏识宇文泰，在宇文泰的协助下，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占据了关陇地区，势力逐渐发展。

    孝武帝不满高欢专权，便暗中与贺拔岳联系，打算依靠贺拔岳在关陇的势力牵制高欢。

    永熙三年（公元534）正月，高欢唆使侯莫陈悦将贺拔岳杀死，宇文泰被贺拔岳的部下推举为统帅，将侯莫陈悦击败。宇文泰又上表孝武帝，相约共扶王室。于是，孝武帝下诏以宇文泰为大都督、雍州刺史兼尚书令。不久，宇文泰又平定了秦、陇，孝武帝封他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地位仅次于高欢。

    在高欢的威胁下，永熙三年（公元534）七月，孝武帝被迫从洛阳出逃，至长安依附宇文泰。十月，高欢另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

    孝武帝逃到长安后，受制于宇文泰。永熙三年（公元534）十二月，宇文泰毒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

    至此，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孝静帝元善见和文帝元宝炬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控制。从此，一东一西两个政权又开始了对峙斗争。

    东西对峙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朝的历史进入了后期。

    东魏、西魏对峙之初，高欢掌权的东魏与宇文泰掌权的西魏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高欢兵分三路，向西魏发起了进攻。高欢亲率主力驻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命军士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过黄河。同时，派遣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高昂自上洛（今山西商县）包抄蓝田（今陕西蓝田）。面对高欢的三路大军，宇文泰采纳了宇文深的建议，以弱小兵，从长安潜出潼关左边的小关（今陕西古潼关南侧），出其不意地击败窦泰军，俘获万余人，窦泰自杀。高欢和高昂闻讯，不得不立即撤军，宇文泰在这次小关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八月，东西双方又发生了沙苑之战。当时，宇文泰率兵万余出潼关，攻下恒农（今河南三门峡）。高欢闻讯，率兵西征，派遣高昂率兵3万围攻恒农，企图一举攻下长安。此时，宇文泰已引兵入关。高欢亲率10万大军自蒲津渡过黄河、洛水，在许莲瓣纹灯原（在洛水之南）屯驻。宇文泰率轻骑渡过渭水，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大败高欢军队，高欢乘乱逃走。沙苑一役，东魏8万余人被俘，损失惨重。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陇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此后，东、西魏之间还进行了几次战争。沙苑之战后，宇文泰乘胜进军，又攻下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东魏大将侯景进攻金墉城，宇文泰急忙率军救援。河桥一战，宇文泰险些被俘，幸亏西魏大军赶到，才将东魏军击败。同时，高欢在河桥之战后，收复了洛阳。但不久，洛阳又被西魏所得。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东、西魏又在邙山交战，东魏大胜。武定四年（公元546），高欢亲率10万大军进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多天，西魏守军顽强抵抗，东魏军士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撤军而去。高欢在这次战役中，疲病交加，返回晋阳后不久，便病死了。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以大将军、渤海王的名义，继续执掌东魏政权。武定七年（公元549），东魏派遣高岳、慕容绍宗率步骑10万，进攻被西魏占领的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西魏军奋勇抵抗，东魏军受挫。此后，在高澄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西魏军大败，长社被东魏攻下。至此，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下来。

    武定七年（公元549）八月，高澄被手下的一个叫兰京的厨子所杀，其弟高洋继续执掌东魏朝政。武定八年（公元550）正月，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任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封为齐王，高洋在东魏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就在这年五月，高洋废掉了孝静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区，占有今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北齐还与西魏、北周、梁、陈等政权对峙。天保三年（公元552）以后，北齐先后击退了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少数民族的侵袭，还南取淮南，势力一直伸展到长江北岸，国力一度达到极盛。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几个割据政权中最为富庶的国家。北齐还继续推行均田制。河清三年（公元564），武成帝高湛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法令，内容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

    然而，北齐政权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就是鲜卑人和汉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随着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北齐走向了衰落。

    就在北齐势力发展的同时，西魏宇文泰也在积极扩张实力，夺取了汉东、益州、襄阳等地，还曾一度攻占江陵，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和汉水。对于北方的突厥、柔然等民族，采取通好政策。同时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占领了益州和荆雍等地。

    宇文泰任用汉族士人苏绰、卢辩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上，劝课农桑，恢复了均田制，促进了西魏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宇文泰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又令苏绰、卢辩根据《周礼》改革官制，实行北周六官制。为了整顿吏治，宇文泰采纳了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包括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规定了地方长官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宇文泰还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实为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有两个大将军，共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一个仪同领兵千人。这样，六柱国合计有兵48000人左右。由此建立了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逐级的统领制度，扩大了兵源，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府兵制度被此后的隋唐所继承，一直延续了将近200年，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宇文泰的治理下，西魏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西魏文帝元宝炬死后，废帝元钦即位。公元554年正月，宇文泰将废帝元钦杀死，另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恭帝三年（公元556）九月，宇文泰病死，十月，其子宇文觉在其侄宇文护的辅助下执政。十二月，宇文觉加封号周公，西魏恭帝被迫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次年，宇文觉称天王，建立了北周政权。不久，宇文护杀死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7年，宇文毓称帝，是为周明帝。次年，宇文护又杀死宇文毓，另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572），宇文邕将宇文护诛杀，开始亲政。

    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北周达到了强盛。对于府兵制，他改军士为侍官，还扩大了募兵的范围。同时，还多次下令释放官私奴婢，并禁毁佛、道二教，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周武帝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出兵伐齐。建德五年（公元576），周武帝率18万大军大举进攻北齐。次年初，北周军队攻占北齐首都邺城，北齐后主高纬急忙禅位于其子高恒，父子在逃跑途中，被北周军队抓获杀害，北齐宣告灭亡。至此，黄河流域再次恢复了统一。

    周武帝死后，其子宇文赟（yūn）继位，是为周宣帝，北周逐渐衰落。其后，宇文赟传位于其子宇文阐，是为周静帝。静帝年幼，由外戚杨坚辅政。大定元年（公元581），杨坚废掉静帝，自己称帝，建立了隋朝，北周至此灭亡。

    随着北周的灭亡，北朝的历史也宣告结束，隋唐一统的时代到来了。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可谓蔚为大观，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和文学总结等方面。

    南朝刘宋人谢灵运（公元385～433），是著名的“山水诗人”，被后人称为山水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灵运还与同时代的颜延之和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都十分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

    此外，被称为小谢的南朝齐的诗人谢脁（公元464～499），山水诗的成就也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

    撰有《宋书》的沈约（公元441～513）被誉为齐梁文坛领袖，同时，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也甚有名望，诗歌成就较为突出。

    梁陈诗人徐陵（公元507～583），与庾信齐名，在宫体诗和边塞诗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据考证，徐陵还编辑了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名为《玉台新咏》，共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10卷。该书收录诗歌的标准有一定特色，如选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民歌、童谣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一些有价值的佳作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该书还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谢灵运像在《玉台新咏》之前，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就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公元501～531）所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后人也将《文选》称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按照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的选录标准，收录了周秦以来的130家的文学作品，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38小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虽然在选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为后人的文学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志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创作方面。

    志怪小说主要记载神仙鬼怪故事，多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小说，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以及孔约的《孔氏志怪》等。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南朝时，志怪小说作品更加繁多，如宋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宋刘敬叔所撰《异苑》、齐祖冲之所撰《述异记》、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署名晋王嘉而由梁萧绮整理的《拾遗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笔记小说主要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该书共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该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文学评论在当时非常活跃，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与钟嵘所撰《诗品》是当时文学评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10卷，50篇，在研究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还认为文学的发展要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并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主要对五言诗进行品评，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用语非常新鲜贴切，坚决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诗品》是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北朝的文学是在孝文帝太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散文、诗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颜之推（公元53l～约595），字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家庭。他早年仕于南朝梁，后被俘入西魏，又奔北齐。北齐亡后，又入北周。隋代周后，又在隋任学士。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共7卷，20篇。主要记述了个人的经历、思想和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书中包含许多关于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述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曾在南朝梁任职，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与徐陵齐名，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被西魏扣留。北周代西魏后，庾信又继续在北周任职，一直不得南归。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骈文、骈赋，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所撰《水经注》与杨衒（xuàn）之（生卒年不详）所撰《洛阳伽蓝记》既是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也可以视为北朝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

    北朝的乐府民歌创作也非常突出，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既富有传奇色彩，又真切动人，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敕勒歌》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数学奇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曹魏时期的刘徽（生于公元240年左右），另一位是南朝宋、齐时的祖冲之（公元429～500）。

    刘徽是山东临淄人，一生都没有做官。出于对数学的热爱，刘徽潜心钻研学术，在数学理论方面造诣很高。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九章算术注》、《重差》（到唐代改名为《海岛算经》）以及《九章重差图》等。可惜的是，《海岛算经》和《九章重差图》到宋代已经失传，人们只能从唯一传世的《九章算术注》中，窥见其学术思想之一斑。

    刘徽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在数系理论方面，他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繁分数化简等运算法则。在开方方面，他论述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方法。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他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并用“率”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也就是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在勾股理论方面，他论证了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理论。在面积与体积理论方面，他用出入相补、以盈补虚的原理及“割圆术”的极限方法提出了刘徽原理，并解决了多种几何形、几何体的面积、体积计算问题。

    祖冲之像刘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见，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得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所谓圆周率是指平面上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用符号π表示。从先秦到汉代，人们一直沿用“径一周三”的传统观点，将圆周率取值为3。这一数据十分不精确，往往不能满足计算的需要。王莽时期，刘歆曾采用过31547的圆周率值，东汉张衡采用过31466，但都缺乏理论依据。刘徽通过精密的科学研究，得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和结论。他所运用的方法称为“割圆术”，即先将一个圆的圆周六等分，作出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这就叫做割圆。再用勾股法计算出这个六边形的周长，然后继续把圆进行等分，作成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等，一直算到一百九十二边形，得出π=157／50=314，又算到3072边形，得出π=3927／1250=31416，从而得出了精确到四位小数的π值，这一圆周率值被后人称为“徽率”。刘徽所运用的初步极限概念和直曲转化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刘徽之后，南朝宋、齐间的祖冲之又把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推到了另一个高峰。祖冲之（公元429～500），字文远，祖籍范阳蓟县。西晋末年，为避战乱，祖家南迁。祖冲之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祖台之在东晋任侍中，祖父祖昌仕刘宋为大匠卿，父亲祖朔之曾任奉朝请。由于职业的缘故，祖家历代子孙对天文历法、数学、土木工程等都有所涉猎。祖冲之受家学影响，从小便接触了一些天文、数学知识，逐渐培养起了这方面的兴趣。

    祖冲之博学多才，进入仕途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方面。

    在机械制造方面，他曾制造过指南车。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编制成了《大明历》。刘宋在此之前使用的历法，是宋文帝时期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有许多缺陷，鉴于此，祖冲之准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新法编制完成，以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大明历》。由于遭到权臣的反对，《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有被采用，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才正式颁布施行。

    祖冲之的数学功力很深，曾著《缀术》。这部书汇集了祖冲之的数学研究成果，内容深奥，被称为“算氏之最”。唐代还将《缀术》定为算学必修书目，但在宋以后失传。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进一步得出了圆周率的精确数值。祖冲之在肯定刘徽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圆周率还有进一步精确的可能。他运用的计算方法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筹算法”。“筹算”是小竹棍，筹算法是通过横式和纵式摆放小竹棍来表示数字，从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祖冲之运用这种方法，也是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将边数成倍增加，每一次增加都要运算11次。除去加减法，还有两次乘方和两次开方。这种运算方法十分复杂，工作量相当大。经过精密推算，祖冲之进一步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数值之间，将圆周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同时，他还得出了两个近似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这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祖冲之后的1000年间，全世界竟无一人能够超越祖冲之的结论。在西方，直到1573年才由德国人奥托得出了密率。此后，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圆周率的精确数值，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刘徽与祖冲之功不可没。

    农业百科全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农业百科全书”的农学著作是北魏后期贾思勰（生卒年不详）所著的《齐民要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一些人便将这些经验和技术进行总结，集结成书，产生了许多农学著作。在《齐民要术》之前，已有多种农书问世，其中以西汉的《汜胜之书》最为著名。

    《汜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的农学著作，作者汜胜之是汉成帝时人，曾在关中平原地区教授农民耕种，取得了成功。该书总结了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以及贮藏技术等。详细记载了包括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书中提到的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及桑苗截乾法等，都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该书早已亡佚，幸好一些片段在《齐民要术》中被多处征引，使后人得以窥该书之一斑。

    氾胜之像《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作者贾思勰，是北魏末期益都（今山东益都）人。贾思勰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非常好学。贾家世代务农，非常重视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在家族学风和务农风气的影响下，贾思勰从小便注意对农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他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研究农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思勰成年后，曾任高阳太守等职，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农民请教，获得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中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他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在实践中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到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54）期间，他综合一些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农业技术资料、当时流传的歌谣、询问老农获得的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写成了这部著名的农书。

    《齐民要术》中的“齐民”，是指老百姓，“要术”是指生产方法，是一部系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专著。全书共10卷，92篇。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共11多万字。此外，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一般认为，《杂说》是后人所加。该书引用前人著作多达150余种，记载的农谚有30多条。全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及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对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贾思勰在书中系统总结了精耕细作、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等经验，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些技术措施的重要意义。他非常重视选育良种对于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重要作用。详细地叙述了播种前应怎样选种、晒种、浸种以及用药物或肥料拌种等种子的处理方法。该书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蔬菜种植、果树和林木的扦插、压条、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措施，还记述了果农熏烟防霜害的方法。该书还总结了家畜家禽的饲养经验，并搜集了许多兽医处方，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多方面。书中还记载了制曲、酿酒、制酱、做醋、煮饧以及食品保存和加工工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贾思勰在书中还初步提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以及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他介绍了许多改变旧遗传性、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涉及人工选择、人工杂交和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他的人工选择思想就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的，而这部书就是《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书中提到的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直到今天仍在普遍应用。

    地理硕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获得了大发展，西晋的裴秀和北魏的郦道元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地理学家。

    裴秀（公元224～271），字季彦，是魏晋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好学，尤其喜爱地理学。入仕以后，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他在西晋任司空后，除了在朝廷中负责日常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使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对于这18篇地图的内容，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地图；一种认为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再加上两幅吴、蜀地图构成。《禹贡地域图》采用科学的绘制方法，运用古今地名相互对照的形式，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该图已经亡逸，在仅存的序文中，可以了解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

    裴秀在地图学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包括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形）、方邪（角度）和迂直（曲直）。在裴秀以前，历代地图学家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指导。裴秀在总结前人丰富绘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图六体”，成为了后世地图学者绘制地图的规范，对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裴秀在完成《禹贡地域图》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做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后来又传行于世。

    《水经注》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运用缩放技术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字善长，生于官宦人家，仕于北魏后期。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喜爱游历，在为官期间，亲自参与了许多地理方面的实践活动，曾跟随孝文帝巡视边疆，每到一地都会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当地的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地域的变迁等。在任鲁阳太守期间，朝廷要求绘制山川地图，郦道元主张实地考察，以保证地图绘制的准确性。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郦道元既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又积累了许多山川地理方面的资料。

    郦道元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是40卷《水经注》。《水经》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河流水道的专著，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记载《水经》为郭璞著，而《旧唐书·经籍志》记为郭璞撰。《新唐书·艺文志》记为三国曹魏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沿用桑钦撰的说法。该书简要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简略，缺乏系统性。郦道元发现了《水经》的这个缺点，便下决心给《水经》作注。

    为了撰写《水经注》，郦道元阅读了400多种相关书籍，查阅了大量地图，研究了许多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水经》共记载了137条大小河流，全书1万多字，经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的数量增加到1252条，共30余万字，比原著增加20多倍。

    《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内容丰富详实，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河道流经地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历史变迁、自然景观、水利工程等多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地域，涵盖了汉晋正史地理志著录的一切郡县乃至域外地区。该书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及汉魏碑刻，原书多已散逸，赖此书的流传，才使后人得窥原书之一斑。同时，该书还收集了当代各地的水文、水利、灌溉、农事、建筑、园林等材料，成为南北朝以前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结集。该书行文简洁，富于骈体文特色，又是一部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学专著，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后世许多学者的推崇。

    此外，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也可以视为一部具有城市地理和人文地理性质的专著。该书以记载洛阳佛教寺院为主题，兼及地理、政治、商业、手工业、人物、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详细记载了6世纪洛阳城的城址、城门、宫殿、御道、佛寺、官署、住宅、名胜、古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对研究洛阳的历史地理、考古及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隐逸传

    苍天垂下日影，少微星借以记录年岁；《文言》、《系辞》探幽索微，贞洁隐遁之人用以完善他的理论。所以即使有些人不愿说话，他们的思想仍然被孔子采纳；有些蔑视富贵的人，他们的计谋仍详载于《孙子》一书。所以外表柔弱才能生存，是生活的常理；骄傲自满就会受到伤害，这是上天的惩罚。远古及近代的聪明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耿介脱俗，正直有涵养，隐姓埋名在江湖之间，销声匿迹于尘世之外，濯清流以激励自己的意志，住洞穴以掩藏自己的光芒，周密安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杜绝机缘以抚平自己的心绪。他们的品德有玉一样的光辉，冰一样的纯洁，碧川一样地长流不息，高山一样地巍然耸峙。他们从事最快乐的事业，修炼自己的美德，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将来的安排遥远而无忧愁。他们修身自保，因而后悔和吝啬都无从产生，《诗经》中《考槃》一首所颂扬的美妙之处，全都在这儿了。就是在礼貌禅让、争讼全无的太平盛世，仍然要尊重隐士贤人以扩大王政的清明教化，征聘隐士用的礼物到达山岩中的洞穴，也出现在隐士所居之处。所以《月令》说“春季三月应招聘名士，致礼贤者”，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自从司马迁首创体例，广泛收集隐逸之人，载入《史记》，谯元彦的杜绝人事，江思悛的歌咏山林，使他们的贤贞纯洁的行为更加高尚，使他们超尘脱俗的事迹更加鲜明。他们虽然没有响应帝王的招聘，但他们的做法足以警诫贪婪而有野心的人。现在赞美他们高尚的德行，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写成这篇《隐逸传》。

    孙登，字公和，是汲郡共县人。家里没有其他亲属，在郡里的北山上造了土窑居住，夏天把草编起来做成衣服，冬天就把自己的头发披在身上。喜欢读《周易》和弹琴，令人亲近受人喜欢。不急躁，不发怒，有人把他扔进水里，想要看看他发怒的样子，他从水里爬上来，反而大笑不止。经常在社会上游逛，所经过的人家有的给他衣服和食物，他一点儿也不推辞，离开了就都不要了。曾经住在宜阳山中，有烧炭的人看见他，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和他说话，孙登也不回答。

    文帝听说后，让阮籍去察访。阮籍见到后，和他说话，他也不答理。嵇康跟着他游历了三年，问他的愿望是什么，最终他也没有回答，嵇康每每为此叹息，将离开他时，对他说：“先生真是没有一句话说吗？”孙登于是说：“您知道火吗？火生来是有光焰的，然而不用它的光焰，但最终还是用它的光焰。人生下来有了才能，然而不用他的才能，结果还是用了他的才能。也就是说使用光焰在于得到柴火，因为得到柴火才能保证火的光焰；人的才能的运用应该是认识真理，认识事物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人的寿命。现在您才气很大但认识不清，在当今的社会上难免遭遇灾难啊。您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吗？”嵇康没有听他的说，果然死于非命。临刑前作《幽愤诗》说：“和过去的柳下惠及今天的孙登相比，我都惭愧。”有人说孙登是因为对魏、对晋的态度，容易让人产生怀疑，所以遭人防范。最后竟然无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董京，字威辇，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起初是和陇西掌管计簿的官吏一起到洛阳的，一路上披发而行，逍遥自在，边走边吟诗作诵，常常住在白社中。有时则在集市上乞讨，讨得一些残碎的绸缎丝絮，自己做一点衣服穿在身上，整匹的绸缎和很好的丝絮则不肯接受。遭到别人的推挤和辱骂，他一点也不愤怒。

    孙楚当时任著作郎，多次到社中和他说话，并且和他一起坐着车子回来，董京站着，不肯坐下。孙楚于是写信给他，劝他说在天子贤如尧舜的世代，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不走正道。董京用诗来回答：“周朝灭亡了，颂声就没有了。夏朝衰落了，五常就混乱了。大腹便便的君子，一批一批地过去，而洋洋满目的人群中，只有隐士七人。他们难道不以天地万物的造化为乐吗？只是感到身处肮脏时代的悲哀，对之以隐居独处。没有什么东西让我高兴快乐，清沏的泉水可以喝，最高的道义可以吃。为什么这样凄凄惶惶，自己使自己疲劳不堪。河鱼悬挂在野兽的门槛，再愚笨的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古代最高尚的人，把自己的才能隐蔽起来，绫罗绸缎不能让他们觉得温暖，高官厚禄不能使他们感到荣耀，行动像河里的流水，汩汩不停；静止像寂静的河川，默默无言。鹦鹉能说话，但是被众人玩赏，这岂符合它的本意！燕子在罗网周围盘旋，哪能不受到伤害？隼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窝，都是想去送死。看看那些跳到了桥上的鱼，乱蹦乱动，干涸而死。啊，鱼和鸟相处在一起，一万代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哪里知道不会有更精明的人，更深沉、更大度，也将窥察我的动静，皱着眉头而离开呢？万物都很卑微，只有人是高贵的。要想有所作为，万里九州都嫌窄，要是不想干什么，立锥之地也嫌大。”

    几年后，隐遁而离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在他的住处只发现一些竹子和两篇诗作。其一是：“天的运行刚健简洁，地的配合厚实密集，茫茫太苍，就是这样。后世仁义已去，以虚浮代替质朴，浑浑然的社会人事，谁能知道它的真实面目。我要走了，将要离开这最虚妄的境地，返归我将要去的地方。”又说：“碰不到孔子，为现在的那些优秀人才感到悲哀。优秀人士啊优秀人士，为什么不遁世隐居以保存你们真正的自我呢？”

    夏统，字仲御，是会稽永兴人。幼年丧父，家里贫穷，侍奉母亲，以孝著称，兄弟关系也很和睦，经常拾柴拾谷寻求食物，披星戴月，半夜才回家，或者到海边去拾一些蚌蛤和螃蟹补充粮食。擅于言谈，同族的人劝他出去做官，对他说：“您清廉质朴正直，可以在郡里执政，如果和官府朝贵结交，一定会很显贵，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在山林隐居，在江湖河泽中终此一生呢？”夏统听后勃然大怒，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假如让我处于太平盛世，我可以和天子重臣共评议同出入，如果遇到混浊的时代，一定会和屈原一样自沉江河，以死抗争；如果处于这两种时代之间，则自然会像长沮和桀溺一样隐居遁世，那能在朝廷官府间委屈求生呢？听见你们这样说，不觉得寒毛尽竖，汗下如雨，面红耳赤，心热如炭，目瞪口呆，两耳嗡嗡作响。”说的人非常惭愧。夏统从此后不再和本族的人见面。

    正好碰上母亲生病，夏统侍奉汤药，同族的人因此又见到了他。他的叔父夏敬宁祭祀祖先，迎请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她二人均很美丽，服饰华美，能歌善舞，并且还能隐形。甲子夜一开始，她们就撞钟击鼓，中间伴以丝竹乐器，二人拿出刀子割破舌头，并吞下刀子吐出火焰，弄得烟雾缭绕、流光如电。夏统的堂兄弟们想去看看，想刁难夏统，于是一起骗他说：“叔父得病，马上就要好了，全家大小都认为是喜庆的事，所以想趁着这个机会祭祀祖宗，一起去祝贺，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夏统跟他们一起去了。进门忽然看见章丹、陈珠二人在院子中间轻柔地跳着舞，像鬼神一般地谈笑怪叫，东戳一指，西摸一下，对答应酬，不慌不忙。夏统见了后异常吃惊，掉头就走，没有从门出去，而是撞破了篱笆直奔而去。回来后责怪同去诸人说：“过去淫乱的习俗兴起，卫文公为之感到悲哀；彩虹出现在东方，君子尚不敢明说；季桓子娶了齐国女子，孔子见了，驾车而回；子路见了夏南，非常愤慨。我常常恨不得砸烂叔向的头，掐瞎华父的眼。没想到你们诸位迎请了这样的妖物，夜里和她们一起游戏，放纵你们骄傲不羁的情绪，纵容自己荒淫无耻的行为，乱了男女有别的礼节，破坏了贞洁高尚的节操，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于是躲到了床上，披头散发地睡下，不再说话。弄得各位都很不好意思，立即赶走了章丹、陈珠二人，各自回家去了。

    后来夏统的母亲病重了，他到洛阳去买药。正好碰上三月上巳这天，洛阳王公以下的人都出游到浮桥上，男女并驾齐驱，华丽的车子、服装照亮了大路。当时夏统正在船上晒他买回的药，达官贵人的车骑如云般纷至沓来，夏统却连看也不看。太尉贾充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人。夏统一开始并不回答。贾充又问了一遍，他才慢慢地说：“我是会稽人夏仲御。”贾充使人问他会稽的风俗人情，夏统说：“那儿的人彬彬有礼，犹有大禹时代的遗风，太伯时代的仁义和谦让，严遵应有的志气，黄公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又问他：“您在海边居住，很识水性，能撑船搏浪吧？”夏统回答说：“是的。”夏统于是操舵正橹，在大浪中盘旋，起初作了一个鲻鷠般的跳跃，接着又来一个鯆般的穿引，船头如鸟般翘首挺进，船尾像兽尾一样卷伏起来密切配合。撑一下长长的船梢，船就向前越进三次。当时风大浪高，云遮雾绕，一会儿功夫就有八九条白鱼跌入船仓。看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贾充的心里尤其是这样，于是换了一只船和他说话，他答应的声音如雷鸣一般响亮。想让他出来做官，他则低着头不说话。贾充又对他说：“过去尧也唱歌，舜也唱歌，您和别人一起唱歌而感觉不错，您一定会返回来再和他们一起唱歌，这就能明白远古的圣贤和前代的哲人们为什么都尽情歌唱。您能唱你们当地的民歌吗？”夏统说：“先公只住在稽山，进见过天子，拜见过王公大臣，在偏僻的地方传授教化，死了后安葬了。皇帝的恩泽像云雾一样布满人间，圣明的教化仍然保存，百姓们受了感动因而歌唱，于是作了一曲《慕歌》。又有孝女曹娥，年龄才十四岁，坚贞和温顺的美德已经超过了梁、宋，她的父亲坠江死后捞不到尸体，曹娥呼天哭地，忧伤悲叹，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也投水而死。她死后，父女两人的尸体一起浮出水面。当地的人们为她的孝义深深感动，写了《河女》一诗来纪念她。伍子胥上书劝说吴王，意见没有被采纳，受到迫害投海而死，国人为他的忠贞刚烈感到万分痛惜，为他作了《小海唱》一歌。现在我就来唱唱这几首歌。”众人都很严肃，说：“好。”夏统于是用脚在船板上打着拍子，引吭高歌，声音清越高昂，大风受到感应刮了起来，卷起海水涌向天空，电闪雷鸣，光影交加，雷雨大作，长风呼啸，岸上沙尘烟雾般地涌起。王公以下的人都很恐慌，夏统停止了唱歌，这种种现象才消失。众人各各相对，说：“如果不来洛水边游玩，怎么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听到《慕歌》的歌声，便仿佛看见了大禹的容貌；听到《河女》的歌声，不觉眼泪潸然而下，就好像曹娥的高尚行为历历在目。听《小海唱》这首歌，就好像是伍子胥和屈原站在我们的身旁。”贾充想炫耀自己带来的文武仪仗队，让前来观看的人感到羡慕，因而就向夏统告辞了。下令竖起赤色大旗，高举各种仪仗，将骑兵排列成行，队伍肃然侍立。不一会儿，军鼓号角响声大作，胡葭长鸣，车马涌越，纵横驰骋于大道上，又使歌伎舞女穿着艳丽的服装，点缀着耀眼的首饰，密密地绕船四周。夏统端坐如旧，好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贾驻等回去后说：“这个吴国的小子是木头人石头心。”夏统回到会稽，最后竟不知何年何月死于何处。

    朱冲，字巨容，是南安人。年轻时即有很高的道德品行，性情安静，清心寡欲，好学然而家道贫穷，常常从事农业生产。邻居有人丢失了小牛犊，把朱冲的牛犊认作自己丢失的牛犊赶了回家。后来在林子里找到了自己的牛犊，于是非常惭愧，把朱冲的牛犊赶来还给他，朱冲竟然不再收下。有牛到他的庄稼地里吃庄稼，朱冲多次拿喂牛的食物给牛吃，而脸上一点都没有不满的神色。牛的主人非常惭愧，于是不再把牛赶到朱冲的地里去了。

    咸宁四年，皇帝征诏他为博士，朱冲借口有病没有应诏。不久皇帝又下诏说：“东宫太子的随从官员也应该是具有最高的道德品质、博通典籍的人，应该用朱冲作为太子右庶子。”朱冲每次听说皇帝的诏书到了，总要逃到深山里去，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梁鸿、管宁一样的人物。朱冲所居之地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对待他就像对待国君一样，朱冲也依据礼仪制度对他们进行教导，整个县里的风气都很良好，路不拾遗，村无坏人，毒虫猛兽都没有造成灾害。后高寿而终。

    范粲，字承明，是陈留郡外黄县人，汉代莱芜地方官陈丹的孙子。范粲品行高洁，为人正直，也有陈丹的风格，并且博闻强记，掌握多种学问，每个方面都可作人的老师，远近的人有很多请他教授，不故作庄严矜持，但别人一见他，都很尊敬他。魏时州里府里都举荐他做官，但他都没有就任。很久以后，才应征做了治中一官，后又转任别驾，又被任命为太尉掾、尚书郎，又被派出为征西司马，所任官职都很称职。

    宣帝辅政时，升任武威太守，到任后，选拔好的官员，创办学校，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周边地带少数民族经常侵扰中原地区，范粲公开设立防范措施，使敌人不敢再来进犯。开辟和西域各国的流通，使边疆地区战火停息。武威郡土地肥沃，富贵人多，珍玩异品到处都是，范粲抑制了奢华社会风气形成蔓延。因为母亲年老辞官。武威郡和野蛮的少数民族邻近，范粲因为坐守在这一重要的位子上而辞官回家，朝廷非常不满意他，把他降职为乐涫令。

    事隔不久，转任他为太宰从事中郎。为母亲守孝，以最孝的人著称。守完孝后，又任太宰中郎。齐王萧芳被废黜后，被赶到金墉城，范粲穿了白色衣服给他送行，使左右的人都为之感动。当时景帝辅政，召集官员们开会，范粲又没有出席。朝廷因为他当时名气很大，都原谅了他。范粲又借口有病，闭门不出。于是皇帝特意下诏任他为侍中，被特派到雍州。范粲因此只有假装狂颠，不说话，睡在所乘坐的车子里，脚不落地。子孙总是侍奉在旁边，每当碰到娶嫁或做官等大事，总要悄悄地征求范粲的意见，他认为可以的就面无表情，认为不行的就坐卧不安，妻子以此而知道他的意思。

    武帝登基后，泰始年间，范粲的同郡人孙和当时任太子中庶子一职，上表推荐范粲，赞扬他品行高尚，长期疾病缠身，应该让郡里用车子把他运到京城，让皇家施恩于他，赐给他医药，如果能够逐渐地好起来，一定对朝廷有好处。于是皇帝下诏命令郡里县里为他提供医药，又赐给他二千石谷子的俸禄用作养病之资，每年都是这样，还赐给他一百匹布。儿子范乔因为父亲病得很重，谢绝不敢收下，皇帝下诏说不许不收。太康六年去世，时年八十四岁。他有三十六年不说话，死在他所睡的车中。大儿子名范乔。

    范乔，字伯孙，两岁时祖父范馨去世，临终时，摸着范乔的头说：“很遗憾看不见你长大成人了。”把自己用过的砚台给了他。五岁时，祖母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就拿着砚台哭。九岁入学，在同辈人中，说话从来不开玩笑。二十岁时，以乐安人蒋国明为师。济阴人刘公荣有识人才的经验，见了范乔后，非常器重他。朋友刘彦秋很早就有名气，曾经对人说：“范伯孙这个人沉稳持重，思维缜密，我每次想挑他一个错误而始终做不到。”光禄大夫李铨曾经论述杨雄的才学比刘向高，范乔认为刘向整理刊定那一时代绝无仅有的书籍，整理了各种图书，如果让杨雄来做这些事，也就不是他的专长，于是写了《刘杨优劣论》，很多文献都没有记载。

    范乔爱好学习，不知疲倦。父亲范粲装疯不说话，范乔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放弃了学业，杜绝了各种人事往来，在家里服侍父亲，一直到范粲去世，脚步都没有走出过村子。司隶校尉刘毅曾在朝廷上据理直言说：“假如范武威病得不是很重，就是伯夷、叔齐又活在了今天。像这样的诚实和有信念，更是圣主应该褒奖的。他的儿子长期服侍生病的父亲，名声和德行影响都很大，如果不给予表彰和任用，就会被朝廷中爱惜隐士贤人的人讽刺、讥笑。”元康年间，皇帝下诏征求廉洁、谦让、从事低微贫寒之业的人，不考虑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参与议政。尚书郎王琨于是推荐范乔说：“范乔天性纯真，德行高尚，志向远大，节操高洁，儒家思想广博精深，生活上安贫乐道，有志于住偏僻的巷子，吃粗疏的饮食而毫无怨言，成年以后这种志愿更加坚决，确实是当今贫寒而有志气的人，身体力行地起到了纠正社会风气的作用。”当时张华任司徒，各地所推荐的共有十七人，对范乔都特别地称赞。又吏部郎郗隆也想寻求国内的隐居之士，范乔一直隐居避世，直到老年，这时任他为乐安令，他还是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范乔曾经有一次被推荐为孝廉，八次被推荐去公府做官，两次被选为清白异行，一次被任命为寒素，都没有接受。

    早先，范乔的同乡人除夕晚上偷砍他家的树，有人告诉他，范乔装作没听见，同乡人很惭愧，就把树还给了他。范乔跑去对他说：“您过年时缺柴火，是想和父母一起过个愉快的年，有什么惭愧的呢？”他很为他人着想。外黄县令高頵感叹地说：“士大夫没有不自私的，而范伯孙和蔼公正，他的名字虽然不曾出现在官府的名单上，但这个人的宝贵和特别，现在让人看得更加清楚。伟大正确的法则不再存在，然而还有仁义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修身立名，毫无瑕疵污点，被同时代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元康八年去世，时年七十八岁。

    鲁胜，字叔时，是代郡人。年轻时即有才华，风格高尚，任佐著作郎。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到任后，著《正天论》，说：“从冬至后安置仪器，测量日影移动的速度，考察日、月、星的变化。我认为日、月直径只有一百里，不是一千里，星星的直径才十里，不是一百里。”于是上表要求诸侯王公给予讨论。“如果我说得有理，应当改正前人的失误，还天地星辰以本来面目。如果我的看法得不到验证，我甘愿受罚，以表明法律的公正无私。”事情没有回音。曾经年复一年地观察天象，知道将来变故颇多，于是借口有病辞去官职。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去劝他再出来做官，又一次征聘他为博士，推荐他为中书郎，都没有就任。

    他的文章著述被人所称颂。因遭逢战乱而失传，只有《墨辩》注保存下来的序里讲：

    “名”是用来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是道义的分门别类，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基本依据。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名不正则事情就不能办成。”墨子著书，作《辩经》来阐明什么是“名”，惠施，公孙龙继承他的学说，也因辩明什么是“名”而名显当时。孟子反驳墨子，但他在辨别用语、使用适当的言辞这一点上则和墨子相同。荀子、庄子等人都责难、批驳名家，但也不能动摇它的理论。

    名字所表现的事物一定有具体形状，但观察它的形状不如辨别他的颜色，所以有“坚白”的争辩。“名”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很清楚的，但再清楚也不如“有”和“无”，所以有“无序”之辩。“是”中也有不是，“可”中也有不可，所以叫做“两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叫做“辩同异”。最同里面就没有不同，最异里面就没有不异，这统称为“辩同辩异”。因为有同异，就生出了是非；因为有是非，就生出了吉凶，以辩明一个事物的名字就可以追究到天下社会风俗的高下，这是辩明名字的最高目标。

    从邓析到秦朝的名家，每一代都有文章很难理解。后代的人就更没有传承学习的了。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名家著作也就亡佚了。《墨辩》分上下经两部分，每《经》都有《说》这部分，共四篇，和这部书的其它篇章相连接，于是只有它被保存下来。现在用《说》来对照、解释它所属的《经》，将各条附在对应的各章节后，有怀疑的地方就空缺出来。又从其他著作中摘出有关条款，汇集成《形》、《名》二文，粗略地解释一下它们的大意，以待大家指正。希望有振兴衰微事业人，也会以此为乐。

    董养，字仲道，是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年到洛阳，不做官求荣。杨后被废除后，董养游历太学，在讲堂上感叹道：“建造这个讲堂，为了什么呢？每次翻阅国家的赦罪文件，看到谋反、政变的人都得到宽大处理，杀祖父母、父母的人却得不到宽大处理，是因为王法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为什么公卿大臣们如此议论朝政、制定法典，天人之理不讲了，大的灾祸就要来临了。”因此写了《无化论》一文批判这种现象。

    永嘉年间，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面下陷，钻出两只鹅，苍青色的一只飞走了，白色的不能飞。董养听说后感叹到：“周代各国统治者盟会的狄泉，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两只鹅，苍青色的代表匈奴等少数民族，白色的代表我们的国家，后事就尽在不言中了。”回头对谢鲲、阮孚说：“《周易》上说能够辨明事物征兆的就是神，你们可以隐姓埋名地躲藏起来了。”于是和妻子挑着担子去了蜀地，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死在什么地方。

    霍原，字休明，是燕国广阳人。年轻时刚强有志气，叔父因犯法将被判处死刑，霍原到狱中去申辩，备受刑罚，终于使叔父得以免罪。十八岁时，观看太学举行礼节仪式，因而就留在太学里学习。贵族子弟听说他来学习，很器重他，想见见他，因为他出身低微，名气不大，所以是一起晚上去他那里。父亲的朋友同郡人刘岱将要举荐他，还未举荐自己就病重了，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刘沈说：“霍原向往高尚正义，清虚自守，将会成为独特的人才，你以后一定要推荐他。”后来霍原回到乡里。高阳人许猛一向佩服他，正好碰上任幽州刺史，将要去拜访他。主簿拦住车子说车子不能走出幽州地界，许猛只好叹息而遗憾地停了下来。

    霍原在山里住了很多年，有门徒百多人。燕王每个月都要送酒肉礼品给他。元康年间，刘沈任国大中正时，上书荐霍原应升任二品官员，司徒不同意，刘沈于是上表据理力争。皇帝下诏告命令司徒参与讨论，结果中书监张华命令陈准提升议任他为上品官员，皇帝下诏说可以。元康末年，霍原和王褒等都因为贤良被征召，诏书屡次下发到郡县，郡县按礼节发送派遣，都没有赴任。后来王浚想要谋反，使人来向霍原咨询，霍原不作回答，王浚耿耿于怀。又钱的形状有辽东囚犯三百多人，凭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依山为寇，想把霍原劫持去作首领，也没有办到。当时有一首谣言说：“天子在什么地方？就在附近的豆田中。”王浚认为“豆”就是指“霍”，逮捕了霍原，把他杀了，把他的头悬挂起来。他的门徒痛哭不止，半夜时把他的尸体偷来，偷偷地埋掉了。远近的人都十分震惊，没有人不觉得他冤枉并且为他感到痛惜的。

    鲁褒，字元道，是南阳人。博学多闻，不愿做官，甘心过贫困生活。元康之后，政府崩溃，法律典章荡然无存，鲁褒为时风的败坏感到悲哀，隐姓埋名，写了《钱神论》一文以讽刺社会的贪婪现象。大意是：

    钱的形状，有乾坤之象，里面方，外面圆，把它堆积起来就像山一样，一旦流通就像水一样。它有时动有时静，有时通行，有时被人收藏，方便了买卖交易，而它自己却不怕有所损耗。长期使用，不乏来源。所以能够生命长久，被社会上的人看作宝贝，对它的感情犹如兄长，把它叫做“孔方”兄，失去它就贫穷孤弱，得到它就富硕昌盛。它没有羽翼而能飞，没有脚腿而能走，它能够让生活窘迫的人露出笑容，让处境困难的人开口说话。钱多的人处处向前，钱少的人裹足退后。向前的人成了官长，退后的人则成了奴仆。官长们越来越富，奴仆的则越来越穷。《诗经》上说：“多么欢乐啊，有钱人；多么可怜啊，这些孤独者。”

    钱即是泉，再远的地方也能去，再深的地方也能到。京城的衣冠人士，疲劳于讲坛上，已经讨厌再听那些清谈，听到它就昏昏欲睡。但一看见“孔方”兄，没有人不立即惊醒。在钱的保佑下，没有不吉利的事，何必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能富贵呢？过去吕公对着空口许诺就满心欢喜，汉高祖略施小利就降服了他，文君脱去了布衣衫，披上了绫凤绸缎，相如乘上大马高车，解下了犊鼻之绳。他们官高位尊，名声显赫，这些都得力于钱的力量。空口许诺是最虚的，然而却有了实际的结果；小利虽小，却可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钱看作神物，没有德行而受到尊敬，没有势力却炙手可热，能够推开官府的大门，进入皇帝的宫殿。有了它危险可以变为安全，死人可以变活，富贵的人可以使他贫贱，活着的人可以使他死去。所以官司诉讼没有钱不能赢，纷乱纠葛没有钱解不开，冤家仇人没有钱不会和解，就是有好名声，没有钱也传不开。

    洛城中的公子王孙，达官贵人，喜爱“孔方”兄，没有止境。拉着“孔方”兄的手，紧紧抱着它，不计较它的磨损，也不管它使用的年限，总是有那么多人向往它，想要拥有它。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但它能够使唤鬼神。”但凡现在的人，只是想钱而已。所以有人说军队没钱，召不来兵；打仗没有赏赐，战士不会冲锋向前。做官的人没有人推荐介绍，不如干脆回家种田；即使有推荐介绍的人，但没有钱，和没有翅膀而想飞，没有腿脚而想走没有两样，是根本行不通的。

    愤世疾俗的人一起传诵他的文章。

    鲁褒没有做官，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任旭，字次龙，是临海章安人。父亲任访，是吴南海太守。任旭幼年丧父，身体羸弱，儿童时期勤奋学习。长大成人后，志向远大，清正廉洁，不同流合污，同乡人都推重并爱护他。郡将蒋秀器重他的名声，请他出任功曹。蒋秀为官贪脏污秽，每每不守法纪，任旭严肃地劝止他。蒋秀不接受他的意见，任旭辞官而去，在家里闭门讲学，修身养性。很久以后，蒋秀因为犯事被捕，任旭去给他送行，蒋秀感慨地叹道：“任功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违背了他所提的意见，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后又被举为孝廉，任命为郎中，州郡提拔他为郡中正，他坚决推辞回到家里。

    永康初年，惠帝广求清正廉洁的人，太守仇馥推荐任旭，说他清贞洁素，学识广博，诏书命令州郡按礼节发送派遣。任旭认为朝政变化多端，志趣趋向隐遁，所以借口有病没有应征。不久天下大乱，陈敏叛变，江东名豪都受牵连，只有任旭和贺循意志坚定，陈敏最终也未能使他们屈服。

    元帝镇守江东时，听说他的大名，就征召他任参军，亲自写信给他，想使他一定到任，任旭借口有病坚决地推辞了。后元帝升任镇东大将军，又征召他；到任左丞相时提拔他任祭酒，都没有就任。晋中兴后，官府派公车征召他出山，恰逢他母亲去世。此时司空王导创立学校，选拔天下通晓经典的人，任旭和会稽人虞喜都因为具有隐居避世的思想而被征召，事情还未办妥，恰逢王敦叛乱，不久元帝又驾崩，这件事情于是被耽搁下来。

    明帝即位，又征召提拔他任给事中，任旭说自己病重，一年不到任，尚书因为他拖拉把他除名，仆射荀崧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宁末年，明帝又下诏准备礼物征召任旭，诏书才下，明帝又驾崩。任旭于咸和二年去世，太守冯怀上书认为应该追赠他为九列，碰到苏峻作乱，这件事也没有办成。任旭的儿子任琚，做官做到大宗正，最后死于家中。

    龚壮，字子玮，是巴西人。廉洁自守，和同乡人谯秀齐名。父亲和叔叔被李特残害，龚壮多年都没有除去丧服，势单力薄不能复仇。李寿戍守汉中，和李期有矛盾，李期即是李特的孙子。龚壮想假手李寿以报仇。于是劝说李寿说：“阁下如果能吞并向西的土地，听命于晋，人民一定乐于您这样做。并且舍小利得大利，用危险换得安全，这是上策。”李寿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率领军队讨伐李期，果然攻克了他。李寿仍任原职，想让龚壮做官，龚壮誓死不出仕为官，也不接受任何给他的贿赂、馈赠。恰逢久雨成涝，百姓饥饿不堪，龚壮上书劝李寿，让他归顺朝廷，赢得朝廷欢心，满足人民的心愿，永远成为朝廷的藩国，造福后代子孙。李寿看了上书后内心很愧疚，藏在心里没有说。于是派人出使少数民族部落，龚壮知道后劝止他不要这样做，李寿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龚壮认为万物之本没有比忠、孝更大的，既已利用李寿杀了李期，报了私仇，于父亲、叔叔已经尽孝；又想使李寿归顺朝廷，以尽臣职，于国尽忠。李寿既然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龚壮只好声称自己已经耳聋，又说手也拿不得东西，终身没有再去成都，只是研究考释经典，思考文章辞意，至李势执政时去世。

    早先，龚壮常常叹息说中原人多通经学，而巴、蜀人粗鄙浅陋，加上碰到李氏的灾难，未收有学生，著有《迈德论》，史书大都没有记载。

    孟陋，字少孤，是武昌人，吴司空孟宗的曾孙。哥哥孟嘉，是桓温的征西长史。孟陋年轻时就清白做人，品格高尚，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食，以读书自娱。从来不谈论社会上的事，也不和官场人物结交往来。有时去钓鱼，也一个人前往，连家里人也不知到他到那里去了。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哀，身体几乎完全垮了，有十多年不喝酒不吃肉。同族亲友反复对他说：“少孤！谁没有父母？圣人制定丧礼制度，是要让贤孝的人随便地守一下孝，让不孝的人努力地遵守它。如果你身体垮了，没有了后代，这样反而不孝了。”孟陋听了这番话，有些醒悟，然后慢慢地才好起来。由于这件事，孟陋名扬天下。

    简文帝辅政后，任命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没有赴任。桓温亲自前往访问他。有人对桓温说：“孟陋品行高洁，学识上是儒学大师，应该把他召进朝廷，让他发挥作用。”桓温叹息说：“会稽王尚且不能让他屈就，更不敢指望他参与议政了。”孟陋听后说：“桓公正猜着了我不出去的原因。天下万人，十分之九不当官，他们那能都是高士呢？我是有病，不敢赴命应召，不是以高士自居。”由于这个原因，名声更大。

    他博学多闻，精通很多经籍，特别长于《三礼》，为《论语》作的注通行于世。后高龄而逝。

    谯秀，字元彦，巴西人。祖父谯周，以通晓儒学著称，在蜀朝名声显赫。谯秀年轻时即沉默寡言，不和社会上的人来往，知道天下不久就会大乱，提前就断绝任何人事往来，即使是本家和母亲家族的人，也不见。郡里察访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都不就任。李雄攻占了蜀国后，占有了巴西地区，李雄的叔父李骧、李骧的儿子李寿都很仰慕谯秀其人，准备了礼物和乘坐舒适的车子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常常戴着皮帽子，穿着破衣服，在山间草泽中耕种，龚壮常常为他感到叹息。桓温灭了蜀后，上疏推荐他，朝廷认为谯秀年纪已经大了，加上路又远，所以没有征召他，派遣使者传达所在地区长官每年四季去慰问他。不久范贡、萧敬相继叛乱，谯秀因避难去了宕渠，乡里同族一百多人因为要依靠他，跟他前往。谯秀八十多岁了，别人想替他挑担子，谯秀说：“各家都有年纪大的和身体差的人，你们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家人。我的力气仍然足以生活自理，那能够让我以垂朽之年连累你们各位呢？”九十多岁去世。

    翟汤，字道深，是寻阳人。为人厚道纯朴，仁慈廉洁，对社会上的事不屑一顾，亲自种田，别人如有馈赠，那怕东西再小，也不肯接受。永嘉末年，寇贼蜂起，听说了翟汤的名声和德行，都不敢冒犯他，同乡人依赖他而平安无事。

    司徒王导提拔他做官，他没有答应。隐居于县境的边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和翟汤为通家之好，派船送东西给他，对跟船的小官吏说：“翟公廉洁、谦让，你把信交给他后，把船留下就走。”翟汤没有人可以派来把船还给干宝，于是只有买些丝绸织物，让人带给干宝。干宝本来是想让他得些实惠，没想到反而给他添了麻烦，更加惭愧和感慨，咸康年间，征西大将军庚亮上书推荐他，成帝征召他为国子博士，翟汤没有应征。建元初年，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量征调奴仆充军，告诉具体经办人员免除翟汤所应输送的奴仆。翟汤把他的奴仆全部交给乡里官员，这些官员接到上级指示一个也不接受，翟汤依据所征调的限额，解放了他的奴仆，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普通百姓。康帝又以散骑常侍征召翟汤，翟汤以自己年老多病为借口，坚决推辞。七十三岁时死于家中。

    翟汤的儿子翟庄，字祖休。年轻时就以孝悌友善著名。遵奉翟汤的风格情操，亲自耕种，说活从不涉及庸俗的事，平时所做的事只是钓鱼。成年以后，不再打猎。有的人问：“钓鱼和打猎同是伤害生命的事，而先生您只去掉了其中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的行为由我发生，钓鱼的行为由鱼饵发出，不能够全部去掉，所以先去掉那个伤害行为厉害的。况且鱼是贪吃鱼饵而吞了钩子的，责任怎么在我呢？”当时的人认为他会说话。晚年时也不再钓鱼。州府很郑重地任命他，用官车来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五十六年时去世。

    他的儿子翟矫也有高尚的情操，多次谢绝提拔任命。翟矫的儿子翟法赐，孝武帝征召他为散骑郎，也没有就任。社会上传说他也有隐者的道德品行。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伯父郭讷，任广州刺史。父亲郭察是安城太守。郭翻少年时即有志气和节操，谢绝了州郡的提拔，不愿被推选为孝廉秀才。在临川安家，不和官场上的人来往，只以钓鱼打猎为乐。生活贫困，没有正式职业，想要开垦荒地，先插标志说明，一年后没有人来认领这块土地，郭翻才开垦耕种。稻子快熟时，有一个人来说这块地是他的，郭翻把快熟的稻子全部给了他。县令听说后责问那个人，把稻子还给了郭翻，郭翻不肯接收。曾经乘车出去打猎，离家百余里远，途中碰到生病的人，把车子送给了他，自己却步行回来。他钓得的鱼和打得的野兽，如果有人要买，便送给他，分文不取，也不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由于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和翟汤一起被庚亮推荐，官车征召为博士，没有就任。咸康末年，乘小船暂时回到武昌给父母、亲属上坟，安西将军庾翼以皇帝舅舅的身份，亲自去拜访郭翻，想让他出来做官。郭翻说：“人的性格各有不同，那里是可以强逼的！”庾翼因为他的船又小又窄，想让他坐大船。郭翻说：“您不因为它鄙陋微贱而亲临它，它本来就是山野之人的船啊。”庾翼躬着腰进到小船中，整整一天才离开。

    曾经把刀掉在了水里，有一个过路的人帮他捞了起来，因此他就把刀送给了那个人。那个过路的人坚决推辞，郭翻说：“假如刚才你不把它捞起来，我怎么还能得到它！”过路人说：“我如果要了这把刀，将被天地鬼神所责备。”郭翻知道他最终不肯要，又把刀沉到了水里。过路人很遗憾，又跳入水中捞起了这把刀。郭翻于是不拂他的好意，收下了这把刀，并给他十倍于刀的钱。死于家中。

    辛谧，字叔重，是陕西狄道人。父亲辛怡，是幽州刺史，社会上的名门望族。辛谧年轻时即有大志，博学多闻，善于作文，擅长草书、隶书，他的墨迹被认为是当时的楷模。性格恬静，不乱交际。被征召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屡征不应。永嘉末年，任命辛谧为散骑常侍，抚慰关中。辛谧因为知道洛阳将要陷落，所以应征。刘聪攻陷长安后，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又经历了石勒、季龙统治的时代，都没有应召赴命。虽然生活在丧乱之中，但超然独立，视荣利如粪土。

    冉闵篡夺皇位后，又准备了礼物征召他为太常，辛谧给他写信道：“过去许由谢绝帝尧的封官，而尧把天下让给他，是帮助显示他清高的节操；伯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介子推逃避帝王的赏赐，都名垂青史，万世流芳。这些都是避世隐居永不回头的人。然而贤人君子即使是位居高贵显职，也和隐居山林没有两样，这即是明白事物本性的奥妙，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呢！所以不被祸患困扰的人，不是因为逃避了它，而是因为潜心静志、清虚自守而善于应付它。我辛谧听说事物到了极限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冬天向夏天的转化；到了最高点也就十分危险，比如说把棋子垒得很高就会坍塌。君王的大业已经成功，还长时间地和他相处，这就不是顾全性命、远离危险的做法了。应该借着事业的成功，安心臣服于当朝，并且一定要有许由、伯夷的廉洁谦让、与世无争，才能够享有古代仙人王子乔和赤松子的高寿，永远作为君王的助手，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因为不吃东西而死亡。

    刘驎之，字子骥，是南阳人，光禄大夫刘耽的本家。刘驎之年轻时即崇尚朴素，清心寡欲，退让谦虚，不修边幅，没有什么名气。喜欢游历自然山水，有志于隐居避世，曾经因为采药到了衡山，进入了大山的深处忘了返回，看见一溪泉水，水的南边有两个石头垒成的园仓，一个门开着，一个门关着，溪水很深，水面又宽，过不去。想要原路返回，迷失了道路，碰到砍伐树木做弓箭的人，问他怎么走，才得回到家里。有人说石仓里都是灵丹妙药等，瞵之想再一次去看看它，最终也没有搞清它的方位。

    车骑将军桓冲听说了他的名声，请他出任长史，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桓冲曾经到了他的家里，他正在给树修剪枝叶，使者传达了桓冲的问候。刘驎之说：“您既然肯委屈地到我家来，应该先去拜望家父。”桓冲听说后非常惭愧，于是就去拜望他的父亲。他父亲让驎之回来，驎之这才回到家里，掸着短袄上的尘土和桓冲说话。父亲让驎之从屋里拿出浊酒和蔬菜给宾客们吃喝，桓冲让人代驎之给客人们斟酒，驎之的父亲推辞说：“让手下人斟酒，不合我这山野之人的本意。”桓冲十分感慨，到黄昏时才告辞返回。

    驎之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对普通老百姓也很讲义气，凡是和他相熟的人家里结婚送葬，他都亲自到场。住在阳岐的时候，刚好住在官道的旁边，人来人往，没有不在他那里歇脚投宿的。驎之总是为他们提供饮食，安排住宿，有的人认为他很劳累辛苦，反而害怕经过他家门口。凡是别人送给他的东西，都不接受。离驎之家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位孤老奶奶，病得快要死了，叹息着对别人说：“谁将安葬我呢？只有刘长史了。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就要死了呢？”驎之早先就听说她有病，所以就去探望她，恰好碰上她去世，于是就亲自置办棺材安葬了她。他就是这样地具有仁爱恻隐之心。后高龄而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虚心，清静好学。州郡任命，推举他为孝廉、贤良方正，他都借口有病，一一辞谢了。自己则潜心研究阴阳方术，著有十多篇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颇有启发。不与社会交往，常常独言自语，或长吁短叹、涕哭流泪，有时问他，也不答话。

    张茂执政时，敦煌太守阴澹，感觉索袭为人奇异，特去拜访他，逗留了一整天，出来时叹息说：“索先生德高望重，是有名的儒者，真可以向他请教大道理。”阴澹将举行乡射之礼，打算聘请索袭担任三老。对他说：“当今四方宁静，将举行乡射礼。先生年高望重，道德为当今之冠，尊老养老，实在应是您这样的贤德儒者。不是梧桐树，而希望有鸾凤落下翅膀；谢曹公盼望盖公驾到，实不是这样。但至圣如孔夫子，有邀请，他也去；大德如孟夫子，有聘请，他也到。都是为了弘扬大道啊！现在委屈你，是为了遵崇道义教化，不是做官，想你或者可以答应吧。”后来，索袭病逝，时年七十九岁。阴澹穿上素衣，参加了葬礼，赠送银钱二万。他说：“人们有余的是富贵，眼睛想看的是五色，耳朵想听的是五音。而索先生抛弃众人所要的，要了众人所抛弃的。品味无味之事物於恍恍惚惚之时，兼有玄妙于众多奥妙之中。住宅不到一亩，却志在九洲，身居尘俗之中，而心在天外。就是高人逸士如黔娄、庄生，都不及他啊！”赠谥号“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郡人。年轻时喜欢研究《周易》，成年后没有结婚，学业精微，有学生数百人，常常吃粗疏的食物，喝冷水，穿粗布衣服和破麻絮做的袍子，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遭遇，而杨轲却不以为耻，悠然自得，从不和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来往。即使是跟着他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很有成就的入室弟子，也不可能亲口跟他说话。想要教授什么东西，一定要旁边没有其他人时，才教给他的入室弟子，让他们一个一个地递相传授。

    刘曜篡皇位后，征召任命他为太常，杨轲坚决推辞，没有应从，刘曜由于对他尊敬而没有强迫他，于是杨轲隐居去了陇山。刘曜后来被石勒擒获，秦地的人向东迁徙，杨轲留在长安。石季龙登上皇位，准备了专门征召隐士的礼物和舒适的车子去召他出来做官，他借口有病，没有出山。使者强迫他出来，他才上车。看见了石季龙后，不向他行礼，石季龙跟他说话，他也不答腔。石季龙下令让他住在永昌的官邸中。分管人员因为杨轲粗野傲慢，请求上司按“大不敬”的罪行处罚他，季龙没有同意，下令说杨轲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杨轲住在永昌，石季龙每次送东西给他，他都口授感谢信，让弟子记下来，文辞总是很美，看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水平高。石季龙想要察访他的真正兴趣所在，就偷偷命令美女半夜里去打动他，他却不为所惑。又让人把他的学生们全部带走，派强壮的羯族武士穿上盔甲拿着刀对着他，并偷走了他的衣服。杨轲看着这一切不发一言，一点也不害怕。常常躺在泥土垒成的床上，盖着布被子，赤裸着睡在中间，下面也没有垫絮。颍川人荀铺，是一位好奇的人。到了杨轲那儿和他谈经，杨轲闭着眼睛不予回答。荀铺掀开了杨轲的被子，露出了他的身体，狠狠地嘲笑了他。杨轲的神情仍很安然，没有丝毫惊奇、发怒的样子。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隐者焦先的徒弟，没有人能估量出他的肚量的深浅。

    后来上书皇帝陈述自己的思乡之情，要求许他回到老家去，石季龙用舒适的、包着车轮蒲草的车子给他送行，免除了十户农民的租税，让他们供应杨轲的生活必需品。自从回到秦州，仍然教授学生，从未停止。后来秦人向西逃跑到了凉州，杨轲的学生们用牛车载着他逃跑，被戍守的军队追赶上，抓住并把他们杀害。

    苻坚张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政变时，去泰山隐居。性格恬静，清心寡欲，主张清虚自守，吃灵芝服丹石，修炼导养之法。冬天穿着乱麻作絮的袍子，夏天用绳子系着布衫，一动不动。没有弹琴读书的爱好，也不研究经书典籍，宣扬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他的住处是依崇岩幽谷的地势，凿地为窟而成。弟子也住山洞，住处离张忠六十余步远，五天去朝拜他一次。他的教法是不用言语而用形体来说话，弟子跟着他学习，是通过观看他的形体变化。他在他居住的洞顶上放了一个道坛，每天朝拜。吃饭用瓦器，锅用石头凿成。左右邻居送给他衣服食物，他都不接受。喜欢多事的年轻人问他水涝旱灾的征兆是什么，他说：“上天不说话，而四季照样运行，万物依然生长，阴阳历象这类事情不是深山里一个贫民老头子所能知道的。”他打发外面的人，都像这个样子。年龄七、八十了，而视力和听觉一点儿也没有减退。

    苻坚派人去征召他。使者到的时候，张忠才洗完澡起来，对弟子说：“我没有几年活了，不能够违背当今君主的意志。”洗完澡就上了车。到了长安，苻坚赐给他帽子和衣服，他推辞说：“年老体衰，头发也掉了，已不能穿朝服、戴朝冠，还是请允许我穿便服入朝觐见吧。”苻坚同意了他的请求。觐见时，苻坚对他说：“先生您在深山老林里隐居，研究探索道义思想，独善其身有余，兼济天下不足。所以老远地委屈先生您来，将像周武王尊敬吕尚一样，把您也看作可尊敬的父辈。”张忠说：“过去因为战争动乱，我隐居泰山，和鸟兽做朋友，以保全我不长久的性命。现在碰到君主贤明如尧舜的时代，心里想着一定要博取君主的欢心。然而年龄大了，意志也消沉了，不能够再尽忠效力了，‘尚父’的比喻，我是不敢这么想的。我生性喜欢住在山里，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悬崖和山谷之间，请求您赐还我剩下的年月，让我回去，死在泰山。”苻坚用舒适的车子给他送行。车到华山时，他叹息着说：“我是东岳泰山的道士，将要死在西岳华山，这是命啊，有什么办法呢！”走了五十里路，将出关时死了。使者骑马飞驰告诉苻坚，苻坚派遣黄门郎韦华拿着帝王的信物予以吊唁，用丰盛的礼品祭祀他，宣扬他，赐给他官服。赠给他的谥号是“安道先生”。

    宋纤，字令艾，是敦煌效谷人。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向，沉静安详，不和社会人士交往，隐居在酒泉南山。学习研究经纬之学，有弟子三千多人跟他学习。不应州郡的提拔任命，只和阴颙、齐好打交道。张祚当权时，太守杨宣把他的像画在家里的小门上，进出都看着他，并赞颂道：“他头枕何处的石头？在那一条河流洗漱？他的形体不能够看见，名声也不能够寻求。”酒泉太守马岌，是一位高尚的人，带着大队人马和仪仗，敲打着锣鼓，去拜访他。宋纤躲在高楼的顶层，不愿和他们相见。马岌叹息地说：“他的名字可以听说，然而身体却不能够见到，高尚的品德可以景仰，然而风彩却不可目睹，我从今以后知道先生是人群中的蛟龙了。”在石壁上刻诗说：“红色的山崖深百丈，青色的峭壁高万尺。奇特的树木郁郁葱葱，那个人的品质如白玉，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他的住处这么近而人却那么远，实在让我心里挂念。”

    宋纤给《论语》作过注，写有数万字的诗歌颂词。八十岁了，还坚持学习，毫不倦怠。张祚后来派遣使者张兴带着礼物召他去做太子友。张兴强迫他，反复和他讲道理，要他应征。宋纤长叹地说：“我道德品质比不上庄生，才能不如干木，怎么敢违抗君主的命令。”于是随着张兴一起到了姑臧。张祚派遣他的太子太和以挚友的身份去拜访他，宋纤说有病而不见他，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收。不久升任为太子太傅。很快，宋纤给皇帝上书说：“我生性不合世俗礼仪，内心羡慕向往着蛮荒远古，活着不因活着而欣喜，死了不因死去而悲伤。早就写有遗嘱，告诉诸位亲朋好友，在山就停在山里，临水就投进水中，放在沼泽地上会露出形体，在有人居位的地方就埋进土里。既不要告诉我的家人，也不要写信给他们。现在就是我要死的时候，请满足我的心愿。”于是不食而死，时年八十二岁，赠给他的谥号是“玄虚先生”。

    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年轻时即超尘脱俗，向东游历张掖一带，拜郭荷为师，继承了他的事业。精通经文辞义，善于争辩谈论，多才多艺，会写文章。郭荷去世，郭瑀认为是父亲生了他，老师培养了他，君王给了他地位，然而依据五服服丧制度，为教师服丧是不够重的，这大概是圣人的谦虚，于是就穿了丧服中最重的斩衰这一种，墓旁筑庐守灵三年，丧礼完毕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洞居住，吃柏树的果实以使身体变轻，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知道姓名的弟子有一千多人。

    张天锡派使者孟公明带着帝王的信物和探望隐士的礼物，驾驶装有蒲草包着车轮的舒适的车子征召他出山，给他写信说道：“先生的光彩被深深地埋没着，却胸怀真诚，志气超远，心情与最高的境界一样良好，兴趣与四季的更迭一样变化无穷，那里知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我勉强趁着时运，担负主理国家的大业，想和你们这些贤明君子一起把国家治理好。过去傅说在殷朝像龙一般翱翔，尚父在周朝像鹰一样飞扬，孔子的车不敢停下，墨子要出发等不到天明，都因为老百姓处于灾祸之中，不能不去相救。君主不能遗世独立，大业是由众人去完成的。何况现在天下被少数民族所霸占，两个都城也成为少数民族的巢穴，天子避难江东，名流也散失在少数民族人群中，灾难之深重，自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先生怀有匡经济世的才能，坐在一边旁观而不相救，是对老百姓不尽仁智，我私下里感到不太明白。所以派遣使者前来，空出重要的位子，盼望先生的到来，愿先生能顾惜我们的国家。”孟公明到了山里，郭瑀指着翱翔的飞鸿对他说：“这种鸟，怎么能够把它装进笼子呢？”于是远远地逃匿，灭绝了行踪。孟公明逮捕了他的门下人，郭瑀叹息说：“我是逃避俸禄官爵，不是因为有罪才逃避，怎么能够因为避世隐居，施行大义，反而害了门人。”于是出来应征。到姑臧时，恰逢张天锡母亲去世，郭瑀束起头发去吊唁，拜了三拜就出来了，回到了南山。

    张天锡被废黜后，苻坚又用舒适的车子征召郭瑀出山，帮助国家制定礼仪制度，正好碰上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便被耽搁下来。太守辛章派了书生三百人跟着他学习。到了苻坚末年，略阳王穆在酒泉起兵造反，以响应张大豫，派人去请郭瑀。郭瑀叹息说：“站在河边，拯救落水的人，也不管自己的生命有无危险；病了三年的人，也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鲁仲连在赵国，为了正义不惜据理力争，何况人民即将被少数民族统治者蹂躏，怎么能够不拯救他们呢？”于是和敦煌人索嘏一起带领五千人起义，运粮三万石，以响应东边的王穆。王穆任命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和军师将军。他虽然身居要职，然而嘴里总是念念不忘黄帝和老子，希望事业成功、天下安定之后，仍然隐居，追寻伯成的遗踪。

    王穆受到挑拔离间，向西讨伐索嘏，郭瑀劝阻说：“过去汉代安定了天下，然后就讨伐有功之臣。现在事业还没有成功就杀掉他们，马上就可以看见麋鹿野兽在现在朝廷所在这个地方游荡。”王穆不听他的劝阻。郭瑀出了城门大哭不止。挥手告别城门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回去后拿被子盖住脸，不和人说话，七天不吃东西，有病回到了乡里，早晚只求快死。夜里梦见自己乘着青龙飞上了天，飞到屋顶上就停住了，醒后叹息道：“飞龙是在天上的，现在停在了屋顶上。‘屋’这个字，是‘尸’下面放个‘至’字，龙飞到尸体上，喻示着我将要死了。古代君子不死在家里睡觉的屋子里，何况我是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呢！”于是到了酒泉南山赤崖阁下，吸了一口气就死了。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年轻时家里贫困，上进好学。二十多岁时，有一天夜里忽然窗子外面有一个声音说道：“祈孔宾，祈孔宾，隐居去吧，隐居去吧，入仕做官，在社会上钻营，是很苦的，不可能愉快。所得到的不值一文，所失去的重如泰山。”第二天一早他就向西去，到了敦煌，跟着老师读书，很穷困，没有吃的和穿的，任书生养一职以自给，于是博览经传，精通大义，向西游历海边、边境，教授门生一百多人。张重华征召他为儒林祭酒。他性格温和，从容闲雅，教授学生不知疲倦。依据《孝经》体例作《二九神经》。当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受业学生中有成就的人有二千多，张天锡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后高龄而终。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年轻时即博学多闻，喜欢谈论，善于写文章，会弹琴，精通书法和绘画，其它技艺无不精通。少年时，用鸡蛋汁淘洗白瓦屑作《郑玄碑》，又写了文辞自己刻在上面，词采华丽，器物精妙，当时的人没有不惊异和赞叹的。自己不以入仕做官为乐，所以常以弹琴写字自娱。在豫章拜术士范宣为师，范宣很赏识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太宰、武陵王晞听说他会弹琴，派人去叫他来，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了琴，说：“戴安道不做王公贵族的唱戏人！”晞很愤怒，于是改请他的哥哥述。述听到命令后很高兴，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居到了会稽的剡县。品性高洁，常依据礼仪制度行动处事，认为放纵、不拘小节是不合礼义之道的。于是著有这样的论说：

    双亲去世，因为采药就一去不复返的人，是不孝的子孙；君王危险而经常出入近旁的人，是苟且偷安的臣子。古代的人没有因为这些而损害礼仪、典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礼义的宗旨。知道礼义的宗旨，就不被人们的行为所迷惑。像元康年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喜欢隐居而不追求隐居的宗旨，所以有舍本求末的弊病。这样做就像是认为西施漂亮而学她皱着眉头，羡慕有道的人，所以也把头巾的角折起来。他们之所以羡慕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美好的，只是外表上跟着他们学。紫色之所以混同于大红，是因为它像红色。所以老好人貌似公正和气，这样就混淆了有德的人和无德的人；狂放的人貌似豁达，这样就混淆了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和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然而竹林七贤的放纵，是有病才皱眉头这一类，元康年间那些人的放纵，是无德而折头巾角这一类，这难道能不分辨清楚吗？

    儒家崇尚名誉，其根本是想激励贤人的产生，既然已失掉了它本来的作用，那么就会有以貌取人的做法。情怀失去了纯真，以外貌欺骗众人，它的弊病是最大的。道家不讲究名声，是想鼓励世人看重实质，如果违背了它的原意，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本性和礼仪都受到损害，那么仰慕和吟咏都会被忘却，这样的弊病也必定是最上一等。这两种弊病，不是因为失去了它的本意，而是因为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假托这两种本义作幌子的。道有规律可循，而弊病是无规律可循的，所以《六经》也有失误，王政也会有弊病。如果违背了根本宗旨，就是圣贤也没有办法。

    奉行公正的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怎么能够不怀念远古的英烈，不向近代的贤人看齐呢？如果相信他们，想向他们看齐，然后才行动，商议以后才说话。一定要先辨明他们的追求之所在，寻求他们的用心是什么，了解他们各种行为的宗旨，明白他们外表粗朴，而内心深具美德的原因何在。如果这样，道路虽然不同，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就可以看清楚了；行迹虽然纷乱复杂，而他们的意志却是不相违背的。不这样的话，就会忘记如何返回，就像波浪一样随风而动，为物所驱使，被假象所欺骗，被喧嚣华丽的东西迷惑，内心里丧失了道的实质，用流行的时尚来取代了真理的追求，用尘俗的污垢来蒙蔽自己纯真的天性，使千年以后的人们讥笑嘲讽，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孝武帝时候，戴逵多次被征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以父亲有病为借口不去上任。郡县的官吏不停地催逼他，他于是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内史王珣有一座别馆在武丘山，戴逵偷偷地去拜访他，与他游玩相处了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逵长期在外不回来，于是上疏说：“我看见谯国的戴逵一心向往脱俗之风，不愿被现实的事务所缠绕。栖息在简陋的房屋之下，把琴与书当做自己的朋友。虽然多次下令征他做官，他却保持高刘裕洁的操守而不回头。超脱尘俗，独自追求自己的志愿。并且快到六十耳顺之年了，身体经常有病。如果一旦遭遇大病，就会逐渐加重而至病危。现在皇帝的委命并未撤除，他就有遭受风霜侵害的危险。陛下既然爱护和器重他，就应该使他的名声和身体一起存留下来，请您撤消征召他为官的任命吧。”上疏报到上面之后，皇帝批准下来，戴逵才回到了剡。

    后来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再次请求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并加散骑常侍征召他，他再一次不应命。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刚开始继位，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说：“戴逵极其坚持他的操守，独来独往，年龄已经很大，却更加清高。皇太子品德谦逊，其恩泽已普及到外面，应该对戴逵加以表彰和任命，使他得以参予政治。戴逵既然看重隐居的节操，必然会以不轻易出山为美德，应该让下面的人准备周全的礼节来征召他。”正在此时，戴逵因病而死去。

    戴逵的长子戴勃，具有和父亲一样的风范。义熙初年，朝廷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不应命，不久死去。

    陶淡，字处静，太尉陶侃的孙子。父亲陶夏，因为道德品质败坏被废黜。陶淡幼年丧父，喜欢按摩导养之术，说是成仙之道因祈求可以得到。十五、六岁时，便炼丹服药，不吃东西，不结婚。有家产千金，奴仆数百人。然而陶淡终日端坐，不问家事。很喜欢读《周易》，擅长占卜算命。在长沙临湘山中盖房子住下，养了一头白鹿和自己作伴。亲朋故友中有人来探望他，他总渡河离开，没有人能够走近他。州里选举他为秀才，陶淡听说后，转移到罗县埤山中，从此没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刘裕建宋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其曾神刘混，永嘉之乱时渡江居于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刘裕时家境已衰败。刘裕起初投奔北府军，靠平定桓玄之乱而官至侍中、车骑将军，逐渐掌握东晋王朝的军权。东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军北伐平定南燕，受封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此后四五年间，刘裕相继除掉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政敌，然后，他第二次北伐，克复关中，以功于义熙十四年（418）受封为相国、宋公。至此，刘裕取代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晋元熙二年（420），刘裕拿着自己手下拟好的禅位诏，让晋恭帝抄录，“恭帝欣然操笔，书赤纸为诏”。刘裕筑坛于南部，登上皇位，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宋武帝改元永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改《泰始历》为《永初历》，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六月，刘裕派人将他毒死，开了杀“禅让”退位者的先例。至此，历时104年、共11帝的东晋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开始。

    北魏入主中原

    淝水之战后，强大的前秦土崩瓦解了，拓跋部便乘机复国。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被诸部推戴，即位代王，并任命张兖为长史，许廉为右司马。同年，改国号为魏，表示已不愿再受晋朝的封号。

    拓跋珪称帝后施行的重要措施就是务农息兵，并首先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酋长的不稳定性。拓跋部属游牧民族，那些酋长往往叛服无常，不懂得要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因此，在登国二年（387年），拓跋珪制定了一条措施，即在每次战争胜利后，按战功分赏给群臣将士应得的战利品。这使得诸部酋长和鲜卑兵可凭战功得利，由此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好战心理，不致随时叛逃。在取得内部的团结之后，登国三年（388年），魏便开始攻打库莫奚（东胡），并获大胜。登国四年（389年）破解如部与高车诸部。次年，又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并再于次年打败了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缴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魏开始占据黄河以南（河套）的广大牧地，由于国力剧增，便开始窥视中原。

    当时，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后燕国前来向拓跋部索取马匹，并扣留了拓跋部派往后燕的使臣，拓跋珪便决定断绝与之友好的关系。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下令太子慕容宝统兵8万，进攻北魏。张兖建议可暂退避其锋芒，拓跋珪率领部众退到河套一带。后燕出兵三个月，却未找到北魏主力。九月，传来慕容垂病逝的消息，慕容宝便烧毁准备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拓跋珪带领两万兵马，迅速渡过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西，截断后燕的退路，将后燕军队团团围住。慕容宝见势不好，抛弃大军，轻骑出逃。北魏兵乘机攻击。后燕大败，俘获的四五万人全被活埋杀死。后燕由此开始衰落。

    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攻打后燕，夺得并州（大同西南），同年，从林阱（属河北）进入河北，围攻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年后，中山被攻陷，后燕的残部退到龙城（今辽宁朝阳）等。大河以北诸州全被北魏占有。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部定都平城（大同）。次年，改称魏道武帝，至此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灭后燕之后，北魏迁徙原后燕境内的吏、民及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巧十余万人到魏京，给内徙的新民耕牛，计口授田，此发展农业。平城附近，被划为“王畿”。王畿之外，又设“方”、“维”，由皇帝直接派官管理。四“方”、四“维”合称“八国”，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称为“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原来以游牧为业的鲜卑族人，便在此“八国”中定居下来，而原来的“部大人”（酋长）被皇帝任命的官员所替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变为监督和劝课农耕。朝廷按各地收入的多少，来考核官员的政绩。这种新的行政法令，使得北魏的政府结构得以转变，并使落后的游牧业过渡到了先进的封建式农业生产方式中，使新兴的北魏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

    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于京城设置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三千。拓跋珪格外重视寻找汉族士大夫对他的支持，以利用汉族文化改造处于原始状态的鲜卑民族。崔宏归附北魏之后，把拓跋部的历史与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拓跋珪对此深表赞同。一次，拓跋珪问博士李先：“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见识与智慧？”李先生回答说：“书籍。”于是拓跋珪就命郡县在民间搜罗书籍，送到京都。另一位博士公孙表，则把韩非的著作介绍给拓跋珪，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封建专权国家的皇帝。天兴四年（401年），拓跋珪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并任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来建立封建政治制度的专治机构。

    与此同时，北魏政府中的鲜卑贵族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仍一直继续。鲜卑旧贵族在过去已不能容忍一个国王，在此时则更不能容忍一种新的体制下的皇帝，一有机会，便窥觎这一宝座。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下诏称：“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布衣而得天下，这是错误的。汉高祖有天下是因为有天命。无天命而妄图非分，便会遭殃。”因而劝臣下安分知足，以“保荣禄于天气，流余庆于后世。”接着又下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名夺利，要讲道义。此后，贵族有反对皇帝的许多都被处死，其中最著名者是拓跋珪的堂兄拓跋遵和拓跋仪。但同时，他自己也常常心怀疑虑，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朝臣见他时，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表情失常，便怀疑其心怀恶意，被当场处死。拓跋珪终精神失常，北魏永兴元年（409年），被其子拓跋绍杀死。年仅39岁。同年，拓跋珪太子拓跋嗣回平城，再杀拓跋绍，即帝位，是为魏明元帝。

    魏明元帝称帝后，便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让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可参与朝政，使得北魏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神端二年（415年），魏国已连年霜旱，平城附近不少民众被饿死。有人主张迁都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去，崔浩、周澹反对认为，山东人现不知鲜卑虚实，还认为人畜众多，如现在迁去，一旦见鲜卑人数有限，定会生轻侮之心。不如等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就可渡过难关。魏明元帝赞同他们的主张，但仍怕无法挨到来秋，便选穷困的本族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下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困人。

    当时，北方鲜卑的又一支柔然开始强大起来，又有匈奴族铁弗部所建立的夏国在关中一带自称一霸，对北魏具有一定的威胁性。柔然还常常侵犯北魏的边境。泰常二年（417年），刘裕打后秦，后秦向北魏求救，拓跋嗣本想派一支精锐骑兵直逼彭城（江苏徐州）和寿春（安徽寿县），便向崔浩问计。崔浩以为现在“西有屈丐（夏），北有柔然”，出师对北魏不利。同年，宋武帝灭后秦，取得黄河以南州郡，魏则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相争，魏用兵机会大减，穷人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秦常七年（422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未成。次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大部。北魏在黄河以南取也得了许多州镇后，重新确立了南北两朝对立的形势。

    泰常八年（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死，其子拓跋焘继帝位，是为魏太武帝。魏太武帝是北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其在位期间，北魏的社会极为繁盛，他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几乎战无不成胜。始光元年（424年）始，北魏开始大举进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犯。始光三年（426年），又分兵两路攻夏，一路攻长安，一路攻统万（夏都城，今陕西榆林西南），当年即克长安，次年又攻下了统万。神麝元年（428年），俘获了夏国君主赫连昌。神麝二年（429年），魏太武帝又一次进攻柔然。柔然大败，原来臣服于它的些高车等小部落乘机摆脱羁绊，被北魏降服的柔然达三十多万家，掳获马牛羊达几百万头，敕勒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另一部分柔然人向漠北逃亡。两年后，又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亡，魏取关中。太延二年（436年），灭后燕国，取辽河流域。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国，取凉州。至此，自晋永安元年（304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已经结束，黄河流域得到了统一。

    平定北方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魏太武帝认为进攻南方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率大军南下攻宋。当时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极强。魏宋大战，魏军无法攻克宋的重要城镇，便在城外大肆杀掠，尽量破坏。宋军民痛击魏军，魏死伤大半。次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平城。这次战败，大伤魏国元气，又遭国人怨恨，北魏从此害怕再与南朝交战。正平元年（451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从此，魏始由盛转衰。

    孝文帝改革

    北魏太和十四（490年），冯太后病死，24岁的魏孝文帝元宏终于独自执掌了朝政。冯太后丧事处理完毕，他思谋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从道武帝定都平城已来，近百年间，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北魏王朝早己成为北方惟一的最高的统一的政权。而平城偏居北边，不便于控御中原地区和向江南用兵，也不便于深入汉化和实行文治，还不免遭受北方柔然与荒年饥馑的威胁，故迁都之事，作为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开始着手安排迁都之事，他知“北人恋本”，直接提出迁都，肯定会遭到众人反对，于是采取了“外示南讨，意在谋迁”的办法，这年五月，他在明堂召集群臣，商讨南伐，试图采用占筮之卦的方法来统一意见，由于占筮得出的《革》卦内容与南作不符，未能达到预计效果。以尚书令、任成王拓跖澄为首的一批大臣认为《革》卦不吉利，反对南伐，孝文帝一时理穷。众人散后，孝文帝派人单独召见拓跋澄，屏退左右，对拓跋澄和盘托出他的计划，分析指出，自拓跋部定都平城已来，虽然完全占据北方，富有四海，然而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如果进一步移风易俗，势将更难，因此打算借南伐之名，迁都中原。拓跋澄表示完全拥护，二人商定，仍然照孝文帝既定计划行事，借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

    随后几月，孝文帝积极布置南伐。六月，他下令在黄河上架桥，以便让大军通过。七月，他又下令实行中外戒严，宣布南伐。八月，他命太尉拓跋丕、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亲自统率大军30万南下。九月，孝文帝抵达洛阳，命大军作短暂休息，自己则到西晋太学遗址参观《石经》。洛阳是汉、魏、西晋的故都，虽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仍然是中原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决意深入汉化的孝文帝来说，此时更坚定了迁都洛阳的信念。从南伐大军离开平城，一直淋雨不止，使南伐将领更加丧失信心。这次南伐并没作长期准备，南齐政权也并非不堪一击，随军将领，大臣均知前景凶多吉少，因此当孝文帝又命令大军继续南进时，众人齐跪在孝文帝马前，请求停止南伐，大司马、安定公拓跋休等人甚至哭泣并以死相谏。这正是孝文帝所预计的，他乘机说：“大军出动一次不易，既出军不可无功，若不南伐，就得迁都洛阳。两者必须择一，要大臣立刻作出决定。拓跋部人多恋北土，不愿迁都，但因南伐极为凶险，毫无胜算，无人敢坚持南伐者，于是都选择迁都。全军齐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便这样决定了。孝文帝也知大臣内心实属勉强，事后他曾就此事征询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的意见，得到答案是是一半乐迁，一半恋旧。

    洛阳城早已破败，迁都洛阳之议决定后，大军就停止前进。孝文帝遣任城王拓跋澄还归平城，向留守官员宣布迁都之事。又命司空穆亮、尚书李冲与将作大匠董尔留守营建洛阳，又派于烈回去镇守平城。一切布置停当，孝文帝便离开洛阳，到河北等地去巡视郡县。直到次年十月，洛阳大体营建完毕，北魏才正式迁都。

    迁都洛阳后，汉化的条件更为成熟，孝文帝接着又对鲜卑族风俗文化制度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也就是迁都后两月，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族人再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诏令宣布后，“国人多不悦”，只是害怕禁令，绝大多数鲜才换上汉装。也有少数鲜卑族人仍留恋鲜卑服装。有一次，孝文帝从前方回来，仍见京城鲜卑妇女有“冠帽而著小襦袄者”，或“仍为夹领小袖”的人还穿着鲜卑旧服。于是把留守京城的拓跋澄及其它官员训斥一顿，认为是他们知而不问，督察不严而引起的。老贵族拓跋丕不乐意变易旧俗，当朝廷大臣皆穿汉族衣冠议政时，惟独他一人身穿鲜卑服夹在中间，因他年老功高，孝文帝才不勉强。不过后来拓跋丕也“稍加冠带”，朝廷内外，汉族服装便逐渐取代了鲜卑服。

    次年，孝文帝又下令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也就是他对他弟弟咸阳王兄禧说的“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具体规定：朝官年三十以上者，习性已久，可允许逐渐改变。三十以下者，如在朝廷不说汉语，仍旧说鲜卑语，就要被降爵或罢职、免职。北魏初进中原时，“军容号令，皆以夷语”。迁都后，孝文帝禁止朝官讲鲜卑语，时间长了，下层的鲜卑人也很少有人讲鲜卑语了。那些迁到洛阳来的“代北户”，有的后来甚至已听不懂鲜卑语。有些怀旧的人，还专门在拓部部人中教授鲜卑语，“谓之国语”。可见孝文帝的语言改革是十分成功的。语言和服装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北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民族融合的步伐。同年，孝文帝又下诏规定，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只能葬在当地，不得送回代北。此令一下，那些南迁的代人，便都成为地道的河南洛阳人了。孝文帝此规定，显然是要割断“代北户”与故土的联系，断绝其客居洛阳的念头，使他们能长久定居中原。

    转年，孝文帝又下诏改族的姓。在此之前，鲜卑人的姓氏多是由两个或三个字组成的复姓，如拓跋、尉迟、独狐、勿忸于、步六孤等。姓氏上的强烈差别，影响着鲜卑族与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因此命令把鲜卑复姓改为汉姓。诏令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太祖以来的八大著姓也由此改为汉姓，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

    紧接着，孝文帝又下诏命定族姓。孝文帝一向羡慕汉族的门阀制度，在中原地区，士族公认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士族之首，号称“四姓”，孝文帝在承认四姓为汉族士族之首的基础上，又下令规定鲜卑拓跋的族姓，改变代人“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的状况，把道武帝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定为国姓，“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记他们的地位与汉族崔、卢、郑、王四姓地位相当，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同时依据父祖官爵高低，对鲜卑其他人也划分了姓族等级，在鲜卑族内首次建立了本族的门阀世袭等级制度。

    为使鲜卑贵族与汉族进一步融合，形成联合统治的局面孝文帝又利用皇帝的权威强令两族贵族联姻。他自己先取“衣冠所推”的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之女充人后宫。另外陇西李冲家族虽非魏晋以来的显族，但也多是当朝权贵，“所结姻，莫非清望”，孝文帝也破格把李冲之女纳为夫人。陇西李氏也因此而上升让一流士族，与崔、卢、郑、王并列，“故世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他又特地为五个弟弟与汉族大姓联姻。下令：咸阳王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广陵王元羽，聘荥阳郑平城女；颖川王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北海王元详，聘荥阳郑懿女。在这之前，咸阳王元禧，曾娶一个隶户之女为妻，因此受到孝文帝的严厉责备。由此孝文帝命令诸王，把以前所娶的妻子，皆降为妾媵。鲜汉两族联姻之风兴起后，汉族大姓也多有娶鲜卑贵族之女为妻的，最典型的是范阳卢氏，一门就娶了北魏三位公主，极为当时士族称羡。通过这种两族大姓的频繁的政治联姻，两族大姓之间的矛盾逐渐淡化，政治利益日趋相同，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孝文帝的上述改革是成功的，但并非都一帆风顺。从上述改革初始，就遭到了部分鲜卑贵族的抵制和反对，甚或演化为武装反抗。迁都之初，拓跋部人就是“多所不愿”，迁都之后，还有相当大的保守势力反对汉化，对孝文帝的改革多次加以阻挠和破坏，这派以北魏鲜卑的元老穆泰、陆等人为代表。后来太子元恂也加入这一派。元恂在迁居洛阳后，总报怨河洛暑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赐给他的衣冠，他不愿穿，“常私著胡服”。太和二十年（496年），乘孝文帝去嵩岳之机，他与左右密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被人报告给其父，孝文帝将他囚禁，召见群臣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毅然废掉其太子称号。同年冬，鲜卑贵族穆泰、陆与宗室元隆、元业、元超等人勾结，阴谋在平城起兵叛乱，另立新帝。孝文帝得讯，马上派任城王元澄率人速往平城，平定了这次叛乱。诛杀穆泰、元隆、元乙升、元超、陆等人。新兴公元丕知情不报，本也当死，孝文帝念他昔日功高，曾进他不死之诏，免其死罪，贬为庶民。其后，元恂又企图谋乱，孝文帝逼令他自杀。

    孝文帝的改革过程充满了斗争，然而经过他的多项改革措施后，促进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拓跋部人也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艰难进程。从此之后，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也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北齐的鲜卑化

    北齐政权的奠基人是高欢。在高欢、高洋父子建立东魏、北齐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北边六镇兵民基础，以六镇中怀朔镇军人新兴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怀朔镇军人原是六镇起义队伍中的一部分。六镇起义后，六镇首领先后有破六韩拔陵、杜洛周、鲜于修礼与葛荣。尔朱荣击败葛荣后，六镇兵民二十余万被迫迁居到并州和肆州，归尔东兆统辖。尔朱兆部下虐待六镇兵民，迫使六镇兵民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尔朱兆深感头痛，便把六镇兵民交给高欢，命他统率，于是高欢成为继葛荣之后的六镇统帅。他率领六镇兵民占据了河北，打败了尔朱氏集团，建立了东魏。高欢死后，高洋能轻而易举地以禅代方式建立北齐，也是依靠着六镇军人。从葛荣到高欢，又到高洋，在六镇军人当中，逐渐产生出一个“怀朔集团”。葛荣曾是怀朔镇将领，他当六镇首领时，曾重用潘乐、任延敬、王基、可朱浑元、张琼等怀朔镇人，使怀朔镇将领在六镇军人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后来高欢成为六镇首领时，这些人也随之成为高欢的骨干将领。高欢本人也是怀朔镇人，他在怀朔镇一度任过队主、信使等职，当时便与怀朔镇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官吏以及刘贵、贾显智、尉景、蔡俊等人相互友好。在他起家的过程中，这些人也都追随着他，立下了许多功勋。除早死者外，其余人都成为东魏和北齐高氏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另外，在高氏统治集团中，一些将领大臣，如段荣、窦泰、韩轨、尉长命、斛律金、傅伏、库狄盛、贺拔允、莫多娄贷文、步大汗萨、赵猛、韩贤、徐远、万俟普、破六韩常等人，也都是怀朔人，高氏政权中的上层统治集团主要由这些新兴的军事贵族组成。

    鲜卑军事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军事贵族在东魏和北齐仗着他们的权势，以及强大的六镇兵民组成的社会基础，在朝野形成一股强大的鲜卑化势力，使自孝文帝汉化改革后逐渐缓和的民族之间矛盾又激化起来。早在高欢起兵时，就针对上升的民族矛盾与六镇鲜卑约定：“不得欺汉儿。”但事实上这个约定无效，他的军队依赖汉族农民养活，却不断欺压汉族农民，使鲜、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高欢恐民族矛盾影响他的政权统治，曾力图调和这种矛盾。他在鲜卑军人面前说：“汉民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耕种，女子为你们纺织，供给你们粮食布帛，使你们温饱，你们为何要欺凌他们？”他在汉族人面前则说：“鲜卑人是你们雇来的客人，吃你们一石粮，穿你们一匹布，却为你们作战，使你们得以安宁，你们为何要仇恨他们？”

    高欢既想调和民族矛盾，又想维护鲜卑人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他只实现了后者，民族冲突是越来越激烈。表现在政治上是维护鲜卑贵族的利益，不断打击汉族士大夫。鲜卑勋贵为政不廉，贪污收受贿赂，横行霸道，搞得东魏政治一团黑暗，汉族大臣杜弼请求首先要澄清吏治，严惩贪官，后又建议“先除内贼，后讨外寇”。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大怒，令军人张弓举刀、分站两列，令杜弼从中间通过，恫吓杜弼，不让他再攻击鲜卑勋贵。北齐建立后，高洋曾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听后默然无言，却对杜弼怀恨在心，这构成了杜弼后来被杀原因之一。侍中、尚书右仆射高德政也常建议，治天下应多用汉族士大夫，少用鲜卑人。高洋杀了他后，公开宣布，这是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北齐政治中鲜卑化色彩之浓，最典型地表现在杨愔事件上。高洋称帝后，尚书令是高欢的女婿、中原世族大地主杨愔。高洋委政杨愔，杨愔也始终以选拔人才为己任，重用贤才，对稳定社会、巩固北齐政权统治来说是颇有成效，故到高洋后期，仍能保持“主错于上，政清于下”的局面。高洋死后，子高殷继位，是为废帝，杨愔、燕子献、郑颐等人受遣诏辅政。这几人都是汉人，高殷的母亲李太后也是汉人，鲜卑勋贵不希望他们掌权。不久之后，高洋弟高演、高湛在鲜卑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斛律光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了杨愔、燕子献、郑颐、宋钦道等大臣。高欢妻娄太后不仅不指责高演等人，还对高殷母说：“岂可使我们母子受汉族老太婆摆布！”连废帝高殷也说：“岂敢惜此汉辈？”

    经过这次政变，鲜卑勋贵更加嚣张，汉族大臣的地位也就更进一步降低。高演未执朝政时，汉族名士王晞是他的至交密友，执朝政后，却恐王晞不合勋贵之意，每人夜便用车载入宫商议，到白日则甚至连话也不交谈。直至北齐末年，政治上歧视汉族官吏的情况仍未改观。齐后主高纬时期，高纬的近幸韩凤虽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曾任禁军都督，但他对于汉族大臣，屡次骂：“狗汉大不可耐，惟须杀却。”后主要到晋阳，崔舒、张雕、刘逖等台湾省族大臣联名进谏，劝阻韩凤竟上奏说：汉族文官联名进谏，表面上是劝阻去并州，实际上有反心，应诛杀这些人。齐后主昏庸至极，听信韩凤的话，立即将联名上奏的汉族官吏召集在含章殿，把为首的崔季舒、张雕、齐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人当场斩杀，弃尸于漳水。

    除了在政治上鲜卑化特征非常明显，汉族官吏常遭到歧视打击外，在当时的北齐社会上，也是鲜卑化风气兴盛，一切早被北魏孝文帝改革掉或禁止的东西又广泛流行。如鲜卑语、鲜卑服，早被禁断，而这时纷纷复兴，尤其是鲜卑语，在北齐成了最时髦的语言，通晓鲜卑语是汉族官吏得宠和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笛子、五弦等，也渐渐日益兴盛，许多汉族士大夫反过来学习鲜卑语或其乐器，还有的汉族士大夫为求名利，教子女也学习鲜卑语和鲜卑乐器。齐后主高纬常常是“自弹胡瑟琶而唱之”，被人称为“无愁天”，又大大助长了社会上的鲜卑化之风。

    北齐兴盛的鲜卑化风潮，尤其是政治上的鲜卑化，使汉族许多较先进的统治思想和制度难以推行到底或遭到破坏。固然鲜卑勋贵依仗着铁骑甲士野蛮掠夺，很快暴发，但从根本上和北齐全部历史来看，它也加速了北齐政权的腐败和崩溃，北齐很快失掉人民的拥护而被北周灭亡。

    北齐的暴政

    北齐政权建立后，其核心集团是鲜卑勋贵，这些人多出自六镇中下级军官，由军功升为贵族后，仍保留着野蛮残暴的落后习俗。作为皇帝的高洋及其继承者，都深受这种习俗的影响。因此在北齐政治中，残暴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高洋即位之初，注重军事，率兵多次亲征北方的库莫奚部、契丹、突厥、山胡、柔然等部，每次临阵，都是身先士卒。几年之后，北方的边患极大减轻。同时又命大将南征，夺取南朝大片领土，并扶植以萧庄为帝的傀儡政权。随着政权的巩固，他也越来越贪图安逸，骄奢淫逸，肆行暴虐。他称帝以来，数次征发百姓180万人，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修起长城九百余里。次年，又征发百姓三十多万修造金华殿和三台宫殿。他的生活也日趋腐化，经常通霄达旦地自歌自舞，又经常袒形露体，涂抹粉黛，散发胡服，拔刀张弓，在街市上横冲直撞。曾在街上问一行路妇女：“当今天子如何？”这个妇女不认识他，回答：“颠颠痴痴，何成天子！”他听着逆耳，当下拔刀杀了这个妇女。他对大臣也是任意鞭打或斩杀，杨愔是宰相，又是他的亲信，但他曾用马鞭狠抽杨愔背部，鲜血渗出衣服之外。又要用小刀划开杨愔的小腹，幸亏被大臣崔季舒劝止。又有一次，他把杨愔塞入棺中，装上灵车。还又曾经持槊跑马，三次刺到左丞相斛律金胸口，斛律金不动，乃赐帛千匹。不禁此还在于众人中召都督韩哲近前，无罪将其杀死。他令工匠制造了大镬、长锯、剉、碓之类的刑具，陈列在庭前，每喝醉酒后，则以杀人为乐。杨愔为其挑选了一些死囚，称为“供御囚”。高洋想杀人，便让这些人送死，如三个月未被杀掉，则被免掉死刑，释放还家。天保八年（557年）七月，河南、河北蝗灾严重，高洋向魏郡丞崔叔瓒询问蝗灾起因，回答是因他“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所造成的。高洋非常生气，令左右殴打，揪住头发，用大粪从头顶浇下，曳足拖出。三台建成，一时高洋游三台，兴起舞槊，戏刺都督尉子辉，子辉当场死亡。

    高洋嗜酒狂暴，乱杀大臣，却不允许大臣规劝他，规劝多者被杀。典御丞李集谏诤高洋，以夏桀、商纣王为例劝他，他命人把李集捆起来投入水中，浸了一会，拉上来问：“我比夏桀、商纣王怎么样？”李集说他还不如夏桀、商纣王，高洋又令把他浸入水中。过一阵又拉上来问，如此四次，李集死不改口。高洋大笑，命把李集释放。不久又引入，看李集似有所谏，下令拉出腰斩。三弟永安王高浚见他因酒败德，再三切谏，高洋不高兴，把他囚入地牢，纵火烧死。尚书右仆射高德政，高洋未称帝前，二人言无不尽，高洋禅代，高德政立有大功。后见高洋即帝地位后，纵酒酣醉，无法无天，高德政数次强谏，高洋反诬他“恒以精神凌逼人”，把他用酷刑杀害。胶州刺史杜弼，在高洋禅代中也立有大功，也数次上强谏，被高洋所恨。一次高洋酒醉后，命人前去胶州斩杀杜弼。常山王高演、开府参军裴谒之、都督王纮也都数次极谏，都差点几乎被他杀了。对于他所猜忌的王公大臣，他也更加诛杀，曾借口谶语，将七弟上党王高涣打入死牢，纵火焚死。后又听信谗言，鸩杀从叔清河王高岳。高隆之是朝廷重臣，因他在高洋未称帝前看不起高洋，高洋受魏禅，他又在反对者之列，高洋称帝后，便伺机杀了他。高洋又听人说，祠部尚书王景元背后把他比作商纣王，遣骑执之，斩于御座前。

    高洋称帝后，东魏宗室残存者尚多，高洋时刻防备他们伺机复国。天保十年（559年）五月，太史令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高洋问彭城公元韶说：“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回答：“为诛诸刘不尽。”于是高洋开始大杀元氏，五月癸未这一天，开始诛杀平公元世哲等25家，又把元韶等19家，全部投人地牢饿死。七月，又下令尽诛元氏，凡祖父曾为王的，或本人做过大官的，全家一律斩于东市。婴儿则抛入空中，以矛穿刺，前后元氏死者共有721人。死尸全部投入漳水喂鱼，当时剖开鱼腹，往往能看到人的抓甲，邺城一带居民为此久不食鱼。

    高洋北筑长城，南助萧庄，士兵马匹死者达数十万，再加上他大肆修建宫殿台阁，随意赏赐，使得库藏积蓄很快告罄，财政日益紧张。于是他下令削减百官的奉禄，撤掉军人粮食，并削掉州郡县镇戌之职位，以节约费用。当时朝廷内外人人惊恐，各怀怨言，但由于他督察甚严，大臣稍有过失，便加严惩，所以群臣无人敢提非意。高洋又善于用人，委任杨愔以重任，杨愔总摄朝政，以奖拔贤才为己任，国内政治还比较清明，故当时人都说是“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高洋嗜酒成疾，不能饮食，自知活不久，招来其弟常山王高演，说：“你想当皇帝随时可当，只是不要杀你侄儿。”又命尚书令杨愔、领军大将军高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受遗诏辅政。十月，高洋死。太子高殷即位，是为废帝。乾明元年（560年），改元乾明。以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杨愔等人认为高演、高湛凶蛮势大，恐不利于幼主，企图削弱二人权力，将其调离京师。后又改变决定，以长广王高湛守晋阳，又常山王高演仍留任原职。杨愔是汉族士大夫，李太后也是汉人，诸鲜卑勋贵都不希望他们掌权。于是高演、高湛与高归彦相勾结，借拜职大会百僚之机，令贺拔仁、钭律金、斛律光等大将抓起杨愔、宋钦道、可朱浑天和、燕子献、郑颐，毒打后，又拥入宫中，面见高殷和太皇太后，将诸人斩杀。同年八月，娄太后下诏，废高殷为济南王，立高演为帝，是为孝昭帝。改元皇建。次年九月，高演派人杀了高殷。十月，高演外出打猎，坠马绝肋，临终前，认为儿子百年幼小，诏书长广王高湛入承大统。又嘱托高湛，请他即位后不要杀百年。上月，高湛即位于晋阳南宫，是为武成帝。改元太宁。

    高湛即位后，高洋更荒淫残暴。高演夺皇位，高归彦出力不小，当年高演死，高归彦又在邺城迎高湛。高湛作皇帝登基后，一方面提拔高归彦为太傅、司徒，另一方面却对他反复无常有所猜忌。河清元年（562年）二月，任命他为冀州刺史，遣出京城。到位后，高归彦蓄谋作乱，被人告发，高湛派人把他抓回，连其子孙十五人一道杀死。高湛又肆行淫威，大杀诸王，先后杀太原王高绍德、河南王高孝瑜及河间王高孝琬。随后又杀高演的儿子乐陵王高百年、平阳王高淹和彭城王高浟。北齐高氏宗室之间互相猜忌，人人自危，使得短短十年间，四易其帝，形成兄终弟及，滥杀无辜的恶性循环。为杜绝类似事情再发生，在河清四年（565年）四月，高湛传位给年仅十岁的太子高纬，是为齐后主。高湛以太上皇自居，三年后病死。

    高湛以前，北齐皇帝荒淫残暴，但军政大权却掌握在能臣和勋贵手中，近幸之人并不参与政事。从高湛起，开始给近幸之人“委以朝权”，和士开以善于握槊之戏得幸，穆提婆因其母陆令萱为胡后昵爱而入宫中，高阿那肱和韩凤以谄悦和士开，善于奉承被爱重。此外宦官、苍头、歌舞者、使鬼者都有被重用、授开府王爵的、以干豫朝权。高湛死后，后主年幼昏庸，这些奸佞之人完全执掌了朝廷大权。和士开劝后主杀了博陵王高济、赵郡王高，把领军娄定远、高文遥赶出京城。后和土开又谋夺赵王高俨的兵权，被高俨杀死，后主又杀了赵王高俨与南阳王高绰。恐诸王作乱，又把北平王高贞、高平王高仁英、淮南王高仁光、河西王高仁几、乐平王高仁邕、颍川王高仁俭、安乐王高仁雅、丹阳王高仁直、东海王高仁谦等王皆都软禁于北宫，不许外出。

    大将斛律光是北齐名将，其父斛律金，早年跟随高欢，为高氏立有殊勋，斛律光与其弟斛律羡镇守地方，一个“声震关西”，一个“威行突厥”。因反对后主把晋阳田赐给穆提婆，得罪穆提婆与后主的另一宠臣祖珽。二人勾结起来，诬陷斛律光兄弟企图谋反，把斛律光骗入宫中杀害，派兵杀斛律羡，又把其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诛杀。齐后主高纬是北齐诸帝中最昏庸无能的皇帝，不喜欢见大臣，整日与宦官、宫女、歌舞者等人混在一起，却肆行暴虐，把北齐得力的王公将领一一杀害，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凤等奸佞之人宰制天下，致使北齐王朝首先从内部瓦解，分崩离析，很快被北周灭亡。

    佛教石窟佛教石窟的开凿

    佛教产生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和学习释迦苦修，开凿了石窟寺。经过不断发展，佛徒修建石窟寺，用雕刻、泥塑、绘画等艺术手法宣传教义，成了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特别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人民倍受煎熬，统治者也朝不保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在南方也日益兴盛。受传入的印度石窟艺术的影响，开凿石窟寺在北方甚为流行。据调查，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这些石窟寺由于是用于佛徒修炼和礼拜之用，故大都开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的地方，而窟内一般有佛象或舍利塔，以及以佛经为题材的雕刻或壁画，构成了风格独特的石窟艺术。这一石窟艺术，是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结合本民族形式的窟洞、崖墓而创造出来的。

    新疆地区南邻北印度。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多处石窟群。其中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35个。其中一些洞开凿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说明印度石窟艺术约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即已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向东传播，流行于内地的。十六国时期，新疆、甘肃地区开凿了多处石窟，其中以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位于敦煌东南22公里的鸣沙山下。据碑刻载，它始建于秦建元二年（366年）。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各代均有大规模的营建和修缮之举。这里凿窟的崖面属砾岩层，故雕像困难，彩塑和壁画成了这里石窟艺术的特色。莫高窟繁盛时有千余窟，现存492窟，分布在长达1000米的崖上。窟内计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100余尊。壁画内容，历代各有不同。北朝时期多为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说法图一般是佛在中间宣讲佛法，两菩萨侍立左右。所谓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的前身行菩萨道，一生受苦之事。如舍身饲饿虎、割自己身上肉喂鹰救鸽等等。但画师们在画这类题材时，却将社会生活中如耕作、收获、射错、饲养、游乐、宴会、战争等等内容融合在画面当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其彩塑的佛、菩萨、飞天等等，又都是参考了现实世界的人物，使塑造的这些上天世界形象，又带有典型的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莫高窟以其营造延续千年、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极为丰富而享誉世界。这是我国一座巨大的石窟艺术宝库。但是在解放前，大量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盗窃，许多洞窟受到严重破坏。解放以后，这里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北魏时期，石窟的开凿更为普遍。与新疆、甘肃地方不同，各地的石窟均开凿在花岗岩一类坚硬的山崖上，洞窟内造像及装饰，全部雕刻而成。云岗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它位于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处。现存洞窟53个，延绵一公里，有各类佛像10万余尊。大同旧称平城，时为北魏都城；这里的石窟又是在北魏皇帝批准下兴建，规模特别巨大。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在沙门统昙曜主持下初凿五窟。每窟依山雕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时”。参与石窟开凿的有四方名门与工匠，尤以河西凉州工匠为多。云岗石窟是吸收了凉州石窟的一些特征，并兼收其他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而进行的新的创作。所以，云岗石窟不仅以其大佛“雕饰奇伟，完於一时”，而且它的艺术风格还引起了各地的仿效。著名的龙门石窟，甚至石窟出现较早的河西地区，都可以看到像云岗那样笔直而高，唇薄肩阔，衣服短瘦，凸起式衣纹的佛像。

    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今洛阳城南20公里处的伊阙山上，故又称伊阙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孝文帝造都洛阳前五年，即太和十二年（488年）。北魏迁洛后，在此大规模营建，后又经唐代大力开凿，现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崖壁，有石窟和壁龛几千个。远看如同蜂巢一般。在这些洞窟中，北朝开凿的约占三成。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洞内主佛像释迦牟尼端坐，面颊较丰满，略带微笑；二菩萨两侧侍立，仪态庄严、文静。洞壁列龛密布，雕刻华丽精巧。造像题记端正大方，刚健质朴，许多是魏碑体的精华。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时开始开凿的。窟内壁面全部为雕刻品占满，雕作完整；窟内地面饰以莲花图案，更显富丽堂皇。窟口内壁崖面上雕有各高二米、宽四米的帝后礼佛图。分别反映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参加拜佛仪式的隆重与肃穆。这两部浮雕，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但在解放前却被奸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凿。宾阳洞的主佛像面部秀润，嘴角上翘，呈微笑状。躯体魁梧，著褒衣博带式服装。这种形象已不再如云岗昙曜五窟佛像那样威严肃穆。如果说云岗石窟佛像还带有很浓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龙门石窟造像这种风格和服饰上的变化则更显得中国化了。这种变化正是孝文帝改制、拓跋汉族化的结果。

    除以上这些石窟外，这一时期还开凿了许多著名的石窟。如甘肃靖县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天水的麦积崖石窟（始凿于西秦）及河南巩县石窟（始凿于北魏）、河北磁县响堂山石窟（始凿于北齐）等等。这些石窟中的许多洞窟，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云岗、龙门石窟艺术风格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开凿的众多石窟，与历代各朝开凿的石窟一起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北周的建立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一直牢牢控制着西魏政权。西奔关中的孝武帝元修因想得到最高权利，很快与丞相宇文泰产生了矛盾。这年冬季闰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最高决策极指挥权仍在相府里。

    宇文泰在积极与东魏进行战争的同时，逐渐把汉族世家大族也拉入他的统治集团，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他又依靠汉族大地主和士人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一个比较落后的军事集团逐渐改造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封建政权。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便命一批汉族士人斟酌今古，参考变通，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为准则，制定出“二十四条新制”，然后奏请文帝推行。这就是西魏最基本的制度。初期在制度建设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汉族士人周惠达。宇文泰忙于前方军务，后方的营造戎仗，储积食粮，检阅士马等事，都委托周惠达办理。仪礼制度也是在周惠达领导下创制的，当时关右政权草创，礼乐制度残缺，周惠达与礼官对北魏旧制进行一番改革，才使得“仪轨稍备”。大统七年（541年），宇文泰在大统元年“二十四条新制”的基础上，又令人制定出“十二条制”，奏请实行，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西魏制度。这时周惠达将著名士人苏绰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问苏绰治天下之道，苏绰为他陈述帝王之道和申不害、韩非的法治之术，使宇文泰不禁“整衣危坐”，从天黑听到次日清晨而不觉厌倦，从此对汉族士人更为重视。宇文泰极想改革时政，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苏绰也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先后制定了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计帐、户籍等法，及其裁减冗官、设立闾正、保长二长，实行屯田以资军国等措施。大统十年（544年），西魏文帝把宇文泰前后所呈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新制”，规定为“中兴永式”，命苏绰重加修订，合为五卷，颁行天下。苏绰又根据汉族统治者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概括为六条：一是治心身，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卹狱讼，六是均赋役。这六条，史称“六条诏书”，是西魏和北周总的施政纲领。宇文泰对此六条极为重视，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命令百官都必须认真学习。同时规定，牧守令长等地方官，不精通“六条诏书”内容和计帐的人，不得为官。此外，宇文泰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创建了府兵制度，通过各项制度的创建、改革和实行，西魏政权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随着西魏政权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宇文泰在西魏的势力也自然就越来越大。

    大统十七年（551年），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宇文泰立太子元钦为帝，是为废帝。废帝二年（553年）十一月，西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但事情败露，元烈被诛。元钦对宇文泰杀元烈极为不满，于是召集宗室诸王商议夺权，淮安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都认为为不可，垂泣劝谏，但元钦不听。当时宇文泰诸婿李基、李晖、于翼等人均是武卫将军，分掌禁旅，元钦与宗室诸王的密谋被李基等人侦知，宇文泰任命心腹尉迟纲为大将军，兼领军将军，总典禁旅，密做防备。次年正月，宇文泰召集群臣的议，废掉了元钦，改立文帝元宝炬第四子齐王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信以尉迟纲为中领军，总领宿卫军，以监视元廓。这时，宇文泰诸子或幼或弱，不能堪当大任，故宇文泰对几个女婿寄以厚望，引为心腹。宇文泰还有两个侄儿，章武公宇文导和中山公宇文护，宇文导任陇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刺史，宇文护任大将军，行六官之制后后，又拜为小司空。另外军队大将和朝廷重臣，也皆是早日随他起兵的六镇军官和心腹，因此西魏政权的核心人物，就是宇文泰集团的核心人物。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四月，宇文泰巡狩北方，在途中染病。九月，宇文泰回到云阳，病势转重，他遣人召来侄子宇文护，令他接替自己掌握西魏军政大权。宇文泰死后，世子宇文觉继位太师、大冢宰，年仅15岁。宇文护虽受宇文泰重托，但因他的名声和地位都不是很高，那些元老不肯服他，于是他向大司寇于谨求教。第二日，召开元老会议时，于谨正色严厉地对大家说：“中山公乃安定公（宇文爵号）亲亲兄弟的儿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所应当归他总管，我们都应服从他。”说罢，带头下拜，那高级将领和大臣也被迫随着于谨下拜，于是他的地位才得以保住。宇文护也尽力抚循文武，重新稳定了人心。

    西魏早在元宝炬即帝位时，就已经是“权归周室”，从文帝、废帝，直至恭帝，实际上都是受宇文泰摆弄的傀儡而已，一切政令全是出于宇文泰一人之口，皇位的取代早已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宇文泰安葬后，宇文护便开始着手安排禅代之事。这年十二月，他奏请西魏恭帝以岐阳之地封宇文觉为周公。到同月庚子这一天，恭帝元廓正式下诏让位于周公宇文觉，西魏由此而亡，共历三世，二十四年。次年正月辛丑，宇文觉即皇帝位，就是北周孝闵帝。北周建立。孝闵帝以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柱国、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大司马掌军事，宇文护居之，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周建立以后，因孝闵帝宇文觉年幼，实际上仍然只是个傀儡，军政大事均由宇文护决定。宇文护专政，又引起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先是赵贵自以为是北周元勋，常怏怏不乐，联合独孤信密谋杀宇文护，有人密报了宇文护，宇文护捕杀了赵贵，并逼独孤信自尽。孝闵帝对宇文护擅权也十分不满，密令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等人杀宇文护。宇文护得悉后，把李植、孙恒遣离京城，然后把其在京党羽捕杀，逼宇文觉逊位，然后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明帝在位四年，又被宇文护派人毒杀，又改立宇文泰第四子鲁公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周武帝即位后，不动声色地诛杀了宇文护，北周皇帝才真正掌握了最高的统治权。

    府兵制

    府兵制是创立于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的一种兵制，起源于鲜卑旧有的部落兵制，因为设立了军事组织单位兵府而得名。

    北魏早期就已有军府之制，到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以后，即以八部兵，改置八军，设立军府。这种军府，直到北魏末期还一直存在。军府成员，多是鲜卑族人。宇文泰接替贺拔岳统领其部众时，其成员是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主的，这些兵户也是鲜卑族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当时宇文泰直辖军队的人数并不很多，只有数千人，加上收降的侯莫陈悦的部下，以及随孝武帝元修西入关中的劲旅，合起来共约三万人左右。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便把他的军队分为十二军，每军各置一将统帅。孝武入关后，十二军的编制未变，但各军人数有都所增加。十二军将领分别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和达奚武。西魏大统三年（537年），东、西魏沙苑之战之时，宇文泰曾率此十二将出征。沙苑大捷后，宇文泰被进为柱国大将军，十二将也纷纷进爵增邑。大统八年（542年）三月，宇文泰在十二军的基础上，又“初置六军”。从编制上讲，“六军”是比原先十二军更高一层的军事单位；从性质讲，十二军的部落兵制的气息比较浓厚，而六军的汉化特征则更为明显。次年，东、西魏又发生了邙山大战，西魏军队损失过半，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战争长期不断，使宇文泰政府军的兵源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泰开始大量吸收汉族豪强及其部曲乡兵来加入政府军，于是采取了“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的重大措施。即给一些拥有部曲、乡兵的汉族豪强地主加封帅都督的官号，并把他们和他们手下的武装纳入政府军系统。如太原阳曲人郭彦，移居冯翊，大统十二年，被选为当州首望，“领乡兵，除帅都督”。又如京兆杜陵人韦瑱，世代为三辅首姓，也是“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又如任城人魏玄，在邙山之投后，率义徒还关南镇抚。大统十四年，被给予帅都督、东平郡守。从此，掌握在豪强手中的私兵转变成为国家的军队，汉族豪强地主也摇身变成为西魏军事将领，西魏军队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

    宇文泰又对直属中央的军队加以改组，这就要利用旧日鲜卑八部之制的形式，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他自己虽是其中之一，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凌驾于其他柱国大将军之上，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尽管也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但只是虚职，不实际掌握兵权。另外，他任命李弼、李虎、赵贵、侯莫陈崇、于谨、独孤信六人为柱国大将军，由此六人分别统率六军。在六军的每位柱国大将之下，各设二位大将军，共12大将军；又在每个大将军之下，各设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之下，又设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每个仪同领军一千人，每个开府领军二千人，每个大将军领军四千人，每个柱国大将军领军八千余人，六军总数约不到五万人。这就是西魏当时的府兵数量，也就是直属朝廷的主力军的人数。另外在各地州镇和边地，还有大量镇守地方的军队，这些归州镇督帅指挥。

    鲜卑旧有的部落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氏族关系，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后，保留了这种特点，并且下令让军功高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三十六国，以军功稍次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九十九姓，“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即然诸将被定为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继承人，其姓氏也应依从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姓氏，于是又引出复姓和改姓的活动。除侯莫陈氏、独孤氏、豆卢氏、贺兰氏等本来就是鲜卑旧姓外，凡孝文帝时改变汉姓的鲜卑将领又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如于氏，仍旧恢复为原来的勿忸于氏。汉族将领则要改变汉姓而为鲜卑姓氏，例如赵贵被赐姓为乙弗氏，李弼被赐姓为徒河氏。李虎被赐姓为大野氏，杨忠被赐姓为普六茹氏，王雄被赐姓为可频氏等。他们统率的士兵，也随了他们改后的姓氏。

    府兵建立后，便成为西魏的“禁旅”，兵士的地位也由六镇的戌边战士上升为类似“羽林军”、“虎贲军”的中央禁卫军。府兵统属于六柱国大将军，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宇文泰又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将各军指挥权统归在他一人手中。除他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调遣六军。宇文泰死后，六军指挥权又移至他的继承人宇文护手中，诸军“凡所微发，非护书不行”，可见府兵制的建立，是有利于集中军权，统一指挥的。

    为使府兵的兵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西魏政府又从均田的农民中选拔府兵，具体规定为，在六户中等以上农民家庭中，从一个有三丁之家中抽一男子充当府兵。凡充当府兵的人，免除租调和徭役，加入军籍。府兵有战争时就要出征作战，无战争则“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杀宇文护后，派人前往相府收取兵符，终把最高军权收回手中，下令“改诸军士并为侍官”，使府兵成为名副其实的禁卫军，但这时府兵仍然另有军籍，仍然是兵民分治。不过府兵成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主要由于周武帝广募均田农民加人府兵，“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使府兵中的均田农民数量大增。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为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奠定基础。

    府兵制在发展和变动中，与鲜卑族原先的部落兵制越离越远，而与土地关系则日益紧密，到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杨坚进一步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至此，府兵制与均田制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府兵也由兵农分离完全走向兵农合一。

    府兵制的创置和逐步完善，对西魏和北周来讲，都起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为士兵人数大量增加。兵源有了保证，经历了长期战争而兵员却是越来越多，至北周最后一次进攻北齐时，军队已发展到20万人左右。北周也正是藉此才能攻灭北齐，统一北方。

    北周灭北齐

    从西魏宇文泰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氏政权经过宇文泰等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不断改革，国势日渐昌盛。在政治方面，遵循“六条诏书”中“擢贤良”的精神，吸纳许多贤才。在军事方面，创建了府兵制度，加强了武装力量。在经济方面，释放奴婢、杂户，禁断佛、道二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均田农民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通过这些改革，到北周武帝后期，不仅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而且国家实力与东方的北齐相比，也是由弱变强，蒸蒸日上。与此相应的是，军事局势也发生变化，由对北齐的积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全面进攻。

    与北周相反，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帝王贵族荒淫腐败，倾轧不已，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齐后主高纬上台后，政治更为混乱。他厌倦政事，整日怀抱琵琶弹唱“无愁之曲”，和唱者数百人，被人称之为“无愁天子”。而且也又宠幸一奸佞之人，委宦官重任，让他们参预朝政，允许他们卖官鬻爵。此外州县之官多来自富商大贾，这些人得官后不顾百姓死活，贪赃枉法，税括百姓，大发横财，造成了“官由财进，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他又胡乱封官拜爵，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一千多人，仪同无数。他豢养的跑马、斗鸡、鹰、犬等，竟也被授予仪同、郡居、开府等官爵，与大臣一样享有同等俸禄。后宫婢女也皆封为郡君，宫女中宝衣玉食者达五百余人，宫女一裙值万匹，一个镜台值千金。又大发徭役，盛修宫苑，极为装丽，建成后稍不如意，则折毁重建，至使百工匠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与北周武帝和北周的政治相比，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周武帝即位以后，北周就不断进攻北齐，北周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北周大将杨忠、达奚武与突厥曾联合分路讨伐北齐，一度兵临晋阳城下，后被北齐军中的精锐部队击退。北齐名将斛律光还乘势反攻入北周境内，俘掠三千余人。此后北周军队又数次东进，由于北齐有斛律光、段韶等名将名臣，政治虽然败坏，而军事上却还保持一定实力，故北周军队收获并不大。

    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亲自掌握了高军权，他一面与北齐通商和好，使对方麻痹松懈，一面却加紧练兵，积极准备，伺机灭齐。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三个月，齐后主诬蔑斛律光谋反，将其诛杀，尽灭其族。周武帝听到此讯大喜，为之大赦。北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周武帝与诸将伐齐。大将韦孝宽献计三策：一为联合陈朝、稽胡等军队，数道并进，可一举而成。二为广事屯田，招募强悍之士，严加训练，与陈朝军队互相配合，使其疲于奔命。一二年后，待其内部离叛，然后乘机举攻下。三为作长期打算，签订盟约，安民和众，蓄锐养威，观衅而动。周武帝又与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安州总管于翼长计议，于这年七月下诏伐齐。出兵十八万，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崇、宇文招为后三军总文宪，于谨、李穆等将所向势靡，连取北齐三十余城。周武帝大军在金墉城下遭到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的顽强抵抗，数攻未克。这时，周武帝忽然患病，又逢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率援军自晋阳赶至河阳，故周军不得不弃城撤军。

    次年，北周再次大举攻齐，周武帝认为前一年未能灭齐，原因主要在于“直为拊背，未扼其喉”。这次应直攻高欢发迹之地晋州，争得此地，北齐必派重兵援救，我军可严军以待，击之必胜，然后乘破竹之势，挥军东进，定可“穷其巢穴”，灭亡高齐。十月，周武帝再次亲征，以宇文盛、宇文亮、杨坚为右三军，宇文俭、窦泰、丘崇为左三军，宇文宪、宇文纯为前军，亲率中军，开入齐境，并驻军于晋州汾曲（今山西临汾市南）。然后分判派遣宇文宪率精骑二万驻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二万驻守千里径，达奚震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韩明率步骑五千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辛韶率步骑一万驻守汾水关。又遣王谊监诸军进攻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但是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坚守。周武帝宇文邕赶赴平阳城下督战，城中情况紧急，北齐诸将纷纷投降，北周军队占领了平阳，生擒尉相贵及其部下八千余人。宇文宪率领的另一路军也攻克洪洞、永安二城。本计划乘胜前进，但由于北齐军焚桥守险，军不得进，只好屯守永安。

    齐后主此时正带着冯淑妃与右丞相高阿那肱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围猎。晋州告急的信使，从清晨至中午，连来三批。高阿那肱却拦住信使，不准报告，说：“皇帝正围猎高兴，何必急着报告。”到了黄昏，又一信使赶到，报告“平阳已陷”，高阿那肱乃转报齐后主。齐后主闻讯准备立即返回晋阳，但冯淑妃此时正在兴头上，请再围猎一次，齐后主便又留下继续围猎。猎毕，齐后主才携带冯淑妃回晋阳，调兵遣将，分军向千里径、汾水关发动反攻。齐后主自率主力开上鸡栖原。驻守汾水关的宇文盛派人告急，宇文宪马上率兵来援，大破这一路齐军。齐后主率大军到达平阳城下，周武帝见齐军声势颇盛，周军疲惫，长留下一些将士镇守平阳，自率主力军西退。

    齐军包围了平阳，昼夜攻城。城已残破不堪但仍不能攻克。北周守将梁士彦慨慨激昂，身先士卒，激励了士卒。守城军民士气大振，无不是以一当百。齐军再次挖地道攻城，城墙塌陷十余步，齐军将士呼喊着要冲进去，被齐后主下令阻止。齐后主派人召冯淑妃来观看，冯淑妃正在化妆，等她化妆完毕，周军已用木棍塞住缺口，齐军再次进攻，已经冲不进去。

    周武帝本已引兵西归，闻平阳危急，又率军赶至平阳，会集诸军，向齐军发起猛烈攻击。齐后主与冯淑妃在阵后并骑观战，东边稍退，齐后主便与冯淑妃率先逃走，齐军见皇帝先跑，随之全线溃败。齐后主逃回晋阳不久，周军又尾追而来。齐后主任便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领山西兵，自己却不顾群臣劝阻，在夜里砍杀守城门的士兵，率少数侍卫逃出晋阳城。他想投奔突厥，侍官多所不愿，许多人半路悄悄溜走。领军梅胜郎也百般谏阻，他这才带着剩下的数十人逃到邺城。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不得己投降了周军。

    周军包围了晋阳，高延宗在北齐留守将帅的坚决要求下，即皇帝位。周军四面攻城，终于攻破东门，周武帝率数千人冲进去，却在城内展开基战，周武帝几乎被困在城内，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城。直到二次组织攻城，才占领了晋阳，俘虏了高延宗。谁知齐后主在邺城，听望气的人说，当有革易，遂禅位于太子高恒。次年正月，高恒即位，是为幼主。改元承光，尊齐后主高纬为太上皇，朝政大权却仍掌握在高阿那肱手里。高阿那肱对主战将领颇为猜忌，于是齐军士气聚而复散，更加离心离德。周军进兵邺城，齐军出击，大败而归，高纬只得带上高恒东逃。周军攻入城内，俘获百官。高纬逃至济州，留下高阿那肱守济州关，又与穆后、冯淑妃、高恒、韩凤等数十人逃至青州、准备投奔江南的陈朝。不料高阿那肱表面上虽劝高纬先居住青州，暗地里却勾结周军速至青州，将高纬、高恒等人全部俘虏。北齐灭亡。北齐自显祖文宣帝高洋至幼主高恒，凡6帝，28年（550—557年）。

    北方自东西魏分裂以来，已近半个世纪，至此终于统一。周武帝准备乘势“平突厥，定江南”，统一全国，可是不久他便病死在征讨突厥的途中，统一全国的事业未能由他完成。但是他为统一所作的一切准备并没有白费，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篡晋

    晋元兴元年（402年），门阀士族谯郡桓玄代晋建楚，自立为帝。次年三月，出身寒门士族的北府旧将刘裕、何无忌占据京口（今江苏镇江），刘毅、孟昶等制据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打着恢复晋室的旗号，讨伐桓玄。刘毅等帅兵到京口与刘裕会师。然后，合兵进攻建康。讨伐军迅速击败桓玄的抵抗，进而占领建康。此后又派刘毅等帅军西上追击桓玄，陆续镇压了桓玄势力的反抗，迎回被废的晋安帝重登皇位，重建东晋。刘裕起兵成功，任使持节、都督扬、徐、兖等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从而掌握了军权，尤其是掌握了北府兵这支最精锐的军队。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又升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的要职，他实际掌握了东晋政军大权。

    南燕慕容超认为南方软弱可欺，屡次派骑兵侵入东晋边境骚扰和劫掠人口。刘裕于义熙五年（409年）出兵，北伐南燕，出兵两月后就已包围了南燕首都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北），南燕惊慌失措，向后秦求救，秦却未派兵。晋义熙六年（410年）三月，刘裕大军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灭掉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刘裕声威大震，时人无可匹敌。在刘裕北伐之时，盘踞广州的卢循、徐道覆率部北上，图谋争夺政权。他们在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大败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声威大振，兵锋直指建康。刘裕闻讯，急忙班师回朝，亲率数十人匆忙赶回建康。当时地位和实力仅次于刘裕的豫州刺史刘毅为壮大声势，不听刘裕指挥，率军二万从姑熟溯江而上，以阻击卢循军队。六月，双方战于桑落洲（今江西省九江东北），刘毅大败，狼狈逃走，至使声望一落千丈，这时建康城内，人心惶惶，很多人提议迁都江北，遭到刘裕坚决反对，宣布内外戒严。同时，征发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此时大批援军从而陆续赶到。卢循闻知刘裕还都，就很想退兵，经徐道覆力争，犹豫多日才继续进兵。刘裕也得到了周密部署的时间，坚壁不战。卢循因师老兵疲、给养因难，被迫退回寻阳。试图西取荆州，徐道覆部却遭到失败。卢循、徐道覆又率部东下，与刘裕军激战，又遭惨败，遂率部南逃，不久全被晋军歼灭。

    卢循的起义被平定后，刘裕与刘毅的矛盾已日趋激化。晋义熙八年（412年），江州刺史刘毅移镇荆州，力图割据，于是取江州兵和豫州西府文武万余西上。由于刘毅文温尔雅，颇得徒有虚名的名士如谢混等人的欢心，而刘裕气质不文，在结交高级士族方面处刘毅的下风，心中十分不满。这时，刘毅又要求允许起用从弟刘藩做他的副手，以党徒郗僧施担任南蛮校尉的要职。刘裕感到分裂在即，决意先发制人，先收杀刘藩、、谢混等人，他命王镇恶为前锋，自己亲统大兵征讨刘毅，不久就攻克了江陵，刘毅逃走，后不得不在牛牧佛寺（今湖北江陵）自杀。刘裕随之又潜回建康，诱杀了心怀狐疑，欲谋叛乱的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兄弟。刘裕在寒门士族中确立起独一无二的统帅地位。军权的高度集中，使寒门士族得以有效地利用武力谋取更大的利益，为王权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前，谯纵乘东晋衰乱，占据四川称王。后谯纵常与醒玄从兄桓廉连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义熙九年（413年）一月，刘裕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攻蜀谯纵，力克平模（今属四川省），谯纵部将相继奔溃，谯纵弃成都出逃，尚书令马耽在成都投降，益州就这样被东晋收复。

    刘裕讨伐刘毅时曾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几年后，刘裕嫌忌司马休之在江陵深得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而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气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鲁轨担心不为刘裕所容，和司马休之连兵抵抗刘裕。休之等兵败后投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犯襄阳，骚扰荆楚。这时，后秦皇帝姚兴突然病故，其子姚泓继位，后秦王室内部不和，发生内讧。是时，北魏拓拔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据朔方，都牵制了后秦相当一部分兵力。刘裕在义熙十二年（416年）九月，亲统大军，北伐后秦。北伐大军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檀道济、王镇恶所属二部进展十分迅速，所至望风归降，十一月就占领了洛阳。前锋随之进抵潼关。刘裕主力部队也击败了北魏的骚扰，也顺利抵达洛阳。然后又兵分两路，继续向长安进军。义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刘裕军攻入平朔门（即长安北门），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十二月，刘裕留守建康的心腹、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使本来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的刘裕担心后方发生变化，于是决定返回江南，而留其次子义真镇守长安。刘裕此次北伐，收复了大片国土，并牢固地占有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威望更加增高。

    刘裕平定桓玄掌权到即位以后，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不少改革，除去东晋许多弊政，使政权显得虎虎而有生气。首先，在政权组织上，即提升寒门士族，又不排斥吸收高级士族。他杀了一批顽固抵制寒门士族参与政权、拒绝与其合作的高门士族，如杀太原王愉、王绥、陈郡殷仲文、殷叔文等人。拉拢了许多愿意合作的高门士族结成联盟，如琅邪王谧、王弘、陈郡、谢裕、谢晦、会稽孔安国等人，依然给其高官要职，紧利用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巩固政权，高门士族在经济上也依然获得了优厚待遇。刘裕等人还主动与市门士族联姻，如为次子刘义真娶谢裕女，招褚秀之为婿，使以刘裕为核心的寒门家族的地位提高了，甚至具有超越门阀士族的地位的趋势。

    东晋末年的统治过于宽松，朝廷没有威信，官员不喜欢管理事务，至使豪族十分猖狂，经常欺凌人民。刘裕就部属刘穆之斟酌时宜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刘裕本人以身作则，威禁内外，百官都肃然奉职，没有多长时间就改变了弊政。他关心贫民，先后把京口的渤海刁氏万余顷土地及晋安帝王皇后的土地分赐贫民。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多被豪强所侵占，而小民砍柴、钓鱼都要向其交钱交物。为此刘裕颂布了禁止占固山泽的法令。刘裕还采取了一列措施，取制高门士族抢占国家的劳动人口，起兵之初就将役使官人的褚粲等免官。义熙九年（413年）严格土断。会稽大士族虞亮因藏匿了亡命千余人被刘裕下令处死，并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官职。刘裕一方面尽量减轻编户农民的赋役负担，防止其破产，一方面又通过土断将侨人中的大批小农变为编户农民，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国家对自耕农的控制以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强大的王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州郡所送秀才、孝廉进行考试，决不允许滥竽充数。在平定刘毅之后，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赢得了荆州人士称赞。在驱走司马休之以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现象加以改变，规定两州军人和吏年纪在12以下、60以上者全都遣散。称帝后，除去一些杂税，因军事而调发的奴僮送还本主。过去，州、府置将、吏长漫无限制，刘裕规定荆州府置将不能超过2000人，吏不能超过10000人。其他州置将不能超过500人，吏不能超过5000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图避免东晋镇割据的重现。

    刘裕北伐回到建康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受封为相国、宋公、并受九锡之命。次年一月，刘裕因谶讳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就派王韶之与安帝的左右把安帝勒死。刘裕称遗诏奉司马德文即皇帝位，是为晋恭帝。八月，刘裕接受宋王爵位。元熙二年（420年）一月，晋恭帝给刘裕加殊礼。七月，傅亮劝晋恭帝禅位给宋王刘裕，把草拟好的诏书进呈给晋恭帝，让其重抄。晋恭帝竟欣然提笔，对左右人说：“桓玄篡逆，晋氏已失天下。又为刘裕延长了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本来也就心甘情愿。”就亲笔在红纸上写诏宣布禅位，至此，东晋灭亡。宋王刘裕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宋朝建立。

    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文帝君臣竭心尽力，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和南北朝中都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

    宋文帝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羡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庚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它需要职务，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也有过矛盾和裂痕，却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所以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官员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以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施政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统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并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

    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及时采取了措施，予以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能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已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派人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下令减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又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他立即从其它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并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多次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等，使得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不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于是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又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并立即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然且委派刺史贷给百姓。而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缺乏的人，可以从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时给之。

    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几千倾，当地民众因此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引水入陂，但由于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由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治理淮水，开垦湖塾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未能进行，但足以证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就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在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却反映出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宋文帝的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农阶层，使他们的情比较的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发展起来。史家称赞这一时期，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余粮栖亩，夜不闭户。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宋文帝时期，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玄学以何尚之、史学以何承天、文学以谢元、儒学以雷次宗分别教授。许多人都聚集他们门下学习，如后来的南齐创始人兰陵萧道成就曾在雷次宗门下攻读儒学。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开始设国子学，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下令表彰奖励。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鲁郡（今山东曲阜）重造孔子庙、孔子墓、重修学舍，并召集生徒。迁孔景等五户到孔墓旁，免去他们的租赋，专门看管孔墓。他们种植了六百多棵松树，表达了对这位圣先师的仰慕。

    宋文帝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元嘉期间是曾三次北伐，试图统一中国，但均以失败多数。原因一是北方无机可趁，出兵时机不好；二是文帝用将非才，只用其亲信而不用真正的军事人材，如檀道济；三是文帝不善军旅武略，却每每遥制兵略，瞎指挥。军事问题是“元嘉之治”的败政，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使北魏饮马长江，撤退时掳掠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宋朝也由此转衰。

    南齐的建立

    刘宋明帝为加强控制，大肆任用亲信寒人阮佃夫、王道隆、杨远长等签典掌机要，掌握大权。明帝因儿子幼小，非常猜忌诸弟，相继杀害了刘休祐、刘休仁，刘休若等，只留下一个貌似无能的刘休範。明帝还把他认为可能危及幼主的大臣也尽数杀掉，如大将吴喜、大臣王景文等。泰豫元年（472年），明帝死，刘昱即皇帝位，褚渊、袁粲、蔡兴宗、沈攸之、萧道成并受顾命辅政。

    萧道成，南兰陵人，其家族是宋武帝刘裕的继母孝懿萧皇后的远宗。其父萧承之，在宋代立功。萧道成初隶于萧后内侄萧思话。后来，明帝仲令萧道成镇淮阴，萧道成开始收养豪俊。继而升为南兖州刺史。泰始七年（471年）萧道成入朝，任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明帝临死时，因大臣褚渊与道成关系很好，引荐道成同掌机密，遂升为右卫将军。萧道成由此进入统治中枢。

    后废即位，因其年幼不能主政，由大臣执政，而皇帝身边的宠臣专权。江州刺史刘休範认为与皇帝关系最近，应当宰相。即不如意，还在十分怨恨。其典签许公舆为其谋划，让刘休範折节下士，厚相资给，远近数万有雄心的人，都投奔到刘休範旗下。刘休範还准备兵器，朝廷也知道刘休範有野心，也在暗暗防备。元徽二年（474年）六月，桂阳王刘休範据江州起事，率众20000、马500匹从寻阳出发，日夜兼程直奔建康，萧道成、张永率兵抵御。双方激战于新亭（今江苏南京南）。萧道成军不利，使用诈降计杀休範。但刘休範所遣进攻台城的军队大败朝廷军队，杀刘勔和王道隆，当时都传言台城已陷。白下、石头的朝廷军队也纷纷溃散，张永逃回宫中说新亭也沦陷于敌。吓得太后握着小皇帝的手哭着说完了。萧道成暗自遣军入卫宫省，随后大败叛军。朝廷任命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素有贤能之名。这时后废凶狂失德，朝野对景素颇为信赖，认为应由他当皇帝。后废帝外家陈氏很憎恶他，而杨运长、阮佃夫等人想长期禀权，不愿立年长之君，也想除掉景素。景素自己也在倾财招接勇士，朝廷勇将黄回等人暗中与其通谋，杨远长等人派周天赐假装投奔景素，并劝其举兵。刘景素却杀天赐送首级给朝廷。元徽四年（476年）八月，刘景素因误信桓祖所报京师溃乱的消息，据京口起兵，成千的人都争着归顺景素，但景素不熟悉军旅，不善长武略，很快被朝廷军队击败，并加以杀害。

    后废帝在东宫时就喜怒无常，刚当皇帝时，还害怕太后、太妃、大臣，还不敢怎样胡作非为。后来，经常出宫游玩，有时竟夜宿旅馆，对统治国家毫不经心。景素败后，更加骄横，没有一天不出官胡作非为的，随从们都拿着武器，无论男女老少还是犬马牛驴只要碰上就杀。一天不杀，就不高兴。老百姓都十分害怕，白天都关着门，商贩停业，路上几无行人。统治阶层的人士也担忧惶恐。阮佃夫与制局监朱幼等人想废帝另立，商议趁帝出城射雉之时，称太后命令，命其护卫还诚，然后关闭城门，派人抓帝，然后废掉立安成王刘准，然而谋泄被杀。不久，后废亲率卫士诛夷大臣沈幼文等三家。太后几次教训后废，后废很不高兴。曾想毒死太后，为左右诡言所劝止。后废曾入萧道成官府。当时天热，萧道成白天没穿什么衣服，后废在他肚子上画个靶，引满弓想射死道成，为左右劝止，去掉箭头，射了一下，正中肚脐，拔弓大笑。后废猜忌萧道成威名，必欲杀之而后快，被陈太妃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萧道成十分害怕，密谋与袁粲、褚渊谋废帝另立。袁粲不同意，褚渊却不表态。其下属纪僧真力劝萧道成果断从事。有人劝萧道成出奔广陵（今江苏扬州）然后起兵。萧道成则想让其子萧赜率郢州兵东下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又派人让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引北魏南下，刘善明劝其以静制动，见机行事，不再离开建康。桓荣祖也劝萧道成留在建康。纪僧真、萧顺之、萧嶷等都认为应在建康见机行事，萧道成停止外逃之想。命令越骑校尉王敬则暗中交接废帝身边人杨玉夫、杨万年等二十五人在宫中伺机行事。元徽五年（477年）八月，后废帝忽然憎恶杨玉夫，咬牙切齿，声言要第二天杀他。这时废帝出入宫殿无规律，省内诸阁夜不关门。宿卫都纷纷逃避值班，上下无人管事，杨玉夫等帝睡熟后，和杨万年一起偷后废防身刀杀死后废帝。然后把后废帝首级交给王敬则，由他转交萧道成。萧道成闻讯入宫，召请诸大臣议事，下令迎立安成王刘淮，是为宋顺帝。由此萧道成就掌握了宋朝内外大权。

    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荆州刺史沈攸之见萧道成权势渐大，而且有取代刘宋当皇帝的野心，都暗中策划反对萧道成。这年年底，沈攸之在荆州起兵，东下讨伐萧道成。湘州刺史王蕴因丧还都，与袁粲、刘秉等密谋诛杀死萧道成，将帅黄回等人与其联谋。由于刘秉胆小害怕，提前携家属逃奔袁粲所据石头城，暴露了起事秘密，使萧道成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袁粲父子俱死，起事也失败。沈攸之东下讨伐的军队受阻于郢州，后败归荆州。萧道成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偷袭并攻占了荆州江陵，沈攸之不得以闻讯自杀。

    萧道成平定沈攸之之后，就消除了代宋建齐的最后一个障碍。经过一系列传统的所谓禅代方式，由宋顺帝下令进萧道成为相国，封齐公，加九锡。然后进爵封王，形式上由宋顺帝下诏禅位，萧道成假装再三辞让，群臣再三吁请，萧道成终于在升明三年（479年）五月登上皇位，是为高帝，建国号曰齐。至此南齐建立，建康为都。

    萧道成即位前后，杀尽刘宋皇族，以绝后患。萧道成曾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政权，针对宋末情况，曾减免一些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也曾下令禁断召募部曲，安抚流民还乡等措施。并检定黄籍，整顿户口。对于从军征战、未被录用和乡土沦陷的士庶，下令量才予以任用。曾下令修建学校。这一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从而给南方带来一段稳定的时期。

    侯景之乱

    侯景，字万景，北魏的怀朔镇（今河北张北）人。自少放荡不羁，为本镇的功曹吏。魏末北方大乱，他便效力于边将尔朱荣，很受器重。他开始向尔朱荣的部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没有多久，慕容绍宗就要反过来请教他了。后来他以军功为定州刺史。早先，东魏丞相高欢微贱时，与侯景非常要好，及至高欢诛灭尔朱氏，侯景率众投降，仍然为高欢重用。稍升为吏部尚书，但这不合他的愿望，他常常独自说：“为什么离开这里而返回到故纸堆里呢！”不久被封为濮阳郡公。

    高欢在沙苑（今陕西大荔）被西魏打败，侯景对高欢说：“宇文泰自恃打了胜仗，现在必然懈怠，请让我率数千劲骑入关中擒拿他！”高欢把这话告诉了他的王妃娄氏，娄氏说：“他如果捉住宇文泰，也就不会再回来了。得了宇文泰而失去了侯景，这对事情有什么补益。”高欢就停止了这次行动。侯景后来又担任河南道大行台，位及司徒。他又对高欢说：“我只恨不能捉住宇文泰。请给我三万兵，我可以横行天下。一定要渡过长江捆来萧衍老翁（梁武帝名），让他当太平寺的寺主。”高欢认为他说的有气魄，就让他拥兵十万，专门节制河南，对他的信赖，好像自己身体的一半。

    侯景右腿短，弓马武艺不是他的所长，他的本领全在智谋上。当时高欢的部将高昂、彭乐都是雄勇冠一时，只有侯景常瞧不起他们，说他“像野猪一样乱窜，他的势力能到哪儿”！及至他将出镇河南，向高欢提议说：“如今我握兵远方，奸人容易施行伪诈，大王如果给我写信，请与其他的有些区别。”高欢答应了。以后他每次给侯景写信，都另外加上个小墨点儿，即使是他自己的子弟也不知道这暗号。

    等到高欢病危，他的世子高澄假托高欢写信召侯景回朝。侯景知道这是假的，害怕大祸临头，便用王伟的主意，于梁武帝太清元年二月，派遣他的行台郎中丁和，上表给梁武帝，请求投降。梁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认为接纳侯景有所不便，武帝不听从。开初，武帝在这年正月乙卯日于善占殿读佛经，当时对左右黄慧弼说：“我昨天梦见天下太平，你要记住。”等到丁和来到，核对侯景正好在正月乙卯日定计投降，所以武帝就同意接纳侯景了。于是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受制书如汉时邓禹故事。

    高澄嗣位为渤海王，派遣他的部将慕容绍宗包围侯景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侯景危急，便请求割让鲁阳、长社、东荆、北兖，以请救于西魏。西魏派遣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援救，慕容绍宗才退兵。侯景又向梁朝的司州刺史羊鸦仁请求救兵，羊鸦仁派遣长史邓鸿率兵进至汝水，元庆军乘夜逃遁，羊鸦仁便占据了悬瓠（今河南汝南）。

    当时侯景的部将蔡道遵又返回东魏，说侯景有悔过的意思。高澄信以为然，便写信告诉侯景：如果回来，答应给他豫州刺史以终身，所属的文武将吏不再追回，全家平安无恙，并归还他的宠妻爱子。侯景回信不听从。高澄知道侯景没有回来的打算，就派遣军队相继讨伐侯景。

    梁武帝听说羊鸦仁已经占据了悬瓠，便命令群帅布置战略，大举进攻东魏，以贞阳侯萧明为都督。萧明军败被俘。慕容绍宗进攻潼州，刺吏郭凤弃城而逃。侯景便派遣他的行台左丞王伟、左户郎中王则，前往梁朝都城献策，建议立元氏子弟为魏主。梁武帝就封太子舍人元贞（投奔梁朝的魏宗室）为咸阳王，等到渡江答应让他即位，把备用的乘舆送给了他。

    高澄又派遣慕容绍宗追击侯景，侯景退保涡阳（今安徽怀远），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你是想送客呢，还是想定雌雄？”慕容绍宗答道：“准备决战。”于是就顺风摆下战阵。侯景紧闭营垒，过了一会儿才出来。慕容绍宗说：“侯景多有诡计，好从背后偷袭。”派兵防备，果然如他所说。侯景命令战士都披短甲，持短刀，只管低头砍人腿马足，于是击败了慕容绍宗。裨将斛律光责怪他，慕容绍宗说：“我打的仗多了，还没有见过这么难以对付的贼呢！你去对付他吧。”斛律光披甲准备出去，慕容绍宗告诫说：“不要渡过涡水！”接着，斛律光又被侯景打败了。慕容绍宗对他说：“到底怎么样？”相峙连月，侯景的粮食吃尽了，就诳骗他的部下，说他们的家属都被高澄杀死了。众人都相信了他。慕容绍宗远远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家属都安然无恙。”便披发面向北斗发誓。侯景的部卒都是北方人，不愿意南渡，他的部将暴显等各率部下投降慕容绍宗。侯景的军队溃散，丧失甲士4万人，马4000匹，辎重车一万多辆。侯景便和几个心腹，乘马自峡石渡过淮河，稍稍收聚散兵，得马步兵800人。南行经过一座小城，有人登上城墙诟骂侯景说：“跛脚奴要干什么！”侯景大怒，攻破小城，把骂他的人杀了才离开。他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近。他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侯景如果被擒，您还有什么用呢？”慕容绍宗便放跑了他。

    侯景不知去哪里为好。马头戍（今安徽怀远南）主刘神茂，不为韦黯所容，于是顾不得把马累倒，驰奔投见侯景，说：“寿阳离这里不远，城池险固，韦黯是那里的监州。大王如果抵达寿阳近郊，他必然要出迎，大王趁机捉住他，可以成大事。得到寿阳之后，徐徐奏闻，朝廷高兴大王南归，一定不会责怪大王的。”侯景握着刘神茂的手说：“这是上天的指点呀！”等抵寿阳，韦黯披甲登上城楼，侯景对刘神茂：“事情要失败了。”刘神茂答道：“韦黯怯懦而缺少智虑，可以说服他下城的。”便派遣豫州司马徐思玉，到夜里入城说服韦黯，韦黯果然开门接纳了侯景。侯景促住韦黯，责数着要杀死他，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于是侯景派遣于子悦驰往朝廷报告打了败仗，自己要求贬官削爵。武帝优诏不许。侯景又请求救济，便授任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

    梁武帝因为候景的军队刚刚被击破，不忍把他调动，所以就派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东魏攻打悬瓠，悬瓠粮食用尽，羊鸦仁离开悬瓠回到义阳。

    东魏人进入悬瓠，再次请求和亲，梁武帝召集公卿商议。张馆、朱异都建议答应东魏。侯景听说了还不大相信，便伪造了邺都人的书信，要求用俘虏的贞阳侯萧明交换侯景。梁武帝准备应许。舍人傅歧说：“侯景因为徒穷归顺朝廷，抛弃他不吉利。而且他身经百战，岂肯束手就擒！”谢举、朱异说：“侯景是个败逃之将，要捉他只用一个使者就够了。”梁武帝应许了，回信道：“贞阳侯早晨送到，侯景晚上就交回。”侯景得到回信，对左右说：“我知道这吴儿老翁没有好心肠。”他又请求娶王、谢豪族的女儿为妻，梁武帝说：“王、谢门第很高，你配不上，可在朱、张以下各家求婚。”侯景怒道：“我一定要把吴人的儿女配给奴婢！”王伟说：“如今坐等也是死，举大事也不过是一死，请大王决定。”于是侯景就怀下造反的念头。他把属内的居民全部强制募为军士，停止征收市税和田租，把老百姓的子女全都配给了将士。他又要求朝廷给他锦缎万匹做军人的衣袍，中领军朱异提议说：御库中的锦缎只做颁赏用，不供边塞使用，建议送给侯景青布。侯景又说朝廷发给的兵杖都不精好，奏请用东冶的铁匠重新锻造，武帝都同意满足他。侯景自从在涡阳失败以后，多次向朝廷提出索求，朝廷含忍，从未拒绝。

    当时贞阳侯萧明打发使者回梁朝，陈述东魏人希望接续以前的友好关系，把他放还南方的意愿。武帝看信流下了眼泪，便回信给萧明说准备另外派遣使者去东魏。武帝也想停止征战，就与东魏通知。侯景听说了非常恐惧，驰奏谏阻，武帝不听从。此后侯景的表疏跋扈，言词不逊。他又听说朝廷派遣伏挺、徐陵出使东魏，便惶惑不知所为了。

    元贞知道侯景有野心，屡次启请还朝。侯景对他说：“我很快就会平定江南，你为什么不稍微忍耐一下？”元贞更加恐惧了，就逃回了建邺，把情况全部奏闻朝廷。当时鄱阳王萧范镇守合肥，和羊鸦仁都屡次启奏，说侯景有野心。朱异说：“侯景不过有几百个叛虏，哪能打仗！”把奏表都扣压不送交武帝，侯景因此奸谋越发决断。他上言说：“高澄狡猾，岂能完全相信？陛下接受了他的诡诈之言，要求与他连和，连我也觉得可笑。我年已将近46岁，还没有听说江南有邪佞之臣，可是一旦入朝，竟然招致攻讦，我岂能粉身碎骨，投身于仇家！请给我江西一境，受我的控制；如果不答应，我就率兵逼临长江，直入闽、越，那就不仅朝廷要感到耻辱，三公大臣们也要寝食不安了。”武帝让朱异传语答复侯景的使者说：“譬如穷人家养着十个五个客人，还能让他们满意，朕只有你一个客人，致使你有怨愤之言，这是朕的过失。”侯景又知道临贺王萧正德怨望朝廷，秘密地与他勾结。萧正德答应做他的内线。

    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便发兵造反，在豫州城内召集他的将帅，登坛歃血为盟。这天地大震。于是以诛锄中领军朱一、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理由，认为奸臣扰乱朝政，请求带兵入朝。他首先攻打马头、木栅，捉住太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王等。梁武帝听说了，笑道：“他能成什么事，让我用马鞭子抽他！”便敕令：能斩侯景者，不论南北方人，都赏封二千户的爵位，兼授一州刺史；那人的主帅想回北方而不须要做州刺史的，赏以绢布二万，以礼遣还。于是诏命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一同讨伐侯景，由历阳渡江。又命令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萧纶持节，督率诸军。

    侯景听说之后，与王伟谋画。王伟说：“不如径直掩袭扬都（即建邺），临贺王反于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以安定了。兵法中只听说可以计划不周但行军迅速，没听说应该计划周密却动作迟缓的。今天我们就要出发，否则邵陵王就赶到了。”九月，侯景自寿春（今安徽寿春）出发，声言要去游猎，人们毫无知觉。他留下伪中军大都督王贵显驻守寿春城，自己假装出军合肥，却袭击谯州。谯州助防董绍先投降，捉住刺史丰城侯萧泰。梁武帝听说，派太子家令王质率兵3000巡守长江防遏。侯景进攻历阳太守庄铁，庄铁派遣自己的弟弟庄均夜袭侯景军营，战斗结束。庄铁的母亲疼爱儿子，劝庄铁投降。侯景拜见庄铁的母亲，庄铁便劝侯景说：“事急就应该随机应变，行动迟缓必然要导致祸害。”侯景就派庄铁为先导。

    当时各驻军戍相次奏闻，朱异还说：“侯景一定没有渡江的意图。”萧正德提前派遣数十艘大船假称装载芦苇，其实是准备接应侯景。侯景到江边准备渡过，担心王质作梗。但不久王质就被任命为丹阳尹，平白无故地撤走了。侯景听说了还不敢相信，便秘密派人侦察，他对使者说：“王质如果真的撤走，你就折下江东的树枝为凭证。”侦察的人如言而返。侯景大喜道：“我的事成功了！”就由采石渡江，马数百匹，兵8000人，都城一带毫无知觉。

    侯景出兵，分袭姑孰（今江苏苏州），捉住准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于是抵达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逃回建邺。皇太子见事情紧急，入宫面奏武帝，说：“请把这事交给我，不必让圣心操劳。”武帝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事，何必再问！”太子就留在中书省指挥，但城内外扰乱劫抢，已经不能传通信息了。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内外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军事将军做他的副手。派遣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城（建邺的东南部），西丰公萧大春守卫石头城（建邺的西部），轻车长史谢禧守卫白下（建邺的北部）。

    接着侯景进至朱雀航，派遣徐思玉入城启奏，请求带兵入朝，铲除君侧的恶人，要求朝廷派个能办事的舍人出来引领，他的意图是观察城内的虚实。武帝派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前往，慰劳侯景于板桥。侯景面北接受诏敕，贺季说：“今日之举，以何为名？”侯景说：“我要当皇帝！”王伟进前说：“朱异、徐驎渎乱国政，我们不过要铲除奸臣。”但侯景已经说出了恶言，就扣留下贺季不让回去，只准郭宝亮回宫。

    先是，在大同年间有童谣说：“青丝白马寿阳来。”侯景在涡阳战败，请求给他锦缎，朝廷给了青布，到此时都用来做了战袍，颜色还青。侯景乘坐上一匹白马，用青丝做马辔，想以此与童谣相应合。萧正德开始屯驻丹阳郡，到这时率领所部与侯景会合。建康令庚信率兵千余人屯驻朱雀航之北，及至侯景来到，他要撤去浮桥，刚刚拆下一只船，见贼军都戴着铁面具，便丢下军队逃跑了。南塘的游军又把浮桥连接上，让侯景渡过。皇太子把自己所乘的马交给王质，配以精兵3000，让他援助庚信。王质走到领军府就遇见了敌军，还没有列阵就逃跑。侯景乘胜进至宫阙之下。西丰公萧大春丢下石头城逃走，侯景派他的仪同于子悦占据。谢禧也抛弃白下城逃了。

    侯景派兵百道攻城，纵火焚烧大司马、东华、西华诸城门。城中仓促间没有任何准备，便拆毁门楼，泼水浇火，很久才扑灭。贼军又砍东掖门，即将冲入，羊侃命人凿破门扇，刺杀数人，贼兵才退却。贼兵又登上东官的墙向城内射箭。到了夜里，太子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招募人出城焚烧东宫的台阁宫殿，几乎烧尽，所收集的图书典籍数百厨，全部化为灰烬。此前太子曾梦见有人把他画成秦始皇，说“这人要再次焚书”，到此时应验了。侯景又烧城西的马厩、士林馆、太府寺。第二天，侯景又制造木驴数百，用以攻城，城上掷下石头，把木驴全都砸碎。贼兵又制造尖顶木驴，形状如彗星，石头砸不破。城上便造了雉尾炬，灌上膏油和蜡，纷纷抛下，把尖顶木驴烧毁。

    贼兵不能攻克，士卒死了很多，就停止攻城，建筑长围以封锁内外。侯景又上启事，要求诛杀牛异、陆验、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也用箭射出赏格：有能斩侯景之首者，授以侯景的官位，并赏钱十万万，布、绢各一万匹，女乐两部。庄铁便奔回历阳，谎言侯景已经被枭首。侯景的守将郭骆恐惧，弃城逃往寿阳。庄铁得以入城，于是奔往寻阳。

    十一月，侯景立萧正德为帝，即伪皇帝位，居住于仪贤堂，改年号为正平。开初童谣有“正平”的话，所以立年号以应验。而有识者认为“正平”预兆着“正德终当要平灭”。侯景自己担任相国、天柱将军，萧正德把女儿嫁给了他。侯景义攻打东府城，设下百尺楼车，把城堞全部钩掉。东府城陷落，侯景派他的仪同卢晖略，率领数千人，手持长刀，夹城门而立，然后把城中的文武官员裸着身体驱逐出城，让城门两侧的贼兵杀死他们，死者3000人。南浦侯萧推于这天遇害。侯景让萧正德的儿子萧见理和卢晖略守护东府城。

    开初，侯景一至都城，便呼叫“武帝已经晏驾”，就是城里的人也相信了。太子担心人情有变，就请梁武帝乘车巡城。武帝将要巡城，陆验谏说：“陛下万乘之重，岂能轻率。”说着就哭起来。武帝为他的话所感动，就只临幸司马门。城上听见警跸声，都鼓噪起来，军民无不落泪，百姓这才安定。

    侯景又在城的东西两面各垒土山以临城，城内也垒起两座土山以应付，太子以下的人都亲持畚锸劳动。开初，侯景到后以为很快就会攻克建邺，所以号令严明，不触犯百姓。等到攻打不下，人心涣散，又恐怕援军汇集后，自己的军队溃散，便纵兵杀掠，横尸塞路。对富室豪家，恣意剥夺，他们的子女妻妾，全部掠入兵营。他又招募北方人早先做奴仆的，让他们都自行逃出，给以超常的赏赐。朱异家的一个黥面的奴隶和他的同伴翻城投奔贼兵，侯景竟然封以仪同之官，让他到城下引诱城内的人，披着锦袍诟骂道：“朱异当了五十年官，才得个中领军。我刚刚归顺侯王，就已经当了仪同。”于是奴仆们竞相出城，全都得志了。

    侯景把石头城常平仓的粮食快吃光了，就开始掠夺居民，后来一升米卖到七八万钱，居民饿得人吃人，还有吃自己孩子的。侯景又为了筑土山，不论身分贵贱，昼夜不息，乱加鞭打，体弱疲惫的就杀了填进土山中，号哭之声，惊天动地。百姓不敢隐藏，都出来跟随他们，十多天的时间，众至数万人。

    侯景的仪同范桃棒暗自贪图重赏，要求以甲士2000人来降，用侯景的人头应购，他派萧文德主帅前白马游军主陈听乘夜翻城进入，秘密启奏情况。太子报告给武帝，武帝非常高兴，派人回报范桃棒，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为河南王，刻银券交给了他。太子恐怕有诈，犹豫不决。武帝怒道：“受降是常理，为什么突然怀疑起来！”朱异、傅歧也都建议纳降。太子说：“我就只管坚城自守，所依赖的就是外援，外援如果赶到，贼兵何足平定。现在如果开门接纳范桃棒，范桃棒的意图尚且难以料知，一旦倾危，后悔也无及了。”范桃棒又派人来说：“如今我只率领所部五百馀人，如果到了城门，就自动脱去衣甲。请朝廷收容。事成之时，保证活捉侯景。”太子听了这话，更加起疑。朱异用手捶胸说：“今年社稷完了！”不久，范桃棒的军士鲁伯和报告给侯景，侯景把他们全都烹了。

    到这时，邵陵王萧纶率领西丰公萧大春、新淦公萧大成、永安侯萧确、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和等马步兵3万，自京口出发，直据钟山。侯景一伙大为惊骇，都想逃散。一万多人拒战，萧纶在爱敬寺下把他们打得大败。

    侯景开始听说萧纶来到，恐惧见于形色，等到败军逃回，张扬对方的强盛，他就越发恐慌，便命人在石头城预备舟船打算北渡。任约说：“离开家乡万里，逃往何处？这仗要是打不赢，我们君臣一起死，要是草间偷活，我是不屑为此的。”侯景便留下宋子仙留守壁垒，自己亲率精兵拒战，列阵于覆舟山北，与萧纶相持。正值日暮，侯景退军。南安侯萧骏率领数十骑挑战，侯景回军，萧骏撤退。当时赵伯超列阵于玄武湖北，见萧骏撤退，就率领军队带头逃跑。众军因此大乱，于是败绩。萧纶逃回京口。贼兵生擒西丰公萧大春、萧纶的司马庄丘慧达、直閤将军胡子约、广陵令霍隽等，送到城下，逼着让他们对城上说：“已经捉住了邵陵王。”只有霍自己说：“邵陵王小有失利，已经全军返还京口。城中只管坚守，援军很快就会来到。”话未说完，贼兵就用刀刺伤他的嘴。侯景钦佩，把他释放了。但萧正德竟逮捕并杀害了他。这一天，鄱阳王世子萧嗣、裴之高抵达后渚，结营于蔡洲。侯景分并屯守南岸。

    十二月，侯景制造各种攻城器具及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都高达数丈，一车甚至有20个轮子，都陈列于城门之前，百道攻城。贼兵用火车焚烧城东南角的大楼，借火势以攻城。城上纵火，把贼兵攻具全部焚毁，贼兵才撤退。这时，侯景的土山已经垒成，城内的土山也垒成了。命太府卿韦黯守卫西土山，左卫将军柳津守卫东土山。山上建造芙蓉层楼，高四丈，装饰以锦慑，捍卫以乌笙（一种涂黑漆的竹席）。双方的山顶离得很近，各自招募敢死之士，穿上厚厚的袍铠，起名叫“僧腾客”，分派在两山上，用长矛交战。擂鼓呐喊，声如鼎沸，从早到晚，没个停歇。土山的攻战很苦，人们不堪忍受，柳津命人挖地道，毁坏城外土山，抛掷雉尾炬烧毁贼军橹楼的栏堞。外山崩塌，把山上的敌兵几乎全部压死。贼军又制造了蛤蟆车，运土石填塞沟堑，战士登上楼车，可以走到城的四面。城内用飞石击碎楼车，贼兵的尸首堆满城下。贼兵又挖掘城的东南角，城内则筑形如弯月的御城以捍御，贼兵这才退却。

    林官将军宋嶷投降贼军，于是为他们设计，引来玄武湖的水灌台城（即侯景一直围攻的宫城），城门前的御街变成一片汪洋。贼兵又焚烧居民住宅和官府，无不化为灰烬。

    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南陵太守陈文彻、宣猛将军李孝钦等都来赴援；鄱阳王世子萧嗣、裴之高又渡过长江。柳仲礼扎营于朱雀航之南，裴之高扎营于南苑，韦粲扎营于青塘，陈文彻、礼孝钦屯驻于丹阳郡城，鄱阳王世子萧嗣扎营于小航之南，都沿着淮水（即秦淮河）早建造营栅。等到天亮，侯景才发觉，就登上禅灵寺门楼了望。他见韦粲的营垒还没有合围，就派兵渡河袭击，韦粲被击败，侯景斩收粲首级徇于城下。柳仲礼听说韦粲兵败，连盔甲都顾不得披挂，与数十人前往赴援。他遇见敌兵，斩首数百，敌军投水死者还有一千多。柳仲礼深入敌阵，马陷于泥中，自己也受了重伤。从此贼军不敢渡过对岸。

    邵陵王萧纶又与临城公萧大连等从东道汇集于长江南岸。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遣世子萧方等、兼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赴援，扎营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领军队相继到来。接着鄱阳王世子萧嗣、永安侯萧确、羊鸦仁、李迁仕樊文皎率众渡过淮水，攻破贼兵在东府城前的营栅，于是扎营于青溪水之东。侯景派遣他的仪同宋子仙沿着淮水的西岸建立营栅以相拒。侯景的食粮快要吃完，人吃人的十有五六。

    开初，援兵抵达北岸，号称兵众百万。百姓们扶老携幼地盼望王师，但官军刚刚渡过淮水，就争着盘剥虏掠百姓，征收金银。他们列营而立，互相猜疑，邵陵王萧纶和柳仲礼胜似仇敌，临城公萧大连和永安侯萧确情同水火，没有对敌战斗的心思。贼党中本来有想要投城的，听说这情况就都罢休了。

    贼兵刚刚到来，城中只想固守，平灭贼军，都指望着援军了。不久都城内外消息断绝，有个羊车儿献计，造纸鸦（即风筝）系以长绳把敕令藏在其中。太子援军。群贼惊骇，以为是么么厌胜之术，又把纸鸦射了下来。情况就是这样危急！此时城中围困日久，肉食顿时断绝，太子上厨，仅仅有一味肉膳。军干们煮弓弩熏老鼠，捕鸟雀为食。殿堂过去有很多鸽子群聚，到这时全被杀光了。开初宫城大门将闭的时候，公卿以食物为虑，男女贵贱都出来背米，积攒了40万斛，聚敛了各府库的钱帛500万万，都聚集在德阳堂，但鱼盐柴薪却没有积蓄多少。到此时，便拆毁尚书省的屋宇当柴薪，撤下草垫切碎喂马，用完以后就只能吃生粮食了。宫内的御甘露厨中有干苔菜，味酸咸，分给战士。军人宰了马在殿庭之间出卖，搀杂上人肉，吃了的人必然得病。贼兵又在水洞中放了毒药，于是渐渐流行满胀之病，城中的人病死了一大半。开初，侯景没有渡江以前，东魏人送给梁朝的檄文中，极力讲述侯景的反复无常，猜忌残忍，还说梁武帝喜好显示自己的聪明以证实别人愚昧，必将为侯景所欺骗。到这时，所有的祸乱破败之状，全如魏人所说，南朝人都把它当成了谶言。

    当时侯景的军队也很饥饿，不能再作战了。东城有积蓄的粮食，但路径被援军所截断，而且听说湘东王萧绎的荆州军队已经顺流而下了。彭城人刘邈向侯景建议说：“我军顿兵已久，攻城不能拔取，如今众援军云集于此，更是难于攻破。听说我们的军粮不够支撑一月了，漕运的路已经断绝，田野中无粮可掠，我们此时的处境，确实如婴儿在人家的手掌之上一样。不如向他们求和，还可以全师而返。”侯景就与王伟商议，派任约到城北拜上表章，假装投降，以河南自效赎罪。武帝说：“我有一死而已，岂能有讲和之议。而且这贼凶逆多诈，他的话有什么可信的！”接着城中日益危困，太子便向武帝请示说：“侯景围逼，而我们也没有勤王的援军，我想先答应他们的求和，再考虑以后的打算。”武帝大怒，说：“和不如死瑳！”太子说：“城下之盟，确是很深的耻辱，可是白刃在前，也就顾不得流矢了。”武帝犹豫了很久，说：“你自己决定吧，不要给千载以下留下笑柄。”这样就同意了和谈。

    侯景要求割让江右四州之地，并要求宣城王萧大器出来相送，然后解围渡江。同时答应派遣他分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人城做人质。中领军傅岐提议，说宣城王以嫡嗣之重，不应为人质，再有敢随意提起此事者，请以剑斩之。便建议用石城公萧大款为人质送出，武帝同意了。于是在西华门外设坛，派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萧韶、兼散骑常侍萧瑳和于子悦、王伟等一起登坛盟誓。右卫将军柳津出立于西华门下，侯景也出立其营栅门外，与柳津遥遥相对，宰杀牺牲，歃血为盟。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萧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西昌侯世子萧彧，率兵三万抵达马印洲。侯景顾虑这些北来的军队会从白下沿江而上，断绝他的渡江之路，便向朝廷要求把北军全部都部勒聚集于南岸。朝廷就调遣北军都进驻江潭苑。侯景又启奏说：“永安侯和赵威方常常隔着营栅诟骂我，说‘天子自己与你盟誓，我终究要把你赶出去’。请把他召入城内，我就出发。”朝廷就把他们全召入城。侯景便把东府城的粮米运往石头城，军粮立刻充足了。于是他又启奏说：“西岸来了消息，说高澄已经得了寿春、钟离，我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请暂借广陵、谯州，等到我夺回寿春、锺离，就把它还给朝廷。”当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率军于武成，河东王萧誉师次于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顿兵于江津，但都不再前进。接着朝廷敕令他们班师撤走。湘东王萧绎想回去，中记室参军萧贲说：“侯景以人臣兴兵攻打宫阙，现在如果撤军，不等他渡江，就是个孩子也能把他杀了，所以他一定不会撤走。大王以十万之师，还没有见到走兵就撤退，这算什么！”湘东王很不高兴。萧贲是个骨鲠刚直的人，常怨恨湘东王不入援。他曾经和湘东王玩双陆，湘东王持子不下，萧贲一语双关地说：“殿下一点儿下（沿江而下）的意思都没有。”湘东王恨透了，便找个借口杀害了他。

    侯景既已知道援军号令不一，到底也不会有勤王的功效，又听说城中死病的人越来越多，一定会有为自己做内应的。他既已哄退了湘东王的军队，又得到了东府城的粮米，王伟就说服侯景道：“大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攻宫阙，已经超过百日，逼辱王妃公主，侵凌宗庙，如今带着这些罪过，何处可以容身？希望先观察一下事态的变化再说。”侯景觉得有理，便上表陈述梁武帝的十条过失。太清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内在太极殿前设坛，派兼太宰、尚书仆射王克等启告天地神祗，因为侯景背叛盟誓，点燃烽火，擂鼓呐喊。开初，台城被围的时候，有男女人口十多万，披甲之士有3万，到这时因疾病都快死光了，守城的只有二三千人，还都是病弱无力的人。城中横尸满路，没有人掩埋，臭气熏腾数里，腐烂的尸水流满了沟洫。于是羊鸦仁、柳仲礼、鄱阳王世子萧嗣进军于东府城北，营垒还未及建立，就被侯景的部将宋子仙击败，送首级于宫阙之下。侯景又派遣于子悦求和，城内派遣御史中丞沈浚到侯景处。侯景没有撤走的意思，沈浚于是指责他，侯景大怒，就决开石阙前的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

    丁卯日，邵陵王世子萧坚的属下白昙朗、董勋华，在城西北门楼放进贼兵。五更时，贼兵四面架起云梯，纷纷上城。永安侯萧确和他的兄长萧坚奋力作战，不能退敌，便返回文德殿汇报情况。须臾，侯景先派王伟、仪同陈庆入殿陈述说：“臣既与高氏有了裂痕，所以归投朝廷，每次启事都不被奏闻，所以入朝。而奸佞害怕被诛戮，极力抗拒，连兵多日，臣罪该万死。”武帝说：“候景现在何处，可以让他进来。”侯景入朝，以五百名甲士自卫，带剑上殿。叩拜完毕，武帝神色不变，让人把他领到三公的座位上坐下，对他说：“卿打了很多天仗，岂不太劳苦。”侯景默然不语。武帝又问：“卿是哪个州的人，却来到此地？”侯景还是不说话，他的随从任约代替他回答了。武帝又问：“你开始渡江时有多少人？”侯景说：“1000人。”“围台城的有多少人？”“10万。”“现在有多少人？”侯景道：“普天之下，没有不是我的人了。”武帝低头不言了。侯景走出，对他的厢公王僧贵说：“我经常骑马对敌，刀箭齐下，从来未曾恐惧过。如今见了萧公，使人不由得害怕，岂非是天威难犯么？我不能再见他了。”侯景出来后见太子于永福省，太子坐着与他相见，也是面无惧色。

    开初，太子写了首《寒夕》诗，道：“寻花无有蒂，冰镜不安台。”又有《咏月》诗道：“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认为这是“诗谶”：说“无蒂”，是“没有皇帝”；“不安台”，是说台城不安；“轮无辙”，因为邵陵王名纶，空有赴援之名也。

    接着侯景屯兵于西州，派伪仪同陈庆以甲士防卫太极殿，把乘舆服玩和后宫的嫔妃全部掠走，逮捕王侯朝臣送交永福省，撤去两宫（指武帝和太子）的侍卫。派王伟把守武德殿，于子悦屯驻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封为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隶尚书事，其侍中、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

    先是，城中累积的尸首没有时间葬埋，还有已经死了没有入殓，或者将死还没有断气的，侯景命令全部敛聚起来焚烧掉，臭气远闻十余里外。尚书外兵郎鲍正病重，贼兵曳出去焚烧，宛转于火中，很久才断气。侯景又矫诏令各勤王兵镇郡守都撤回原位，于是所有的援军全都解散了。把萧正德降位为侍中、大司马，百官都各复原职。

    武帝虽然表面上不屈，但心里很是愤懑。侯景想以宋子仙为司空，武帝说：“调和阴阳，岂能由这种东西！”侯景又建议用萧文德的主帅邓仲为城门校尉，武帝说：“我不设置这官。”太子重新入奏，武帝怒道：“谁让你来的！”侯景听说了也不敢强逼。后来武帝每有需求，大多不能满足，甚至御膳也被裁减。于是武帝心怀忧愤，到五月，他得了疾病，逝世于文德殿。侯景隐秘起来不发丧，暂且殡殓于昭阳殿，外面的文武官员都不知道。过了二十多天以后，才把棺木抬到太极前殿，迎太子即位（即梁简文帝）。等到葬于修陵时，侯景让卫士把要害的地方都用大钉子钉上，想让他后嗣灭绝。矫诏赦免北方人当奴婢者为自由人，希冀能利用他们。当时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占据本州，吴兴太守张嵊据有本郡，从南陵以西都各据所守。侯景命令所行只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侯景便杀死萧正德于永福省，封元罗为西秦王，元景袭为陈留王，元氏子弟封王的有十几个人。以柳仲礼为使持节、大都督，隶属大丞相，参戎事。

    十一月，百济使者来到，见城邑化为一片废墟，在端门外号哭，看到的行路之人无不落泪。侯景听说了，大怒，把使者逮捕关押在小庄严寺，禁闭不许出入。

    大宝元年正月，侯景矫诏给自己增加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设置左右长史、从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侯景请筒文帝参加在乐游苑的禊宴（古代于三月三日饮宴于野外水边，称禊饮或禊宴），设帐蓬饮宴三日。这天，侯景的党羽都带着妻子儿子，让皇太子以下都骑马射箭，射中者赏以金钱。第二天早晨，简文帝就要回宫。侯景拜伏在地上，苦请他留下，简文帝不答应。等到简文帝出发，侯景就和溧阳公主（简文帝之女，为侯景所娶）并排朝南坐在御床上，文武群臣列坐侍宴。

    四月辛卯日，侯景又召简文帝临幸西州，简文帝乘坐素辇，侍卫四百余人。侯景则由身披铁甲的数千部下护卫。简文帝到达西州，侯景等迎拜。简文帝头戴下屋白纱帽，身穿白布裙襦。侯景则身穿紫绸褶，上面还加上金带，和他的伪仪同陈庆、索超世等面西而坐。溧阳公主和她的母亲范淑妃面东而坐。简文帝听到奏起了丝竹，凄然落泪。侯景起身问道：“陛下为什么不高兴？”简文帝强笑道：“丞相说说索世超知道这是什么音乐？”侯景说：“我尚且不知道，岂止索世超呢！”简文帝便让侯景起舞，侯景当即离座应和着音乐唱起歌来。简文帝回头吩咐淑妃起舞，淑妃极力推辞才作罢。侯景又上前行礼，便逼简文帝起舞。酒喝到尽兴散席，简文帝在床上抱着侯景说：“我想念丞相呀！”侯景说：“陛下如果不想念臣，臣怎么会来到这里呢？”简文帝索要筌蹄（当时讲经时手持的一种近似拂尘类的东西），说：“我要为您讲经。”命侯景离开座席，让他唱经。侯景问索世超什么经最短。索超世说：“只有《观世音经》最短。”侯景便唱“尔时无尽意菩萨”。简文帝大笑，到夜里才罢宴。

    当时江南大饥荒，江州、扬州最严重，旱灾和蝗灾相连，五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遍地。或者父子携手进入江湖之中，或者兄弟相邀钻进深山之内，菱芰荇花，所在精光，草叶木根，采掘殆尽。他们虽然苟延片刻，但终究要死于山泽。那些断绝食粮很久的，都瘦得鸟面鹄形，只是俯伏在床榻上。那些不肯出门逃生的，无不穿上绫罗，怀抱着金玉，互相枕籍着，等待死亡。于是千里断绝烟火，人迹罕见，白骨堆聚，如同丘垄。而侯景用刑酷虐，残忍无道，他在石头城设了一套很大的舂碓，有犯法的就用石碓戳死。东阳人李瞻起兵反抗，为贼兵所擒，送至建邺。侯景先把他带到市中，剖开肚腹，剜出肝肠。李瞻面不改容，谈笑自若，看到他的胆的都说有升那样大。侯景还禁止人们在一起说话，不许聚饮，有违犯者刑及母族、妻族。他的官员凡是职兼外郡的官位必是行台，在朝附逆的全叫开府，他的亲信显贵的号为左右厢公，勇力超人的名为库真都督（原文为库真部督，误）。

    七月，侯景又矫诏把自己进位为相国，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入朝时不趋步，赞拜时不呼名字，佩剑着履上殿，依照汉时萧何的故事。十月，侯景又矫诏给自己加号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他把诏文呈送给简文帝过目，简文帝大惊，说：“将军竟有宇宙的称号么！”开初，梁武帝死去之后，侯景扶立简文帝，登上重云殿立誓说：“臣希望从今以后双方各不猜疑，臣固然不会对不起陛下，陛下也不要对不起为臣。”等到南康王萧会理的事发生（大宝元年十一月，南康王会理集众千余人，准备起兵诛杀王伟，为建安侯萧贲告密，被杀），侯景开始疑惧，认为简文帝想图谋自己。王伟乘机煽动，于是侯景心怀弑逆之谋了。

    大宝二年正月，侯景以王克为太宰，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于庆为太师，纥奚斤为太子太傅，时灵护为太子太保，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于大航跨水筑城，起名叫“捍国”。

    四月，侯景派遣宋子仙袭取郢州刺史方诸。侯景乘胜西上，号称二十万众，旗帜相连千里，江南从来没有过如此盛大的水军。梁元帝（即湘东王萧绎，次年十一月方即位，为孝元帝）闻讯，对御史中丞宗懔说：“贼兵如果分兵镇守巴陵，然后主力鼓行西上，荆、郢二州就危险了，这是他们的上策。如果他们把主力停顿在长沙，分兵徇略零陵、桂阳，运粮到洞庭，则湘、郢二州非我所有，这是他们的中策。如果拥众于汉江口，连兵攻打巴陵，则锐气耗尽于坚城之下，士卒饥困于半饱之中，这是他们的下策，我们就可以高枕而卧，没有多少忧虑了。”及至侯景进军巴陵，王僧辩把船沉没，鼓声销歇，好像已经逃遁了。侯景便包围了巴陵。元帝派遣平北将军胡僧祐与居士陆法和大破侯景，生擒其将任约，侯景便乘夜逃回都城。左右有哭泣的，侯景就命人斩杀。王僧辩率兵东下，从此诸军所向则胜。此前，侯景每次出兵，都告诫诸将说：“如果攻破城池，就把人都杀死，让天下知道我的威名。”所以诸将把杀人当成儿戏，百姓宁死也不肯归顺他们。

    这个月，侯景便废黜了简文帝，把他幽禁在永福省，迎立豫章王萧栋即皇帝位，登上太极前殿，大赦，改年号为天正元年。有旋风起于永福省，把仪仗礼器都吹得或倒或折，见到的无不惊骇。开初，侯景攻破建邺之后，就有篡夺皇位的打算，因为四方尚须平定，所以才没有自立为帝。接着巴陵败绩，江、郢丧师，猛将被歼于外，雄心受挫于内，就想赶快僭称帝号。又有王伟进言说：“自古夺取江山，必须先行废立。”所以侯景照着做了。他的太尉郭元建闻讯，立即由秦郡驰马回朝，谏道：“皇上宽仁明达，为什么废黜了他？”侯景说：“是王伟劝我这样做的。”郭元建极力陈述不可，侯景便改了主意，想恢复简文帝的帝位，以萧栋为太孙。王伟坚持认为不行，便让简文帝禅位于萧栋。侯景把哀太子（即宣城王萧大器，简文帝立为皇太子，不久被侯景杀死）的妃子赐给郭元建，郭元建说：“哪里有皇太子的妃子降为别人姬妾的！”始终不与她相见。侯景的司空刘神茂、仪同尹思和、刘归义、王晔、桑干王元等据东阳郡投降了梁元帝。

    十一月，侯景矫萧栋之诏，为自己加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百官，陈设礼器于庭中。忽然有只像山鹊似的鸟飞落在侯景的册书上，它生的赤足红嘴，都城附近都没有这种鸟。贼党都很惊骇，争着射箭，都没有射中。侯景又矫萧栋之诏，追封自己的祖父为大将军，父亲为大丞相，给自己的冠冕增加到十二旒，设置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坐金根车，驾六马，备置五时的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以及簴架悬钟等乐器，一如旧时之仪。不久又矫萧栋之诏禅位，派伪太宰王克奉献天子的玉玺绶绂给自己。前一天的夜里，侯景宿于大庄严寺，从那里前往南郊，燎柴告天，升坛受禅，大风吹拔树木，旗伞全被吹倒，礼器都错离位置。等到喊起“警跸”，有识者认为他名字叫“景”而说“警跸”，是不会久长的兆头（跸、毙、毕谐音）。侯景听了很腻歪，就改为“备跸”，人们又说：“备齐于此就完毕了。”有司便奏请改为“永跸”。就用广柳车载着鼓吹，用骆驼驮着牺牲，辇上放个垂脚（一种坐具）让侯景坐上。侯景佩剑的水晶饰物无故自己坠落，他亲手拾起来，心里很是腻歪。将要登坛了，有只兔子从前面跑过，忽然不知所在。又有白虹贯日，日光青暗无色。返还时准备登上太极殿，数万徒党打着呼哨，吼叫着一哄而上。及至坐上御床，床腿自己陷塌。大赦，改元为太始元年。正在宴飨群臣，他中途站起，头触屏风，坠倒在地。封萧栋为淮阴王，幽禁起来。改梁律为汉律，改左户尚书为殿中尚书，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直殿主帅为直寝。

    侯景的三公一级的官，动辄设置十多人，仪同尤其多，有的只是一人乘马独行，自己执着辔头。因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任约为佐命元勋，都加以三公之位；王伟、索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傍主持监察官员；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于和、史安和为爪牙；这些都是对百姓特别狠毒的。其余还有王伯丑、任延和等数十人。梁朝的官员而为侯景所用的，则是故将军赵伯朝、前制局监姬石珍、内监严直、邵陵王的记室伏知命，这四人是尽心竭力的。象太宰王克、太傅元罗、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人官位虽然尊崇，只是顺从人望，并不是腹心之任。侯景的祖父名叫乙羽周，等到他篡位后就把“周”当成庙讳，所以把周弘正、周石珍都改姓为姬。

    王伟提议建立七庙，侯景说：“什么叫七庙？”王伟说：“天子要祭祀七代的祖先，所以要建立七庙。”并询问他七代祖宗的名讳，敕命太常准备。祭祀之礼。侯景说：“前代的名讳我记不得了，只有我爹名叫摽，而且他在朔州，怎么能跑那么远来吃祭品？”众人听了都讪笑他。侯景的党徒有知道他祖父的名字叫乙羽周的，此外都是王伟编造的牌位。以汉朝的司徒侯霸为始祖，晋朝的征士侯瑾为七世祖。于是推尊其祖父乙羽周为大丞相，父亲侯摽为元皇帝。

    当时侯景整修台城和朱雀、宣阳等城门，童谣说：“的脰鸟，拂朱雀，还与吴。”又说：“脱青袍，著芑屩，荆州天子挺应著。”这时都城下王侯庶姓的五等宗庙及树木，都被残毁，只有文宣太后庙（梁武帝妃阮修容，湘东王即梁元帝萧绎之母）四周的柏树独独茂盛。及至侯景篡位，整修南郊祭天的道路，伪都官吕季略建议侯景砍伐此树以建造三桥。刚刚砍了南面的十几棵，经过一夜就都长出的新枝条，一下子就长了几尺长。当时正是冬天，青翠茂盛，宛如春天。贼众于是大惊，觉得不祥，就把树全部砍伐掉。有识者认为，往昔僵死的柳树复生于上林苑，是预示着汉宣帝的兴起，如今庙树重青，一定是湘东王的瑞应。另外，侯景床东侧的香炉无故坠地，侯景称呼东西南北都叫厢，他说：“这东厢的香炉怎么忽然下来了！”议论的人说这是湘东王沿江而下的征兆。

    十二月，侯景部将谢答仁、李庆等军抵达建德，攻打元頵、李占的营栅，大破之。生擒元頵、李占，送往京口，截断他们的手足示众，过了一天才死。

    侯景二年，谢答仁攻打东阳，刘神茂投降，送往建康。侯景用大锉碓，先进其脚，一寸一寸地碓斩，到头方止。让众人观看以示威。

    王僧辩的军队进至芜湖，守城官员趁夜逃遁。侯景部将侯子鉴率领步骑一万余人经过此州，并引领水军并进。王僧辩迎击，大破之。侯景闻讯，大为惊惧，流下了眼泪，拉过被子蒙头而卧，很久才起来，叹道：“咄！咄！你算把我给耽误了！”

    开初，侯景担任丞相，居住在西州，他的将帅谋士，早晨必须集合排列在门外，称为牙门。他按次序把他们召进，赏给酒食，说笑谈论，对什么事的态度都完全一样。等到他篡位以后，常常坐在里面不出来，旧时的部属很少能见面的，就都产生了怨恨之心。到此时，登上烽火楼向西望去，见一个敌兵就以为十个，大为恐惧。王僧辩和诸将便在石头城西步上，连营扎寨，一直到落星墩。侯景害怕极了，派人挖掘王僧辩父亲的坟墓，打开棺材，焚烧了尸首。王僧辩等进扎于石头城北，侯景列阵挑战，王僧辩将他打得大败。

    侯景败退之后，不敢进入宫殿，收聚其散兵屯驻阙下，准备逃跑。王伟按剑拉住他的马辔说：“自古哪里有叛逃的天子！如今宫中的卫士还足可一战，哪能就逃！”侯景说：“我在北方打贺拔胜，击败葛荣，扬名于河北，与高王爷是一类人。来到南方，直渡长江，取台城易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都是你亲眼所见。今天的事，恐怕是天意要灭亡我。你好好守城，当再决一战。”他仰观石阙，徘徊叹息了很久。便用皮囊装上他的两个儿子挂到马鞍上，和他的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余骑向东奔逃。王伟便也抛弃台城逃窜了。侯子鉴等奔往广陵。王克打开台城城门领裴之横入宫，纵兵蹂躏抢掠。这天夜里，留下的残火把太极殿和东西堂、延阁、秘署烧得精光，仪仗车辇莫有孑遗。王僧辩命令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勉强救灭。所以武德殿、五明殿、重云殿和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得以保全。

    王僧辩迎简文帝的棺木登于朝堂，三军穿上缟素，捶胸顿足以哀悼。命侯瑱、裴之横追贼兵于东方，焚烧伪宗庙的牌位于宣阳门，造梁诸帝牌位立于太庙，收聚图书八万卷送归江陵。杜崱镇守台城，都下的户口百余一二，从大航南岸极目望去，没有人烟。老幼争相扶携而出，刚刚渡过秦淮河，王琳、杜龛的士兵就对他们抢掠起来，比贼寇还凶恶，号叫之声，直传到石头城。王僧辩以为发生了兵变，登城问清缘故，也不加禁止。都认为王师的残酷，胜过了侯景，君子以此知道王僧辩是得不到善终了。

    开初，侯景围攻台城的时候，援军有30万，士兵们望见青袍（侯景士兵穿青色战袍）就气消胆落。等到赤亭之战，胡僧祐占以弱卒1000击破任约的2万精兵，转战而东，没遇到过敢于列阵的敌兵。等到侯瑱追及侯景，侯景的士兵还没有列阵，就都举旗求降。侯景不能制止，便与数十名心腹乘坐一条船逃走。他把两个儿子推入水里，从沪渎入海。到了胡豆洲，被前太子舍人羊鲲杀死，送交王僧辩。

    侯景身高不足七尺，上长下短，眉目疏朗，宽额头，高颧骨，面色发红，鬓发稀疏，眼睛下视，好频频看人，嗓音发散。有识者说：“这叫做豺狼之声，所以他能吃人，也终究被人所吃。”他南奔以后，东魏丞相高澄命人把侯景妻子、儿子的脸皮全剥下，然后用大铁锅盛油煎杀。他的女儿都入宫为宫婢，男孩三岁以下都阉割。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高澄之弟）梦见猕猴坐在御床上，就连侯景的幼儿也用锅煮了，他在北方的子息全绝灭了。

    侯景生性猜疑残忍，好杀戮，常常把亲手杀人当游戏。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杀人于面前，他谈笑自若，口不停食。有时他先割下人的手足，然后割舌头、鼻子，折磨一整天才最后处死。自从他篡位以后，时常戴着白纱帽，但还披着青袍，头上插着象牙梳子，床上常摆着胡床和筌蹄，穿着靴子垂脚坐着。有时他踩着门坎，有时他走马遨游，弹射鸦鸟。自从他当了天子，王伟不许他随便出去，于是他郁郁怏怏，反而成了不自在，说：“我没事做什么皇帝，和被摈弃没什么两样！”等到听说义军开始接近，猜忌得更厉害了，必须把兵器架绕满床前，然后才肯见客。每次登上梁武帝常临幸的大殿，他都好像有芒刺在身，常常好像听见有咄斥的声音。还有他睡在宴居殿，有一夜突然惊起，好像有什么东西扣在他心口上。从此凡是武帝所常居处的地方，他都不敢居住，大多都住在昭阳殿的廊下。他所居住的殿屋，时常有夜猫子呜叫，侯景很是厌恶，常派人跑遍山野去捕鸟。侯景所乘坐的白马，每次打仗将要取胜的时候，就跳跃嘶鸣，意气骏逸；而遇上败仗，必然低头不肯前进。及至石头城之役，这马精神沮丧，卧地不肯动弹。侯景让左右拜请它，甚至加以鞭策，它始终不肯前进。开始侯景左脚上有只肉瘤，形状好像乌龟，打仗如果克捷，瘤子就轮廓分明，如果不胜，就软垂下来。到侯景败亡的那天，瘤子隐陷在肉中。

    梁武帝天监年间，沙门释宝志说：“掘尾狗子自发狂，当死未死啮人伤，须臾之间自灭亡，起自汝阴死三湘。”还说：“山家小儿果攘臂，太极殿前作虎视。”狗子，是侯景的小名；山家小儿，就是猴子的模样。侯景沦陷都城，毒害皇家。他起自悬瓠，即古代的汝南。巴陵有个地名叫三湘，是侯景败逃之处。这话都应验了。侯景常对人说：“‘侯’字是‘人’字旁一个‘主’字，下面是个‘人’字，分明是‘人主’呀。”台城陷没之后，梁武帝曾经对人说：“侯景必然要当皇帝，只是不长久而已。破开‘侯景’二字，成‘小人百日天子’，他当皇帝应有一百天。”按侯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败亡，得120天。而侯景在三月一日就前往姑孰，算起来在宫殿整够十旬，这话终究应验了。还有梁武帝大同年间，太医令朱耽曾经在宫内值勤，没有多久就梦见狗和羊各一只在御座上，醒来告诉人说：“狗和羊都不是好东西，如今占据御座，莫非要有事变么！”接着天子蒙尘，侯景登上了正殿。

    在侯景将要失败的时候，有个叫僧通的和尚，精神好像有些颠狂，喝酒吃肉，与俗人无异。他在世间游荡了几十年，谁都不晓得他的姓名乡里。他说的话开始觉得很隐晦，过了很久才应验。人们叫他阇梨。侯景对他极为敬重虔信。侯景曾经和他的党徒在后堂一起射箭，当时僧通在座，夺过侯景的弓射景阳山，大呼道：“得奴已！”侯景后来与其党会宴，又召请僧通。僧通取肉蘸盐进给侯景，问：“好不好？”侯景说：“只恨太咸。”僧通说：“不咸就烂了。”等到侯景死了，王僧辩截下他的两只手送给北齐文宣帝，把首级送往江陵，果然把五斗盐放进侯景的肚子里，送往建康，暴尸于市。百姓们争着割取侯景的肉做成脍羹来吃，一下子就割得净光，连溧阳公主都跟着吃他的肉。侯景对人焚骨扬灰，曾受过他祸害的人，就把他的骨灰调到酒里喝掉。他的首级送到江陵，元帝命枭于市中三日，然后煮熟上漆，交付武库收藏。此前江陵有童谣说：“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军，杀候景。”等到侯景的首级送到，元帝交送咨议参军李季长的宅子中，宅子的东面就是甘竹町。到了煮它的时候，用的就是市南的井水。侯景的仪同谢答仁、行台赵伯超投降于侯瑱。其行台田迁、仪同房世贵、蔡寿乐、领军王伯丑，都被生擒。凶党全部荡平，斩房世贵于建康市中，其余的党徒送往江陵。开初，郭元建因为对皇太子妃有礼，准备投降，侯子鉴说：“这不过是小惠，不足以保全自己。”于是他就奔往北齐了。

    “好色皇子”萧宏

    临川靖惠王萧宏，字宣达，是文帝的第六个儿子。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动作举止都很优雅。出仕南朝齐为北中郎将桂阳王功曹史。当他哥哥萧懿被害时，兄弟们都被逮捕。道人释惠思将他收藏起来。等梁武帝大军沿江而下，萧宏到新林去迎接。建康平定后，他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梁武帝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为扬州刺史，并加都督。

    天监四年，梁武帝下诏命令萧宏都督诸军进攻北魏。萧宏作为梁武帝的弟弟，所领诸军都器械精新，军容十分严整，北方人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军到达洛口，前锋攻克梁城（今河南睢阳）。萧宏部署失当，多违反朝廷制定的计划，诸将想要乘胜深入，萧宏听说北魏的援军已近，心中畏惧，不敢前进，召集诸将，想要商议班师。吕僧珍说：“知难而退，不也是很好的吗。”萧宏说：“我也认为如此。”柳惔说：“自我大军出动，所向无敌，没有城池不降服，怎么能称为难？”裴邃说：“这一次出征，正是来与敌决战，有什么困难而要躲避？”马仙琕说：“王爷怎么能有这样的亡国之言，天子将境内精兵都交付给王爷，只有向前一尺而战死，不能向后一寸而求生。”昌义之大怒，胡子都竖张开来，说：“应当将吕僧珍斩首。怎么有百万大军而轻易说可以后退，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圣明的天子！”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起说：“想要退就自己退，我们要向前与贼军决一死战！”商议完毕后，吕僧珍向诸将道歉说：“殿下昨天风疾复发，心思全不在军事上，我深怕会召致大败，故提出退军，想要使全军而还。”吕僧珍又私下对裴邃说：“王爷不止是全无谋略，而且平庸怯懦得厉害。我与他谈军事，格格不入。看此形势，怎么能成功。”萧宏不敢立即违反众人的议论宣布退军，就停军不进。北魏人知道萧宏没有勇气，就派人送来妇女用的头巾与头饰。北魏军中流传着歌谣：“不畏萧娘（萧宏）与吕姥（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武。”韦武是指韦睿。吕僧珍叹息说：“假使让始兴王萧憺、吴平侯萧景为元帅，我来辅佐他们，一定可平定中原，如今竟被敌人如此欺辱。”于是他想要派裴邃分军攻取寿阳，大军停驻洛口。萧宏坚持不许，命令军中说：“人马有向前行进者斩。”自此以后军政不和，将士都心怀愤怒。

    北魏将领奚康生派杨大眼骑马去见统帅元英，对他说：“梁人自从攻下梁城以后，久不进军，可见他们是惧怕我军。王爷如果进军据守洛水，他们就会自己奔退。”元英说：“萧宠虽然愚笨无用，但他部下有良将韦睿、裴邃之辈，也不可轻视。望气者说九月份贼军撤退，如今且观察形势，不可就与他们交锋。”

    张惠绍率军到下邳，号令严明，所到之处都能攻克，下邳人有许多想要来归降。张惠绍说：“我若攻下城池，你们就都成为国家百姓，如果不能破贼，白白让你们失去家乡，不是朝廷吊民伐罪的本意。如今你们暂且安居复业，不要妄自辛苦。”那些要归降的人都很高兴。

    九月，驻在洛口的梁军溃散，萧宏丢弃军众逃走。这一夜下暴风雨，梁军惊乱，萧宏带数名骑兵首先逃走。诸将寻找不到萧宏，就四散而归。丢弃铠甲，扔下矛戈，河流田野，到处都是梁军的兵甲辎重。患病者都被抛弃不管，强壮的将士仅仅得以脱身。萧宏乘小船渡过长江，夜晚来到白石垒，叩城门请求入城。临汝侯萧渊猷登城对他说：“百万大军，一下四散奔溃，国家的存亡还尚未可知。恐怕奸人乘机作乱，城门不可在晚上打开。”萧宏无言以对，于是城上吊下食物来让他们吃。张惠绍听说洛口大军已败，也率军后退。

    天监六年，萧宏迁任司徒，领太子太傅。天监八年，改任司空、扬州刺史。天监十一年正月，任太尉。这一年冬天，因公事被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但还未正式被任命，就迁任扬州刺史。天监十二年，加司空。天监十五年，因生母陈太妃去世而去职。不久，被起用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如旧。

    萧宏侍妾的弟弟吴法寿性情粗鲁狡猾，倚仗萧宏的势力无所畏忌，随意杀人。死者家属告状，梁武帝下敕严加追讨。吴法寿躲入萧宏的府第，有关部门无计可施。梁武帝亲自下制书命令萧宏将人交出，当天就将吴法寿正法，为死者偿命。御史台上奏请求免除萧宏的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武帝说明道：“爱惜萧宏是兄弟私亲，免除萧宏是王者正法，允许所奏。”

    萧宏自从洛口大败之后，常怀惭愧愤恨之心，京城附近每次有人图谋不轨，都用萧宏的名义，因此，他屡次被有关部门所弹劾，梁武帝每次都加以宽恕。天监十七年，梁武帝将要到光宅寺去，有人潜伏在朱雀航等待梁武帝夜晚出行。梁武帝将要走时突觉心中一动，就从朱雀航经过。事情被发觉后，这人宣称是受到萧宏的指使。梁武帝流着泪对萧宏说：“我的人才胜过你一百倍，作天子还恐怕会被推翻，你如何能行呢？我不是不能像周公、汉文帝那样诛杀兄弟，只是考虑你是过于愚笨了。”萧宏叩头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于是以罪被免官。而他放纵不改，奢侈过度，仿照皇宫的样式修造府第，后庭有数百千人，都是从天下精选而来。他所宠幸的江无畏的服饰器物与齐东昏侯潘妃的相似，宝贵的鞋子价值千万。他喜好吃鱼头，经常每天要进三百条鱼，其它山珍海味纷然杂陈，盈溢桌案，后房姬妾吃不完，都扔到路上。江无畏本是吴氏的女儿，家中历代都长得天姿国色，亲戚子女都在王侯后宫，江无畏的兄弟江免等兄弟九人，仗势在京都周围横行不法。

    萧宏不久又担任司徒。普通元年，迁任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从前一样。普通七年四月去世。自从他得病到去世，梁武帝七次前去探视。萧宏死后，梁武帝下诏追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铖，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加班剑为六十人，赐给谥号称靖惠。

    萧宏倚仗梁武帝弟弟的贵重身分，没有其它器度才干，只是肆意聚敛。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处于内堂之后，关锁得十分严密。有人怀疑是收存铠甲武器，秘密奏报给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情甚厚，听到后十分不高兴。萧宏宠幸爱妾江氏，在吃饭、睡觉时都不能暂时离开，梁武帝有一天送去丰盛的饮食给江氏说：“我要到你这里来进行欢宴。”他只携带未登皇位时的老朋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与萧宏及江氏喝了很多酒，梁武帝半醉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想要看看你的后房。”就招呼后阁舆与直接前往后房。萧宏恐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敛而来的财物，脸上表情十分恐惧，梁武帝更加相信收藏着武器，因此逐屋巡视。萧宏性爱钱，100万钱堆成一聚，用一块黄榜标明，1000万钱占一间库房，悬挂一个紫标，像这样的有三十余间库房。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计算，萧宏收存的现钱有三亿余万，其余库房贮存的布、绢、丝、绵、漆、蜜、紵、蜡、朱沙、黄屑等杂货，只看见堆满房屋，不知多少。梁武帝才知道不是武器，大为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很不错啊！”于是回去继续饮酒，直到夜里举着蜡烛而回宫。兄弟的友情更加和睦。

    萧宏在京都附近有数十个邸店，出借高利贷，以百姓的田宅邸店作为抵押，悬上文券，到期就将原来的主人驱逐出去，夺取田宅。京城及东部的百姓失去田宅家业的相当多。梁武帝后来知道此事，命令不得再悬上文券驱夺百姓产业，自此以后，贫寒庶民不再失去居宅产业。西晋时有《钱神论》，豫章王萧综因萧宏贪婪吝啬，遂作《钱愚论》，这篇文章写得切中萧宏的要害。梁武帝知道是指责萧宏，宣旨给萧综说：“天下文章题目有那么多，为什么要作这个？”虽然命令赶快销毁，但流传已广，萧宏深以为耻，稍微收敛一下聚敛的行为。

    萧宏又与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私通，因此就密谋杀害梁武帝，答应事成之后立永兴公主为皇后。武帝曾为三日斋，诸公主都参加，永兴公主就派两个家僮穿上婢女的衣服一同前往。家僮在跨过门槛时掉了鞋，阁帅看到后起了疑心，秘密报告给丁贵嫔，想要告诉梁武帝，又恐怕他不相信，就使宫帅暗中进行部置。宫帅命令内舆人八人，身上缠上纯绵，站在帷慕之下。斋坐散后，永兴公主果然请求让左右人退下，梁武帝同意。永兴公主走上台阶，而两个家僮先奔向梁武帝身后。八个内舆人冲出，抱住家僮，将他们擒下，梁武帝吃惊得从御座掉下去。在家僮身上搜查出刀子，他们供认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秘而不宣，把两个家僮杀死在宫内，用漆车把永兴公主送出宫去。永兴公主怨恨而死，梁武帝竟不去临视与参加葬礼。梁武帝的女儿中，临安、安吉、长城三个公主都有文才，而安吉公主的声誉最高。

    萧宏性情好色，又喜欢饮酒，终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有侍女千人，都极其艳丽。他不知谨慎自爱，因此屡次受到降免。

    后主本纪

    陈后主，名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的嫡长子。陈叔宝于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日在江陵降生。第二年，江陵失陷，其父高宗迁移到关右，将他留在穰城。至天嘉三年，接叔宝回京城建康，并立他为安城王太子。天康元年，任命叔宝为宁远将军，并为他设置佐史。光大二年，又授为太子中庶子，不久升为侍中，其他官职依旧保留。到太建元年正月甲午日，父亲陈项登基称帝，叔宝被立为皇太子。

    陈后主太建十四年正月甲寅日，陈高宗病逝。乙卯日，高宗次子始兴郡王陈叔陵发动叛乱，被处死。丁巳日，太子叔宝在太极前殿继皇帝位。颁布诏书说：“天降大祸，大行皇帝忽然故去，举国上下，无不悲痛至极。我以忧伤悲痛的心情登基继承皇位。如同渡大江，不知能凭借什么，今后就要依靠诸公辅佐我。要把先王的遗德，广泛普及到黎民百姓，使远近地方都变化革新。可大赦全国的犯人。在位的文武大臣及推荐出的孝悌力田者，他们的继承人可赐爵一级。孤老鳏寡生活不能自理者每人赏赐五斛谷，二匹帛。”癸亥日，任命侍中、翊前将军、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进称征西将军，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任忠进称镇南将军，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平西鲁广达进称安西将军，仁武将军、丰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乙丑日，尊封皇后为皇太后，其宫名为弘范。丙寅日，任命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丹阳尹。丁卯日，立弟弟叔重为始兴王，祭礼昭烈王。己巳日，立皇妃沈氏为皇后，辛未日，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皇弟叔慎为岳阳王，皇弟叔达义阳王，皇弟叔熊为巴山王，皇弟叔虞为武昌王。壬申日，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称中权大将军、军师将军、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称翊前将军、侍中，右将军、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称安前将军，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称征南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过安王叔卿进称安南将军。任命侍中、中书监、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傅。甲戌日，在太极殿前举行无遮大会。

    三月辛亥日，颁布诏书说：“以身作则，作为劝导，这个道理前代的经典已经写明，努力耕种的人就受重赏，这样的事以往书中也有记载。国家的储蓄依赖于此，百姓的性命也与此相关，丰收还是欠收，兴旺还是衰败，无不由此决定。自古人们就交纳赋税，旧时人们又输纳藁草，富绕的土地缴的超过十金，贫瘠的土地则一减再减，变化再三。肥沃的土地与贫瘠的土地既然有差别，其收成当然也不相同。于是弄虚作假的风气日益兴盛，上计簿年年改动。西汉时有稻田使者监督，东汉时用严刑酷法惩治。农民惧怕赋敛，俗吏因此歪曲法令。于是弃农不耕者拉帮结伙，游手好闲者成群结队，总是讲防止害农，却总也没有能防止，实在让人叹息！现在节气适宜，风调雨顺，正是开展春耕、秋收有望的好时节。有些人开垦荒田，斩除藁草，其新开垦的土地不用丈量，租税全部免收。私人田地长期废置的，都允许占有耕种，荒废了的公田，也随意让人开垦。假若有清廉贤良的官吏教人耕种，使民风敦厚，民生富裕，有此政绩，要论功提升。另外可作为条例规定颁布下去，以符合我的心意。”癸亥日，又颁布诏书说：“治理国家，繁衍百姓，虽然因情况变化不一，会有松弛紧张的不同，但寻求德高望众的贤德之人，甚至于到平民百姓中搜寻，以便辅助君王。调和阴阳，兴盛牟拍，登基继位，虽然悲痛哀伤，神情昏乱，但国家的重任，百姓的繁杂事务，使我不敢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记治理国家，所以要选取有才德的人，充任朝廷官员。但尽管昼思夜想，不断占卜，却贤臣不来，能人不至，为此我早晚劳神，昼夜忧心。难道是因为帝王难见，无人引荐？还是身怀宝玉不想贡献，只想洁身自好？朝廷内外的众官员，凡九品以上的均可推举一人，以符合征召贤人的旨意。况且，选取人才，求全责备很难，推荐一技之长容易，大才小才，都要讲清其实用价值，不要像南箕北斗星辰，有箕斗之名而无实际用途。或有人恃才傲物，气压当时，像班固那样著《宾戏》而自怜，像杨雄那样写《客嘲》而自慰，人生在世，得遇识才的明主确实很难，但也应离开幽居之处，走上光明大道，奔赴宫门外的铜驼夹路，投奔金马门而上朝廷。朝廷便应量才录用，用相应的规则约束。”后又颁布诏书说：“以前明智的君主管理人民，贤圣的帝王治理国家，虽说已是恩德深广，恩惠遍及四方，仍要屈己去采纳谏言，四处察访了解民情，向上咨询管理各方政务的百官及封疆大吏，向下听取地位低微的平民百姓的意见。所以才能政治清明，百姓安定。我继承先王的大业，并要使其兴盛，常常惧怕自己身居九重之深，听视不能广达四方，所以要听取好的建议，不惜耗费力气，四处采纳。若遇到不怕触怒帝王，敢在朝庭上当众辨驳的言论，要能够接受。而对于奉承献媚的言辞，我在位时听到，官吏们口虽不言，内心实不同意，那就不是治理公正光辉帝业的道理了。内外卿士文武各大臣，若有人周密地考虑施政方针，用心地研究治国大计，能解救百姓的疾苦，分辨禁令的宽严，望各进忠直之言，无所隐藏忌讳。我将虚心听取，择善而行，希望能够透彻地体察物理人情，辅佐帝王大业。”己巳日，任命侍中、尚书佐仆射、新任的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新任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中护军章大宝为丰州刺史。

    夏四月丙申日，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赐全国继承父亲爵位者进爵一级，王公以下的都按不同等级赏给布帛。庚子日，颁布诏书说：“我登基继位，安抚人民，正要振兴国家，使百姓富足，免除繁重的杂税。奢侈腐化违背我的心意，的确应当防止。那些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类，以及布帛尺幅过短过窄，轻飘不合实用的，都是劳民伤财，成为祸害。还有僧尼道士，依仗邪道歪教，不遵守例律法令，及民间泛滥的祭祀、妖书等诸种怪事，都应依照条例，予以杜绝禁止。”癸卯日，颁布诏书说：“中年曾平定了淮、泗一带，又渡过青、徐，那些地方的部族首领，都前来贡献物品表达诚意，并分别派送他们的亲族来做人质。现在这些旧有国土沦陷了，又成了异国土地，南北阻隔相距甚远，亲人不能会合，考虑到分离之苦，实在让人同情。夷狄的百姓也是我国的人民，应一视同仁，为何要歧视他们，使他们离析？应立即检查任子馆和东馆及携带保任人员在外的，一并赐给他们衣服、粮食、美酒，送他们踏上回乡之路。若路远险阻，便派遣车船护卫，一定要使他们安全到达。若已经做官或有其他的打算不愿回去的，也应遵从他们的意愿。”

    六月癸酉初一日，任命明威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孙为中护军。

    秋七月辛未日，大赦全国犯人。这个月，自京师至荆州一段的江水呈血红色。

    八月癸未日夜，天空有声音如风与水相撞击一般。乙酉日夜又出现同样的声音。丙戌日，任命以使臣身份持符节、都督缘江诸军事、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

    九月丙午日，在太极殿举行无遮大会，布施车轿、衣服等，大赦全国犯人。辛亥日夜，天空东北方有响声如虫飞一般，渐渐移至西北。乙卯日，白天太白星出现。丙寅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让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具有开府仪同三司的称号。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日，颁布诏书说：“我以寡薄之才，登基继位，哀伤深切，悲痛缠绕，移风易俗缺少方法，治理国家束手无策，内心惧怕，如履薄冰，如同以腐朽之绳驾车。而四时变化如流水，日、月、星三光流失迅速，朝廷官员排列阶下，金玉布帛充满官庭，品物不新，节令依旧，缅怀先帝恩德，常常追慕以往的时光，面对宫门而哭泣，顾盼扆屏几筵而伤心。想遵奉先人留下的大政方针，勉励自己，整治天下，颐养百姓，宽松政治，调和阴阳。可大赦全国犯人，改年号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任命征南将军、江州刺史、新任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英为中卫大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称为车骑将军，宣惠将军、丹阳尹晋熙王叔文为扬州刺史，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安左将军鲁广达为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癸卯日，立皇子陈深为始安王。

    二月丁丑日，任命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

    夏四月戊辰日，交州刺史李幼劳向朝廷奉献驯象。己丑日，任命前轻车将军、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江州刺史。

    秋八月丁卯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义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

    九月丁巳日，天空东南方有声音如飞虫一般。

    冬十月丁酉日，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叔穆为西阳王。戊戌日，侍中、安右将军、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去世。癸丑日，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十二月丙辰日，头和国派遣使臣来贡献地方特产。司空长沙王叔坚因有罪而被免职。戊午日夜，天空从西北到东南裂开，其中有青黄色光，响声隆隆如雷鸣。

    至德二年春季正月丁卯日，分别派遣使臣到各省巡视民风民情。平南将军、豫州刺史鲁广达进称安南将军。癸巳日，大赦全国犯人。

    夏五月戊子日，任命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为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轻车将军、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信威将军、湘州刺史，仁威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为江州刺史，信武将军、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秋七月戊辰日，任命长沙王叔坚为侍中、镇左将军。壬年日，太子加冕，在位的文武百官按不同等级赏赐布帛。继承父位的孝悌力田者分别赐爵一级，老弱病残及鳏夫寡妇生活不能自理者每人赐五斛谷。

    九月癸未日，白天太白星出现。

    冬十月己酉日，颁布诏书说：“自己耕种自己富足，可以说是风俗质朴淳厚，贡奉租赋由来已久。这就是《诗·由庚》所说的万物都遵循此道，身不由己而行。但法令日益增加，奸诈强取的事不少，风俗日益浇薄虚伪，政治缺少贤明。我日夜操劳，每一件事若处置不当，就会为自己的罪过哭泣伤心，惭愧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望订租调刚实行时，令那些豪强及荫封之人都交租赋，听说贫富都起来作乱，贫弱之人受害重，这难道是救济穷困、解人寒热的用意吗？这是那些小官吏强征暴敛的结果。所以说：‘百姓不富足，君王谁又能富足。’建安十四年以来，望订租调拖欠未交者，一律免除。在职的官吏，处理事务要分析判断，秉公处理，不得为公害民。为了自己的私欲，干扰治国的大政方针。”

    十一月丙寅日，大赦全国犯人。壬申日，盘盘国派使臣献上地方特产。戊寅日，百济国派遣使臣献上地方特产。

    至德三年春正月戊午初一日，有日食出现。庚午日，让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具有开府仪同三司称号，任命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守吏部尚书、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头衔。

    三月辛酉日，前丰州刺史章大宝起兵反叛。

    夏四月庚戌日，丰州义军首领陈景详将章大宝斩首，传送首级进京。

    秋八月戊子日夜，老人星出现。已酉日，任命左民尚书谢伷为吏部尚书。

    九月甲戌日，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去世。

    冬十月己丑日，丹丹国派遣使者献地方特产。

    十一月己未日，颁布诏书说：“孔子为一至贤至圣的哲人，遵奉古代的规章制度，与天地同德，考定《雅》、《颂》音乐中深奥的道理，与日月同辉，为后世树了榜样，对百姓起了开导启迪的作用。梁代湮没了孔子，坟墓都找不到了，长满了繁茂的野草，三十余年了，缅怀思念，敬仰不已，实在令人叹息感伤。现在《雅》道光明，《由庚》所指示的途径得到承认，而断弦的琴、过去的鞋，这些令人怀念的旧物，却零落而无处可寻。看看书箱，打开书卷，都无法循旧恢复。外臣可详察记载礼仪的典籍，修建旧庙，蕙房桂栋的庙宇，都重新修建，用芳蘩洁潦这些香草，按时祭奠。”辛巳日，皇帝到长干寺，大赦全国犯人。

    十二月丙戌日，白天太白星出现。辛卯日，皇太子到太学，讲《孝经》，戊戌日，讲完。己丑日，祭奠先师孔子，祭礼结束后，奏金石之乐，设宴款待王公大臣。国遣使者献地方特产。这一年，萧岿死，儿子萧琮继位。

    至德四年春正月甲寅日，颁布诏书说：“传说尧时曾设鼓于庭上，使民击之以进谏。禹设倡言官以鼓励百姓进善言，向各种人征求意见。谏鼓长期放置堂前，询问隐逸、查阅典籍，这是治国的根本，帝王的当务之急。我寡德无才，登基继位，不懂得如何谦虚，日夜挂怀，事务众多，听闻不够广达。现想要听取正直敢言之人的谏言，并采纳他们所提供的计谋。王公以下的诸官吏，每个人都尽其所知提出建议，并向那些管理仓库之人，以至舆皂小吏征询谏言，有一技之长的人，片言只语可用的，我都将亲自听取，留意观察，恭候具有开启作用的治国之言。”中权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称为镇卫将军，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进称为骠骑大将军，镇左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进称为中军大将军，安南将军晋安王伯恭进称为镇右将军，翊右将军宜都王叔明进称为安右将军。

    二月丙戌日，授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特进头衔。丙申日，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夏五月丁巳日，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秋九日甲午日，皇帝驾临玄武湖，检阅陈列的战舰船只，并设宴款待群臣，即兴赋诗。戊戌日，任命镇卫将军、开府义同三司鄱阳王伯山为东扬州刺史，智武将军岳阳王叔慎为丹阳尹。丁未日，百济国派遣使臣献上地方特产。

    冬十月癸亥日，尚书仆射江总升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伷升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己卯日，颁布诏书说：“只有刑法才能制止暴行，只有品德高尚才能成就事业，天、地、人都是国家的依靠，任何君王无法更改。然而世界上很少人敢于顶撞君王直言劝谏。渭桥惊马，听不到在朝庭上和皇帝据理力争的议论，桃林放牛，看不到提出此种意见的人。虽然剽悍轻侮的人，应受到刑法制裁，愚蠢笨拙的人，应该宽免，但政治不贤明，官吏不睿智，想不用刑罚，又怎能做到？为此我日夜忧心，背靠着绣花屏风叹息。如今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律当黄锺大吕，和气萌生，冬季恰过了一半，正是献履迎福之时，借此时机宽恕罪过，也许能得到大治。可以大赦全国犯人。”

    祯明元年春正月丙子日，安前将军衡阳王伯信进称为镇前将军，授以安东将军、吴兴太守庐陵王伯仁特进头衔，任命智武将军、丹阳尹岳阳王叔慎为湘州刺史，仁武将军仪阳王叔达为丹阳尹。戊寅日，颁布诏书说：“柏皇与大庭皇帝，往日时使质朴敦厚之风兴盛，而姬王、嬴后，生于浮薄风俗兴盛的末世，法令依然铸于刑鼎，教化就行不通，礼仪一经违背，奸佞祸乱就猖狂。为什么那种质朴敦厚之风一去不复返，而浮华轻薄之风却日益兴盛呢？我统治这个国家，时刻关心着救民于水火之中，屡次试图恢复天纲，阻止幽、并、凉三州的侵扰，但黎民百姓，终于还是遭受各种刑罚。这是因为我才德寡薄，还是因为法令增加？为此应安慰我忧郁之心，同情我悲伤之意。现在三元各都就序，万国前来朝拜，初春献来灵芝，岁末凝成玉露，从春天开始发布命令，依靠上天布施恩德，想在全国更新政治。可大赦全国犯人，改年号至德五年为祯明元年。”乙未日，发生地震。癸卯日，任命镇前将军衡阳王伯信为镇南将军、西衡州刺史。

    二月丁未日，特进、镇右将军晋安王伯恭进称中卫将军，中书令建安王叔卿升为中书监。丁卯日，颁布诏书，命令从至德元年以来拖久望订租调未交的，一律免除。

    秋八月癸卯日，老人星出现。丁未日，任命车骑将军萧摩诃为骠骑将军。

    九月乙亥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骠骑大将军。庚寅日，萧琮所任命的尚书令、太傅安平王萧严，中军将军、荆州刺史义兴王萧，派遣他们的都官尚书沈君公，前去向荆州刺史陈纪请求投降。辛卯日，萧严等率领文武百官，男女百姓十万余口渡江。甲午日，大赦全国犯人。

    冬十一月乙亥日，将扬州的吴郡改设为吴州，将钱塘县改设为钱塘郡，钱塘郡归属吴州管辖。丙子日，任命萧严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为安东将军、吴州刺史。丁亥日，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任司徒。

    十二月丙辰日，任命前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晋安王伯恭为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祯明二年春正月辛巳日，立皇子陈恮为东阳王，陈恬为钱塘王。这一月，派遣散骑常侍周罗睺率兵屯驻峡口。

    夏四月戊申日，有成群的老鼠，自蔡洲江岸进入石头城，又渡过淮河，到了青塘两岸，数日后死了，随着水流冲走。戊午日，任命左民尚书蔡徵为吏部尚书。这一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汁。

    五月壬午日，授安前将军庐陵王伯仁特进头衔。甲午日，东冶铸铁，有物呈赤红色，如数斗般大，从天降下，落到冶铁处，伴有隆隆如雷的声音，飞出墙外的铁燃烧了其它民房。

    六月戊戌日，扶南国派遣使臣献上地方土产。庚子日，废皇太子陈胤，改为吴兴王，立军师将军、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辛丑日，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进称镇南将军；忠武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进称安北将军；会稽王陈庄升为翊前将军、扬州刺史；宣惠将军、尚书令江总进称中权将军；云麾将军、太子詹事袁宪升为尚书仆射；授尚书仆射谢伷特进头衔；宁远将军、新任吏部尚书蔡徵进称安右将军。甲辰日，任命安右将军鲁广达为中领军。丁巳日，大风刮起，激起巨浪波涛，从西北涌入石头城，淮水泛滥，吞没了许多舟船。

    冬十月己亥日，立皇子东蕃为吴郡王。辛丑日，任命度支尚书、领大著作姚察为吏部尚书。己酉日，皇帝来到莫府山，进行大规模地阅兵。

    十一月丁卯日，颁布诏书说：“议论案件放宽刑罚，这是帝王树立的榜样，使凶暴的人改恶从善以废除死刑，这是仁爱之心的表现。自从画冠象刑之类宽容的刑罚停止以后，苛刻的官吏四处兴起，法令日益增多，使百姓手足无措。我治理国家，正当风俗浮薄之时，法律轻重不一，政治不够清明，案件有大有小，说起来我很惭愧。我十分关心牢狱中的案件。同情受刑的人，可以约定时间在大政殿审讯案件。”壬申日，任命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平王嶷为征西将军、郢州刺史，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彦为南西将军、江州刺史，军师将军南海王虔为安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丙子日，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这一月，隋派遣晋王杨广率领部队前来讨伐，从巴、蜀、沔、汉顺水而下到广陵，数十条路一齐攻人，沿江镇守部队，陆续奏报得知。这时新任湘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客卿掌管机密，压住不向上奏报，所以没有防备。

    祯明三年春季正月乙丑初一日，到处弥漫着大雾。这一日，隋总管贺若弼从北道广陵渡水到京口。总管韩擒虎奔向横江，渡水到采石，从南道将与贺苦弼的军队汇合。丙寅日，采石守卫将领徐子建飞马奏报紧急变故。丁卯日，召集公卿来讨论军事。戊辰日，朝廷内外都戒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一并升为都督，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领水师从白下出发，散骑常侍皋文奏率领军队镇守南豫州。庚午日，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日，韩擒虎又攻陷南豫章，皋文奏大败逃回。至此隋军从南北两道同时并进。后主派遣骠骑大将军、司徒豫章王叔英屯兵朝堂，萧摩诃屯兵乐游苑，樊毅屯兵耆阇寺，鲁广达屯兵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兵宝田寺。己卯日，镇东大将军任忠从吴兴回到京城，命令他屯兵朱雀门。辛巳日，贺若弼占据钟山，屯兵在白土冈的东南。甲申日，陈后主派遣众军与弼大战，众军大败。贺若弼乘胜追赶到乐游苑，鲁广达仍督促散兵拼力奋战，不能抵抗。贺若弼又进攻宫城，火烧北掖门。这时韩擒虎率领众人从摩擦林到石子冈，任忠向韩擒虎投降，并为韩擒虎带路经朱雀门奔向宫城，从南掖门入宫。于是城内文武百官都仓惶出逃，只有尚书仆射袁宪仍留在殿内。尚书令江总、吏部尚书姚察、度支尚书袁权、前度支尚书王瑗、侍中王宽仍留在宫内。陈后主听说敌兵已到，带着十几个宫人从后堂景阳殿逃出，想投井自尽。袁宪侍奉左右，苦苦相劝，后主不听。后闇舍人夏侯公韵又用身体遮蔽井口，后主与他们争执许久，才跳进井里。到了夜晚，后主被隋军捕获。丙戌日，隋晋王杨广攻占京城。

    三月己巳日，后主与王公百官从建邺出发，进入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千子日，陈后主死在洛阳，终年五十二岁。死后追赠大将军，封为长城县公，谥号为炀，埋葬在河南洛阳邙山。

    史臣侍中郎郑国公魏徵说：

    主高祖从田埂间兴起，有杰出非凡的英姿。当初扶佐藩国时，就显示出奇才谋略，驻屯南海，平定叛乱。高举旗帜向北挺进，目的在于辅佐王室。扫除已获成功的侯景，拯救摇摇欲坠的梁朝，使中断的天纲得以继续，艰难的国运转为昌盛，百官都有主，旧的典章制度不至废除。魏武帝使汉朝国运得以延续，宗武帝让晋朝恢复，其功劳之大，也没有超过陈高祖。这时内乱尚未平息，外邻强敌又兴起。王琳在上游作梗，周、齐在江、汉制造动乱，朝廷畏首畏尾，国家若存若亡，这时不如图谋，迅速改变天命，虽说是上苍有心照顾，也确实非常迅速！然而高祖志向远大，胸襟豁达，或是从对手中间录用贤士，或是从逃亡的人中提拔能人，掩盖他们接受贿赂的过错，宽恕他们各为其主所犯的罪行，视为亲信，使他们都能拼死出力，所以才能判断各种情况取得胜利，形成现在三分天下的局势，鼎足而立的雄才大略，无愧于孙权、刘备。

    世祖天资聪明，神思清朗，早年遍读经书典籍，能体会百姓的疾苦，想选定法令典章，差不多达到完美政治的境地，恩德与刑法并用，平定叛乱，战胜艰难，使群凶投降归顺，使强邻震动惊惧。虽然帝主忠厚的教化不能到达边远地方，但其俭朴的作风足以成为后人的榜样，即使算不上是明察之君，也称得上是遵守成法的良主。

    临川王即位时比周成王年长，其过错比太甲要小。宣帝有周公的和善，却无伊尹的志向，因而使明主不能复辟，放逐却成现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高宗原本也是在田间长起，心胸豁达开朗，登基继位，因为性情宽厚，民心归向。仁爱下人，宽待百姓。具有非凡的智谋勇气，以武略闻名，扬旗布阵，如风行电扫般迅速，开辟土地千余里，于是有了淮、泗的疆土，其战胜攻取之猛，近古未曾有过。于是君主奢侈，百姓疲劳，将领骄傲，士卒堕落，钱财空竭，将士开始打败仗，于是秦人强盛起来，陈兵江上窥视等待机会。李克认为吴先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数战数胜。仗打多了则百姓就会疲惫，胜仗多了则君王骄傲，用骄傲的君主统治疲惫的人民，没有不灭亡的。的确如此！高宗开始用其宽宏大度得人心，最终却因骄奢淫逸导致失败，文帝、武帝的大业，毁在他手里。

    后主生在深宫之中，经妇人之手抚养长成，虽国家在困苦之中，仍不知耕种的艰难。初登基之时，惧怕有危险，多次颁布一些同情百姓的诏书，而后稍稍安定，又鼓动淫侈之风。宴请诸公，寄情于诗文酒色之中，亲近小人，并委任以中枢要职。谋画策略，也就没有正直忠臣参与，权力要职，无不是些巧取豪夺的官吏充任。政治法律日益浑浊，居位食禄而不理政务之人充满朝廷，通宵狂饮，纵欲美色，耽误荒废朝政，国家危亡无人怜悯，上下相欺，众叛亲离，临近危机而不醒悟，只能自己跳入井中，希望苟且偷生。他用这种方法保全自己，也算等而下之了。

    纵观诸位君主，登基称帝，在建国伊始，都想使他的国家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仰视五帝、俯看三王，然而有好的开头，却很少能善始善终。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都是中庸之才，心内无长久之品性，口里讲着仁义，又为嗜好与欲望而动心。仁义有利于事业但取得它们的路途遥远，嗜好与欲望依随性情而方便身体。便利身体就难以长期脱离，道路长远就难以树立取得它的坚定志向。阿谀奉承之徒，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引导君主嗜好欲望，如顺着坡道滚圆丸，顺流水决堤坝。若不是上应星宿、天生明德的圣人，谁能抛弃自己的喜好，而时刻挂心百姓呢？这就是为什么成王、康王、文帝、景帝千载而不遇，桀、纣、幽王、厉王没有一代没有，国家社稷遭害，自己身体受辱，于是被天下人耻笑，怎么不让人痛心！古人有言，亡国的君王，大都有才有艺，观察梁、陈及隋，这话一点不错。不尊崇教义的根本，偏偏崇尚浮华的诗文，助长浅薄虚假风气，这都是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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