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7年，意气风发的苏轼来到京城参加考试。这次的主考官是一代大儒欧阳修，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主导的这一科里，为国家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当时的苏轼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答卷、交卷，考完了就四处逛逛，等待放榜。在判卷中，欧阳修发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内容充实，文风很像自己的门生曾巩的，为了避嫌，他便把这份考卷取为第二名。然而到了放榜之日，他才发现自己搞错了，这不是曾巩，而是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就是苏轼。
考中的进士，按照习惯都要拜访主考官员，苏轼自然也去拜访了欧阳修。欧阳修跟他坦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并向他表示歉意。想不到苏轼却毫不介意，这让欧阳修更加赏识他，认为以他这样的修养和才华，应该放在榜的最上面，也就是“出榜于人头地”才是。
之后，宾主开始了一番自由的畅谈，谈到最后，欧阳修想起了一个在他脑子里盘桓了很久的问题。他问苏轼，在你的试卷里有这么一句话：“当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为法官。有一次，针对一批犯了罪的人，皋陶说，应该杀了他们，并且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尧却说应该宽宥他们，同样，尧也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天下人敬畏皋陶的执法严明，而喜欢尧的慈悲胸怀——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是出自哪本典籍啊，我怎么没有见到过？”
作为文坛宗主的大文豪欧阳修如此坦诚，搞得苏轼很惭愧，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当时顺手就写出来了，是我想当然的，没有什么典故。”欧阳修大笑道：“难怪我没有见过。”于是，欧阳修更欣赏苏轼的敏捷与机智。
苏轼可不是个信口胡说的人，他难道真是随便那么一忽悠？
实际上，这个典故出自《曲礼》：传统上，特权阶级是不受“宫刑”的，但有的法官不开窍。一个贵族犯了罪，该受宫刑，法官对国王说，要执行刑罚。国王说，饶了他吧；法官说不行。国王再说，饶了他吧；法官说，不行。你来我往很多次，最终，国王让步了（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饱览群书的欧阳修一时间没想起这个典故来，苏轼自然也就不敢直接指出它出自《曲礼》。所以，他才回答说是自己随便编出来的，为的是不让主考官难堪。可见，后人说苏轼这个人有一说一，也是不对的。苏轼也有装糊涂的时候。
阿龙辞典 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苏轼，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人，又同属于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列，其他几人分别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这八大家的文章写得好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几乎人人都做过官，绝大部分都担任过不低于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的官职，像王安石做过宰相，欧阳修也算是准宰相。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可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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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谷穗低着头
为了不让欧阳修难堪，苏轼适度地撒一些小谎，这样既表现了他对欧阳修的理解和尊重，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谦和。这样的人欧阳修能不喜欢吗？寓言故事讲：成熟的谷穗因为谷粒饱满，所以总是低着头的；而不成熟的或者长得不好的谷穗，反而是昂着头，一副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派头。这正很好地阐释了谦和是种美德。年轻时，年轻气盛是自然而然的，但也容易因此得罪人，这时，不妨学学苏轼吧。
2、 王安石出马
宋神宗是虽长在深宫、却有着远见卓识的皇帝，历朝历代如他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一登帝位，他就仿佛看到一个老太太正走在乍暖还寒天的冰上，老太太就是他的国家——大宋。在他的时代，政府公务员比蟑螂繁殖还要迅猛，纳税人的钱财入国库，就被公务员以拿工资的形式领走。天文数字的军费养着宇宙中最庞大最饭桶的士兵，于是就有了每年都要送给辽国和西夏数额庞大的“救济款”的情况。
“必须要拯救大宋！”神宗皇帝这样想。但前提是得找到合适的出主意的人，他的秘书推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早有耳闻，此人常傲然立于众人面前，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在仁宗朝，王安石曾几次三番不屑朝廷的任命，婉拒皇帝的邀请。王安石这时正在地方上任职，神宗皇帝邀请他来中央，也被他婉拒了，理由是，正生着病呢，不宜远行。神宗皇帝兴奋异常，坚信王安石必是栋梁之才。
王安石还未到，有人已未卜先知。宰相秘书吴奎说：“我和王安石曾是同事，他刚愎自用，喜欢吹牛，若被重用，恐怕祸乱朝政。”神宗皇帝不为所动，三朝元老宰相韩琦见神宗皇帝固执，就以辞职相要挟，结果，要挟没有成功，辞职却马到成功。临走前，神宗皇帝假惺惺地说：“你非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你去后，谁适合坐你的位置？”韩琦懊恼：“陛下已有人选，何必问我。”神宗皇帝给了他一张老脸：“王安石如何？”韩琦无可奈何：“王安石学问有余，若做辅佐之臣，器量不足。”一阵耳旁风吹过，神宗皇帝让韩琦赶紧去办辞职手续。
在神宗皇帝的保护下，王安石冲破各种障碍顺利进入中央。神宗皇帝问他治国之道，君臣二人畅谈起来，这种温暖，足够让洛阳的牡丹花慢慢开放，也足够让仇人彼此相爱。
神宗皇帝欲富国强兵，不做娘们儿，王安石指出了富国强兵的唯一途径——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主要有这样几条：在富国上，开垦国内的废田（农田水利法）；只要户口是大宋的就必须交规定的税，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方田法）；农民种地可获得贷款，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那时的地主兼并贫农耕地后，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青苗免役法）；繁荣市场（市易均输法）。在强兵上：淘汰废物，训练精锐，创办民兵（保甲保马法）。
新法一出台，很多大臣都认为世界末日到了。副宰相（参政）唐介在朝堂上就说新法必不可行，王安石说必可行。唐介嘴巴笨，很快就败在王安石嘴下，神宗皇帝又偏袒王安石，唐副宰相气得死去活来，不久后，又气得后背长出脓包，居然一命呜呼了。
这些人为什么反对新法，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说明。比如方田法，很多政府官员都来自土财主世家，这些人把土地归为己有，用廉价的钱雇佣百姓种地，然后把收成分出微小的两份，一份给国家，一份给农民。王安石现在让他们按照土地多少来交税，他们当然不干。
再比如青苗法，农民可以贷款种地，可农民真的拿这钱去种地了吗？贷款利息奇高，贷一千，两个季度后要还一千三百。如果农民还不上怎么办，那公务员的工资怎么办，就没保障了。
又比如保甲保马法，神宗皇帝曾询问前外交部长富弼如何挽救帝国尊严，富弼的回答是：“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就差说，“愿陛下把军队都解散了吧”。
有这样一群人主持国家，王安石若能把变法进行到底，是无天理。
可以想见，王安石变法后来失败，这些人真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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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坚决不能做
在错误的地方出现一个正确的人，最常见的结果还是——杯具（悲剧）。指望一两个人来推动一个改革、达成一个大多数人都反对的目标，希望无疑是渺茫的。王安石在做的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一般来说，这样的工作机会，能避开应尽量避开，人生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犯不着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跟它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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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个好学生
神宗皇帝爱读书，知识渊博，并且热爱思考，有时听皇家教师讲课，听着听着就会问出很刁钻的问题来。苏辙曾经就说过：我每回给神宗讲课，都会出一身汗。给这样有见地的学生上课，可真是不容易。
3、 “家贼”
王安石变法，该反对的人反对，不该反对他的人也反对。比如他的好朋友吕公弼。吕公弼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想把王安石兜头一棒搞死，而是春风化雨，希望王安石能主动坦白变法是亡国灭种的罪行。时间一久，王安石很不高兴。他对吕公弼说：“你兄弟（指宰相吕公著）反对我，我很舒服，因为他够狠，够直接。可你反对，我就老大不高兴。因为你不软不硬，而且我们还是朋友，你若来，就来硬的，别软软的。”
吕公弼险些被王安石的一席话呛了个跟头，他非常不愉快地跟王安石道别，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就花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道奏疏，疏中认为：变法之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效果却未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变法是否可行，是否应该废除。
这种奏疏在当年，有很多大臣提出来过，吕公弼依旧是老生常谈。但是，奏疏一旦送到皇帝那里，按照成例，就必须要经过讨论，讨论的结果肯定是神宗皇帝依然信任王安石，将反对者贬斥。可期间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于那些反对者而言，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裕，但王安石没有闲嚼蛆的功夫跟他们扯淡。自然，王安石不希望有吕公弼的奏疏送给皇帝这样的事发生，而这件事也真就没有发生，原因是，有人把吕公弼的奏折提前偷出来交给了王安石。
这个人叫吕嘉问，是吕公弼的孙子，支持变法。王安石在变法开始时，设置了一个新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订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他本人和国防部长（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一开始在三司条例司任职，市易法颁布后，他被调到开封所设的机构“市易务”，是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
这名得力干将是如何把奏疏送到王安石手上的呢？
原来，吕公弼在奏疏写好后，并没有立刻上呈宋神宗，这个人是个慢性子，性格不温不火，这从他反对王安石一事上就能看出。他把奏疏放在家里是想再斟酌一下。吕嘉问一般情况下是不来吕公弼家的，因为两人分属不同派别，一见面，先把亲情放在一边，争论的全是新法问题，一旦争论起来，最终都会不欢而散。但那天，不知什么原因，吕嘉问就来到了爷爷的书房，可爷爷不在，可能到别处去斟酌去了。吕嘉问自然地就看到了那份奏疏。看完后，他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爷爷还很“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这份奏疏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飞快地将它带给神宗皇帝。结果就是，对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很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做知府去了。
吕公弼在被贬后，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多方打探，才知道原来是“家贼”吕嘉问搞鬼。此老儿似乎最恨这样的小偷，尤其还是亲戚，于是宣布吕嘉问为“家贼”，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吕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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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孔老夫子绝对是一个老江湖，世事洞明，尤其对人情琢磨得倍儿清楚。意见不一样的两个人，就算是爷孙俩或者夫妻俩，肯定也整不到一块儿去，一开口讨论正经事，准会争个脸红脖子粗。但话说回来，“道”其实又是个很虚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北伐战争时，张学良带的东北军，跟张发奎率领的广东革命军打得血肉横飞，死伤几十万人，这“道”够不同的了吧。几十年后，两位白发苍苍的张将军，却坐在美国一起喝茶聊天，一笑泯恩仇。所以，也可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昨天关系最不好的两个同学，十年后工作了却是最要好的哥们儿；今天天天龇牙咧嘴的两个同事，以后不在同一个公司了，却可能成为彼此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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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世家
吕公弼家是北宋的一个大家族，父亲吕夷简，是仁宗时的宰相；爷爷做过法院院长，大爷爷叫吕蒙正，是太祖时的宰相；兄弟吕公著也是宰相。吕公弼自己后来也做了宰相。王安石和吕公著本来关系很好，曾经宣称：吕公著不当宰相，天下不太平。后来王安石变法，吕公著反对，王安石又大叫吕是奸人。
4、 边境线在哪儿
自“澶渊之盟”缔结后，北宋与辽和平了很久。但当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的时候，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1075年，辽国派了外交官员萧禧来到大宋，要求重新划定边界。他提出的边界是山西北部的黄嵬山，按他的想法，黄嵬山以北为辽国所有，以南为大宋朝所有。有地图为证，北宋一旦同意契丹人的这个要求，就等于将辽国的边境线向南推进了三十多里。宋神宗和他的那些大臣不知道黄嵬山在哪里，可看到萧禧那副德行，就知道这个边境线肯定有问题。
宋人的传统是，一遇事，皇帝和大臣同时团团转。神宗皇帝转疲惫后，叫人去通知地方上的那批老臣，包括前任宰相韩琦、前任宰相曾公亮和外交部长富弼。神宗认为，这些人都和辽人打过多年交道，希望他们能老马识途，指条明路。
韩琦先给神宗写信说：“咱们精简军队，辽人认为咱们要出兵；咱们在边界种那么多树，辽人以为咱们是针对他们的骑兵；咱们在边界大修堡垒，辽人以为咱们要撕毁友好条约。所以辽人来是注定的，因为是咱们给了人家很多暗示。现在有一个计策，跟辽人说咱们没有非分之想，必要时可拿出实际行动证明。”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皇上应该举贤能（韩琦）退小人（王安石），让天下人心服。”最后才谈到正题：“边境线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但皇上不能轻启战端，他日富强了，辽人再如此胡闹，我们就收复疆土，以慰祖宗。”
接着，富弼和曾公亮也给神宗写了信，调调是惊人的一致：都希望神宗举贤能，不要再和王安石这样的小人混在一起；都希望神宗不要得罪契丹人；都不知道边境线问题。
宋人不能和契丹人动武，只能讲理，但不知道边境线到底在哪里，就没法和契丹人讲理。在宋神宗心急火燎时，有人推荐了负责起草诏令的沈括。沈括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在著作《梦溪笔谈》中谈到石油，说这个东西将来肯定是人人疯抢的黑黄金；同时，他还是个地理学家。
沈括把自己的著作《大宋天下郡守地图》展开给萧禧看，并指出，当初两国按“澶渊之盟”划分边界，边界是白沟河，白沟河以北为辽国领土，以南为大宋领土，而黄嵬山在白沟河以南，是大宋的领土，不是辽国的领土。这一看图说话的方式让萧禧狼狈之极，因为他两手空空，没有自己的地图，更不知道黄嵬山的准确方位，在证据面前，他狼狈地回国了。
不久，沈括奉命出使辽国，确定两国国界的问题，辽国人作了充足的准备，画了几十张地图，试图让沈括找不到北。沈括在众多地图面前的确有点懵，但更让辽人懵的是，沈括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木制的宋朝地形模型，从平面到立体都有，辽人不要脸的本事无法施展，只好放弃了对边境线的要求。
沈括回国后，宋神宗大为欢欣，于是就送给了那几只“老马”一句话：“不考本末，谈个鸟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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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东汉名士陈蕃，年轻时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自己住的屋子又脏又乱，也不懂得收拾一下。旁人要是劝他打扫一下，他就说，大丈夫要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哪能做打扫屋子这种小事呢？很多人都被他这种大论给唬住了，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看他，又提起这事，陈蕃还是用这套理论来搪塞，朋友恼了，反问他：一间屋子都治理不好，你拿什么去治理天下？这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在边境线问题上，宋朝政府的高官们都跟陈蕃一样，只会动动嘴皮子、讲讲大道理，处理实际事务一点招也没有，幸亏还有一个精通业务的沈括同学，有地图有真相，才让辽人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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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家的狠婆娘
沈括晚年娶了个悍妇，经常把沈括打得头破血流，最厉害的一次，居然把沈括的胡子连肉一起拔下，沈括的几个孙子满地为他找血淋淋的胡子。悍妇死后，朋友们都来为他庆贺，沈括居然哭得死去活来，昏迷不醒。自此后，沈括变得精神恍惚，有一次乘船，突然就要跳下去自杀。
5、 《流民图》
王安石变法不但得罪了保守派，还惹得“苍天震怒”。京东、河北频起怪风，陕西华山出现无名天坑，蝗虫肆虐中原，致使农民颗粒无收……反对派认为，这是一个借老天之手搞掉王安石的绝好机会。这其中就有一个在地方法院任职的小官员郑侠。
因为官职太低，郑侠的检举信就如同皮球，扔到中央相关部门马上就弹回来了。于是，郑侠改变策略，他谎称检举信是紧急边报，既然是军事情报，按宋朝的法律，他的检举信很快就送到了宋神宗手中。郑侠在信中指出：“蝗灾大作，天下大旱，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已经出离了愤怒。政府人员（王安石等一干人）居然还在这大火上扔火药，辽又落井下石，跑来要求重新索要土地，这是执政大臣（王安石）多行不义造成的。”最后，他居然用命来赌博：“请皇上把新法全都取消，我敢用脑袋担保，十日内必有大雨来。”
神宗对郑侠的脑袋不感兴趣，因为反对新法的人太多了，要砍脑袋也还轮不到他郑侠。倒是奏疏中夹带的一张图，让神宗提起了精神。这是一张《流民图》，上面所绘都是流民惨状，有的因寒冷而嚎叫，有的因饥饿而大哭，有的正在吃草根，有的在卖儿卖女，有的身戴枷锁，旁边就是举着鞭子的禽兽官吏，凶暴的样子让神宗冷汗直流。
神宗原本是想通过变法让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但现在他发现，百姓居然生活在地狱里。这可怎么办？实际上，这很可能不是一副写实画，而是一副经过了多次艺术加工的人物素描。但正如虚幻的鬼可以吓到人一样，宋神宗也被这幅画所反映的情况吓着了。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停推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法、保甲法等十八项法令。
王安石还没有作出反应，郑侠就蹬鼻子上脸，请求宋神宗把王安石踢出京城，并且还用脑袋打赌：“王安石一走，十日内必有大雨。”“气象员”郑侠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得到了他的同志们的拥护，宋神宗没有表态，可王安石知道，宋神宗已经开始对郑侠的脑袋感兴趣了。一个月后，王安石离开都城，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郑侠这一次玩得很爽，曾经有多少人想把王安石赶走，都没成功，他拿着脑袋赌博一出马就得偿所愿。他飘了起来，很快，又对王安石的同志进行攻击。
他弹劾王安石指定的宰相吕惠卿，在郑侠眼中，吕惠卿这个人是纯粹的小人，奸诈，与王安石搞朋党，他建议神宗罢黜吕惠卿。同时，他再度施展绘画才能，画了唐朝魏征、姚崇、宋与李林甫、卢杞等人的画像，分为两幅。明示朝中王安石的同志与他郑侠的同志正邪不两立。
吕惠卿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是，对人身攻击非常敏感。他震怒了，反击手段相当毒辣。他对神宗皇帝说，郑侠的奏章中有关于皇宫之内有人披甲上殿大骂宋神宗的事情，涉嫌攻击皇上。
宋神宗勃然大怒，下令交御史台审理。很快，郑侠被扔进牢狱，遭受了严刑拷打。郑侠是个典型的蚊子派，嘴巴很硬，身体却脆弱，他受不了拷打，供出了一大堆无辜的人，这些人全部被逮捕入狱。宋神宗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急忙收网，把郑侠发配到广东，其他一些反对变法、被郑侠拖进来的人，也被踢出了京城。一直到宋哲宗即位，大赦天下时，郑气象员才回到京城。在他的同志们的保举下，担任了一个小官。自此，他再也没有拿脑袋赌博，预报天气的异能也突然消失了。
阿龙辞典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和王安石曾经也是相当好的朋友，但因为变法的事，成了死对头。司马光是道德楷模，为人正直，即使两人闹翻后，王安石仍然表扬他是“君子人也”。1071年，司马光被赶出朝廷，待在洛阳十五年，完成了一部巨著《资治通鉴》，这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史书。1086年，司马光、王安石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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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思考，少评论
人人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但很多人总是忘了其中的道理。盲人摸象之所以会笑话百出，是因为他们都只“看”到了自己看到的那部分真相，对于完整的事实却不了解。郑侠之于王安石变法及中央高层政治活动，就像是盲人摸象。也许，我们今天对于变法的理解，也是盲人摸象的一种。凡事多思考，少评论，才会少犯不必要的错误。
6、 沈括搞苏轼
科学家沈括曾与苏轼共事于大宋国家图书馆，苏轼喜欢交朋友，沈括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大文学家的朋友，于是，二人成了朋友。
王安石变法时，苏轼跳出来反对新法，认为新法的唯一作用就是骚扰百姓，因而被贬到了湖州当太守。湖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北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称，在北宋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一说。苏轼能被贬到这个经济特区做一把手，实在是神宗皇帝大发慈悲。按宋例，官员在到职后都要向皇帝写到职报告。苏轼到任后就写了《湖州谢上表》，虽然表的前面写了谢谢皇帝，我会努力工作等官样文字，但写到后来，苏轼就有点发牢骚，说自己生不逢时，既然在中央不能担当重任，那就到地方看看是否可以教育小民吧。
神宗皇帝看后没有什么想法，倒是惹急了朝中的政敌章、蔡确等。他们认为，苏轼这个人不老实，把你贬到那里是让你享福，你居然还对新法不满，居然还讥讽朝廷，完全是妄自尊大，请求皇帝对他加以严办。
神宗皇帝英明，没有看出苏轼的谢表中藏了这么多深意，不予追究。但上天注定苏轼不能逃过这一劫。不久后，沈括以特派员身份到下面去考察新法。临走前，神宗对他说，你到浙江后去看看苏轼，我还是很惦念他的。
沈括来到湖州后，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沈括当时就说很久没有见到您的大作了，可否赏我一篇？苏轼立即表示同意，就写了一首诗，里面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一句。
沈括拿着苏轼的礼物回到京城后，始终想把苏轼往死里整的御史李定、何正臣、舒等人找到沈括，要苏轼的礼物。但这几个人的文字敏感度并不高，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沈括忽然意识到还有人要搞苏轼，于是自告奋勇琢磨苏轼的那首诗。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真就琢磨出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两句诗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沈括这一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一起跳出来，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曲解得神鬼动怒。比如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认定苏轼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苏轼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不仅与政策对着干，而且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神宗皇帝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没有任何理由袒护苏轼，于是，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宋朝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以为自己真完蛋了，就在狱中写了两首绝命诗，绝命诗写得很好。按照规矩，死刑犯的“遗嘱”要先给皇帝看，然后才能交给死刑犯的家人。神宗皇帝看了这两首诗后，赞叹不已，爱才之心顿生，就把苏轼放出来，贬到湖北去做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上任时，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可就在这很少的人中，居然有沈括。沈括就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对苏轼嘘寒问暖，并祝他一路顺风。
这还不算完，后来沈括不做官了，到镇江养老，恰好苏轼又到了杭州任职，沈括隔一段时间就从镇江跑到杭州去跟苏轼聊天，每次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苏轼想骂，却无从下口。因为沈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苏轼想要骂他。
阿龙辞典 文艺全能苏东坡
苏轼（1037-1101），中国历史上最受老百姓喜爱的文人之一，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书法和绘画也独创一格，是绝对的全能选手。他年纪轻轻时就中进士，但在仕途上的发展并不顺利，有一回，他摩挲着肚皮问身边的人：知道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吗？有人回答说是文章，有人回答说是见识，苏轼摇头；又有一人回答，说学士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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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政治”是个危险活，好处越多的地方，竞争越激烈，当时宋朝的中央政府，个个官员都要站队，新党或者旧党，站哪一边都有风险。苏轼本来已经被贬出中央政府了，本以为离开了斗争漩涡，发发牢骚也没人管，谁知道还是因为几首诗被整进大牢。这就是俗话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你有能力，或者身居重要位置，那可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你呢！小心是上策。
7、 快意事一件都不得做
按宋神宗的说法，他当皇帝时没有做过一件快意的事，即使有，也是先快意后郁闷。
他起用王安石变法本是件快意的事，两人都睁着眼睛等待奇迹的发生。奇迹是发生了，却是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对变法攻击最厉害的是一个老头文彦博，这个老头伺候过神宗的爸爸和爷爷，年纪很大，所以活得很明白。他指出，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把支撑国家的贵族往死里整，尤为重要的是：“祖宗（指宋太祖）法制俱在，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到祖宗的法制不好（他老眼昏花没有看到官僚集团膨胀、百姓无立锥之地、国防军成了摆设），如果真的折腾，可能会冷了士大夫们的心。”
宋神宗不忍听闻：“士大夫对这场改革可能不爽，但对百姓来说却非常好。”文彦博气冲斗牛，回了一句：“陛下请别忘了，您是在同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皇帝你是为士大夫服务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宋神宗憋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士大夫跟他顶嘴还是小事，有时候，还有官员违抗他的命令。当时，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总是失利。神宗皇帝非常恼火，决定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和几个宰相讨论后，内定了一名漕运官员，罪名是：不能及时补充粮食，致使官兵饥饿，不能打仗。宰相蔡确奉命去办。
几日后，神宗皇帝在上朝时问蔡确：“那小子如何了？”
蔡确立即满脸堆上笑容，说这件事有点棘手。
神宗皇帝很不高兴，答应宽限他几日。
但让蔡确感到棘手的不是时间，而是：“祖宗以来，未尝杀过读书人。您是要开先例，我能这么理解吗？”神宗脸色发青，这个先例的确开不得。可是，那小子的确有该杀之处。他指示蔡确，既然不杀，那就打他一顿板子。蔡确说，祖上没有这个先例。神宗憋着满肚子火：“那就给我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你听明白了吗？”
蔡确明白，大声地说：“谢皇上。”
还没等神宗站起来要走，副宰相（门下侍郎）章站了出来，对神宗说：“脸上刺字，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气咻咻地问：“你什么意思？”
章引用古文：“士可杀，不可辱！您在他脸上刺字，就等于侮辱他，所以不如杀了他。”
神宗被气得死去活来：“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章天生机智，立即回道：“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神宗见章站在那里如同一把正义之剑，只好默然无语，但不是被说服，而是的确感觉到这些大臣不让他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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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人民公仆在这里
新法推行不下去，肯定也有宋神宗和王安石自身的问题，不管做什么事，遇到阻力时也要多检讨检讨自己，比如，是不是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就像英谚说的：你可以把一匹马赶到河里去，但是你没法要求它还会游泳。这里要说的是，神宗皇帝可真是好脾气，打着灯笼找公仆，原来公仆在这里。像这样受得了下属批评乃至刁难的领导，是真正的好领导，能容纳异见，留得住性情各异的干部，要搁在楚汉争霸时代，说不定当皇帝就没有刘邦的份儿。
8、 血战永乐城
1082年，太监李宪领五路大军讨伐西夏，在灵州功败垂成。李宪很不服气，士兵亡魂还在游荡，他又上书请求伐西夏。但神宗皇帝已心灰意冷，决心回到历代祖先们“以和为贵”的退守路线上，从进攻转为防守。不久，边境大将种谔交给了神宗一个“以攻为守”的计划。计划指出，可以在夏州和宥州之间的古乌延城修筑新城，这个新城就是一把利刃，直插进西夏国的核心要冲。在夺取米脂地区后，宋军可从延州、金明砦、青涧城三个方向补给支援，按照这种模式，用不上几年，就能把城市建到西夏国的门口。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神宗皇帝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
随后，皇帝顾问（给事中）徐禧和监军李舜举前往夏州和宥州实地视察并准备修建。徐禧到达后，立即改变种谔的计划，决定在米脂西北银、夏、宥三州交界处的永乐埭建城。徐禧的理由是，这里高山大川环绕，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徐禧是在木桶里过活的，当然看不到危险。种谔只警告他一条：缺乏水源。一旦被困，就算不死于箭下，也会被活活渴死。
神宗皇帝不了解现场，只看到徐禧的报告，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徐禧干劲十足，调集了二十三万民工，仅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速度之快，让人惊叹。还有比他更快的，永乐城墙壁未干，西夏军已经兵临城下。
徐禧兴奋不已。他原本是负责修建城池的，城池建完，他就该回京。没有人授予他领兵权，但他自作主张，准备先立一大功再凯旋还朝。
西夏来了三十万人，徐禧不怕，他激动地说：“这正是我们立功的机会啊！”有人指出，城小兵少不可守，应该赶紧退保米脂。但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如果一个人存心想找死的话，那老天肯定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徐禧已听不进任何意见，他决定不撤，登上城池，摆出一个胸有成竹、傲视四方的架势。
西夏军的特种部队是铁鹞子和步跋子。铁鹞子是重甲骑兵，一个骑兵靠他平时的训练和武器可以让一头大象摔倒。步跋子是装甲步兵，这些步兵带着笨重的铁甲却能穿山越岭，健步如飞，十几个这样的步兵同时跋涉，就好比一辆现代装甲车。
徐禧先派大宋名将曲珍领三万兵在永乐城下背城列阵，西夏军则渡无定河来攻。有人提示徐禧，趁敌军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徐禧昂然捋胡子：“王者之师不打没有准备好的敌人。”一如那个被毛主席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者宋襄公。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自封的霸主，与楚军在泓水对峙时，楚军不成队形地过河，有人提醒他，趁敌军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宋襄公说：王师不鼓不成列。结果，楚军过河，把宋襄公打得大败，他大腿上还中了一箭，狼狈而逃。
宋襄公的故事开始重演了，西夏军一过河，两支特种部队就冲上来和其他部队列阵。徐禧坐在城上，手持长剑和天子御赐的黄旗，大有扫平西夏军的风度。但徐禧是个军事草包，他居然命令宋军的特种部队选锋营（轻骑兵）先冲杀。以往，宋军是先以步兵大阵御敌，待战机适合才以特种部队侧击。结果可想而知，选锋营三次冲阵，西夏军岿然不动，选锋营累了，西夏军的两支特种部队开始反攻了。铁鹞子从侧面夹击选锋营，使其全军覆没。名将曲珍看另外的人马毫无作为，于是退回城中。这时候徐禧急了，开始团团转，西夏先是把城内的水源切断，然后猛烈地攻城。徐禧指挥士兵拼命守住城墙，但还是有倒霉的西夏兵登上城墙被宋军群殴而死。有人劝徐禧率军突围，徐禧双手捶打天空，豪情万丈，誓死不肯。三天后，徐禧渴得七窍生烟，派人去跟西夏人谈判。西夏人让他们归还米脂和兰州，使者的愚蠢震惊西夏：我们能做这样的主吗？
西夏人以为他在耍无赖，把他扣留。晚上，徐禧又喜又惧。喜的是天降大雨，有水喝了；惧的是，城墙浸水。西夏军趁势用特种部队撞城，然后就是进城后的屠杀，那时徐禧等一干人和十几万大军通通奔赴黄泉。
拔除了永乐城，西夏家门口安全了。据说宋神宗得到徐禧阵亡的消息后，当众恸哭，几十年的眼泪，全奉献给了永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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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应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徐禧明明是去主持建筑工作的，但到了兴头上，却把自己当成了喋血沙场的“飞将军”，结果也只好真的喋血沙场了。也可惜了宋朝的一片苦心，宋朝本来就胜仗打得少，徐禧的英雄幻想使宋朝的战败记录又增加了一次。做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本分，不要一被夸了几句，就当自己是全能冠军，在自己不擅长的工作面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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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禧曾经文章第一
苏轼与苏洵在未踏入文坛时，北宋人看得最多的文章就是徐禧的。徐禧死后，他的大舅子黄庭坚吹嘘他说：“文足经邦，武足定难。”
9、 辽人是不是人
宋哲宗赵煦即位时只有十岁，因为年纪太小，所以祖母高太后帮他执政。
跟小孩子是没法谈论国家大事的，所以大臣们都向高太后负责。当时，在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都是背朝哲宗向高太后报告，报告完毕，也就忘记了背后还有个真正的皇帝。哲宗亲政后谈起这件事情时，恼火地说：“当时我的眼中全是人的后背和屁股。”
很多大臣都轻看了这个小孩。他的胸膛里有着熊熊烈火。
每次大臣向他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静如井水。有一次，高太后问他：“你为什么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平静但带着冷气地回道：“太后已处理，还要我说什么？”在场的大臣大为骇然。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哲宗心中的确有火焰。他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了，但他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原因，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大为震惊。因为桌子不是桌子，而是宋神宗的桌子。宋哲宗的意思是不能废弃神宗的执政思路。高太后在垂帘时期，把神宗时期的大臣都贬斥到远方，宋哲宗正是用这种方式在把怒火发泄出来。
敢于反抗的人大都异于常人。宋神宗仙去后，辽国派使者来吊唁。作为皇帝，宋哲宗必须要直面辽国使者。当时的宰相蔡确考虑到契丹（辽）人的长相很提神，打扮很另类，宋哲宗从来没有见过，担心他会被吓到，于是就在宋哲宗面前详细介绍了契丹人的相貌特征，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蔡确说了很多，但感觉自己的话仿佛是在说给石头听。蔡确就又重新说了一遍，最后他真想直接说，契丹人就是鬼子。然而，小皇帝仍然没有回音。蔡确一咬牙，就想再说说契丹人和大宋这些年来的纠葛史，宋哲宗定定地看着他，严肃得仿佛空气都凝滞了：“这个辽人是不是人？”
蔡确很惊讶：“当然是人啊。”又补充：“只是和我们华夏人不一样。”
宋哲宗把目光移开，冷冷地说：“既然是人，有什么可害怕的？”
蔡确愣在那里，半天才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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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复杂的问题都能有最简单的答案
大宋的外交史一直比较窝囊，但皇帝的素质整体上还不错。这个小皇帝哲宗就不简单。做了很多年宰相的蔡确，自然要比十来岁的皇帝老到得多，但经验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在“定义”辽国人的问题上，千言万语就抵不过一句话：辽人不也是人么！其实，生活再复杂的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答案，如此，多大的问题顷刻间都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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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天子一朝政
1085年，宋神宗去世，儿子哲宗即位，他才十岁，祖母高太后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变法，在儿子神宗面前就叨唠过好几回王安石的坏话。这一年，她把司马光叫回来主持朝政，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新法。
10、 “车盖亭诗案”
初登基时，宋哲宗只有十岁，他的奶奶高太后认为孙子不能处理国事，于是帮他处理。高太后年纪很大，思维也老，所以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打击王安石的变法派。宰相蔡确属于王安石的变法派，而且不肯“弃暗投明”进入保守派。为了拯救变法派，蔡确就造谣说，高太后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大怒。如果是假的，因气而怒；如果是真的，因被戳穿而怒。蔡确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是知道自己因此被贬出了朝廷，到陈州去当行政一把手（知州）了，不久，又任安州知州。
有一日，蔡确去当地一个很小的旅游景点车盖亭游玩，写下了十首绝句。这些绝句写得很精彩，但后面发生的故事更精彩。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这些诗完稿后，蔡确拿去刻印出版了。卫州行政一把手（知州）吴处厚见到后，开始钻研。吴处厚当初在朝中与蔡确发生过小摩擦，耿耿于怀。在这种情况下，他钻研的目的可想而知。
不久，他给高太后写检举信，说蔡确居心不良，有诗为证。
第二首说“睡起莞然成独笑”，吴处厚说，当今朝政清明，四海升平，蔡确独笑什么，可知笑得不怀好意；第五首“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吴处厚说，蔡确把高太后任命的那些大臣比喻成虫子和黄花鱼；第十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吴处厚洞若观火地说：这显然是在讽刺高太后像武则天那样专权。
据说，莎士比亚穿越时光隧道来到几百年后的莎士比亚研究馆，正有人在解读他的著作，莎士比亚听了一会儿，感觉如雷轰顶，因为解读和他当时的创作思路风马牛不相及。
蔡确看到这样的解释后，也如雷轰顶。他想不到自己借景生情的作品居然蕴含了这么多意义，而且是政治意义。蔡确无法解释，宋人最擅长的是词，他偏要写语言暧昧不明的诗，只能自认倒霉。
朝中有一部分大臣想保蔡确，对解读者吴处厚大加鄙视。但高太后仍然赏赐解读者，把蔡确贬到新州，又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这就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车盖亭诗案”。
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和一只鹦鹉跟随。在新州，每当蔡确呼唤琵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跟着呼唤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没敲过小钟。有一天，蔡确因事误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触景生情，大感悲怆，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当时的解读者吴处厚不知在何方，如果看到这首诗，不知道他还能解读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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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要什么，就会有人提供什么
领导要对付某个人了，立马就有人上书说这人谋反，这叫投领导所好。话说清朝有个当官的，提倡朴素生活，并以身作则，穿的官服上也是补丁摞补丁；看到下属穿着好衣服，就是一顿批评，看到下属穿补丁衣服，就大加赞赏。日子久了，全部官员都改穿补丁衣服，成为时尚了。这一切看上去似乎也很好，有一天，一个新上任的官员来见他，穿得还不错，领导一看就不高兴了，批评他；这人就解释：现在打补丁的衣服都太贵了，属下我是新官上任，手头不富裕，实在买不起补丁衣服。领导听了，半天作不得声。善于揣测领导的心思，本来是一件好事，一种能力，但把这种能力用歪了，就会结出不好的果子来。而做领导的要是不自觉，把投其所好的下属当亲信，迟早也会被下属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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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罪人要不得
蔡确被贬的时候，有个叫晁端彦的官员说：蔡确这个人嘛，按他以前做过的事来说，杀了也是可以的，但现在朝廷是以言罪人，限制言论，这就不好了，现在这样做的人，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11、 苏轼讥程颐
公元1086年，宋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去世。司马光幼时为解救伙伴毁坏过一口缸，这就是我们小学语文课本中有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进入政府部门后，司马光先是从事文案工作，王安石变法，他死活不同意，于是被王安石踢出朝廷。这使他有时间编著《资治通鉴》——一部很有名的历史经验书。神宗死后，喜欢老顽固的高太后把司马光请回来，他立即主持了对变法派人士的大规模、大尺度的清理工作，但由于操劳政事太过，身体状况不好，很快就不甘心地离开人间。
司马光死的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政府同僚们刚集体参加完一项庆典。消息传来后，所有人都认为该去和老同事告个别，并慰问一下死者的家属，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不赞成。他说：“孔夫子说过，参加完人家的葬礼，这一天里就不能有娱乐活动，哭的那一天不让欢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政府庆典是乐事，可去司马光那里哭，这有违孔夫子的话，所以不好。但有人利用逆思维反驳，说：“孔夫子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让哭。”
这立即使人想到一个笑话。牧师在教堂里对一个正在吸烟的烟鬼说：“祈祷的时候不可以抽烟。”烟鬼问：“那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牧师很尴尬，只好说：“可以。”
程颐和牧师一样尴尬，可他什么都没说。监察官苏轼在一旁玩幽默：“这都是西汉那个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
但程颐无法忍受这样的幽默，因为他是个严肃的人。
程颐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与迫害都是他创造了理学。理学认为，人生应该极度严肃，严肃的目的是让自己成为真圣人。真圣人就是雕像，玩乐和幽默都被视为罪大恶极。宋哲宗十岁时，有一天上课，他折了一枝柳条玩。程老师看到了，绷起脸教训道：“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说得宋哲宗赶紧扔了柳条。
对一个孩子都能做到这样，程颐的严肃劲可想而知。不但严肃，程颐的理性也很扭曲，也就是没有人性。他认为，感情和灵性与最高道德不共戴天，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宋词是他经常批判的对象。有人对他吟诗：“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脸色大变说：“鬼语，鬼语。”
理学对人性的压抑不止于此。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让宋以后的寡妇都后悔来到世界上。妇女的贞操观念被程颐绑架，可恨的是，没有人来交赎款。
对这样一个人，苏轼敢开那样的玩笑，实在是捅了马蜂窝。司马光尸骨未寒，程颐已经开始对苏轼进行报复。他命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轼，说他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是故意诽谤政府。有人站在苏轼一边，有人站在苏轼的对立面，有人看热闹。程颐的报复虽然没有成功，可因为这一事件，保守派在清剿变法派后自己又开始相互撕咬，最终，分成三派。
洛派首领：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
蜀派首领：苏轼，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
朔派首领：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
三派相互斗——写诗、填词、弹劾，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是在跟小人斗，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越斗越激烈。宋政府刚把变法人士赶出朝廷，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又急忙驱赶这三派中失败的小人。高太后实在太累了！
阿龙辞典 世间“二程”
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世称“二程”，是北宋著名的学问大家，他们开创的理学学派影响深远。后人往往因为受了宋明理学太多的苦，所以连带着对二程兄弟很没好感。其实兄弟二人的性情是不同的。有个故事说两兄弟去寺庙，程颐见到佛像，作揖而过，程颢则当没看见。有人问缘由，程颢就解释：就算论年龄，佛也就比我大几岁，我向他作个揖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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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诚的人真诚，对世故的人世故
看菜下单，看人说话，这是老祖宗们留下的至理名言，就是告诉人们说话时一定要看对象，心里有杆秤，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比如：和盲人说话不要讲五“颜”六“色”，和行动不便的人说话不要讲一路狂“奔”；对兄弟、同事说话可以随意些、亲近点，但对大领导说话一定要客客气气、毕恭毕敬，更不可随便就摆出一副掏心窝子的姿态……也包括，不要和太严肃的人开玩笑，不然人家会记你一辈子。
12、 章惇与苏轼
章惇比苏轼大两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跟苏轼都是好朋友。当时苏轼在凤翔府担任省长秘书（判官），章惇则担任商州县长，两人都是少年进士，同龄人又有共同语言，自然诗酒流连，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一起出游，据说有一次同游仙潭，对面岩崖高耸，峭壁千尺，而且非常光滑。章惇便对苏轼说：何不到对面岩壁上题字？苏轼一看脚底下，发现只有一座横木搭建的小桥，下边是溪涧，深不可测。苏轼腿脚发软，只敢望天。章惇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走过小桥，卷起衣袖，爬上峭壁，在很高的地方写了“章惇苏轼来游”一行大字，然后面不改色地走回来。苏轼被他吓坏了，半天才抚摸着他的背说，你以后肯定会杀人。“为什么？”章惇很奇怪。苏轼回答说，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珍惜，怎么会珍惜别人的？
苏轼果然有知人之明。章惇性格豪爽，他虽然是进士出身，却是凭借战功获得升迁的。他曾经打过仗，带兵平定过地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很受王安石的器重，而他也积极鼓动变法，加入到变法派的小团体，因此，很快便升迁到了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
这时候他跟苏轼的关系还很不错，虽然两人政见不同，但他还是经常写信给苏轼，劝他把脾气收一收、改一改。可惜的是，不久政治局势忽然发生变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主持朝政。她一直记得当年科考后，仁宗皇帝回宫后喜形于色，对她说：我今天为子孙们得到了两个好宰相——这两个好宰相，指的就是苏轼兄弟。因此，她非常器重苏轼兄弟，于是，闲居黄州的苏轼被召回，而弟弟苏辙则被任命为候补宰相（中书舍人），同时司马光等一大批旧党也纷纷复用。有人欢乐有人愁，另一边，王安石被迫回到江陵闲居，章惇被降职。这回，他恨上了苏轼兄弟。
几年后，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大力起用新党人物。新党领袖王安石太老了，而且精神状态不好，于是哲宗便任命章惇为宰相。章惇大权在握，就跟当年的旧党大臣们秋后算账。司马光死了，他命人把尸体挖出来，鞭尸泄愤；苏轼被贬到惠州，不久他看到苏轼写的诗里有这么一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觉得苏轼的日子过得还是太舒服了，便干脆把他贬到了海南岛；而苏轼的弟弟苏辙，则被贬到了雷州；另一个有名的作家黄庭坚被贬到了惠州……
即便这些人被贬到偏远的地方，章惇还是觉得不满意。苏辙被贬到雷州后，不允许住官家的房子，于是便买了一家民宅居住。章惇硬是从中大做文章，说苏辙是强占民屋，下令地方政府要负些责任，把这种“恶霸劣绅”抓起来绳之以法才对。直到苏辙拿出买房的房契，他才没有得逞。
不过，也是因果报应，几年后，宋徽宗即位，章惇也被贬到了雷州。这下可轮到章惇受罪了，以贬官身份来到雷州，同样不许住官宅，同样只好向老百姓买房子。可不一样的是，当地老百姓记上仇了，对他说，以前我们把房子卖给苏公，因为这事，章丞相差点让我们家破人亡，这回说什么我们也不卖了。搞得章惇特别郁闷。
世界是会变的，风水轮流转，不会总是同一批人在吃香的喝辣的，也不会总是同一批人在忍饥受冻。
阿龙辞典 章惇
章惇敢作敢为，是王安石的接班人。他与苏轼之间的故事很多。两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有一次，苏轼去找章惇，章惇正躺在床上抚摸肚子。见到苏轼，就把肚子给苏轼看：“你说我这里面都是什么？”苏轼回答：“都是谋反的事。”章惇大笑。后来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并以身犯险，在旧党眼中，这就等于是谋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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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别人退路就是给自己退路
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为官最老到的人物之一，在做事给人留余地这一点上，很有一套。“戊戌变法”失败后，李鸿章作为主张维新的人士也受到牵连，但由于他为官老到，政敌们想拉他下水，也没有很好的借口。最后慈禧把他贬到广东做官，并让他追查维新派人士；迫于形势，李鸿章派人挖了康有为家的祖坟，但同时又遣人告诉康有为，请求他的谅解；在此之前，李鸿章就曾帮助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跑，对追查维新人士的命令也并不认真执行。基于这些原因，康梁总体上对李鸿章还是抱有好感的。与各派系人物都保持一定的联系，在政治斗争中并不赶尽杀绝，这是李鸿章能多年不倒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给别人退路就是给自己退路，尤其是在今天，谁和谁都没有深仇大恨的情况下，何必把一点争执看得那么重要呢。
1100年，风流皇帝宋徽宗上台。中央政府仍然沉醉在太平盛世的迷梦里，不思进取，很快，积重难返的北宋，就要走上末路了。
在崛起的金人面前，令北宋患恐惧症多年的辽和西夏，都不过是“浮云”。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徽宗与儿子宋钦宗双双被金军掳走，北宋以历史上从未有见过的耻辱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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