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国外的一篇小文《守护梦想》。读后，觉得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联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无时无刻地生活在一种梦想当中，而且这些梦想，毫无疑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美好的、健康的、甚至奢华的。比如说，去世界各地旅游、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能当上奥运会的一名火炬手、娶一个美丽的妻子、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自己的子女能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成为国家的有用这材、栋梁之材。小一点梦想还包括和心爱的朋友一同聚餐、喝酒、聊天，一同去打猎、钓鱼。离谱的梦想，像买彩票得一大奖。总之，人的各种各样的梦想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而这些多姿多彩的梦想大都与当事人的职业、出身、文化、经济水平有关。当然，也有极其个别的男人梦想成为一个女人。还有些人的梦想虽然很离谱，但是，这样的梦想也不是无源之水，他们的梦想是间接地从别人的成功当中演化而来的，比如，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成为一名卓越的演奏家，或者英雄。自然，也有一些罪恶的梦想，这里就不说了。但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其中绝大多数是不能实现的，但人们仍然在不屈不挠地梦想着。
看起来这有一点阿Q精神了。但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梦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自信心、进取心和幸福感。尽管我们没有实现这些梦想，但是由于梦想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破灭之后，又不断地产生，这就使我们的精神永远处在美妙的梦想之中，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意识完全消失，它才像最忠实的朋友那样离开你。
可能你这一生中要感谢很多人，但你总是会忘记感谢梦想。要知道，梦想使你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朝气蓬勃，使你本来平淡的、平庸的生活有了很多瑰丽的颜色和绿色的生机，梦想把你每一天的生活都装点的那么漂亮，那么温馨，使你不间断地处于幸福当中，处于快乐当中。何况有些人的梦想通过努力已经实现了呢。
所以，我们要守护自己的梦想，珍视自己的梦想，感谢自己的梦想，是梦想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那样有意义，那样朝气蓬勃。其实，理想也是梦想，梦想也是理想。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前行，不断地进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因为我们拥有梦想。与梦想结伴而行，走向美妙的梦境和美好的明天。
我的初恋
到了如此年龄，想到要回过头去谈自己的初恋，不禁哑然失笑。当年的初恋，当年的激情，经过二十多年的跋涉，经过生活的打磨和理性的蹂躏，经过人生各种各样的欲望侵蚀，早已经像干花一样了。若想再恢复昔日的鲜美与灵动，无论如何是做不到了。
逝者如斯了——
人生第一次开始爱慕某个异性，即为初恋。然而，怎样才能确定下来我先前的青春路上的初恋呢。
第一次对女孩子有爱慕的感情，还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当然这里不便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再者说，人家并不知道我居然在初恋她，我是属于那种单相思的学生。许多的青年一定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
青年时代是一个躲不开幻想的时代。这是青年之所以美好的根本所在。一个青年走在街上，一定会发现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陌生女子。在与那位陌生女子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情爱的火花便一下子点燃了幻想的火炬，并使它熊熊地燃烧起来。这种举着无形的爱之火炬行走的经历，在我的初恋之前，一直在频频地发生着。只要你活着，爱情就会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爱情还具有某种神秘性和多样性。它既可以是我知彼不知，也可以是彼知我不知，它既可以跨越时空，横穿历史，发疯地去爱一个早已作古的人，也可以违反常规爱上一个比你年龄大得多的人。像那些富公子爱上穷丫头，公主爱上穷小子，这种老套的、确又是绝对真实的爱情“故事”更是层出不穷。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暗恋的那个女孩儿，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是一件很怪的事。为什么一个淘小子会爱上这样一个好女孩儿呢？是美好的品德在心灵中未泯呢，还是一种逆反心理？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好女孩儿却爱上了没教养的坏男孩儿，并结成伉俪，相亲相爱。难道这是神秘力量的驱使吗？还是生命的求衡法则？
我暗恋上的这个女孩儿不仅仅品学兼优，而且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核心人物，中锋。她在比赛场上无论是组织进攻、分球，远投，还是迅速撤回加强防守，她都干得非常出色。她有两条淡碣色的大辫子，辫子偶尔散开地舞动，让我的灵魂飘荡起来。每逢学校有篮球比赛的时候，我都站在离球场略远一点的地方观看着。我不想走得很近，我担心她发现我内心的秘密。在教练叫停的时候，她偶尔也会看我一眼。我立刻表现得非常不屑的样子，我想给她一种印象，那就是，篮球运动很可笑。当然，她只是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她看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完全是那种无意识的了望而已。我曾很理性地分析过她的这一眼，必须承认这一眼存在着多种可能，但重要的是，我无法排除她是在看我一眼的那种可能性。
事情隔这么多年又这么多年，想必她早已嫁人，早已生子，早已鬓染白霜，满头银丝了。
记得，在初中临近毕业的时候，为了应付考试，我和另外三个淘学生研究后，决定分别与自己同桌的女生商量一下，希望在考试的时候，她们不要把自己的卷子捂得太严，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小抄、混毕业证了。很快，他们三位做通了同桌女同学的工作，而我单恋的那位女同学却严词地拒绝了我。
我当时差点气疯了，我觉得她不仅仅是拒绝了我抄她的卷子，更重要的是她伤了我那颗单恋的心啊。
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然而，考试期间事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三个同意他们抄卷子的女生一律变卦了，根本不让他们打小抄，并把卷子捂的严严的。考完试，气得那三位男同学直骂。而一直拒绝我抄卷子的她，却大胆而又冷静地帮助了我。
她可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呵。
我就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与不配的。
中学顺利地毕业之后，我以借书为名想约她出来。那是个秋天，落叶纷纷，走在幽静的马路上，不时有叶子旋落在我的头上。我夹着本打算与她交换的书在马路上徘徊着，一直到土黄色的月亮升起来了……
土黄色的月亮升起来之后，我痛苦地知道，我的单恋残忍地结束了。
那一夜我睡得很好。毕竟我还年轻，才15岁。太小了。
在我20多岁的时候，同我的新女友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她。她完全变了，佝偻着身子，一脸的病容，她好像叫了我一声，也可能没叫。总之，我立刻躲了。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躲，我并没做什么亏心事。即使我身边有了女友，也是她早年爽约的结果。我并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在当年那个落叶纷纷的秋季，是她用自己的行动给我的明确“答复”：拒绝！
我想，她看到我躲闪而去的身影一定很伤心，很失望，抑或，她只是在迷惑老同学为什么要躲开呢？或许这种迷惑会使她回想起当年的那次爽约，使得她一下子猛地省悟到，哦，那居然是爱情呀。或者……那天的约会她因故来晚了，到了约会的地点，我已经走了……或者，她准时来了，但她却躲在一旁犹豫着，毕竟学生是不允许恋爱的，毕竟她是一个好学生……后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了……
或许……当初她同我一样，岁数太小了，也仅仅只有15岁呀，一切都浑然不觉呢。
再后来，我从初中的班任老师那里知道了一些有关她的情况。可这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老师一边粗俗地在大排档跟我喝啤酒，一边说，她高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嘻，那时她已经是中共党员了。党员就是模范和先锋。所以，她在农场一直拼命地干活。她干得太猛了，身体透支了，结果伤了元气，累病了，而且很重……
老师不胜感慨地说，真是个傻丫头啊。
我听了很难过。
老师问我，对了，上学的时候你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告诉你，当初我就看出点儿苗头来了。
她现在依然病着，但大家已经把她遗忘了。
有时候，老同学们要搞一搞同学聚会，总要问，她参加么？对方微笑着摇了摇头。
中年男人的尴尬生活
我本身是一个男人。凭借这一天生的特质使我对男人的了解，比那些自负地“很了解男人”的女性们的“了解”要更加透彻一些。加上我个人的悲剧人格是：“喜欢琢磨”。这样，对男人们的了解就不会总是滞留在无言与无为的透彻上，无论如何也要发表一点感慨才是。
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电视上，抑或在一些勾人捧读的综合性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美国西部牛仔式的硬汉，以及他们浑身充满着棕榈色肌肉块的照片，史泰龙啊、斯瓦辛格啊，还有《野战排》里的那些英雄，等等。在同类的影视及杂志里，我们也可以随便地欣赏到化妆成此类角色的中国猛男。而且，中国的某些影片也正在试图启用此类猛男形象来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我和那些对男人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人们看了，却觉得十分无趣，经常是看得哈欠连连。
为什么呢？大抵是我们这些男人太生活化了，或者是被琐碎的生活、困惑的生活、无奈的生活、百无聊赖，一筹莫展的生活、充满挑战的生活，给“异化”了。尽管这样的男人还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男人，也能够准确地在各种表格的性别一栏里填上“男”字，但这个“男”已经麻木了，符号化了，像烈日下的冰淇淋，软软的，不再具有强悍、刚毅、自恋与自信等诸多的雄性功能了。
然而，那些我了解得比较透彻的、异化了的男人们还得生活下去。这就使得他们与“男”字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彼此的了望也越来越摸糊。
我知道，这些被“树叶一样多的日子”异化了的男人，都年岁不小了，再说他们年轻，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讽刺了（或者是嘲笑与挖苦）。这些男人他们一个个早已娶妻生子。妻子怎么样呢？掏心窝子说一句，对多数男人而言，她们不是不贤惠，但胜似不贤惠。其实，男人对女人的“贤惠”之标准，就四个字：“理解”与“抚慰”（听说女性也有这方面的要求）。他们彼此已经无浪漫的爱情可言了，以至于连卑劣的“同谋”都构不成了。更糟糕的是，不尽的慌言几乎成了这类家庭中的习惯用语。他们只是生活的伙伴（不是那种配雀巢咖啡喝的“伴侣”），即没有甜蜜蜜，也没苦丢丢的，只有不咸不淡，不淡不成而已。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放弃沉默，解析一下这种家庭的构成与精神形成，对男人，甚至对女人都可能有某种意义。
——这一篇里，我主要介绍的是中年男人。
武断些说，在这一类家庭里，无论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家庭也是有权力之争的），其社会地位大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男的，或者是一名老干事（因为青年干事还有反把、腾飞，与腾挪的机会与空间）、老科长，或者相类似的什么角色。女的呢，大抵是一个老一点儿的女办事员，或者女统计员之类的职务。其职称一般都在中级，工资都在中档。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几乎没有什么堂皇的宴请、上档次的旅游、提份儿的社会活动，光荣的奖励，以及领导发自内心的夸奖。他们已经绝望地看到，他们一生已完全不可能像某些大款、富婆、男女歌星、男女记者、编辑、男女处长、局长，以及铤而走险者那样牛皮地生活了。他们绝望地看到，他们的生活与消费标准，不仅仅不如这些男人，竟然也不如沾这些人光的亲属及他们的儿女。最让他们感到为跌份，最欲哭无泪的，是他们当中的那些文化人。这些文化入党得自己还不如“阿Q”，因为阿Q至少还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老子先前比你富得多”，可自己的“先前”比谁富得多呢？祖宗三代都是贫农。
这些中年人在单位大都能很好地，很规矩地工作，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从不跟领导顶嘴（当然，不排除他们在心里骂骂领导，诅咒一下上司）。中午没人请他们吃饭，也没有“抠”他们出去玩儿。他们甚至没有手机（买手机，还得花手机费，自己又不是浪漫的年轻人）。他们或者吃公司、企业的“供餐”，或者到街头的小摊去吃一个让人皱眉、让人感到世风日下的盒饭。家近的，便骑车回家，在家胡乱地吃一点了事（这样省钱）。最让他们心静如水的是，他们自知自己已无升迁或重用的希望了，他们在单位里大都属于可有亦可无的人，走了，没人知道，来了，也不觉得多了什么。
不妙的是，这些我了解的比较透彻的男人们，还并不算很老，大多在四十七八岁、五十二三岁之间。倘若您很成熟，很世故，又很有同情心，您能狠心地说他们是老年人么？绝对不能。那么，这些人除了“工作”、吃饭、睡觉，有没有其他业余生活了呢？有！因为他们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只是他们身上的激情，都被不咸不淡的日子无情地蒸发掉了。但是，他们仍然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渴望感动，渴望激情，渴望幸福，渴望全新的生活，以及突如其来的、哪怕是不真实的爱情。那么，怎样解决他们的这些现实且又虚幻的需求呢？他们又没有多少钱，不可能上夜总会，不可能去保龄球馆，或者到其他高档的娱乐场所去消费。另外，那些优秀的，或者准优秀的年轻女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般不大可能“爱”上这些可怜的“老人”。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电影院看电影，以此作为他们的业余生活。
我经常看到这些男人们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
在电影院上座率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人来看电影，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然，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大小也是个干部，到售票口买票看电影，或多或少会有点儿不好意思。平日里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尤其是极普通的外国片或国产片，大都是一些情侣、下岗职员，或者等火车消磨时间的外地人，抑或偷情的男女，以及少数男女流氓。像他们这么大的岁数，这样正派的人，这样的干部身份，到这个“圈子”里来，终究是有点“扎眼”的。然而，一个人能抵御业余渴望的诱惑么？不能！最后还是要硬着头皮买票进来的。
在电影院里，他们大都躲开那些情侣们（反正也没有多少人），尽可能往前排坐。通常是一个人占一排。没开演的时候，先“哗啦哗啦”看报纸，开演了，“哗啦哗拉”收起报纸，开始十分专注、十分投入地看着电影。电影片子或者把他们带到了渴望以久的日本、美国、法国，让他们的魂灵在那里绅士一番，或者让他们经历一次甜蜜的爱情，缠绵的温馨（他们常常因此而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也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呵），或者让他们“亲历”一次喋血的战斗，让他们残酷和惊险中，享受到男子汉的伟岸与光荣。这时候，他们完全忘我了——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电影结束以后，灯一亮，他们又恢复了泪痕点点的、青白色的脸，低着头，匆匆地走出电影院。他们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在食品摊那儿，买几个馒头，回家了。
这一天过得很充实，也很浪漫。五六块钱的电影票，值！要知道这也是当今社会中的最低消费了。
人生四季
进入3月半的哈尔滨，居然一反常态，大雪频至，间有暴雪降临，景色蔚为壮观。恰好又赶上开大学生冬运会，银装素裹中，更有无限的风光。及至3月下旬，所有的人都说，雪该停了，这回不能再下了。但是，天气预报说，这一两天还有大雪甚至暴雪，这让人们很无奈。翌日一看，这个有大雪和暴雪的天气已不见大雪纷飞的样子，而是雨雪交夹，落地即化。太阳一出来，冰雪消融，满城的盈盈雪水。
由此我想到人生的四季。
如果说，冬天是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恰如这3月半频至的大雪一样，无论怎么折腾，也是春天了，无论有怎样好的雪景，也无法掩盖盎然的春意了。就是说，人及至老年，赋闲在家，或兼作各种营生，但无论如何是无法与春天抗衡的。这倒不是说他们的智力、经验、水平、能力，等等，各个方面不如他们的后继者，而是他们已经从岗位退下来了，已经不再是一名战士，尽管他眼下的能力要比后继者强很多，但他已没有参加战斗的资格了，仅此而已。
春天好比人生的青少年时期，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浪漫，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人生在这样的季节里，是不会想到秋天和冬天的，甚至他们会对冬天有些不屑，或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正处在春意盎然的春天里，他们刚刚走进社会，他们刚刚开始人生的征途，他们刚刚开始驾船驶向人生的远方，他们的奋斗历程才刚刚开始。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人类文明的后继者和传承者，但他们永远摆脱不了这神圣的职责，哪怕他们对前辈们充满了尖锐的批判和亢奋的抵毁，但是，他们仍是传承者，这是他们的命。
人生的夏天其实就是中青年时代，耕耘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理想的田地了，开始设计自己的未来，营造自己新的家庭，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各自的愿望出发，来逐步地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个季节很累，它不像春天那个气候宜人，有时候会大汗淋漓、炎热难当。在这个季节里，他们几乎是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做人生中最关键的奋斗。这个季节常常决定他们一生的命运。如果在这个季节失利了，秋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就不多了。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只实现了部分的理想。
在夏季里更改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是常有的事，这可能是出于无奈或新的理性的选择。从这里开始起步虽然显得有些为时过晚，但亡羊补牢，还是存在诸多的机会。总之，夏天很累。它的景观其实也很好，很绚烂，放眼望去，真的是姹紫嫣红，美不胜收。
到了秋天，实际上就是过度到老年的最后一个季节了。这个季节毫无疑问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它把你春天和夏天的努力变成了果实，这果实无论如何是丰厚的，或许是甜的，或许是酸的，或许是歉收般的苦，或者是无奈的。但是，你毕竟把它捧在手中，你怀抱着自己的收获会觉得这一切来之不易，或者觉得人生总是那么的不公平。也有因为中间遇到各种各样的灾害，风灾、雨灾、雪灾，天灾人祸，让自己耕耘的这片土地颗粒无收。常常在这样的尴尬境地面前，退而求其次，做小本的经营，小额的努力，小宗的奋斗。因为你们知道，人生不可以重头再来。如果在这个“季节”你身居高位，那就是身居高位了。如果你还是工人，你完全有理由为自己高超的技术感到自豪。这就是秋天的风光。秋天的风光还表现在你羽翼下的家庭，儿女长大，家庭丰满了，你的儿女们也开始陆续结婚了。这个季节真的很忙，有的人连回家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出差、串场、讲话、写报告、参加无休无止的会议。有的人身体开始不好，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这个季节真是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俱全。
到了冬天，就像眼下的3月半，虽然刚刚临近冬天的时候有很多的不甘，呼雪唤风，雪铺道路，银妆城市，但这就是冬天。很多从岗位上退下来的人，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可以歇歇了，可以为自己做点事了，再也不用参加无聊的会议，再也不用为任务奔忙了。此时节，该是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了。关心天下事，也仅仅是一个看客而已了。单位的事便是想也不过是一掠而过，毕竟于已无关了。单位对这样的一些老同志，真的很照顾，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无论怎么照顾，一年也不过三两次而已，毕竟不是什么繁重的劳动，对人对己也还都不错。这时候，后继者要记住一件事，你面前的离岗的人永远不是什么麻烦，麻烦只在你的心里。
冬天也是一个银妆素裹、魅力无限的季节。毕竟这个季节，占人生的四分之一，能走到这个季节，真是幸运。要知道，也有一些在春季、在夏季、在秋季掉队的人，比起他们来，这些生活在冬季的老人真的很幸福。他们开始享受人生的滋味，体验人生的甘甜，他们伸出的手不再是拳头，而是亲切的挥手。
做一次70年代的客人
我像许多朋友一样，高兴了，喜欢凑在一块喝点儿酒，宣泻宣泻。倾诉衷肠是人生一大享受、一大快事。一点酒菜没有的清淡，也行，但无论如何还是差一筹的。
在70年代，朋友们的聚酌多是在家里。去饭馆子太贵。青年人一个月去饭馆弄一次，当时已属嬉皮士之行为了。70年代，就连普通干部也绝少有上饭馆机会。不像从2000年开始，当领导干部的，犯愁的是，不能经常和家人的共进晚餐，他们一天至少得有两顿饭在饭店吃——都是应酬嘛。他们也很苦，每天只能跟家里人吃一顿早餐，心里觉得很愧疚。
70年代，大家都挣的钱很少，吃一顿馆子须花费十几块钱，可工资总数才有多少呢？都下馆子了，三天乐，余下的日子可怎么过、怎么打发呢？因此，那些成千上万身负生活之重担、国家之重任的同志们，对于去饭店聚餐喝酒的提议，是很慎重的。
但是，无论如何，人活着也得有朋友之交往，亲属之往来呀。怎么办？于是这种聚餐的事大都是选择在家里，主要是省钱，经济。
70年代，黑龙江的普通家庭，能拿出招待客人的东西是极少的。比如来了一两个客人，基本上是炒几个鸡蛋（会玩花样的，弄一个摊鸡蛋，即所谓摊黄菜），再炒一个花生米。当时的黑龙江之首府哈尔滨，花生米的供应十分紧缺，市场上看不到。鸡蛋也是凭票供应的，而且只供应高级领导干部、老红军、孕妇、供血者和做人工流产的女同志。别人不行，不卖。只能到黑市上去买。虽然黑市上的鸡蛋贵一点，但可以少买，仔细地挑着买。买回来，招待朋友、亲属，或者给生命垂危的老人吃，特别有人情味，让人动容，让人感动，有一种生死之交、生离死别的感觉。
花生米在黑市上并不好搞，都是托山东亲属从鲁地捎一些过来。没有山东亲属的，便通过各种关系，比如托跑济南或上海线儿的火车列车员从山东、上海整几斤回来——价格相对高一些没关系，毕竟买的少嘛。
招待朋友或亲属的餐桌上，有了炒鸡蛋、有了炸花生米，档次似乎就够了。如果还觉得差点什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弄个酸菜心儿，切成丝儿，拌点白糖。若不是吃酸菜的季节，可以弄一个糖醋拌水萝卜，或者甜面酱拌豆腐，麻酱拌白菜，拌豆角，拌辣椒等等，都很简单，又花钱不多。这些东西佐酒甚好。总之，不能用三盘菜招待客人，这显然不好，也不礼貌。黑龙江人讲究酒要成斤，菜要成双，这是不可动摇的规矩。出现了“三”，那就得再弄一个。如果实在弄不出来，别犯愁，切一小碟咸菜丝也行。因为已经有鸡蛋和花生米打底了，客人也就不会计较了——再说，也不是外宾或者归国华侨，不会有问题的。
酒，当然是一般的散装烧酒，但必须是粮食酒，一元一斤的那种。条件略好的，也可以买成瓶的，两块多钱的白酒，或者三块多钱的“玉泉大曲”（麴）。记得70年代，便是如此高级的茅台酒，也不过是十一二块钱一瓶。平头百姓能喝上两三块钱的瓶装白酒，挺不错了，很高兴的。
此外，也可以用啤酒招待朋友亲属。哈尔滨是盛产啤酒的故乡。哈尔滨人喜欢喝啤酒的风气主要是受俄国人的影响，就像今天的人们喜欢喝雀巢咖啡、抽万宝路、骆驼香烟，喝可口可乐一样，主要是受美国人的影响。
当时，哈尔滨到处都供应散装啤酒。散装啤酒是指生啤酒，过夜就坏的那种，但它很便宜，两毛钱一杯。打发小孩，或者内人，或者自己亲自去，打个五杯六杯，或者一面盆，够了。
酒菜都齐了，喝吧。都是好亲戚，都是好朋友嘛，不必客气啦。
这是一般性的待客水准。
比如说，你想在家里招待一下子领导。为什么要招待你的领导呢？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想提干，你过去是“以工代干”，现在想变成正式的国家干部；比如你想提官，由普通的干事升为副科长，或者科长（这更得请了，是一种礼貌，也是对职位的尊敬。须知，哪个领导也不该你的，凭白无故地提你，你以为你是谁呀——这是当时百姓的市井流行语）。再比如，你想分一套新房子，或者想长一级工资，或者安排一个好一点儿的工种等等，恐怕都得请一请。办这样的大事，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第一，一定要有鸡。当年烧鸡不是很多，另外也感觉烧鸡似乎不太实惠，有点花哨（像电影里土匪吃的东西，显得不正经，没修养）。弄就异小鸡炖蘑菇。不要整鸡地炖，那样不好办。耐心点儿，切碎它，再加一些榛蘑，粉条（可以多加一些，显得量大）。当然，你有格外的手艺，可以做一个“炊鸡”。这是乾隆爷爱吃的菜肴之一。只是作法麻烦。鸡须嫩母鸡，还要有磁坛，将鸡及佐料放进去，放在灶上炖等等。不做也罢。
再次，得有鱼。鱼千万不能切碎，如果鱼切碎了炖，那就完了，客白请了（有些领导的嘴是很刁的）。这一点须特别注意，要整条的红焖。浇汁鱼也不好，费油。红焖鱼完全可以，清蒸也行。
当然得有肉。在肉菜上，允许有一些花样，比如东北人喜欢吃的氽白肉。如果氽白肉太傻，就改弄红焖肉。如果觉得红焖肉太费肉，可以做溜肉段，肥肉，瘦肉都切成丁，用粉面子（淀粉）、鸡蛋清一搅和，然后，上油锅一炸，再勾汁，很好，就是费点事儿。
总之，要提前准备。倘若，你不怕花钱流血，很好，你还可以搞一个扣肉。这种菜是慈禧太后做寿时必有的菜，好吃还实惠。如果剩的肉皮多，再顺手弄一个烧猪肉皮。在东北，这种菜叫“响铃”。《调鼎集》中记载“响皮肉，肉切块。炭火炙，皮上频抹麻油，再炙酥……”如果喜欢花样，还可以搞一个“炸千子”。除此之外，还得有几个炒菜。这就可以根据时令了，或者炒青椒、炒蒜台、炒西葫芦、炒豆芽等等。想上一点档次，可以考虑弄一个山东炒肉、姜丝肉、绘三丝等等。而且这几种菜的调整余地都很大，做错了，也不伤其本质。假如实在凑不出八个菜，还可以弄一个葱烧肉。东北大葱有的是，整些葱叶子，洗干净，切巴切巴，用肉一炒，再兑上汁，妥了。
当然还要有一个大凉菜——这是黑龙江人之必需，用粉丝、黄瓜丝、豆芽、加糖、加醋、加盐、加香油、加蒜末、加酱油拌成的生菜。它是佐酒的重要菜肴，不可不有。招待客人时，它最下菜。一句话，席未尽时，不能让客人把菜吃光了，那样眼神就羞涩了。
酒，当然是瓶酒，想办大事，只好如此。这样请过之后，一般的效果，即成功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自然，而今用这种方式请客可不行，如果这么请客，感觉是救济灾民的意思了，事情非办砸不可。
再者，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准都大大的提高了，请客吃饭，都要去大酒家，还要搞“一条龙”的服务，以及其他的一些花花绿绿的名堂。70年代毕竟属于70年代。
明天的作用
闲来无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严肃地说，是人类的文化现象，或说是生命现象——那就是，大多数人都在为明天活着。说起来，为明天活着的内容是很多很丰富的，从个体上说，既可以每一个人拥有一个目的，从群体上说，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单从普通百姓说起，比如攒钱，攒钱的方式分为几种方式，一种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起来，积少成多，所谓“一日一钱，千日一斗”。为什么要达到钱多的目的呢？因为一些人始终对未来或者明天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对老人来说，那就是积攒“过河钱”。什么叫“过河钱”呢？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老人们通常把老年疾病比喻成一条河，他们必须跨越这条河才能得到生命的延续，那么怎样才能跨越这条“病”之河呢？说来也非常简单，就是看病吃药。如果得了大病，恐怕还要开刀住院，如此说来没有足够的钱这条河是过不去的。这并不是说，单位、子女、养老金、医保之类不可信赖，但毕竟你有他有不如我自已有。所以从表面上看，老人们活在今天，其实他们也在积极地为明天活着。
另一种为明天活着的方式就是拼命赚钱，打工也好，加班也好，捞外快也好——我指的是正当赚钱——专指的是小人物。为什么要拼命地赚钱呢？笼统地说就是为了明天的生活更美好。那么，小人物的美好生活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需要娶个可心的媳妇，第二，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毫无疑问，这种基本的要求没有钱是做不到的，谁愿意嫁给两袖清风的男人呢？谁愿意像阿娜尔罕那样和自己的情人住在露天的戈壁滩上呢？“天当被，地当床”固然浪漫，但并不现实。尤其是今天，在某些“聪明”的女孩子看来，如果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就非常高兴，非常愉快了，因为那样，她就会拥有一个富裕的明天。
还有一种为明天活着的人，他们不仅成了家，也立了业了，但当下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却是那样的不尽人意，他们并不满足仅仅温饱的生活，对此他们感到有一种压迫，很苦恼，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钱，拥有汽车、洋房和自己的私人企业。所以为了明天争取过上这样的生活，他们忍辱负重，肝脑涂地，殚精竭虑地去挣钱。当然是挣大钱，不然，明天好日子就不可能实现。
还有一部分人，我们称他们为“艺术人”，特别是那种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艺术人，当他们看到了当红的歌星、舞星，这个星那个星过着那样风光无限，奢侈豪华的生活时，也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过上他们那样的日子，怎们办呢？为了明天，为了梦想，那就要狠练基本功，然后，拼命地寻找一切机会，拼命地宣传自己，拼命的得奖。然后，“咣当”一下出名。可这一过程大约也得需要足够的金钱来支撑啊，所以也要吃苦耐劳，节约每一个铜板。
此外，还有一部分要求进步的人，想当领导的人，为了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完成这样一个目标，怎么办呢？正派的就要努力工作，刻苦地学习和钻研业务，团结同志，遵纪守法——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得到认可，得到重用——当然，这都是明天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的事。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家长们，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这个家那个家，或者成为有“绿卡”的人，不顾一切地来培养孩子，支持孩子，把自己完成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个别人为了明天能生活的更好，更富裕，更牛皮，可自己怎么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但是那样的诱惑却在不断地膨胀扩大，以至让他们寝食不安，于是，他们就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冒险前行。用流行歌曲的一句歌词来说，是在赌明天。
遍览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兴亡，为民族的解放，背井离乡，慷慨捐躯，这也是一支为人民大众之美好明天奋斗的人们。
那么有没有为今天活着的人呢？严格的说，没有，连和尚都在为来世，何况普通人呢？你不论他生活多好，权力多高，他都在为更美好的目标奋斗着。不过，似乎也有少数疑似为今天活着的人，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现掂对”，但这样的人大多是经历过对明天奋斗过程的，或者失败了，归田园居，或者灰心丧气了。亚雨欧风当不在意，咂酒品茶，寄情与山水了。
但是无论怎么说，为明天活着，总归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个人发展的鞭策。一定不要说，为明天活着很傻，其实享受为明天活着的过程是值得的。
人生的第三条路
袁先生有一套自己对人生处世的看法。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我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不介绍给各位看官与同道，心里就觉得不磊落。
袁先生认为，翠鸟不藏自己美丽的羽毛，鱼儿不隐匿自己漂亮的鳞甲，都能招至杀身之祸，更何况有七情六欲的人了。所以说，大道也不是道，大仁也不是仁，大才也不是才，大节也不是节。显然，这是“道”的变种说法。袁先生进一步指点迷津地称“道”为之“导”。
过去我一直认为，所谓的人生哲学，有点儿类似魔术。它本身几乎什么也不是。但是，它却可以把不同人生观念的人导引出迷津。这大抵就是人生哲学的基本灵魂和当然品格。
袁先生还说，有导就有滞。意思就是说，有通畅就有类似塞车的、阻塞的地方。因此，他讲，遍观古往今来，信奉“道”而没祸者，只有十分之一。那么“德”呢？袁先生说，“德”就是“得”。如某人得了奖变得矜持起来。矜持的态度，人见了自然敬而畏之。所以，以德而得祸的，不过十分之三。“恩”在他看来与“仁”同，恩能使人爱，也能使人产生忌。所以，以仁得祸者为十分之五（量不小啊）。“才”即财。比如某人有财、盗必劫之。这样看来，以才得祸者是十分之七。“节”就是高尚或者高傲的意思。但是，气太高则折，身太高则危，行太高则蹶（摔跟头），所以，以节得祸是十分之九。我的天，简直令人恐怖。
最后，袁先生总结说，天下的大患，其实是人本身啊。
我有一个姓白的朋友，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谈人生哲学的伙计。我很佩服他，常把他对我的一些指导，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去。当然，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失败了，就再请教于白先生，白先生则认为，应当反省的是我。他对此还有一套理论。他很能讲，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看了那么多古怪的书。
那我就认真地反省罢。一反省，心就静了。
人总是很有趣的，常需要在辨正的路上行走。即人生的第三条路上走。
憩息与顿悟
人是需要有灵魂“憩息日”的。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什么都不去做，俨然“出家”，脱离“工作”，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甚至远离家庭，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对已逝的岁月，对往日的行为，对先前的判断，做一个小结，也做一次反省——即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彻底的沐浴，将头脑里那些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凡尘琐事、掏得空空荡荡，如同一间空空的房子，在简单与清爽的环境之中，对未来做重新的设计。
当日，故乡天下正是秋浓盖世的时节，兼之秋凉与初寒的交替袭来，渡江的客人已成寥寥。我独自一位，买舟过江。
由于渡江人少使得舟资下跌，仅几毛钱的勾当。即便如此，偌大的仓内也只有三四位客人。
摇船北渡时，但见秋水如泻，滔滔然从西天逶迤而来，煞是壮观。大江之宽虽不足三里，但江之行程却有千里之遥。更兼碧落之上的南行雁阵，与江争速的逐水江鸥，聚众聒噪的觅食乌鸦，连同江心小洲上密不透风的蜡色芦苇，竟让我这个孤独的舟客有砍头喷血般的大痛快了，甚幸甚幸，真该向天地江河做一大揖。
水涌浪拍，船抵北岸，攀堤而上。
江心岛，风清气朗，幽静大焉。一位老渔人坐在一株古榆之下，盆卖新网的跳跳小鱼。一切均俨然古画之中。漫步过去，躬身垂问，价格竟惊人的便宜。
“炸酱吃，好，鲜呐——”老渔人招揽地说。
孩提时，故宅亦在江边，有道是“靠水吃水”，母亲也常做这种“鱼酱”，掺以嫩葱和鲜姜，刚刚出锅为最佳，热热的，其味道之鲜，之美，由舌而漫布我整个的生命流程呵。
随心所欲，沿堤信步而行，在高爽的秋天之，倏忽间，我已成少年矣。
大江的北岸，其实并无名胜古迹可观，但江北的胜境仍是一等。其妙处不仅在秋之节，晨之曦，更在黄昏落日之时。放眼望去：西天上，辞日如血，大造辉煌，江水、霞云，滔天滔地，大江上下，天上人间，不可一世。
夕照的前路上，恰有一条供游人憩息的长椅闲在那里，便掸尘坐下，舒展全身，燃一棵烟，擎着吸时，呈一脸的怡情，再看秋浴之下的树木花草，即夏季轻灵的绿色已成杏黄与老紫，这姹紫嫣红，层层簇簇汇人心界，融入西天，让人不知今夕是何夕了。坐在这长椅上我才悟出，楼台亭阁，古榭寺院之类，固然可偶或一赏，但绝非久恋之家，比之造化无涯的天籁之境，终是逊之一筹。这江心之岛之所以是人间佳境，其实尽在一个“静”字上，幽静才是人间的极品，才是生命的最大享受啊。
归途上，斜江而渡，几度把栏杆拍遍。江面上，船家猛地一声招唤，让我顿时惊住，蓦然回首，见逝水滔滔，才顿悟出人生苦短的分量来。
送父亲远行
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文联召开一年一度的例行的春节座谈会。领导和各部门的头头儿分别讲过话后，还依次地向大家鞠了躬，有打千儿的，有拱手的，道万福的，挺热闹的。
中午照例是聚餐，食堂加了几个菜，菜还好，酒也可以吧。吃了几口，敬了酒之后，我就悄悄地溜了——关于父亲的死，这之前，我一点征兆也没有。然后，驱车去看一位儿童文学的老作家。这是我的工作。只要我在哈尔滨，这年是一定要拜的，特别是老作家。
几天前，突然落在城里的厚雪，现在差不多都化成了水，雪水满街都是，在明灿灿的阳光之下闪着耀眼的光泽。当时的心情是很好的，也很放松。2月半里的春节前夕，城市的气氛似乎也很温馨。
看过了那位老作家之后，便驱车去父亲住院的那家中医院。过年了，给老人家送点钱过去。过去我也是这么做的：这几乎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个默契。到了医院，我让司机师傅在外面等我一下，自己上电梯，到了13楼。
13楼这一层是所谓的干部病房。这种病房里住的都是一些处级或者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老同志。房间没什么特殊，也没什么特别的照顾，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简陋，不同之处，是二人或三人一个病房。
一进父亲的病房，惊得我睁大了眼睛，人立刻僵在了那里，我看到父亲的身上从头到脚罩在一个金黄色的绣着各种古代图案的缎子下面。二妹正在一边收拾东西，她已经系好了几个包袱了。我慌张地问，这是怎么了？老爸，你这是怎么了？我一边喊，一边扑跪在床前。此刻，人已经是泪如雨下了。
二妹在一旁说，再看最后一眼吧，别把眼泪掉在被单上。
于是，我轻轻地揭开了被单的一角，见父亲正张着大大的嘴躺在那里……
二妹说，你来的是最早的，是不是接到三妹的电话了，我让她打电话通知的。
我说，没有。并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二妹说，20分钟之前。
我问，大哥呢？
二妹说，大哥认为爸没事儿，谁承想，他刚走……
后来，大哥、二哥、三妹也陆续来了。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之后，很快，殡仪馆的人就来了，是三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家一块儿把父亲抬到推车上，推出病房，上了电梯。我侧身站在狭窄的向下降的电梯里，心里说，老爸，这回你算是解脱了。
父亲中风后，已经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十年了。开始的几年还好，还能含含混混地说几句话，逢年过节还能坐在轮椅上喝两口我带去的日本清酒。后来的几年就不行了，说不了话了，连米饭和他喜欢的饺子之类的东西也吃不了了，只能喝一点点流食和果汁之类的东西。尤是近两年，父亲经常住院，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也下过许多次了，但老人家还是顽强地活过来了。我们这一家人是长寿的，我的爷爷是93岁才去的世。所以，这一家人都觉得彼此至少可以活到90岁。我虽没那么想，但是，几天前我来看他的时候，总觉得父亲活过这个春节应该没有问题。心里还为此计算了一下，老爸过了这个年，就是87虚岁了。没想到他没有挺过这个年。
看着父亲中年时的遗像，那时的老爸是非常英俊潇洒的，完全是一个电影明星的样子，微笑着的嘴角上还挂着一缕自信和傲气。年轻的时候，老爸是国高的学生，在伪县公署当过小官吏，说一口流利的东京口音的日语，一般的俄语对话似乎也能应付。黑龙江光复之后，由我的那位在铁路上做地下党小组组长的大伯介绍，到铁路文工团工作，任编剧，也当过演员。一位在当今中国剧坛的大家曾是这个文工团的报幕员。不久，老爸又到土改工作队工作，是副队长。因有当过伪官吏的历史离开了这个土改工作队……
流离到哈尔滨的父亲，一边去哈市市图书馆读书，一边在松花江的道外码头当搬运工。藉此养活一家人。后来，中央的外贸部来哈招一名日语翻译，老爸因绝对的日语优势被录取了。但是，胆小的父亲没敢去，因为他担心自己当过伪官吏的那一段历史被发现。结果，考第二名的那个人去了北京的外贸部。3年之后，那个人回哈省亲，见到父亲，两个人一聊，那个人不无惋惜地说，老弟啊，我比你的历史问题还严重呢，这样的历史问题在外贸部根本不算什么事儿……
因为这个结论为“一般性历史问题”的问题，才干出群的老爸一直没入上党。他真的非常想入党，以表明他对共产党的热爱，并因此努力地工作，在技术上主动攻关，解决严冬里建筑施工的难题。那时，老爸已经是一名相当有名的建筑工程师了，而且还是东北建筑学会的理事。早年的“哈尔滨十大建筑”（如少年宫、青年宫、工人文化宫、北方大厦等）均有他的心血与心智的忠诚付出。但是，他一直没有被他所在那家企业的党组织批准。一到“七·一”之前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准有一封匿名信告他有这事或那事。调查之后，澄清了，属“莫须有”，但是，“七·一”也过去了，那就等来年吧。来年又是如法炮制。如此年复一年，一直到他66岁离开岗位，老爸也没入上党。在我少年、青年、中年的那些日子里，我记得，只要到了“五·一”“七·一”、“八·一”“十·一”，或者重大的政治运动之前，老爸总是伏在案头，在台灯下，一笔一划地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从未有过一次间断。这个“镜头”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了，以至影响我这个当儿子的一生都错误地不要求人党……
父亲66岁退休之后，不久人就中风了。一次轮到我到医院看守他的那天夜里，父亲突然用含混不请的话跟我说，儿子，我想把自己的“党的积极分子”材料……转到街道办事处去……
父亲的一生该是怎样的一生呢？
其实，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京戏，也能唱两口，并有三五戏友常聚。他也喜欢喝酒，可以一口气喝一瓶“西凤”，他还喜欢野游，每逢春来，必定领一家人去松花江边踏青。他非常格守传统之文化，有诸多的讲究，在这样的讲究下，我们兄弟经常挨他打，甚至是狠打。其中有些不可理喻地痛挞与辞不达意的怒骂，现在想起来，显然是替匿名信制造者挨的。
我一生都鄙视那些写匿名信的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阴沟里的老鼠。
老爸还喜欢古典文学，尤对楚辞情有独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还喜欢写一些极其进步的小型言论文章，什么《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什么《奇怪的转门》等等，间或地发表在地方的报刊上，是建筑工人当中的“名人”。同时，他非常讲究个人卫生、个人仪表，从来穿得板板的。在生活上，人也很仔细，从不乱花钱，他钱夹里的钱，分分角角都插放得平平展展，整整齐齐。而我这个当儿子的绝对与他相反……
我是一个注意从父亲身上汲取教训的儿子。
现在，父亲走了。我心想，这回父亲又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能走了，不至于再躺在病床上了，他又可以说话了，可以充满朝气地去生活了。
没想到，入敛是很快的。殡仪馆的“白事司仪”说，死者应在年前火化，如果等到三天之后火化，而那一天正好是明年的大年初一，等于是人死了两年……
由于出殡那天是大年的三十，想到同事、朋友、远亲，都在过年，所以谁也没有通知。
父亲的葬礼还算好吧，简单而不失隆重，不肖的儿女们跪在那里磕头，是在送父亲远行。
晚上，在给父亲烧纸的时候，我说，行啦，老爸，到另一个世界跟我妈过个团圆年吧。你们老两口苦苦相捱十几年啦，聚一块儿好好说说话儿吧。
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无论怎么说，没有老伴儿的生活是一种残缺的生活，不如意也不方便的生活啊。
穿越城市的河流
蓝色的松花江
春天了，开江风又刮起来了，其势大焉，刮得洋铁的房盖“哗啦啦”地响。
冰封了一冬的松花江就是要仰仗这剽悍、浩荡的春风，才能将封在江面上的厚厚冰层解开。
这凌厉的春风通常要刮上三天三夜，冰封的江才能解开。解开的冰排们，一块块缓缓地相互磨擦着、冲撞着，向下游层层叠叠地浮去。哈尔滨的老百姓将这种开江的状态，叫“文开江”。
武开江则不同。武开江是一种有杀气、有气魄的开江景观。
武开江的出现，一定是冰封的松花江上游先期已经开江了，大量的冰排从上游浮冲过来，它们像东征的十字军团一样，浩浩荡荡开进哈尔滨，而这一段的江面还在冰封着，于是，无数块诺大的冰排们前赴后继，在这里一层叠一层地堆积起来，而且越堆越高，远看，像起伏的山峦一样，后继的浮冰们越攀越险，如同冷酷的白色的岩浆，如同一把把刺天的利剑。这些堆积起来的冰山有的有几层楼高，正在利用它们锐不可当的强大推力，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很快就要逼近那座松花江大铁桥了。为了防止冰山把江桥撞毁，切断了城市的南北大动脉，于是，就会有专人像特技演员、像身怀绝计的勇士一样，跳到冰山上去，选择好一个个冰眼，安放上炸药，将冰封的江面炸开。冰塌水湧，冰山沉落下去了，江含冰凌，一泻而过。
对付这种冰山，更早的时候要用大炮轰，轰碎那些可怕冰山。这样的事通常是在清晨进行。当城市的居民听到“澎澎”炮响的时候，就知道今年是武开江。无论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总会有好奇的人们不畏春寒，早早地去江边观看这一奇景。
在“澎澎”的炮响之中，那漂来浮冰的、遥远的、神秘的松花江源头，激发了我的向往之情。
几年前，我如愿去朝拜松花江的源头。
通往朝拜长白山天池的盘山路，千迥百旋，如同登天之路，极为险峻。而那位转业兵出身的司机，却在陡峭的盘山路上把车开得像飞起来一样，俨然苍鹰翱翔在盘山路上，在云里雾里时隐时现地盘旋着，让一车朝拜天池的人们个个胆颤心惊起来。
萦绕在长白山峰周围的阴云一直很浓。
司机说，我说各位，到了山顶呵，十次有九次是看不到天池的，云遮着，没办法。
一车人听罢全都沉默了。
临近山峰有一处停车场。大家“唉唉哟哟”地下了车，再往上爬一二百米就可以到顶峰上的天池了。
脚下的山体是那种差不多酥了的火山岩，每踏一脚就会有一束黑色的酥砂像瀑布一样向山下滑去，不仅滑也很险。
爬到山顶，凹在山峰之内（或说环抱在山峰之内）的诺大天池果然被一层灰色的云雾遮盖着。
我站在山顶上，迎着山风，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起来。
几分钟之后，覆盖在天池上的云，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慢慢地拉开了，拉开了。环立在山顶上的朝拜者们全都欢呼起来，喊着：天池，天池……
天池在一环犬牙交错的山峰伺卫下，随着天上流曳的云，宁静地向朝拜者变幻着它奇异的蓝色。
这便是松花江的源头之水呵，难怪松花江被称之为“天河之水”。
……
夜里，连绵不断的长白山下起了雨。山林里的雨极大，极密，极清凉，雨声也极响。这样的雨，小的时候我见过、听过、闻过、淋过。40多年过去了，再次亲历，感慨良多。
我穿着雨衣在雨中的林子里走着。我需要亲历，我渴望特别的感觉。
弥漫着雨气、树气、岩石气、泥土气的森林中，有许许多多的沟壑，纵横交错，每一条沟壑里都汹涌着奔腾的激流，然后，它们在山下汇集成大河——它们就是松花江的源头呀。
我在雨中的森林里，在无数条沟壑之水的奔腾中，感到了一种无以伦比的神圣。
雄浑的松花江一泻千里，日夜不歇地来到了“天鹅的故乡”——哈尔滨。正是这条大江孕育了这座城市，孕育了这座城市的古老文明。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也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图腾。
哈尔滨是一座连城市的名字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城市。在哈尔滨的含义中，即有“光荣”与“梦想”的阐述，也有“黑色的河滩”和“晒网场”的形象告白。这种孤悬绝塞、大江东去的自然景观，将多姿多彩的城市，将哈尔滨的风流展示得咄咄逼人又风情万种。
早年的哈尔滨人，以渔猎为生，他们像神奇的蒲公英一样，在黑龙江大地上飘泊不定，择水、择猎、择牧、择季而居。他们的形象很棒：一匹骏马、一杆猎枪、一付行囊，背后是水汊纵横的大草原，是滔滔而逝的松花江，一轮巨大的血色晚阳卡在地平线上、浮在飞逝东行的江水中，马上的汉子，木舟上的男人或女人，英姿勃勃像剪影一样，永恒着一段历史的神秘与灿烂。
先前，我就住在松花江边，离江水不过百步之距，登斯楼，或凭窗眺望，或把酒临风，总有不尽的感慨。
人与江水，是一种永生的情缘呵。
我常在松花江边散步，走在松花江边就走在流动的历史里了。
早年，在这条穿越城市的松花江九站一带，是一条俄国人修建的环形铁路，在那儿附近还设立了临时火车站。到了夏天，这里几乎成了东西欧流亡者的天堂。他们在江边野浴、野炊、野餐、拉手风琴、跳舞、搞划艇比赛，而那些当地的中国人，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下人。
江边的沙滩上，到处都是一柄柄的阳伞，阳伞下铺着油布，躺着几乎赤身裸体的外国男女……
多少年以后，这些洋人有的死去了，有的回国了，他们差不多都走了。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恋之家。人生百年总要九九归真。
但是，他们在江边。
野餐的风习却传给了当地的中国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夏日里，这座城市的人们常在江边阖家野餐，江鸥、阳光、沙滩，享受天伦之乐，沿续着先行者未尽的愉悦……
上溯到19世纪，清代的渔夫们就在哈尔滨段的松花江岸边，建造了一个长1000米、宽500米的鳇鱼圈，这个地方在我念中学的时候还有，那是一条巨大的水泡子，就在道外区景阳街北头的江边，市工人体育场东面，那儿已经成了一个天然的游泳池，许多不敢到大江里去游泳的人，就到这里来戏水。但是，尽管这里的水很浅，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还是淹死在这里。这个鳇鱼圈有一个很大的设有栅栏的通江口，这使得鳇鱼圈始终保持着活水，适于圈养捕到的大鳇鱼。通常，一条大鳇鱼有上千斤重，小一些的也有五六百斤。在鳇鱼圈的旁边盖有看鱼房，有专人轮流照看、喂养。入冬后，将冰层凿破，将放养的鳇鱼拖出来，慢慢冻死，然后，按照官府指定的日期送往拉林衙门。运送鳇鱼的车都要插上一面黄旗，表示是给皇帝专送的，而沿途的地方官员必须出来迎送，一路上所有的车马行人都要给鳇鱼车让道，任何人不能破坏一片鱼鳞。鳇鱼必须在每年的除夕之前送到京城，绝对不能耽误了皇帝正月初一的祭祀用。只有鳇鱼安全送到之后才算完成了一年的鳇鱼差。
而今，松花江瘦了，再也看不到那么大的大鳇鱼了……
我在江边散步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那个走太极步的年轻女人。那是一个忧郁的、重病在身的女人，我每天都能看到她，看到她在江边走着那种不规范的太极步。我想，我们是认识的，只是她的脸子很冷，从我身边走过去。记得一次，我带着小女儿在江边玩，她迈着太极步走过来了，这一次，她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这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她……
在江边散步，常能看到那个边走边唱京戏的小伙子。他一边走着轻盈的莲花步，一边舞动着“水袖”，旁若无人地唱着。他唱的很好，有板有眼，好像这个世界只属于他一个人，只属于京戏。
松花江的两岸，各有一座临江的餐厅，它们都是非常有名的冷餐馆。江南的那座“江畔餐厅”，是一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高高的人字形雨塔，雕刻精巧的门柱，叠成花饰的屋檐，以及齐腰的凉亭，无疑是一座克雷洛夫童话寓言里的小木屋。在芬芳的青年的时代，我常和意气风发的青年朋友在这里大杯大杯地喝啤酒。
呜呼，岁月如梭。
那个经常到江边来“演讲”的精神病患者，就站在这家餐厅的台阶上，像表演哑剧似地怒斥着什么。没有人围观，也没有人倾听。据说，他在文革运动里，在两派的大辩论中，他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于是。他的精神崩溃了，疯了。漫长的30多年过去了，可他却一直未能从文革中走出来，仍在与早年的对手亢奋地辩论着。
侨居这个城市的外国人度夏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一面坡，另一个就是江北的太阳岛。太阳岛附近的水域盛产着“三花”之一的鳊花鱼，当地的满族人称鳊花为“太牙”，即“太阳”的谐音。这些外国人在这里野浴或打猎。
江对岸的那家有名的餐厅，先前叫米娘久尔餐厅，一共两层，由绿、蓝、乳白和碣色石组成。顶部的栏杆和彼此勾连的铁链，使它更像一只停泊在岛上的西洋客船。这座建筑突出出来的一个一个单间，坐在那里面可以环顾三面的景色。这是一家供游人吃冷饮的餐厅。
在它附近有商亭，卖烟卷和汽水等等，还有中国人在出租舢舨船。江南的亚道古布鲁水上餐厅后改为游艇俱乐部。（下围棋）喝啤酒，看从黑龙江过来的大型客轮（当年，张大帅曾下令禁止外国船只在松花江上航行）。早年，那些旅居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避暑度假，就喜欢坐在这个江上餐厅上，一边喝着冒着白沫子的乌鲁布列夫斯基生产的“五洲”牌生啤酒、犹太人考夫曼生产的“梭忌奴”牌冰啤酒，一边惆怅地欣赏着江面上远行的客轮和驳船。
它的东侧，是那座顶部紧贴在江边的、有两个洋葱头的、并将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江汊之中的圣尼古拉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928年，教堂内的四壁都是神像，遗憾的是它已经消失了。
难怪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曾想把哈尔滨改为松花江市。
在蓝色的江边，常有一些妇女在那儿洗衣服。不远处是一条像一个箱子穿起来的挡砂船。记忆里的天气很好，乳白色的江鸥在附近飞翔着。在江边游泳、晒太阳的青年，躺在沙滩上，学着各种乐器，演奏着《哎哟，妈妈》《往日的爱情》《鸽子》。他们演奏得真好。有人在学萨克斯，有人在学巴松，有人在学小号和架子鼓。非常的欢乐。
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
快到船坞了，走累了，我便坐在江边。跳过对面的花坛，我注视着那条流逝的松花江。在这儿，我又看到那位早生华发的中年牧师。他先将自己的提包和外衣脱下放在长椅上。然后，拿着《圣经》走到花坛那儿，站在花坛的水泥围栏上，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开始大声地朗诵赞美诗，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忘我。
朗诵之后，他走下“讲坛”，回到椅子那儿，穿上衣服，拎起提包，悠闲地走了。
在江边的一隅，偶然间，我看到一对年迈的夫妇，用两块旧砖搭了一个简陋的野灶，然后，将拾来的残枝败叶续到野灶中点燃，野灶上坐着一个黑黝黝的小铝锅。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吊鱼汤，秋鱼肥呀。近前一看，他们是在用油煎着豆腐和蔬菜。两个年迈的老人在绚烂的秋阳下，一脸天籁，与远天近水构成了极大的和谐。这让我有万分的感动。
是啊，谁愿意生活在没有传统、没有操守、没有童心的城市里呢？
金色的松花江
在我的印象中，松花江的沙滩是金色的：蓝天、白云、沙滩，这三种元素构成了夏日松花江的逸美风情。
小时候，我常在松花江边的沙滩那儿玩。我发现，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有无数枚微小的片状颗粒在闪闪发光。
旁边的一个邋遢的俄国流浪汉告诉我，“闪光的是金屑。”
当时，我怀疑他说的话。我认为，所有的流浪汉都是莫名其妙的呓语者。
后来，那个流浪汉的话得到了证实，在沙子中闪光的物质的确是金屑。只是它们太微小了，小到人们根本无法把它们收集起来，变为自己的财富。
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在火热的沙滩上汗流浃背地收集着。但是，失败了，的确，它们太微小了，如同尘土，江风一过，它们就像金色的小虫一样飞走了。
后来，每当我从布满金屑的沙滩上走过，都有一种绝大的失落感，趟在金屑中行走的我呵，一生都渴望成为一个衣食不愁的人。江水作证，多少年来，我们一家人常常被贫穷折磨得无计可施，哑然失笑。
人们常说，人麻木之后就没有欲望了。那么，我麻木了么？
又有乳白色的欧式客轮从江上驶过了，看航行的客船，也体味到了生命的流失……
记得在念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去大顶子山野游。曙光初照，欧式的客轮徐徐地行驶在松花江上。很多同学都到船的甲板上观看渐渐远去的城市风光。
那个坐在船舷上、留着长辫子的女同学，鬼使神差，悠然地掉到江里去了，整个的过程真实得让人怀疑。我“扑”到船舷那儿，低头看见那个女同学的长辨子在江水中旋转着，然后就不见了。
傍晚，负罪的客轮从大顶子山返回城市的时候，有数以万计的飞蛾追随着客船，一同进入城市之后才散去。
我的妹夫就是“淹死”在这条江里的。
妹妹的一家人去江边野浴。妹夫说他下去游一会儿。妻儿俩看着他下了水，一边游还一边向他们招手。他游走以后再没回来，天完全黑了下来，江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妹夫的“尸体”打捞了好几天也没打着。那几天我和大哥对无可奈何的打捞船工，铁青着脸常说的一句话是：“继续打捞！”
我的妹妹是个疯子。是啊，与疯子在一起生活太痛苦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妹夫他绝没有死，他是用“淹死”的办法，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家。妹夫本人是这场“死亡游戏”的策划者、导演和演员。他的一生都将生活在缺氧的日子里。
年轻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在黄昏的时候，我天天去江边观看落日、晚霞。
红阳西悬、霞涛万顷，太阳岛如同一块巨大的玛瑙，与瑰丽的天宇融在一起。此刻的松花江，变成了一条闪烁着宝石之光的金色逝水，与舟帆、翔鸥、岛屿构成了一幅人间奇景。这真的让人感动。
此时此刻的太阳岛，的确有天堂般的气派。中外的伟人、名人，和普通的旅客，像赴欧洲途中到哈的胡适（《哈尔滨日报》发表《追击胡适》等文章，揭露其反动观点，胡适悻悻离哈），朱自清、以及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罗章龙、李文宜、刘少奇等等，都曾经在途经这座城市的时候，站在松花江边，在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默默地放飞自己的心语。
……
黑色的松花江
在破译“松花江”的若干个成果当中，其中的一个研究者的结论是：松花江，即“黑色的河滩”。显然，这是一个有魅力、有色彩，甚至有一种超现实主义意味的说法，让人在难以置信的凸现中顿生豪情。
我始终认为“黑色的河滩”，不过是先人狂放的野性诗情。
但是，在一个阴云密布、暴风雨即临的傍晚，在大江边散步的我，意外地发现了洇至天涯的松花江，变成了黑色河流——金色的沙滩变成了黑色的河滩。
先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给一个地方、一条河、一座山起名字的时候，常常要选择它最形象、最凌厉的那一瞬间的表现。这不仅仅用耒表明它们的归属，更要显示它们的卓尔不群。“黑色的河滩”，大抵就是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遭遇我们的先人，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雄性的名字。
暴雨、历史、城市，从来是缠绵结伴而行的。
……
大雨正在如泼如瀑地下着。我擎着一柄黑布伞走出楼去。
我想去江边的那片林子里，看看那位陌生的朋友。
陌生的朋友已是古稀之年，但是，依然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昔日的强悍。
他每天都到江边来，在那个几乎密不透风的林子里，在那两棵粗壮的树间，拴一条网式的吊床。这种吊床在越战中一直被游击队员普遍地使用着。
他躺在上面，晃悠着，款款地吸着烟。
吊床边斜立着一台极旧的自行车，一只老迈的猎狗伏在那里打着瞌睡。
吊床之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上面立着一瓶廉价的白酒和一个盛着下酒菜的铝制饭盒。
吊床的四周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江边散步时，我常见他坐在吊床上，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大哈腰，吃饭盒里的下酒菜。那只老狗像一个老女人，伏在一旁望着他。
深夜，他仍然在那里。
这大抵是不被外人所理解的别一种生活罢。
水气弥重的江边，一俟夏秋，蚊子们便雾阵般地飘浮起来了，沿江流戈十里而有余。但是，蚊子们似乎不叮咬他。他在蚊阵里款款地吸着烟，凝视着面前那条黑色的大江之水。
更深夜静的时候，老人常常在江边独坐，旁边拢着一小堆火。那只老迈的狗倦偎在他的身旁，偶尔冲着东逝的江水呜咽几声。
这位老者是达斡尔人。只是，他渔猎的家园已经失去了，失去了……
我沿着大江水逆流向西行。
手中的那柄黑布伞，被江风几次吹得反张了过去，我的身上已被雨浇得水淋淋的。
我一定要去看看这座城市的最后一个猎手。
天黑下来了，在道外码头那儿，在这座城市的水路起点上，常能看到那个外号叫“老等”的疯子。他每天夜里都来，像哨兵一样准时，风雨雷电，大雪纷飞，星汉满天，冬去春来有很多年了。他总是站在那里，泪流满面，冲着黑色的河滩、黑色的江面，大声地朗诵着他写的那封情书。
那么多年了，他一直就那样充满激情的朗诵着，俨然一个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爱情守望者。
无情地夜风又刮起来了，扑向了他，他已经老啦，白发苍苍啦……
在这座城市里，有不少人喜欢钓夜鱼。
夜，黑黢黢的，乌亮亮的江水呜咽着向前流去。
钓夜鱼的人又在江边拢火取暖了。
下雨了。他们便躲进自搭的塑料棚里，蜷坐在里面，一边喝着烧酒，一边倾听着来自天庭的雨声……
清明到了，又是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入夜后，追思亡亲的人会到江边来放河灯——这样的风俗差不多要消亡了，但仍有人坚持着。
一盏盏艳丽的河灯非常的漂亮。河灯的样子大都是在一块不大的木板上搭上小木屋，“植”上花树之类，并点上遮风的蜡烛。追悼亡者的女人，或者小孩子，将河灯轻轻地放到河水里，蹲在江边看着它们一悠一悠地漂走了。
有时候江面上的河灯会很多，一簇连着一簇，一盏连着一盏，一灯跟着一灯，在江水中挤挤挨挨，分分聚聚，沉浮着，闪烁着，牵连着，一齐向下游漂去，在墨色的江天之下，透着一股幽灵之美。
有时候从上游会漂下来一盏孤灯，默默地从你眼前浮过。
那天晚上，我正从江上大桥上过，远处江流上的河灯，仿佛从天上漂下来，缓缓地进入人间。
黄色的松花江
1987年，一个俄国老太太到哈尔滨来，她是个诗人。在她下榻的宾馆客房里，老人充满激情地用俄语给我朗诵了她的诗。
之后，她给我读了她的一个作家朋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片断。那部长篇小说是以哈尔滨为背景的。书的作者为了躲避二战的灾难，随着他的父亲从远东流亡到哈尔滨。这部长篇小说开头的一句话是：“一条黄色的大江从城市中间流过……”
这样的形容让我感到迷惘。在我的视野中，松花江并不是一条“黄色的大江”。
我问这位俄国诗人：他在书中说的是黄色的大江么？
诗人说，是黄色的大江。
……
一夕，我在江边漫步时突然发现，在灿烂的夕阳之下，浩浩淼淼的松花江，果然是一条金灿灿的黄色大江。是啊，瞬间的感受不仅会被流亡者带回异国去，而且还会变成永恒。
小的时候，我和二哥经常逃学去松花江边钓鱼。
早年的松花江特别的清澈，站在岸边上，能够看到江水里密密麻麻游动的小鱼苗。
我和二哥将钓到的鱼放到小铁桶里，放上盐，然后，在江边搭一个野灶，点燃枯枝炖鱼吃。有时候，我们会将人家渔船上不要的江虾收起来，带回家给母亲。母亲将江虾洗净，和上面，掺上胡萝卜丝，炸成虾饼给我们吃。
同世界上所有的江河一样，松花江水也随着时节时瘦时肥。到了大江落水的日子，孩子们便三五一伙，去江边的洼塘里拣鱼。洼塘里尽是鳞鳞银甲的好鱼，任孩子们挑拣。
那时的松花江边几乎没人，偶尔有一个老头坐在江边看渔帆。云移江走，万籁俱寂。
沃尔科特的诗说：“饥饿的眼睛贪婪地吞吃海景/只为一只美味的帆。”
在江边散步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女人。
年轻时，她是一个很漂亮的、高傲的女人。当时她比我们大几岁，她很欣赏我的照相技术，便请我和我的女友到江边给她照相。
那时，她是个电车司机。后来一生未嫁。当年，有轨电车厂的很多男人都在偷偷地爱慕她，无奈她太高傲了，使得男工们自觉配不上她……
几年前，老伴儿回来说，她在街上碰见了她，她退休了，从独身宿舍搬出来后，由于没地方住，便食宿在一家小歌厅，给那里的小姐们做饭。人已经很老了，丑了。两个女人在街上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一日，老伴儿突然回来说，她跳楼自杀了。
多少年以后，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我去了江边。江边一个人也没有，我想起了那个女人，心情十分的压抑……
白色的松花江
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60年代的哈尔滨，才是一座名符其实的雪城。那个年代里哈尔滨，城市不很大，建筑也不多，高层建筑寥寥无几，北风可以毫无遮拦地进入哈尔滨，漫天的大雪很快就把这座洋气十足的城市装扮成了银色的世界，银色的房子，银色的街道，银色的树，银色的栅栏，银色的雪人。
至今我仍在怀念早年哈尔滨的大雪和那座早已消失了的雪中城市。那种感觉好像你丢失了初恋时的情书一样。
早年的雪，隔着冰凌绽放的窗，下起来没完没了，你一门，人就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之中了。硕大无朋的片片雪花，自天而洒，密密麻麻。走在大雪飘飘的城市里，你本身就是一幅画。
90年代的一个雪天里，我坐船去江北学习。松花江已经开始跑冰排了，但仍然通船。漂浮在江面上的冰排很大、很厚，大大小小，布满了整个江面。轮渡船撞开这些冰块航行着。
我站在船舷那儿，看见一只乌鸦站在一块冰排上，随冰而行。
驾船的船长跟我说，航运公司的经理不让他们停航，说，直到江全封了，不能开船为止。
虽然松花江将封未封，可游人早已绝迹了。江北那些欧式的度假村早已人去屋空。除了这艘孤零零的轮渡船之外，其他所有的船都用链子锁在了江边。
……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到江堤上去看光景。江堤上的杨树、白桦树、榆树和灌木丛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偶尔有乌鸦和鹊雀“嘎嘎”地叫着，在其间飞来飞去。
我想起了早已绝迹了的白乌鸦。先前，白乌鸦是当地土著人敬奉的神灵。
一夜之间，松花江就封上了。
封了江，行人又可以在江面走了，这样会近很多。江面上冻实之后，马车、拖拉机、十几吨重的大卡车都在上面行驶。百年之前，在冰封的江面上，还间或地能看到从遥远的中俄边驶来的雪撬队。坐在雪撬上的人腿上都盖着熊皮褥子，他们都有着野兽一般的身体。
又到了制作水灯的时候了。
冰灯是黑龙江人的第二个太阳，是漫漫雪海上的指路灯塔。早年，这儿的冬夜漆黑而漫长，于是，赶马车的车老板子，便用饮水桶冻一个桶形的冰灯用以照明、看路。冰灯的出现首先是从实用开始的，然后进入美的心灵，美的创造，美的世界。
原始冰灯的制作很简单。先将那种低矮的俄式水桶装满水后放到外面冻，很快，桶里水的外层、顶层和底层，被冻上一层约两指厚的冰。把这个桶型的冰砣倒出来，在冰砣的上面用匕首剜一个口，将里面未冻实的水倒出来，就成了一个冰的灯罩。在里面点上蜡烛，就可以照明了，用以庭院照明，晚上走路、过江、夜间喂马。不仅方便也很好看。早年，在边城哈尔滨的一些商家、客栈、饭馆的门前，也常用这种冰做的灯来照明、招徕客人。一盏一盏，沿街而置，参差错落，流光溢彩。到了年节，政府衙门、主要街路，各样的冰灯多了起来，全城成了冰灯的天下。
在20世纪初，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到了1月19日主显节这一天，用冰组成巨大的十字架，在松花江冰封的江面上，举行盛大的洗礼祭。站在冰之圣坛上的神父，他的胡须上结满了冰霜，正像一位悲怆的诗人那样在凛冽的北风中演说着。
这是松花江上别样的一幕。
江一封，冬钓便开始了。
我看到祖孙三人正在江面凿冰网鱼。他们都穿着皮袄，戴着狗皮帽子。儿子用一个特制的冰钎把冰层凿开一个窟窿，爷爷蹲在那儿，用一个笊篱舀出浮在窟窿上面的碎冰后，将网续到江里……不久，儿子开始慢慢地往外起网，透过半透明的冰层，可以看见冰层下面的网正逐渐地往这边过。网起出来了，网着一条鳊花、两条鲫鱼，条条都有一斤重。
早年，只要在冰封的江面凿一个大窟窿，用棍子在水里面一搅，鱼们自己就跳上来了，然后拣到箩筐里。
夜里的冰钓，收获会更大。用手电往冰窟窿里一照，冰层下的鱼们就会从四面八方游过来，渔人像捞出锅的饺子一样用撮罗子往外捞就行了。
寒冬夜，冰封的江是一条风道，朔风下，江面上的温度多在零下三四十度。哈尔滨人的热心肠，是在寒冷中孕育而成的。在这样的天气里，走进任何一家门，主人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快脱了鞋，上炕暖和暖和。
江一封，冬泳也要开始了。
哈尔滨冬泳的风习，当年是受那些来自欧洲侨民的影响。
封江以后，在冰封的江面上凿一个大圆窟窿，几位脱光衣服准备“冬泳”的洋人，嘬几口烈酒，下到冰窟窿里去。通常下去浸五六秒钟就上来了。上来时，浑身已冻紫了，牙齿像奔驰的马蹄一样“咯咯”地响个不停……
哈尔滨人似乎比他们做得更加出色，有些人在整个冬季一天不落地坚持冬泳。在冻船边，在活水处，在咆哮的北风下，冬泳的人赤身裸体地跳到冰水里，蝶泳着、自由泳着，然后爬到冻船上——用狂呼乱叫表达他们的痛快与愉快。
转瞬之间，严冬过去了，尽管松花江两岸之处仍有厚冰存焉，但毕竟是春水东流了。每到这样的时节，会从城里或者远村飞来了数以千计的乌鸦，到这儿来喝春水。它们落在浮冰上，一点头、一点头地啄水喝。对岸的荒草有绿意漂荡了，野雁与春色齐飞了。白色的叼鱼郎曲翔江面，觅着水中的小鱼儿。
从上游浮下来的冰块，成阵成簇，像白色的宝石闪闪发光；像战斗机群，一队一队，在水面上飞行着。在阳光灿烂的正午，江面上浮冰的辉煌与气派，像一组漂亮的电影镜头。
松花江又通航了。
松花江是一堂哲学课，无论你在江边散步，还是临流徘徊，抚栏远眺，它都会给你某种启示，让你终生和它难舍难分。
和父母在一起
我很爱我的母亲。无论是清明节还是旧历的新年，我照例是要给母亲烧些纸钱去的。我当然知道这是迷信——可我，一个做儿子的，还能用什么方法寄托对母亲的挚爱与哀思呢？
在远离城市的郊野上，在烧化纸钱的时候，那纸火是有温度的，特别是在清明时节，东北大地春寒料峭，那纸火的温度一定是母亲奉献给儿子的爱……
——题记
与母亲同在
母亲是在她74岁时去世的，距今还不足一年。写这篇小文，的确是为了排遣一下儿子的悼念与惜怀之意的。
那是在早春时节的一个星期六。在西方，这是休息的日子。母亲原本是选在这一天出院的。
当时，母亲病困医院已经3个月有余了，当老人家的身子略感好些的时候，便蒙发出了出院的欲望。记得母亲对我说，老三，我出院后就上你那儿住几天。
我的家在松花江的边上，紧临江水。母亲还未病重住医院之前，曾独自去了一回江边。年轻时候的母亲一直是在松花江边洗衣服的。现在她老了，头发白白的了，她很怀念那里，也可能，她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去了那里……。回归来时，老人家毕竟年迈，古稀之龄了，怎么走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整整转了一天。
母亲说出院后要到我家来住，一是我的家就在江边，另外，做母亲的最疼的自然是自己的小儿子啦。我时常闭上眼睛，想象母亲在我家住的情景，甚至还想到老人家处处小心地顺着我们一家人的习惯、说话做事的样子。
但是，有些事是不可以想象的，即使是设想也如此，设想与推想之后，很叫做儿子的暗自神伤……
儿子本来可以在母亲瞑目之前见她老人家一面的。只是，开往省立医院的公共汽车为了赚钱，长时间地停在站台上等客不走，就这样给耽误了。到了省立医院，我是随着拿着强心剂的护士一道奔跑着去母亲病房的。
我仅仅晚了两分钟，2分钟之前，母亲已经咽气了。母亲在临终前没能见到她的小儿子。她以为小儿子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来，如果她知道再挺两分钟就能见到儿子，她无论如何会再支撑着坚持2分钟的。太长的时间，她老人家已无力坚持了，像油碗里的灯苗，她生命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做儿子的，由于耽误了2分钟，造成了终生的遗憾，犯下了一生都不可以饶恕的天大错误！
我和母亲就是这样在人世间分手的。
跑到病房里，先我而到的兄妹们正环立在母亲的遗体周围，一律垂首观察着。儿女们很难想象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母亲紧闭着双眼，大张着嘴。那一瞬间，我感到了母亲的躯体里正迸发着弥大的呼吸欲望，这个欲望，在冥冥的天宇之中如雷如飚地涌动着——让儿子站立不稳了。
母亲辞世的时候，她的手上戴着两枚假的“金戒指”，都是黄铜的。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金属。可我的母亲也是女人，她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也热爱美。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生命质量。
先前，没心没肺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手上的戒指是铜的，母亲也从未告诉过我。母亲年事已高，大约是羞于启齿老人家爱美的心理罢。我还记得在我的孩提时代，同母亲去合作社买发夹。依我看，所有的发夹都是一样的，仅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年轻的母亲在柜台上挑了许久，她总能从“一样”中挑出不一样来。那年母亲30多岁，30多岁的母亲正像全国大多数的母亲一样经历着贫穷。其实，并没有人能对贫穷做出合理的解释。现在想来，穷人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形态而已。母亲对饰物的选择是不可能引起富人们注意的，它只能在同样贫穷的妇女当中引起“啧啧”的赞美。这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美的形式与饰物，其实也是穷女人们中的别一种沟通方式。
我的母亲是满族人，满族人死后是不戴帽子的。从母亲身上拔下所有的针头与氧气器械之后，穿好了“寿衣”，兄妹们便推着单架车送母亲去“太平间”。路上，兄妹们遭到了守尸房老人的喝斥：“怎么不给老人戴帽子呢？快去买！”震惊与羞赫之下，二哥飞速地跑出去买回了一顶，那是一顶汉人老太太常戴的那种帽子。
后来，读萧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我才知道，满族人死后是用白布缠头，不戴帽子的。
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从未告诉儿女们她是满族人。在她重病期间，她只说：“我死后，不要给我戴帽子。”
母亲，您委屈了。
一个人，当她是穷人的时候，自己属于哪一民族其实是无所谓的。抛开宗教及信仰的区别，人类世界上只有穷人与富人两种。穷人与富人的话语永远是不一样的。他们拥有各自的凝聚力，各自的文化，各自不同的心灵，各自的价值观，各自的力量。这一人类心灵的模式，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改变不了。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基督的信徒。大约是基督的教义使她在晚年的生活变得平和，并充满了和煦的风。老人家阅读《新旧约全书》比我这个半个知识分子的儿子还要细致。一个灵魂从贫穷进入宗教，这是一个飞跃。圣父圣母的产生，使得人类中许多窒息的灵魂洒满了生命的阳光。在这本《圣经》的扉页上写着我母亲的名字。字写得很好，笔划都很到位，显然是毛笔字的功底。母亲小的时候念过私塾。我还听说，母亲念过旅顺的女子中学。旅顺是一个港口城市，与海外相衔，圣父的意志是否从那个时候就泊进了母亲的心灵呢？
母亲排行老二，她还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已经先她而去了。母亲活着的时候，姐姐的死她并不知道，或许她不想知道，不想去面对，她和她的姐姐感情极深。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在遥远的成都，想来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母亲活着的时候，他们感情就很好。母亲将这种血缘的亲情，动人地延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并没有告诉他，就让他一直以为他的二姐还活着罢。
母亲咽气之后，脸上毫无痛苦之痕。大约母亲已经将生死看淡了。
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满族人很喜欢鲜花。这还是好絮叨的老父亲告诉我的。前不久，我去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在去嘎仙洞途中的旷野里，我采了不少健康的风姿绰约的野芍药。是夜，我乘火车将这束花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哈尔滨，回到家，我将这一束丰硕的花插在注水的花瓶里。然后，从那本《圣经》里取出母亲的遗像，摆在这一大束野花之前。
我泡了一杯热茶，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正看着儿子，儿子的心极为的平静。
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能使儿子的心平静下来。
由于母亲喜欢花，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在家里养了不少花。但是，这些花在母亲咽气的那一天，全都蔫了，败了。草木通情呵！
母亲是一位性格优雅的女人。她住医院期间，同病室的病友都很喜欢她。有的病友出院后还常回来看望她，帮她梳头，说一些女人们的话题。母亲也经常拾一些小笑话讲给她们听。
母亲的溘然长世，病友们都落了眼泪。一位老妇人说：“我们得哭几声，给老姐姐送个行……”说着，就放声痛哭起来。
那是怎样教人心碎的哭号呵！
母亲总喜欢对旁人说，她的儿女们如何的有出息。开始，我们总劝她不要说，世事险恶呀。母亲不高兴了，说：“好，好，我不说。”
现在我懂了。作为一个母亲，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儿女出息了一点儿，更值得老人家高兴的呢？我想，世上所有的母亲们的人生理想，大抵都是如此的罢。
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上，儿女们都活得很小心，以至于很机警。似乎是这个国度的千年文明决定了人们的事事谨慎，便是偶一的自夸，或来自母亲的赞誉，都可能给儿女们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当真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民族么？
母亲一生度日节俭，“爱人敬物”是她的人生准则。
在母亲临终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儿女们纷纷给她买一些高档的菜肴，但她老人家只能吃一小口了，便是这一小口也如同做沉重难支的体力劳动一样。艰难地吃过了，母亲一定会说，好吃。
这里，我愿意劝劝做母亲的人，趁着牙口好，人还硬朗，别舍不得吃呵。赶到人老了，牙不行了，再加上有病，就吃不下了。
有人提倡人生当有伟大的理想。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也无需把理想腾飞到怎样的巨大，为儿女，为自己，多吃一口人间的美味，未见不是一种优美的人生态度。
母亲走了半年多了。夜里，我独自坐自家那张写字的桌子前，于万籁俱寂之中，窗外夜行的松花江水走得如诉如泣，我像一条可怜虫又呜咽流泪不止了……
父亲
老父亲病了，是脑中风，住在高于病房里。高干病房的条件与环境的优厚，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永生永世也望尘莫及的。老人家已是74岁的古稀高龄——这是数以百万计的中青年为之奋斗与渴望的年龄呵！然而，病榻上的老人家绝无那种预备下世的准备与颓废，在他中风的脑壳里始终充满着生命的灿烂阳光。这几乎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目瞪口呆了，我甚至是第一次感到生命的顽强与潇洒。
躺在沙发床上的老人家，纵向劈开，有一半的身子已不能活动了，说出来的话像从混沌的深水中来，我只能感到气浪的款款涌动，却辨不清勃勃话语的含义了。
父亲年轻时相貌堂堂，可谓是一表人材。刚刚光复的时候，他曾经在铁路业余文工团饰演过蒋介石。同时，他也写过话剧剧本（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演过话剧。父亲说，土台下的掌声是雷鸣般的。我觉得父亲特可爱也特天真。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当然，所谓的自学成才也需有一定的基础。父亲在伪满时是国高毕业。光复初始，在他没有工作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几乎一天不落地泡在哈尔滨的市图书馆里，学习土木建筑，书看得挺深入，挺严肃。有了这样的“基本功”，解放后他考上了哈尔滨“新东建筑公司”。去报考的有上百人，但只录取了他一位。后来，因专业能力出众又当了计划科科长，并天天开会，受教育。父亲是从旧社会、旧政府出来的旧官吏，官不大，属官——属官是什么官呢？不清楚。并间或地做一下日语翻译。不是专职的，专职的另外有人。
因为个人历史上有污点，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有污点，这样子，在新社会的工作单位上，父亲表现得非常之谦卑，好像被旧部抛弃了的无家可归的小特务，为了谋生，见了谁都点头哈腰的，脸上堆着笑。
但是，同事们仍旧对他很警惕。
据讲，一个中型企业的基建预算，一个专门的班子，十几个人，半个月也没算明白。父亲只用了一个大半天的时间，算得无懈可击。果然是他的才能太出众了。与他共事的一些人有一种被伤害感，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父亲的另一个可爱之处，在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极其虔诚地要求入党。凡40年来，他写的入党申请书足有两部长篇小说那么多——两部长篇小说，在当年，至少可以得8000元以上的稿费。父亲向单位的党组织奉献了价值8000元以上的忠诚。但基层党组织还在考验他。逢年过节，年初岁尾，或者有什么政治活动了，他一准儿地要向党支部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点灯熬油，至诚至真，苍天可以明鉴。在工作单位里，只要是党员父亲就害怕，怕他们在讨论他人党时，不举手。每年的“七·一”是党的生日，也是新党员入党的日子。父亲盼了一年又一年。可是，每逢“七·一”前夕讨论他人党的时候，准准的，会横生出一个莫须有的“问题”。“问题”出现了，自然要调查。赶着调查明白了，嘻，“七·一”也过去了。等来年吧。来年又是旧戏重演。
“七·一”，新党员要对党旗宣誓了。支部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们要“旁听”，受教育。父亲当然得去。
临近这样的日子，父亲的心情自然不好。一个人心情不好是需要发泄的。可往哪里发泄呢？往哪儿？！单位里他不敢，那他还想不想入党了？于是，就找茬儿训我们，好像我们反对他人党似的。多少年以后，我见到过当年始终反对父亲入党的那个人，这老家伙都已退休了，见了多年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儿子，还那么牛皮哄哄的。我就纳闷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整个一个小丑而已嘛。
老人家已经躺在病榻上了，武功全废了。我在一边负责看护他——所谓看护，就是照顾他喝水呀、大小便方面的事。他总躺着大便就干燥得很，怎么也便不出来，“哎哟哎哟”的，或像牛那样封住嘴，喘着粗气，然后再张嘴“哎哟”。如此折腾两个多小时。父亲一边哼叽一边说：“阿成啊，我一辈子也没遭过这么大的罪呵！”
我说：“别哼叽了！这算什么罪呀？！”
父亲立刻没动静了。
我一夜未合眼，不知道我是不是应当向他道歉——
翌日，一清早，我满面春风地伺候父亲，并真诚地告诉他：爸，你的父亲能活93岁，你也能——这是遗传学的基本法则。
父亲胆怯地看着我笑着，突然，用那只能活动的手捂住脑门说：“小时候，我打你们……”然后，失声痛哭起来。
我低下了头。再抬起头来已是泪水满面了。
……
那天上午，我们父子“聊”了好久。他谈到，他想把自己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材料，从单位转到街道办事处——退休了嘛，入党的事归地方管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好久好久没有言语。
后来，我终于由衷地谈了自己对人生，对一些事、一些状态的看法，谈了人的血性与脊梁！
老人家昕了之后，再度流泪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竟像小孩子似的抽泣起来。
我知道，入党——是他一生的目标啊！我把这个目标牌从这个年迈的老人面前挪开，他一定很伤心。
眼下，父亲的病已大为好转了，老人家已经能自己拄着手杖，到楼下的脚角，同当年那些整过别人或者挨过整的，但都已经退休或者离休的老人们，一块聊天儿，聊“天凉好个秋”——罢。
父亲应当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了。
儿子祝愿他活到100岁，超过他的父亲。
钥匙
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原因是我同父亲极少有共同的话题。
年届80岁的父亲，现在和离了婚的二妹在一起生活，还是在那个旧楼上住。先前，那是一幢看上去还不错的新楼，但几年下来就有点落伍的意思了，再加上父亲的年迈，那种落伍的感觉就更加浓重了。
二妹是一个十分勤快，又爱唠叨的妇人。所以，父亲的生活起居不用我们兄弟担心。说起来，这事儿还真得感谢二妹。
母亲活着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由母亲来照料的，他们是相依为命。人进暮年，相依为命大抵是老一代夫妻的必由之路。
父亲的身体还算好的时候，在家里，是一个喜欢挑剔的男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和母亲始终是处在一种争吵当中。自然，父母的争吵更多的时候是由母亲做出让步。母亲说，对男人来说，让他们让步是件很伤自尊的事。我却觉得母亲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
尽管我同父亲谈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还是觉察到父亲仕途上的不得意。他总是报怨母亲不出钱让他送礼。他说，如果母亲给他点钱，买些纸烟之类送给领导，他早就当上处长了。一次父亲极认真地对我说，在那个时代，送几瓶罐头就行。我听了，虽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但心里却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一个当官的朋友曾跟我讲过，对那些有当官欲望的下属，就得像赶马车一样，在马头的前面放一捆草，让马总是朝着这捆草走，还要让它吃不着草才行。父亲大抵就是这样一匹不停地走，又总是吃不着草的马。
天意难料，父亲退了休之后，母亲竟先父亲而去了。空落落的房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只好由离了婚的二妹搬回来照顾他。此后，父亲像一尊年久的雕像一样逐渐地风化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还有些挑剔的事，后来就没有了，任凭妹妹怎么唠叨，他的脸平静得像一盆水。
我知道，父亲是孤单的。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回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儿子在社会上，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中受挫的时候才回去的。与其说是看望母亲，莫说是去母亲那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藉慰。
回家之前，我一般会在楼下的饭馆买一两款传统的热菜，让服务生送上去。父亲既然已经退休了，吃饭店的事自然也就断了。儿子买上一两盘老式的热菜，也算是晚辈对离职的老干部的一种理解罢。
逢年过节，我总要托朋友弄一瓶纯正的日本清酒给父亲送去。父亲早年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他对日本清酒情有独钟。只是他现在老了，喝不动了。不过，当儿女们看到他沉迷地品尝清酒的样子，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常说，人总是生活在回忆中的。今天的日子其实是留给昨天、留给回忆的，明天与未来，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无从预料。
父亲喜欢吃甜食的习惯似乎也是受了日本人影响。记得小时候，他常做那种放黄豆的大米饭。现在我也偶尔做，味道的确是有一点特殊，有一种甜丝丝的清香味儿。
每逢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总会问，儿子，最近怎么样？我照例说，挺好。我自然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脆弱向母亲倾诉。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家立业了，我应该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难题。更何况，凡世中的事说来话长，我不应当把冗长的俗务对自己的母亲倾述。我只是想在母亲身边坐坐，说一些让母亲开心的事。这就足够了。
记得，我每次走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儿子，皮鞋擦一擦，衣服穿得整齐一点，精精神神的，像个男人样。
我说，知道了。
从母亲那里出来，我总觉得身上增加了一两种神奇的力量，人也变得有信心有活力了，可以用充沛的精神风貌去面对茫茫人海了。
人间的岁月总是过得很快，一晃，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父亲进入80高龄以后，患了脑溢血后，留下了颇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并有加重的感觉，行动起来像挣扎一样，十分的困难。他“呜呜”地跟我讲话，可我这个当儿子的连一句也听不懂。我想，亏着有离婚的二妹照料，不然，他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二妹看着偏瘫的父亲叹着气说，看来，我这辈子也不能再结婚啦。
其实，二妹才40多岁，人长得也周正，身体很好的，且又是个理家的好手，为了照顾父亲不再结婚，对父亲是一种大孝，但是对她自己则无论如何是一种残忍了。
然而，这人世上的事，亲情之间的事，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
父亲每每听二妹说这样的话，先是“呵呵”地乐，然后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二妹说，行啦，行啦，这又是哪一出啊。
父亲便立刻不哭了。
昔日里父亲的威严在不能自理的生活中已经消失殆尽了。有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人的一生也怪可怜的。
母亲辞世之后，长辈中，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在母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去看望父亲，那还仅仅是传统式的、儿子对父亲的探望与问候而已。想不到，时间一久，心境变化了，与昔日看望母亲的目的一样了。
父亲由于偏瘫，行动不便，既不能接电话，也不能为你开门（他听得清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但他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不再接电话，躺在床上，任凭铃声响着）。于是，我的口袋里便自备了一把父亲家里的钥匙。倘若赶上二妹出门不在家，我便可以用自备的钥匙打开门进去。
去父亲的家，要经过一个热闹的市场。父亲曾在这儿昂首地走过春夏，走过秋冬，那时他还在工作岗位上，曾偶尔也有车子来接他，或者去开会，或者去见什么人，或者去吃馆子……他总是那样旁若无人地上车，或者旁若无人地下车。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如逝水般地流走了。
生命真的很脆弱呵……
父亲住在三层上。
上了楼，打开门，我一边在走廊换鞋，一边高声说，是我。二妹若在家，便会从厨房出来说，三哥来啦。看，咱爸又屙裤子了，臭死了。我就笑笑，并不搭她的话。
家里还是老样子，和记忆里的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窗台上的花不行了，盆盆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记得母亲最喜欢的那盆扶桑，自母亲死后，秋天里没人给它剪枝了，父亲也不让剪，他好像很忌讳这件事。它就那么任意地长，不再开花了。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是不能动的，缩缩成一个小老头了。我过去一脸笑容地说，爸，你气色不错啊，挺好啊。
然后，坐下来，点一支烟同父亲聊——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当然，我只说那些开心事，以及自己近期的行踪。
有时候，我同父亲也聊一些政府及政策上的事。尽管我知道的不多，我还是尽我所知地讲给他听。父亲毕竟是公务员出身。他关心这种事。
父亲听着，偶尔也“呜呜”地问几句，我便极努力地去听，但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我说，爸，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父亲就不再说了。
尽管与父亲见面总是我一个人在说，但是，我内心的那份苦楚却在这样的“交谈”中渐渐地化解掉了。
去看父亲的时候，我从不买东西，只是塞给父亲一点钱。之后，我们父子便相互甜蜜地笑了起来。
我知道，父亲在二妹的照顾下过得还好，我知道他不缺什么，但是，买药的钱总应该是不够的罢。
在父亲那里我待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毕竟是个病人。
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二妹便唠唠叨叨地说，三哥，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如果家里不给你做，你就到饭店去吃，要两菜，要一瓶啤酒，也不贵。
听妹妹的口气，好像他的哥哥在家里受多大的委屈似的，也可能是她觉得母亲不在了，才说这样的话。
我说，好的，好的。
我常在饺子馆里看到一些年迈的老人，坐在那里等着吃饺子。我看到他们便想到了自己的明天。我知道，我将来会跟他们一样，儿女走了，出门子，老伴儿万一又不在了，想吃饺子，只好一个人到那里去……
记得一次女儿要买一个DVD，我们一同去了，买这种东西有促销活动，赠送一个折叠的帆布椅。其实我更多地是看好了这个椅子，心想，将来老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夹着它去江边坐坐吧……
离开父亲的家，走下楼去，走到万头攒动的街上，心里总泛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倘若哪一日天不假年，我这手中的钥匙不就没用了么？到了那时，其情将何以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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