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闲客-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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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人·清客·文士

    先前在下是个工人,而后居然乐文,即次地成为一个写手。所以称之为写手,是觉得还不够一个文人。这是十年来的感受。

    10年之前,觉得当一介文士,是很轻易的,似乎只要想就行了。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龆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这十件,说起来与做起来,天地良心,不难,以至非常容易。藉此既可以招摇,也可以阔论。不是名人胜似名人,浑指天下面带春。

    然而,10年过去,方觉得“十件”者,大抵不能算是文士,只能是一名清客或闲人罢了。

    但是,清客与清客,闲人与闲人,也是不同的。有的清客十分讲究做人的策略,乃至养生之道。如《博物志》所说“所言愈少,心愈开,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孙思邈先生也说“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诀了”。他们大都推崇《道书》上所讲的“欲得长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无屎”。讲究多食则气滞,多言则心塞,多睡则多神昏之类的养生之道、自娱之法。没事的时候,养养花,养养鱼,养养鸟,或者纹枰对戏,或者泡泡澡堂子,放放风筝。个中也有的清客闲人讲究“寡交游,薄滋味,淡虚名”。所谓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样的清客闲人,只能误己,但绝不害人。各有各的活法罢。他不害人,你过分地批判他,似乎不妥。

    另一种“清客”与“闲人”,倒是有些“伪”的意思了。这一类人其实是很多的,几乎随处可见,其中“高者”,读了一两本书,便想横论天下,写了几篇媚世媚俗、钓名沽誉的文章,便号称老子天下是第一,其他的,一律不在话下。这样的人喜欢发难,喜欢热闹,喜欢多事,喜欢无事生非,喜欢故做惊人之语,喜欢满嘴跑火车,喜欢哗众取宠和蛮不讲理。这样的人一到人群中来,便亢奋得厉害,滔滔不绝,大声武气,谎言、狂言、妄言、虚言,不绝于耳。天长地亦久,就成了气候。这一类人不仅是误己,更在害人了。于上面说的那个养生与养性的清客是大不同的。

    以上二者,终究不能算做文士的罢。

    及格的文士,虽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至少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谦谦君子。须有:一腔善良,两袖清风,三车学府,四时民情,五更疾书,六根豁达,七寸雅书,八方名气,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阿。兼有此十件者,大抵就可以算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文士了。

    宽松些说,泛此种种,算是文坛上的风景也无可无不可。说到底,比之那些不是文士,不是清客,不是闲人,还想假做清客,假做闲人,假做文士,但在心里又鄙薄与蔑视文士的一伙要好得多,磊落得多。

    歌坛与歌者的时代

    这是一个歌唱的时代,无论从中国的音乐历史上,还是世界的音乐历史上,从未有过今天之中国的歌者的普及,歌者的狂热,歌者的汹涌,歌者的亢奋和歌者的沉迷。即使我们喜欢用批评的、苛刻的眼光来看它,审视它,似乎也难以否定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在这个歌唱的年代里,无论你是睁着眼睛,无论你在睡梦中,无论你走在街上,也无论你在工作中,歌声总是像你的影子、你的魂灵一样紧紧地伴随着你。我们很难想象所有的歌声——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呓语式的,即兴的,全都停了下来,没有歌声了,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从来就是有旋律的,这种旋律既在我们的周围,在大街上、大堂里、卫生间、楼梯间、监舍和厨房里……,也无时无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二种空气。没有歌声如同没有氧气一样,人类也会窒息而亡。至少是精神死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淌在世界上的所有的歌都是优秀的、卓绝的、无以伦比的,既深入人心又深入灵魂。在它们其中毫无疑问会有一些次品,甚至某些不堪入耳的荡唱。不仅如此,也有相当多的好歌被劣等的歌者唱得一塌糊涂,不忍卒昕。然而这一切我们都得面对。毕竟歌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以至不受理性控制神奇的宣泄。

    我们不难发现,当今之中国让人狂热的——特别是让年轻人狂热的流行歌手大有人在,而让人们热爱的歌唱家却寥若辰星。在当今的流行歌手当中,有一些歌者是出于一种制造——通过某个表情暖昧的“制造公司”,把一个平庸的歌者催生成一个让亿万人热泪满面的流行歌手。这种事看上去有点像人造美女,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在科技——特别是声乐设备之飞速发展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几乎像喝矿泉水一样的容易。最为有趣的是,这种矿泉水式的歌者经过多年的摔打,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一种梦幻般的“真实”了。以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怀疑自己曾是一个水货,是一个“人造美女”或“人造俊男”了。当然,这样说似乎有些绝对,有点极端的片面。我们并不否认在他们当中有真正的歌者。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歌者仅仅有几位而已。总之,这些人一直在歌坛上热烈地、古怪地存在着,表演着、假唱着、签名着。这一切全部仰仗于社会的一种气氛,一种时尚,一种心理,一种群体无意识,一种无可名状宣泄与幼稚的倾吐。他们有他们存在的价值。他们夸张的演唱以及遍布人间的卡拉OK带,让人们无奈的、疲倦的、想要爆发又无处爆发、爆发又不知道要爆发什么的精神郁闷得到了宣泄,得到了满足,得到了放松,得到了释放。再加上既便是五音不全的人也喜欢歌唱,再加上几乎人人都梦想着能成为一个明星般的流行歌手这种绝对的真实。一切都顺利通过,并获得成功,成为精神与生活的必须。这是生命之谜,也是无法破译的、有趣儿的精神姿态。

    那么,后者,即歌唱家,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歌者,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是时代与心灵的优美的注脚,并充满情感地伴随一代或几代人的一生。它甚至是民族的和大众心理的一个美的结晶,是有旋律的倾吐与交流。它对提高与净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精神品位有着无法抵抗的重大作用。这是人们能够理性的尊重与看重这样歌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真实”是可以创造的

    写李兆麟将军是一件在情理之中、预想之中、计划之中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写的题材。把它写出来容易,把它写好,写成一篇纯粹的短篇小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需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对这个人的认识,等待短篇小说艺术对我的支持与策应,甚至在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语言,比较合适的叙述角度来讲述这件事情。小说家的好处在于,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时间、心情来安排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又含着某种挑战。

    哈尔滨这座城市,以李兆麟将军命名的地方很多,比如兆麟公园、兆麟电影院、兆麟小学,还有兆麟大街等等。他是这座城市不能忘怀的人物。当然这座城市还有几位不能忘怀的人物,以后我将一一地把他们写出来。我和这座城市是老搭档、老朋友了,我们在一起聊天儿的话题是很多的。

    先前,兆麟大街叫水道街,顾名思义,水道之街也。这是一条颇有情趣、颇有灵性的街,在老照片和老明信片中,这条街南头的街角处,有一些俄国摊贩在那里卖鲜花。俄国是一个没有鲜花不能生存的民族。也可能正由于花贩的启示,所以,这条街被建得像花园一样。中间是狭长的、一直通到那个后来被改为“兆麟公园”的道里公园。这条路纵跨十六条街,是一条比较长的街,妙不可言的街,天上地下难寻。风流的古文人说“舌送丁香”,这条街的街心花园就种满了开紫色花瓣儿的丁香树,并在丁香树下安置着一些长椅供游人、情人、老人、学子们休憩。街心花园的两侧是分别向南、向北通行的单向路。冬去春来,欧陆风情溢于街表,沁人心脾。

    我经常在这条街上行走,因为这条街上,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单位。我简单算了一下,青年时代,我但是在这条街上大概就有十余年的逗留。我当然知道那栋写有“李兆麟将军被害地”的旧楼坊,我曾无数次地仰头看这栋楼,也无数次地想拿起笔来写写这个英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对英雄不感兴趣,这不是好事,在全球的城市当中,你会发现,不崇拜英雄的城市是很少的。

    的确,当我要拿起笔来写他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件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牵扯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相关的资料、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时隐时现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关系。对此,我断断续续地收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但是,所谓资料有时候也是不可信的、矛盾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是有各自的政治立场的。后来,我加入了市党史办的一个学术组织,这样,对李兆麟的了解可能就更方便一些了。但是,仍然觉得这个人很难写,要知道,知道多了反而更不好写了,特别是要写成短篇小说(写成中长篇可能要舒服得多)。因为在这里你要面对取舍,可你并没有取舍的权力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重要的是,我不可能完全按照史料去抄录、去谋划,作为小说家我必须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分析、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设计和自己的追求。就是说,是我的身份决定了我这么做。有些读者常常误认为我写的小说大都是真事。这其实是对我的变相表扬。因为我写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五是假的。因为在我的认知世界里,我认为,艺术真实要比生活真实还要真实。如果你写出的东西,让人看出是在虚构,是在想象,基本上就失败了,或者比较稚嫩,还是不得要领。你得让读者感到,你所讲过的,是确凿无疑的,是一件绝对的真事才行。

    这是我个人的唯一标准,并逐步地形成我的创作特点。

    当然,这篇小说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我必须尊重这个众人皆知的民族英雄的真实历史,真实的个人经历和真实的事件,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新的真实,将历史的真实、人的真实作为素材,和艺术的真实融为一体,达到真实可信的阅读目的。我写的那篇展示老哈尔滨国际间谍范斯白的《追忆1936》的中篇小说也是如此。唯有资深的史学家知道,那里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虚构的。但是,若是让读者看出是虚构的、想象的,那就太拙劣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生活是不够的,资料是不够的,一切都是严重残缺的,我们要达到完整与真实的目的,要将一切变得那样的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就得靠自己。这才可以称之为文学创作。

    饥饿中的蜜月

    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在这里集会,用文学研究的特有方式纪念早期哈尔滨的一位女作家,不仅让本地的作家艺术家感慨,也让哈尔滨近一千万市民在感动中自豪。的确,萧红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文化先驱,在人类近百年来的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丰富与陶冶了一座城市的精神生活。

    众所周知,19世纪30年代初,萧红和萧军这一对情侣,曾在老哈尔滨的商市街度过了他们的“蜜月”期。后来,萧红曾写了大量的散文来描述他们那一段窘迫的生活。我称之为“饥饿中的蜜月”,在萧红所有反映“商市街”的散文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萧红和萧军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在《欧罗巴旅馆》中萧红这样写道:

    他——华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

    他问我了:

    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

    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

    嘎嘎,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

    我也说不租,华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

    软枕,床单,就连桌布也扯下去。

    ……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似乎变了颜色。

    在《雪天》中:

    过道一响,我的心就非常跳。那该不会是华郎的脚步?一种穿软底鞋的声音,嚓嚓来近门口。我仿佛是跳起来,我心害怕着:冻的可怜了吧?他没有带回面包来吧!

    开门看时,茶房站在那里:

    包夜饭吗?

    多少钱?

    每份六角,包月十五元。

    ……我一点都不迟疑地摇着头,怕是他把饭送进来,强迫我吃似的,怕他强迫向我要钱似的。

    茶房走出,门又严肃地关起来。一切别的房客的笑声,饭菜的香气,都断绝了。就这样用一道门,我与人间隔离着。

    在《饿》中,萧红写道:

    华郎还没有回来,我应该立刻想到饿。但我完全被青春迷惑了,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虽然现在我也并没老,但总觉得青春是过去了,过去了!

    我冥想了一个长时期,新浪和海水一般,翻了一阵。

    追逐实际吧!青春唯有自私的人才系念她,“只有饥饿,没有青春”。

    在《当铺》中,为了吃饭,两个人不得不典当新做的棉袍:

    “你去当吧!你去当吧。我不去!”

    “好,我去。我就愿意进当铺。进当铺我一点也不怕,理直气壮。”

    ……

    华郎仍躺在床上,和我出来的时候一样,他还不习惯于进当铺,他是在想什么?拿包子给他看,他跳起来了:“我都饿了,等你也不回来。”

    十个包子吃去一大半,他才仔细问:“当多少钱?当铺没欺负你?”

    把当票给他,他瞧着那样少的数目:

    “才一元,太少。”

    虽然说当得的钱少,可是又愿意吃包子,那么结果很满足,他吃包子的嘴看起来比包子还大,一个跟着一个,包子消失尽了。

    在《初冬》中,与弟弟偶然相遇的萧红写道:

    初冬,早晨的红日扑着我的头发,这样的红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手下摇着帽子,肩头耸起又落下来了;心脏也是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离开了市街。

    停在一个荒败的枣树园的前面时,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给了我,这是我们要告别了。

    “我要到学校去上课!”他脱开我的手,向着我相反的方向背转过去,可是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用吗?”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了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

    就这样,背叛家庭,离家出走的萧红,以她细腻的情感,切身的感受,刻骨的经历,清丽且平静地记述了她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蜜月”生活。有人说,萧文的散文风格纤巧、明丽、沉郁。这是她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倔强自尊的个性,纤细敏感的心灵,落寞多愁的情怀,铸就了她独特的文体。的确,萧红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而在她的散文中又往往带有小说的意味,这就形成了她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写作风格。我记不得在一篇什么样的回忆文章中看到,一位在延安的很有名的女作家曾说过,萧红写的小说不像小说。而萧红听说过则回应说,我认为是小说就是小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正是因为萧红有了这样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刻骨的亲身感受,才驱使她在表达上,已无法遵循小说与散文创作的传统模式,进入了自由且自然的情真意切的写作状态之中,才使得她的创作带有很强的私人写作的情彩。但这一切都是率性的,不是刻意而为的,更不是什么作者的创新。作品与作家之个性达到水乳交融,高度统一的状态。如此类似的创作实践,我本人也常常遇到,当你的叙述与表达受到某种固有模式的制约与挑战的时候,是限制与腰斩自己情感与梦想的表达,还是冲破所有的羁跘,自由地、充分地、准确地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部分?追求创作自由的作家必然会采取后一种方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学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如我们所熟知的意识流、黑色幽默,以及小说中的某些散文性的倾向,或散文中的某些小说化倾向,等等,这一切的源泉,都不是刻意和模仿而来的,而是发自作家的切身感受,并非是他们有一种机械的、追求改变的突破或创新的冲动。我曾经在荷兰等大巴车的时候,闲着无事,走进旁边的一个美术馆,这是一家很小的美术馆,里面展出的是一个画家画的、我们称之为现代派的画,这些奇奇怪怪的图形和色彩让我感到震撼,深受感动。其实我并不欣赏我曾经看到过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派画作。但我眼前的这些现代派画作,却是画家内心的真情流露。让人动容。所以,所有的文学艺术之流派,不管它们怎样的奇特,怎样的匪夷所思,或者不那么中规中矩,墨守成规,它们的根,都是来源于个体的特殊感受,而那些模仿的此类仅仅是模仿而已,是赝品。

    记得席勒有一篇小说,名字我忘掉了,是写小镇上的一个画匠,让他来画圣母像,结果他完成以后,小镇上的人们并不满意,认为圣母的眼神里鬼气森森的,他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到荒岛上去搬石头很长时间。后来回到小镇,关起门来画,当到圣母像揭幕的那一天,小镇里的人来看的时候,都被圣母相那慈祥的目光所感动。实际上,席勒也在阐述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真情。在创作上手段永远是真情的臣民,不会是主宰。

    同时,我也欣喜地注意到,萧红是一个很感性的青年作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不同的装束与发式上得到印证,无论是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青岛、重庆、日本、广州,都有颇当地人的风采,动人地弥漫着一个卓尔不群又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但是,在萧红的文学作品里,却自始自终保持着对家乡,对故乡人的眷恋与深情。所以,呼兰河因萧红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真实化”虚构

    坦率地说,我对当代的中国小说,了解还算是比较全面的。原因很简单,是我的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角色,使我必须面对它们,而且也必须对这些小说(尽我所能看到的作品)做出纯粹是属于个人的,但又是很清醒的估价。

    勿庸讳言,这一点,我比之同样有某些汉学家、评论家,包括出版商,更具优势,也更有发言权。

    如果让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小说做一个——哪怕是简要的评介,这是极其困难的。主要是数量太多,而艺术水准又都差不多。我们说谁是著名作家,或者准著名作家,都不会觉得过分的别扭,或者勉为其难。

    无论如何,泱泱中国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也如此。我很难用几句话,把个中的道理和形成的原因说清楚。所以避开这个问题显然是明智的。尽管这很庸俗。

    我们读小说的——假如它有标准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好看,读的时候津津有味,如同在和活生生的人交谈。至少也引起你的关注,让你开心,或者心潮难平。至于你爱看什么样的叙述方法,那是次等的事。所谓的形式之美,至少说,是短暂的,这是很基础的、一般性的常识。如果把这一简单的标准,人为的复杂化,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当然,小说的神圣之美在于对人类的关注。如果一个平庸小说,让某些人竟读出好来,并生出故弄玄虚的“情感”来,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们从一个作家的作品集中发现有三分之一以上这类的“作品”,就可以不必犹豫地否定他的作家资格。如果在这种判定之前,他们曾有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中国式的幽默。

    毫无疑问,艺术质量平平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也很普遍。但这类作品中的幸运者竟然好多,原因十分简单,或者涉及了一个新的题材,或是采用了一个陌生的叙述方法,或是拙劣地“阐述”某一“哲学观点”。新的内容表述常常被看作是“创新”。陌生的叙述方法,则被看作是“前卫”,并被一些年轻的文学评论者看好,成为一种张扬的借口。

    我看,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是骨子里的,是灵魂的。如果出现了酷似西方哲学观点的作品,仅仅是一种话剧演员式的表演。当事者表演得愈深入愈不能自拔,看上去就愈让人同情与惶惑。

    我和一些朋友曾经对极为普通的作家产生过疑问。并且,找到他们全部的作品,老老实实,端端正正,并以负责地“精神”去读,发现作品的质量很普通,并无多少精采之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只能说中国的欣赏喜欢“大帮哄”,或者人云亦云,因此,产生了一些伪作家。不幸的是,这些伪作家自己也糊涂了,到处讲一些很离谱的、古怪的,或者玄之又玄、乃至不可一世的话。其作品的质量愈发地每况愈下,但仍然能支撑住门面,享受着名作家的种种优厚待遇。这是中国文坛的一种颇有生命力的现象。

    然而,中国文坛并非因此而否定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家及作品的存在。这里我不一一地列出姓氏名谁,这是一种生存技巧。中国人是很在意这种技巧,它的确能给自己的安静生活带来某种方便。

    优秀的作家,并不意味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是优秀的。这当然是个常识。如果,一旦发现他们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被誉之为“优秀”的时候,就很可悲,并逐渐地引起了明智者的普遍怀疑。在怀疑气氛中苟活的作家,是卡通式的作家。

    我曾在一篇谈编辑的文章中说过,作为编辑,同一般的读者不同。当编辑的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是作家自已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而作家们的这种主张,一个人一个样(这种主张,或是他的哲学观点,或是他的艺术追求,或是他的某种优劣)。

    因此“好作品”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一千个,或者一万个。不仅如此,作家们的主张大都有很强的排他性。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创作是正确的,优秀的。这几乎成了一个作家的权力与自尊了。假如谁冒犯了这种权力与自尊,将受到他们的蔑视与诅咒。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作家在讲“道理”(还不能称之为理论)时,常常是头头是道。而他们的作品,则与其“道理”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一般地说,小说的优劣,尤其是优秀的小说,是不需要“旁白”与“注解”的。如果靠加上旁白与注解才能“证明”其优秀的时候,这已经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了。

    另外,我常想,一个作家怎样的创作态度和有怎样的艺术追求,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换而言之,这里面终究是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关键是,这部作品是否能感动更多的人。俗也好,雅也好,让读者有美的享受,心灵并能受到震撼,这大抵就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了。

    我对国外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偏好。比如贝娄、比如辛格、比如马尔克斯、比如川端康成,等等。这些同仁之所以引起我的欣赏。主要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咄咄逼人的才华和平易如风的叙述能力。这一点,许多中国作家无法做到。有这样能力的自然也有几位,尤其是中老年作家。我仅举一个例子,比如叶兆言,他就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有巨大潜力,同时在艺术上,思想上,无不闪烁着迷人的智慧之光。

    毫无疑问,在中国优秀的作家是很多的。但我总能从他们当中找出自己情有独钟的那些作家和他们所有作品中我喜欢的作品。

    一个作家的优劣,我只是看他卓绝的艺术灵性,和悲天悯人又十分苛刻的人生态度。

    最后,恐怕多多少少说一下自己的创作,成熟观点并不多。先说一点,我认为小说的另一点成功,除了志怪小说之外,它应当给读者一种完全真实的感觉,没有人感觉你在虚构。假如作家在一味张扬自己的虚构能力,实际上是没有将作品“真实化”能力的一种表现。将小说“真实化”是一种基础能力。这种基础能力,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优秀作家及作品都具备,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虚构过程。

    我的小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像《良娼》、像《年关六赋》(甚至也包括“历史”小说《与魂北行》和《赵一曼女士》。其中不难看过,我在小说中援引了历史资料,都是在为小说的“真实”做努力。我在这里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小说,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甚至百分之百都是虚构的。

    有趣儿的是,看出这一点的人不多,并劝我在今后的作品中,尽可能运用虚构的手段。

    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拿起笔来,就冲动地、不能自拔地进入一种“真实化”虚构状态。

    放松

    聊聊放松。

    也是入秋的时候——大凡人秋,人总会生出许多感慨。

    倘若有一片黄叶从你的头上悠然落下,一缕湛凉的秋风如蛇般地在你的前途上迅疾地席地而过,你就会更加感慨不已了,对生命啊,对爱情啊,对仕途啊,对人生啊,感慨起来真是无涯且无尽。

    这大抵是中国人魂灵中的别一种国粹。

    我当时正在江北“开会”。

    中国人的生活,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在开会(只要你一踏入社会,会议就像影子一样与你终生相随)。会议一多,又果然地端庄严肃,人就会无端地紧张起来。一时间,似乎有好多事情都需要反省一下,自责一下,间或地鞭挞一下自己的灵魂。

    这时候,人就需要放松了。

    宾馆的对过,是一家游泳馆,因临江而萧条,俨然一位落魄的绅士。它既在片片黄叶的摇曳下,也在阵阵的秋风里,很落寞。它的背后是一条冷亮的尚有点点舟楫的大江。这就更加的让人同情。

    我便独自一人去了那里。

    空旷的游泳馆里,极端地阴凉。必须经过的七扭八拐的走廊两壁,墙皮已经剥落了,并散发着一股细菌般的霉气。

    诺大的游泳池,只有我一个人,这太好了。因为我并不会游泳。倘若有几位泳客在一旁观看我如此年岁竟然不会游泳,我想我的自尊心是一定会如同刀尖点刺般地紧张起来的。便是逃走,也是在那样的目光下的逃走,定会愈发地难受。

    这时候,过来一位游泳教练,人很年轻。从他过于敬业的神态上,看得出他真的年轻。

    他说,先生,我可以免费教你。

    我心里在想,如果我不来,你便是想免费,可教谁去呢?

    我开始按照他的话去学。他先是让我抱成一团,沉到水底去,就像婴儿在母亲腹内的样子。

    他说,然后,你就会自动从水中漂起来。你敢做么?

    到了我这样的岁数,除非强词夺理,已经没资格说“不敢”的话了。

    我说,行。

    他告诉我要连续做10次。我依样去做了。只是浮不起来。他又在水面上喊,放松。我这才知道水也是可以被声音穿透的。我便开始放松,略一放松,团如婴儿般的身体便仄仄歪歪地在水中浮了起来,这使我想起来前苏联的一位女医生在水中分娩的情景。水中分娩可以让孕妇放松,减少“痛苦”到无。

    然后,教练又让我在水中照旧保持屈身的样子,但抱住双膝的手臂要伸出去,并与水平面保持一致。然而,我一伸出手臂,身体又在水中乱歪起来。

    他又在水上喊“放松”。

    放松后,身体便平衡了。

    接着是伸直腿,让浮起来的身体在水面上成了一线,如同鱼儿从母腹中生出来一样。

    年轻的教练仍在水面上喊,放松,放松。

    临教练结束的时候,他说,明天我再教你换气。记住,一定要放松。

    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冻成了紫白色,如同冷藏中的尸体。有资料说,游泳是其他运动量的15倍,而且是最卓绝的、醒脑的妙法之一。

    果然,一下子清爽起来的脑子,使我想到了世界级的指挥大帅梅纽因。他在哈特教学的时候,一再地强调,拉小提琴的时候,身体的各个部分一定要放松,上身或者脚要随着乐曲自由地转动。于是,那个被教练的,有一点缅腆的学生的手臂放松下来,很快,琴中流淌出来的音乐也随之进入了正轨,开始轻盈而流畅地渲释人类美好的生活了。

    我还想起了20年前,那时,我是汽车教练。我记得教练学员的第一课,就是告诉学员坐在驾驶室里,一定要放松,一定要把自己坐得舒舒服服的。

    我告诉他们说,开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就像一个人悠闲地逛花园,他既不会撞到树上,也不会掉到人工湖里。如果一紧张,一切就乱了。

    还记得前不久,一位朋友问我“写作”的方式。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写作技巧之类的那样幼稚可笑的问题。须知,当一个小说家自以为得计地大讲写作技巧的时候,就已经临近哀嚎的状态了。我跟他说,我的方法是“放松”。待全身心都放松了再开始写。一个愿意写字的人,不仅仅要相信文无定法,而且要崇拜文无定法。这样,你才是一个潇洒的人。

    记得萧红女士在延安的时候,有人指责她的小说不像小说。她说,我认为是小说,就是小说。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想,她写起来,一定非常非常地放松。

    世界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失败,均来自紧张和过度的疲劳。而放松,则是通往成功彼岸的一叶悠然的小舟。

    朋友,你放松了吗?

    变化的力量

    过去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青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意外地发现,其实这句话最是经不住推敲的。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重新认识了许多人,也听到了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一些看法、议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判断等等,凡此种种,都对“青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构成了实际的颠覆。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作者——普通作者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谦虚、谨慎,甚至有点俯面贴耳。但是,几年以后成为名作家了,就是他自己想保持谦虚谨慎、俯面贴耳也做不到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这样人的并不是坏人,也不是庸才。在这儿我想说的是,“本性难移”终究是可疑的。

    再比如,某位先生或女士,过去是普通的机关干部、干事,如果有一点级别,也就是在科级和处级之间徘徊,副科的努力方向是把副科变成正科,副处的努力方向是变成正处。总之大家都在要求进步、争取晋级。副科到正科,到副处之间,变化不明显,可能是这两个级别差别太小,就像大一岁的哥哥和小一岁的弟弟一样。不同的是,突然副处者变成了厅级干部,这样,彼此之间的变化就来了,因为厅级干部至少应当算是省里的高级干部了。这个差距太大了。差距大才是变化的重要基础。就好像一个在桥这边,一个在桥那边,当你过桥到了桥那边的时候,你差不多变了另外一个人了,说话的方式,看人的表情,处理问题的姿态,与在副科和正处的位置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公平地说,这些人之大多数也想保持或者追求过去那种谦虚、谨慎的姿态。但是,斗转星移,在更多的场合他们已经做不到了。尽管他们做的都是好事,做的是为事业之发展努力的事情,是正义的事情,但姿态无论如何已是领导的姿态了。

    再比如,一个口袋里有5万块钱到10万块钱积蓄的人,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劈荆斩棘地拼杀,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赔了许多少次笑脸,鞠了许许多多的躬,受了难以统计的委屈,终于有一天成为了一个有钱人了—那么,什么叫有钱人呢?是一百万以上还是五千万以上,抑或是几个亿以上呢?我们假定五百万以上便算是有钱人吧。那么,和他有5万和10万元积蓄时所持的姿态、表情、判断、言语、价值观、接人待物的方式还会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或许他也想保持5万元时的姿态,但是他保持不了了,他也想保持10万元时的谨慎可也做不到了。那么,你能说他变成一个有钱人之后就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吗?不是的,他仍旧是一个好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但是,他绝对不再是口袋里只有5万元或10万元的那种人了。由于此种变化,他过去的某些朋友、同事、下属,包括亲属对此颇为不屑,甚至颇为反感,觉得他变了,自己隐隐约约有一种被压迫的痛苦与恼火。可他们从没想过,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变成了对方那样的人——或者是一个厅级的干部,或者是一个有钱人,自己就不变了吗?同志哥,肯定也会变的。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他们会在同等水平当中再重新建立一个社交的圈子,从旧圈子中渐渐淡出。

    我曾看到过一个房地产商,我最初见到他的时候,恕我直言,感觉对方就是一个一点出息也没有的人,完全是倚仗他父亲的能力和影响在做房地产,当时他一幢房子也没有卖出去。5年之后,他已经盖了十几栋大楼了,再看到他,他再看到我,都变化了。他买了一台那种超长轿车。我很反感。后来一想,如果我到了他的那个程度,虽然不至于买那种超长轿车,但是也会变化的。

    记得,有一次在朋友们喝酒的时候,酒桌上,一个男人调侃另外一个女人,他说,过去的时候你就是个处长而已,接着,又说了一些她当处长的俗事。这个厅级女干部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待对方说完了,她仅说了一句:那是过去!

    的确,社会在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其中包括角色的变化,个人价值的提升,资产的积累,这是进步的力量,也是进步与发展的积极动力,非常自然。所以,我们只要把过去和现在分开来,与时俱进,一切就心安理得了。经过这样灿烂阳光的调整,我们才能愉快地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工作,面对我们本来有意见,后来又没意见的人和事了,或许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您才会笑眯眯地走在风情万种的城市里,走在充满激情的征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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