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避

    我常常想，触动我创作究竟是些什么呢？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写手恐怕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首先搜查了在脑海中记忆最深的事。我发现这些记忆深刻而终生不忘的事，常常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把这些小事组合起来，那便是我灵魂的一面镜子了。记得有一次去山东开会，在济南市区，我和文联的尚一主席看到了一位老农民吐痰，立刻被卫生监督员发现了，要罚他5元钱。这个农民立刻就慌了，几乎是跪下来，用自己的袖子把吐在地上的痰擦掉。那位监督员看了看我们，终于没说什么走了。我想，这位老农民并不是害怕这位监督员，而是怕罚这5元钱，这5元钱对他而言，想当于一位大款的50万元。这是他的生命钱。他没有为自己跪在地上用袖子擦痰的行为感到羞愧。那一瞬间，他只有唯恐失去5元钱的恐怖。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我如此之多的联想呢，因为我也曾像这位老农那样穷过，我知道饥饿意味着什么。因此我对这位老农充满同情。我也常在我家的门口的早市上看到，为了在第二天早市上占一个地盘儿，竟事先在头天晚上就睡在马路上的菜农。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那个农民就在地上铺个塑料布，身上盖个塑料布，坐在那喝酒。旁边是他的一车豆角。这使我想到一个“苦”的问题。那么，这里是否含着一个苦字呢？这对我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记得我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我被领导和官员定为“不适合写小说的人”，我就每个星期天都到单位去写。一写一天。那么中午需要带午饭。我带的午饭都是家里的剩馒头，甚至要扔的坏馒头和咸菜。这并是说我的生活就如此之艰苦，吃不起正常的饭菜。我的老婆说，你这是装的哪门孙子呢？家里又不是没吃的，你这不是自虐狂么？可我在中午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心中充满着幸福感、自豪感和伟大感。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苦，我觉得我非常欣赏我自己。我认为我在没有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不会吃好的食品。这就是我的个性。何苦之有啊？在1992年秋天，我和一个编辑及几个朋友去嫩江，我们睡在一个农民家里，这家的火炕没有炕席，窗户没有玻璃，用一个草帘子挡着，被子黑得可以刮下一层皮来，就是这种档次的卧室，也睡不下我们几个人，还得有一个人睡在地下，我们戏称他为“挺尸者”。而且这个屋子里充满了跳蚤和臭虫。你说这是苦吗？根本不是什么苦，而是一种欢乐，一种幸福。我在某年的元旦到林区去，睡在山上一家套户的地窨子里。地窨子里只有板铺，而板铺下面由于潮湿和温暖，长满了青草。我腰有陈恙，睡在如此潮湿的地窨子里，第二天竟直不起腰来。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至今也没有苦的感觉。我在编辑部当编辑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个作者，是来给我送礼的。他给我送的是什么呢？一个饮料。他从兜子里掏出来放到我的办公桌上。我发现他有些不好意思。如果我推辞，就是小看他了。我问他这个饮料也得五六块钱吧？我知道这对于一个工厂不开工资的工人作者来说，这五六块钱意味着什么。我就劝他，能不写作尽量不写，写作有什么用呢？你还得先解决吃饭问题。比如到早市上卖点豆角什么的。还有一个从拉林来的农民作者，这位农民作者总是很愉快的样子，我见他提兜带着一大瓶“雪碧”，就笑着说，生活不错呀，还带着“雪碧”呢。这位作者笑着说，不是“雪碧”，是凉白开。这个作者送给我他自费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无论印刷还是排版都糟透了。这本书花掉他一万块钱。而这一万块钱，是他卖房子的钱。他和老婆又租了个房子住。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们中午请他吃饭，在饭桌上，我的主要话题是，卖房子出书是绝对愚蠢的，而且完全不值得。我说，你是一个男人，你自己可以受苦，你自己可以去遭一些罪，但是，你的老婆和孩子又凭什么跟你遭这份罪呢。作为一个男人有男人的责任，你还是先养家糊口而后写作。这个农民作者说，王老师你啥也别说了，我就是爱好写作。我还听说一个农民为了参加《人民文学》函授作者的笔会，竟卖掉了全家惟一的一头耕牛。你说，这些都是苦吗？

    我发现，我以往的作品绝大多数讲述的都是一些平民生活。因为我的着眼点就在这些平民身上。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看到了他们可敬而可爱的人生态度。也可能这些不是主旋律。说到主旋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比如，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位又一位英雄模范人物，比如焦裕禄、向秀丽、邢燕子、雷锋、麦贤德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生命》，这些通讯报导（现在叫报告文学了），曾激励过一代又一代人。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有一大批记者和作家在写一些英雄模范人物，我称他们为主旋律作家，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因为他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哪怕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略逊一筹，我也对他们投赞同票。我也十分理解“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多样化仅仅是可有可无的态度。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用多长时间写，用怎样的语言方式去写，这是作家的权力，也是作家的个性所在。这是个常识性的东西。文艺作品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比如，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哈尔滨人》。这本小册子我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写完了，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时间太短了，但是我这本书，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又将在台湾出版，并在海外发行。同时，被译成英文，连续三期在《今日非洲》上发表。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用了20天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但是它积蓄了近40年生活体验。你有什么权力指责这个作品写作的时间短呢？如果我用40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再用40年时间去写这本书，那世界上最悲哀的人莫过于我了。

    其实，有深刻思想性和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人，不光是作家，各行各业上都有，而且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那些人不能成为作家呢？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能力，或者说没有艺术能力。这就是要想达到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没有艺术，没有文学语言这个载体，你不再称其为是作家，仅仅是一篇通讯而已。因此，作为作家提高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同等重要。

    坦白地说，我本人并不是职业作家，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参加作家职称的评定，这是政工部门通知我的，那么充其量是一个编辑。作为一个编辑，就不可能像专业作家那样有计划地写作，并享受写作行为而提供的种种待遇。我没有，我也不应当有。因此，在报写作计划的时候从没有我。我的家里人，在几年前就劝我不要再写了。他们认为写作是一个无事生非的职业，容易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也容易引起事端和麻烦。我想，我也到了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那么，我可能从现在开始，除了特别要好的朋友的约稿，我一般不再写了。但是，我同样提出了要深入生活这样的要求。因为我认为，不仅作家需要深入生活，编辑也同样深入生活，不然你就不会是一名好编辑。我是本着这样一个认识，并以编辑的身份，提出到下面去体验生活。

    我为什么要提出体验生活呢？因为，我的生活总是在平民当中，总是在这个旋涡里转，这方面的题材如果我有兴趣继续写的话，恐怕一生也写不完。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亲戚、同学、工友太多了。用我大女儿的话说，尽是一些没档次的朋友，没一个当官的，没一个款爷儿。恰恰我要补上我没有的那一课，以便加深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

    尴尬与磊落

    这些年的日子过得有些乱。于是便有一种奢望，想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这大抵是我的人生责任罢。这样的责任自然不必谁来批准。但是，想达到这样简单的一点，却是何等的不容易。白天须天天上班，角色自然不是作家，按流行的规矩也不应当是作家，这要时时刻刻地牢记，自己不过是上级的一个下属，一个差额开支的、经济上处处捉襟见肘的、入不敷出的基层小头目而已。居然还是“法人”，你不想负责也得负责。这样差事，无论如何是推辞不掉的。倘若这个小单位年赢利一百万，不用我推辞，阿成早就被调走了。

    所以天天都去上班。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能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写——写着写着，庸俗的委屈感就浮上来了。放下笔，到凉台上，点一支烟，看万家酣睡的幢幢楼房，觉得自己的样子终究是一点滑稽。

    我在这样的怪圈里一待就是5年。

    尔今，作家几乎是被人们忘却了的角色（只有在写年终总结材料的时候，才会无奈地想起你，报一报吧？都写啥了，这一年，嗯？）你想不报，你想玩个性，你很愤怒——但最后，你还是报了，人家又没做错什么，这是工作。于是你一一地报上。报上之后，就没你什么事了。

    作家写什么自然是作家的事，一般不受通俗文学读者或散文读者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创作初衷。有人说，阿成，你写点像××那样的小说多好。我立刻知道对方是一个通俗作品的读者。但这绝不是什么错误，不必恼丧。继续坚持你自己的追求就是了。

    作家要甘于寂寞。但寂寞不等于沉默，作家一沉默就不再是作家了。当然没人在意你这种事。

    你或许因为担心，因为顾虑，因为自我保护，你把你的真实感受私自留了一部分，不写在文章里——那你还是真正的作家么？将所阅山川人物以及一言一动，隔数十年纤缕不遗，援古证今，苍狼白鹿，浸录成帙。这才是作家的本份。当然，这得讲真话。

    巴金就是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因此我们大家尊敬他。

    感觉

    当代中国文坛的小说，不知出于怎样的想法与动机，浮浪者日渐多了起来。我站在文坛的边缘上看着，每每觉得有些不可理喻。或许是当代中国文坛还没有出现小说大师的缘故罢，因此这种浮浪的情况还将涌动一个时期。这是我的预料。

    我也间或地读过一些小说，洋人的，如贝娄、辛格、萨特、莫泊桑、川端康成、肖洛霍夫，这些人写的那些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作品；国人的，如鲁迅、郁达夫、沈丛文、萧红、孙犁，等等，他们写的那些普通平民都家喻户晓的作品。当然我也读过一些比较前卫的小说和哲学著作。我对后者兴趣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们的灵魂不一样，学养不一样，文化性格不一样，历史不一样，国情不一样，经济状况不一样，总之一句话，人文环境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兴趣便是有也应当是“不特别的大。”有一次，福建的一家对外宣传的电视台来采访我，问我对港台的电视剧怎么看，有怎样的评价。我说，港台电视剧里的痛苦，对我来说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痛苦。港台电视剧里的幸福，对我来说也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认同同是中国人的痛苦观和幸福观呢？原因很简单，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周围的现实决定了我的看法。

    过程

    几年前，我的朋友刘恒先生为了让我脱贫，介绍我和一个女导演到黑龙江的林区去采风，目的是让我写一个六集的有关林业历史的电视剧。导演毕竟是导演，再加上她那种随意性很强的“导演风格”，使得这六集类似拼图游戏似的电视剧，操作起来十分的艰难。她像所有的导演一样，一会儿一个主意，而且这闪念出来的主意还让你必须塞到电视剧里去。这固然是活遭罪的一面，也是有负于朋友恩典的一面。不过也有好的一面。在这一段采访期间，使我接触了大量的林业职工，有些职工是他们林业当局安排的，我几乎每天都像信仿工作人员一样，分别接待这些人，他们向我倾诉林业的辉煌。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演员天分，他们表演的是那样的真实、诚恳，几乎众口一词地都说到了特别感谢领导的话。但是，这种采访对写及格的电视剧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这个剧的主要投资方是林业局，所以，还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话进行三度或四度创作。这就像一斤纯白酒，领导那儿兑点水，群众再兑点水，编剧再兑点水，导演再兑点水，演员再兑点水，制片再兑点水，当然，你不能说这样兑出来的东西完全是水，里面真的有酒，但已经跟白水差不多了。这样一想，我就觉得非常的悲观，并且使我对辉煌着、炒做着的中国电影、电视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另外，这个女导演也学一些著名导演的方式，残酷地对编剧进行“榨”。在她看来，必须把编剧的生活资源全部榨干！然后再把编剧像吸过的酸奶盒一样扔掉。并宣称影视的艺术是导演的艺术。只是这样的影视剧一出来，要么就是毫无激情，卖傻卖憨，装酷扮嫩，没啥个性（中国近年来的角色几乎百分之九十没有个性，有的只是脾气），要么，就简单的如同儿童作文一样，刚扫盲的样子，令人啼笑背非。我听说影视界现在还虎了巴叽地推行这种愚昧的老法子。话也不会说了，就会说“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电视”。那么怎么个好看法呢？不会说了，急了，好看就是好看！这成什么话呢？真是糟透了。

    要知道，一个编剧的最佳时期是在他充满激情的时候，如果激情被榨走了，那什么也不是了，弱智得不行了。我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

    女导演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让我在那儿“构思”（准确地说，是在那儿瞎编，编剧编剧，就得编哪），要我生编一个跨越百年的展示三代林人、林业史的电视剧。可谁能活一百年呢？这中间得换两茬剧中人呢，如果一定要这么干，那么在一二集第一代人就得死掉，三四集第二代人下世，四五集第三代人才登堂入室。这简直是荒唐。后来，我放弃她供应我的三顿糙饭，自己到林区小镇的小酒馆去吃，这样舒服一些，而且还能昕到关于林业情况的真实消息。

    记得那是个元旦，恰好我岳父又在哈尔滨刚刚去世，回又回不去，心情有点闹。贱内那头不好交待呀。于是，又跑到那家小酒馆去喝酒。我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吃，什么也没问，开这家小酒馆的都是由于林业危困然后被下岗的林业工人。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扎堆儿在一块，大谈林业的危机。这让我这个酒囊饭袋的旁听者感慨万千。于是，就有了这篇《小酒馆》的小说。我们常说，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是对的，高于生活就值得注意，看你往哪儿高，是往真了高，还是往假了高。如果往真了高，就高得非常磊落、有出息，如果往假了高，你算什么呢？可怜虫？伪币制造者？伪作家？伪编剧？伪君子？自圆其说的骗子？强词夺理的牛皮匠？说不准。

    将安重根义士送回到他的祖国

    从哈尔滨出发去韩国的清州市之前，乍暖还寒，漫烂的小桃红和紫色的丁香花还含苞未放。浩荡的春风越过万里长城，频频地吹拂着这座充满着异国建筑情调的东北城市。临行之前，哈尔滨开始下雨，在透明的雨水的冲洗之下，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虽说进入了5月，但是，我提着旅行箱穿过漫天的雨帘和料峭的春风时，仍然感到丝丝的寒意。这使我想到韩国义士安重根饱蘸浓墨写下的那句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是啊，在同样的春风、春雨、春寒之下，只有胸怀报国大志的壮士才能抒发出这样的感慨呀。

    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几位领导在一家临街的饺子馆儿为我们饯行，叫做“上的饺子，下马的面”。请出远门的客人吃饺子，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个有趣的风俗。说句心里话，其实，我更愿意以个人的名义出访韩国，遗憾的是，我既没有那样的资格，也没有及格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么说，虽然此行有悖于我作为一名作家的个性，但是，毕竟是去“大韩国人——安重根”的国家访问。难道这不正是我多年的夙愿么？

    透明的春雨一直陪伴着我登上了去韩国的那架被雨水浇得水淋淋的飞机。在登机的那一刻，我兀然感到了一丝的孤独——那陌生的韩国哟，我谁也不认识——只有大韩国人——安重根的在天之灵与我同行。

    安重根义士在临绞刑之前的最后遗言中说：“我死了之后，我希望把我的遗骨埋在哈尔滨公园旁，等我们恢复国家主权后，返葬到祖国……”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害怕一旦义士的遗骸返葬韩国，那里就会成为独立运动的圣地。因此，拒绝了安重根两个弟弟的苦苦哀求，将安重根义士的遗骸胡乱地被埋在监狱的犯人墓地里，让后人至今也无法辨认。

    那么，就由我带着安重根义士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吧。

    安重根义士的魂灵就站在我的身旁。他仍然穿着那件击毙伊藤博文时的黑色西装，戴着那顶运动帽。他的姿态是那样的优雅，气度不凡，他的神态是那样的镇静自若，无比的自信。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敬佩之情。

    ……

    我和安义士神交久矣——

    在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少年时，就知道安重根义士。

    那时候，由于家里贫穷，我经常去哈尔滨火车站的货运处，帮着人家拉手推车挣点小费，以补家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0月份，城里所有树上的叶子都被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霜染上了绚烂的色彩。使得哈尔滨这座城市像油画一样的美丽。一个拉手推车的朝鲜族老工人在货场休息的时候告诉我：“当年，也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安重根的韩国人，就在这个火车站的站台上，击毙了日本枢密院的议长伊藤博文。”

    说着，他站了起来，站直了身子，伸出手臂，做了一个优美的射击动作，说：“叭、叭、叭，冲着伊藤博文连开了三枪。将他打死。”

    我说：“为什么？”

    他问我，“你知道日韩的《乙己保护条约》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中日甲午海战知道吗？”

    我说，“知道。”

    他又说“《马关条约》呢”？

    我说，“当然知道。”

    他说，“这些被日本政府强迫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些条约用一句话说，就是韩国和中国的事情必须由日本人说了算，中国人和朝鲜人是日本的奴隶。而这个叫伊藤博文的家伙，就是这些混蛋条约和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和元凶。他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共同的敌人。所以，安重根义士在这里开枪击毙了他。安重根是个大英雄。”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去了那个站台，当然示范给我看，安重根怎样穿过俄国士兵的队伍，冲过去，在距那个面黄白须的老翁伊藤博文不足十米的地方，面对面的，从容不迫地从右边上衣口袋里掏出勃朗宁手枪，叭、叭、叭，连击三枪，将伊藤博文打倒在地。当这个朝鲜族老工人给我示范这历史的一幕时，上下火车的旅客都在奇怪地看着我们，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那个朝鲜族老工人说，“安重根并不认识伊藤博文，他为了慎重起见，又分别用枪射击了当时的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伊藤博文的秘书官森泰二郎、中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田中清次郎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中付。”

    他说，“伊藤博文并没有彻底咽气，问旁边的随从，是谁开枪杀我。随从说，一个韩国人。伊藤博文非常吃惊。他认为，弱小的韩国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勇气敢杀死他。”

    我说，“后来呢？”

    他说，“安重根确认打死了伊藤博文之后，丢下手枪，高呼三声，大韩万岁、大韩万岁！大韩万岁！”

    ……

    说着，这个朝鲜族老工人学着安重根义士的样子，举起双手，用朝鲜话再一次高呼“大韩万岁！大韩万岁！大韩万岁！”。

    从那以后，特别是到了绚丽多姿的10月，我每次经过哈尔滨火车站时，都会想起那位朝鲜族老工人向我描述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壮烈场面。多少个个绚烂的10月之后，我成为了一名小说家，出差的机会多了起来，经常要从这个火车站上车或者下车，也经常在这个火车站迎送外地的客人。时间有时候就像一个魔术师，它会抹去你心中一些无聊的琐碎的小事，而将那些重要的大事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上，成为你灵魂的组成部分。就是这样，安重根义士击毙伊藤博文的事情不但没有淡忘，反而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愈发地清晰，仿佛这一幕就发生在昨天似的。

    这期间，我阅读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了解到了有关安重根义士的更多内容，特别是，当我读到安重根的母亲对判了死刑的安重根说的那一段话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你是为了韩国人民做了正确之事之后被判刑的，所以，此时此刻，你绝不能卑贱地去求生，应当遵从民族大义，凛然地面对死亡，要表现出大韩国人大丈夫的气节来。这才是你对母亲的孝啊。”安重根义士就是穿上母亲特地为他缝制的白色的民族服装英勇就义的……

    我决计把安重根的事迹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作为一个偏重写哈尔滨这座城市历史的作家，我有责任将安重根的事迹写出来，让中国、韩国、日本，以及世界上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中国有句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小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发表之后，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有好几家文学选刊选载了它，并且还获得了由中国小说学会评出的优秀作品奖，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是啊，我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做了作为一名哈尔滨作家应该做的事。

    ——我认为，我有资格成为安重根的朋友。

    我和安重根，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为我们各自祖国的自主与独立、繁荣与昌盛，为中、韩、日三国的友谊与发展，为全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为世界和平，力尽自己的责任。我为此感到自豪。安重根义士在他就义之前就曾说过：“我到天国后仍会为国家的独立努力……当大韩独立欢呼声传到天国时，我同样的欢呼，高唱大韩万岁！”

    我想，我的小说就是对他伟大胸怀的理解。

    ……

    在我进入机舱，系好安全带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次能够与安重根义士的灵魂同行，一道去韩国，这真是我的荣幸。

    ……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终究降落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仁川机场也在下雨，气候同中国的哈尔滨差不多，真的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同安重根义士的灵魂一同走出机舱，我看到安义士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是啊，回家了，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独立、繁荣的祖国了。大韩国人——安重根回来了——

    穿过海关通道，在我去办理相关的入境手续的时候，那个温文尔雅的韩国海关官员得知我是写《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中国作家时，破例站起来，亲自把我送到海关的出口处。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我的身边站着一位韩国的英雄——安重根。

    在韩国，就像每一个人都知道太极旗一样，知道安重根。

    聊聊经典

    聊聊经典。

    坦率地说，对于文学作品之经典的界定，其实是很个人化的。我曾经说过，每一个阅读者都有自己的权力，就是对于某篇作品的评判权。现在看，这个权力评论家掌握得比较好，运用得也比较充分。此外就是教中文的老师，他们运用得也可以。但是普通的、非专业的读者在这方面运用的就不是那么自觉，甚至忘掉了自己的权力，常常不由自地主跟着人云亦云。说起来，经典文学作品之评判通常是在大众之中产生的，这是经典之花的土壤，如果是无土栽培出来的经典之花，这类经典作品就比较可疑，比较脆弱了。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现在我们回到阅读的源头，闲着没事，随便打开一本杂志看一篇小说，这种行为通常没什么目的，就是阅读，就是没事，就是消遣。但是一读，放不下了，被震撼了、感动了，不能从中自拔了——要说经典小说，这应当算是基本条件之一。

    总的说来，世界文坛还是普通作品多。如果全都是经典小说，那普通的小说就显得犹为可贵了。经典就是对普通而言的。要说经典之产生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未必，不过，我倒是想，可不可以把作者非凡的天才和思索的深邃加在里面？不知这样说对不对。自然这是一家之言了。听说，琐碎之呓语、新小布尔乔亚、香软肥俗，连同顺嘴故事在经典界也有交椅坐了。蹙眉一想，也对，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在文坛上混，不仅仅要慷慨激昂，撒豆成兵，私底下也很泪水的。总之，倘若把小说写到经典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了不起，那就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成功。

    如果，一个人写了100篇小说，其中有10篇成功，在我个人看，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了；如果写了一百篇，有99篇成功，只有1篇失败了，或者有点争议，间或悄悄地、羞羞答答地泊来几句微词，您就是一个有趣儿的作家。如果写1篇成功1篇，您哪是写小说呀，您是在生产神话。有了这样的神人，其他人还跟着瞎忙活啥呀，有他一个人就足够了。当然，这事儿较短时间内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之于经典的产生，说句大白话，首先要有自己诚实的人生感受，并难以忘怀，哪怕它极其的微小，但始终震撼着你和读者的心灵，像第一缕春风下的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种全新的感受。这当然不是什么方法论，但多多少少还是带有一点宿命的味道。我认识几位写小说的人，他们私下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但却毫不怀疑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帮助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现象，超凡而真实。这样看来，写小说似乎又有点玄了，不过，回过头来我们看那些传世之作，像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鲁迅先生的《故乡》、《孔已已》，像那些世界级的小说大师写的短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但只要打开这些作品看您就会被感动，被震撼，打开一千次，感动一千次。那么，是不是具有这样品质的小说就是经典小说呢？相信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最近阅读少，主要是觉得当下的阅读变累了，特别是读那种絮絮叨叨的小说，讲那种很长又很拙劣的玩故事的小说。无力地放下书，我就傻傻地想，哪怕其中有一两句经典之语，一小段儿拨动心弦的细节，或者啥事儿没有也行，但叙述生动，神采飞扬也好哇。是的，文本之中尚有经典之语点缀其中，小说肯定有，但不太好碰，就像不放农药的蔬菜，能没有吗？指定有，哪怕卖贵点儿也行啊，但不容易买到。所以我很茫然，在阅读的途中常有一种迷路感。说到这儿，我想说一句走题的话——我常说走题的话（有的老派同志受不了我这个）：就是能不能把那种不放农药的好小说，集子也好，书也好，定价高一些，按质论价地卖。比如放农药的小说一本卖36块钱，不放农药的好小说可以提高到100块钱一本。我们老百姓买了之后，读了之后，觉得物有所值呀。总之，好的小说和散文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故事和经历，那还远远不够，而是超凡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让买家动容而喟叹。

    回到正题。说起来，我这一生也不敢奢求出经典，不是认为绝不可能，而是没想过。这就像和嫦娥约会，约她到哈尔滨的露西亚酒吧坐坐，白色的餐布上：一盘地道的哈尔滨红肠，一盘纯绿色的、自腌的、加了小茴香的酸黄瓜（两菜是不少点儿？），两杯地道的俄式红茶，我哈下腰跟牛皮的嫦娥说，这个地方，包括后面那个巴洛克建筑风格的黄楼，原来是我读小学的学校哩——这可能吗？我辈唯一之目标，极其的单纯，就是有一部分人喜欢我的小说就可以了。

    简言之，经典之作品，在我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首先要人家能读下去，并饶有兴趣地读完它。

    撸叶子

    就像家家都有门一样，现在家家都有电视了，你不可能像崂山道士那样不走门而进入房间。同样，你也不可能完全躲开电视在家里生活。所以，你总要跟电视发生长时间的、愉悦的、非愉悦的，期待的、非期待的接触。现在的电视内容就像杂货店一样，人间有的它都有（人间没有的它也有）。你不能说这家“杂货店”里没有你需要买，或者需要观赏的东西，你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你也不可能没有闲着的时候。那么，闲着的时候干什么呢？其中一项就是看电视。

    由于我的编辑职业的关系，自然要接触到许多文学杂志和书籍，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下，再看电视剧——开始是糊里糊涂的，后来猛然发现，几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视剧（包括电影），缺少一种独创性和独立性。因为我看到在这些像鱼群一样众多的电视剧中，有许许多多的细节、情节、故事片断、人物经历、事件，分别“来自于”国内外的、古代和现当代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情节、故事片断、人物经历、事件，等等。这让我感到十分的震惊。我原来并不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抄袭？不全是，打小抄，也不是，借鉴，不太像。后来，我参加了一次由电视人召集的剧本策划会，我是通过这个电视人的嘴，才知道这种行为行话叫“撸叶子”；意思就是说，从其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东一下、西一下地撸叶子来填充自己的电影和电视剧。当时，我听了以后忍不住仰天大笑，觉得电视人就是聪明，他们知道“撸叶子”，而且“撸”了你“叶子”让你没法批评。从这以后，我开始注意某些电影电视人的创作方式了，进一步地发现“撸叶子”已经成了这个行当里的风习了。只要搞一个剧，那就要搜集与这个剧相关的所有文学作品，然后，从里面“撸叶子”。

    为什么偏偏从文学作品里“撸叶子”呢？因为在文学作品里“撸叶子”不容易被人发现。假如说，电视和电影彼此相互“撸”起“叶子”来，那就太不像话了，不懂行规了，而且非对骂起来不可。

    由此，我还想到，这么多“撸叶子”的电视剧和电影，居然还能得这样或那样的奖，有的“撸叶子”的电影和电视剧一下子能得七八项奖。如此，是不是建议有关部门设一个“撸叶子奖”，看谁“撸”得高明，赛一赛。

    流行歌曲让我们改变了表情

    在当代中国，不会唱流行歌曲的人几乎就不能算中国人。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极端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还有山寨里的老人们呢，他们就不会唱流行歌曲，难道他们就不算中国人了么？他们当然算，但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

    流行歌曲流入我们国家之后，立刻成为了青年人的最爱。一方面流行歌曲唱起来比较简易，顺着嘴往外淌就行了。另一方面，唱流行歌曲的歌手，服装怪诞，动作夸张离谱，表情欲死不卒，也成为那些被规规矩矩培养出来的青年人模仿的对象。这种服装，这种发型，这种表情，这种古怪的动作，被看作是一种渲泻，一种自由，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激情。如果是激情，也是古怪的激情，人为的激情，绝非发自心底的激情。换句话说，叫“激情秀”。

    流行歌曲的歌词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有内容的，甚至有比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充满诗情画意，是一种艺术智慧，是一种创作。当然曲子也就那么回事了。到了后来，词也像曲一样，变得语焉不详，支离破碎起来，好像是一些不会说话的人说出的话，像一些不会表达的人做出的表达。那怎么办呢？就得靠古怪的发型，声嘶力竭的嚎叫，奇装异服和离谱的动作加以烘托，这样便产生一种效果，你会惊异地发现，听歌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个个如醉似痴，同场高歌，所以，我给流行歌曲下一个定义，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渲泻，无所谓唱了什么。

    那么，没有流行歌曲演唱会的时候，怎么办呢？针对这种情况和需求，各大城市乡镇，于20世纪末就出现了一大批KTV，有了需要渲泻的时候，就到那里渲泻，拿着话筒，学着歌星的样子，屈着腿，扭着腰开始渲泻。而且，歌者所有的表情，都是从流行歌手的表情和动作上克隆下来的。

    所以我说，流行歌曲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表情，也改变了我们的服饰、发型，同时，并改变了我们的渲泻方式。孰好孰坏，只有天知道了。

    贵族化与平民精神

    一直有人对贵族化与平民精神十分关注。这本该是一个端庄的话题，切勿异化成当代的大荒唐！

    那么普通平民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景观呢？我想，大约是能基本上解决温饱，如果喜欢抽烟，一般不会超过三五块一盒的标准。住房面积多数不超过二三十平方米。依靠工资生活，兼或地可以到一个“幌”的小馆搓一顿，潇洒潇洒。一年亦可以购买一件衣物或一双鞋。出门的代步工具，一是自行车，二是乘公共电汽车。若年景好，还可以获得一两次陪客的次要角色，吃一两顿由公款招待客人的宴席。5年或10年之内，由于人类共有的浪漫性格所致，可以自费举家去一次秦皇岛、北戴河，或者北京旅游，从而达到终生可以享用的一份自豪和美好回忆。这些平民们，大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平民朋友。他们经常来往，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以其鲜活、有魅力、有着批判精神的对话，营造出愉快的生活气氛，构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平民作家也大抵如此，不会很多地超过这个基本标准。由于这个基本素质的“限制”，他们写出的作品，无论怎样打扮，怎样装修，都不会摆脱其骨子里的平民素质。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如同宿命般，终生不会逃离平民的范畴。那是他们赖以创作的资源。当然，平民作家自然与普通平民有所差别。他们毕竟可以在一个季度内打一两次出租车，或者利用稿费，在中档的饭馆里招待一下外地的同仁。最重要的一条差别，就是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有更广泛的作品发表权。这恐怕是平民作家唯一的“特权”罢。

    贵族，与贵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没有贵族。贵族的标准是有其严格的限定的。它包含着家族、文化、社会地位、权力、金钱的拥有，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庸俗意义上的贵族化倾向的人物。他们的经济来源，或者是通过诚实的劳动，或者是通过权力的索取，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当然，有贵族化倾向的人并非都是可鄙的人，甚至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人物。这一层，与那些不仅有贵族倾向，而且又从骨子里蔑视平民的角色，有原则上的区别。

    那么贵族化作家，大致上与贵族化的人物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无处不标榜自己的作家身份，追求名利不择手段。他们可以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他们所写的作品与平民化作家所写的作品，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贵族化作家笔下的人物多是当权者，或者有钱人，或者风花雪夜，或者无病呻吟。贵族化作家们的朋友大都是一些款爷儿，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也经常相聚，在一起聊天，他们聊的内容都是腐朽堕落的东西。他们也互相帮助，但是他们的帮助，一般是丑行的相互策应，或者权钱交易。但不管怎么说，贵族化的作家也是作家。自古而今，作家从来分成两大类的。因此，大可不必友邦惊诧。就像社会主义的作家是作家，资本主义的作家也是作家一样。只是各自的人生追求与审美对象不同罢了。

    痛苦的话剧艺术

    这些年看话剧看得少了，先前，在青少年时代还经常到哈尔滨话剧院去看话剧。洋气十足的哈尔滨是一座崇尚话剧的城市，所以，我一直把哈尔滨话剧院当作艺术殿堂。在那里，我曾经观看了乌·白辛先生创作的话剧《赫哲人的婚礼》、《黄继光》，还有别人创作的话剧《以革命的名义》，丛深先生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上中学的时候还看过《马兰花开》和《画中人》（现在好像不给少儿看话剧了吧？那就太遗憾了。其实，人们对话剧的热爱、崇敬，是从他们的少儿时代开始的，到了青年，你再让他爱好什么，除非疯狂的变形艺术，其他都很难了。这也是当代话剧不再拥有那么多理想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印象都极为深刻，每每回忆起来均有一种甜蜜感。

    所以，每当路过哈尔滨话剧院的时候，一种崇敬之心就油然而生。

    近些年来，也可能是话剧的发展步子走得不是那么稳健，也许它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受到许多伤害，也许是我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琐碎，对艺术的追求有所改变，对话剧便渐渐地疏远了。好像中间也看过一点点，实在是差强人意。但是，灵魂深处仍然对话剧的尊敬没有改变过。

    这次杨先生应哈尔滨话剧院之邀，要创作一部反映哈尔滨历史的话剧，以纪念话剧的百年圣诞。但是，这里有一点点麻烦。百般无奈之下，一筹莫展的杨先生——我的好哥哥，极其不情愿地找到了我——因为他和我一样，在艺术创作上从来不与别人合作，就是单打独斗、独行侠、我行我素，出马一条枪，上阵一条龙、自己做自己的主。但这次不行喽，杨先生毕竟在哈尔滨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严格地说，他只能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他几乎用那样矛盾的眼神儿跟我说，兄弟，咱俩合作吧，把你那些写哈尔滨的资料给我，然后我来写。我说，行，但有条件，第一，我不写剧，第二，稿费一人一半。他立刻用纯东北话说，我屈服了，一切按你的意思办，稿费一人一半。

    看来，生活的有趣也发生在他人的痛苦之中。我将一些资料和小说给他发了过去。具体多长时间我记不得了，终于有一天，杨先生把他写好的剧本拿来了。我知道，他并不愿意给我看，但他删除不了这个环节，只能给我看。我把剧本拿了回来，答应第三天回我的意见。但是，当天晚上我就看完了。我开始对剧作家杨先生真的尊敬起来，这家伙不愧是真正的剧作家，把那么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编织得有条不紊，称之为一剧。这真是了不起。但他最了不起的，是他把我所有的资料和小说都用了一部分。这样，这些资料以后都不能再卖给别人了。我仿佛看到了他那张阴险而得意的笑脸。

    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哈尔滨，有些朋友不见得对哈尔滨有多么全面的了解，我愿意借这个版面顺便罗嗦几句，当然不会说得太长，我知道，一长就像话剧一样，观众就不愿意看了，就离席了。有时候，话剧考虑的不是观众的感受，而是某些领导的感受。这也是话剧发展与繁荣受到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吧，我们说说哈尔滨。

    哈尔滨有许多优美的绰号，比如，最早俄国人给起了一个，叫“大坟墓”，大坟墓怎么能成为优美的绰号呢？因为一个俄国女工程师看到当地的土著死了以后，都埋葬在榆树下，并做了一个小小的陵墓，就像我们看到非洲的那些图腾差不多。她惊讶地把这些称作“艺术的陵墓”，而且几乎每棵大榆树下都有这样一个坟墓。当然，这样的故事要引申讲起来得一万字。哈尔滨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榆树之城”，因为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榆树，榆树上到处都是乌鸦的窝，当地的土著把乌鸦看作是他们先祖的灵魂，这一点和印地安人一模一样。接下来，有人把哈尔滨称为“晒网场”，或者/“小渔村”，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还有人把哈尔滨解释为“光荣与梦想”。现在，包括央视在内，许多人都在套用我们“哈尔滨”这句话。其实，这是一句少数民族语言，究竟是通古斯语系当中的哪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专家们正在打呢，互相撕咬呢，我们就不去管它了。但是，只要有人引用“光荣与梦想”，那就是说“哈尔滨”。还有人把哈尔滨解释为“扁洲”，这是蒙语当中的意思。我觉得骑马的蒙古人把哈尔滨解释为“扁洲”，是因为他们有速度，速度常常可以跟地域拉开了望的架式，“扁洲”就是这样诞生的吧？还有人把哈尔滨解释为“黑色的河滩”，这相当动人，有点像后现代的美术作品。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把哈尔滨解释为“天鹅”的意思，这就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接下来的一些绰号比较接近实际，像“丁香之城”，这主要是因为哈尔滨到处都是丁香，特别是5月份的时候，无论你患了怎样的精神疾病，只要走在丁香丛中，灵魂就会有一种升华。还有人把哈尔滨称为“冰城”，这主要是早年的时候，哈尔滨的驿站、饭店，都用冰做一个灯，放在漆黑的土道上，给远行的人指点方向。后来，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店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冰灯，它和今天的冰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目的也不一样，前者是实用，后者是艺术。还有人把哈尔滨说成是“雪城”的，当年哈尔滨的大雪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雪。我想，老一辈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一定能感受大雪披身的那种强悍的情景。随后，还有音乐之城，这主要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些流亡在这座城市里的外国人寻欢作乐的一个缩影。所以，你回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走在城里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从身旁的房间里传来的钢琴声、萨克斯声、大提琴和小提琴之声。是啊，作为一个外乡人走在这座充满旋律的城市里，你能不说这是一座音乐之城吗？当然，许多在城市里干大事的人，他们称这座城市为“间谍之城”，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国的领事馆，飘扬着外国的国旗，在旗帜的掩映下，没有间谍那才是咄咄怪事。有趣的是，这里的情报像商品一样，是可以买卖的，人人都可以是业余的间谍，这是当时城里人的生存手段之一。还有，中东铁路通车以后，哈尔滨作为一个重要的枢纽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铁半城”的哈尔滨诞生了，当然，这之前，关于哈尔滨是否是一座城市的争论还应当继续争论下去。当年的哈尔滨，外国侨民的人数占这座城市人口的一半还要多一点，就是51％，所以，我称哈尔滨是一座“流亡者的城市”。

    在这里，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今后我仍然不会去写话剧——因为它不像写小说，一个人就说了算了，写话剧则不可以，指定还要麻烦那么多人，而这些“那么多人”有些还脾气不是太好，有的修养也不怎么稳定，有的人你根本就不能去反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想想看，做一个在这种人文条件下生存的艺术家，该是多么的痛苦啊。

    让我们为亢奋与不屈的话剧人祝福吧。

    好了，就说到这儿。再一次谢谢杨先生。要知道，好的话剧从来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最鲜活的注脚。

    老歌的魅力

    我喜欢听老歌，这是所有中老年人共同的精神操守。时代不同了，听老歌的方式越来越简练，唱片、光盘、MP3、MP4等等，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老歌从网上下载下来，或者从CD上记录下来，有选择地拷进自己的随身听里，随时在旅行上、家庭中享用。倘若戴上耳机，那完全变成个人的享受了。是啊，在老歌的旋律中，已逝的时代变得弥足珍贵起来，在旋律中，过青的时代会变得如此亲切、甘甜、优美。在与生命同在的优美旋律当中，个人生活的影像被一一地检索出来，与旋律共同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的确，哪怕是这一曲老歌是山间小调、田头小曲，但是在倾听中，变得神圣了。正因为它是你生命的见证，才让你激情澎湃，随之哼唱。此情此景，此时此刻，让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激情，亦有活力了。

    老歌之所以在中老年人当中如此的神圣，重要的是，它是个体生命的见证和恋情般的伴侣。在欣赏老歌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曾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十分的珍惜。老歌让这一代人优美且优雅地回到了与他们青春相伴的那个年代，让魂灵重复过去的时光，品味过去的生活。说起来，在这一精神层面上，任何方式都没有流逝的歌声更加的奏效，更加鲜活，更加能拨动他们的心弦。

    可是，近年来会听到一些翻唱的老歌。翻唱者完全忘掉了它的基本听众是中老年人，无论是配器、演奏还是演唱者，都差强人意，以至于有的演唱者为了标新立异，随意改动歌曲的旋律，出怪调，破坏了经典老歌的神圣和纯洁，让中老年人听了之后十分反感。老歌还要保持老歌的风貌，只能锦上添花，不能画蛇添足。设若推陈出新，只能在新的创作当中，因为新的歌益，包括流行歌曲，也将成为未来老年人生活的伴侣，成为他们的老歌，成为他们生命中最美的甘泉。

    据说，周恩来总理在离开人世之前，就让身边人播放《长征组歌》，一个总理尚且把歌曲看作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财富、个人的朋友、个人的心爱，足见老歌，哪怕是在一个人生活的最后一瞬，也会让逝去的灵魂迸发生命灿烂的光彩。

    在魔术中

    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甚至是一个病人膏肓的怀疑主义者。我每写出或改完一篇小说，诱人的愉快都是十分短暂的。它让我刚刚看到收获，就立刻消失掉了，使我对这篇东西的素质产生了怀疑。我想我可能又失败了，我要立即忘掉这篇小说，振作精神，开始新的创作。

    在我的精神仓库里有许多幽灵在游荡，那真是让人窒息。我俨然是一个信访工作者，一个低下的小书记员，倾听他们或真实或编造的故事。我开始相信，就是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也是不诚实的。

    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好像我是一个被饥饿害苦了的人，总是在不断地积攒食品，换句话说，只有在我的手头存有2篇以上的小说，我才会略有心安，才会松口气。

    我总是在写，我总是在走，一帮幽灵在跟随着我，向我兜售他们的谎言或一种特别的感觉。我发现自己一直缺少一种安全感。我是在同这种类型的人同呼吸，共命运。

    说实话，我是惧怕生活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哪儿是真实，哪儿是虚构。我觉得我一直被这种像影子一样的魔术欺骗个没完没了。

    当然，今天我是这么说，明天编辑老师再让我说同一个话题，那就全变了，变得昂扬，变得亢奋，变得老态龙钟或者喜形于色，谁知道呢？在现实生活中，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角色，只有和那些卑微又牛皮的幽灵纠缠。

    原谅我在这里不谈什么文学主张，因为那仅仅是别一种天真。

    走近千手千面的女神

    多读一点中外的文学书，能获得一种有益的启示。

    当我读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根》、瑞典诗人埃里克·卡尔费尔德的《荒原和爱情》、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饥饿的石头》时，便产生了一种回望我家乡历史的欲望。

    说实话，人的某些欲望是通过阅读引起的

    通过痴迷的阅读，使我获得了一种审美的角度和方法，有了一条新的思索之路可走，使我对于家乡的认识也变得清晰与广阔起来。我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若从20世纪初开始算起，我的家乡黑龙江仍然是少数民族、汉人、包括外来异人的杂居之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剽悍的达斡尔族，有狩猎能手又善于巫术的鄂温克和鄂伦春族，有以渔猎为技的赫哲族，还有“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和宁静的满族。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始终奉行着天人合一的萨满教。当地的人们将大地、阳光、山川、河流视之为万能的神，而且每个人又将虎、狼、豹、蛇、白乌鸦、熊、鹰，等等，奉之为自己的保护神。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大都属于索伦部，他们讲通古斯语，在历史上曾经有属于自己诗一样的语言、文字和辉煌的岁月。我一直为自己诞生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浪漫的想法，那就是，我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名歌手，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纵情放歌。

    阅读可以使你一直沉睡着的生活资源大放异彩

    当我阅读契柯夫的《第六病室》、但丁的《神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一些近乎人类苦难史的作品时，使我对脚下的土地和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斩获：

    ——我可爱的家乡黑龙江，历代被称为“中国最苦寒之地”，有“孤悬绝塞，马死人僵”的说法，千百年来一直被外域之人视为畏途。因此，这块寒冷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便成了历代流放犯人的理想之地。

    ——被流放到这里的苦役犯大多是战俘、罪犯、作奸犯科的士大夫、持不同政见的官员，以及文人骚客。

    由此我还想到，这种大批的往苦寒之地流放犯人的做法无非有两个目的，对其中惩罚目的并无疑问，但是它的另外一个目的，要比惩罚庄重且悲怆得多，那就是利用这些源源不断的、可怜的罪身来开发这块蛮荒的土地。

    清代的黑龙江都督，后来升至封疆大吏的宋小濂，在骑马初赴漠河途中就不胜感慨地说：“谚云：土壮民肥。斯言也，千古不易。然非有人以垦辟之，种植之，则土虽壮亦无以自见。自齐（齐齐哈尔）至墨（墨尔根）路中，揽辔望东南一带，膏壤平原何止千余里。设招徕生聚、通商务，将不数年间，连阡接陌，荒芜尽变为丰腴，实边富国之谋，孰愈于是？惜置为闲田，一任荒草迷天，寒烟锁地，曾无过而问者。噫嘻！地亦何不幸至此哉！”

    宋先生的这一番话，几乎把大批地流放与移民到这个孤悬绝朔之地的神圣目地说得很明白了。

    我是遵循着阅读所获得的暗示，重履黑龙江之路的

    我发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黑龙江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与当地的以及外来的汉人同化了。开始的时候，这些游移不定的少数民族还过不惯定居的生活，就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这些少数民族还把当地人民政府无偿提供给他们的收音机和生活用具卖掉，换酒喝。现在已经安定下来了，你面前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赫哲人、满族人，无论是语言、文化、文字、行为、生活习惯，还是宗教信仰，已经同当地的汉人没什么两样了。少数民族先祖的文化正在萎缩中逐渐地消亡。图腾、语言、渔猎的生存方式、民族的服装、民族的风俗习惯与追求等等，都在成为昨天的故事，成为今天舞台上的文艺节目了。

    当我向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询问这个民族曾有过的某种风俗时，对方的脸上是一派茫然。我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大森林被深度地开发，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所剩无多了，野兽也寥寥无几了。先前的那种荒草迷天、寒烟锁地的景观，已经消失了，文化与风俗也在慢慢地消亡着。

    阅读与创作的实践提供给我的资源与自信是广泛的

    对于21世纪的小说，许多同行和准同行大都持一种矫情的、假悲观态度。

    至少说，这是写小说的人在肆无忌惮地蹂躏小说，无论如何，是一种可怜，是一种市井式的庸俗。其中那些天真的幻想与呓语，像事先穿好丧服的巫师，兴灾乐祸地四处兜售“小说将死亡”的“预言。”

    ——这是一场无聊的闹剧。

    在21世纪，或者在210世纪，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健康地存在的话，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仍然会像20世纪以前的人们一样喜欢小说。

    小说并不是一种过时了、的工具，它从未期待一种新的科研成果来代替它。

    小说是人类精神的构成，它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

    阅读与感受提供给我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我惊异地发现真正优秀且卓绝的小说是没有国界的。

    有相当数量的人一直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观，并为此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写了许许多多的“理论”文章。差异固然有差异，但是把这种“差异”绝对话，就无疑于骗术了。

    前苏联作家舒克申的短篇小说《酒鬼》，讲叙的是一个全家陷入酗酒灾难之中的酒鬼，在火车上“公民”们谴责声中，他不断地、甚至泪流满面地嘟哝着“我痛苦啊，我痛苦……”这让我这个读者间接写作者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并感受到了某种压力。

    我知道我对此无能为力，可小说提供给我一种全新认知方式，使我的灵魂进入了一个非凡的境界。

    的确，及格的小说，从来是忠贞不渝地执行着对人类的关怀。

    记得我在30多岁的时候，读过一篇外国的短篇小说，小说名字是《一杯牛奶》。至今，我仍是对这篇小说所展示的一切记忆犹新，并久久难以忘怀。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叙述一个航海爱好者遇难遇救后一文不名的窘境。在难以控制的饥饿面前，这个一文不名的小说主人公决定铤而走险，去一家饼干店要了一大盘饼干和一大杯牛奶。这个如此老套的故事，通过小说中的老板娘对痛哭的落难者的头发的抚摸变得神圣起来。老板娘“忧郁地望着窗外，说，哭吧，孩子，哭吧……”在阅读这几行文字时我流了泪。我完全能理解老板娘那“忧郁目光”的深长含义与无言的挂牵。

    对此，我想到两点。一点是，小说是如何在我毫不觉察的情况下讲述一个令我感动的、我从不曾去过、也不曾熟悉的异邦故事的。要知道，我对那儿的历史、文化、宗教，包括政治态度，连同风土人情一无所知，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我的阅读和感动。

    另一点是，小说的叙述如同汩汩流淌的山溪一样，自然清澈，在平易且优雅的叙述中，将我的魂灵引到一个陌生且又熟悉的世界里。

    为什么呢？

    因为优秀的小说关注的是人类的心灵。不管作家笔下的人物背负着怎样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不会成为沟通与理解的障碍。

    辛格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沙》，提供给我的不仅仅是发生在异邦的一个老哲学家的黄昏之恋的故事，同时，也将那里的宗教、市井文化、玄奥的哲学，一古脑地、不做任何解释地展示出来。同样，使我们毫不吃力进入他营造的世界里，并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的《皮包》让我像辛格的老朋友一样，跟随拿错了皮包的他，去充分地领略名人突至的尴尬和世态的炎凉。

    ——优秀的小说，在关照人类生存、理解人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总是辛辣地包含着批判现实的积极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的某些短篇小说，常常像撒向新嫁娘头上的花纸屑一样五彩缤纷，让读者不知所云。一方面在叙述上罗里罗嗦，无聊平庸。一方面，小说中刀砍斧剁的痕迹让我们怵目惊心，不忍卒读。

    小说说出天来，终是小说。

    如果把小说压在一大堆杂七杂八、花里呼哨的“理论”与刺耳的叫嚷之下，小说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一个任人肆意奸淫的娼妓了。

    这样的“小说”不走向死亡才是咄咄怪事。

    我在想，21世纪提示给我们的，是冷静地对小说原意的认定与反思。它会让我们从人为的泥沼之中爬出来，洗净灵魂，走向神圣。

    小说是风情万种千面千手的美丽女神

    小说当然有技巧的运用。比如短篇小说《巴拉顿湖畔》。但是，技巧不决定一切。技巧仅仅是作家天分中的别一种叙述方式而已。

    我对短篇小说的写作一直很喜欢，它自由而严谨，高尚而通俗，妙趣无穷，又让人流连忘返。

    但是，我不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也无意把短篇小说据为已有。不过，小说应当写出独家的品格，有一套仅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朋友、读者，包括编辑，能从众多的小说当中一眼看出那是你的小说。

    成熟的小说是无法策应标新立异式的呐喊的。

    这样，千手千面的女神便诞生了。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我是一个健全的人，我仍然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思索者、天真的幻想者，勇敢而怯懦，固执而又没有主意，敏感而迟钝，富于同情心又麻木不堪。幸运又处处不走运，等等，等等。

    这对一个写手来说，或许是一件妙不可言的好事罢。

    前后没人

    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梦境里我同一个大腕儿疲于奔命。在整个不规则的游戏中，本来两个人都十分的疲劳，赖得说话。但大腕儿仍然不失大腕的风度，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塌架”，仍然喋喋不休地批评这儿，批评那儿，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一些他那些叱咤风云的话。他似乎知道我不会当面反驳他——这也是洒家的一份财富。见大腕儿如此，又年年岁岁如此，又时时刻刻如此，心里竟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天地仅此一人”，下联在梦里寻思了半天，为：“四海独有此君”。横批来得迅速：“前后没人儿”。大腕见我表情可疑，就追着问我，究竟对他的评价如何评价，而且必须说真话。我发觉大腕这次是来真的了，不免恐慌，唯恐我说出不恭的话来。我就笑着说，算了算了，你这是何苦呢。你已经是大腕了，你还要那么多真话干什么，那只能引起你的愤怒，搞得你一天胡思乱想。大腕仍然对我不依不饶，非逼着我说真话不可。可见大腕是如此地不通情达理呵。

    我立身于世，已40余年。对青年式的抗争意识，“前卫意识”的迷恋，已一款一款从心里抹去了，只是看普天之下各种人的行状，品咂人生的滋味。至于同行同僚都写了些什么，都编了些什么，大体上是不知道的。一旦知道，能读则读，能看则看，并不作为天下的大事来做。因为读与看，位置早已定了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看客而已。但是，果然有优秀的部分送到眼里，总要慨叹击节一番，并对周围的人说，这篇写得好！也就是了。如果对方是朋友，当然也不会忘记会面时的称赞课程。

    梦境里，大腕的再三逼问之下，我说，要叫我说真话，就是你记住，你已经不可能再面对真话了，这是你本身的素质所决定的。因为对你说真话是很危险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会有人冒此风险。写你的，编你的就是了。都老大不小了，再拘泥于此事就有失风度了。

    请你到远处去旅行

    一个作家写出好作品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生活。这无疑是对的。一位青年曾经问契诃夫，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来。契诃夫说，“请你到远处去旅行。”契诃夫为了写出好的作品，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没有修成的时候，曾坐马车行程几千俄里，冒着生命危险，到库页岛去考查。在那里，他用卡片记录了一万多个囚徒和移民的生存状况，并因此写出了震惊世界的不朽之作《第六病室》。被高尔基称为“必将成为伟大之至的作家”。

    当然，一个作家的成长，也与他周围师友们的激励分不开的。当契诃夫的创作小有了名气的时候，就得到了俄国大名鼎鼎的作家格利果罗维奇从彼德堡发来的鼓励信。他称契诃夫是一个写作的天才。并预言他前途远大！就是在格利果维奇的鼓励下，契诃夫才立志向新的高峰迈进。

    在当代的中国文坛，许多作家朋友都宣称，写作是一种纯个人化的行为。这无疑是对的。我就从不喜欢与任何人合作写东西。我认为两个合作者的创作意见一致，是一种不幸。多年来我一直在竭力地保护自我创作范畴内的绝对自由。这一点，我认为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我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主见的作家，没有个性的作家，以至没有责任感的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好作品来！但是，一个作家的成长，也的确需要热情的支持和诚致的扶植。尤其是在这个作家彷徨、犹豫的时期，这种鼓励与扶植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种鼓励与扶植并非纯粹官方化的，也并非纯粹平民化的。是兼而有之的，但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对文学事业的至爱。这是经验所给予我们的结论。

    在我的写作生涯之中，尤其是在我曾一度打算放弃纯文学的创作、决定写通俗小说和低档武打小说的时候，一些老师和同事都拉了我一把，不希望我这样做。只是他们最终没能改变我的决定。最后还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当代著名作家刘恒先生给了我非常有益的教益，当他看到我写的两篇小说《年关六赋》和《良娼》（这是我打算验证一下自己最后是否从事纯文学写作的两篇小说）后认为，我应当走下去，并干到极致。在信中他称我是“东北第一杀手”。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有些时候，鼓励一个成长中的作家，哪怕言过其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之后，刘恒还给我写过几封类似的信，如果将来有机会不妨发表一下。总之，从那以后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念，对自己、对同行的判断，开始变得冷静与理智起来，并写出一些受到好评的作品。冬去春来，几年过去，写到如今的这个份儿上，也算是有了一种修行了。现在，有人评价我的小说以及我本人的素质，已不再会对我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了。你说我好，就好；你说我不好就不好；你说我是大作家或小作家，都不会对我产生起到任何副作用。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我的责任。当然也没有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将努力的方向，我还应当做些什么。尽管如此，每当我到北京去的时候，我总是忘不了到刘恒那里询问一下他对我作品的看法。我始终都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一个作家，之所以称其为作家，就永远不要说谁曾怎样了自己。这是大可不必的。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要热爱自己的写作事业，并珍视它，要有一颗纯净的灵魂，一种做人的质量，一种与人为善的品格和一种社会责任感。其他的是是非非，雾里看花也罢，云山雾罩也罢，乐不可支与悲悲切切也罢，如若骨子里是俗的，还是不染指为之雅。不然，就不见发达了。

    我还是向朋友推荐契诃夫说的那句话：“请你到远处去旅行。”它是衡量你是否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的标准之一。

    贫民小说制造者

    冯先生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责成我写一篇忏悔文章，是关于小说方面的。为此，我很尴尬。他说他将尽可能地让这篇忏悔文章发表在与他联手的由王先生主持的《湖南文学》上。我说谢谢，只是心里没底……

    我听说《湖南文学》有一些新动作。但我的确没想到冯先生会加入进去。我想这很可能跟他的单身汉身份有关。人闲得厉害的时候，任何活动都可能引起他的冲动。

    对于忏悔，我并不十分陌生。小的时候，我家的那幢俄罗斯浪漫主义建筑风格的小二楼（铁花栅栏的凉台），正对着教堂。它离我家只有一条大驳轮那么远。我常到那个诺大的、富丽堂煌的教堂里去玩（教堂的后面是蓝色的大江。从教堂的后窗和钟楼上都可以看到它），应当说，我从小就熟悉一批又一批走进忏悔室的那些忏悔者憔悴的表情。但是，教堂的忏悔是在神秘的忏悔室里，而我的忏悔只能用文章，然后把它呈现给冯敏神父、王静怡嬷嬷以及那些对忏悔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朋友。

    我相信这是一件有意义或者至少是一件有趣儿的事。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我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那是9月10号左右（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可能是我不认为自己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的日子），但不管怎么说，从那个日子开始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之前，我是个司机，而且是一个技术水平可以当教练的司机。我不仅入神气，工资也相当可观，而且经常在黑龙江四处跑，工作是愉快的，景色是美丽的，伙食也很不错，还可以从农村捎回一些鸡蛋、大米、豆油之类的东西。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要改变这种很好、很有动感的生活。但是，从1979年9月的那个日子以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到今天，差不多20年过去了。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写小说（不管我的工作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相信自己还是写了一些不错的或者很可以的小说（自然也有一些不上档次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在文学界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对我评价如何。恍恍惚惚，我知道不少的读者喜欢读我的小说，尤其是那些生活不太顺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用电话或者书信的方式很严肃地同我讨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命运。我有点害羞。因为我写的毕竟是小说。

    冯神父和王嬷嬷，近些年来我一直笑眯眯地面对着充满孩子气、自尊心过强、倔强兼有点色情欲望和政工色彩的文学界，坦率地说，我对当代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和作品水平，并不是篇篇都评价很高，个个都评价不错。我们还有没给小说安排一个很好的、很宽容的、很自由的叙述环境。也许这种话说起来令人费解。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小说家对人本身的关怀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刻骨的水平，或者很朴实的水平，还不能很正派地从生命的意义上阐示生活，理解生活，展示生活。冯神父和王嬷嬷，我还是认为小说中就事论事的比较多，自渎的比较多，伪小说也比较多。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环境里，所以，我们应当怀着一份好心情去适应它，去理解它，并为它的愉悦和乐不可支说一点违心的奉承的话。我偶尔也是这样做的。

    冯神父和王嬷嬷，在写小说方面我可能跟许多同行有点不同。我没什么大的志向，我不——大超前，大前卫，大学问，大胆子，大不再乎，这些都与我无缘。我想这大抵跟我的出身有关。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母亲曾经是一个小学教师。尽管她的个性像她的小儿子一样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自负（并且有一定的表现能力），但是她的男人极迅速让她连续地生了六个孩子。这等于在人生的拳台上被对方用组合拳击倒了。我的母亲只好辞掉了教员的工作，当了一名家庭主妇，满怀幽怨又死心踏地的抚养我们这一群眼神里充满着饥饿、贪婪、不诚实和恶作剧的小崽子们。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在解放前的那一段青年时代活得似乎还不错。他毕业于哈尔滨的国民高等学校，然后在黑龙江边境的一个叫“绥棱”的县当了一名小职员。他的日语相当不错。在六七十年代他经常跟我们讲他当年和那些日本职员在一起喝酒、唱日本歌曲的事。他还穿和服照过像（后来由于害怕烧掉了），他甚至还和日本的一位小姐有过一段很好的感情（只是穿上和服的父亲个子太高，看上去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赝品）。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的父亲的胆子很小，尤其是解放之后，胆子就更小了。好在他在建筑方面的卓越技能使他获得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并因此一直升到处级干部）。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积极要求入党。除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外，我想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后半生活在被人不信任的日子里。父亲对工作十分认真，也十分刻苦，他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甚至都无法把这些成绩腾挪给他人，或者被同事们抵毁掉。只是，机关的党组织基本上不信任这个伪职员出身的干部。父亲像一只羞怯自卑的孤雁，远离着雁群，徘徊着。他见了党员们总是很羞涩、不自然，心虚地掐肩媚笑，这就更加引起了那些党员同志的反感和警惕。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的父亲回到家里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训老婆、打孩子、唱京剧、喝烧酒。这个家庭，这一群驯服的儿女和妻子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安慰，得到了满足。但是只要他一夹着公文包走出家门就立刻又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公务员。冯神父和王嬷嬷，现在我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半身不遂了，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从不带任何补品，同他聊一会儿后，便从内衣口袋里取出几张崭新的“五老头”递给他，一切就齐了。父亲很喜欢“五老头”，在这一点上他很具当代性。或者在大半辈子的不被人信任的生活中，老人家把龌龊的人生勘透了。

    冯神父和王嬷嬷，想想看，由两个失败者抚养、教育、拳击出来的小儿子，或者叫作家，能有多大的出息呢？这样的孩子有可能把小说作为一种雅的游戏来对待吗？我希望那些写雅小说的作家们能够从我卑微的出身理解我，不要瞧不起我。谢谢。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只能规规矩矩地写小说，像慈祥的母亲一样抚摸处处是伤痛又处处是欢乐的生活之子，相互倾吐，互为慰藉。仅此而已。为此，我在写作上一直心静如水，我自己曾嘟哝过多次，我不希望把倾吐人类的心声小说改成廉价的化妆品，那是一种浪费，也是很下贱的。

    冯神父和王嬷嬷，或许命该如此，我一直深深地同情与理解我周围与我熟悉的那些小人物。在我的笔下几乎全是这类的角色，写这类人我差不多写了20年了。小人物的生活说穿了，是一种被制约着的生活，尴尬的生活，胆怯的生活，不尽人意的生活，但同时又是幸福的，欢乐的，不知愁的，得过且过的生活。无论前者也好，后者也好，在小人物那里居然都过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血有泪。作为一个写手，我不想离开他们，进入绅士的上流社会。这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我也和这些小人物一样，都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欲念，比如当一个官，做一个绅士，成为一个财主，但是，这些仅仅是小人物的梦想而已，而绝大多数小人物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把这种梦变成现实的。好在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当中还不断地发生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像恋爱，婚姻，发点小财，突然在电视上露一下脸，中了一次彩票，以及野餐，钓鱼之类的妙不可言的趣事。当然，我们无论怎么愉快也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但是我作为一个贫民小说家，必须安慰他们，理解他们，没必要在他们当中继续制造痛苦，叫他们灰心丧气。

    冯神父和王嬷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活得还可以，而且我们应当把自己的生活活得更坦然一些。这样，再面对各种卑鄙就能无动于衷了。比如，《湖南文学》的主持人王先生在湘西旅行的途中，就指责我们东北的男人（当然是指小人物的男人）是泡桐树。开始我还以为是表扬我们呢，后来经她苦口婆心地一再解释才知道她在挖苦我们东北的男人。她说，东北的男人表面上很高大，但肚子里空空的，是泡桐树。为此，一到吃饭的时候，她就取笑我说，是不是上点馒头、包子、面条、烙饼？我就愉快地笑。南方人的确比我们东北人聪明，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写东北人的小说，让南方人感到东北并不是一个让南方人完全失望的地域。

    在哈尔滨文联新头儿上任的时候，新头儿们在江北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恳谈会。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夸了新头儿，伸了大姆指。同时也有个别人有技巧地表示了对前任的某些失望。我被点名发言时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今天是A主席、B主席，明天就是改成了C主席、D主席，我仍然这么干。文联的环境好了，我这么干，文联的环境不好，恶劣了，我仍这么干。你说我写的好，我这么写，你说我写的不好，我也这么干。领导支持我，我这么干，领导不支持我，我也这么干。领导治我——可领导治我干啥？一个可怜的小人物，写小说挣俩钱儿养家糊口，这本身就挺让人心酸的，不会治我的。我认为写小说是高度个人化的行为。怎么写是个次等的事，写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冯神父和王嬷嬷，应当忏悔的事很多很多，不少是隐私方面的。忏悔无论如何也是有弹性的、有水分的话题。我真的不可能把内心的一切全都忏悔出来，哪怕是对待上帝也如此。隐私有的是丑的，有的是美的。就让它暂时封存在灵魂里吧。相信有一天，这封存的一切，会变成一个个别样的小说，艺术地展示出来，让沉迷于倾听忏悔的读者们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谢谢，冯神父和王嬷嬷。你们只给了我一至两千字忏悔的权力。我想我已经写多了（其实，我一直在控制着），对不起。

    阿门。

    散文：灵魂的写照

    散文，是最难界定的一种文体，它不像小说、杂文、纪实文学，都非常好界定，也比较好下定义，唯独散文不好下定义。骨子里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且这样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恰恰又与人的丰富性、多样性相一致。因此，要想给散文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或者规范它的某种特质很困难。

    首先，认为散文是不能虚构的。其实，散文想完全躲开虚构是不可能的，而且它的虚构要比那种技术性的虚构要高明得多，因为散文的虚构恰恰是情感的真实，而不在乎描景状物和生命历程的客观性，主观，是它的根本立场。换句话说，散文是一种多彩的、变幻莫测的精神活动，其中有丰富的幻想成份。我记不得在哪篇文章中看到，余华先生说“散文也是虚构的”。他说的对。所以我们才说“散文创作”。既是创作，完全的客观性和直接的真实性总是可疑的。

    散文在我看来，优美是它的基本品质之一，这并不是说小说并不优美，但散文的优美有一种诗意的优美、幼稚的优美，它比小说更纯粹，更富有梦幻感，更加理想化，更具审美性，它把个人想象的一切都看作客观真实，哪怕这种真实转瞬即逝，它也会牢牢的抓住它表现出来。这并不在乎作者是谁，农民还是工人、白领还是干部，也不在于它的文字有多严肃、多牛、多谦卑、多“真实”，只要它进入散文，它就进入了纯真年代，至纯境界。感觉有点像进教堂，容不得污秽和杂念，既便你是个坏人，但在散文面前你还要变得纯粹一些、纯真一些、纯洁一些，不然，你就不要走进散文的殿堂了。

    如果说，小说是时代的注脚的话，那么散文就是灵魂的写照。可以说，散文是对生命形态的一种至美至善的憧憬与表达。如果说，普普通通的农村生活，种地、翻地、刮风下雨、太阳出来了、月亮升起来了，也就是这样。可是，在散文家的眼里一切都变化了，农村变成了仙境，月亮可以流水，花儿可以歌唱，或者有人说这是农村式的小资。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这种“农村小资”作品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知音，一块儿享受与憧憬那种有滋有味的虚拟生活。重要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又近在咫尺。

    散文的主观，是不由自主地对外界事物的选择与遮蔽，以更饱满地完成它的精神与审美需求。这也是它的个性。

    奢望

    既为黑龙江人，也为哈尔滨人，总想听听富于地方情致的民歌。似乎外地人到黑龙江来，也会是如此。举个例子，比如我去西安，就想听听秦腔，到上海，就想听听昆曲，到陕北，自然想听听信天游，到四川，就想听听川江号子，到银川，就想听听“花儿”。情境人文，风土民俗，连同别样旋律，一览无遗，尽兴且尽情，击节赏之，真是人生的莫大享受。倘若我到新疆去，听的是《小草》，到内蒙去，也是《小草》，到西藏去还是《小草》，回到黑龙江仍然是《小草》。这有点闹心了，似乎是整个民族的智慧全部消失殆尽了一般。

    遥想当年，幅员辽阔的黑龙江，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来是好歌好舞不断的，像土色土香的《新货郎》，如诉如怨的《乌苏里江》，像辽远而舒尽情怀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像悠扬优美的《乌苏里船歌》，像幽默且厚道的《串门》、《饲养员》，像富有动感且充满自豪与激情的“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的歌唱，以及包括后来的那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塞北的雪》和《太阳岛上》，连同异彩纷呈的、人情味、地方味十足的“二人转”等等，这些天籁之音般的歌唱，把一个在艰苦奋斗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打扮得是那样的多姿多彩，欢欢乐乐，生机勃勃。

    现在的歌曲，应当说不少，特别是流行歌曲，说它们浩如瀚海也不为过。好不好听呢？有些词儿，玩得还真挺鲜嫩，感觉还行，有些曲儿，欲死不卒的，唱起来，也有泪下的感觉。只是一多，加上彼此的意思又差不多，旋律也差不多一样，兼之流行歌手的唱法，多为剖肝挖心状，或梦游失魂状（他们的嗓子又十分的一般），并以“痛苦”为其主打。听长了，就混了，串门了。而且，您感觉不到这是哪地方的歌，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的？不知道，反正让人感觉到那个不知所云的地方，赋闲的人、失恋的人、在街上散逛的人、在各地流浪的人多。一唱，准的，脸像老陈醋浇的似的，痛苦万分，煞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不少人嗓子都哑了）。我不是说流行歌曲不好，好的流行歌曲也不错。一是，有嗓子的人就能唱，人人都可以有一种伪歌手感。当然是别一种愉快与满足了。再说有的词儿写的也真是不错呀。似诗非诗，似乎尽得风流。但是，这一类歌子只能是歌海中的一种。一觉醒来，全是这个，那就是灾难了。而且也都混了。想想看，大凡富有地方情彩的民歌却是不容易混的。《乌苏里船歌》和《新货郎》能混吗？但它们又都是黑龙江的地方歌曲，而且也并不无原由地痛苦。便是痛苦的，如《松花江上》也是惊天地，泣鬼神，撕心裂肺，迸发出还我故乡山水的呐喊。是真情，而不是撒娇与委屈。这样的歌唱流泪了，值。这与那些苦着一张脸唱流行歌曲的人完全不同。比如他们唱的内容是失恋，其实并不不知道是谁失恋了，原唱的不知道，复唱的不知道，听的听众也不知道。咱跟着白痴似地淌眼泪，是不是有点傻丫头傻小子的意思呢？

    我常常感到一种迷惘，是不是用古怪的歌儿把自己痛苦起来，也是一种享受昵？大抵是的罢，不然怎么都是那种醋浇似的表情呢？

    我常常陷入一种奢望般的幻想之中，真是希望我们的地方的艺人，下点气力，谱写点地方歌曲，一经唱出，即传遍大江南北，引得合唱者，对龙江向往之，衷情之，更主要的，能给我们的生活添一缕春色、自豪、快乐和幸福。

    另外，有些极嫩的流行歌曲，年青人唱，也就是了，年轻嘛。年轻是年轻人的通行证嘛。让人不解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跟着失恋般地唱，观与听，都觉得怪可怜的。老同志，不至于如此罢——

    随感而发

    写点东西，算是一份嗜好，如同有人喜欢吸烟，有人喜欢养花一样。应当说，写东西，属于一个人的特殊癖好，没有逼你干。过去，写东西，人年轻，心盛，天下一律不服。在小小的三尺吊铺上，写起东西，可以通宵达旦，形象张狂而又可爱。书也看得猛且杂，像饿死鬼托生的，人走在路上，也常常是走在书本里。痴迷得让人惋惜——金色的青春就这样糟蹋了。而今忽焉长大，孰为惆怅。我至今也不大主张人人都来写东西，除非宁可清贫，宁可遭冷遇，宁可无谓地吃苦，宁可遭人非议，甘愿在空旷无彩的灵魂世界里，为民众，为民族，为繁荣昌盛，酣墨以歌。不然，还是使自己的青春更像个青春、自己的中年更像个中年的样子才好。

    我是不行了，“病人膏肓，”不可救药了。入夜时分，家人全已安睡，我便悄悄地在3平米的厨房里，铺上稿纸写东西。拿起笔来，听耳旁上下水道的轰响，看小窗外彳亍的独行者，品咂醉汉的悲歌，总想批评点什么，总想为贫者而歌，为弱者而鸣，为陋室者而呼，并决意与歌颂富豪者背道而行。然而，又不免笔下踯躅，无奈地讲究点分寸来……

    龙江这样一个大省，庸常之辈，随时可以遍览，然而，真正有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却弥望寥寥。一夕，写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赵一曼女士》，便是想做一个不忘血性的磊落写手，让普天下之人知道龙江有个叫阿成的人，在狭小清冷的厨房里，为志士慷慨悲歌，展示着有情有义的黑龙江人对赵一曼女士的一份挚诚情怀。让他们感到黑龙江、哈尔滨是大有希望的。

    去北京领奖的时候，《文化生活报》社的主笔刘先生，出于对女英雄的敬爱，竟赞助我返程机票，让我享受一次空中行走的滋滋味味，从高空看一看养育了几千万同胞的、英雄的龙江大地。跃利先生说，你还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来！这让我大为震动。

    看来，我还得充满激情地写下去。

    态度

    小说，自古今来就拥有大量的作者和读者的。在我看来，中、短篇小说起码是一种智慧与灵光之作：凌励而幽默，旷达而尖刻。一篇小说其中至少也得有几句话要讲得才气逼人，立意隽永，让看官牢牢地记住那个细节，那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并为此感慨不已，才算你是个作者。那种罗嗦、平淡、空洞的小说尽管也是小说的一种，但那只能是小说发展史上的现实一种。港台的电视连续剧，一弄几十集、上百集，也能让一些闲人看得津津有味，但那只是一种初级的消遣。小说如果落到这种地步，连我也不再尊敬小说了。在小说中，如果有一件有灵魂、有个性、有批判精神的事，而且三五百字可以表现得非常生动，让人受到震撼，或者妙不可言又回味无穷，那何必要用上千字或者几千字去经营它、去泡沫它呢？因此，我非常赞同林斤澜先生关于“用减法写小说”的那种惜墨如金的看法。现在的中、短篇小说很像精简不下来的机构一样，变得越来越奢侈了，水兑得太多了，有点儿过了。用写长篇小说的方式写短小说也可以，但是，至少要写的生动，有批评精神，敢恨敢爱，寓意锐利才行。那种温吞水式的、毫无智慧之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看呢？有人说，中、短小说是微雕。这要看你雕的是什么了，如果雕的仅仅是一只毛发毕见的小耗子，它头上再戴一朵沾着水珠的小红花，这就没什么太大的文学意义了。倘若雕的是《清明上河图》，这才能令人侧目。

    小说的品格大抵就是如此的罢。

    另外，我想说，小说终究是虚构的。但是，必须让人看着像真事儿一样才行。这在我来说几乎是一条残酷的标准。如果让人能从小说中看出你的“想象力”来，那还差不少呢，像地里的生瓜似的，还没熟透呢。换句话说，最成热的想象力读者是觉察不到的，那怕是一部科幻作品。那么，所谓的想象力究竟是什么呢？是分析，是对人和对社会的深入分析。因此，想象力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浪漫，也不小资。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得允许我有我的个人看法。

    是啊，这世界可写的东西太多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是中国，人就海了去了，万头躜动，有了急事你根本冲不过去。就算你把一百个人合成一个人来写，贼典型贼典型的，呀，谁看像谁，那你得写多少啊？写得过来吗？静下心来，用不着咬牙切齿，写多少是多少吧。说穿了，用哪儿写作也不如用心写作。但是，健康是第一位的，生活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一位的，友谊是第一位的，理解一切是第一位的，爱憎分明是第一位的，善待一切是第一位的，爱看所有的体育比赛是第一位的。爱是第一位的。还有，能不开会就不开会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才是那些摆脱不掉的生存手段和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以及不断地在街上、在家里，“喂喂”地接电话。

    掏心窝子说，我这个人没啥出息，不是那种咄咄逼人什么都想要的人，也不是殚精竭虑争第一的人。我很尊崇佛家讲的“求缺”意识。这让人心安哪。非常好。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再说，心不安咋写作呀？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不是士兵，我只是一个作者。总之，我想，我只是读者当中的一个谈得来的朋友而已。我有我的读者群，而且人并不少。

    尽管我这样自以为是地说，但是我仍然坚定地信奉“文无定法”“百花齐放”的游戏规则。昕别人乱讲不仅容易走错路，而且也未见适合你。把四川人调到没有辣椒的地方去生活，那几乎是一种酷刑。总之，怎么舒服就怎么写，既可以像王勃似的老成持重，也可以像泰戈尔那样充满童心。随便你，谁也成不了谁的教练，谁也成不了谁的传人。各弄各的。在创作上，真得有“不自由，勿宁死”的态度才行。否则，一个字：完！

    文人与书

    当文学编辑的时间久了，除了愉快之外，终究还是有一些令人伤感的事。说起来，一晃，我也干了十几年编辑了。在这漫长的十几年里，至今我仍然能清晰地记住一些作者。这些作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才华、有出息的，这些人已经相继地成了名，成了腕儿。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事了。另一类呢，至今还没有出名，仍然是不为人们所知的普通作者。在普通作者当中，我发现了几条共性的东西，一是，他们都很穷，社会地位颇低，工作一般，没有任何优越感。这样的一些朋友成为业余作者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放弃理想，自甘寂寞。只是有时候为了实理他们的理想，不得不做一下以为有用的“公关”。记得有一次，一个作者来看我，趁别人不注意时，迅速从兜里掏出一个“可乐”，放在我的桌子上，满脸不自然地说，你喝吧。说完，立刻就跑了。我当时很感慨。我甚至想，这个“可乐”很可能是这个作者从他孩子的手里夺下来的，用以给编辑做感情投资的。我把这听“可乐”放在办公桌上，让它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我应当为这些作者保持一种愤怒，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水准，对某些人的失望，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些作者当中，有的人写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了，作品也写得相当的多，只是质量相对差一点点，频频遭到出版社的“婉拒”。怎么办呢？毕竟是多年的心血，于是，便想到了自费出书。自费出书，对一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文人来说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对一个穷作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了。在我接触的自费出书的作者当中，有两个人值得一记，一个是农民，他为了出书，把自己家的耕牛卖了。另一个是一个县城的，人看上去很精明，但为了出书，竟然把自己家的房子卖了，弄得老婆孩子跟着他到处流浪。我听说这件匪夷所思的事后，便苦口婆心地跟他讲：首先，我们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作者。第二，我们是一个丈夫。第三，我们是孩子的父亲。这三种角色我们都是负有责任的。至少说，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给自己的家人造成困难。倘若把以上这几项解决了，哪怕是最低水准地解决了，再去考虑所谓的自费出书也不迟。

    事实上，自费出书，在我个人看，绝对不应当出。但是在他们看来，却是绝对应当出，甚至倾家荡产也要出。这是他们人生价值与尊严的证明。看来，我无论如何也要理解这种心情。目前，在诺大一个中国，自费出书的人很多，当然，自费出书者也不一定都是穷人，也有一些暴富的人在自费出书。不过，他们出书纯粹是为了玩票儿，或者给自己树碑立传，甚至那“书”也并非是他们自己写的，而是出钱请人代刀，再署上自己的名字罢了。为满足此之欲望，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专门为人捉刀的“枪手”。当然，花高价请“枪手”出书的，毕竟是绝对的少数。而绝大多数，还是用心智、心血记录生命的人。于是，我终于从中悟出一种安慰来：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事业，恰恰是需要这样一些人来继承和发展。这之于民族而言，是大幸，大荣，大雅，大财富，大骄傲啊。

    我的笔名

    ——兼做给某君的回信

    有些作家的笔名，与他本名完全是不同的，比如鲁迅先生。有些作家的笔名就是他原来的本名，比如郭沫若先生。也有些笔名介乎于本名与笔名之间，比如何其方先生。还有些笔名与本名是偕音，比如林予先生（任以），等等。而现在的笔名更加多姿多彩，比如网上的一些笔名，“北风呼啸”“刀光剑影”等等。

    我的笔名就介乎于与本名之间，叫“阿成”，全名叫“王阿成”。因为从小包括家人在内，都叫我“阿成”，或者“老三”，或者“三哥”。倒不是对我有怎样的亲热，不像那种对领导的旎称，比如王阿成是省长，下属就亲昵称“阿成省长”，把“王”字去掉，表达一种政治上的亲爱与敬仰。而我这个老百姓的孩子，之所以叫“阿成”，只是大家都这么叫方便些，并不是对“阿成”有别样目的，阿成又不是组织部长，反倒是一个让人叹气的淘小子。

    阿成、老三、三哥，一直叫了这么多年，没出现什么误会。尽管如此，我也并未觉得“阿成”这个名字怎样的好听，反觉有些别扭，心想，咱是个东北人，“阿”什么“阿”，曾经想冒险改一下名，把阿字去掉，干脆叫王成得了。但是“王成”这个名字成了电影里的一个英雄的名字，就放弃了。到了30多岁的那年，即1979年，居然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小说《峡谷》，那起个什么笔名好呢？叫“王阿成”？不咋太好，感觉不艺术。那么叫“老三”，又觉得有点像黑社会的头头，听上去有点虎了巴叽的。叫“三哥”？更万万不可，在文坛上叫“三哥”等于是人彻底疯掉了，破罐破摔了。那么就叫“阿成”吧，反正大家就这么一路叫过来的。顺其自然而已。

    可是，自从1979年，“阿成”这个笔名一问世，麻烦出来了，有两个提问，一个是，你是阿城人吗？因为黑龙江有个“阿城”市。我就解释说，不是。对方若是直性子，便会笑着说，他妈的，既然不是，起哪门子“阿成”啊。好在“阿城市”毕竟是个县级市，问问无妨。另一个提问是，“你是南方人吗？”我说不是不是。对方心想，纯粹一个东北佬，起什么妖蛾子，还弄了个南方名。

    5年之后，即1982年，那个写《棋王》的阿城出现了。他的这篇小说一出来，我连看着了两遍，觉得写得好。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阿城”的名字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有趣的是，从那以后，再用原来“阿成”这个笔名投稿，却常遭退稿了，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是，这个阿成没有那个“阿城”写得好。这倒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毕竟我还没“出名”，还默默无闻呢。另一类就尖锐了，意思是这小子居然冒充“阿城”，回信用语颇为严厉。于是，有朋友劝我改个名，甚至有个别领导“令”我改个名，潜在的意思是“不要沾那个阿城的光”。这叫什么光啊？这也叫光么？最让人“愤怒”的，似乎是人家都叫阿城了，你怎么还叫“阿成”。有品质不好之嫌。我也火了，当时毕竟才30多岁，心想，是洒家先叫“阿成”的，那时候，那个“阿城”还没出名呢，当然我也没出名。可我凭什么改名？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的这一陈旧的观点主要是受武打小说的影响）。就是不改。可是，有那个火的“阿城”在前头，再发表小说就比普通的作者困难多了，人家编辑有“参照系”呀，本来可以发表的作品，一看不如那个“阿城”写得好，退了。6年之后，阿成因写了一篇《年关六赋》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才算是给我“平反”了，至少全国的文学期刊社再没有搞错的了。接下来，又写了《良娼》、《空坟》、《小酒馆》以及更多，如《安重根击毙伊滕文》、《鬼子给您戴上一顶纸帽子》，《东北吉普赛》，连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赵一曼女士》等等，又出版了三十多部书，阿成这个名字，客观些说，在文坛上还算是一个“知名”的作家罢。

    然而一“知名”，问题又来了。开始，问题出在个别的评论者当中，把此“阿成”与彼“阿城”的小说捉到一块儿评。不过，这种现象随着阿成的作品愈来愈多，越来越“知名”，就消失掉了。但是，外国的图书馆因翻译之后，呈现的此阿成与彼阿城同音，两个名字连同作品又混在了一起。所以，百年不遇出了趟国，还得从座位上像汉奸似地欠起屁股，先解释一下，此阿成不是彼阿城。

    一晃27年过去了，本以为“阿成”与“阿城”笔名上的误解基本上过去了。可是，近几年，常有别的“阿成”写的社会婚恋、贪污事件，或者其他小文及诗歌之类的稿酬寄到我这里来。不是我写的呀，于是，我再把汇单给人家寄回去。好在那样的文风明眼人一看，知道不是我这个阿成所写，并无甚误解。包括什么工作室，也知道不是我这个阿成所为。但是，近来往很远的地方走了一趟，外界仍然有人搞错，好在此类的误识仅仅是出在几个“半吊子”身上，不必在意就是。

    然而，“阿成”这个笔名用了27年以后，我对自己反倒糊涂起来了，放着坦途不走，为什么偏偏跟自己过不去，坚持用“阿成”这个笔名呢？可是，事已至此，什么都晚了，“阿成”已经被读者接受了。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1991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到2001年的8月，整好是10周年。对我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1991年往前数，到我从事业余写作发表第一篇作品的1979年算起，也有12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已经形成了自己早期的创作风格、语言风格和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在语言上的追求与研究上、创新上，都显得十分沉迷。无论是《年关六赋》，还是《良娼》，以及《天堂雅话》、《活树》、《血日》和《空坟》等等作品中，在语言上刻意诗化与独到的表现手段上都十分明显。的的确确，正是这样，才使得我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上有一种新鲜与别样的感觉。就是在今天，依然有人（尽管他们嘴上不说）在模仿我过去的那种语言表现方式，这是经常翻阅小说的读者与专家有目共睹的。说句玩笑话，这种追求可能暗示着一种成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的模仿。倘若如此，我想说的是，模仿与创造，毕竟是两种心态，两种境界。如果一个写作者有一天能创造出仅仅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贡献。

    记得10年前，作家出版社正在出版一套“文学新星丛书”，这套书主要是结集出版我国文坛上的那些“思想敏锐、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的第一本作品集。今天，这套书每年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在继续出版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青年作家能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很荣幸的事。

    一次闲聊的时候，我的恩师，写《狗日的粮食》、《虚证》等作品的青年作家刘恒突然问我，阿成，你出过书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好吧，你把你的作品整理一下，寄给我，我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作家出版社刘德华先生（当初我叫他老师，我现在成名了，牛皮了，就不叫老师，改称先生了）的通知，打算出版我的小说集。我立刻给刘恒写了一封信，将这件事告诉他，并把刘德华先生的通知复印一份给他。免得阿成给刘恒一种得鱼忘筌的误会。

    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事先并不知道刘德华先生，是请汪增祺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作的序。“牛皮”的汪老先生显然对我的那些小说很感兴趣，并几次同他的好友林斤澜先生打电话聊我的小说。他在序言中说“我是很愿意给阿成写一篇序的。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苦事。这是一种享受。并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他还说“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当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汪老的这篇序言《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国内几家报纸都予以了转载。我看了，不觉大吃一惊（当然也很幸福），甚至十分的怀疑自己是否名副其实。刘德华先生也建议我到北京时去拜见一下汪先生……纸短情长，这事儿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作为汪先生的弟子，做人与作文，的确从先生那儿受益匪浅，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殆。至少说在今天，我仍然有一种亢奋且平静的创作欲，踏实地鞭策自己研究一些问题，每一天都应当有所进步，有新的收获。而且一定要经常到农村、乡镇去体验生活，做一个及格的生活的记录者。给我生活过的历史，我目睹过的生命情状，做一个小小的注脚。这是我的责任。我应当在一个更大、更具体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自己作品，兢兢业业地工作。

    从出版第一本书算起，至今已10年过去了。这10年的时间里，我相续在海内外出版了20多本书了。但是同五·四时期的作家相比，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者，还是一个用文学的方式记录生活的同行，还有很大的距离。我常对自己说：不在于你过去写了什么，而在于你今天是否有新的发现。

    ——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学会原谅自己

    我的座右铭是：“学会原谅自己”。

    人这一生要走的路很长，坎坎坷坷几十年；要接触的人很多，男男女女，成千上万；要做的事情很杂，虚虚实实，千头万绪；要面对的文化很广，浩瀚无涯，上下五千年。从你一生下来，即从一个纯粹的人开始，斗转星移，暑去寒来，直到变成一个“复杂”的人，是要走好长的路呢。幸好你是一个学有专长的人，幸好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幸好你是一个善于做自我批评的人。但是，在这若干的“幸好”之下，不幸的是，你在无意中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消极的影响，机械地接受了其中的某些灰色的文化暗示、道德暗示和行为暗示，在这些古训的长年暗示下，你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喜欢做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人。你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之后，你的价值观、世界观、做人的方式、交际的姿态，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确，人与人接触总会有许多不和谐的东西、矛盾的东西、对立的东西，甚至伤害的东西，由于你受到了这些灰色哲学的影响，当矛盾与争斗出现之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在这件事上我负有哪些责任，我错在哪里。通过深入的检讨，积极的反省，严厉的自责，你认为，你一定是有责任、有错误的，需要向对方做真诚的道歉。正是由于你过分地强调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责任，使得对方（当事者）认为，错，的确在你一方。久而久之，你变成了一个不自信的人，喜欢自责的人，一句话，你变成了一个不开心的人，不欢乐的人。在这样生存迷雾当中，你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对方，变得郁郁寡欢，唯唯诺诺，萎靡不振，完全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极端者，甚至痛不欲生。

    我想，说到这儿，读者朋友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将“学会原谅自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了。其实，学会原谅自己，也是宽待别人的一种表现。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有正义感、品行端正，有事业心，有进取心的人，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你主动原谅自己，放下包袄，轻装上阵，实际上是在积极乐观地调整自己，在阳光下走路，在蓝天中翱翔，去拥抱沸腾的生话。由此，你的生活才会开心，才会快乐，你会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面对这个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

    电影碎语

    中国的电影电视，尤在这几年，的的确确，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佳品连踵，而且频频在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中获奖。也因此潮涌与锤炼出一批优秀的导演、摄影和演员。这真是一桩值得欣悦的事。

    但是，无论如何，电影电视中的一些缺憾毕竟还是那样亢奋地存在着。若是从某些影片上去品嚼，明显地感到中国当代影视创作上的形式化，或称“形式欲望”，过于强烈。比如追求色彩、比如追求文化形式等等。那么，像小学生常说的那种“情景交融”的展示，或者与角色心态有深层反衬与暗示的联络就更为苍白了。形式的凸现固然是电影艺术中的重要手段，但它并不会是作品成败的唯一关键。总之，这是让看客油然生憾的事罢。

    续而言之，某些影片中所凸现的思索，如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常常大于对个人精神路程的挖掘，或者说缺乏人本身行为的感人魅力。这一点，就影视而言显然重要。一部影片所以能够打动人的灵魂，震撼人的灵魂，多是在于人之命运的深层展示。这一感人魅力可以超越种族与文化。毫无疑问，这是一条现成的观赏经验。一些优秀的外国影片让中国的看客们击节长叹，赞佩不已，我想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对人本身显得朦胧，对人有价值，对人的心灵缺少探索锐力的态度，就不能不视为遗憾了。

    好看的形式，好看的民族文化蕴含的剖示，是在于处女般的率真与纯正，那么，张王赵李地把“看好的”反反复复地抄来抄去，反到有了一种风尘沦落、屡遭蹂躏的“妓女”感了。

    我曾因为无聊，看过几十部这样或那样的片子，有时也花钱到影院消闲一坐。其中，有的影片或录像片，已经被播映或转录得像旧钞票一样“破烂不堪”了，但看客仍能从沙沙哑哑，模模糊糊的放映中感到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便是几千年前的出土文物，优秀的依然会震撼当代骄傲者的心。相反，那些新生的、奢侈的、刚生出来的大片，并不一定都是上乘之作。如同新生婴儿不一定都是好孩子一样。

    当代的影视艺术，还是那样的令人不满足，还是在呼唤志士与能者的罢。我总想，就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而言，产生出万古流芳的优秀影片和人才并不是一件非撞出头血、非奢侈豪华不可的事情罢。

    香软肥俗的文风

    小说的罗嗦

    小说的罗嗦，几乎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短篇小说的一个通病。很多小说尊重的是作者自己，展示的也是作者自己，缺乏对小说、对读者、对艺术的起码尊敬。然而，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来，他们是无力把小说做得更加精粹，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那样的水准，因此才采用罗嗦的办法写小说。看着可真可怜。用复杂的话说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如用简单的话说一个复杂的道理，这是衡量你有没有本事的一个标准。

    特别是小说进入21世纪以后，罗嗦已经成为新世纪小说的一个通病，你会吃惊地发现，在一篇这样或那样的小说里，甚至在不同年龄段的作者的小说里，罗里罗嗦，几乎成为一种沉迷。有的小说写过了两三千字，还在景物描写，还再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他们要说一个什么事情。倘若这种描述或铺垫确实精彩，让人拍案，让人感慨，倒也罢了，然而，恰恰相反，他们膨化出来的语言非常平俗，毫无智慧可言。这就是古人常说的香软肥俗的文体。香软肥俗的文风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需要警惕的东西，作为一种美丽到处张扬，非常可怜。

    一个作家

    毫无疑问，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得东西篇篇都好，篇篇都是优秀的，篇篇都值得大评特评的。其中肯定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一般化的东西，甚至是有失水准的东西，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一样的。但是，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某些作家写的作品，只要他们肯写就是好的。所以，这构成了对读者阅读判断的影响。我也常常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对一些“好的”作品我不得不多读几遍，但是仍然不能认同。我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某些热情扬溢的评论家为什么那么推崇这样的作品。由此，我联想到阅读者的权力，想到了阅读上的异化。反过来，一个作者写的东西也不可能篇篇都不好，其中，必有优秀的东西。但是优秀的东西不意味着就被认可，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很可能你优秀的作品有点不合时宜，不合理论的热点，换句话说，不合时尚。

    低层次的谎言

    我历来认为，小说是一种智慧，谈到智慧，我们应当给智慧下一个定义，特别是在小说当中，即小说的智慧是什么？除了基础知识，如结构，语言，悬念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真诚。这就是小说的智慧。在小说当中，真诚就是一种智慧。我看到央视播放的《走进非洲》，在介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时，其中，在一个普通士兵的墓志铭上，一个母亲对他阵亡的儿子写下这样一句话：“对世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对家庭，你是我的全部。”这就是真情。真情是产生智慧的土壤，真情也是智慧的唯一源泉。当一个作者，在伪造感情写一部“虚构”的作品时，会错认为这是自己一种智慧，其时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谎言。

    文学奖……

    我国设立文学奖，不管是国家级、省级的，还是市、县级的，都是好事。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没有文学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然，既然叫奖，就会对公正性提出严肃的要求。这一点，不会有任何疑议。但是，要求文学奖做到绝对的公正是根本不可能，而不是几乎不可能。因为文学奖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是自然科学的1＋1＝2，因此，对文学奖的任何一种肯定，任何一种批评、猜测、推断、指控、歌颂、感动、不屑、赞美、愤怒、亲爱、失落、悲哀、乐不可支和沾沾自喜，强词夺理和冷嘲热讽，都有力地说明我们在看重这个奖。这就好。不过，文学奖的获得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奖是对你单篇作品的肯定，不是对你整个创作姿态的肯定，这二者是不能混淆的，主客双方都不能一锤定音，以点带面，满嘴跑火车，把正准备批评的人吓得附面提耳。另外，我们有理由确信，那些没得上奖的作品，并不与得到奖的作品有多大的差别，严肃地、公正地说，彼此都差不了多少，说毫厘之差也不为过。因此，文学奖受到的批评越多，说明文学作品的整体水平越高。

    因此，大家都要自信地创作下去。

    闲聊

    我是一个不大敢玩长篇大套的理论和离经叛道宣言的人。这可能是我的悲剧人格，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文化、没有学养的证明。有趣儿的是，像我这种没有出息的人，居然还零星的有过一些见解。这真是不可理喻。那么，我的所谓的见解是什么呢——当然是指小说创作上的。我喜欢“细节”！

    我确实看过一些中外小说。令我长时期困惑不解的是，我始终记不住那些小说的内容，甚至包括作者的名字、国籍、书名等等——因为内容一旦被复述，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我能年年记住的，却是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精彩的细节。

    比如说短篇小说《一杯牛奶》，这是哪个国家及作者写的，我记不得了。这篇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这篇小说讲的一个人因意外海难而一文不名流落异乡的故事。这个绅士几天没吃饭了，饿极了。小说的一开头也很好。一个水手托着用旧报纸盛的熟碎肉，径直走向他面前，问他，“你饿么？”绅士说“不，我不饿。”后来，他实在挺不住了，到一家饼干店，打算白吃一顿。他要了一大杯牛奶和一大盘草莓饼干。饼干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娘。他害怕让对方看出他没有钱，吃的时候是小口地吃。刚吃了两口，便伏在餐桌上痛哭起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轻柔地抚摸他的头发，说“哭吧，孩子，哭吧。”他抬头一看，是那个老板娘。老板娘正忧郁地看着窗外。窗外是那片海。

    这个细节让我砰然心动，也是小说的神来之笔。作者对人的关照之情，作者的创作水准，人生境界，全部至现出来。

    类似的细节，像《皮包》，好像是辛格写的。大意是辛格坐火车应邀去外地某大学讲文学课。结果不留神拿错了皮包。他的皮包与那个女乘客的皮包一模一样。下了火车，又误去了一家与大旅馆有同样名子的小旅馆。他身上几乎没钱，只能在简陋的房间要一杯牛奶和两片面包。当他正用手拾盘子里的面包渣吃的时候，门被推开了。那个大学的人找上来了。其中有一个人还鄙夷地看了一眼他抓面包屑的手和盘子。这篇小说有许多流畅且让人叫绝的精彩之处。这是其中一个。我当时认定这个人一定是个大家。后来一查，果然。

    卡夫卡的小说，我偶然也翻翻。他写些什么，我不太知道。我不是那种有耐心把某一作家的全部作品都看完的人。同样，我也不是随俗之唱、人云亦云的人。我得看作品。我得亲自尝尝。如果不好，就不吱声，光鼓掌。如果好，就说，好！如果精神，就逢人便讲，像是自己的恩人写的似的。

    我是无意间看到卡夫卡某篇小说中的那个细节的。警察被邻居找来了，两个正在房间里“吵架”的男人拉开了房门。其中一个叼着烟卷，倚在门框问“什么事？”警察立刻给了他一个耳光，把他叼着的烟卷打掉在地上。他立刻站规矩了，然后问“警察先生，我可以把烟卷捡起来吗？”警察说“可以。”我看到这儿，才承认卡夫卡是个大家。非常了不起，出类拔萃。

    我在许多年之前，看过贝娄的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他被人“绑架”，那人上厕所的时候，也把他塞到他出恭处的后面。贝娄看到从那人的屁股那儿垂下来一根“长长的肉键”。同样是卓绝的笔致。

    当然，被我记住的细节很多，像鲁迅先生描写祥林嫂眼睛“那间或的一轮。”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郭沫若先生的《洪波曲》中落魄街头，遇到不理他的熟人时的内心读白。都给我的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电影也是如此。比如《霸王别姬》。是单位发的电影票，而且离文联很近，我便去看了。我是打算躺在椅子上眯一觉。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影片，不大像某些洋人和国人那样乐观而振奋。可恨的我，总是有一颗平静的心。但我看到影片中的一个细节时，突然坐直了。是一个年轻妓女疯疯火火地送他的儿子去戏班子当戏子的途中，被一个嫖客拽住纠缠的场面。在小说上，这叫“闲笔”，在电影上叫什么我不知道。而这种闲笔的功夫，是最具水准与魅力的地方。我立刻恭恭敬敬把这电影全部看完。这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导演是个优秀的导演，而演那个妓女的演员必是个真正的优秀演员。后来，我无意中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霸王别姬》列在了世界百年百部经典电影之列。我认为是应该的。

    类似的细节，在一些反映二战时的影片当中也时常能够发现，像背井离乡逃难的人，在离开自己的家时，把鱼缸的鱼倒进了河里。像一个老太婆推着儿童车在街上走，被德国鬼子搜查时，她夺过那本书，抱在怀里说：“是诗集啊。”

    当然，“细节”不会光我一个人感兴趣。我也看到了一些影片中，极力地把某一“细节”反复地强调给观众。这就有点发傻。如果有人因此说你是大腕，你得跟他拼命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曾听到过一支很好的歌曲，叫《送别》。唱的是“长亭外，古道边……”

    很好听，很美，以至有点伤感。不久前在中央电影台的《朋友》节目中，再次出现这首歌，不过被大大地改了，掺进去不少“流行”歌曲的东西及词，有一个歌手，坐在那儿，一边弹着琴，一边扯嗓子干嚎。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都是哪跟哪儿的事儿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这也是一个细节。细节的作用，甚至是大于作品，或是那台节目本身的。

    生活中也有一些细节，令我终生难忘（我曾在我的小说写过）。一次，我伯父到哈尔滨来，父亲不在家，母亲为他包了饺子，封建哪，母亲让我上桌陪客，一共四碗黑面的饺子。我兴奋极了，凶神似的老爹在家，我吓得连粗粮都吃不饱。这可是个机会，我很快吃掉了一碗。当我正亢奋地进攻第二碗时。对面的伯父冷着脸，压低着声音说，“这么能吃。”我立刻放下筷子，悄悄地离开了桌子。后来，我成了作家。出差在外地，无意间看见了在街头一帮老人闲聊中的伯父。我从他面前像陌生人似地走了过去。我伯父显然认出了我，惊讶地看着我从他面前走过去。我知道，这没什么。我心里什么都懂，但我没控制住。

    在工厂做工的时候，会餐。我和另外两个工友，买几个菜合着一块吃。我和那个年轻的工人抢着吃鱼。而那个平时我比较讨厌的年龄大我们一些的工友，出乎我意料的却一筷子未动，很慈祥地说，“你们吃，你们多吃。”这一句话，使得我这一生在比我年轻的同志在一块吃饭时，总是保持谦让的态度。是啊，年轻人应当多吃。有些电影中也有吃饭的场面，或是捧个匪夷所思的大碗在那儿旁若无人的傻吃，或者是借筵席说台词而已——毕竟与人无关。

    可惜。

    一些细节经典了，整个作品就一定有不同反响。冯小刚的影片我愿意看。愉快且感动。因为他不光是在那儿扯。其中不乏感人的东西。这正是许多假正经、浅薄之极的影片中极度缺乏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处过一个女朋友。她曾跟我说过，她幻想有一天，我骑自行车驮着她。她看到许多小伙子骑自行车驮着女友，她渴望自己也有那么一天。我现在都快老了，站在街头，偶尔看到有小伙子驮女友的场面时，我就想起那件事。我不能再驮了。但这个细节让我浮想联翩。

    生活中也有一些有趣儿的细节。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父亲一边训斥骨瘦如柴的我们兄弟三人，一边不时地把头转过去，照墙上的镜子。他大约是想看看训我们时，他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当时老爹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之中呢？是不是幻想着什么，或许有哪个女人偷偷地爱他了他吧。

    然而，我们看到的一些反映离婚的作品时，就太俗。作品不应当是生活中其庸俗部分的再版。

    其实，一个人的记忆，也常常是由一些细节组成的。相形之下，许多大事，反而变得模糊和不足以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扮酷。即使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我也从不戴帽子和穿棉鞋。而且我的职业是无轨电车的司机，属于整日整夜的户外作业。车每开一站，就不停地跺脚，使脚变得暖和一点。记得那时候，走路时总是要恶狠狠地瞅人。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可能这样子显得很老辣，很冷面吧。街上不少成熟的中老年人都用理解的眼光看着我。这个细节每每进入回忆，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我当年的女友分配到外省工作。我去火车站送她的细节我还记得，她在车窗那哭。火车徐徐地开动了，我冲她做了一个请她放心的手势。那是一个让人惭愧汗颜的细节。其实，我已经开始动摇了，觉得我们的一切结束了。送她走之后，我去了一家小酒馆。我希望我很痛苦。我需要这个过程来安慰一下我自己。于是，我要了很多白酒。没想到越喝越清醒。这也是一个有趣儿的细节。

    我曾主动或背动地看过一些电影，我看到影片中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宁死不屈的样子。我是不相信的。我从小就被父亲打得经常逃跑，几天几夜不敢回家，在外面流浪，我不相信有那么坚强的人。

    后来，我看到一个在我所在的工作处干活的犯人。逃跑后，被抓住——那是“文革”时期，管教把他按在乡间的小路上。那条小路很优美，夕阳的光是橘红色的，使静谧的小路充满了温馨。两个管教扒了他的裤子，开始用硬木扁担打，一共打断了三条。那个犯人一声不吭。两个管教打得浑身是汗。后来，两个人把他扔到我的车厢上。我看到那个犯人的眼睛乌亮乌亮的，像一个圣徒的眼睛。这个细节，使我相信革命烈士在敌人的严刑下不屈服，是真的。

    这样的细节恐怕太多了。我后来冲动地拿起笔来写小说，是不是跟这些书上和生活中的细节有关系呢？

    我在三十五六岁之前，一直不走运。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如果涨工资。只有一个人不能涨，那这个人肯定就是我。后来，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就连去朋友家串门聊天儿，事先都会想到朋友不在家。如果朋友不在家，我再去什么地方去，都事先想好。到了朋友家，朋友果然不在。我一点都不惊奇，都习惯了。我如果去领导那申请一件什么事情，肯定不行，有任何好事我也摊不上。我不希望自己有困难，希望一切都顺利，如贺年片常写的那样“万事顺意”。但这不可能。可我并不痛苦。我选取择了幽默与自我愉快。这是别一种热爱生命的表现。这和当今的年轻人不同，他们的困难甚至是自己争取的，是一种“酷”，我佩服，而我的困难是外界加给我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不喜欢跟“好人”“正派人”“老实人”接触。我觉得他们相当危险。非常奸诈，连他们的木纳都是一种老练与心计，我多次告诫女儿，一定要警惕那些对你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老实人”，他们可以潜伏几年，甚至几十年，但他们一旦反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咬你一口，就可以让你残废的。然而在那些“不老实人”当中，常常是没有这种事的，反而有一种安全感。

    这都是题外话，但与细节也并非完全无关。如果你喜欢观察人，尤其是喜欢观察“老实人”，你就看他在某种场合的表现，如果他主动而谦卑地给你让座，倒水，敬茶，甚至给你切水果吃，主动给你让路，让你先走，跑前跑后地主动地干一些杂活儿，一切都像感慨万分地顺着你说——想想看，这些“细节”，是真正的老实人之所为么？

    这样一说，看人，其实也是要看细节的。

    细节常常最能说明问题。

    前几天，我的女儿问我什么是人文精神。希望我用大白话讲一讲。我跟她讲了一大通。最后，我告诉她两点，一点是，我赞成这样一句话，有些“理论”，不是你没看懂，也绝不是你水平差，而是讲这种理论的人自己就没搞懂。二是，任何理论，其精髓，就是希望他的观点得到重视。

    我也如此。就聊到这儿。我得坐班去了。

    我的阅读观

    ——在加拿大第四届“华人文学一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上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由于时差的原因，再加上与我同住一室的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先生的甜美睡眠的影响，昨夜，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是这一个小时，我也不敢肯定我是否真的睡着了。因此，我担心今天的发言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事实上，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差不多坐在台上快要睡着了。我并不是一个嗜睡者，我对我的这种反常的状态十分惊讶。但愿今天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天研讨会的题目是“小说的欣赏与写作”，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许多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作家，到了海外却没人知道。那么，像我这种没什么名气的人，就一定更无人知晓了。所以，做一下自我介绍是必要的，也是礼貌的。同时这也符合海外“两岸三地”文学交流的基本宗旨。换句话说，大家彼此先认识一下。

    我叫阿成。是阿弥陀佛的阿，成是成功的成。翻译成英语，我同另外一个作家“阿城”是同音。我知道，国外的几家图书馆在这点儿上出过一些差错。尽管9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界，以及海外的“文学华人”当中已经极少有人把两个同音不同字的名字搞混了，但还是有说明一下必要。

    从我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到现在，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20年来，我对小说的看法日趋清晰。跌份一点说，在几年前，我甚至还是一个容易受多种影响的人，在各种同行、理论家、批评家，包括一些“读者”与“学者”的主张与见解面前，习惯于不由自主地进入反省与自检状态。幽默点说，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好在，苍天怜我，让我迅速走出混沌，走出诱惑，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小说观念，并获得了初级的分辨能力、赏析能力和自信。于是，我的耳边一下子清净起来。这一点，对于一个用毕生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是否及格，独立意识和自信是第一位的。之所以有些小说家长期徘徊、文势多变，人云亦云，这恐怕跟他们缺乏这种精神，容易受各种技术性乃至各种主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个教训。

    事实上，除了个别人外，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是无意全面指导小说家创作的。决定小说家创作的，是小说家的宿命、个人癖好、才能、境界和复杂多舛的生活经历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所做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对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精神的研究，从而发现某些规律性的和不寻常的东西，以满足这一方面研究者、爱好者的文化需求。然而，这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差不多是两回事，性质也有所不同。须知，看明白这一特点是很重要的。然而，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和读者常常忽视这一点，以为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工作是直接指导创作和指导阅读的。这是一个误识。同时，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在少数文艺批评家对某些文学作品的光怪陆离的“指导”与“肯定”下面，中国文坛为什么会出现类型化、趋同化作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我是非常尊重文艺批评家的。尽管我跟他们来往绝少，不是很熟。但是，我不能因为尊重就对他们的某些偏差保持沉默。

    我今天的发言只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普通读者的阅读的权力，一个是我为什么写作。因为规定发言的时间有限，我只能扼要地说。对小说，或者对戏剧与影视，它千古不变的秩序，都是从阅读，即从欣赏开始的。

    读小说，对众多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多是企图通过阅读从平庸而漫长的生活中跳出来，哪怕获得一个小时或者半天时间的超凡的、愉悦与感慨，这是他们主要的阅读目的之一。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如果被阅读的小说像平庸的生活一样平庸，无聊，拖沓，罗里罗嗦，虚伪，老套，似曾相识，充满了卖弄，自以为是，胡编乱造，想当然，生活技能苍白，生活阅历浅薄，甚至无病呻吟和某种应时应景的阿谀之态，就会让他们感到乏味和失望。换句话说，如果小说中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注、同情、欣赏，那么，阅读者就会对这部小说失去兴趣，甚至扔下书本掉头走开。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普通读者的阅读是无需格外的指导与训练的。面对杰出的或者优秀的小说更是如此。倘若一部小说的阅读必须在多方的阐释下、评说之下，甚至是在古怪且离谱的他方宣传或自我宣传之下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至少说，这个小说是不健全的，发育不良的，它太需要外部声音把它丰满起来了。这一层的表演，以至成为某些文化掮客的谋生谋益的手段了，或者成为不甘寂寞者的鼓噪与友情策应了。我想，这就是对普通读者的资格、阅读的基本权利的干扰与践踏。当然，在这些刺耳的声音当中，也不乏一些急功近利的文艺学人其独家“理论”兜售。有时候，他们完全不顾小说的基本品格，平庸或优秀，强行注入自己喜欢与沉迷的理论，削足适履，张冠李戴，漫加“分析”“框定”与“评说”，这种变形的阅读与评论，其危害程度也是令人遗憾的事。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他们享有说好或说不好的权力。如果我们的读者把这个最基本的权力奉送给他人，然后在他人的指导下再进行阅读，这就违背了古老的阅读精神，并使得创作者和阅读者千百年来默契的读写关系受到了伤害。我知道，有相当多的读者就经常在这种干扰下，丧失与无视自己的这种阅读权力，人云亦云，随帮唱影的。联系起来看，这恐怕也是中国文坛缺少更多的大师类作家的另一个原因。因此，我认为，小说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应当具有普通读者的权利与身份，做到绝对的自信。这对小说家艺术个性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个人的阅读观，当然不会仅限于普通读者的阅读权力的认识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小说只要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不仅可以使读者穿越时空，跨越时代（所谓小说的当代性，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提法，并非小说优劣的评判），而且也能使读者不受种族、国界、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的种种限制而获得阅读的享受。这是我通过阅读获得启示与认识。有关这一认识的另一部分，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世界文学》发表的《千手千面的女神》已做过阐释。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小说经历了多种变异的试验和雨后春笋般的新“理论”蹂躏之后，我们应当对面目皆非，或者变得非驴非马的小说进行必要的身份恢复与功能盘问了。

    在我看来，小说说出天来，也只能是小说。而且只要进入小说的范畴，无论你怎样的折腾与不甘，恐怕都要符合小说的基本素质。创新对小说的本体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它几乎像一顶全新而时髦的草帽那样吸引着街上的每一个爱美的人。但是，那仅仅是小说的时装，并非小说的灵魂。唐装皂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都是人。小说针对的就是人类在其生活环境中的风貌与际遇，并通过理想化的手段把这一切送到审美的火炉里进入冶炼。这是对小说的基本认识。小说的灵魂，是真情实感。简单而不玄之又玄地说，小说是充满理想化的东西，人们的这种艺术化的理想在作品中被实现或被击碎，都是小说的本质使然，或者说都是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小说不仅仅是人类精神活动而产生出来的艺术品，还应当是沧桑之作。

    作家们通过对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小说的阅读，特别是对那些自己喜欢的小说的阅读，不仅可以加深对小说本质的了解，同时也对人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因此，对人类的关注也会变的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积极。小说家通过对人们的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的关注、参与与倾听，会逐渐地忘掉一个小说家的最初梦想，既对荣誉与金钱的追求。当然，这一点也并不像一些小说家平时喜欢说的那样，漠视荣誉与金钱，而是他们发现了比金钱与荣誉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给人类圆梦的人、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记录者、做一个抚慰灵魂的牧师，或者做一个具有同等身份与际遇的同病相怜的倾诉者、一个能制造美好幻境的巫师，从而满足人类这的种种渴求。这样，小说家的作用就显得更高尚，也更有意义。

    我拿起笔来写小说，坦率地说，并不大关心小说形式的新颖。我只关注那些生活还清贫，或者处境不妙，屡遇坎坷的那一部分人。我凝视他们时，眼睛里充满了同情和爱。要知道，我曾经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那种经历，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愤恨与不能实现的梦想，还有苦中做乐，善良的抚慰，纯朴的个性，勇敢的精神和妙不可言的情爱，包括粗俗的琐事等等，一直留在我的灵魂中，永生永世不会消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些高贵的形式主义的诱惑显然不能打动我的心灵。说明白些，我不是一个幼稚的形式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学问家，一个哲学爱好看，我不大关注先人、专家对生活及历史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的看法之所以不高明，在于他们远离了尘世，处处喜欢引经据典，用过去的见解指导今天的生活，看上去有点过于迂腐。我仅仅是一个讲述我所感受的生活的人。我想这就足够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大师，我想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对此提出疑义。假定我就是一个大师，那又能怎么样呢？作家还是要从神坛上走下来，走进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去。我想有一点是明确的，作家不是元首的秘书，他仅仅是一个作家。伟大的作家也是作家，普通的作家也是作家，他们在本质上应当没有区别。

    所以，我的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普通的平民，让我写一个叱咤风云的斗士，我不可能行。坦率地说，谁在叱咤风云，谁在风骚独领，对相当多的平民来说重大是重大，但并不十分的重大，他们似乎几代又几代地固执地认为，他们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他们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信念。这并不说他们个个都麻木，缺乏激情，绝对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平凡的生活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们非常热爱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极其普通的生活。他们又像遍布在原野上的草一样，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但在我看来，这些草更像一根根钢针，只有你一脚踩上去时才能感到被扎的疼痛。

    我想，作为一个作家，阿成差不多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他不是一杆大旗，或者千钧棒，或者浑身挂满各种响器的综合性乐手、模特，他仅仅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针，是在用锋利的针头，将那些人们熟视无睹的五颜六色的碎布片儿，连缀起来，做一件好看的工艺晶，供平民欣赏，把玩，使甩手无边的普通生活增加一缕温馨的色彩。一句话，生活与生命不能没有艺术品，更不能没有小说。

    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的工作难道说不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情么？

    谢谢各位！

    论想象之源

    这样的题目之下应当是一篇论文。那么就权当我的这个“随笔”是一篇袖珍论文罢。

    写袖珍论文，无疑是吃亏的事，然而，“袖珍”之文能论明白一件“巨大”的问题，也就不算吃亏了。

    其实，想象之源，照例像众多方家说的那样，源自于人类的现实生活，这自然是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我大抵也算是个体验主义者（有体验主义么），在这篇袖珍式的文章里，我的“观点”就是从自身的感悟出发——我不想引用外国与国内的哲人与批评家的“说法”，我担心照惯例引用多了，会有人认为我没有主意又没有想法。换句话说，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把自己乔装打扮得那么可怜。我们还是说正题罢（这么短的小文，还要说这么多废话——真是不可理喻，文坛之时尚么）。

    我从自身的感悟出发，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脆弱和对外界的恐惧。在我看来，想象力绝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情，或者浪漫的思维方法。“想象”看上去不仅不浪漫，反倒是那样的悲哀、那样的催人泪下又无可奈何。

    想象，是脆弱者与胆怯者的一种近乎吸毒式的选择。

    举一个例子（俗称论据），一个人看到了不平之事，而且自身又没有能力与权力，或说自己遭到了袭击与攻击，根本不存在反抗的本钱与资格，精神便陷入了“困境”，从特定的事件中走不出来了，于是，脑子里（或称灵魂中）的想象力像划火柴一样被点燃了。在丰富且无法遏制的想象“实践”中，显然自身的能力与权力被成倍地夸大了，被夸大了的自我变得那样“真实”又不可思议，俨然一个神，瞬间就把一切不平之事摆平了。不仅仅摆平，而且还让当事者受到了惩罚，让受罚者丑态百出，啼笑皆非。通过这样的想象，自己不仅从困境走了出来，而且还获得无尚的愉快，无比的满足。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想象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它在继续向前推衍。这时候想象中的自我变得那样的平静和富有人情味起来，变得那样宽容，那样的潇洒——这应当是想象行为中的极品（想象中的一切，应当是一部类似文学式的作品）。同时，想象的本身还是一个无法遏制的诱惑。因为想象能“成功”地帮你实现你暂时或者根本实现不了的东西。比如在想象中你获得了人们的尊敬，获得了权力，并在想象中成功地干掉某一个恶人或者准恶人，抑或通过想象突然间变成了富有的洛可菲勒等等，从而使你进入了一个超凡的世界。

    说起来，理想，包括非策略性的谎言，也是“想象”的一种形式。不过它显得更庄重或者更加荒唐罢了。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大路货的想象实践，比如，利用与启动想象力，获得一枚价值连城的古金币、轻松地吃一次国宴、和沙朗斯通约会等等。当然，这种事发生也需要因人而异。遗传的、文化的、富穷不同、位置不同的因素，想象的空间与“故事”也会有所不同。我曾在一所三流大学的门前，看到几个“门卫”打一个误入校园的、年轻的、瘦弱的民工。他们把那个青年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也毫无反抗能力。我和一些同我一样道貌岸然、气度不凡的先生、后学一样，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由于脆弱，由于胆怯的缘故，没人上前去制止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但我想，其中的某些有“良知”者，肯定会在自己的头脑里启动了“想象”来“解决”这一事件，惩罚了打人凶手，使自己从愤怒与无能中解脱出来。如此看来，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点可耻的味道。

    文坛与学界，很多人都十分崇尚想象力，并把她打扮得十分妖冶与卓尔不凡，而我的确是从这些“崇尚”当中感到了人类的某种悲哀与希望。

    现在，我恐怕得感谢那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民工了，是他，让我对“想象之源”有了全新的认识。

    艺术判断的多重标准

    对文学艺术判断有兴趣的人，很快会发现，艺术判断的标准是五花八门的。而且，这些“标准”最大的特征，就是缺少共性而极具个性。认清楚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甚至会影响他们的话语方式。面对一篇作品——农村题材或者城市题材，包括军事题材和历史题材，等等，与之相应的还有电影、电视和戏剧，甚至可以包括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孰好孰坏，争议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有的人以生活作为参照，来衡量检验艺术作品，这是他的标准，即：凡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就会受到排斥。另一种人，是把艺术文本、式样作为一种标准。比如名著的标准、名剧的标准、经典影片和经典电视剧的标准，把它们视为一种标准，用以检验新生者和后来者。为什么？因为那样的标准曾经打动过他们，征服过他们，因此，那样的标准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评判标准了。倘若不符合这个标准，同样会受到他们的指责。

    还有一种，即把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判断的标准。文艺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百花园，当然，说是“百花”显然是说少了，千花万花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的万紫千红正是那些拥有，或者半拥有某种理论的批评家的判断标准。如果合乎这个标准就会被认为是佳作，反之，即为平庸之作；而且，在批评界比较流行的恰恰是后一种。

    第四种，是以个人的经验和经历为判断标准。符合这个经验和经历的，自然是上品。

    第五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这个标准，骨子里是以爱国、爱党和爱人民为其根本标准的，符合这个标准的，自然就是健康向上的标准，相反，就是不好的作品。

    第六种标准，即带有那种时令性的，或者时代性的，以国家发展经济的大目标作为评判的标准。策应这个目标的，诠释这个目标的，艺术地再现这个目标的，就是好的作品、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反过来，远离这个目标的，就是一般化的作品。

    第七种标准，就是把个人创新——只要是“新”，那就是好，所谓惟新为好。相反的，视为陈旧。

    甚至有些人说，在评判作品上，南方有南方的标准，北方有北方的标准，东、西方也各有自己的标准。有文化的人拥有一种标准，没文化的人也拥有一种标准，领导同志有一种标准，被领导同志还有一种标准。因此，这不仅构成了创作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构成了批评与评判上的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上述七种。但是，有一点，在通常的情况下你只能是其中的一种标准，而不是“标准”的集大成者。如果所有的都是你的标准，就意味着你没有标准可依。而且，评判的可爱性、生动性、独创性和鲜活性也不存在了。总之，无论受到哪一种标准的赞美或批评，都不应该被评论者视为唯一标准、唯一真理、唯一参照。所以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应该是文学艺术创作者的基本品质。

    学会佩服

    我在少年时代，除了受学校的教育之外，同当代的学生一样，也要受到家庭的教育。家庭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既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又有父亲母亲，乃至七大姑八大姨的“教育”。但是回想起来，他们成年累月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说了些什么呢？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好好学习。”然而今天回想起来，这句话是苍白的，实质上它也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让我在这里跟少年朋友说几句话的话，我首先想说的是，一个少年人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小孩，如果在少年时代你就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孩，你的一生就永远是一个小孩，一个没趣儿的人。所以，在少年时代就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成人，一个有单独思考的人，有自己操守和追求的人。当然，这些想法，这些信念，包括由想法和信念结聚而形成的个性，应当在正常的、有度的游戏中坚持，而不是在坚持中远离游戏，丧失少年人的特质。那是一种病态的少年生活。

    一个少年，要学会自理。自理包括的方面很多，一是自律，一是自信，一是自强，这三点要体现在生活上，揣在灵魂里。在生活上，一切由你自己来做。如果你的一切是由别人来完成的，那你就有点可怜了。你喜欢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吗？在学习上，如果你像一匹马，不断地需要别人的鞭子抽打才能进步，那也太可悲了。你愿意做一个可悲的人吗？我想强调的是，少年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你可能学习不会太好，但是你很自信，这很重要。因为，不可能人人学习都非常好。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全面发展当然最好。然而，作为一种单项技能你并不比别人差，甚至很优秀，这就够了。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自立、自强，而且自信的人。总之，在你的一生中，总要有一点保持着比别人强。另外，除了基础的学习之外，不要总想着在所有的方面都拿第一，那是危险的，是给自己设下的一个陷阱。要知道你不是一只滑稽的章鱼，你只有两只手。在其他方面你是第二，或者第二十、第五十的时候，你要学会去佩服他们就可以了。

    洋人的心得

    近些年来，在文化界，渲染“洋人的学习心得”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我们可以在相当多的文章中，看到一些文化人引用洋人的心得。而且，大部分引用的是只言片语，或者某某小段，断章取义，而对中国国萃的引用反到极其的少了。所以，称前者为文化人的一种时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景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洋人的心得会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先进的“姿态”。因为在洋人的世界里，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发达、科技比较进步的国度。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趋炎附势”的误判，认为那里的文化和心得也必然是进步的。正惟如此，他们把洋人心得中的某些句子或看法摘下来，揉到自己的文章里去，藉此来评判中国的事情，来“阐述”自己的判断——即洋人的判断。这里当然是有强而说之的意味了。如果说，引用了中国的国萃，那就容易被看破，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清楚，你引用得万一不当，就会贻笑大方。不仅如此，还会说你陈旧、迂腐、不开放。

    这是文化界方兴未艾的一种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仅此而已，倒也罢了。

    可我们发现，有些人竟把洋人的心得作为一种重磅武器，作为大刀，到处乱砍乱炸。这就可悲了。因为洋人的心得毕竟是洋人的，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的文化现实是不一样的。如果相互印证，这本身就会有问题，需加慎重才好。

    因此，我奉劝那些惟洋人心得是从的人，不如踏踏实实地研究点问题，态度老实一些，踏实一些，一样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要知道，伪牛皮毕竟不如真牛皮。这一点，已经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阴差阳错

    之所以被何先生破例安排在《时代文学》上“露露脸儿”，是因为我称何先生为大哥。而且，我们兄弟俩（庄重些说，是师生俩，何先生应当是我的老师）去过一趟庐山，去过一次内蒙，还一同受中国作协的委派，去了一趟加拿大访问。而且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客房。

    情感这不就进一步加深了吗。

    更何况，何兄又是这个“栏目”的主持，阿成似乎又算是一个写小说的准“作者”。不给老弟安排一次露脸的机会，多多少少有点不扶植老弟的意思了。于是，何兄就硬着头皮安排了。

    这些我都是猜，但也八九不离十。

    有些同志常讲，评论啊，介绍啊，要不讲感情，一定不讲感情。

    其实，这个世界就剩下讲感情了，如果连感情都不讲，是不是活得太残忍了一点？

    同志们，假如我们生活在彼此不讲感情的世界当中，好么？

    尽管我称何先生为兄，但他也不一定十分地了解我。这里，我聊几件小事，向仁兄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我念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太好。当然，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不好，在全国，有很多同学的学习成绩都不好。所谓学得好的同学，也不见得有怎样高的水平和人格质量。尽管学习不好，也得初中毕业。毕了业干什么去呢？父亲烦死了，于是，他就通过一个在建筑职工医院工作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当一个小药剂师。

    我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孩子。父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很多孩子一本正经地说自己的理想时，也不过是那么随便地一说。并不上心。况且，我不过是一个给父母添累赘的小鬼。敢有理想么？说起来，尽管我的父母都是旧社会的国高毕业生，但我始终认为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之中，整天柴米油盐的算计。总之，他们不可能白养活我。而且在那个时代，没有工作的或者下岗的人，就是二流子。受人鄙视。

    现在，没有工作、身体不错的青年的、中年的“二流子”多了起来，各个层次都有，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常揣个手看天儿，我很难过。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呢。不能都安排他们写小说吧？

    我拿着父亲的推荐信，去了那家医院。父亲的那个朋友接待了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主治医师，四方大脸。谁要做他的情人，肯定会更了解他。但表面上他很严肃。后来他所以没要我的原因，是我把父亲写的亲笔信上的“大夫”的大，读成了大小的大了。

    不然的话，我就是药剂师了，拉药匣子了。而且一定会对洗手、洗脚、食物、用具的消毒特别看重。我一定活得怪怪的。

    然而，仅仅因为我读错了一个字就不要我，这能说明那个主治医生的高尚与原则吗？尤其是他面对的是一个浑沌未知的少年。

    这只能说他很笨，并且经常用聪明的办法办缺心眼儿的事。

    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让你哭笑不得，让你不知指责谁好。

    在初中要毕业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个人也很茫然，也想找一个事儿做。主要是想尽早地脱离家庭。因为我父亲受了单位领导的批评之后，常回家“练”我们兄弟，这是很紧张的。

    当然，父亲是好父亲。你得理解一个小公务员的难处与内心的痛苦。尽管这痛苦很没有层次，与屈原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语。

    但，毕竟是痛苦。

    一日，我在街上闲逛。现在的闲逛与过去的闲逛不同。现在的闲逛，是带有旋律的，随身听啊，太空步哇，等等。那时的闲逛，是纯碎的闲逛，干巴巴的。在闲逛中，我突然发现，中央芭蕾舞团招生。我就进去了。这之前，我对舞蹈一窍不通，只知道东北大秧歌和朝鲜舞。

    一个脸色嫩白的青年，像检疫员似地“检查”了我：腿长、屁股、手，还有脖子。

    检查脖子干什么？荒唐。

    然后，让我跟着他学了几个很简单的动作。

    都完了，他坐在那低头呆想起来。

    我看出来他犹豫了。后来，他像盖世太保那么直直地瞅着我，半天才说，可以！你下午2点再来。

    我就走了。下午2点也没去。

    如果去了，按照我今天这个岁数，可能早就从舞蹈单位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看看老照片。既便是舞人阿成老了，说话，动作，还会给人一种为老不尊的轻佻感。

    后来，我居然考上了交通学校。那时候考试也不难，不像现在，尽些怪题。出了怪题还满嘴道理。这就像有些诗人，诗本来写的不好，尽说些半截话，不着调的话。可他们仍然说怎么怎么好，人类的、生命的、历史的一通瞎扯淡。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正派地考试，而且录取后在学校住宿，多好。其实，不光我一个人想离开家，大哥二哥也同样。有时候，兄弟们的认识是一样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动手，但那是亲兄弟式的动手，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假动作，和街上耍野蛮不一样。

    不久，我大哥高中毕业，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但他不想去，他热切地想离开这座城市，离家越远越好。后来，他又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我估计他也是瞎考。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瞎考的人。没想到，大哥居然初试合格。合格之后他犹豫了。大哥的身高是1.93米。他觉得这么大个子当导演不合适。导演一般都是中等个，喜欢阴沉着脸说话，或者没来头的假笑，兼或做一些夸张的动作。后来大哥自荐去了八·一解放军体育学院，当了一名篮球运动员。

    大哥在那干了一年之后，适逢学院招小个子运动员，他就托招生的战友，一定把我召去。

    那个人很负责，到了交通学校，结果接待他的老师，居然把我说的一团糟。其实，我没做什么坏事，顶多有点莫名其妙的清高，学习成绩也很不错的。

    如果说我一团糟的那个老师心理上没有问题，我就当兵了。那就是另一个阿成了。

    可惜，可惜，可惜。

    但我不恨那个老师。那个老师不是有意跟我过不去，而是他的灵魂有点乱。想必他也在和自己做斗争。但是他失败了，破罐子破摔了。他完全异化了享受愉快的方式。

    我参加工作之后，不知为什么，还差一点当上保卫科长呢。如果当上保卫科长，那就妥了，得接触多少案子呀，写吧，电视剧，电影的，那得弄多少钱哪。现在可好，整天抠纯文学，何老兄是出于客气与同情，才违心地说我写的好。

    为什么会出现当保卫科长的事呢。原因是当时驻厂的解放军宣传队的一个部长看上了我。他为什么看上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提名让我当保卫科长。

    那可是官呀。嘻。

    天可怜见，后来没当上。原因是打架，也是一场游戏。跟一个工友，他老家是东北的，我老家也是东北的。一句话，彼此火了。他冲了过来，我呢，迎了上去。

    我被他骑在身下，但是我还是认为我肯定胜利。结果，他胜利了。

    他说，服不服？

    我没吱声。

    其实，没吱声，就是服了。

    整个过程，那个军代表都看见了。

    ……

    这之后不久，我还去考过一次战友文工团。是考声乐，就是唱歌。我认为我唱的可以，就是上高音有点困难。咬字吐词都挺清晰的。考官是一男一女。他们听了我唱了一遍之后，憋不住大笑起来。

    那时的年轻人多傻，多可爱呀。

    写小说是后来的事。让我感慨不已的是，不少人都真诚而无私地帮助过我。在这里，阿成鞠躬了。

    邮苑里的城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官方的“邮局”，是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到比利时菲利浦王子在马楼的宫廷之间建立的——毫无疑问，这种妙曼的说法，是欧洲人骄傲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将他人的心情、生活、爱与政治主张，传递给远方之亲友的场所，总是一个值得人们仰慕的地方。当然，那条联接马克西里朱利安一世皇帝和菲利浦王子的邮路，肯定要比中国的驿站与烽火台式的“邮路”晚很多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中国的烽火台、驿站，和欧洲式的“邮局”出现以后，它们便成了人类生活的别一个上帝。

    其实，人们不仅仅是生活在未来，在更多的情况下，特别是那些感情丰富之人，他们总是沉迷在过去的岁月里。的确，过去、今天、未来，这三者构成了人类生命历程的三部曲。每当我们走过邮局，或者接到信件，总有一种高尚的期待和别样的情感。正是这些来自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的邮件，才使我们人类的灵魂更加纯洁，更加高尚。“家书抵万金”呵。这也就难怪西方的诗人将邮差比做春风：“春风啊，请把我的絮语送到……（爱人）的耳边……”

    人类传递感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信件、鼓声、烽火、宗教、音乐、绘画、歌声、眼神、手势，等等，都是在将自己的心语传达出去，倾诉着人类交流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交流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人类的生活才变得丰富与丰满起来，人类的智慧才愈发地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这就是“邮苑”的魅力。

    但是，我从没有想过，城市的历史，城市的形象，居然也可以通过这条“邮路”，将昔日的城市邮寄到当代人的手中。是啊，一枚枚小小的邮票在这本厚重的《老哈尔滨风光邮苑》中，它是一种装饰，一个提醒，是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审美手段，它是将一座城市历史的旧影，通过智慧的选择，艺术的制作，送到我们今人的面前。这份特殊的邮件，使我们看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先前的模样。我打开这本精美的邮苑画册，我的灵魂便走出我的躯壳，进入时空的隧道，飞翔在这座久违了的神奇的城市上空。我在这座特殊的城市当中，受到了空前的感染。我从未想过，这座伟大的兴起于19世纪初的城市，是如此地开放，在城市文化的展示上有如此前沿的姿态。它的建筑，它的城市街道，它的自然风光，它的某一“细节”，都让我产生了一种迷恋，一种沉醉，升华出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感。的确，是“邮苑”帮助我完成了对城市的回忆，也满足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好奇心。在这里，我找到了祖辈和我们这一代人行走的足迹、情感的足迹、友谊的足迹，爱情的足迹，甚至早春的气息，雪下的履痕，雨后的清新。我从没想到过，当一座城市浓缩在邮苑里的时候，竟是那样的风情万种、魅力无穷。我也是第一次在这座邮苑里，发现我们的城市竟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别致，如此的端庄。我相信，我们这些城市后来者身上的某些想法、设计、创造、情思，包括我们身上涌动的那种卓尔不群的激情，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我们的文化素质，我们的个性，我们审美，我们的判断，都与这座生长着城市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在这座邮苑里，我感到了城市的精神圣餐是那样的丰美，城市的历史是那样的经典。就是这样的一条特殊邮路，将过去的城市、时间、历史、情感，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人浮想联翩，无限感慨。

    我知道，我身后的城市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喜欢过去的城市，我也喜欢身后变化着的城市。城市总是像一个人一样，在不断地变化中、生长中、丰富中成长。想留住过去的城市和过去的时间是困难的。所以，每一个记录城市历史的人，无论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或者像我这位大胡子朋友杨宏伟先生一样，都将受到历史的尊重和后人的爱戴。

    在生活之中

    我喜欢到处走。这可能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也可能跟自己曾经从事过的司机职业有关。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着大卡车到处跑，跑遍了黑龙江的山山水水，或许是这样平凡的经历养成了我喜欢远足的习性。另外，黑龙江人在其风俗上也有这样一种习俗，他们并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在黑龙江的一个满族乡，那里的满人们一年到头总折腾，或者从前街把家搬到后街，或者从后街把家搬到前街。总之，不能总在一个地方住久。我的一个望年交朋友就是满族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家里的家具总是不断地变化，今天桌子摆这儿，明天桌子摆那儿。我想，文化、风习、历史，有一种暗示的品质，它会悄悄地以一种类似基因的形式传承下去。

    在这一二十年里，黑龙江的一些蒙族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乡、自冶县、自治区，大多我都去过，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我喜欢到那里去，重要的是到了那儿心情非常好。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非常不错，那里的野水自由地在草原上流淌着，牛羊们悠闲地地草原上吃草，花儿开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美丽，鸟在蓝天上飞。牧人唱那种原生态的牧歌让人心灵沉醉。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此的淳厚，诚实、透明、善良、阳光，人在那样的环境里，等于是在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会让脸上满足的微笑变得如此的宽厚，人某种固有的认识在瞬间就化解掉了……

    在蒙人居住与放牧的地方，有我的一些朋友，有的是汉人，有的就是蒙族人，他们大多是天生的诗人与歌手。在草原上我曾经和他们一块儿打猎、打渔、跳舞、骑马、睡蒙古包、听他们弹琴、围在篝火边、坐在歇气儿的勒勒车上听他们讲故事，有时候，在金灿灿的苦菜花盛开的日子里，去参加剽悍而又迷人到那达慕……

    蒙古人的饭好吃啊，无论是马奶子酒，荞麦面的包子，手把羊肉，还是烤全羊，都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说实话，生活不光是写作，还要去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它会让你活得充实，生机勃勃，让你对生命有一种全新的看法。是啊，别愁眉苦脸地总想着小说，想开一点，如果有机会，还是到草原上去走走吧，花不了太多的钱——这是我常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朋友说的话……

    作品不过是别一种歌唱而已，不能24小时总是唱个没完没了。写作是神圣的，但多彩的生活比写作更神圣。生活是高标号的汽油，写作之车加上它（加满箱最好了），才能风驰电掣起来。

    内蒙我也曾经去过几次，同样给我留下美妙的印象。小说中的“白狼镇”就我在乌兰浩特那个地方偶然得来的。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的确是小导游的那一句无意识的话，让我萌发了写这篇小说的愿望。他说，一个日本人曾经假借旅游，到日军当年在这里修筑的军事要塞祭拜……后来被中国人发现了，并把他给赶走了。

    在乌兰浩特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确有一个叫“白狼镇”的地方，我到过那里。那么，为什么叫白狼镇呢？后来，果然不出所料，这里的确曾经是狼群出没的地方。于是，我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写的时候，草原就在我身后哪——那种感觉真不错。于是，我把我曾经到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呼和浩特、科尔沁、乌兰浩特、锡林浩特、巴彦浩特，以及杜尔伯特等地骑马的经历、喝酒的经历、跳舞的经历、放声歌唱的经历，都融入到这篇小说当中，应当说，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沉醉的情感之旅。

    短篇小说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情感真实。如果同时它还能具有某种独特性，那就更好了。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鼓励。是啊，生活还得继续，小说就在生活之中。

    在虚构当中享受真实

    算上《住房简史》，这一年我一共写了三篇“简史”类的中篇小说，另外两篇是《爱情简史》和《买车简史》。在写《买车简史》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写《爱情简史》和《住房简史》，仅仅是出于一名曾经的老司机的情感，写了《买车简史》。我想（准确吗？），主要是看到了“车”在生活与工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或照应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未可知。由这种变化引发出的那些故事，至少该算是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了。当写完这篇小说的时候，突然觉得它太“行业化”了，因为它仅限于我个人职业上的一种回望，一种抒发，一种感慨，一种记忆。其实，站在一个老市民的角度，值得回望的，就不仅仅是车了，还有爱情。应当承认，爱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里，特征、认识、判断，变化、与更早的历史，与更悠长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和今天，有着绝大的不同。当写完《爱情简史》的时候，这才想到，百姓的住房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是一段被遗忘了的重要经历。住房，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是包括科级以下干部在内的普通老百姓生活之旅中顶顶重要的大事情，同样镶嵌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所谓一个人眼中的《住房简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硬性地说，是打算给我的生命历程，在这方面做一个小结。

    当我站在2008年，回望过去的三四十年的时候，绝没有什么感慨，而是困惑，我甚至不敢相信，我和我的同事、同龄人、父辈、家属，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一段生活，住过那样“有趣”的房子，有过那样的焦虑与亢奋。我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古人说，人生如梦，大约就是对变化而言的吧。

    但是，必须承认，把这样的题材牵到小说的范畴里进行表述，坦率地说，有诸多的难度和挑战。无论如何，我写的是一篇小说，略有不同的是，是一篇带有“简史”性质的小说。既然带有“简史”性质，它就必须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性。“史”的基本素质是真实，而小说的基本素质是虚构。虚构与真实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加在一起，自然就构成了写作上的一种挑战。我不知道，在这篇小说当中，这个问题我解决的怎么样。我惟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就是，无论小说的定义怎样，我眼中的小说应为我个人的意愿、想法、情感，负责与服务。这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让小说更接近作者的灵魂，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即在虚构当中享受真实带给我们的种种回忆。

    恐怕，有关简史类的小说写到这儿，就算划了一个句号——或许，我还会再写一个（因为还有一点点想法），不过由于“3”字的禁忌，就不再想写这种简史类的小说了。不过，怎么说的准呢。

    真诚与真诚的冲突

    既然编辑让我谈一谈“百家讲坛”以及相关的诸如此类，那就谈一谈个人的看法。坦率地说，而今的“个人的看法”是很时髦的，而且是非常安全的。对了，错了，那都是我个人的，你得允许我有个人的看法吧？同时，我也不妨碍你有你的个人看法。在这里，我也赶一下时髦，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我倒不计较安不安全，我是在完成编辑交给我的任务。

    先谈孔子。孔子这个人，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有人说他是教育家，还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更有人把上述种种几家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儒家”或者“儒学”。关于“儒”的解释也有好几种，看法也不一样，估计也都属于“个人看法”类。孔子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似乎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所谓的“得志”是在死以后。不能说，他死以后得志，他生前就是得志的。所以，他的一些想法在我看，既聪明又矛盾，既精辟又颓废，即高屋建瓴又庸俗市侩。我总觉得孔子好像在“怎么活”“怎么做人做事”方面讲得有点过多，相信他这方面的感受和遭受到的打击也比较多罢。不过，他的言论却因此含着某种同情心，比如，“唯上智下愚不移”就是其中的一例。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但是，他告诉别人，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会活得不舒服。这种思想在孔子的言论当中占相当的比例。这大约也是历代帝王比较欣赏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百姓欣赏孔子，是因为按照他的某些理论去做，就可以避免许多矛盾、许多冲突、许多不愉快。不仅如此，如果肯努力学习，出身无所谓，也可以当官，等等。我觉得孔子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一个饱尝沧桑的长辈。当然，想战斗，想改变，想抗争，想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挪用孔子的方法大约不行，这也是我理解“五四”时期，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的道理。这方面，不展开说了，因为三句两句说不清楚，只言片语还容易挂一漏万，不得以周全。而且，还可能给那些喜欢“战斗”的人们以口实。

    但毕竟是个人看法。

    还说孔子。我对孔子的学问与学识很敬佩。但是，他讲的某些中庸之道，我并不以其为然，我甚至觉得对青年人反倒不大适合——这里也不展开说了。在孔子的言论当中，某些个人心得，或感慨、或无奈、或定论，诸如此类，我也不尽赞同。但是，我并不是瞧不起这个人。相反，我除极其地敬仰这个人之外，还很同情这个人，觉得他有超群的洞察力，善观察，善分析，善总结，善说教，善回避矛盾，善在夹缝中生存，善于谁都不得罪，也善于批评一类人和一类事，特别是他对“学习”的态度，我十分欣赏，并遵教而行。他的那些言论的确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对普通官吏、贫民学子，有一定的安抚作用和指导意义。同时，我也觉得他是个方法论者，在他本人身上有一些让人费思量的地方。

    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看法。

    孔子，肯定是有学问的。但是，并不是十分难懂的学问，在过去，《论语》是小学教材，比《庄农杂字》和《三字经》要难一点，沧桑一点，但也难不到哪儿去。那么，今天为什么有好多大人却不如古代的少年儿童了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姿态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孔子讲的古话老百姓是听得懂的，而我们现在讲的是白话（这得感谢“五四”运动了），有“代沟”了。这样，问题也出来了，现代人已经被白话泡得非常滋润了，搞不懂古话了，搞不懂就躲着呗，甚至连敬而远之的“敬”都没有，就是远之。而今，出了一个于丹，她用通俗的方式来讲孔子，一下子就赢得了民众对孔子的了解，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觉得古文挺有意思，而且觉得孔子也挺有意思的，他说的话挺有趣儿，在理儿——更何况这是学问呢？于是，大家就更加地喜欢看《百家讲坛》，包括喜欢于丹本人。当然，人们是否真的从内心想按孔子说的去做，那就要打一点折扣了。但是，毕竟在莫衷一是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说法，一种方法，一种参考。至于于丹讲得怎么样，说实话，我没细听过，我仅仅是听了几分钟就不听了，绝不是不尊重于丹先生，也不是不尊孔，更不是对古文有什么偏见，而是她讲的我知道，我明白，我不用再听了。这就像让我现在回到小学去学算术，的确没必要了。于丹讲的孔子，据我所知，我周围的人，包括工人、家庭妇女、老人和孩子，机关干事，真的都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觉得于丹真的是非常有学问，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她的书不要说卖一百万册，卖一千万册也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于丹用通俗的、浅白的、生动的，甚至是时尚的、小布尔乔亚的方式，讲孔子的《论语》，而孔子《论语》中的相当部分——前面我说过了——对那些不大如意的生活是有指导意义的，试问，谁的生活都是如意得不得了呢？所以，老百姓一定要排队去买于丹的书，要好好读一读，今后遇到啥事儿，面对前途，面对仕途，面对理想，跟领导也好，跟同志也好，跟女人也好，跟君子也好，跟小人也好，跟父母也好，跟子女也好，咋个相处法。你看人孔子说得多好！而且，一说就说到心窝里去了，太知心了。他们不仅是光喊孔子伟大，还要喊于丹伟大呢。难道这是老百姓在拍于丹的马屁吗？不是，是真诚的，特别的真诚。

    那么，十博士对于丹所讲《论语》的批评就不是真诚的了吗？就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吗？就是因为上不去“百家讲坛”心里就闹得慌吗？也绝对不是的。一些人这样认识，是出于对于丹的爱嘛，老百姓跟于丹已经有感情了，有点知己的意思了，所以，谁反对于丹他们就反对谁。我倒是喽了一眼十博士的文章，坦率地说，也看得不细，主要是个人的事太多。但是，大致意思是看明白了，因为十博士的文章不是很难懂——我估计自己是看明白了。我看了以后，我倒没觉得十博士对于丹有恶语攻击之意，没有，只是有点不合时宜，人家那么火，你们站出来批评，时机选择得不好。那么应不应该批评呢？普天下的文章哪有不应该批评的？何况于丹先生讲的是有一些毛病的——当然，可能于丹先生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是她的个人心得嘛。十博士的意思是说，你既然讲了孔子，“心得”也应该是正确的。这就是十博士太过认真的缘故了，她又不是讲的什么大是大非的事，你们管这种事干嘛？做自己的学问就是了。但是，我从中窥视到十博士的文人良知，他们觉得应当有自己的声音，别把孔子讲歪了，特别是讲错了，有些地方别讲得失水准了，等等。这都是些好心眼儿的想法。但是，好心眼未见就能让人家当好心看，被当成驴肝肺也是正常的。

    其实，十博士不必担心，因为于丹教授讲的东西，包括讲错的东西，理解错的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得到逐步的改正，改正了就没问题了，也不是什么惊心动地的大事情。另外，所谓的一些不太正确的说法、看法，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说改就改了。人家就是坚持不改，那就不改呗。你说是误人子弟也好，你说是歪曲孔子也好，或者怎么怎么着也好，又能怎么着呢？

    再说“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是我喜欢的栏目，现在看得比较少了，刚开始的时候看得比较多，讲清史啊，讲陆游啊，特别是讲陆游那位教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讲得好，非常之精彩，特别是在吟诵陆游的诗的时候，可以堪称“学界第一人”。还有我很佩服的王立群先生讲的《史记》，讲的好！我也偶尔看了易中天先生讲的《三国》，他在讲当中有一些调解气氛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也必要，要知道，下面的观众不是大学生，是老百姓，跟老百姓讲话，你还真得讲点方法，讲点趣味性，板个脸那么讲，老百姓根本不会去听。至少说，通过他们的讲，普及了历史知识，煽起了对历史知识的兴趣。我记得，五六十年代就出过普及历史知识的、文字活泼的、内容有趣的小册子。在当今的历史学家、学人当中，不少是从这些小册子走上研究之路的。所以，我喜欢“百家讲坛”。

    这要说到刘心武先生讲的《红楼梦》了。刘先生讲的《红楼梦》有人也给了很多的批评。我倒不是作家向着作家。我认为，刘心武讲得挺好，讲得不错。能把那么好几本子《红缕梦》吃得这么透，因果关系彼此勾连得那么有趣，甚至颇有说服力，这叫什么，这叫才华。你咋不行呢？你上去勾勾划划试试，恐怕就不行了。对于《红楼梦》啊，我记得王蒙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红楼梦》是一个谜，当其中一个谜被破译之后，又会生出无数个谜。这就是《红楼梦》。”而且讲《红楼梦》是中国人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谈资。我老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然没啥学问，才国高毕业。他曾经笑着跟我说，那时候的人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意思是，大家喜欢聊《红楼梦》，你看那里面男男女女多有意思，吃的玩的穿的，真是眼花缭乱，叫人羡慕，而且还有那么多怪怪的事，怪怪的诗，叫人谓叹的命运。

    总之，《红楼梦》也好，《三国》也好，贵在一个“品”字上。为什么要“品”呢，就是一种精神需求，追求一种生活的滋味。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袁崇年先生讲的那些清朝的事，也讲得很好。他虽然没有易中天那么风趣、于丹那么时尚，但是，他以他超群的博闻强记，高超的总结概括，赢得了学人、学子的尊敬。我很尊敬他。但是，这种课听一遍也就够了，不可能整好几遍，因为我不是清史专家，我也不可能成为清史专家，知道一点就行了。“百家讲坛”就是这点好，听完就听完了，“旷课啊”“逃学啊”“在下面不注意听讲啊”，都行。而有心者，有志者，可以买碟，买书，再重新温习一下。

    所以，我欣赏“百家讲坛”，并命令我的女儿要仔细地听。占便宜啊，你看人家花费了多少年总结出来的东西，你只要一听就得到了，多合适的事情啊。

    不过，对于《百家讲坛》，我倒是有点杞人忧天。我在想，这种讲法还能持续多久呢？因为中国人的耐心、兴趣，都是一段一段的，没长性的。所以，还得居安思危，研究一下新的对策，新的调整。当然，不研究也行，毕竟节目正火着呢。刚穿上新皮鞋没两天，就想着这双新皮鞋穿旧了昨办，有点滑稽了，也不合乎常理。

    那么，我为什么把题目选做《真诚与真诚的冲突》呢？不仅含着上述的说法，也是说，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呢，这《百家讲坛》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都是真诚的，没啥抵触情绪，包括批评在内，都没有恶意。仅此而已。

    书前书后

    编辑先生要我谈谈我的长篇小说《忸怩》，我就有点难过。我曾经在一个什么刊物和另一个所谓的名人论集中谈过了。现在再去谈它，我想不是脆弱，也是像不幸的祥林嫂那样“我单知道那下雪的天气”了。到底这是一件尴尬事。

    一本书出来，好坏都是自己的儿女，但不要过份地去溺爱它！它怎么样，有怎样的品质和水准，那是它自己的事，随它去就是了。如若受到批评，那是活该！如果有人还读得下去，也就可以了。作者别表现得太琐碎了。

    因此，有人希望我写点这类的文章，我只是推辞，读者寄来钱买书，我也把钱退回去。还有许多世界名著，我觉得可以去买他们的书。过日子需精打细算，买书也是如此。

    不过，要说到一种创作意图，倒是一个可以俯拾的话题。在写《忸怩》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正像艾萨克·辛格说的那样：“我相信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认为为了要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不是小说家坐下来写一部小说就能够做到。美好的世界要由许多人来实现，政治家、社会学家……”我只是有这样一种激情。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道理是很浅显的。我不是那种在写作意图上喜欢难为自己的作家。有人说写作很苦，我就很迷惘，写作怎么会很苦呢？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啊。果戈里曾说过，他写作是为了自娱。这无疑是很辩证的。

    最后，我倒想说一句真诚的话，如果有人想买我的书，尤其是钱不极多的青年学生，应当思之、慎之，善之善者也。如果读起来味同嚼蜡，就不如去喝一杯可口可乐了。

    阅读者的权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关“读者的权力”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着好就是好，你看着不好就是不好，就这么简单，不要把自己的阅读权奉送给别人。但事实上，没用。怎么没用呢？因为不少中国的读者都是一些没有主意的人，再加上几十年来养成的随风倒的习惯、随帮唱影的性格、人云亦云的态度，不自信的心理，再加上作者朋友的友情策应，哥们儿的呐喊，小报的宣传，读者就糊涂了。端庄些说，我觉得这种现象的出现，各方面都应当检讨。不过，倘若真的检讨起来，认真了，大讨论了，致使一些人下岗了，或者改行了，那就太残忍了吧？

    那么，什么是好小说呢？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有人说小说有纯文学和俗文学之分。其实怎么分还没定下来，还没有一个界定呢！马上就要推倒它，就是空对空了。再说，分不分是件无所谓的事，好多洋人写的通俗的长篇小说，如果拿到中国来，如果又是中国作家写的，那肯定是纯文学了，谁要说那是通俗小说，对方得跟你拼命！所以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不好分，不好界定。只要是艺术质量好就行了，看着好看，看着受感动，看着让人回味无穷就很可以了，别太较真儿了，过分地强调纯或俗反而是一种脆弱，一种哀嚎。须知，当一个作家才能和生活的储存消耗殆尽之后，笔下必然出现一些漫画式的人物和离奇的故事。这好像是一个外国评论家说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再说我记他干什么）。有时候一些写手为了表示自己尚有才华存焉，于是就把方的说成圆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属于大变活人式的魔术而已，偶尔一用尚可，不是才华胜似才华，但用久了，就枯萎了。

    所以，好的小说，必能展示出作者的坦率、真诚、诚实、交心的态度、优美的文字、诱人的情节、感人的故事、从容的叙述、亲切地交流、幽默的风格、惊人的洞察力、悲天悯人的境界、果敢的批判精神，与民同乐的追求，加上睿智的勘世态度和卓尔不群的语言能力。我想，这些都具备才好，但最重要的一点，你写的东西，或者伟大的东西，或者谁敢说不好的东西，得让读者饶有兴趣地读下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真正地进入到成功的领域里去了。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写法，一个人一套武功，前卫也好，传统也好，时尚也好，网络也好，彼此应当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就不可能使你占有所有的读者，你只能拥有一部分喜欢你的读者，这已经就很不错了。就像一个人在单位工作一样，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分地把所有人团结住，你能团结住一半，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超过一半，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你只团结了一个人，也不可能就因此说明你是一个废物，因为很有可能那几个人都非常俗，品位低劣、差劲。所以我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写小说，只是跟那些谈得来的人交流。”

    仅此而已。

    成功与失败

    当一个人走进社会以后，要面对的不外乎是两件事，成功或失败。不仅从理论上说，就是实践也证明了的，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勤奋、钻研、坚持不懈，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他人的指导、帮助、校正、提携等等。在国内外许多成功人士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的成功都是在导师、朋友和有识之士的具体帮助下，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走出挫折的，走出误区的，走上一条正确的路，即成功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的成功都凝聚着狭义的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集体的意志。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认识的结论，常常被成功者所忽视。当一个人成功了，取得了某项成果，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常常会说是个人努力、个人奋斗的结果，甚至有人只字不提那些曾经帮助过他、指导过他、爱护过他、帮助他从弯路上走出来，扶佐他走上正确的路的热心的、有责任感的人。这一方面可能是认识问题，因为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自己的原因，而其他是次要的，特别是成功以后，这种认识会更加坚定。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失败了，没有获得成功，他在反省自己失败的时候，并不是做自我检讨，而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那些指导他、帮助他、提携他的人的身上，认为他们的指导、帮助，是失误的，是错误的，有偏差的。我们常常会听到失败者这样的说辞，如果不是听了某某的话，我就成功了。相反，如果他成功了呢？他绝不会说，我是听了某某人的话才成功的。这种现象，我特意把它从生活现象中提出来，因为它不是个别现象，比较普遍，伤了一些人的心，也影响了成功者后续的发展和进步，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客观的、冷静的、理性地对待成功或失败，如果能坚持一颗爱己之心爱人，责人之心责己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而那些在认识上有误区、有偏差的人，往往满足于一时的成功，满足于暂时的成就，于是领风骚三五天便销声匿迹，被人们淡忘了。因此，当一个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一定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任何人的成功都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大家的力量。这样，才能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与成功。

    达观与琐碎

    一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交往当中，持一种达观的心态和境界，自然是一种极好的品质。所谓达观，其实就是把事物看得很清楚，研究得很透彻，是一种智慧之后的姿态。比如某人丢了一万元钱，当然应当痛苦，特别是对穷人而言。但有的人就会这样想，丢了就丢了，以后努力挣，不能陪着那一万元钱痛苦个没完没了。这样的状态就是达观的。那么，因为丢了一万元钱天天痛苦不己，追悔不及，通过无数个假设来自责，如果当初我这样，如果当初我那样，或者怎样，就不至于丢了。这样的人常常会这样说，我恨哪，恨自己。我年轻时的一个工友，一个长得还算周正的姑娘，有一头秀发，梳着两个长长的辫子，不慎丢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在六七十年代，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通常要工人的2个月的工资。想不到，我这个工友一夜工夫秀发全部掉尽，由此别人还送她一个“小秃子”的外号。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头发没再长出来，反到是她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糟，即找不着对象，也找不着婆家，最后走上了一条自作自践的路。这就是不达观。如果能想得很开，丢了就丢了，一笑了之，或者把这个思想包袱卸下去，轻装前行，就不至于如此。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大凡达观的人都是很阳光，很幸福、很欢乐的人。我们常说年轻人没心没肺，所以年轻人很欢乐。而那些成天为一点小事就缠绕五内而不能自拔，并衍生许多假设，假设出许多回应，搞得自己疲劳不堪。痛苦不得开心颜，既苍老得很，又把脾气搞的也不好了，常常把许多与己无关的人、善良的人，想象成自己的对手，总认为对方在琢磨自己，在和自己暗中较劲儿，为了应对这些“莫须有”，自己的言行变形了，离谱了，这就是一种琐碎。这样的人和事，虽说在我们周围其实不多，但也颇有人在。所以，生活是一门艺术，工作也是一门艺术，生活态度更是一门艺术，在达观与琐碎二者中，选择达观者，前途光明，选择琐碎者，前景黯淡。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事。

    当官的男人

    当官的男人在当代越来越多了，“官”的含义也大大的增容了。先前在七八十年代当官的人固然不少，但比起今日之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档次上，乃至称呼上就逊色得多了。过去的官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指政府和企事业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句话，无论是工业、农业、商业、部队、学校，还是街道办事处等等，所有的官都是通过组织手段逐级审定安排的。总之，想当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事，像古代的山大王可以自封。

    近乎于山大王式的自封的官，现在已像雨后春笋般的多了起来，神州大地放眼望去，红红绿绿，姹紫嫣红，总裁、总经理、总干事长、部长、主任、厂长，甚至主编、秘书长，等等，遍地皆是。个中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饭店，自己的洗浴中心，自己的房产，自己的工厂，官不自己封还会让别人来考核，来研究，来讨论，提各种建议之后，再表现，再态度，再托人，再剖心挖心，再根据指数、指标，经过党组和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定之后，再下令封你官做？那不是太滑稽，太荒唐了吗？这种仅属于自己封的官，不需要什么确定，也不需要什么指数，只要你有足够的资金、场地、热情、冲动、敢干、敢想别人不敢想的、敢说别人不敢说的、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敢走别人不敢走的、敢吃别人不敢吃的、敢玩别人不敢玩的、敢拿别人不敢拿的，同时又不大那么讲究浅层次的自尊、自爱，大约就齐了。

    这种大野地里自己自在生长出来的官，或者属于“天然的绿色食品”，生于斯，也殁于斯，风里来雨里去，或生或死，或衰或亡，都是自自然然的。倘若你自己不在乎，那么，全社会就没一个人在乎你了。

    由政府任命的，或者说那种正规正统的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工作领域、感情领域、生活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重大的影响。甚至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命运和前途。坦率地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是惧怕的、敬畏的，假如说普通的老百姓十分爱戴直接领导自己的那些官员，无疑是一句假的话，那么，说普通老百姓十分嫉恨自己的上司也是一句瞎话。准确地讲，官，在普通老百姓当中，爱便是有，也不会十分地热烈，不会每每说起自己的领导就热泪盈眶；那么，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的领导，恨纵然有，也并不十分地刻骨，不会每每说起就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并产生一种刃血的冲动。绝对不会是这种样子。

    我们得为有这样一个冷静、平静，而且又十分理性的干群关系，感到自豪与欣慰才是。

    另外，当官的男人也是男人。所以当官的男人在其下属的心目中，产生了种种的不满，种种的失望，是因为下属们把自己的领导太理想化了，太哲学化了，太宗教化了，甚至太非人化了，这种认识，这种理想，对于官与民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彼此产生矛盾的万恶之源。

    至善至美至全的人格应当说在老百姓当中，在当官的群体里，都是不存在的，即便接受这样目标的人，也可以说廖廖无几，屈指可数。因此，有人说理解并呼之以万岁的提法，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襟怀与境界。

    当官的男人，无论是丈夫、儿子、父亲，或是情人的角色，还是同学、朋友、荒友、难友，乃至病友的名份，都会对他们的判断、情感、工作和生活发生着影响。

    当官的男人，首先是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次，想做的有声有色、生龙活虎、上下满意，以至有所建树、有所开拓、有所超前，同时自己又做的、说的、行的都很潇洒，有风度。可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说起来像喝凉白开一样的容易，做起来就像登天一样难了。它首先要受到国家整体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到一个省具体条件的牵制。另外，在所在的城市里也会对其产生种种的制约。这样一来，这个当官男人的种种理想与目标，就大大地打折扣了。

    为什么打折扣了呢？当官的男人毕竟是当官的男人，他们得想啊，得琢磨，得研究，得分析；纵向的，横向的，世界的，区域的，宏观的，微观的；上级领导的具体状况，平级同僚的个性水平；想到深入的，还要想到文化传统上去。作为一个大背影的考查，如此这般的一想，他们便有了一条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关系”。在关系面前，他们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自己所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在关系上的协调能力、综合能力，于是，他们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增大这方面的具体操做与运筹，搞好搞透搞通，方方面面的，如干部处、组织处，财政部门，等等的关系，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做出看得见，又摸得着的成绩来——有时候，工作的成绩可以摸得着，但不一定看得见，就像盲人一样尽管他摸得着，但他永远看不见，这是一种血的教训。

    大多数当官的男人，都是接受教训的，于是，他们在有些事情上可行可不行的，行了；可做可不做的，做了；可吃可不吃的，吃了；可玩可不玩的，玩了；可糊涂可不糊涂的，糊涂起来了；过去厌恶的；现在不那么厌恶的；过去愤怒的，现在也不那么愤怒了；过去不敢违规的，现在也敢违规了，甚至可拿可不拿的，也拿了，等等。这样一来，有过了的，便进入了法律裁定范畴，真是让人痛心，他们是关系学科上的劣等生、道德上的弱智者。

    这自然是个素质问题，但究其根本，还是体制上的原因。如同一只白色的鸟，长年飞翔在烟尘迷漫的天空而一尘不染、洁白如玉，那是海外奇谈。因此，骂鸟与杀鸟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加强环境的治理。

    当然，有一些当官的男人，一当了官，就真糊涂了，二虎八叽的事，尤其是在下属的阿谀奉承面前不知今夕是何夕，寡人是何人了。比如他根本不懂烹饪，也要对这方面的专家居高临下发一番议论，讲一些人人都知道的大道理，以自己的大道理当做专门的学术知识来压制对方。比如有的官根本不懂得剪裁，也敢对剪裁的技师做技术指导。我们国家总是说尊重人才，尊重科学，老百姓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很优秀，但一些在基层当官的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差了。他们要尊重的首先是自己，这是他们的大原则，绝不能动摇，也丝毫不能侵犯。但是，对其他的，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科研部门落到这样的当官的手里，而且还说自己干得很好，很有成绩，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是一句谎言。

    还有一点，不知说得对不对，准不准。我发现几乎所有当官的男人，都对自己的上司唯命是从。

    这是为什么呢？

    恩怨者言

    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对某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评价，这大约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从积极的角度上讲，这些评价对我们了解某某人提供某种便利——假如有兴趣的话是有好处的。比如对某明星、风云人物、新闻人物等等，这些人似乎都可以成为一分谈资，成为消闲世界里的一种方式，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陌生人对陌生人的评价会常常有失公允，可能比较片面，比较主观一点。但有一点却没有问题，那就是评价者的态度是端正的。即便是有了某种误差，说到底也无关紧要。

    但是，如果类似的评价，出现在同一单位，同一行业，特别是出现在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说，同事之间的彼此评价，尽管照常理说，他们长期共处，一起工作，应当说了解得更准确，更全面。但是，正是出自这一范畴的同事、同行、对手之间的评价，尤其是对某些“风云人物”“人才”“尖子”“干才”“后备人才”的评价，常常是有失公充的。其实，所谓的对手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对手，而是自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对手，或是把对方硬性地看成是自己对手，从而使自已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只有打掉了对方，戴在对方头上的桂冠就非己莫属了。不仅如此这样幼稚地认定，为了达到目的，还会采取一些抵毁对方人格的手段。不过，回过头来静心一想，在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恩怨的，但此心一生，此言一出，久而久之，便不是仇人也是仇人了。

    所以，出自对这一类人对某某的评价，从本质上看，就没有丝毫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了，相反还要警惕之，以免被对方所言惑。反过来，朋友对朋友的评价，虽然大多是溢美之辞，但因了彼此是朋友，所以这一类的评价至多有几分的参考价值而已。有时候，感情问题也是立场问题。

    而那些来自对自己有恩者的评价更是如此。所以，我说，恩怨者之间的评价是不可信赖的。相反，那些没有任何恩怨的评论反倒有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忽视这一点。

    嫉妒的资格

    嫉妒是生活当中最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某个活动当中，在某个场合当中，感受到嫉妒的目光、眼神和表情。可是，没有人知道嫉妒是需要有一种资格的。

    在通常情况下，嫉妒来源于相互熟悉的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有共同目标的人，在这样一些人当中嫉妒会经常发生。同一个单位的人，乙会嫉妒甲的才干、才华、才智和取得的成绩。在一个团体中也同样会经常发生类似的情况，甚至这样的嫉妒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至会伴随终生。更有甚者，我们常会看到极端的嫉妒会演变成一种仇恨，产生某种杀伤力。说来，嫉妒所产生杀伤力并非是一般的杀伤力，如蚊子叮咬、昆虫叮咬，对对方不会产生大的伤害。而由嫉妒转换成仇恨就不同了，它会有很大的杀伤力，并且会令嫉妒者产生许多极端的做法，产生出许多极端的猜忌、推理与偏执，并把对方视为是伤害自己的人，从而产生雪耻的欲望，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

    因此，嫉妒是不可小视的一种行为。只是，嫉妒者常常会忘记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嫉妒者的资格。说起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除了品质不一样，才华也会天然的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能成为科学家，而有些人只能成为一般的技术员的缘故。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如果在同一个单位，技术员对科学家的嫉妒很容易转化成仇恨，只是技术员从未想过自己并不具备嫉妒的资格，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才华，你无论怎样的努力都难以达到，不过是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苦闷，很颓废，很愤怒，以至于很变态。如果嫉妒者能意识到自己不具备嫉妒资格的时候，比如，我们永远不必去嫉妒杨立伟，因为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资格；我们也不必嫉妒加利略和巴尔扎克，因为我们也同样不具备那样的才能。可是，当这三个伟人和你是同事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嫉妒。因此要警惕，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当一个人清楚地明白自己不具备嫉妒资格的时候，就会改变方向，攻己所长，避己所短，同样会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样会使自己的工作、生活愉悦起来，心胸也变得开阔了，生活也充满着阳光。

    的确，一般性的嫉妒是有益处的，它会产生动力，让你赶超，奋起直追，不甘人后，但你必须具备这样的资格、这样的能力才好。所以，我们要学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嫉妒良性地运用起来，让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充满灿烂的阳光。让你在不同的收获当中，同样享受收获的愉悦。

    筷子、牙签和海鲜

    在韩国吃饭，筷子肯定是那种钢筷子，牙签大多是那种塑料牙签。开始，我以为这仅仅是一种民族习惯而已。但是，连续地使用了10天之后，才突然顿悟，这是一桩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和韩国人，包括日本人，以及他的一些亚洲国度，在多少年以前，一直使用的是竹筷子和木筷子的，特别是中国，到目前还大量使用竹筷子和木筷子，甚至一次性的木筷子、木牙签或竹牙签。有关部门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提出取消一次性筷子，但效果似乎不大。我们看看韩国吧，人家全部是铁筷子，而且筷子设计得非常合理，手攒的一面是扁的，下面是圆的，使用起来既有适量的手感，夹东西也非常方便，而且，这要省多少木材啊？！韩国的牙签也是塑料牙签。这也是一个大大的了不起。而我们中国使用筷子和牙签的木料真是太多了！如此这般地使用下去，用不了太久的时间，我们就会把绿色的资源吃光，成为历史上被唾骂的一群。另外，我还认为，我们的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范畴太窄了，法律既是为国家的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就应当运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木制筷子和牙签的使用。学学人家韩国人，大家都来使用铁筷子和塑料制牙签。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条法律，那么，这条法律就是一条值得人们尊重的法律。而且，铁筷子也易于消毒，不大适于细菌生长，用起来便是脏的，你只要用餐巾纸擦试几下就可以达到消毒的目的，比起一次性筷子要好得多，也高尚得多。我们为什么不学，为什么不用呢？

    在韩国，我游览了济洲岛。济洲岛是韩国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风景区。在这个风景区里，我不仅看到了亚洲第一个流向大海的瀑布，同时还在瀑布的旁边，看到了吃海鲜的地方。有几个渔夫在瀑布下兜售新捕捞上来的海鲜，这些海鲜有鲍鱼、海参以及其他海产品，都是活的，他们给你切好，放在一个盘子里，配上作料，蘸着生吃。虽然有一点点腥，但非常好吃。我在好吃当中，开始反省起来，在我们中国的沿海地区，你想吃刚刚从海边捕捞上来的野生海参和野生鲍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这方面的资源已经被捕捞得差不多了，倘若有，也是人工繁殖的。我在济洲岛海鲜店就餐的时候，一个很普通的海鲜火锅，吃的是那种一人一份的小火锅，里面就有三只野生鲍鱼，其他如海红之类的海产品，也都是野生的，非常好吃。他们说，济洲岛上的海鲜是非常贵的，汉城的人专门到这里来吃海鲜。这一点就像我们专门去三亚吃海鲜一样。这两年三亚我倒是常去的，那里的海鲜比起济洲岛上的海鲜，有天地之别。在那里吃野生的鲍鱼，门儿都没有，除非你是有钱的大人物。不然，是不可能的。而在济洲岛市内的普通海鲜店里，你可以看到大若手掌的野生鲍鱼，活的。他们讲，当地人三天不吃一顿生鱼就受不了。我就问，为什么你们这里会有这么多的野生鲍鱼，他们也回答不出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从未做过过量的捕捞。

    晚上，我沿着海滩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些当地的工人，在海边用炭火烤鱼喝酒，我站在大堤坝上，离海水还有20米的距离，就可以看到灯光下的海水里面，有十几条大至半尺长的海鱼。而我们的海边会看到这种情景吗？特别是我们的渔夫们，他们只要看见鱼，就会立刻都捞上来。我听说，我们现在还在出口海鲜，别出口了，人家的海鲜资源比我们多得是，也丰富得多。他们是先吃咱们卖的便宜的海鲜，而保留自己国家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些新的措施了。

    两种尊敬

    我们无论是在写信、开会以及各种礼仪性的场合上，还是在写某些报告当中，常常可以看到“尊敬”两个字。在上述文体与场合当中，出现的“尊敬”二字，说到底，是一种礼貌，或者是一种外交的礼仪，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代表个人的态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人的脸上看到某种“尊敬”的表情，比如，见到某领导、某权威人士、某长辈、某老干部、某办事机构的办事人员、某行业执法人员，等等，这些人的脸上就会出现程度不一、状态不一的“尊敬”表情。这样的尊敬，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很敬佩某领导、专家、老干部和长辈，所以一见到就会肃然起敬；另一种“尊敬”则不然，同样的“尊敬”，却是出于一种胆怯，倘若不尊敬就会招来不幸、不快，或者某种不测。还有一种“尊敬”是出于某种目的，用“尊敬”的方式来迷惑对方，取悦对方，从而达到利用对方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在领导、专家、权威、老干部面前，个个脸上都呈现出尊敬的表情时，实际上是两种尊敬。

    笑也有两种。我指的笑是指在工作环境中的笑。一种笑当然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好笑，或者敬佩的笑，或者开心的笑，或者幸福的笑。比如领导讲了某个真正幽默的笑话，真正值得一笑的事情，大家都开怀地笑起来。相反，领导讲了蹩脚的笑话，拙劣的故事，有些人也是同样“开怀的”大笑起来，这种笑就是迎奉之笑。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鹭丝之笑》，古人将这种笑叫掐肩媚笑。

    严肃也分为两种。我指的严肃也是指工作环境中的严肃。我们在同领导讨论某个问题，讨论某个事件，比如人事、工资时，群众的脸上个个都呈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为什么呢？因为此事真的是应当严肃对待，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严肃。那么，另外一种也是同样严肃的表情，其实，领导在说一件扯淡的事情，罗里罗嗦，枝枝蔓蔓，无关紧要的事情，但下属心里明白，如果不以一种严肃的表情听，后果将不堪设想。应当说，我们的某些领导的内心是很脆弱的，很小心眼的，常常会因为你偶一的不严肃一一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可能会导致你整个工作历程的不得志。

    支持同样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正义的支持，对正确的支持，对正道的支持，对正派的支持等等。在工作环境中还有一种支持，则是帮派的支持，策略上的支持，迎奉的支持等等。所以，我们活在工作环境当中是很累的，如果辨得不清这些看似同样的神态的两种意味，就可能导致自己失误与误判，即所谓的“不成熟”。

    你为什么脾气不好

    有人说，“我脾气不好”。可他从来没问过自己，为什么脾气不好？这里会有多种的解释，有的人说自己天生就是脾气不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到丑恶的现象，就要谴责，就要骂，根本不留情面，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愚蠢就要跳，就要批评。看到别人不顺从，就要跳脚，就要愤怒，甚至就要动手。这是一种所谓的脾气不好。

    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呢？是真正的脾气不好？真正的暴烈的个性？真正的侠肝义胆？真正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所以，才要愤怒，才做投枪匕首状？

    还有一种脾气不好，本来这个人脾气是好的，非常好，温顺，像绵羊，像羔羊，像小猫眯，至少像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实人，不愠不火，领导批评他，面带微笑，别人指责他，虚心接受，真正是个好脾气。就是别人骂他两句，也能够忍气吞声，不做计较。但是，这个人一旦当了官，上面所说的能忍的一切，均不再忍了，不仅不能忍，哪怕一个似是而非的挑衅，似是而非的不恭，对方明摆着的失误，偶一的疏忽，不行了，受不了了，非愤怒发脾气不可，一定把下属批评个鼻青脸肿才消火。如此的脾气不好，就不是他们真的脾气不好了，而是他们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像这样脾气不好的生活。所以，他们终于可以脾气不好了。

    还有一种脾气不好，是因为其弱智，愚昧，但同时又很自尊。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智商比较低，水平比较低，就是个“猪脑子”，但是，却容不得一点批评，一批评立刻就跳骂，用火掩盖自己的愚蠢和弱智。这种脾气不好，其实是一种脆弱。

    那么，您属于哪种脾气不好的类型呢？

    平常心考

    平常心是很有诱惑力的一种状态，它似乎适应所有的人。我们首先说那些名人。名人之所以谓之名人，是因为他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一旦名人成为公众人物，他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就越来越大，在享受这种精神滋养的同时，当然还要接受公众的批评和监督。这方面我们先按下不表，单说名人一旦没有什么新的成就，那就名存实亡了，名则不名了，何况江山代有名人出，一代一代的名人总要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于是老名人和新名人之间就会有一些微妙的心理。老名人对平常心这个字眼使用率会越来越高。当新名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人就希望老名人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样才不至于失落、愁怅、郁闷，甚至痛苦。所以，持平常心者被公众认为是一种美德、一种风度、一种修养。正唯如此，很多名人在名人辈出的时候都说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那意思，或是将一切都看得很淡，或者是早已把名利看淡了。换言之，老名人已经不愤怒了，不嫉妒了，也不郁闷了。那么果真如此吗？

    间或，朋友也会问我，我也常说，我有一颗平常心。但同时，我也会跟他们多讲几句，过去我并没有一颗平常心，我总是通过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当然算是一种纯粹的平常心，但更是一种进取的心理。于是，朋友就夸我，阿成啊，你真不错，你都看开了，想淡了，真有一颗平常心呵。其实呢，还不是。我和他们讲，假如你问一个掌鞋的、卖冰棍的、卖菜的，你说，咱们阿成——他们可能知道这个人，也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得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奖，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哦，真了不起。也就完了。说之前，心跳八十下，说之后，心跳仍然八十下，然后，这件事情就在他们脑子里过去了——这才是真正的平常心。所以，真正的平常心是回归于民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常心，而那种硬做出来的平常心和这种本真的平常心，本质和境界都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一种克服，后者则是一种自然。

    所以，要真正做到平常心，你还要从名人的宝座上走下来，走到民众当中。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平常心才会离你越来越近，让你感到愉快、轻松、笑呵呵的。

    人啊，人

    两种人

    这里说的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愚蠢的人。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自信，因为他聪明，所以他很自信。另一种是愚蠢的人，愚蠢人有愚蠢人的自信，为什么？因为他是愚蠢的人。不要以为愚蠢人没有自信，有的人愚蠢了一生也自信了一生，反而赢得了人们古怪的尊敬；有的聪明人自信了一生，反而让人嗤之以鼻。所以，我们给自信下定义的时候，不要以为“自信”是聪明人的“专利”。

    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谦虚的人，一种是骄傲的人。谦虚的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把谦虚作为一种手段，然后进入社交场合和官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谦虚在这里是手段而不是品质。另一种谦虚是品质，天生就是一个谦虚的人，或者后天成为了一个谦虚的人。凡是这样谦虚的人都是不自信的，他们总觉得自己还不行，所以他们谦虚。如果他们意识到谦虚是美德，并努力表现自己的谦虚，那么，这样的谦虚便异化了，有疑问了，值得推敲了。

    我们再说骄傲。骄傲也分两种。一种是由于自己有了成绩便骄傲起来。这种人是比较可爱的，他骄傲是因为他有成绩，并不是想欺诈谁，而是一种个人情绪的表现；另一种人，没什么成绩，可就是骄傲。为什么没什么成绩还骄傲呢？因为他认为骄傲是一种自尊，他认为如果不骄傲，别人就不会尊重他。这种骄傲显然是一种脆弱的骄傲。

    再有两种人，是老实人和老实的人。老实的人分两种，一种天生就老实，踏踏实实种地，踏踏实实做工，踏踏实实地工作，为温饱计，而不想其他。这是真老实。另一种“老实”，是将老实作为一种手段，是装老实，一旦得了势，老实在他身上就踪影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给人、事、物、态度，下判断之前，要分清他们是哪一种人，这样，为人对己也还都不错。

    富人与穷人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是，穷人的变化都不大，也没怎么穷下去（相应的，生活水平还都提高了一点点），但富人的变化却在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迅速地巨变着，日新月异着，当然也包括魂灵的变化。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富得可疑，但是，公众们、官员们乃至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他们的存在，表彰他们的富有，更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和他们交朋友。一些地方组织还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当会员，当委员，当秘书长，当会长，当名誉主席，所谓“富在高山有远亲”。——当然，他们大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一个个满面春风，洋装洋鞋，拙劣地挟着包，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上流社会，以至煞有介事地发表看法、发表演讲等等。

    这就是富人的权力。国际社会也是这样。

    一些群众看到这种“怪”现象，大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因为穷，大抵是自觉没有发言权的）。心里却在想，这些鸟人，到底是因为他们有钱，还是因为他们有德才混到这种地步呢？

    这种状态的产生，这种近乎于残忍的诘问，似乎也不能单纯地怪这些民众，狠狠地批评这些民众。要知道，这些民众过去受到的教育，说穿了，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穷是高尚的，而富是可耻的，下流的，要进行斗争的”。多少年来，他们是在这样观念的笼罩之下，极其幸福和愉快地、很主人翁的、很傲慢的、很自信的生活着。现在，让他们反过来去钦佩他们厌恶以极的富人，这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悲怆的。

    然而，一些人富起来了，已经是铁的事实。

    在这些富人当中，一部分人不仅仅很有钱，拥有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的资产，而且，大都拥有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经常轻轻松松的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去旅游、度假。他们在吃、穿、住、行，都是全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准的。他们的女人永远是美丽的、年轻的、风情万种的，同时，他们还要很累、很无奈地周旋于一些业余夫人当中，要安排好她们的生活，满足她们古古怪怪的要求等等，还要挤出时间同她们幽会，然后，耐心地听她们说一些极其贪婪与自私的话，一些＋自己如何如何委屈的话。他们的子女上的都是国内外的贵族学校，聘请的家教（无论是钢琴、小提琴、美术、文化知识）都是一流或超一流的。一些在普通民众做梦也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只需很轻松的一个动作，就办成了。

    一般的，这些富人大都拥有自己的公司，或者房地产，或者高科技，或者服务业，或者影视或广告业等等，他们当中有的在事业上越来越发达，有的人则栽了，又重新成了一个普通的穷人，常常衣衫褴褛地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看着一辆辆高级轿车从自己的眼前飞驰而过，焦黄的脸上充满着轻蔑与仇恨。

    还有一些富起来的先生们，吃也吃过了（全世界的美味佳肴几乎都吃个遍），穿也穿过了（世界的名牌时装也都一一拥有——也就那么档子事吧），住也住过了（全球一流的大饭店，甚至总统套房也睡过了），走也走过了（南半球北半球的名胜全都看了个遍——也就那么个意思吧），爱也爱过了（女人终究是女人，大同小异，自己收获的不过是一脑子疑问和满腹惆怅而已），官瘾也当过了（不少的官衔都做了一遍，跟一些大官也都频频地接触了，也都是一张嘴，一个鼻子，俩眼睛，没什么区别）。那么，干什么呢？偶然一天，他们开始返璞归真了，看破红尘了，觉得还是自己过去的穷日子有滋有味，吃什么什么香，看什么什么好，穿什么什么美，生活是那么欢乐，爱情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哪怕当了个读报员，简直像中了个头科状元似的亢奋。这些，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们开始策化到没人的地方去，到那里买一条有溪水的山谷，造一座房子，开始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还有的富人，在农村买了一个四合院，自己天天种菜、养猪、养鸡、养鸭，收拾猪粪，吃庄稼院的饭菜，穿农民的衣服，睡农民的大炕，一切干得普普实实。见了村干部，诚惶诚恐，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又是敬烟，俨然一个卑微的庄稼汉。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当中去了，他们觉得这样才活得愉快、充实、美好。

    当然，更有一些富人，自己富起来以后，有了相当殷实的积累了，开始把眼光放到公益事业上，资助办学校，办敬老院，办科技兴国的事业，对一些受灾地区慷慨解囊，一掷千金——这些做法在全世界都是很流行的——尽管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这么做。他们在多年的经商活动中，在人生道路上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他们肯于思索，肯于反省，人也越做越有质量，他们从不飞扬跋扈，从不盛气凌人，从不傲慢无礼，一切都坦诚务实，讲究做人，讲究贡献，讲究效益，讲究健身，讲究男人的责任感，也讲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物，目前还不是特别的多。因此，普通的民众对这些富人的偏见，在短时期内只能与日俱增，不能与日俱减。

    反过来，一些粗俗的富人，对一些生活在穷困当中的穷人，常常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他们穷是活该，是没能耐，是低智商。他们看不起穷人（但无时无刻不希望穷人羡慕自己，崇拜自己）。这样，就更加加剧了穷富之间对抗心理。

    事实上，一个城市，不可能人人都是熊人，都是才干，都是叱咤风云或投机钻营、胆大妄为的角色。大多数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我们假设一个标准：那就是，当普通民众都富起来的时候，才能算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繁荣与发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鱼多。”当然，要实现这一点，重要的，是综合策划与操作，还要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老的人生态度。

    自卑的女人和男人

    某种女人的自卑比男人更刻骨，更具体，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她们的自卑几乎是无法逾越的。这是那些有自卑感的女人与生俱来的精神障碍。

    这些障碍一共有三点，并且这三点一直困扰着这些女人的大半生。

    第一，长得丑。凡是长得丑的女人几乎一生都不自信。由于她们长得丑，她们对精神生活甚至物质生活的所有标准都降低了，比如择偶标准、择业标准，甚至在应得的待遇面前，她们也自卑地选择最低档的。假如她们出来争，就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惊讶。相反，漂亮女人争任何东西，莫明其妙，似乎都在“情理”之中。漂亮女人的这种优势本身，也是对长得丑的女人的一种无形的压迫。

    丑的女人在择偶上，一般的，她们不大可能选择漂亮的男人，因为她们清楚自己长得丑，所以，她们只能选那些工作比较差，家庭环境比较一般的男性作为自己的伴侣。她们甚至不敢找那些英俊的男子，认为找那样的男人是自己婚姻的一个潜在的危机，这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对她们的心理伤害。如果这种伤害成为麻木之后，似乎还好一些，一切都视为正常了。当然也有愤怒与不甘者，但这样的女人有可能转化为悍妇，用悍妇这种身份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付出的太多，其实、，她们内心也是很痛苦的。

    第二点，女人自卑的另一个障碍，就是贞操。如果一个女人在贞操上出了问题，她们同样会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她们甚至会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谁，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做了忤逆之事，有一种原罪感。这样，使得她们的行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这位是本份女人的话，这种变化会更大，甚至一生都生活在理亏的状态中。当然，这样的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择偶的和谐会逐渐消失，但这终究是一个个人的秘密，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如果一旦摆在桌面上，那就是成为永远不可原谅的过错，并暴发某种危机。

    第三点，是穷。这一点并不关乎女人的贞操和美丑。但是只要穷，穷女人就会感到不自信，感到在富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她们一生都在穷苦的日子里自哀自怨，特别的不自信。她们无法实现一个正常女人想要或者梦想的一切，诸如尊敬的目光、华美的衣服，化妆和出席各种有档次的社会活动等等。所以，她们也很自卑。

    如果，集以上三点于一身的话，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是十分悲惨的了。

    男人的自卑，其实是谈不上的。他们既不存在丑的问题，也不存在贞操的问题，更没有穷的问题，这三点不可能成为问题。在女人面前，他们不仅不自卑，甚至还可以生出一种自豪和血性来。他们的任务，似乎就是要改变这一切，而且一生都在努力改变这一切，成功就更好，不成功，也无所谓。

    因为，男人们学会了苦中作乐。

    男人的天敌是羞涩与胆怯的，因为这本不该是男人的性格，可一旦进入男人的驱体，这个男人就会像丑女人一样，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在人前惟惟诺诺。这当然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但他们自己一时无法跨过羞涩与胆怯。男人的灵魂一旦进入这样的自卑程序，又无法解脱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法常常很极端，先是厌世，后是自杀。所以，有自卑感的男人应当向硬汉学习；而那些有自卑感的女人，也应当像克服自卑感的男人学习，走出困境。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生的权力，同也有生的魄力和生的自尊。

    撒谎与策略

    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撒谎与策略之间的界线，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策略，几乎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标准。比如，某某人说，我非常有钱，其实他并没有多少钱，他还是个穷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谎言。可是，如果他这种谎言是为了赢得对方的投资和合作，那么，究竟这是谎言呢还是策略呢？这就难以分辨了。如果虚称自己有钱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意义，那显然就是谎言了。那么，如果是为了某种事业着想的权宜之计，这似乎就有一点策略的味道了。那么，我们怎样来判定持此虚言人的品质呢？他究竟是个诚实的人还是个不诚实的人呢？

    再比如，有个青年人想去参军，明明不够岁数，他却说自己够岁数了。你说，这是谎言还是策略呢？显然是一种小策略。可是，他确实是在说谎话。

    还有，某一人家里的亲属得了癌症，一家人都和癌症患者说，医生说没什么大事，这显然是在撒谎。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含着让癌症患者继续乐观地生活的策略呢？那么，这种策略是否应归入谎言之列呢？此外，我们在单位里、在工厂里，有些事情常常出于某种保密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说一些闪烁其辞的话，或者谎话，目的是为保证将为某政令出台的，比如奖金、升职、迁移等等方案的出台。那么，闪烁其辞者的话，或者谎话是不是谎言呢？

    有些时候，类似的策略可以与谎言结伴而行的。比如，某些商家为了促销，散布一些将要涨价的虚假信息，这是谎言还是策略？很显然这是谎言。可是，这里也含着某种营销的策略。作为家长，常常教育子女不要撒谎，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能让孩子什么都如实地说出去吗？比如，家里有多少钱，有什么贵重物品，包括父母是领导对下属的议论，都要如实地讲出去吗？如果为了安全不讲真话，避免谈这些就只能说一些谎话。那么，这样一来，父母是不是有教孩子说谎的嫌疑呢？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教育上的难题。

    不过，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其实，谎言与策略是不难分辨的，策略永远是策略，策略的品质是正义的、阳光的、健康的而谎言恰恰相反，是欺骗的，阴暗的，可耻的。只要我们掌握这样的原则，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是谎言，什么事是策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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