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该如何共写一份遗书？

    将个体的自我升华为团体需要。譬如，合唱团只准表演全本歌剧，不准独唱咏叹调。像军队分列式，步伐整齐划一。或者关掉聚光灯，即使意味着全员必须坐在黑暗中也一样。

    当她们付诸行动（也就是这三个女人以“统一表述”的方式过了好几个月），很快也就习惯了。“我们”这个词用了好一段时间后，再切换回“我”，其实挺不自在的。讲“我”这个字，听起来怪，感觉也怪。感觉不熟悉、格格不入、自我大暴走，感觉背叛。就像一般人说的，团体中没有“我”这个字。

    但事实是，其实我应该在好一段时间以前，就改用“我”了。我们的人生故事，以兰兹和艾莉丝为重点的祖先们的故事，是我们（我们三个）一起写的。但这夏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写。紫罗兰·斯莫克闯进我们人生的那个混乱周末，是我一个人写的。只有我（德芬或茱莉，不管是谁都好）写到今天。这点我早该诚实地说出来的。现在我坦诚招供：只剩我一个人了。

    买好折回长岛的火车票，我冲上站台、一心想上车回斯莫克家；然而，就在我即将抵达验票闸口、瞥见通往地铁的楼梯时，我突然意识到地平线的天光。这里没开窗户，光不知是从哪儿渗进来的。这光比往常更清晰可辨，不若电子光刺眼，也没有阳光耀眼。没有热度。颜色则有如暴风雨来袭前，天边最后一朵积雨云底部的亮灰。这道光头一次离我这么近，就在我眼前，近得我可以一脚踩进去——我踩进了那道光。感觉就像裹在飓风过后，我们在公寓窗外看见的那片白雾里。我站在那儿，笼罩在光芒中；我举起手，手也变成银色的了。

    然后，我退出那道光。背过身，改变方向。我把握在手里的面纸、时刻表扔进沿途看见的第一个垃圾桶。经过询问台时，我刻意低下头，以免那位美丽的女士注意到我、喊我：“你走错方向了！”

    我登上阶梯，来到比较新也比较舒适的国铁候车室。这里不但有窗户，而且都是非常宽阔的大窗，地平线天光即是透过这几扇窗，以极其奇特的角度渗入走廊。我隔着一段短短的距离，选了张表面抛光的木板凳坐下，望着人们进进出出那道银光。我憎恨他们，不满他们竟如此满不在乎地穿过它。

    我思索，长岛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等待着我，那个现成且家庭成员带有多重角色的一家人：表哥兼爱人，阿姨兼婆婆，而我很清楚，那并不是我要的；至于公寓这边，我也不想要。于是突然领悟：我无家可归了。

    过了好一会儿，身体的需要接管意识：肚子饿，睡眠不足导致两眼灼痛。我离开宾州车站，走路进城。在夏季周日的这种时刻，走进纽约这一区，感觉就像进入无人荒境。这里不是雀而喜区，不是格拉梅西公园，也不属于默里山；这里只是先锋广场尾端，商家和办公大楼尽是一片黑。举目所及，唯一的人影是出租车内的剪影。我在转角的小店暂停，买了份现成的三明治和一瓶酒。由于我已养成书写的习惯，我又给自己买了本笔记本和一支原子笔。

    我找了间旅馆。虽还不到简陋肮脏的程度，但除了价格之外，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皆十足单调、质量不佳。横竖我也不在乎价钱就是了。我递出信用卡，报上需求，于是他们把最好的房间给我：房里有张超大双人床，其中一面墙还设有简单的厨房设备。我走进小小的浴室，摁了摁墙上的皂液瓶，顺手洗把脸。我试着不去看镜中的自己。我在床边坐下来，啃三明治，拿一条粗干的白毛巾当餐巾用，拿浴室的塑料杯盛酒。从现在开始，就这样过，我心想。在这间单人房里，有一餐没一餐、有一搭没一搭地照顾我的基本需求。我和衣而眠，沉沉睡去。

    再醒过来时，我发现我斜躺在床垫上。床头柜上电子钟的红字，显示为晚上八点。才八点。我拿起话筒，又放回去。我提笔写字。我写下“七月，小约翰·肯尼迪坠机，我们照例为此拌嘴”。我们。我写我们。

    我奋笔疾书，彻夜未停。我没开电视、没开窗，喝完整瓶酒，肚子又饿了。我还想再喝。我考虑去楼下的小酒铺买酒，但我继续埋头写。

    退房时间是早上十一点。我准时离开，和抵达时同样精疲力竭。外头下着倾盆大雨，街上没半盏灯，就连人行道上平常总亮着的水晶灯也没亮。即便如此，即使没有那道光，我知道我已决定好了。我又一次变卦。我知道我没办法这样活下去。我搭地铁回家。

    一开门，我立刻察觉到姐姐们已不在这间公寓里。我把门关好，落锁，上链条，再次侧耳倾听，仍未听见任何人声话语。即使后来我找到蕾蒂和小薇（她们不在小薇的床垫上，而是在老妈房里），我也依旧维持原来的想法：我的姐姐们不在这里。

    我打开抽屉，取出紫罗兰现身那晚被我匆忙塞进这里、我们三姐妹一起写下的冗长手稿，并把我昨晚在旅馆匆匆写下的几页夹进去。等等我会再加上最后几页，也就是此刻我正在写的这几页；然后，会以大大的黑色长尾夹，夹好这整份手稿。接着把手稿放进快递信封，封好，指名寄给丹尼·斯莫克。我会下楼，把信封靠在大楼管理人的门上，并在上头黏上一张“烦请尽速寄出”的便利贴。

    然后，我会上楼回家，给自己弄杯饮料。

    然后……然后……然后……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三姐妹要如何合写一份遗书，而且还是一份有意使其成为某种回忆录的遗书？就我所知，应该还会有一个人负责结局，写下遗言，于是这角色就落在我——丹尼·斯莫克的头上。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亚特女士在四连休假期后并未正常到班，她任职的书店老板做了件此生不曾做过的事：她刻意路过河滨大道，摁了摁电铃。由于无人回应，她转而找上大楼管理员。管理员用备用钥匙进了公寓。她在三人母亲以前的睡房找到三姐妹。蕾蒂和小薇手牵手。德芬躺在她们脚边，两手分别握着蕾蒂的左脚踝和小薇的右脚踝。

    管理员吓坏了。结果得仰仗书店老板将拔掉的电话线插好，并且报警。警方赶到，联络我朋友佛莱迪（因他们在德芬皮夹里的一张名片上，找到他家的电话号码），佛莱迪再打给我。而那装有德芬和她两位姐姐合力完成、并称之为遗书的巨著的快递包裹，则在约莫一个钟头后送到我手上。我彻夜未眠，通宵读完。隔天，一切从头开始：我先打给书店老板，问她我该联络谁、该邀请谁来参加追思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只是觉得应该替她们办一场追思会。

    至于这份遗书，不得不说，我觉得很迷惑。有些部分确实填补了我家族历史的许多空白，有些部分我读得哈哈大笑，但整体来说，它令我哀伤。仔细想想，我才认识表妹们几个小时，但以某种程度来说，我似乎比她们还要了解她们自己。她们才不是乏味无趣的人，根本不是；而且也不是那种古怪或不懂得活跃气氛的人。事实上，她们感觉很吸引人、朝气蓬勃，就连小薇也是。但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个周末根本不该让她离开自己的床才是。

    还有，我真的很爱德芬的头发。

    读到德芬写我的段落，我心里很乱；读到她如何看待我们的相遇，我的沮丧更是不在话下。就如同那晚，她没跟我说她是处女，之后也没办法把最后那几页的真心话（实在很难搞懂）完整告诉我。有一段她也略去未提：星期天早上，开车送她们去火车站之前，我曾把德芬拉到一旁说话。我说，我很后悔前一晚屈服于生理冲动，酒精害我冲昏头了。我妈说得对，我们谁都不该喝酒，所以，这段时间我都试着让脑袋保持清醒（或至少清醒一点）。但这是后话了。我对德芬说，昨晚我们在一起的事，那是个错误。

    “我爱你。”我说。这是实话。我一见到她，就立刻喜欢上她，那种初次见到小表妹的喜欢。她身上流着和你一样的血，她是你的一部分。你马上就能辨别出来。“但我对你的爱不是那一种。”

    “噢，谢天谢地。”她说，她的反应彻底说服我了，“我的感觉和你一模一样。”

    我想她那时肯定已知道，如果她在离开当天又折回来找我，我绝不可能有多高兴。所以，各位一定也能想象我此刻的心情。要是我把嘴巴闭上就好了。我宁可她搭火车回来找我，也不要她走上最后选择回去的地方。“我可以寄给你。”葬仪社的人提议把她们的骨灰寄给我，但我告诉他，我会开车进城，亲自去领那三个纸盒。我到的时候，他们还没包好，所以我得坐在大厅的咖啡车边等候，身边摆着一只骨灰坛和装咖啡奶精的大棕色玻璃罐。我得承认，那一刻，我任自己想象：是不是我那三位爱促狭的表妹，刻意将这口罐子放在这里的。骨灰（cermains）和奶精（cremora）。来自几缕幽魂的小玩笑，上路前的最后一句双关语。

    现在，那只装有她们三人骨灰的骨灰坛，就放在我家客厅的壁炉架上。这只骨灰坛一度和我妈搜集的牧羊女瓷偶摆在一起；不过，在我妈过世后，我把这几位小姑娘和她们的小白羊与精致的小白杖包起来，放进纸箱寄给玛歌。玛歌一直很喜欢这些东西，我则是压根儿不感兴趣。顺带一提，我妈在世纪交替后不久，于睡梦中溘然长逝。她是她这一代唯一（若包含前几代则是唯二）实现“平静安息”的亚特家人，也是亚特家数代以来，唯一葬在墓园的人（她就躺在我爸以及我将来也会躺进去的另一个空位之间）。

    所以，壁炉架上这会儿就只剩骨灰坛了。每天下午，夕阳余晖穿过客厅落地窗，照在她们身上。

    在她们过世后的某个周末，我安排了场追思会，地点就在公寓大厅角落的公共空间。她们总说的一副在世上没有半个朋友似的，但出席聚会的人还真不少。我见到几位挺喜爱她们的邻居，其中一位甚至还记得妲莉。我也见到大楼管理员，他止不住地啜泣。“她们才刚出生我就认识她们了。”他边说边摇着怀中假想的婴儿，“她们就像我自己的女儿。”

    我遇见两位男士，他们在蕾蒂与牙医的婚外情结束许久之后，曾在不同时期和蕾蒂出去过几次。这两名男子外貌相近，苍白消瘦，顶上稀疏且无精打采。两位都表示，他们想与蕾蒂认真发展关系，却双双遭拒。这天他俩初次相见，两人都认为，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俩还是觉得很受伤。对他俩来说，她永远都是那个先放手的人。

    “她说，她对我没感觉。”其中一人说。

    另一人点头。“没感觉。”他复诵，“完全一样。她就是会这么说。”

    我遇见一小群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人，四名中年妇人，她们一致认为小薇是这个小团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前我们总一起行动，”一人说，“嗯，不见得每次都是啦。我们几个都有小孩，时间比较难配合；但有时我们会一起出去、一起吃早午餐：想吃清淡就选烘蛋，想来点重口味就喝血腥玛丽。我们也会参加读书会、逛画廊，聊男人、聊性爱、聊女人问题之类的。”

    “我们也不是真的聊啦，”另一人说，“只是开玩笑。”

    “她会摘掉头巾。我们还以为这是好现象，因为她这样看起来比较健康，你懂吧？看起来更强壮。我们没意识到，原来这是结束的意思。后来她打电话到公司，三两句就把工作辞了，再也没进办公室，甚至连她的小隔间都没清。”

    “我们打过好几次电话，没人接，还以为她搬走了。”

    “我们每天注意讣闻栏，以免漏看了。”

    我们拿油滋滋的可颂配愈来愈温凉的咖啡，边吃边喝。德芬的老板（这回他没戴牛仔帽，勇敢地露出整齐但稀疏的头发）请大家安静一下。他想念一段悼词，他说。他起身，滔滔不绝讲了好长一段德芬的事，却惹怒了也想以同样时间篇幅怀念故友的律师事务所职员。当他终于说完，她们扑上去团团围住他，七嘴八舌地告诉他小薇的故事。与此同时，早先那两位因蕾蒂而心碎的男士，则转而聊起运动比赛。我也打过电话通知小薇的肿瘤主治医生，结果他也来了。他气炸了。“她连帮都不让我们帮！”他说。我问他小薇是否还有其他选项、其他能救命的医学处置。“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是吧？”他说，“试验中的药物一直都有，但她却不给我们机会，去证明其中一种是否有效。”他气到发抖，可颂碎屑随着他每一次比手势，而不断落在地上。“我真想杀了她。”他说，“我真的好想掐死她。”

    后来，我开始清理环境，把用过的纸杯纸盘送进垃圾袋；这时，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班学生找上我。她说，她碰巧看到《纽约时报》上的小布告。她问我，她们三姐姐妹是否拥有任何与艾莉丝·埃玛奴·亚特生平有关的原始资料。“如果我能亲手翻一翻艾莉丝的遗书，这会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她说。

    “家族里的人都没留下遗书。”我说。这是我在三姐妹的遗书里读到的，但我并未据实以告。我偶尔会对自己开玩笑：如果我要让三姐妹的遗书曝光，再怎么样也要找“金氏世界纪录”的人爆料。

    就我所知，蕾蒂一度立了遗嘱，但目前我完全找不着；所以就本州岛的立场来看，她们属于未立遗嘱死亡。“你们想，”法律事务所的人说，这时德芬的老板（现在他已知晓所有借以了解小薇为人的事迹）接着说：“难得有这么好的资产，却不懂得造福自家人。”法院指定我代为处理她们的资产，结果她们的遗产规模大到超出所有人想象：尽管她们三人各自的团体保险拒绝给付，但她们的积蓄、股票和退休金计划结算下来的金额，可谓相当可观。帮她们缴清账单、支付火化费用、再跑完遗嘱查证程序之后，我把她们的资产统一分配如下（我想她们应会很满意我的规划）：百分之七十五捐给几个以“终结化学战”为目标的国际慈善单位，其余百分之二十五捐给“人猿之家”。

    至于我自己，则留了这些：“亡者之室”床底下的那几口纸箱。小薇搜集剪报的鞋盒（里头尽是与“真实生活中的巧合”有关的剪报。假如这些文章没刊在《纽约时报》的话，极可能曲解巧合、混淆视听）。那把塑料柄是蓝色的十字螺丝起子。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画像。我把画像送去估价，不值几个钱，便继续把它挂在我自己的浴室里。这么做似乎颇为合情合理。

    尽管她们没留下遗嘱，但蕾蒂、小薇和德芬倒是留给我一则传奇：我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她们对兰兹及艾莉丝·亚特的迷恋。在遇见三位表妹之前，我不曾听说过兰兹·亚特这个人；我妈没提过，我姐姐没提过，就连我在十年级的化学课堂上，也没听过这号人物。然而，在读完这份回忆录之后，我开始追问外曾祖父母的故事。若老妈神志清楚，她还能回答我不少问题。在提到她的外祖父时，老妈的语气既骄傲又羞愧，这两种彻底相反的情绪，经常让听她说话的人（也就是我）迷惑不已，却也实实在在帮助我明白那种感受。这就好比品尝一道异国美食，每一口皆苦甜交融；道理虽说得过去，但方式不太舒服。

    哥大那位博班学生，曾多次联络我。我大多在礼拜一进城清理公寓或处理表妹们的遗产，她即前来与我会合。她会盘腿坐在地上，看着我打包妹妹们的遗物，安排“好愿”捐赠中心的人来收件，把古董运到我姐姐家，再把剩余的东西全包给一个开破卡车（车身漆上“垃圾庞克”）的家伙，最后只留下一件家具（也只留了一阵子）——亡者之室的那张床。因为她想在那张床上做爱。偶尔，她会在事后满足地叹气，“我们竟躺在理查德睡过的床上耶，你相信吗？”

    对这女人来说，我的祖先似乎是某种名人。她直呼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欧普拉或碧昂丝；不知道她是否会在我们做爱时，幻想我是理查德？不对，不是这样，我压根儿没怀疑过。我认为她把我当成理查德，我很确定她是这么想的。一个聪明又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只要一想到他的原子曾在这间房里弹跳，立刻欲火焚身、性致勃勃；不知理查德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不过，最后我还是把床扔了。我把钥匙还回去，也不再和那位博班学生见面。我不知道后来是谁接手那间公寓。肯定是非常有钱的家庭。毕竟，还有谁负担得起以市价承租呢？又或者公寓会出售或改为合租公寓。我不清楚这种事是怎么运作的。只知道，不论下一任住户是谁，他们肯定不是迷信的人。有时，我会想象房东刊登的房屋广告，让自己开心一下：战前建造，坐拥河景，七个房间，死过六个人。

    也许是我的天线竖起来了吧，自二〇〇〇年起，我愈来愈常听闻兰兹·亚特的事迹，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学术期刊与流行杂志上。二〇〇一年，美国出版商重新整理兰兹·亚特的德文传记Lenz Alter : Deutsch, Jude, Heiliger, Sünder（表妹书架上也有这本），译成英文版《兰兹·亚特：德国人、犹太人、圣人与罪人》；五年后，另一位美国记者又写了本新传。这本新传纳入更多兰兹·亚特的个人生活信息，亦着重于探讨他的研究与气候变迁的关系。这么说吧，到头来，也许玛纳甘露法要比氯气、齐克隆为更多逝去的生命负责。也许，我们最后全都难逃氮循环的魔掌。

    葛丽特·罗森塔尔的回忆录小品《兰兹·亚特与我的人生》也在二〇〇五年再版，不过依旧没有翻译本。得知专业译者的价码有多昂贵之后，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把与艾莉丝有关的那章，一段一段输入网络翻译器，得到一份错误百出、七拼八凑的英文版本。就我的理解（我尽力了），如果你相信葛丽特·罗森塔尔的说法，那么艾莉丝就是个刻薄的婊子、兰兹是鬼吼鬼叫的疯子、理查德是无法无天的兔崽子，而葛丽特自己，则是受尽使唤利用的烈女，更别提这位烈女拥有差一点点就能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绝世美貌。

    美国公共电视网制播了一部纪录片，甚至连外百老汇也推出以兰兹与爱因斯坦的关系为主轴的舞台剧。《纽约时报》评之为毫无笑点的《单身公寓》，我根本懒得进城去看。

    虽然我错过这出剧，但我把所有的传记都看完了，纪录片也是。我把亡者之室那几个纸箱里的东西，仔细读过一遍，也动手上网搜寻。二〇〇〇年年初，我还在万事通网站“Ask Jeeves”搜寻兰兹的数据；后来Google兴起，接下来又推出Google快讯，于是不出几秒就能取得与各种亚特家族有关的详尽资料。维基百科首次出现“兰兹”条目是在二〇〇三年，艾莉丝则是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七年又蹦出一篇文长且详尽的鲁迪·亚特死亡调查报告。我在鲁迪丧命的那座城市，偶然发现一本观光手册，推荐大家造访他的纪念碑；册子里放了张纪念碑的照片（碑文上的德文还拼错了），下方图说写道：许多恋爱中的男女常来这里野餐，欣赏樱花盛开的美景。

    还有，截至目前，输入“坚果满满咖啡店大屠杀受害者”几个字，约莫可搜寻到一千零八十万条结果；不过，若想进一步了解受害者家属或遗族的生活，这些资料帮助有限。

    其他方面，华特·惠特曼的故居在二〇〇〇年大肆翻修，整理得很漂亮。门口的紫丁香现在有别人照顾了。二〇〇五年，水门案“深喉”的身份揭晓，结果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最后整件事草草结束。同样也是在二〇〇五年，实境秀《迈阿密刺青客》开播，讲的就是刺青。我现在都快想不起来，刺青（在小腿肚上低调地刺一句格言）被视为惊人之举是什么时代的事了。我自己就有好几个，其中一枚是和小薇一样的鸢尾花，不过我的风格更大胆、面积也比较大，布满整只右臂。

    上个月，我趁放假去了趟芝加哥。十一月初并非造访这座以严寒出名的城市的好时机，不过，我最近的一项发现，迫使我决定立刻出发。

    这几年，我一直在找我母亲的姐姐萝丝的资料，找得很勤却徒劳无功；但今年十月，我突然得到几条线索。有人上传了一大笔停刊已久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案卷数据，于是我在屏幕上看到这标题，“男厕惊见女学生自杀：死者为集中营毒气发明人后代”。

    我就是在这时候知道，表妹们说“自杀过世的家人都未留下遗书”其实并不正确。萝丝就留了，刊在那篇报道中。她的遗书言简意赅、平铺直叙，精练得有如制式卡片里的贺词。她写道：“你不要我，其他人也不甩我。与其活着没人爱，倒不如死了算了。”她把遗书寄给她的化学教授。

    报道也登了教授的名字。不过这名字实在太滑稽，害我以为可能是假名或某种恶毒的笑话。心想，就算这名字是真的，这家伙肯定已作古了吧。不过我还是上网搜寻，结果他还健在，名列芝加哥大学化学系荣誉教授：亚培·寇斯提洛教授。我通过学校转信给他，他答应见我，但建议我动作要快，毕竟他不年轻了。

    芝加哥对我不错。我与年迈老教授约在大学书店碰面，那天天气晴朗，气温也有个十三度左右。教授九十多岁了，但步履平稳、不用拐杖，背有点驼，却仍设法挺起肋骨分明的胸膛。如果饰蛱蝶能和老公鸡交配的话，生下的后代大概长得就像他这样。

    他的脸色异常红润，仿佛严重晒伤；颈部的血管相当明显，皮松肉垮，宛若鸡皮。他身上唯一有肉的地方是耳垂。不过，尽管光阴无情摧残，你不仅能一眼看出他年轻时肯定是个大帅哥，就连现在也帅气依旧。

    他带了束没精打采的黄玫瑰，我敢说，他一定是在超市买的。他伸出空着的那只手。

    “亚培·寇斯提洛先生？”我说这话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确认，他是不是就是我约好碰面的人。但对方以为，我对他的名字有疑问。

    “我这名字是在一九一八年取的。”他说，“我父母哪晓得后来会碰上这种巧合。”

    “你每解释一次，就能赚到五分钱，对吧？”我说。

    “其实是每次有人说：‘你每解释一次，就能赚到五分钱，对吧。’我就能赚到五分钱。”他不甘示弱。他无意间流露出淡淡的英国腔，但也马上澄清，他出身爱尔兰裔，而非恶名昭彰的意大利黑手党。

    他要我喊他亚培，我说好，但到头来，我也没这么喊他。我直接跳过称谓这部分。

    他说他不仅记得萝丝，也记得我母亲。萝丝容易紧张，胆子很小，但紫罗兰完全不一样。“你妈妈脑筋没萝丝好，”他说，“也没她敏感纤细。紫罗兰可以睁着眼睛在课堂上睡觉，这点实在叫人难忘。有一回，我还问她到底为什么兰兹·奥图·亚特的孙女（更别说是萝丝·亚特的妹妹了）化学怎么能这么差。她哈哈大笑。她才不在乎哩。她是那种会坐在教室最有‘钱途’的位置，立志拿到有钱太太学位的女学生之一。”若非他年纪太大，我可能会一拳打断他的鼻子。在我刚才想瞄准的位置上，有个紫色斑块。可能是小小的癌征。

    他似乎察觉到我的愤怒。“我敢说，她一定是位很棒的母亲。”他试着缓和气氛。

    “嗯，至少她没给我取名亚培·寇斯提洛。”我说，“光这点她就拿了不少分数。”

    我们相偕走出书店。左手边的对街是校园，右手边是华盛顿公园。现在气温大概有十五度。如果你相信气象学家的说法，那么，如此异常的气候大概会令你害怕，但不信的人可就开心了。我敞开夹克前襟。学生穿短裤、人字拖吧嗒走，不时踢起梨黄色的落叶；每走一步，叶子要不嵌进趾缝，要不滑入鞋底。

    “那栋是化学系旧大楼。”寇斯提洛教授指给我看。“那边，公园的另一边，以前我住那里。晚上离开系馆后，我会穿过公园，抄近路回家。那时治安比现在好，不过也已开始变坏了。”

    我们走进公园，取道眼前所见的第一条小径。在我的想象中，一直以为这是个比拟中央公园或展望公园，占地数千公顷，有池塘、有野鸭、有天鹅造型小船、森林浓密的辽阔绿地，能让人在里头健行或搞失踪；结果，这公园小得不得了，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大到视线一路不受阻，能从我站的地方直直望到对面去。公园北边有座博物馆，南边则是难看的水泥雕像与喷泉，其余绝大多数是草坪和小径。放眼望去，不见半个人影。

    我们继续走了好几米。在小径岔路口，教授指着几步开外的一幢小屋。我们朝小屋走去，这时我才发现，那不是小屋，而是公厕。男女厕的门把上，都挂着铁链和锁头，但我还是硬扯了几下，试试男厕。这门自然是开不了。我很失望，气死了：我这么大老远跑来，却进不去。我想亲眼看一看萝丝倒下的地方。我和那些学者、文史研究员一样（包括跟我睡过的那一位），就是想站在萝丝也驻足过的那块地方，站在她瘫倒的位置上。

    “她为什么非得选男厕不可？”后来我终于迫使我妈开口谈萝丝，她如此大喊；当年是我妈去指认尸体的。经过这么多年，她终于接受当时那惊恐的一瞥，尸体的皮肤明显呈现粉红色，她说，但萝丝手臂上的针孔周围，有圈亮紫色的血痕，但一想到萝丝选择如此有悖常理的地点，她依旧觉得心痛。

    “如果她选的是女厕，任谁也不会多说一句。”我妈叹道。

    这地点也一直深埋在寇斯提洛教授心底。“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贸然闯进这里。”他说。

    话说回来，此刻站在这里，答案似乎再明显不过。我好想告诉我妈，好想告诉德芬，但我却只能对我身旁这位老先生说：他，萝丝年轻少女心倾慕钟情的对象，就住在穿过公园即可抵达的公寓。每天工作结束后，他离开化学系馆办公室，打道回府，走的正是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如果途中他要用洗手间，一定也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拐个弯到这儿来。照理说，他应该会到这儿来，发现她，救她。

    其实她无意寻死。她一直在等，指望亚培·寇斯提洛教授走进来小解而已。

    我非常确定这就是真相。她希望他找到她，在她把针头戳进血管前，及时拦下她。她想象他拥她入怀，因松了口气及明白自己有多傻而呜咽啜泣：他的脑子拒绝承认他心中始终明白的事实，现在，他差点赔上整个人生，才终于明白，他爱这个女人，她是他要与之厮守终生的女人。

    要是他太晚赶到公厕呢？又或者，他先在系馆上过厕所，不需要公厕了呢？与其活着没人爱，倒不如死了算了。萝丝的遗书是这么写的。

    但这应该只是她的B计划。我深信，她原本的计划是，有人会来救她。

    “家族里的人始终认为，她之所以走上绝路，肯定跟兰兹·亚特与毒气室气体有关。她内疚，有罪恶感。”我说，“但现在我怀疑这说法。”

    “关于毒气，我不曾听她提过半个字。”寇斯提洛说，“在那篇报道出来以前，我甚至不晓得那是她的研究。况且，硬要扯上这件事也很荒谬。她干吗要为亚特的研究感到内疚？当时她正在接受训练、成为科学家，而科学家的职责就是尽力做好研究，跟着他们发现的世界一步步前进。这点我们很清楚，她也晓得。任何事只要一扯上政治，没事都变得有事了。”

    “我想也是。”我说。

    “不过，”寇斯提洛教授重重叹了口气，“你是对的。她这么做的确是因为我。我一直都晓得。我始终没搞懂，男厕跟这事儿到底有什么关系，但她选这里一定有意义。而且我也没对报社记者提过，事发前一天，她曾到我公寓来找我。她扑向我，号啕大哭，搞得自己狼狈，我也尴尬。”

    “她到底看中你哪一点？”我原本是想单刀直入地羞辱他，却又自动补上一句，缓和侮辱的力道；“显然你并不喜欢她。你对她甚至也不够亲切。她才刚失去双亲，而你却连一点仁慈也不肯给。”

    他垂下眼睑，怒瞪着我。“我是个非常亲切仁慈的人。”他说，“我这人除了亲切，没别的长处。这也是我的缺点。就是因为我太亲切，才导致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我甚至得放弃亲切、硬下心肠，不再容许她们半夜上门摁门铃。以前这种事经常发生，学生迷恋教授什么的；而我得说，我太常遇到这种事了。当时我刚从哈佛毕业，长得好看，年纪又轻，且已是个颇受器重的科学家了。我得学会如何和这些事保持距离。但萝丝·亚特她屡劝不听，她那是痴迷。她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都不健康。毕竟，那些曾爱上我的女人，她们没有一个了结自己的性命呀。”他突然想到什么，神情一亮，“这就好比拿集中营的事去怪你外曾祖父一样。他只是做他的工作，研究氮合成。我也在做我的工作，教化学。其他人想做什么、要做什么，与我们并没有关系。”

    我想起德芬，想到她的死。我想象自己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对某个好奇的陌生人说道：“这事跟我没关系。”

    与其活着没人爱，倒不如死了算了。我心想。

    寇斯提洛把玫瑰交给我。“要我蹲下不成问题，”他哀伤地笑了笑，“但爬起来就难了。”我单膝跪下，把花束摆在上锁的门前。起身前，我念了段从犹太学校毕业后，就不曾再想起的祷文，那是即使家里不守犹太教规的男孩，也必须经历的一项仪式，在他们初次理解死亡时念诵的经文；也就是说，我迟了将近六十五年，才念出这段经文。搞什么呀，我心想，但是管他的，我照念不误。如果硬要把这几句希伯来祷词翻译出来，意思大概是“好运福气全是上帝给的。他是主宰宇宙的力量，审判归于他”。我猜，这段祷词的意义顶多就是“就这样吧”。生命就是这么运作的。我们诞生，我们死亡，而上帝呀，希望你知晓这一切所为何来，因为对我们来说，走这一遭完全不合理啊。

    “安息吧，萝丝·亚特。”亚培·寇斯提洛说道。

    我陪他走回停车场。他提议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意识到，这就是和寂寞老人打交道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也承认，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

    我坐上副驾驶座，教授开车前往星巴克，紧贴着约莫是耙地犁田的速限（时速不超过十公里）。来到咖啡店，他点了杯茶和一片饼干。我们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二手车场，这时，他问我是否听说了“靛青”这颜色的新消息。

    我以为我听错了，但我没有。看来萝丝似乎向他提过一些我们的家族故事，因此，他晓得她的外曾祖父（我的外曾曾祖父）通过他的染料工厂，将这颜色炼得更精粹完美。

    “每当我听人提起这特别的颜色，”教授说，“我就想起萝丝。”然后教授告诉我，现在，科学界的共识是牛顿错了：靛青不是（以前也不是，从来都不是）一种独立的颜色。它不该被当成光谱的一部分。因此已自光谱除名了。

    搭出租车回旅馆的路上，我发现我反复思量，不断在琢磨靛青遭除名这件事。到底是谁他妈的看这第六道弧光不爽，这光是怎么犯到他了？而这群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些折射与反射光的权威仲裁人士，到底想表达什么？难不成是想告诉我们，当阳光穿过犹如棱镜的水晶枝形吊灯照在墙上，数出七个颜色的人，全都产生幻觉了吗？

    我被自己的反应逗笑了。不过不知为何，这仍未平息我的愤怒。我真的很生气。彩虹里的靛青竟被切掉了！靛青居然像亚美尼亚人、智利人、犹太人一样消失了！咱们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时候开始搞政治正确了？再过多久会换黄色说：“当初他们找上靛青时，我没吭气，现在我又能说什么？”

    回到房间，我抵挡不住迷你吧那瓶苏格兰威士忌的诱惑。我叫自己别蠢了，别再这么情绪化。我告诉自己，要表现斯莫克家的气度，别做亚特人。我提醒自己，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我活过大半辈子，却几乎不认识半个亚特人。话虽如此，靛青遭除名仍令我怅然若失。好像有某种东西在我睡着时被偷走了。感觉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或者剥夺继承权，或者曾曾舅公鲁迪遭人碎尸万段的某种隐喻式的重现。这使我想到外曾曾祖父海因里奇·亚特，为了拯救工厂，最后不得不放弃蓝草、改用化学染料时（我敢说想必没有半个客户察觉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心里是何滋味。

    真搞不懂哎，我心想，有些事就是能令你哀伤悲痛，有些却不痛不痒、无知无觉。

    要是兰兹·亚特现在还活着，他会拥有和我一样强烈、尖刻的失落感吗？还是他压根儿不在乎？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个对研究特别卖力、特别投入的科学家。说不定兰兹·亚特的魂魄，以当代怀疑论者之姿重返这世界，而他唯一的目的，是策动色彩政变，将靛青逐出七色光谱。毕竟兰兹·亚特长大后成了化学家。所以，这么解释也许说得通。兰兹·亚特的鬼魂，为了得到父亲全心的爱，重回现世赶走他的对手。这是化学家，也是身为儿子的复仇。

    然而，一直要到我搭上飞机准备回家，最后一块拼图才猛地跃上心头。我把额头抵在小窗上，睡睡醒醒。梦中净是奥斯维辛与特雷布尔卡集中营的影像。照片中的裸身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排成一列一列，等待淋浴。初学者之梦，我都这么说。即使没有弗洛伊德来为你说梦解析，你也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梦，明白这些梦境的意义。

    骤然领悟的刹那，我其实是醒着的。当我打直椅背，飞机也即将降落时，脑中突然闪过“集中营淋浴”的画面。那些女人排队走进看似无害、宣称用来净身沐浴的建筑。进入室内，恐惧涌现，她们顿时理解了等在前方的是什么。死亡的过程说快却也不够快。于是她们死于齐克隆，死于剧毒氰化物。

    飞机顺利降落。待机轮一触地，我周围的乘客纷纷掏出手机，打给约好要来接机的亲朋好友或心爱的人。飞机才刚降落。我们约在行李转盘处碰头。我继续待在座位上。我想象萝丝走进公园男厕的画面：起初，我没想到马桶间和小便斗，只看见洗手台。沐浴，净身。我想象她的恐惧，想象她早已明了即将到来的命运；我想象她将药剂注入身体，剧毒氰化物。

    这时，我才让自己看见马桶间和小便斗。死在他人便溺恶臭之中的屈辱。她也重建了这一部分。

    然后，我看见镜子，从镜中看见男厕各处的反射影像。我想象她与镜中之人——她自己的影像——最后一次争论对峙。

    我到现在依然认为，她始终在等寇斯提洛教授，希望他来拯救她、爱她。但这一刻，我也终于看清表妹们说得没错：即便萝丝当时并不知情，结果仍不可否认，借由采取和他最后的被害人相同的死法，她也在试图弥补兰兹·亚特犯下的罪孽。她望着镜中的自己，看见一张与必须为毒气负责的脸颇为相似的面孔。她知道她被诅咒了。她认为这诅咒再合理不过。

    又或者，其实她企图转移、改变诅咒。也许她抱的希望是，如果她以这种方式死去，那么就能实现诅咒，而诅咒的魔爪也不会继续伸向紫罗兰和妲莉，以及她未曾谋面的外甥、外甥女们。也许她把自己当作献祭羔羊（然后，妈呀，我的老天爷，在我写下这几句话的这一刻，仿佛看见那几尊牧羊女瓷偶在壁炉架上排排站好。以前我总认为，这些甜腻的小瓷偶，只不过是老妈愚蠢无聊的嗜好。“好看嘛。”老妈总这么说。但现在，我家的壁炉架在我眼中，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它是我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造的祭坛。她下意识地想纪念那位为我们的罪而死去的姐姐。天哪，我的老天，我收回之前说的话。弗洛伊德肯定会对我家的故事深感兴趣，拿来大做文章）。

    萝丝好歹努力过了，我想。一次大胆的尝试。只可惜，父亲犯下的罪孽仍报应在孩子身上，延续至第三代、第四代，她无力阻止诅咒敲门，一一找上后代子孙。

    但是，诅咒没来敲我的门，也没找上我妈及两位姐姐。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此永远不识伤心与哀恸的滋味，只是和那些曾亲身经历过伤恸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感受远远不及他们的千万分之一。我们何以能侥幸逃过？

    谁知道呢？

    我只知生命不再是某种祈求。每一天都是一次选择。我们身边围绕着那些看得见地平线天光，也展臂拥抱天边乌云的人。有时，我们就是这些人。当我想到我能看见那道光，或想起我的表妹们时，我会逼自己看看四周，从眼前所及的一切汲取力量和欣慰：树皮底下圈圈缠绕宛如动脉膨起的节瘤，橡果焦橙色的顶盖，蓊郁的草地。又或者，假如我人在希克斯维尔或普莱恩维尤的酒吧，我会唱一两首自创曲，让自己高兴。旋律甜美，听完就忘，德芬如此描述我的音乐。也许真是这样吧，不过，总有比旋律甜美、听过就忘更糟的评语，人生在世总有比这更糟的境遇。好运福气概由宇宙决定。这也就是说：只管向前看，好好唱你的遗忘之歌吧。至少我那一小群追随者，那些上了年纪、爱跳舞的郊区居民们，似乎并不介意我唱我自己的歌。其实，我想说的话，他们大概早就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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