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本书的某些人物与历史事件，确实是受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启发而来：亚特家的兰兹、艾莉丝、理查德与萝丝分别以犹太裔德国化学家佛利兹·哈伯、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儿子艾尔曼与艾尔曼的大女儿克莱儿为塑造蓝本。爱因斯坦一家则以科学家爱因斯坦一家为基础。作家厄普戴克说过，“小说里的虚构不如真相环环相扣那般真实，必须稍作调整。”真相是（对于作古已久的人，我们又能确知多少）：在这本书里，所有历史人物的生活都经过调整；有些如厄普戴克建议的微调，但绝大多数皆已大幅度调整。
说到底，这是小说，一个想象出来的家庭虚构故事。当然，我做了不少功课，好帮助我更了解笔下的人物，建构出切合实际的时间架构；但等我一坐下来提笔开始写，我写的是亚特家，不是哈伯家的故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前面提到的克拉拉·哈伯确实是自杀身亡，但她的两个姐妹则否。妲莉与紫罗兰·亚特的设定蓝本，与化学家哈伯的孙女完全无关。我刻意不去研究他两位孙女的人生，如此才能让我不受干扰，创造出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人物角色。
但这本书偶尔也会引用节录某些历史素材，我举前面这例子并非要刻意否认这一点。我摘录特来屈克《一个字描述犹太人》与蒙森《另一个字概述犹太人》的段落，长度都经过删节，目的是为了更符合我的故事设定，但文字绝大部分保持原样，亦未更动原本的情绪或论点。关于“新纽约式华尔兹”的服装描述，我同样也是参考“松尼·华森街头摇摆”网站节录的一篇文章（由二十世纪初舞蹈大师亚伦·朵兹沃所作）才完成的。但我也承认，我在改写过程中，亦试图为朵兹沃大师的原文添加些许幽默感。
至于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婚姻，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著的传记中有完整交代。兰兹·亚特的辞职信一字不漏誊自哈伯的离职信，而真实的时间点并非如书中所言（亚特依新法解雇犹太裔职员与伙伴），而是哈伯在离开“德皇威廉研究所”时所写的。普朗克的《谒见阿道夫·希特勒》除部分省略，其余皆未更动。这份文件的完整版，收录于亨切尔编纂的论文选集。兰兹·亚特在遗嘱中交代如何安葬（包括将艾莉丝的骨灰从德国移至更方便适宜的地点）及其墓志铭（无论战时或平时，只要国家需要他，他总是恪尽职责、效忠国家），二者同样借自哈伯的遗嘱，完整内容可参考迪里区·史托森伯格所著的传记。艾尔曼·哈伯遵从父亲的遗愿，将哈伯与首任妻子克拉拉，合葬在瑞士巴塞尔的赫恩礼墓园。
艾莉丝·亚特部分信件的灵感，确实来自克拉拉·哈伯与博士指导教授兼密友理查德·阿贝格的书信往来，亦融入或借用克拉拉在信中表达的情感。阿贝格在本书中化身为理查德·雷勒，其余绝大部分皆为虚构。
此外，我在这本小说里，刻意引用克拉拉·哈伯写给“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信。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便自杀了。信中，她以“曲解科学理想”“犹如野蛮的叹息，所有理应为生命带来新洞见的纪律，皆因此腐化殆尽”描述她丈夫的研究。
德皇威廉在虚构的“达勒姆物理化学研究院”启用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是我根据从“佛利兹·哈伯研究院”（前身为“德皇威廉研究院”）网站上找到的数据改写而成的（文件网址：www.fhi-berlin.mpg.de/history/h1.epl）。而安德烈亚·史蒂文斯确实曾在二〇〇五年十月八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剧评，将维恩·提森的剧作《天才爱因斯坦》中哈伯与爱因斯坦的关系，拿来和《单身公寓》中的费利克斯、奥斯卡两相比较（但以负评居多）。
至于萝丝·亚特的遗书与自杀方式，确实与克拉拉·哈伯完全一致。
此外，书中也有不少与史实稍有出入之处，虽值得商榷，但绝非刻意。佛利兹·哈伯当真是首位合成“快乐丸”的人吗？有些传记作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余则否。我个人并不清楚哈伯到底与快乐丸有没有关系。我只知道，在我创造的虚构世界里，兰兹·亚特确实与快乐丸有关。
就我所知，书中有一处描写确实与现实有所出入：一九七六年，我放在亚特姐妹家小餐桌上的那本《乳癌病友会刊》（Mamm: The Magazin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其实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开始发行。可是，当我在自己的医生办公桌上，瞥见那本杂志时，便晓得：即使年代不符得太过离谱，我也非得让它加入小桌上的那堆垃圾不可。我是说，期刊名本身就是双关语哎！（Mamm有女性、母亲、子宫之意）我真够大胆的了。说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也好，说是苦中作乐、面对痛苦和恐惧却依然打趣说笑的美妙直觉也罢，横竖我还能说什么呢？灵感一来就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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