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唯金钱是图的恶劣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杯酒能释兵权吗？

    好了，就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黄袍加身，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自己就是造反起家，当然明白那句民谣的含义——“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立国之后，宰相赵普在一次闲谈中对赵匡胤说：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

    后面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梗概如下。

    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际新任皇帝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手下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呢？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于是，当年的兄弟、今天的臣下纷纷匍匐在地：臣等愚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望陛下放我们一条生路。

    面对一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富贵不过是手里钱多点、子孙没有贫困的忧虑，你们何不交出兵权，我再赏给你们良田美宅，从此以后，做一个富家翁岂不是更好？

    义社十兄弟再次纷纷拜倒，表示还是皇帝聪明，愿意服从命令，立即交出兵权，回家做富家翁。

    很多人都因此佩服宋太祖，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一顿酒席就上收了兵权，没有屠戮开国功臣，君臣之义也得以保全。

    简要回顾完这个故事，这里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五代十国六十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除了赵匡胤，还有哪个皇帝能靠喝酒降服骄兵悍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汉献帝把曹操、孙权、刘备叫到一起吃顿饭，“三国演义”岂不就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沿着理性的道路分析历史了。

    这个故事的雏形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据《谈录》记载，大宋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赵匡胤仍然经常和义社十兄弟一起喝酒，请注意，《谈录》只是记载这些人一起喝酒，谈话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宋徽宗年间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清朝有乱改历史的坏习惯，在清人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中，上述内容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仿佛一千年前那顿酒席他也去敬了赵匡胤一杯酒。

    在这个故事里，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既然是为了钱，省却中间贪污腐败的风险，直接拿到钱岂不是更好？

    如果义社十兄弟只认识钱，焉能成为肱股之臣？如果赵匡胤只有钱眼里的胸怀，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权势”二字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的杜撰。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天下黎庶。

    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就要在新朝重演。令人惊讶的是，赵匡胤确实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放下屠刀。

    如果没有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政务，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没有钱，用犬、马、鹰、豹也可以（符彦卿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美人和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大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方镇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乡间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城里、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遴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感觉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那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恣不法，属邑不治）。

    鉴于符彦卿治理地方的能力太差，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地盘上。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从此收上来的钱就与他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善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周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居然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被皇帝拉去背砖头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检举符彦卿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拥雄师十万，从此也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这样的军阀尚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对赵匡胤来说，解决个把符彦卿等只是细枝末节的技术性问题，没有符彦卿可能还会有石守信，没有石守信可能还会有王审琦。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单纯靠武力、权谋、欺骗肯定是不行的。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中原帝国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既然劫掠是每一个人都认同的致富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惟一的信仰。

    大宋王朝要想不覆亡唐之迹，在剥夺武将军权之后必须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否则下一个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鄙薄暴力，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惟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暴力虽然卑鄙血腥，在聚敛财富、消灭异己方面确实有短平快的效果，如何才能让天下人鄙薄暴力呢？

    皇帝是一国之君，一言一行在帝国臣民眼中都是榜样，如果为政者始终倡导并以身作则，无疑就能在天下形成这种风气，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种社会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哪怕小题大做、哪怕借题发挥。

    赵匡胤发挥的“小题”之一就是货币。

    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登基之初，赵匡胤曾谆谆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1）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曾是后蜀年号之一。赵匡胤非常生气，据说为此还把宫廷里一个房间砸了个稀巴烂，又把宰相赵普叫来一顿臭骂，最后告诉赵普：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宰相，宰相当用读书人，天下只有读书人方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的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鼎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赵匡胤发挥的“大做”，是身体力行和对子孙的约束。

    陈桥兵变后大宋王朝善待后周遗孤，不仅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也包括整个北宋的九位皇帝，没有人对后周遗孤动手。我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赵匡胤完成此事的方式，这种妇人之仁不符合某些治史者心目中的帝王雄才伟略，自然不可能像“杯酒释兵权”一样被广而告之。赵匡胤曾以恶毒诅咒来约束自己的子孙——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特摘录内容如下：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大宋王朝，不得增加农田之赋，此为永制。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一定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暴力，事情就算办成了！

    可以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总结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

    争利者于市

    两千多年前那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院落里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在某一个确定的时点，天下财富的总量必然是一定的，国民富足了、皇帝必然就穷困了。很多皇帝就是耐不住财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的天下搞丢了。

    让自己院子里的钱先多起来，宋太祖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北宋有一幅画叫《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当时的富足景象，这幅长达五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扑面之感。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到什么样的景色呢？从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到如此盛世，赵匡胤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亡国之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结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脱了西汉、大唐帝国留下的魔咒，还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盛世经济巅峰！

    为什么？

    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不是值钱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北宋年间，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靠抢劫致富其实是弱势群体才干的活儿，这些人或者孔武有力、或者权倾一方，但是，他们始终不敢与真正的强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说穿了，你就是没本事！

    关于这段历史，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地主耕种的人并不是自耕农，而是流离失所的农人，他们被称为“部曲”，在地主家吃饭、穿衣，主人将之视为牲畜；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随主人姓氏、没有户籍（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义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不是封建制，这是奴隶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是“齐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只是主户雇佣的劳动者。客户另有发财的路子可以“起移”（辞职），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发给“凭由”（介绍信），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卡住档案就是不放）。

    以前不敢走，是因为走了就没饭吃。土地兼并使天下人丧失了财富，“竞次”变得极其惨烈，人们只有留在土地上当奴隶才能苟延残喘。

    现在不愿留，是因为有的是发财的路子。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我还想告诉大家，要看清楚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这个经济体有多少大企业、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强。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强绝大多数还没有生出来，英特尔、微软、思科可都是一两个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部叫做《金瓶梅》的小说，故事就发生于北宋年间，其主角西门庆恰恰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借助这群市井人群的成长，我们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财富逻辑——只有每一个市井之人有了发财的机会，才有可能最终国富民强！在此之前，想先说句题外话，大概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西门庆这样的下流胚子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艺术的化身——贾宝玉（1）。

    金瓶故事的开始，西门庆跟武大郎一样是个地摊商贩。与武大郎从始至终只卖烧饼不同，摆地摊的西门庆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发财途径——贩盐，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两白银。

    首先，请注意第一个问题，我说西门庆开始贩盐，不是说他贩卖私盐。

    西汉以降，历代王朝总是控制盐、铁、茶、烟、酒、香药等多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唐末朝廷收入的90%都来自于这些专卖行业。北宋王朝虽然同样也把触角伸及盐、铁等很多行业，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专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向生产者发放“折中”（类似于今天的配额），生产和销售两极始终控制在私商手里。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带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帝国只是将其作为普通商品征税。

    西门庆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转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间做起了绸缎贸易。古语相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除了贸易极盛的汉文帝、隋文帝等几个时代，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很少从事千里以外的长途贩运。盛唐时期贸易不可谓不发达，但京城长安与山东、江南一带的粮食贩运主要是官府漕运，民间商人极少涉及。

    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此后不得再有所留难。在当时，粮食、锦帛两种货物是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贸易品种，税收额也将最大。但是，《商税则例》不但明确规定粮食、锦帛等大宗物资免征商税，而且要求各地不得将任何行政费用加在这两个品种的贸易之上。

    然后，请注意第二个问题，西门庆手中用的是白银，不是铜钱。

    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之上，立朝的时候全国货币五花八门，又被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不同区域有不同货币。各地货币并不统一，如此长途贩运，哪种货币才被认可呢？

    随着全国范围贸易兴盛，商人自己必然追求货币统一，能在全国得到认可的货币当然只有黄金和白银，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银。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下诏严惩伪造金银之罪（并不是禁止金银交易），可见当时金银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间，白银第一次成为民间交易的媒介之一，成为中国货币家族成员。在这个意义上，北宋货币最终价值必须要以白银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北宋货币是否官铸、重量是否足值实际是没有意义的——白银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本位。

    金瓶故事的结局，西门庆成为当地富户，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西门庆的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餐饮（酒馆）等多个行业，惟独缺少一个领域的描写——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业。1987年，卢兴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以“金瓶故事”为题慨叹西门庆，认为北宋年间人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商业思想价值考虑问题，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让我们用《宋史》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节的结尾：各地的财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并不在官（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

    争名者于朝

    在前朝演绎的财富流转中，封建官僚是经济肌体中一种无可遏抑的病毒，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小农，却又会反噬小农。由于他们的存在，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社会压力以级数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所有社会财富向上流动，成本却向下挤压。北宋王朝和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一样，都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史学界的说法，自北宋以来，人们都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

    问：北宋王朝经济不是极端强盛吗，怎么又变成了贫穷、弱小，怎么又变成了“积贫积弱”呢？

    答：与前朝有权倾朝野的大臣不同，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赵匡胤为了降低武将身份、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领一份干饷。

    只有个待遇，根本不给实权！

    北宋年间，惟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机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政府）、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枢府），三司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盐铁、户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长官也都是临时指派的。其余衙门还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这些衙门的人日常事务其实只有一件事——领薪水，其他职责（学名“差遣”）都是被临时指派，与自己的官职毫无关系。

    总之，务必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到底有什么权！

    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员的成长不仅意味着职务的升迁，重要的是有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调和真金白银的冲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银的诱惑，这要求官员洞悉人性的弱点，才能平衡各种利益，最终解决矛盾。一旦有了这种历练，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捞钱的路子上去了——这些人吃过见过，无论好人、坏人、能人、庸人都能摆平，最后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监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封建官员的成长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国的财富根基。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我不能告诉你干什么，干脆我就告诉你什么不能干：有一件事当官的绝对不能去做，即，经商（含手工业）。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

    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对大宋王朝来说，赵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仅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赵匡胤与赵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称帝后还经常独自去赵普家，这位皇帝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嫂”，喜欢吃嫂嫂亲手做出来的烤羊肉。

    君臣际遇、圣眷之隆，莫过于此！

    开宝六年（973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贬官非常郁闷，他就是右监门卫将军赵玭。唐宋相传，京城有十六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右监门卫就是十六卫的一卫，右监门卫将军是第三把手。

    就是这位赵玭，他儿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开了个副食店，卖个瓜子、猪头肉、小吃什么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儿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开门脸，此情此景已经把封建官僚的脸给丢光了。

    丢人，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赵匡胤知道了这一切，然后把赵玭一撸到底，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对此，赵玭很是不服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时候他“偶遇”了宰相赵普。

    赵玭只是一个被罢官干部，遇到当朝宰相的时候却没有丝毫避让。不但如此，居然还拦住了马车，毫无惧色地把宰相拖下车。

    好戏就此开锣。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赵玭开始大声痛斥这位宰相，揭开了他一些不干净的老底儿。

    赵玭：我听说（请注意“听说”二字）你身为宰相，却去做木材生意？

    赵普：……（无语）

    赵玭：你从秦州（甘肃天水）、陇州（陕西陇县）运来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贩卖，有这事吗？

    赵普：……（继续无语）

    在赵玭的喝骂声中，赵普慌忙登上马车，跑了。

    这个故事的时间是早朝之前，地点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赵玭、当朝宰相和众多朝官——摆明了是告宰相赵普黑状，让皇帝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做生意，你的首辅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赵玭的行为果然取到了效果，还没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议政事，事情就传到了皇帝赵匡胤的耳朵里。作为故交，赵匡胤当然知道赵普的秉性——他确实手脚不太干净，曾收受别人十几瓶金瓜子，还被临时跑到他家吃烤羊肉的赵匡胤逮个正着。

    这一次，赵匡胤准备再给自己的手下上一课——以宰相赵普作为生动的例子。

    朝会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宫殿里突然站满了閤门卫士（宫廷卫兵），赵匡胤没等大臣们开口就直接下令卫士把赵普赶出朝堂。卫士就要冲向赵普的时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来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宽恕赵普，但因为小吏一句话就开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请彻查此事再据实定罪。

    结果，这件事由王溥负责查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赵普前段时间买了块地，现在正在盖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当朝宰相没有倒卖木材，只是在秦州、陇州买了点建材，然后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运到京城。所谓倒卖木材，是赵普的建材到京后把无用的木筏拆了，然后卖木头。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赵玭为发泄心中不满，恶意中伤朝中重臣，发配汝州；至于赵普，无罪。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王溥救了赵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鉴于皇帝当时的表现有点过激，王溥断定赵匡胤又在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想借此给满朝重臣一个警示。然而，为几根木头就罢免一个宰相，怎么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让赵普不能翻身，得找一个更狠的理由。

    于是，王溥在案卷中又对赵普的房子进行了一下说明：盖房子的地皮不是赵普的，而是一个皇家的菜园子，赵普居然用远郊的一块空地糊弄到了这块好地皮；不仅如此，赵普还在这块地段上盖了一个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贷交易场所。

    这就足够了！

    赵玭被发配之后，堂堂大宋开国宰相赵普被交御史台问罪，最终因经营邸店被罢相、贬去河阳（今河南商孟）。

    宋太祖一朝，赵普是因经商被贬斥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其余因经商被杀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经商之官遇赦不赦——让你再跟黎庶抢钱！

    当官不能做事，又不能贪污，那么这些人靠什么吃饭呢？

    俸禄，非常丰厚的俸禄。

    北宋的官俸体系非常复杂，真说明白估计又得是一篇博士论文。所以，这里只能告诉大家，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不干活的时候有工资，干活的时候另给奖金，另外还有服装费、午餐费、仆人费等等各种福利。以正七品俸禄为例，月薪三十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十万人民币。

    县令都年薪百万！干活就被皇帝猜忌，又有如此丰厚的俸禄，堂堂大宋王朝，上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下至给事、郡县小吏，大家不问朝政、一起怠工，都以被闲置为乐事，一碰到事情就说自己不能胜任，一口气上六楼愣说自己要吃“高钙片”（筋力完壮，少亏谓病不任事）。

    这么多官、拿这么多钱，不为黎庶干活，他们在干什么呢？

    科举可不是今天的高考，不但数年一次，每次全国也就一百多个进士名额，但凡能做到金榜题名一定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在北宋，这些绝顶聪明之人有了新的事业，且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文化产业。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业，那就追求文名传世吧！

    ——欧阳修（生于1007年）、李覯（生于1009年）、邵雍（生于1015年）、周敦颐（生于1017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张载（生于1020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沈括（生于1031年）、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以上人物排名不分先后，而且没有列全。这些巨匠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几百年都未必能出一个，然而，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请注意，是世界巅峰、不是中国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他三项均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就连《射雕英雄传》（故事背景是宋朝）里的东邪等武林高手都经常以数学题考校对手……

    ——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

    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随着文化业兴盛的还有印刷业，北宋大规模的印坊已有十万左右的印板，这也同样得益于赵匡胤放开了私印图书限制。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自然也就“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幅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纺织业：东京开封丝绸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张织机、一千多工匠的工场只是中等规模；

    ——造船业：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长达十余丈，载重量达二百吨以上，所贮粮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还可酿酒、养猪，现代分舱隔水工艺就是源自于此；

    ——餐饮业：当时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当于今天的星级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则散布于街头巷尾；

    ——娱乐业：瓦肆勾栏是当时的剧院、小剧场，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上千人，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舞蹈以及杂技等等，令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1）。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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