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宋仁宗）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在于蜀地，这个地方原来用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五代十国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十国之一的后蜀末代君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但用在一个帝王身上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因为，所谓“才华横溢”可能是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擅长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史》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开始在剑门、白帝积极屯兵备战。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有钱。

    防守方不能出蜀，必须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奉节县东）就是这样的地方。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跟进攻这些地方没什么区别，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资财！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

    周世宗虽然没有攻取蜀地，却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六十六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秦国公，专心致志去写诗词了。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三十年，为何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伐蜀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的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965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度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宋朝官员也一直把蜀人看为叛乱之源。

    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

    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惟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蜀地谁在用铜钱？

    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谁在用铁钱？

    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铜、铁钱兑换比率约为4∶10。宋军入蜀后，没有官铸铜钱，官府又坚决禁止铜钱私铸和流入，铜钱数量急速下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铜铁比价飙升，二者实际兑换价格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以铜钱计价，铜钱在宋廷统治者手中，铁钱在蜀地原居民手中，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不过，宋廷只获得了名义上的财富，只有限制铜钱流入才能维持现有的铜铁比价，一旦以铜钱购买当地物资，铜铁比价自然会随之下降。如此比价之下，宋廷根本拿不到真实的财富。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光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提出，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比如益州的铁钱。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光义统一货币的惟一手段（请注意“惟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蜀地税收确实每年递增了10%，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铜铁比价本就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黎庶只能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盘赵光义精心布下的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即使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

    还用十年？

    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993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

    交子纸币初长成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第一代金融帝国，在这座历时三百年的城堡式建筑中种植了一株桑树。因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原材料就取材于桑树（后改为楮树，所以交子后来也称“楮币”），这张交子就源自北宋蜀地。

    首先要告诉大家，史籍中并未确切记载交子产生于何时，只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提到过一句“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面对这句话，历代学者和货币收藏者对交子起源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有想象力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人是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想把第一张纸币的荣誉归于农民起义军，实际上，如果交子真是王小波、李顺创立，那么交子就应该随着义军覆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交子最盛行的时代恰恰是王小波、李顺覆亡之后。所以，不是这样的。

    ——流传最广泛的说法。铁钱实在是太沉了，给蜀人交易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人们集思广益发明了交子，即纸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乏加藤繁（日）、范文澜一类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举出了一个例子——匹绢要两万铁钱，实在是太沉了。与铁钱相比，纸币轻便易于携带，在不允许铜钱流通的条件下以纸币取代铁钱，这种说法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

    东汉初年公孙述据蜀、三国蜀汉、五代孟蜀时期，蜀地都曾出现过铁钱，但是，都没有产生交子；仅就北宋而言，铁钱流通的地区也不止蜀地，河东、陕西及广南、江南和福建等地也是铜、铁兼用，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交子。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先后在蜀地发行过四种铁钱，即平蜀钱、大铁钱、景德大铁钱、祥符大铁钱。其中，流通范围最广的是平蜀钱，每文仅重一钱，其余几种大铁钱虽然重约两钱，却是每枚当十枚乃至百枚平蜀钱使用。以祥符大铁钱与平蜀钱的兑换比例，按照“匹绢两万钱”的价值计算，仅重二十余斤。

    一匹绢（加上包装）有多重并不太清楚，想来比二十斤少不了多少，铁钱计量重量在古代交易中并不是一个大数。所以，蜀地产生交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铁钱沉重。

    那么，交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凭着一些零星史料和我们对金融学的理解，现在可以为大家来还原这段历史。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不仅因为金、银、铜等贵金属易于分割，而且因为这些重金属生产起来确实非常费力，可以代表财富。纸币取代金属货币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所有人都信任发行纸币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兑付所有持币人的财富。

    那么，什么人才有能力让所有人都信任他呢？

    有钱人、特别有钱的人、特别有钱而又有信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的封建官府是绝对没有这种信誉的。汉武大帝如此武功，推行皮币尚且无疾而终，何况“积弱积贫”的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帝王不遗余力地削弱蜀地经济基础，但蜀地始终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所谓“扬一益二”。

    更关键的是，这里最富裕的人不是官，而是民。

    《宋会要》记载，整个中国历史上富裕的城市都是郡县所在地，即城市既为统治者的行政中心，也是非独立的经济中心。惟独北宋年间的蜀地，“州不如县、县不如镇”，最富有的地方都是各县自发形成的市镇——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千上万艘船只航行在各条河流之上，桅杆连绵千里不绝（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

    西方第一代货币也出现于封建城堡之外的市镇，随着封建城堡外交易逐步发展，各城镇开始自己铸造银条。后来，信誉卓著的商人凭借自己的存银开创了汇票，这些汇票逐步演变为银行券。

    蜀地交子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先说前半句“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第一步，存单。最初的交子并非纸币，而是类似于唐朝邸店开出的一些存款凭证，存钱的邸店逐步发展为“交子铺户”，而且，存款者要给交子铺3%的手续费。交子面额完全按存款人存入的现款数目临时填写（书填贯，不限多少）。因为不能用做支付手段，这种初期的交子实际是存款凭据，与纸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步，支付媒介。按照我们对现代银行业务的理解，对存单收取3%的提现手续费是一种又昂贵、又不靠谱的银行中间业务，应该属于被整顿之列。一取、一存就要花掉本金的6%，还不若直接把交子交给对方。拿到交子后，收款方可以直接以交子去交子铺兑现，这样就省下了3%的汇兑费用。于是，交子铺开出的交子在当地就成为了交易媒介（无远近行用），完成了交子从存单向纸币的关键演变。

    第三步，货币创造。对一家现代银行来说，存款者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全部来提现，否则就是金融危机了。所以，银行只要留出维持日常营运的现金（学名“备付金”）就可以把其余的钱用来放贷款了；贷款者拿到现金，会将这些钱再存到银行，然后，银行再用这些钱放贷款；一来二去，本来一块钱的存款可能产生十块钱的现金，这就是所谓货币创造。

    存款能自己再创造存款，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交子铺当然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部分精明的交子经营者意识到，挪用别人的现钱放贷，放贷后还可以再增加存款，从而使自己手上的钱成级数增加；另一部分愚蠢者则用留存的现金买房子、买店铺、买宝物（收买畜积，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侵蚀存款者利益”。

    从事农村金融的人一定知道，养殖、种植业每年都有一个用钱的高峰期，那就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养鱼户在出渔的时候要拼命向水塘撒饲料、养猪户要在出栏的时候拼命催肥、农产品收购者也要在这个时候集中资金组织收购。北宋时，蜀地以蚕桑、种植为主，在每年麦子将熟、新丝上市的时候（每岁丝茧米麦将熟），交子铺就在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提前印行一批交子（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借助自身信誉创造货币用于放贷款，着实赚上一笔。

    到了这个时候，交子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后，我们来解释《长编》中那句话的后半段“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虽然是一部私人编纂的史书，却带有鲜明的官方背景。作者李焘累任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等，其所谓“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是一句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话，指代刚才提到侵蚀存款人利益的交子铺。

    在某一个时点，交子铺印刷的交子面值确实已经大于铁钱准备，如果个把人煽风点火搞一下挤兑，交子必然不能全额兑付现金。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坊间传闻交子铺用大家的钱买房子买地、增印很多交子用来收购新丝，结果，存款者集体冲向了交子铺，搞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批交子铺因此倒闭，史称“争闹”。所谓“争闹”史籍仅是一带而过，想来规模不会很大。

    在人类第一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交子）持有人损失了多少钱呢？

    答：20%—30%，一贯钱（一千钱）的交子最后只能拿到七八百钱。

    先别急着痛斥北宋蜀地交子铺，当代经营最稳健的银行杠杆率比这也要高出不知多少倍。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银行界就叫苦连天。实际上，即使20%存款准备金、银行再留出5%的备付金、加上营运现金，银行备付金率也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时代，如果所有人都拿着存单在同一个时点去银行提款，任何一家银行最多只能支付30%的存款。相比之下，交子铺能兑换70%—80%的存款，备付金率已经很高了。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有信用的时候是金融，没信用的时候也被称为骗术（学名庞氏骗局）（1）。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只要经济还在运行，融资就将永远存在，有融资就必然有信用，有信用就必然有人会失信，这根本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信用与骗术、金融与庞氏骗局，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其中的差别在于骗术和庞氏骗局不能真正创造财富，金融却把钱送到最能创造钱的地方。个把富商“奸弊百出”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经济运行会自动淘汰信用卑劣者，最优秀者、最有实力者、最有信用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胜出。

    当年，成都富商公议：市面实力最雄厚的十六家富商出面整顿交子，此后，只有这十六家富商可以发行交子，交子面式统一，持票人可以到十六家富商中任意一家兑付铁钱。

    官民交子之争

    大宋王朝西北居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党项族，多在鄂尔多斯、甘肃走廊一带活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用自己的马匹、牛羊换取北宋的粮食、纺织品、瓷器，首领仅在名义上接受北宋王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

    然而，北宋王朝并不能真正统治骁勇善战的党项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接到一份大礼。那一年宋太宗很高兴，西夏国因争夺王位内乱，新任首领李继捧为获得强大的外援，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夏、绥、银、肴、静五州献给宋廷、党项贵族所有宗族子弟内迁至东京汴梁。

    对这份厚礼，宋太宗当然不会客气，立即下令所有党项贵族内迁，并以极高的效率任命了夏、绥、银、肴、静五州地方官。

    对党项族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馊主意，相当于把所有后代都抵押给宋朝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李继捧的反对者李继迁公开反叛，李继迁、李继捧大打出手。双方争夺的焦点在陕北横山一带，李继捧的支持者是北宋王朝，李继迁最重要的支持者则是生活在横山一带的南山党项。

    按照党项族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是连铁器都造不出来的，以精铁铸造兵器就更不可能，按常理推测李继迁战胜的希望并不大。

    唐朝以来，蜀地与党项之间的贸易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史载，北宋初年商路上扬起烟尘就如同天上的乌云。北宋在横山地区没有建立有效的统治，只有在这里蜀地铁钱才能换成铜钱，于是，蜀人对党项贸易趋之若鹜。偏偏南山党项就是蜀人最主要的交易伙伴，他们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双方开战之后，铁钱对南山党项有了新的意义，据《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记述，南山党项所获得铁钱基本都被重铸成兵器。

    要防止南山党项继续铸造兵器，就必须防止他们获得铁钱！

    要防止南山党项获得铁钱，就必须禁绝与他们贸易！

    要禁绝与南山党项贸易，禁绝不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南山党项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除了牛羊、马匹，南山党项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乌池、白池。乌池、白池出产一种特殊的商品——青盐、白盐，青、白盐的质量远高于北宋土产的解盐，价格却只是宋朝的五分之一。

    正是因为青、白盐的存在，即使宋廷关闭了横山一带的官方贸易场地（榷场），还是有一批自发的民间小市场（和市），蜀地铁钱还是源源不断变成党项战士手中的利剑。

    既然禁绝不了宋夏贸易，就得禁绝蜀地铁钱！

    就在这时（真宗朝，998—1022年）蜀地出现了交子，而且出现了人类第一代金融危机——“争闹”。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用交子取代铁钱，既遏制了蜀地，也能防止南山党项继续获得铁钱！

    当然，如果能由官府自己发行交子就更靠谱了。

    只要原来的发行者丧失信誉，更有信誉的发行者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十六富商取代原来星罗棋布的交子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十六富商不主动丧失信誉，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让他们被动丧失信誉……

    第一位关键人物，益州知府张咏就此出场。

    张咏，进士及第，诗文俱佳，是真宗、仁宗两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死谥“忠定”，号称“治蜀名臣”，甚至有人将其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北宋三相……

    现在，我告诉大家另一种解释：与西汉义纵、武周索元礼一样，张咏是一个什么都敢干的家伙，他心黑手毒、心思缜密；年轻的时候，此人曾身怀万钱出游，夜投邸店，就因为店家说了一句“今夜有生意了”，张咏就杀了人家全家，事后还纵火灭迹。

    不过，张咏又与西汉、初唐的酷吏不同，他为官后嫉恶如仇、忠于职守，还曾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付蜀地富人身上……

    张咏刚到成都的时候（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蜀地第一波金融危机刚刚结束，十六富商正联名发行新交子。

    新任知府张咏很有经济学头脑，他认为：交子铸币权的背景是十六富商卓著的市场声誉，如果官府再为十六富商明确交子发行权，就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张咏同时还认识到，铸币权有着特殊的价值，交子发行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收入（铸币税）。

    既然是一种收入，十六富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张咏会晤了十六富商的头面人物王昌懿，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王昌懿表示要全力支持新任知府搞好工作，张咏强调益州府衙高度重视交子发行工作，将以府衙的名义为十六富商确认发行交子的特准权；张咏还指出，为了体现官民一家亲，十六富商要为益州知府承担成都一部分公共费用，比如，无偿为衙门修建河堤、建粮仓、赈济老弱孤寡……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对十六富商来说，获得官府特准相当于最终确认了交子合法性，十六家私商成了中央银行。

    为中央银行牌照出点血，很值！

    此后，每当知府衙门有事（或者没事），十六富商就会定期、不定期向衙门支付一笔交子。张咏拿到这些交子，也不怎么提现，十六富商手中的铁钱储备并未因此显著下降，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交子也就这么流通下来了。

    张咏到任后第四年的某一天，十六富商之首的王昌懿家中突然出现了一批不速之客，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还带着大批交子，要求当场兑付铁钱——他们是知州张咏派来兑换现金的。王昌懿是十六家富户中的首富，如果他倒下，十六富商将无一幸免，当天，十六家富户硬咬着牙兑付了这些铁钱。

    如果说知府大人有急事，集中兑换一批铁钱，事情也说得过去。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太寻常了。

    成都市面上出现种种传闻（似乎也不完全是传闻）：有人说，知府带着士兵去了王昌懿的交子铺，这哥们是不是犯事了；有人说，知府张咏带人去王昌懿家取钱，但并未取到，一怒之下知府查封了王昌懿家；有人说，十六富商跟以前的交子铺没什么区别，他们把大家的钱都拿去买宅子买地、甚至放高利贷了，现在，连官府都取不到现钱……

    所有传闻都归结到一个结论：大家一起去十六家富户兑付现金吧！

    这次比较幸运，与之前交子铺不同，十六富商发行交子不足数年，交子多集中在成都少数富户手中。这些人人数较少却占了交子数量的大头，他们知道内情，也知道交子挤兑的危险性：如果这十六家富户最终真的不能兑付现金，所有人的财产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最后，成都富商公议，富人都不参与挤兑，但要求十六家富户承诺分期兑换现金，兑换现金后是否再次转存由存款者自定。

    这一次张咏没能挤垮十六家富户，别着急，咱还有后招。

    《宋史·食货志》记载，“张咏镇蜀，一交一绪，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张咏定下的这个所谓“三年为一界”的章程，得益于上一次挤兑事件中成都富商与十六富商所签的协定，既然十六家富商与富商签订了现金兑换协议，为了公平起见，那么也要跟所有人签订兑换协议：每三年为一限，到期十六富商要向所有持币人兑换一次现金。

    至于时机，就选择新丝上市的时节。十六富商与成都富商之间确实有协议，不过兑现的时机自定，断然不会选择同一时点，更不会选择新丝上市的季节。现在，三年后所有交子持币人都要来兑换现金……

    实在太损了，原本十六富商可以借交子实现自己的信用扩张，现在，不但不能扩张货币，还要定期把所有现金都兑换给持币人。

    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可谓交子之幸的是，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1年），就在第一界兑换即将到期的时候，张咏被调走了。尽管《宋史》对张咏赞颂有加，但在我看来，还是时人的一句评价更为中肯：幸好张咏生在太平盛世，若是生在乱世，那真不堪设想了……

    让十六富商丧失信誉，做到这件事的第二位关键人物，是益州转运使薛田。

    薛田，进士及第，历任知县、御史中丞、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其中，三司度支判官是管钱粮的活儿，相当于四川财政厅长兼央行成都分行行长。也就是说，薛田金融从业经验多年，熟悉货币运行规律。所以，与诚心想搞垮十六富商的张咏不同，薛田不但想保住交子，而且想将之收归朝廷所有。

    薛田到蜀地任职的时候，北宋和党项已经打了很多年，蜀地距离前线很近，负责为陕北前线提供粮食、布匹、生铁等战争物资，收上来的钱经常不够花。

    如果衙门掌握了交子发行权，那就不一样了！

    张咏走后成都市面已经有了公议：为保证交子发行，交子仍以三年为界，到期可以兑换为现钱，也可以将旧交子换成新交子；在实际运行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将旧交子换为新交子。

    现在，薛田来了。

    大中祥符末年（1015年），薛田刚刚到任就上书宋真宗，要求官府上收交子发行权。《宋朝事实》记载了薛田奏折的内容：

    第一，货币代表着钱财，成都十六富商就如同汉代七王之乱中的刘濞，一旦有了铸币权就会有很多想法，何况蜀地本身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第二，与党项人战争久拖不决，关键之一就是党项人从蜀地弄走了很多铁钱。如果官府发行交子，就可以杜绝铁钱出境。

    第三，如果官府有了交子发行权，就可以无需敛财而保证军需。当然，官府也不能白白为民间印刷交子，可以效仿最初的交子铺收取3%工本费！

    结论：所以，既然不能废弃交子，那么就应该禁止民间私印交子，改成官办（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

    在薛田鼓动下，益州知州寇瑊下令十六富商交出交子铺，并直接查封了印刷场、库房、印鉴（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

    对于这个极其离谱的命令，十六家富商公议停发、停兑现钱。

    存款者要兑换现钱？

    十六富商：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左转找知府！

    估计十六富商的原意是：一旦自己罢工，交子不能流通、街市再无人群、市面陷入萧条……要知道，蜀地可是要靠私商为前线供应粮食等后勤物资的……

    薛田：罢工？这生意干脆你就不要干了。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薛田出任益州知州，立即下令在蜀地设立“交子务”，即官方纸币发行机构。自此，交子务归朝廷直属，由朝廷派人任“监官”，此前的交子被称为“民交子”，而此后的交子则被称为“官交子”，民交子可以等额兑换为官交子。

    官交子面值一至十贯，共十种，上盖“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六枚大印；每两年一界，界满不兑现钱，仅以旧交子换新交子，兑换时要缴3%的“纸墨费”。当年，发行交子1256340贯，以36万贯铁钱作兑换本金，占纸币发行额的23%。

    在薛田简单而粗暴的干涉下，民交子就这样败亡了。

    承平年代官府的信誉最高，只要“交子务”不乱发交子，以官交子替代民交子也不是不可行。问题在于，宋夏战争中北宋王朝把交子作为一种御敌的武器，而且在尝到甜头后有点上瘾，最终导致官交子信誉崩溃。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帝国，自称“兀卒”，意思是“青天子”，并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为惩罚李元昊胆敢与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行为，宋夏双方零售改批发，在两千多里的战线上大打出手。

    双方开战之后，北宋第一个动作不是调兵遣将，而是下令益州交子务立即增发三十万贯交子。三十万贯交子全部带有暗记，以区别于内地交子，这种交子不准在北宋蜀地交易，更不准兑换铁钱，只能运往秦、延、渭、环、庆诸州支付军饷及粮商货款，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把手中的货币拿到西夏地盘上去采购物资。

    这些特殊的交子不能变现，流通区域仅限于宋夏边境，说白了就是一批废纸！但是，党项人对此并不知情。

    宋仁宗还同时下令宋夏边界的榷场、和市，对出口西夏的贸易一律视为走私，要坚决打击，却并未下令禁止进口西夏商品。毕竟想禁绝青白盐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用货物去交换，用纸币去骗也不错……

    西夏文字典《文海》里这样解释“金钱”：“钱也，买卖种种价值用是也”，宋夏开战之前，榷场、和市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蜀地交子也是他们的主要货币。

    三十万贯交子凭空流入西夏，摆明了就是想做没本钱的买卖——抢劫。可怜西夏地盘本来就不大，境内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尺布至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甚至高达“五十余千”……

    此后，北宋王朝不断对陕北用兵，也就不断用增发货币的损招，最后甚至创出了一种“陕北交子”，专用于在西北战场支付军需。

    货币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重创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

    之前，党项人接受交子并不是由于北宋朝廷的强制力，更不是由于北宋军队很强大，而是因为交子交易媒介的有效性，持币者可以在蜀地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陕北交子只是“虚行印刷”、不能兑换铁钱，也不能拿到蜀地交易货物，于是，西夏人很快放弃了对交子的幻想，转而依靠另一种贸易方式——“打掳”。所谓“打掳”即暴力抢劫，给宋人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每次双方交战，西夏军队都会在战后纵兵抢劫，边境六七百里之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最后告诉大家的是，交子暂时衰败并不意味着北宋经济崩溃。交子只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大规模印发交子的初衷也不是劫掠民间财富，而是为了劫掠西夏。后来，这批交子逐步回流到国内，北宋王朝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蜀地官交子兑换了这批陕北交子。

    陕北交子的事情解决了，这场北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货币战争却一定给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没关系，北宋货币战争，咱还有下一场。

    澶渊之盟

    历代游牧民族中，契丹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惟一曾经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长达百年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最骁勇的民族，却是最长命的少数民族帝国，除汉、唐以外，辽帝国甚至比宋之前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要长命。

    大唐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候，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立了辽帝国。当时，契丹贵族已经完全汉化，辽帝国完整借用了唐帝国的官制、礼制、宫廷制度，是汉族帝国自己的影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以割献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此，中原王朝门户大开，丧失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后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梦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也包括雄才伟略的赵匡胤。

    这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陈桥兵变的时候辽帝国立国已逾半个世纪，三十万军队以骑兵为主；当时的北宋不过就二十万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

    于是，赵匡胤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付契丹：金钱！

    赵匡胤每年都要省吃俭用存下一笔钱，即“封桩库”。“封桩库”是用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专项资金，方案一：等积蓄了足够的金钱，就向辽国赎买燕云十六州；方案二：如果辽国不肯出售燕云十六州，那么，“封桩库”就是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的本钱。

    赵匡胤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二十匹绢买一个契丹骑兵的人头，二百万匹绢就可以买到十万个契丹骑兵，那么，辽国将精锐尽失……上天没有给赵匡胤这个机会，封桩库的钱还没存够，赵匡胤就“未富先死”。

    宋太宗统一北汉后，北宋有一百多万军队，辽帝国仅有三十多万军队。仅仅比较士兵数字是没有用处的，北宋一百万军队中，能作战的不足三十万，其余都是不能打仗的工程兵——为防止流民闹事，北宋王朝把军队作为收容流民的大本营，失地黎庶可以在这里领到维持生存的薪水。

    此后，北宋王朝对契丹屡战屡败，太宗朝高粱河之战北宋兵溃，宋太宗赵光义不知从哪里抢到一头毛驴才逃脱被俘的命运。按照以往的经验，游牧民族一旦取得军事优势，往往会迅速推进，甚至占领整个北方。然而，尽管北宋王朝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两国仍旧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一百五十四年。

    不靠军队，宋太宗又是用什么方法阻挡了契丹骁勇的铁骑呢？

    答：货币。

    宋太宗在高粱河一役被打成重伤，回来一怒之下关闭了宋辽之间的所有榷场，下令停止对辽所有贸易：宋人敢偷运一升粮食过界、辽人敢来北宋买粮食，一律处斩！

    这比动员一百多万军队都好使。

    辽帝国经济繁华区域仅限于南京、上京、东京、西京和中京，其余地方还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五京地区所产粮食、手工业品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帝国需要。既然北宋王朝不允许公开贸易，那就只有靠走私了。

    要把北宋商品走私到辽帝国，首先要在北宋地盘上买到东西；

    要让宋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卖给契丹人，价格肯定要远高出北宋市场上原本的粮价；

    要出得起这么多钱，辽人得先有宋朝的钱……

    虽然辽人冶炼技术丝毫不逊于北宋，但是辽帝国没有铜矿，也就造不出铜钱。造不出铜钱，还可以铸造铁钱：北宋地界铜、铁钱兼行，既然北宋王朝铜铁钱官方兑换比例为1：4，我用1：10甚至更高的比例交换铜钱，总该可以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当时宋辽之间的产业差异就是这个情况。

    北宋几乎掌握着所有产业制高点，陶瓷、造纸、织锦、造船、茶叶……本来，辽帝国畜牧业还有点比较优势，可以对大宋王朝出口马匹。但是，宋人来辽国“搞”马的方式却从来都不是买，而是偷（杀）。宋太宗想出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凡我宋人，能到契丹地盘上偷回一匹马的，赏锦帛二十匹，当时杀一个契丹士兵的赏格才是五千钱，比二十匹锦帛低一半。

    以上产业差异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宋王朝可以不买辽国的东西，辽国却必须来北宋购买商品。虽然拿十枚铁钱确实可以在北宋换到一枚铜钱，但是，辽国铁钱不可能全都弄到北宋来换成铜钱，更多的铁钱还是要在辽国境内自己消化。

    买不到北宋的物资，辽帝国开始以铁钱大量购买民间物资，自行消化这部分货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五京等经济繁华区域立即爆发超级通胀，即使帝国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确保供应的上京也是“斗粟值数缣”。很快，契丹人不再信任自己的任何货币，转而信任实物——羊、锦帛和粮食。

    通胀之后，辽帝国南部经济发达区域继而爆发了罕见的饥荒，辽圣宗统和初年“山前诸路大饥”，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去北宋贩卖粮食的路上，一部分人干脆直接跑到北宋官府，要求容纳自己为子民……

    既然经济上没有比较优势，辽帝国拿出了自己最后的比较优势——刀剑出鞘！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圣宗亲帅二十万军队入寇北宋，挥兵直奔汴京，十一月，双方未经一次大战就打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我们同样还是忽略战争经过，直接给出结果：开战当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自此，北宋每年向辽帝国无偿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改为三十万），这就是宋史中著名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除宋朝之外的中国历史上，无数人、无数次对此喷过口水，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更有人说，辽帝国根本就是一次讹诈，入侵之初辽帝国就已经派降臣王继忠来北宋索要“岁币”。

    真的是这样吗？

    澶渊之盟全文摘要如下：第一，辽主尊宋帝为兄，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治理黄河、缉捕盗贼；第三，双方撤出边境所有军队，官方机构只留下榷场。

    真宗朝主导澶渊之盟的是名相寇准，事后他经常以此居功自傲，他的继任者王旦则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澶渊之盟以来，天下生灵得以安享太平，虽然每年给了辽国一些岁币，但不足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有人说，即使如此，北宋也不应该送给辽帝国“岁币”，这开了一个“金钱换和平”的恶例。

    对北宋来说，主要收入来自商税，一旦宋辽开战，生意是肯定做不成了，蓬断草枯、凛若霜晨，“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对辽帝国来说，积雪没胫、坚冰在须，师老于坚城之下，再打下去是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不用金钱换和平，难道虚耗天下千万黎庶的生命去换得帝王一时虚荣？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百年桴鼓不鸣，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游牧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国也成为北宋抵挡高丽、女真、党项等其他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虽无燕云十六州之地，却收十倍之功。

    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发展迅速，北宋出口商品涉及粮食、香药、犀象、茶、苏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甚至包括硫磺、硝石一类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出口。但是，有一种物品绝对不能在贸易场上出境，即，货币。

    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不考虑交子，北宋官民铸币数量约为一千多亿贯，是唐朝的一百多倍。然而，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朝代，终北宋一朝始终存在“钱荒”问题，所以，才有交子、铁钱出现。

    自己的铜钱都不够用，怎么能流到辽国？

    真宗规定，宋人在榷场只能以货易货，严禁以铜钱购买，但是，辽人可以用铜钱、白银、锦帛购买北宋货物——送到辽国的岁币，最后全部回流到北宋地界。北宋朝廷还对这项政策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宋辽边市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宋钱购买力太高，不能让少数民族兄弟吃亏！

    最后说一个插曲，除了货币，北宋还坚决禁止另外一种东西流入辽境——图书。

    澶渊之盟时，辽帝国就曾提出一条建议（北宋没有答应）：双方共修唐史。契丹人同样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居，现在的情况不过是又一个南北朝。这个建议一定给北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辽帝国亡国，北宋始终严禁“九经”以外的任何图书进入辽国，处罚措施之严甚至超过了走私铜钱。

    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二年，北宋诗人魏野著行《草堂集》。一年后，辽国给北宋送来一封国书：《草堂集》有大唐遗风，可惜我们辽国现在只“弄”到半部书稿，恳请皇兄赐予另外半部。

    为求一部新书，皇帝甚至以国书的方式向北宋王朝索要！如此文化，其经济、其货币焉能不盛？

    北宋国势也在澶渊之盟后的仁宗朝达到了巅峰：《宋史》记载，庆历年间北宋商税收入已经突破了两千万贯，民户为一千九百万户，如果考虑疆域范围，仁宗朝的税收、民户数都已远远超过了大唐盛世的巅峰开元之治。

    然而，封建官僚永远都是不甘寂寞的，让这些人有位无权、有钱无势，显然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一旦封建官僚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王朝行将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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