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宋徽宗）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宋徽宗和蔡京所谓的“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青苗已死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宋神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折腾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关键词：兴党争、搂钱财、吃败仗、争皇储。结果倒是很直接，“新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家豪强，北宋王朝再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无数裸行草食的流民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游荡。

    宋神宗死后，八岁的太子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并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历代史籍将之誉为“女中尧舜”，临朝后立即罢黜了新党宰相蔡确、拜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为相，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元祐更化”。

    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新党已遍及朝堂各个要津，官家豪强更是积累了数不尽的财富。

    那么，纠正十八年来的偏差又需要多少时间？

    答：只争朝夕。

    也许司马光自知去日无多，也许隐忍了近二十年的司马光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许司马光求治之心过切……

    复相后的司马光再也没有展现出昔日的宽容与大度，立即对新法打出一连串致命的组合拳——《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高太后罢黜“保甲法”、罢黜“免役法”、罢黜“市易法”、罢黜“将官法”……

    几乎罢黜了所有新法，惟独没有罢黜青苗法！

    为什么？

    司马光太老了，把青苗法给忘记了……

    关于这个极不靠谱的答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在这里痴人说梦。因为，这不仅是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一度也曾在坊间相当流行，它出自元朝所修《宋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论》。也许历代史家不愿相信，反对王安石的旗手司马光居然也推行青苗法，也变成了一个聚敛之臣！

    司马光的政治睿智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他明白，要想尽废新法，只能拉住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能全盘打击所有新党。

    建立同盟者，封赏官职是最好的办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数月后，北宋朝堂之上的三品以上大员居然达到二千八百余人，七品以上官员更是多达一万三千余人，远远超过了元丰年间。

    其实，糟糕之处并不在于朝廷增加了这么多官员。

    无论新党、旧党，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人，不一定就是见钱眼开的主儿；他们久历枢廷，远比普通人对时局有着更精准的判断；在四书五经熏陶下，他们甚至真的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也恨不得“玉宇澄清万里埃”！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搂钱财、抢土地、搞女人……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权力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有权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无论多么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导经济的本质永远只有一个：以封建官僚的个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场，尽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钱、办最大的事——那些钱本来应该由每一个黎庶决定如何花、如何用，又如何赚！

    有了这么多官，当然就要花这么多的钱！

    司马光上台不足一年，元祐元年三月，户部侍郎苏轼就这样评价当时的财政状况：户部正在编纂近年来的往来账目，今年朝廷每年收到的钱谷、锦帛根本不足以支撑今年的支出，现在不足半年，国库所见之处均已空空如也！

    怎么办？

    答：青苗法！

    元祐元年（1086年）元月，向来以反对青苗法著称的司马光居然亲自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州、道、府、县高度重视青苗法工作，务求在春耕之前及时下拨“义仓”（青苗钱的变种）给升斗小民，利息仍为二分。对此，司马光还亲自向高太后解释：神宗朝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只是青苗法为奸邪小吏所用；现在，朝廷已经知晓其中弊端，此后青苗法不再强行配给，官府只向自愿借款的人放贷。

    复行青苗法当月，熙丰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功绩”并不在于颁布了多少“新法”，而在于抛开“科举帮”，自行任用了一批起自草莽的“奸邪小吏”，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将之痛斥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这些人丝毫不懂道义，干坏事的时候连“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也懒得唱，据宋代笔记小说记载，他们根本不讲法令、不事诉讼，早晨起来就开始讨论青苗钱的本息，日上三竿还在核对借款合同，日影西斜又在盘算今天究竟赚到了多少钱，鸡鸣五更还在整理账簿。

    王安石虽死，这些人犹生！

    这是一个极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统治集团，亦官、亦商、亦匪。有什么样的封建官僚，就会有什么样的王朝经济，治国之道，民为重、君为轻，但是，官为本！

    ——五月，户部侍郎苏轼上《乞不给散青苗钱解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黎庶为青苗钱所害的惨状：农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县衙领取到青苗钱，但是，县令在县衙门口大摆宴席，农人刚出县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钱的！农人吃完酒席，发现自己的青苗钱刚刚够付酒钱……此臣亲眼所见！

    ——强迫高消费还是好的，好歹农人也算是吃了一顿酒席。元祐年间的笔记小说记载县令如此创新青苗法：县令约定某一个时点让农人领取青苗钱，同时在县衙门口摆了一个戏台，衙役就站在农人出门的必经之路上，见到出门的农人就强行拉到戏台下面听戏——听戏也是要钱的！

    时人这样评价当时的青苗法：熙宁、元丰年间“青苗”害民，但起码要到秋收以后才被迫变卖田宅妻女，丰收年景很多人家或能得以幸存；今天，农人自领到青苗钱之后就两手空空，要么投河、要么上吊，所谓“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史称，司马光见到苏轼等人的奏折后“始大悟”，立即上奏自劾。元祐元年八月，青苗法被正式废黜。

    次月，司马光病逝于汴京，年六十八岁。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就会有很多人跟着闯红灯；而习惯于闯红灯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会遵守交通规则。这并不是某人道德素质突然增高或降低，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上叫“从众利己”，人们总以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对的，也就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投资——结果必然赔钱——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过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限，旧党士大夫不会也不屑于借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现在，有了新党“奸邪小吏”做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何况，搂到钱确实能过很好的生活，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司马光死后，旧党开始和“奸邪小吏”一样不遗余力地攫取权力，新旧之争完全沦为权力之争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夺着天下权力，天下之财成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文彦博曾是仁、英、神、哲四朝老臣，熙丰年间也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元祐朝八年间，年迈的文彦博四处奔走为儿孙谋求官位：几个儿子先后成为同州知州、光禄少卿、右司员外郎；几个孙子先后做到候寺监丞、少府监丞的位置；就连几个女婿、孙女婿也都安插到管工程的部门都水监丞、管钱财的部门监商税院。

    ——为打击新党，旧党炮制了“车盖亭诗案”。这是宋史中最著名的文字狱，新党领袖蔡确在发配路上写下了“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的诗句。诗中所提到的“郝甑山”是唐高宗上元年间的一位大臣，曾上书唐高宗反对武则天。旧党借题发挥，说蔡确含沙射影说当朝高太后是武则天。最终，蔡确因言获罪，被改为发配岭南，不久死在那里。

    ——旧党居然列出了一个榜单，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九十人列为奸党，并张榜在朝堂公布。对此，旧党领袖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担忧地说：新旧两党已经争斗数十年，开此先河，我辈恐均不能幸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范纯仁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刚刚亲政的宋哲宗立即改元“绍圣”，意为尊宋神宗变法为“圣”，此后，宋哲宗尽黜旧党、启用新党。大宋王朝，本来就被旧党由着性子折腾了八年，新党上台之后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击报复之上，至于青苗法，根本无人顾及。

    ——正牌“旧党”司马光被追夺一切勋爵，所有著作一律焚毁，如果不是皇后出面干预，几乎被暴骨鞭尸。宋神宗曾亲为《资治通鉴》做序，面对前来焚毁刻板的新党，旧党指着刻版上的宋神宗序言质问，你们难道连先帝的手迹也要毁掉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资治通鉴》。

    ——冒牌“旧党”苏轼被弄去岭南常年吃荔枝，而这位所谓的旧党，曾在元祐年间为保留雇役法当面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无奈之下，苏轼安心去岭南吃荔枝去了，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新党居然也如法炮制了一份“元祐党人”名单，并将这份名单刻在石碑上，称之为“元祐党人碑”。

    新党干了这么多“大事”，惟独没人有兴趣恢复青苗法。因为，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军人物，与这位新人相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个人的名字叫蔡京。

    《易经》里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崇宁五年四月，蔡京第一次被罢相。

    别灰心，蔡京，你还有机会！

    一年另十个月后，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再次复相。此时的蔡京终于明白：别看平时客客气气，又请客，又送礼，官家豪强其实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只有他们才能在背后私铸、贩运“当十大钱”，最终导致自己被罢相。

    一定要杀鸡儆猴！

    蔡京找到的这只“鸡”叫章綎，由此兴起了崇宁、大观年间的一场惊天大案——“苏州钱狱”。

    章綎的父亲是神宗、哲宗两朝的一员骁将，在西夏战场上战功赫赫，年老后退养苏州。章氏家族是当地望族，代代有人在朝堂为官，在苏州更是占有大片土地，呼吸之间可以撼动苏州地方官场。但是，章氏家族不是蔡京一党，章綎本人更是从崇宁二年开始就公开抨击蔡京，说“当十大钱”将使江淮一带的富人变为流丐。

    说归说，做归做，该骂人骂人，该赚钱赚钱，章綎骂完了蔡京，回过头来就开始盗铸、贩运“当十大钱”。

    崇宁三年到崇宁四年，章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私自铸造“当十大钱”，然后在江南、京畿、陕西路之间贩运，赚取差价。盗铸大钱毕竟是伪造货币，一般来说都像鬼子进村，藏在深山里悄悄地干、声张的不要，惟独这位章綎，在苏州城里开了几个作坊，然后就大鸣大放干了起来。

    崇宁四年（1105），章綎的航船在京杭大运河上被截获，按当时船上运载的大钱当十数量，已经足以杀头了。但是，地方官根本没有胆量逮捕章綎，章綎在被截获后仍旧大大方方起航——他的船队全部是漕运官船。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立即下令抓捕章綎，希望杀掉章綎这只鸡，教育那些猴子。为此，蔡京派出了开封知府李孝寿，江湖人送绰号“李阎罗”。按说，以李孝寿的级别对付一个商人，应该绰绰有余。

    到了这个时候，蔡京才突然发现，章綎压根就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比“猴子”还威猛的老虎！

    第一次审理章綎案，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李阎罗在平江抓捕了上千人，却始终没碰章綎一根汗毛，一千多人在监狱里哭号的时候，章綎本人天天就在平江地面上晃悠。更可笑的是，李孝寿抓来的一千多人，连章綎的远亲近邻都算不上，而是苏州地方官员、苏州籍朝廷官员。

    蔡京虽然身为宰相，章綎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叫曾布、一个叫刘逵。曾布是神宗朝老臣，也是徽宗朝第一任宰相，资历比蔡京还要老很多；刘逵在蔡京罢相期间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

    蔡京VS章綎=蔡京VS章綎+曾布+刘逵，曾布、刘逵，哪一个对宋徽宗的影响力都丝毫不亚于蔡京。

    这样两位老宰相还不是章綎的绝招。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想想这些传说中的大户都有军队，何况现实中的章綎！李孝寿不过是个知府，《水浒传》里的宋徽宗连一百零八个毛贼都搞不定，一个开封知府又如何能去苏州章家抓人？

    李孝寿来苏州两个月，不但没抓住章綎，自己反而被召回开封。同时，为安抚章綎，宋徽宗亲自出面，指定沈畸（监察御史）前往苏州查案。

    沈畸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御史，却有很大的胆子，不但多次上疏大骂蔡京，还公开指责“当十大钱”是“聚敛之法”。此人一到苏州，不去查办章綎盗铸证据，反而当天就放掉了李孝寿辛苦抓来的一千多名证人。

    宋徽宗此举摆明了是要放章綎一马，第二次审理章綎案的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章綎无罪（从没进牢房，不需要释放），愤怒的蔡京只得把办案者沈畸流配信州。

    冤枉啊！

    蔡京终于明白，要想消灭章綎这只老虎，靠这些有职无权的小鱼小虾是办不到的，必须找到一只比章綎更凶狠的老虎——孙杰。

    简单介绍一下，孙杰的正式职业是朝廷官员，时任两浙路查访。很多历史文献认为，蔡京选择孙杰，是因为孙杰跟章綎的靠山曾布是死敌。

    不是这样的！

    孙杰敢于向章綎叫板的底气并非来自朝堂之上，也不是由于他看哪位宰相不顺眼。蔡京之所以看中孙杰，是因为孙杰是北方巨富，也在盗铸“当十大钱”。当时，北宋王朝有“南章北孙”之说，孙杰是章綎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只有孙杰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抗章綎。

    这一次，章綎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当然，章綎早就得到消息，他把盗铸钱的装备装上一艘大船，并在太湖之上凿沉，所铸私钱、铸钱炉一并沉入太湖。

    孙杰：把船和钱都沉入水中了，我就给你捞出来！孙杰下令，但凡能在太湖中捞到钱的，一律可以在衙门换成官府认可的“当十大钱”（其实，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铸造的私钱）。

    在利益制约之下，人们一般能做出相对理智的决定，不会凭个人好恶干出玉石俱焚的事情。章綎只是章氏家族的头领，不是章氏家族的全部，商人家族最大的爱好是赚钱，不是杀人放火。最终，章氏家族没有选择与孙杰武力对抗——那样的话，章氏家族就不止损失一个首领了。经过孙杰与章綎并不友好的沟通，章綎认怂，孙杰成功抓住了章綎，并将他刺配沙门岛（山东蓬莱岛海域向西）。

    从当时条件来看，章綎应该无法再活着回到苏州了。

    宣判章綎发配沙门岛，并不意味着真的能让章綎去沙门岛待一辈子。等风头过了，再把人捞出来就行。

    蔡京，咱们走着瞧！

    打垮了章綎、内有皇帝撑腰、外有爪牙气势汹汹，蔡京自觉自己已经无敌于天下，开始大肆铸造“当十大钱”！

    理论上，“当十大钱”的重量是小平钱的十倍，大观年间的物价涨幅却远超过了十倍。因为，物价一旦连续上涨就会建立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明天物价依然会上涨，那么，即使不再增发货币，物价也会上涨。

    大观二年，北宋王朝开始了新一轮“物贵钱贱”，即超级通货膨胀。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次因推行“当十大钱”不利被罢相，而被发配沙门岛的章綎也很快被特赦，回到了苏州。

    在不可更迭的货币规律面前，这位北宋第一权奸低下了头。

    没关系，蔡京，还有机会，这一次绝不会再输！

    市场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犀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

    天下之财，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个馊主意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只有一点：承认钱引流通时限根本不确定，没人知道何时上一期“钱引”作废，也不能以旧换新。

    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灰姑娘，都穿着传说中的水晶鞋，别看舞会上衣着光鲜，一过午夜十二点就现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来还是富翁，晚上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丐，因为自己手中的钱引作废了。

    蔡京终于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减少货币储备（盐铁酒茶）的情况下，通过擅自更迭纸币敛财！

    过去，老师王安石虽然搞的鸡飞狗跳，好歹还培养了一大批官商、天下还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钱是否合法）；现在，学生蔡京专捡有钱有势的下手（没钱没势当不了盐铁商），州道府县的盐铁专营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财富开始急剧向最强势的封建官僚集中。

    这不是市场，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天下人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财富乃至生命。

    中国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连州县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末年的坞堡时代，另一个就是宋徽宗时代。同时，《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贯（与蔡京齐名的北宋六贼之一）率军北征，在今河北高阳征调厢军，由于没钱，地方州府早就不练兵了，“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此时，距女真入侵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建私家园林——“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水浒传》中所谓的“花石纲”就是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不知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

    ——政和七年，汹涌的黄河在河北路决口（今河北沧州一带），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没；次年，江淮一带大旱，水乡变为人间鬼蜮。方腊这样号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财乃人人之财，现在，官家把贫人仅有的一点粟帛都拿走挥霍了，花石纲更是让富人都无所归依；诸君与其眼睁睁看着妻子儿女被饿死，不若随我仗义而起，旬日间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1）。

    蔡京，你真的以为自己无罪吗？

    金国的诡计

    金钱是人类追求财富的动力，但是，如果所有人只为金钱而存在，文明肌体就染上了致命的病毒，粗鄙、野蛮的原始人就随时有可能入侵直至毁灭先进文明。在西方，优雅的雅典文明为罗马“野人”所灭、气势恢宏的罗马文明又为日耳曼人“蛮族”所灭。无独有偶，在东方，儒雅富足的北宋文明也亡于“夷狄中至贱者”（元代名相脱脱在《宋史》中给女真人的评价）——女真。

    马克思对此的评价是：“邻人的财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

    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人在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下起兵叛辽；辽天庆五年，女真人在会宁建国，国号“金”；辽天庆六年，金人侵占辽帝国东京。

    就在金人欢庆胜利的时候，有人似乎也看到了便宜。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一个叫做李良嗣的妄人向宋廷献策：只要联金伐辽，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复——这可是宋太祖赵匡胤都未完成的梦想！

    无疑，这件不世奇功打动了宋徽宗。

    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以买马为名派使者见到了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北宋出兵攻取辽国燕京、金人出兵攻取辽国中京大定府，事成之后，北宋将契丹岁币转送金国，“燕云旧地”则尽归北宋。

    这就是宋史中的“海上之盟”，可惜，这个所谓的“盟约”不是光复燕云十六州的曙光，而是敲响北宋亡国的丧钟。

    金融市场中风险无处不在，为了追求利益就一定要冒风险。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金融交易者也许会迷失本性，只看到利益而忘记风险，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在宋徽宗眼里，收回燕云十六州确实有极大的利益，可是，他没有衡量自己手中的筹码，更没有看到战争之后的风险。

    接下来，宋徽宗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系列奇迹：宣和四年，十五万宋军伐辽，在燕京城下为数百辽军击溃，一直退败到真定以西，史载“死尸枕藉，不可胜计”；宣和五年，五十万宋军在燕京城下被契丹一通战鼓吓跑，一路上尽弃辎重，史载“竭国力经营北事者，所备悉为虏得”！

    在金人眼里，北宋王朝原本是一头猛虎，签订海上之盟的时候，金人将领完颜粘罕曾说“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现在，金人已攻占了辽国中京、东京，宋军无能怯战却在金人面前展现得一览无余。

    猛虎变成了黔之驴，金人自此“有南牧之意矣”。

    宣和五年，宋金双方应该按“海上之盟”交割燕云旧地，金人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北宋必须用一百万缗钱赎买燕京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建筑物，关键是，不要现金，按金人给出的价格（极低）把一百万缗钱折合成实物。据《宋史》记载，仅此一项，北宋王朝至少付出了六千二百万缗钱。

    六千二百万缗钱，并不是宋朝付出的最大代价，因为，这一次金人玩阴的了。

    一般情况下，金人战胜之后会把战俘和当地所有人民变成奴隶，当时女真人正处于奴隶社会，奴隶也是一种财产。

    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于一般，金人掠夺走了燕京城所有粮食、农具、工匠、优伶（算是知识分子），惟独留下了人口，包括官员在内，无论男女都没有带走。这当然不是看在同是游牧民族的面子上给广大契丹人民一条生路，而是有着更为阴损的目的。

    战争中可以凭借武力向对手索要金钱，只不过，无论讹诈多少钱，总有一个定额，削弱对手能力有限。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无限削弱对手的经济——给对方制造灾荒、瘟疫，绝望的人们会摧毁一切，那时候，所花费的可就不仅是金钱了！

    在金人交给北宋的燕京城中，除了城池建筑物，还有几十万契丹流民：这是一群没有任何粮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的流民，想生产自救都已经不可能。这样一来，北宋王朝为接收燕京城花费的就不仅仅是六千二百万缗现金了。

    宋金交割燕京的时候正值四月，本来就是春荒时节，几十万流民像潮水一般涌入北宋境内。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这些流民在北宋北部诸县四处乞讨，有人甚至穿着辽国的官服、在牌子上写上旧日官职跑到北宋县衙、府衙乞求看在曾经是同行的份上施舍一碗饭，北宋边境生产生活秩序完全崩溃。

    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国将领完颜粘罕、完颜宗弼（汉语名字兀术，即《说岳全传》里的金兀术）率六万军队悍然南侵！

    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女真人没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希望：金人控制的总人口（加上已经被征服的辽国）不会超过五百万，而北宋人口为一个亿，双方实力对比为1：20；就军队数量而言，金人即使动员了全部族人男子，也不会超过二十万人，而北宋可以动员的军队在百万以上，双方实力对比为1：5；就军事装备而言，金人只有骑兵、马刀，北宋却已经装备了神臂弓等远程武器，防护的铠甲也为金人所无，双方实力对比为1：∞；就经济实力而言，金人连最基本的税收体系都没有，战争给养完全靠抢一天算一天，而北宋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早在神宗年间就超过了四千万缗钱，双方实力对比为0：∞。

    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如此经济军事实力对比，北宋不但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输掉了老本。

    为什么？

    战争背后的逻辑是经济，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但是，要加上一个前提，人要有最基本的羞耻感、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正义精神，如果所有人为金钱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这个社会就等于毫无契约。既然所有人都毫无保障，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随时背叛这个社会、背叛这个帝国。

    一个月内，金人连下朔、武、代、忻四州，北宋雄兵百万，居然无法组织一次有效抵抗，金兵北渡黄河的时候，十万宋兵把守渡口，在金兵敲了一夜战鼓后居然又跑得一个不剩！渡河之后，完颜粘罕仰天长叹：宋兵只需有数百人把守渡口，我安能度过此劫！

    再一个月，宣和八年正月初六，金人就已经兵临宋京汴梁城！后人慨叹北宋无能：以堂堂上国之邦，禁军、厢军数十万，居然没有人向北放一支箭、抓住一个俘虏，眼睁睁看着金人兵临边境、坐以待毙（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

    苍天造就这个“夷狄中至贱者”仿佛就是为了惩罚中原人口的毫不知耻。一个只为利益存在的社会，所有人考量的必定也是利益，如此，帝国怎么会有能力面对真正的危机！所以，孟子才说：上下交相逐利，国亡！

    古人诚不欺我也！

    金钱不雪靖康耻

    金人兵临城下，宋徽宗只得把儿子拉出来顶缸，强行禅位给太子赵桓。

    赵桓，即宋钦宗，这位北宋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奇迹：面对万人垂涎的帝位，宋徽宗以杀头威胁赵桓，赵桓躺在地上打滚，就是不肯当皇帝；无奈之下，宋徽宗只得派宦官将其打晕，才给赵桓披上黄袍，完成登基大典。

    也难怪赵桓不肯当皇帝，刚刚完成登基大典，宋钦宗还没从昏迷中苏醒，太上皇宋徽宗就抽调京城最精锐的常捷军保护他连夜逃窜了——有这种只顾自己逃命的皇帝，又怎能指望其他人为江山社稷流血，哪怕是万里江山的继承者、是他的儿子！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汴梁保卫战是北宋王朝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也是击溃金人的最佳时机。当时，汴京内有李纲、外有种师道，勤王之兵约计二十万人；金人一路南侵，没有建立任何根据地，完全是一支流寇。

    天寒地冻、师老于坚城之下，一旦断其退路，胜负不战可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宋钦宗不顾李纲等人反对，居然再次对金人提出了“金钱换和平”的倡议。

    金人当然很欢迎这种倡议，而且，提出了极为无耻的开价：要想让金国退兵，宋廷必须缴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驴骡一万匹、丝绢百万匹。与宋钦宗相比，金人的脑子还是清醒的，没有被唾手可得的财富迷昏了头脑，攻城战被李纲打退之后，金人担心全军覆灭，就一溜烟撤退了。

    上天并非没有给北宋王朝机会，从金人撤兵到第二次包围汴梁中间有八个月时间，从后来北宋王朝赔款的财力来看，足以完成所有战备，甚至完全有可能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

    八个月中，北宋王朝又在干什么呢？

    答：党争。不仅是原来的新旧之争，还增添了钦宗、徽宗之间的斗争。双方从宋神宗年间翻起，把上百年来新旧党争的所有老底子倒是翻了个干干净净。

    ——宋徽宗南逃至东南沿海后，居然堂而皇之地以“太上皇帝圣旨”颁行命令，扣住东南地区运往东京汴梁的战略物资，禁止东南各路派兵勤王。

    ——宋钦宗则针锋相对、亲自上阵，指责蔡京一党“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即位之初就把蔡京出贬衡州，蔡京则死于贬官途中。蔡京虽然混蛋，却曾数度为相，是当时惟一能总揽全局的人，也是他力主救辽抗金、启用李纲。随着蔡京一党被罢免，就连第一次汴京保卫战的组织者李纲也被安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被发配到扬州去了——既然是蔡京提拔了李纲，那就一定是蔡京一党。

    就在宋钦宗、宋徽宗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狄夷至贱者”女真再次悍然南寇。这一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兴兵进犯。面对毫无抵抗意志的北宋王朝，金人再次长驱直入，仅仅过了三个月金人就二度兵临汴梁，开创了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奇迹。在这次入侵过程中，金人罪行累累滔天，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杀人如刈麻，臭闻万余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折腾了八个月，徽宗朝大臣星散，李纲被罢、“六贼”已死（六贼中的童贯虽然是个宦官，却半生戎马、久历战阵，是当时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之一），宋钦宗所倚重的太学却根本就是一帮只知道喊口号的书生！

    没办法，只能再次拿出北宋王朝的绝招了：金钱换和平！

    游牧民族野蛮粗鄙，发财的方式一般来说就是纵兵劫掠，比如，匈奴、西羌、突厥、吐谷浑，等等。这种劫掠虽然残暴，却也不见得多无耻，毕竟上古时代最残酷的竞争就是部族之间的武力杀戮，愿赌服输而已。

    这一次，金人所作所为着实让人开了一次眼界，难怪脱脱将之视为“夷狄中至贱者”！纵兵劫掠，宋人总有办法匿藏财富；如果把劫掠财富的任务留给大宋皇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金人的做法是：让宋钦宗作为马前卒替他们掠夺财富，自己坐享其成！

    汴京外城攻破后，金人首领完颜粘罕写信给宋钦宗，说自己并无染指开封之意，只要宋廷送给他一千万锭金子、两千万锭银子、一千万匹锦帛、一千五百名美女。

    所谓“锭”到底是一个什么价码呢？

    答：除美女以千名为单位外，金银要以千万为单位，即五千万两黄金、五万万两白银。八百年后，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日本强盗在《马关条约》中的要价不足金人五分之一！

    对这个极其离谱的开价，宋钦宗居然答应了，不但答应，还替代金人在汴京城进行了最为惨烈的抢劫：不肯交出财物者，杀无赦；官吏征收财物不利者，杀无赦；邻人、奴婢可以举报富人匿藏财富，知情不举，一律杀无赦！

    无论皇族、权贵、富户还是黎庶，所有财富在汉人帝王手中遭到了一次空前洗劫，丧尽天良的爪牙居然为抢劫一匹绢在皇后娘家杀人立威！宋钦宗前后两次征调民间财物，加上国库所有财物、车马、宗庙祭祀用具，等等，在汴梁一城共为金人凑了五百万两黄金、一千二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绸缎！要知道，西汉末年，王莽历经数年，不过才在全国搜刮到七十万两黄金！

    大宋王朝，焉能再有幸理！

    其实，金人不过是漫天要价，做梦都没见过如许的财富，宋钦宗送来的这些财富就早已远远超出了金人对财富的认知。

    既然能拿出这么多，就证明你有更多！

    宋钦宗供奉了汴京城的所有财富，金人反而被黄金白银映红眼睛，开始直接纵兵劫掠汴京城，甚至直接杀入皇宫拿走了所有祭祀用具，就连优伶唱戏的衣服也没放过！

    按说劫掠至此，金人应该满意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夷狄中至贱者”居然还有后招。

    汴京已经被围两月有余，城中早就断粮，树叶、猫犬都已吃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人拿出一部分粮食，到汴京外城高价售卖——当然不是为了救荒，买者必须以黄金换取。对城中居民来说，赖以维持生命的粮食要远比黄金珍贵，于是，金人又搜刮到几万两黄金。

    这一次，金人终于相信自己在汴京再也捞不到一寸金银了，于是，凶相毕露的金人告诉宋钦宗，鬼才会跟你议和！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金人以议和为名诱捕了宋钦宗，之后冲进皇宫抓走了宋徽宗、太子、皇后、众嫔妃、众皇子、众公主，下令废徽、钦二帝为庶人、立太宰张邦昌为帝，改“宋”国号为“楚”，即昙花一现的“伪楚”。

    宗庙社稷生死存亡之际，一位年轻的御史中丞挺身而出，坚决不肯对这道命令署印，并在皇宫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大骂张邦昌蠹国乱政、终致社稷倾危。这位年轻人就是政和三年殿试的头名状元、南宋金融的主角——秦桧！

    仿佛上天为了证明北宋灭亡是愚弄人类，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钦宗、宋徽宗、十万汴京工匠以及那位杖节不屈的秦桧，在金人押解下向北而行。

    那一天，世界文明巅峰被化为焦土，百万人口的汴梁城仅剩不足万人；

    那一天，东京梦华二百年积蓄、清明上河二百年人才就此毁于一旦；

    那一天，历史跟人类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史称“靖康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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