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宋恭帝）

    如此丰厚的国库，韩侂胄认为远远不够，有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聚敛更多财富呢？货币增发！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开禧元年，朝廷一共发行了十一界会子，据《朝野杂记》记载，开禧二年的会子发行是1.4亿缗。这背后是残酷的经济现实：短短两年间超量发行纸币引发了国内大通涨，开禧二年初临安米价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涨三倍左右。

    王霸义利之辩

    经过宋高宗、宋孝宗的无为而治，南宋王朝已经完全具备了北伐金国的实力，何时北伐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宋孝宗仅亲政两年就退位，当太上皇的时候又跟宋光宗一直闹意见，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实现北伐金国的宏伟志向。这个任务落在了新的继任者宋宁宗身上，一个甲子的平静即将被打破。

    在普通人眼里，皇帝一呼百应，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其实，仅仅一个皇帝的称号并不能让一个人真的君临天下，个人履历同样会决定皇帝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宋宁宗的履历实在不怎么光彩。

    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薨，作为皇帝的宋光宗却拒绝参加先皇葬礼，可见宋孝宗、宋光宗父子矛盾之深。为平息朝野汹汹之议，韩侂胄与赵汝愚联手发动政变拥立宋宁宗，逼宋光宗退位。如此履历，宋宁宗自然在这两位大臣面前直不起腰杆——毕竟是人家提拔的你，这个道理跟普通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宋宁宗赵扩登基，韩侂胄、赵汝愚拥策定之奇功，如果用童话中的语言应该这样描写，从此，宋光宗、赵汝愚、韩侂胄手拉手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历史不是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合作只是暂时的，斗争才是永远的！何况，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矛盾是路线之争，关系到南宋帝国打什么旗、走什么路，不是两个人坐下来喝杯酒、碰个杯就可以解决的。

    ——赵汝愚向来以富弼、司马光为偶像，他信奉的是儒家“义利之道”。这是一种类似于少林七十二绝艺的正派武功，要威震江湖首先要苦行修炼内力，练个三五十年才是个起步价，没有人能在短时间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所以，赵汝愚认为，要北伐、要报君父之仇，就必须依靠内修政事去外攘狄夷！所以，他大力提倡朱程理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帝师朱熹对皇帝提出的要求，希望几乎无所不能的皇帝最终能有所敬畏。

    ——韩侂胄的榜样是王安石，他信奉的是商鞅的“王霸之道”。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邪派武功，所谓修炼不过是“武林称雄，挥刀自宫”，不需要艰苦的修炼、也不需要苦行，只要在一瞬间爆发全部力量就能制敌于死地——只求一时之利、不求万世之功。所以，韩侂胄认为，既然“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就必须只争朝夕、毕其功于一役！何况，我大宋朝并非无钱，只要尽取天下之财，必定能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所谓“君道”只是无用的“迂腐之论”，只有“执赏罚才能以驱天下”，这才是“霸者之术”！

    在宋史中，韩、赵之争也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这一刻，韩侂胄继承了新党的光荣传统；这一刻，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灵魂附体，充分发挥了新党“要钱不要命”的优秀传统；这一刻，韩侂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了一批封建官僚！

    王霸义利之辨，新旧之争，在南宋王朝重燃！也许，封建王朝只要还存在一个对社会资源具备强控制力的政府，所谓新旧之争就会永远如影随形。这也是一个永远无法停止争论的命题：盛世之道，是先国富，还是先民强？

    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要把国富民强放到多高的高度，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思维来考虑。武侠小说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正派武功不如邪派武功见效快，现实中王霸之道也要比义利快很多。

    ——缔造一代盛世，必须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的积累。等到天下黎庶都富裕了，国家焉能不强盛？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到让封建统治者无法等待，漫长到让所有人都能失去耐心。从心理学角度讲，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希望立刻见到效果，所谓立竿见影。

    ——民虽强，天下之财却在普通人的箱笼之中，皇帝是看不到的，国库充盈才是皇帝能见到的真金白银。现在，他们要做的是经天纬地的事业，一定要有惊天之财：只要集中天下财富，就一定可以与北方的金寇一争雄长！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兴起“庆元党禁”，赵汝愚因自己的言行被扣上了一顶“投降派”的大帽子，并被时人斥为“秦桧第二”。接着，赵汝愚在流放之地自尽，一批理学名臣被罢黜，朱熹等五十六位当世大儒被列为“伪学逆党”，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世之大禁”。

    存了朱程理学中的“天理”，又怎么能满足韩侂胄的“人欲”？

    这里要说，庆元年间南宋王朝的国运还不是最坏的，金国的运气实在更差：宋光宗绍熙二年（金明昌二年，1192年）、绍熙三年，西夏接连入侵金国，新兴的蒙元帝国也开始蚕食金人土地；绍熙五年，大通节度使完颜辩据五城叛变；同年，今山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流民蜂拥而起，史称“红袄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南宋出兵北伐的好机会。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起，南宋开始用一系列动作试探金国虚实。

    ——追封岳飞为鄂王、改谥秦桧为“缪丑”，为兴兵伐金造声势。之所以选择岳飞而非黄天荡大战的指挥者韩世忠，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这位后世敬仰的岳飞，其祖先曾是韩侂胄祖先的家奴。由此，岳飞的孙子岳珂也终于得到机会，综合个人臆想和各种民间故事创造了那部编年体小说《鄂王编年纪实》。

    ——宋金之争向来是宋人忍让、金人跋扈。嘉泰年间，南宋军队一改往日作风，不停在两淮、川陕越境作战（主要是骚扰百姓、杀人越货）；面对宋军的挑衅，金章宗只是以公文的方式知会南宋，有强盗越境，之后就再无声息了。

    ——故意透露消息给金国使者完颜阿鲁，让他看到宋朝不停在边境购买金国马匹。完颜阿鲁归国后奏报朝廷，金章宗的第一反应却是在金殿之上将完颜阿鲁痛打了一顿板子，然后贬官、流放。

    此时此地，再不北伐，韩侂胄就是“痴线”！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韩侂胄领平章国军事，出兵伐金，史称“开禧北伐”。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开禧北伐中欢呼雀跃的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职业军人、甚至不是群氓百姓，而是南宋文坛！

    开禧北伐是南宋文坛一大盛事，军中既有“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也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游！讨金檄文更是与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兆檄》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以一句“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名垂千古！

    在南宋万千文坛才子直接参与下，千呼万唤的开禧北伐在不足三个月内就全线溃退。我觉得，辛弃疾、陆游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们的诗词已经明确告诉读者，自己只适合在喝多了、睡着了的情况下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双方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开战之前，金宣宗已经做好了全线溃退的准备，第一道防线居然设在西起今石家庄、东至今天津一线。也就是说，韩侂胄根本还没遇到金国主力，就溃不成军了。

    曾经有无数人、用无数种方式解读过开禧北伐失败的原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四川宣抚使吴曦叛变：北伐前夕，金人许诺让吴曦称王、永镇巴蜀之地，吴曦为了一姓荣华富贵在背后摆了韩侂胄一道。

    仅仅从军事角度，这肯定是重要成因之一；如果把货币、金融、经济都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个结论还成立吗？

    吴曦拒不出兵，确实导致韩侂胄三路同时北伐的方略落空，但这远不足以给北伐大业造成致命打击，偶然的用人失误更不可能导致全局性崩溃。实际上，吴曦称王只有四十一天，其后就被卫兵矫诏刺杀，如果韩侂胄真有统辖全局的胸襟和能力，他有足够的时间重整巴蜀军事力量。

    开禧北伐失败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吴曦叛变不过是一支催化剂。

    韩侂胄讨厌士大夫，更讨厌人类无法忽视的经济规律，在他眼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儒生无用的诡辩。当政十年间，韩侂胄启用了一批胥吏：但凡能为朝廷聚敛到财富的人，无论出身如何都是“粗才”；但凡能为朝廷征召徭役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俗才”，而韩侂胄考核“粗才”、“俗才”的惟一标准就是为朝廷聚敛了多少财富、征召了多少无偿劳动力。

    这是一种怎样的剥夺。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财力达到了巅峰，熙宁年间国库收入不过也就六千万缗钱；庆元年间，朝廷总岁入超过八千万贯，国库仅黄金就八十多万两、白银接近两百万两。要知道，南宋能控制地盘不足北宋的三分之二。

    如此丰厚的国库，韩侂胄仍然认为是远远不够的，有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为韩侂胄聚敛更多财富呢？

    答：绝招——货币增发。

    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开禧元年，朝廷一共发行了十一界会子，每界会子流通时间平均在五至十年不等，新发行的会子可以1：1兑换旧会子。

    开禧元年，韩侂胄在没有收兑第十一界会子的同时就发行了第十二界会子，开禧二年又发行第十三界会子，南宋货币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三界会子并行。据《朝野杂记》记载，开禧二年的会子发行是1.4亿缗，而乾道四年（1168年）这个数字只是四千万缗。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残酷的经济现实：短短两年间超量发行纸币引发了国内大通涨，开禧二年初临安米价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涨三倍左右。

    ——楮币将天下之钱驱赶到府库和富人家中，物价翔腾，农人面对着干涸的土地无从借贷，农病矣！

    ——都邑白昼商铺关门，商病矣！

    ——读书人食不果腹，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拿到铜钱、白银，士病矣！

    ——百工空有一身本领，造出来的东西却不敢出售，也不能养活自己，工病矣！

    天下四民俱病，军队奄奄一息……韩侂胄即使占尽天下之财，又怎能不“赢得仓皇北顾”？

    开禧三年，韩侂胄为另一奸相史弥远谋杀，开禧北伐以“嘉定和议”而告终。那一年，另一个更凶狠的强盗——铁木真在斡难河畔竖起白旗（这一点跟中国传统完全相悖），蒙元帝国铁骑即将践踏中原河山。

    错时的救赎

    嘉定和议后的第三年（1211年），蒙金战争爆发，蒙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金国北疆防线。

    此时，金国的统治者金宣宗做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他没有联宋抗蒙，甚至没有集中全国之力对抗蒙元帝国入侵，反而想出了一个“南扩立国”的馊主意：效仿北宋南逃，在江南重新建立金国。

    江南是南宋的地盘，金宣宗岂能想来就来？

    由此，宋金再次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两国在巴蜀、两淮、荆襄三地同时开战。在这场战争中，宋金两国都顶着亡国的压力，战争极其残酷。遗憾的是，宋金双方都找错了对手，虽然宋金之争还是没有分出胜负，两国却都为筹措军费发行了大量纸币，货币体系同时崩溃。

    ——金国的纸币叫“交钞”，最初印行交钞的主要目的是弥补铜钱的不足。金宣宗年间，为了支付南北战事费用，连印四界交钞，国内终于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这样的纸币当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一百贯的交钞居然连一枚铜钱都换不到——纸币贬值99%以上。南宋宰相吴潜在评价金国之亡时说：金人亡国，表面是鞑子入侵，实际上则是楮币超量增发所致，无论一张纸币面值三缗、五缗还是百缗，这终究是一张纸，百姓始终不认为这是钱，楮币贬值耗尽了金国最后一点血脉，其国毙矣！

    ——南宋也再次大量发行会子，宋理宗绍定年间，南宋会子再次出现三界并行（十四、十五、十六）的局面，流通中的会子达到3.2亿缗，是开禧北伐前的三倍，一贯会子在市面上已经难以换到100枚铜钱，纸币贬值达到90%。

    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金哀帝兵败自尽，金亡。

    宿敌金朝亡国惊醒了南宋君臣，上至皇帝、下至黎庶，大家都明白取代金国的蒙元帝国是一个更为凶狠的歹徒。要想对付蒙元帝国，南宋王朝必须有所作为，宋理宗于史弥远死后第二年改元“端平”，开始了一个叫“端平更化”的时代。

    要想重振经济，必须整顿货币。但凡整顿货币，一定要实现两个目标：减少流通中的纸币、建立良好的币信。

    两个目标相比，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其实很容易，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废止这种货币流通，以新币收兑旧币，比如，后世中华民国就曾以金圆券替代法币、又以银圆券替代金圆券。这种方法简单而粗暴，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减少纸币，却不一定重建币信，持有货币的人无法相信货币发行者不再超量发行货币，也无法判断自己手中的新币是否会继续贬值。

    所谓“币信”就是货币信誉，你得让人相信这种纸币真的值这些钱，惟一方法就是以真金白银兑换流通中的现有货币，重树发行者的形象。端平年间，宋理宗正是以真金白银来整理会子的，史称会子“提称”。

    ——为收回流通中的会子，宋理宗共从国库中拿出了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两黄金、二百零一万六千九百两白银，按旧会子面值2：1的比例兑换黄金或白银（后改为5：1）。当时市场上的实际兑换比例为10：1，朝廷给出的兑换比价已经高出市场数倍。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有朝廷吃了大亏，才能真正重建币信。

    ——为减轻国库压力，宋理宗也提出了很多辅助措施：会子的持有者可以用旧会子换取爵位、僧道度牒；会子持有者可以用之纳税、免除徭役，盐商也可以用部分盐钞和会子搭配换取官盐（不能全部以会子取代钱引，否则，钱引就丧失了币信）。

    提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端平二年，会子与铜钱的兑换比例终于下降到约5：1——这是“提称”中官方最终给出的会子价格，自然会成为市场上公认的交易价格。

    从货币发行的角度来讲，“提称”无疑是成功的。

    不成功的是，宋理宗刚刚花了血本整理会子，端平二年，蒙元大军就开始分三路入侵南宋。顺便提一句，蒙元铁骑入侵南宋的时候，铁木真已经死掉九年了，当时的蒙元帝国已经横跨欧亚大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自称“成吉思汗”的战争狂人跟南宋有多少瓜葛！

    外敌入侵，国库金银、铜钱却早就拿去“提称”会子了。

    没有办法，只能再发会子！

    端平二年之后，南宋朝廷连续发行十七、十八界会子，虽然只是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发行量总量却超过前期任何一个时代的总和！

    更离谱的是，蒙元西路大军将巴蜀地区变为战场。这里是楮树的主要产地，楮树则是制造纸币最主要的原料，所以会子也称为“楮币”。现在，巴蜀地区成为战场，制造纸币的楮树是不要指望了，只能在江南就地取材。将楮木化为纸浆的难度很大，所以，楮币也难以仿造；普通树木、竹子化为纸浆，一个南宋书商就能做到——既然官府可以滥发纸币，军队将领、地方豪强也可以自行印刷会子。

    结果：南宋境内伪币泛滥，端平元年的提称效果不足一年就荡然无存！

    时人王迈如此评论：朝廷本意是维持会子信誉，现在，不但朝廷大量发行会子，市坊之间也伪币泛滥，收兑会子的机会都没有了，会子又焉能不一贬再贬？

    应当说，南宋还是幸运的，在端平年间的战事中，蒙元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为南宋石炮所伤，最终不治而亡。蒙哥死后，忽必烈等人回兵大漠争夺汗位，为南宋赢得了十年的备战时机。

    十年并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虽然蒙元肯定还会南侵，如果备战措施得当，宋蒙之战可能会胶着更长时间。随着蒙元内政时局逐步变化，宋蒙战局也许就会出现转机，也许宋室能保住中原王朝血脉。

    《宋史》告诉我们，南宋王朝没有抓住这宝贵的十年，宋理宗死后，在一位新的奸相贾似道左右下，南宋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贾似道，南宋名将贾涉之子，嘉熙二年进士，即南宋末年著名的“蟋蟀宰相”。据说此人以斗蟋蟀为己任，还为后人留下一本斗蟋蟀的专著《蟋蟀经》；斗蟋蟀之外，此人还喜欢拨弄是非、排斥异己，悍然杀死抗蒙名将向世璧，逼走将领马光祖，迫使大将刘整叛国，最终使得南宋柱石皆空，亡国之日在即。因此，贾似道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列为南宋四大奸相，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宋史》的著者为元末宰相脱脱。贾似道曾经是蒙元帝国最大的敌人，蒙哥侵宋的时候，所选择的战略突破口并不是后来的襄阳，而是鄂州。主攻鄂州的将领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南宋一方的守将，恰好就是贾似道。

    蒙哥死后，忽必烈最初并不想退兵，而是发出了“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的狂言，希望携克鄂州坚城之功再回大漠争夺汗位。

    贾似道一介书生，在朝廷不发一兵、不赐一粮的情况下独守鄂州一百多天，迫使忽必烈无功而返。忽必烈称帝后曾多次怒斥部下：你们总说书生无用，当年为何你们拿不下一个书生镇守的鄂州城？

    景定元年忽必烈退兵，贾似道击溃了蒙元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皇帝诏书称其对宋室有“再造之功”。

    贾似道拜相后，确实剪除了向世璧、马光祖、刘整以及很多军方将领，这些人也确实都是百死余生的骁将。面对这些事实，我还是想先问几个问题：为何贾似道和宋理宗要不遗余力剪除这些抗蒙骁将？十多年兵灾之后，南宋又是一幅怎样的河山？

    鄂州战后，宋蒙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三年，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早已被打破，正常的经济运行早就不存在了。这段时间内，强势集团忽视一切社会道德、规则，疯狂从事兼并土地。

    ——当世大儒刘克庄（贾似道的密友）上奏宋理宗：现在，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朝廷官员吞并千家膏腴之地，他们的土地绵亘数千里、岁入粮食达到上百万石，自开辟鸿蒙未见此景。

    ——御史台的奏折则这样描述：权贵夺民田，少则数千亩，多则连绵千里，弱者肉、强者食，兼并寖盛，黎庶已经无以了此残生了！

    ——北宋以来，佃户租赁土地始终是来去自由，租佃关系根本不对佃户形成人身束缚。宋理宗端平年间开始，佃户完全被固着在土地之上，沦为农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地主杀死佃户判流配本州，佃户不得告发地主——只要有钱，人可以随便杀（富人敢于专杀）！

    当绝大部分人的生命都被弃如敝屣，又怎么可能守住自己的财富！

    短短十三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呈爆发式上升，强势集团已经占尽天下之财。不要说曾经富甲天下的南宋王朝，任何一个末世王朝土地兼并都从未如此惨烈。

    战后淳佑年间，会子已经无法流通，土地都集中在官家豪强手中，皇帝又能靠什么吃饭呢？

    答：和籴。

    “和籴”发明者为唐朝李林甫，本意为高价购买农人手中的粮食，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王安石既然要“理天下之财”，当然不能做这种亏本的生意，“和籴”由此变为一种害民恶政：在正税之外，朝廷低价强买农人粮食。宋理宗为应对宋蒙战事，和籴变得更为离谱——以会子支付农人售粮价款，后来干脆连会子都省了——基本等于白拿！

    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强势利益集团会毫无顾忌地把压力全部转移到弱势方。官家豪强有这么多土地、手握这么多军队、这么大的权势，谁又会把“和籴”加到自己头上呢？结果：官家豪强不服从“和籴”，黎庶又已经没有了土地，很快，南宋就连“和籴”这样的恶政也维持不下去了。

    面对当时的危局，贾似道拿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公田法。

    景定四年（1263年），临安知府刘良贵在贾似道指使下奏报：为今之计，必须控制官员超秩占田，朝廷可以效仿“和籴”，用赎买的方式拿走他们手中的土地，将之分给无地农户；这样每年全国可以增加六七百万石粮食收入，从此不再仰仗“和籴”、不再发行会子、物价不再翔涌、军需不再难以为继！

    如此，贫富可均！

    为了挽救弥留之际的南宋王朝，贾似道希冀再次以强大的皇权作为后盾在南宋平均地权，将帝国经济扳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当朝宰相、军国平章贾似道更是带头捐出自己在两浙路的一万亩良田，并将其分给无地农户。

    有了皇帝的圣旨、有了宰相捐地的榜样，普通人就真的能从官家豪强手中得到土地了吗？

    宋理宗不是马上皇帝，贾似道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封建官僚，他们的对手是在对蒙作战中日益强大起来的“官家豪强”。这些人不但身居高位，手里还掌握着地方武装，是官、也是匪，该是官的时候是官、该是匪的时候就是匪。

    面对这样一群聚敛无度的封建官僚、穷凶极恶的土匪，仅仅凭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一个书生宰相贾似道，全国无钱、无地、无势力的农户又岂能真的团结在一起，在“官家豪强”手中拿到土地？

    ——“公田法”刚刚推行的时候，主要目标是占田超秩的官员、富人，所有人必须无条件出卖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公田法”的剥夺对象居然成为占田仅为二百亩的小康之家，后来又扩大到占田一百亩的普通自耕农，推行范围也缩小至两浙路，即宰相贾似道的老家。

    ——按“公田法”规定，朝廷买回官田后应给无地农夫发放无息贷款，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结果，所谓无息贷款居然变成发放会子、收回铜钱或者白银——这跟抢劫也差不多！

    ——官家买回公田，同时在每乡镇设立“官庄”负责授田，同时管理租赋。结果，官庄管理权无一例外被封建官僚攫夺，他们看好谁的土地就直接强令其并入官庄。

    宋理宗和贾似道并非没有努力，为了配合“公田法”，他们推行了“打算法”。“打算法”也被后人称为南宋亡国之源，因为，贾似道正是在推行打算法的过程中诛杀了向世璧、赶走了马祖光、逼刘整投降。

    “打算”的字面含义在南宋年间是审计、内审、监察的意思，所谓“打算法”就是由封建朝廷出面对官员、军队进行审计监察。

    战争期间，官家豪强捞了这么多土地；现在，朝廷追究起来，怎么办？

    对起自草莽的“官家豪强”来说，他们没有“存天理”的威慑，只有没去干净的“人欲”。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朝廷律令，保住财富就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谁能替我保住财富就效忠于谁！至于主子是谁，无所谓！

    景定年间，“打算法”查办了一小撮边境将领，一大批将领则为逃避“打算法”投降蒙元，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为忽必烈策划襄阳之战的金国降将刘整。

    南宋王朝，大命将倾！

    货币阳谋：关子困襄阳

    景定五年，在南宋灭亡前一刻，饱经风霜的宋理宗撒手人寰，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侄子宋度宗。

    我们似乎不应过多责备宋度宗，据《宋史》记载，宋度宗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真正烦恼的是平章军国、宰相贾似道。宋度宗称贾似道为“师臣”，下朝时必起立目送贾似道离去。实际上，贾似道才是南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南宋君臣的精神领袖——一位曾经击溃蒙元皇帝的战神！

    宋度宗可以停留在幻想的世界里，贾似道却必须面对真实的世界。

    为应对蒙元帝国人接连不断的边境骚扰，为抚慰自己的将士，也为用会子去骗人们手中残存的土地，贾似道再次拿出发行纸币的老办法。宋理宗死后，十七、十八两界会子同时流通，发行量已经突破6.5亿缗，曾出现每日发行十五万缗的记录，是整个宋朝纸币最疯狂的时代。

    我们说过，当一种纸币成为废纸，就必须整理货币，整理货币有两种手法：以新代旧、整理币信。

    贾似道已经没有能力以真金白银兑换人们手中的会子，也就只能发行新币、取代旧币。景定五年，贾似道宣布发行新的纸币——金银关子，此后，十七界会子不再具有购买力，十八界会子按3：1的比例兑换关子。

    “关子行，物价翔踊”，金银关子发行当年，临安立即发生了大饥荒，米价涨到斗米千钱，蚕丝价格也上涨了约十倍左右。人们这样评价时局：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对贾似道来说，金国亡国之鉴不远，他本人也是端平年间整理会子的倡导者和直接执行者，不可能不知道滥发关子的害处。无论增发纸币有多大害处，这确实是迅速聚敛财富的绝招，现在，蒙元铁骑已经打到家门口了，饮鸩止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再次挥军南下。这一次蒙元帝国放弃了三路并进的战略，集中所有力量猛攻襄阳！这里才是南宋真正的命脉所在：南宋据守东南，以吴越为家，最要害的地方却在荆襄，只要攻取襄阳，顺水而下，扬州、庐州就会不攻自破！

    宋蒙之战中耗时最长、最为惨烈的攻坚战——襄阳之战开始了。

    贾似道虽然与秦桧并列为南宋四大奸相，却与秦桧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观，秦桧是典型的投降派、贾似道却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着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倾向，这种不分是非的逻辑令人非常不安：危急时刻挽救了宋朝王室的赵构被斥为卖国贼、投降派，因为，他没有在刚刚立稳脚跟之后就挥兵北伐；坚决的主战派贾似道同样被视为奸臣、乱臣贼子，因为，他打了败仗，最终南宋亡国。

    对当时的南宋人民来说，并不觉得蒙元帝国有多么可怕，更不认为亡国在即。他们有朝廷柱石、皇帝的“师臣”贾似道，大汗蒙哥亲帅三路大军入寇，照样被打的狼狈而回，现在的蒙元大汗忽必烈正是当年贾似道的手下败将。

    忽必烈，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对抗蒙元帝国入侵，贾似道派出了自己的嫡系大将——吕文德。在铁血交织的襄阳之战中，这位文盲将军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决定南宋王朝走向的关键人物。

    金庸先生所著《神雕侠侣》大结局即以襄阳大战作为故事背景，虽然主要历史人物被张冠李戴，小说还是给吕文德安排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神雕侠侣》中曾有这样的描写：郭靖、杨过等在浴血奋战的时候，这位将军居然躲在桌子底下念佛！

    实在是对不住吕文德啊，现实中的襄阳大战，吕文德才是主角。遗憾的是，直至今日人们对吕文德的研究都不够深入，甚至连吕文德早年的经历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樵夫，后来为了生计所迫从军。其后，吕文德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华，第三次宋蒙战争的时候，贾似道在鄂州对抗忽必烈，吕文德则在钓鱼城力敌大汗蒙哥，确切地说，大汗蒙哥正是死在吕文德手中。

    贾似道拜相后，吕文德深得信任，总领湖广，淮东、淮西、鄂州、四川计六十四州，官封“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专一报发于御前军马文字”。

    字面意思来看，总领六十四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官了！

    真实的情况却惨痛的令人心碎，贾似道实在是太穷了，除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关子，他根本无法为吕文德提供军需后防，只能让吕文德自行在六十四州刮地皮。

    吕文德不识字，搞战时经济（请注意，不是经济建设）却是一把好手！他统治的地区兵祸连年，人们失去了土地、房子、财产……

    都没关系，只要你的命还在，您就可以来吕将军手下混口饭吃！

    流民可以当兵、也可以种地，反正六十四州只有他一人才是“官家豪强”。残酷的劫掠为吕文德积累了大量财富，襄阳几乎集中了六十四州的所有财富，城内军需可供数年所用。忽必烈，有本事就来吧，让你看看大宋男儿的好身手（郭靖语录）！

    要攻克襄阳，首先要包围这座城池，断绝城池与外界一切的物资、人员往来，然后，日复一日强攻，总有一天能攻破城池。

    要包围襄阳，包围不了……

    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这样的城池根本无法形成包围圈，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补给不停运往襄阳。何况，蒙元骑兵的优势并不体现在攻坚战上，蒙哥以大汗之尊尚且死在钓鱼城。

    这一次，在南宋降将刘整的指导下，蒙元帝国学聪明了。

    蒙元帝国包围襄阳城，整整用了六年时间。所用的不仅仅是士兵、战马、回回炮，还有蒙元帝国在全世界劫掠来的财富。蒙元大臣的奏折这样描述当时的襄樊军费：我军围困襄樊六年，铠甲兵器耗费若干、钱粮耗费若干、饷银耗费若干、物资牛马耗费若干……

    这个“若干”是多少呢？

    答：帝国每年的岁入一半以上都要用于襄樊军用！

    蒙元帝国用这么多钱来干什么了呢？

    答：送给吕文德，而且不是行贿。

    襄阳的蒙元士兵就地转业成为商人，他们私自建立榷场，从蒙元帝国已经占领的地盘上贩运来大量粮食、酒、盐等专营物品，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市场可以用会子、关子交换商品。

    蒙元帝国用这些钱贩运来物资，跟吕文德做生意——这是降将刘整的建议：不能力敌、便当智取，方法就是通过做生意给吕文德运送物资……

    手中毫无用处的关子变成了真金白银，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贾似道送来的关子终于派上了用处！

    您看到的没错，襄阳城外的宋蒙贸易，完全就是白白给吕文德运输物资。而且，吕文德丝毫不领人情！蒙元帝国花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当然不是为了提高南宋军民福利水平，而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襄阳城！

    襄阳难以攻克是因为难以形成包围圈，难以形成包围圈是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去在三道河流沿岸、一座高山之上长时间布满士兵。

    既然不能布满士兵，那么，我就布满商人。

    蒙元帝国布下这局棋，生死劫在于从市场中获益的人不仅吕文德，千百万南宋将士和当地人也得到了很多实惠——这可是蒙元帝国的倾国之财啊！

    做生意赚了很多钱，吕文德很高兴；吕文德不高兴的是，广大南宋军民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与蒙元帝国沟通——抢劫，只不过抢劫者变成了南宋汉人、被抢者是蒙元商人！显然，这种抢劫行径干扰了正常交易，严重影响了吕文德将军的收入。

    不久，蒙元商人向吕文德交涉：汉人太不讲信义了（您都打到家门口了，谁跟你讲信义），蒙元帝国的货物经常被汉人劫掠；为了保护双方商人利益，蒙元商人要求修筑临时性建筑——土墙，以供双方商人居住、储存货物、交易；否则，这样下去襄阳城外的榷场将无以为继。为了促使吕文德同意这个建议，所谓蒙元商人甚至带来了行贿礼品——一条价值连城的玉带。

    最初，吕文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吕文德太穷了、太需要榷场带来的利益了。蒙元商人几次拜访、行贿后，吕文德在自己下属的忽悠下（或谓文德曰：榷场成，我之利也）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此后，所谓的蒙元商人终于堂而皇之地在襄阳城外修了两道土墙，一个在鹿门山、一个在白鹤城。要知道，襄阳之险就在无法对城池形成包围圈，别说在城外修筑土墙，就是垒个鸡窝也是属拆除之列的违章建筑！

    鹿门山和白鹤城的土墙修成，吕文德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一旦商人的栖身之处变为蒙元屯兵据点，襄阳城与外界的联系即将被切断。在襄阳城墙上看到两座土城，吕文德顿首大呼“误朝廷者，我也”，然而，凶悍的蒙元帝国已经露出了獠牙，平时和蔼可亲的商人立即变成军队——要想强拆这两座土城，就得靠实力打攻坚战！

    吕文德的实力仅能自保襄阳城，直到他死前也未能摧毁鹿门山和白鹤城这两个据点。深自愧悔的吕文德因此忧郁成疾，在襄阳围城一年后（咸淳五年，1296年）居然病死。

    吕文德在襄阳经营十多年，又有击毙大汗蒙哥的战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震住手下的骄兵悍将。可以这样说，吕文德才是南宋拖住蒙元帝国最大的希望，吕文德病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正在吃饭的贾似道吓得筷子掉到了地上。

    吕文德死后，谁能接任襄阳防线？满朝文武，战功、资历与吕文德类似的人其实只有一个——当朝宰相贾似道。

    《多情剑客无情剑》是一部流传已久的武侠小说，兵器谱上排名第一的人叫做天机老人。从小说描写来看，天机老人只有过去的辉煌，从来没有人见他跟人再动过手。在与排名第二的龙凤双环的决战中，天下无敌的天机老人失败了——他害怕失败，所以不敢出手。

    贾似道就是南宋末年的天机老人。

    他顶着“再造宋室”的光环，在兵器谱中排名第一，但是，他害怕失败。贾似道无数次拒绝朝廷重臣甚至是义弟李庭芝让他亲镇襄阳的建议，随后，襄阳城防由吕文焕（吕文德胞弟）接掌。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二十七日，襄阳城已被蒙元的土城包围了近二十层。襄阳苦苦支撑六年之后粮尽援绝，这一天，吕文焕投降了蒙元。

    吕将军在守襄阳，

    襄阳十年铁脊梁；

    望断援兵无消息，

    声声骂杀贾平章！

    宋朝小结：市场的原罪

    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流民是乱世之源：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人们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所有财富，只能“父子携手、共入江湖”。当绝大部分人依靠暴力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点财富，数百年来积攒的社会财富就会在须臾间化为乌有，一个正常社会存在的基础便会崩溃。所以，历代王朝都倾尽全力推行“耕者有其田”，不惜动用迁徙豪强一类的极端手段打击土地兼并。

    宋代是中国古代中惟一曾经“不抑兼并”的王朝，不但没有流民，反而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经济辉煌。

    ——New Times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给出过一组宋代经济数据：北宋仁宗年间中国人均GDP折合2280美元、南宋孝宗年间中国人均GDP为2600美元。即使不考虑80年代至今的通胀因素，这个绝对数字直至2006年才被突破。

    ——1962年，美国Robert Hartwell教授发表《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960—1126年》，按这篇文章推算，宋代生铁年产量应该在7.5万—15万吨；对这一数字，向来喜欢炫耀祖上曾经阔过的中国学者却偏向保守，认为宋代生铁年产量应该是3.5万—7万吨。即使按最低标准计算，年产3.5万吨生铁也是一个足以令人咋舌的数字了。

    ——只有南宋墓葬有这样的特征：王侯将相之墓与普通富人之墓区别不是很大，两者都既有砖墓也有石墓，建筑都是美轮美奂，陪葬品都从陶器换成了瓷器，连两者的壁画都异常相似。

    这样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年代，为何历代史书又将之称为“积贫积弱”？

    对史学研究来说，《宋史》是令人很头疼的一件事，女真、蒙元帝国都是野蛮人，他们只需要金银财宝，皇室存放的第一手资料大多在战火中付诸阙如。脱脱在著《宋史》时有意选择了一批民间野史，虽然不能把杀人魔王吹成孔圣人，诋毁一下宋代还是可以的。

    况且，脱脱本人也是封建官僚，在他的眼中，宋朝确实既“贫”且“弱”，贫者官也、弱者亦官也！一群强势封建官僚写出的历史，焉能不认为宋代积贫积弱？

    大量社会财富引来了封建官僚的觊觎，尽管宋朝朝廷给他们发放了超级高薪，让这群人永远安于现状显然还是不太可能的，迟早会有人打破这种沉寂。

    打破沉寂的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高呼“今日之事，可谓急矣”——看着别人发家致富，能不着急吗？所谓“青苗法”、“雇役法”、“保甲法”，其实就一个目标——搂钱，只要能把天下之财都搂进自己腰包，无不可为之事！

    此后，新旧两党开始了一场无休止的争斗，当司马光、富弼等一批老臣死去，“旧党”很快也被“唯财是举”的实用主义哲学污染，新旧之争变成了蝇蝇苟且的权力内耗。此后，新旧两党的命运随着帝王心术起起伏伏，在云波诡异的新旧之争中帝国的正气被一丝一丝耗尽。

    当每一个人都只为了钱而存在，社会延续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也就随之崩溃。靖康之难中，极其富庶的北宋王朝居然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抵抗外敌，李纲组织汴梁保卫战也只能依靠临时拼凑成的民兵。

    高宗南渡之后，以杀戮武将一类的铁腕遏制了毫无节制的土地兼并、扭转了糟糕的社会风气，南宋王朝终于回归到无为而治的道路上。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给了江南休养生息的机会，南宋王朝再次缔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巅峰。

    在这里，我想说明的并不是宋仁宗、宋高宗如何放开市场，如何遏抑封建官僚。毕竟文景之治、开元之治都曾秉承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早就演绎了原始自由经济的高潮。然而，原始自由经济又有着市场无法克服的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原罪毁了这些盛世：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只有优秀者才能胜出，这就是竞争、这才是市场！

    一旦原始自由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竞争造成的恶性后果就会如影随形：缺乏创新的社会，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也是所有财富的最后归宿。所有人都会将自己的财富投向土地，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不仅封建官僚如此，每一个普通人也如此。无论谁成为强势利益集团，从理性人的角度，都会动用一切手段掠夺土地，也肯定会将土地价格炒上天，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存量在短时期内成级数扩大。

    这几乎是一种无可逃脱的宿命，文景之治、开元之治……无论多么伟大的盛世无不亡于土地兼并！

    对这个问题，宋朝给出的答案是：既然原始自由经济必然淘汰一部分人，那么朝廷就应该站出来维持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生存保证，竞争中的失败者便不会成为流民，土地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必要了。

    ——宋朝军队曾有一百万之多，这么多军队，其实只是流民收容所，在这里他们变成了工程兵，修水利、修城池、修宫殿……只要给流民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由此，宋朝的军队才如此不禁打，这些人本来就是来混饭吃的。

    ——宋朝的大城市设有“店宅”、“居养院”，即当年的保障性住房。刚刚进入大城市的手艺人可以选择店宅，汴梁每套“店宅”月租为一百七十文，折2013年人民币大约为一百二十元左右；如果不幸变为“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可以在“居养院”养老。

    ——进城务工者，如果因病返贫、因病无法工作，您可以选择“安济坊”，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救治和生活资料。

    ——如果不幸客死他乡且无人认领，也可以葬在“漏泽园”，朝廷出资给地八尺、棺材一口、墓室一个、墓碑一块，让这些悲惨的人入土为安。

    良好的社会救济制度基本杜绝了流民，只要能生存下去，又有谁真的愿意铤而走险呢？终大宋王朝一代极少有流民起事（靖康之难后的民军是被金人逼出来的，不能完全算在宋朝头上），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有几个人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被逼上梁山？

    自由的市场+无所作为的封建官僚+良好的社会救济制度+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繁荣的宋代社会。

    繁荣的经济更容易引来外敌觊觎，终宋朝一代始终边患不已：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有时候，仇恨可以迷住理智的眼睛：女真是灭亡北宋的宿敌，也是南宋对抗蒙元帝国惟一可以联合的力量，宋人却始终相信“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从帝王到普通百姓都对这个“狄夷至贱者”恨之入骨。更离谱的是，女真人的脑子也坏掉了，在蒙元帝国铁骑即将踏遍中原王朝的时候，金宣宗居然想占领南宋重新立国。自此，宋金两国再次陷入十多年苦战，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宋金两国均以增发货币为手段筹集军费，两国经济同时崩溃。

    如何在经济建设和抵抗外敌之间做好选择，是宋代所有帝王必须参加的考试。

    在这场决定中原王朝命运的考试中，宋真宗答对了第一题，以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两国近百年的和平。宋理宗却做错了后面的压卷题：蒙元帝国灭金后，选择了错误的时机整理货币，在宋蒙决战之前就耗尽了国力；击毙大汗蒙哥之后的十余年里，贾似道又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平均地权，为保住自己的财富，一批能征惯战的骁将投降蒙元帝国，最终，降将刘整为忽必烈勾勒出了攻克襄阳的经济战略。

    襄阳丢失后，南宋王朝已断无生理。

    景炎元年（1276年），“天机老人”贾似道亲征兵败，随后死于流放途中。扬州、常州、檀州被蒙元铁骑屠城，史籍描述积尸之惨莫可名状。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十万军队与蒙元决战崖山，兵败后，宰相陆秀夫身背幼帝跳入茫茫大海，十万将士见复国无望，随即与杨太后一起跳海自尽。

    公元1279年，华夏文明第一次真正亡于异族之手，宋朝，人类最辉煌的古代文明至此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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