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铁穆尔）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不得好死”。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元初大通缩

    蒙哥在位是蒙元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哥死后，蒙元帝国被一分为四，忽必烈只是其中的四分之一。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国号“元”，取意《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元朝是中华正统的论断一直被人质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虽然是“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可是剑桥编纂《剑桥中国史》系列时本身就把忽必烈的蒙元帝国列入其中。

    也许是因为公元1271—1368年中原大地确实曾经在蒙元帝国统治之下，九十八年的事实已经存在，蒙元帝国是否是正统已经不重要了吧。

    关于这段历史，还是让我们从货币说起。

    铁木真、窝阔台、蒙哥都曾在自己地盘上发行纸币，他们甚至允许地方官僚自行发行纸币。《元史》上说，耶律楚材曾向窝阔台建议，金国亡于大量发行纸币，因此，窝阔台不敢过分加印交钞，帝国早年纸币流通也没有出现问题。建立蒙元帝国后忽必烈发行中统钞，统一了全国纸币，并且为中统钞建立了充足的贵金属准备。也是这个原因，史学界对忽必烈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蒙元帝国残暴统治的终结者，即《元史》所谓“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一代英主。

    真的是这样吗？

    建立蒙元帝国之前的1260年忽必烈就建元“中统”，同时推出自己的纸币：中统钞。后世，有人说中统钞以丝绢为钞本、有人说中统钞以白银为钞本。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统钞本位？

    其实，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中统钞是既以丝为本、也以银为本，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

    说两种说法都没错，是因为1260年忽必烈其实同时发行了三种货币：七月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也称“丝钞”，面值二两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行“中统元宝”，以白银为本，面值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又行“中统银货”，以黄金为本，面值与黄金等值。其中，“中统元宝”、“中统银货”统称为“元宝钞”，中国历史上“金元宝”、“银元宝”的大抵来源于此。

    三种货币同为中统钞，至于中统钞究竟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还是以金为本，彭信威先生的解释是“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时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

    三种中统钞，元宝钞、中统银货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小，今天的存世数量也极少。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只说“中统元宝交钞”，即“中统交钞”。

    中统钞刚刚发行的时候，蒙元帝国还与南宋划江而治（1260—1275年），忽必烈对发行纸币确实非常慎重，1260年中统钞发行量为七万锭，直至1275年南宋灭亡之前也仅为一百六十万锭。这个时期，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相应的白银做准备，持有中统钞的人可以在帝国所有疆域立即兑换为白银。

    《元史》和很多历史资料都这样记载了忽必烈的指示：对待交钞兑换工作，就要像一个捧着瓷器行走的人，时时刻刻唯恐摔碎，任何人兑换都不得稍有迟疑，以免万民恐慌，朝廷下拨的白银储备必须全额用于交钞兑换，不得挪用分文！

    当代很多人对此大加赞赏：蒙元帝国早在13世纪就建立了完善的银本位纸币制度，这绝对又是领先于全球的一项创举。甚至有人认为如此成功的纸币制度，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是否想过：大宋王朝与蒙元帝国，两者经济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连宋代都没有能力推行银本位，以元代残破的经济怎么可能演进到银本位？难道您不知道，蒙元帝国统治时期（除了极个别的年份）是绝对禁止民间金银甚至铜钱流通的？既然金银不能自由流通，还谈什么银本位？

    中统钞发行量最初确实非常保守、中统钞确实有足额白银作为准备、中统钞确实能随时兑换白银，只不过，这种纸钞最重要的用途是蒙古大汗对王公贵族进行赏赐、王公贵族之间互相馈赠。

    当然，中统钞对汉人、南人也发挥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作用——抢劫。

    发行中统钞后，蒙元帝国禁止金银交易，中统钞发行量又极少。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货紧缩。

    一般来说，货币发行量减少的时候物价就会下降，此时还要加上“直线”二字，即物价直线下降。1260年大都米价为每石六百文，1264年为每石四百文，到了1268年居然降到每石百文。

    通货膨胀的标准是印刷更大面值的票子，通货紧缩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须印制面值更小的票子。很不幸，忽必烈统治初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本来中统钞基本面值为两贯，后来下降到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最终，居然出现了五厘、三厘面值的中统钞，如此细小面值的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量不过数十万锭，所以，普通人手中的货币才被细分到“厘”——没有办法，货币实在是太少了。

    在大通缩背景下，忽必烈一改蒙元帝国征收实物税赋的传统，自中统四年开始强令行省将税赋的一半改为以中统钞缴纳，随后又改为全部按中统钞或现银。只不过，跟前几年比税收额没有丝毫变化，帝国早就核定好了税额，为了避免重复工作，仍按中统钞刚发行时的物价计算。

    更可恨的是，忽必烈颁布了一条命令，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中统钞，否则，不得成婚。这道命令对蒙古人、色目人还好，毕竟他们是上等人（1），手里还是有点钱的。汉人、南人本就被极其惨烈地抢劫过，如何能支付起这笔费用？这项政策所以阴毒，并不是因为蒙元帝国靠此聚敛了多少钱财、造就了多少剩男、剩女（男女怨旷失时），而是蒙元帝国试图通过货币压制汉人、南人生育，长此以往，我大汉民族将无以为继！

    这又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抢劫？

    忽必烈，真可谓做到了“取之尽锱铢”！

    如果忽必烈不是《元史》中所谓的有为之主，那么，蒙元帝国初年的真实情况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答：抢劫，惨烈的抢劫、极其惨烈的抢劫，连天下黎庶的生命都不在意，财产当然也就更不提了！

    蒙古原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没有什么兴致，在窝阔台时期就颁布了这样一条命令：汉人对国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好了！实际上，这道命令正是这样执行的：土地变为草场，至于原来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部分还是有用的，强壮者可以变为奴隶、无用者杀掉，无分男女、老幼、贵贱。1213—1215年，蒙元帝国军队累计攻破金国城邑八百六十二处，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被蒙元帝国军队毁灭，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基本变成了牧场。当地居民北迁大漠，绝大多数人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路上。即使到达大漠的幸运者，也像牛羊一样被关入牲口圈，十之八九被严寒冻死。

    忽必烈统治的地区是原来的金国，到忽必烈登位时，八百多万户只剩下一百多万户，就这一百万户还被就地变性，一半以上在当地被变为“驱口”——以区别那些不会说话的“牲口”。至于“驱口”的土地，几万顷、几十万顷地被大片变为草场，“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孽畜”。忽必烈也意识到，“驱口”毕竟不是牲口，逼急了也会反叛，于是，汉人、南人，二十户以上才能拥有一把菜刀！

    如此，蒙元帝国是一代强国吗？

    阿合马：从奴隶到宰相

    在蒙元帝国的世界中，忽必烈大汗的宝座其实是自封的。按他们的规矩，全族大汗一定要经过全体贵族选举产生，1260年忽必烈在大部分选举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就炮制了一场选举，然后自封帝国大汗。

    如此不按套路出牌，广大蒙古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忽必烈刚刚称汗，其弟阿里布哥就联合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在帝国首都和林起兵，一打就是四年。

    更离谱的是，忽必烈在前面对付阿里布哥，1262年汉人李檀在山东叛变。李檀的父亲是宋朝将领，1227年投降蒙元帝国，蒙哥特许其世代镇守山东。三十年后，李檀趁火打劫、诛杀当地蒙元帝国驻军、对南宋献出三个城池，改旗易帜后又转投南宋。

    在忽必烈看来，李檀位高权重，儿女亲家王文统也是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样的汉人都能反叛！这无疑在忽必烈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自此不再信任汉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

    其实，忽必烈冤枉汉人了，李檀历来为在朝儒士攻击——“所学不正，必祸天下”。也正是在蒙元儒士集团“金莲川幕府”的坚持下，忽必烈才断然回兵剪除了李檀。忽必烈消灭了汉人反叛者，却疏远了“金莲川幕府”。

    疏远了“金莲川幕府”，谁又能为他统治汉人天下呢？

    找自己的蒙古亲戚显然不太靠谱，这些家伙只会杀人放火，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大家都不太明白。

    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忽必烈麾下还有很多色目人。

    色目人很早就依附蒙元帝国，不但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擅长经商理财。更关键的是，他们来自中亚、西亚，中原不是他们的故土，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李檀败亡后，色目大臣纷纷向忽必烈哭诉：色目人虽然贪财，却绝不会像汉人一样造反！对统治者来说，造反的危害显然远大于贪污受贿。治国是一件非常很简单的事，只要能把大汗的钱袋子装满就行，就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

    忽必烈的第一位理财师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元史·奸臣传》中的阿合马，《元史》对此人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擅财赋权，蠹国害民”。

    据《元史》记载，阿合马，回纥人，不知其所由进。也就是说，阿合马是一个无档案、无户籍、无履历的“三无”人员。另据波斯《史集》记载，阿合马生于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是察必皇后的奴仆，后来被当做嫁妆送入皇宫。大概借着这层关系，阿合马有机会接触到儿童时代的忽必烈，说白了，阿合马跟忽必烈是发小儿。1262年（中统三年）平定李檀的时候，阿合马已经官至“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实际上就是蒙元帝国的财政大臣。

    阿合马能于《元史·奸臣传》排名第一，当然有所擅长。《元史》中大骂不已的“榷民铁”、“课盐税”，其发明者就是阿合马。

    先说“榷民铁”。

    1262年，阿合马在钧（今开封）、徐（今徐州）等地没收了一批铁矿（没收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又从当地蒙元贵族手里罚没了三千户“驱口”。靠着这些本钱，阿合马做起了皇家铁矿生意，在不给工钱、动辄以杀人威胁“驱口”的情况下，阿合马的皇家铁矿生产战线当年就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年之内就产铁一百多万斤，并铸农具二十多万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垄断冶铁只是在生产环节、销售渠道搞特殊，绝对不会有人对消费者动歪脑筋。在这一点上，阿合马盐铁专营2.0版进行了创新，不但要建立盐铁生产、销售系统，还要强迫消费者购买，全国所有农人都要来我这里更换新农具，至于旧农具，一律当做废铁卖给阿合马。

    自此之后，但凡不使用官家农具者，治重罪！

    阿合马卖铁器，不收中统钞，一律以粮食交换！一年内，阿合马就向忽必烈上缴了四万石粮食！当时，禁榷仅在钧、徐两地推行，两州之地搜刮了四万石粮食，如果算上各级封建官僚的运转费用，数量更远高于四万石，这又是多少人赖以为生的口粮啊！

    再看“课盐税”。

    蒙元帝国自窝阔台时期就已经开始食盐专营，只不过禁榷工作为色目人把持，这些人看到钱就好说话，帝国对食盐专卖的监控历来不怎么严格，汉人、南人中的盐商日子混得也不错。

    阿合马来了，一切变样了！

    食盐不是农具，阿合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把家中留存的食盐都交出来，更没法在食盐上打上官营Logo。

    这点小事能难倒阿合马吗？

    1264年（至元元年），在得到忽必烈准许后，阿合马开始了自己的榷盐改革：各行省按朝廷给定的数额领取官盐，无论能否卖出去、也无论是否已经禁绝私盐，最后都要按阿合马计算好的利润向朝廷交钱。至于阿合马核定的利润，则是根据行省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无论口重、口淡都是一个标准，我才不管你去哪里卖盐！

    钱，阿合马是一定要拿到的！

    盐税改革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中统年间（1260—1263年），蒙元帝国官盐产量仅是三十万斤左右，只能课银七千五百两（相当于一千五百锭）；至元元年产量就增加到了近五十万斤，课银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两，到至元十年（1273年）时，盐产量达到了两百多万斤，课银一万多锭。

    忽必烈拿到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经费，当然对阿合马大加赞赏，将之誉为“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

    何谓“天道”？满足大汗永无止境的欲望就是天道；

    何谓“地理”？能清楚计算各个地方能捞多少银子就是地理；

    何谓“人事”？知道从那些人身上能捞多少钱就是“人事”。

    阿合马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的成绩称为“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看我搂了这么多钱，天下人不是还没有死绝吗？

    封建皇权之下，百姓兜里的钱就像海绵里挤水——只要你肯用力挤，总是有的。

    盐铁专卖2.0版狠毒吗？跟阿合马推行的货币政策相比，盐铁专卖2.0版就不显得那么狠毒了。

    1275年（至元十二年），蒙元帝国征服了整个南宋——这可是一个花花世界，金银、粮食、锦帛……各种财富应有尽有！然而，铁骑只能把南宋皇室拉下皇位，却不可能在瞬间掠走南宋所有财富。

    没关系，阿合马自然有办法尽占天下之利：货币改革！

    南宋谢太后向忽必烈奉传国玉玺的时候，忽必烈曾经下旨：骤然废黜江南会子，必然使小民失去财富，市场贸易也会很不方便，因此，可以保留江南会子。

    阿合马对这道诏书相当不以为然，命令发布之后，阿合马仍三番五次向忽必烈进言要求废黜江南会子：现在江南刚刚平定，我们无法立即展开户籍调查，赋税核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您不可能立即对江南富庶之地收税；只要您同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会子，我们可以马上尽占江南之财！

    听说有钱赚，忽必烈动心了：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平心而论，南宋政权曾经超量发行会子、关子，币信早就荡然无存。与之相比，多年来忽必烈对中统钞发行一直相当克制，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等值的黄金白银做准备。两者相比，中统钞就像二战时期美国的美元，会子、关子就像中华民国的法币，以中统钞兑换会子、关子其实是一件好事。

    果真如此，估计阿合马也不会被列入《元史·奸臣传》。

    至元十二年，阿合马开始收兑江南会子，江南会子和中统钞兑换比例为50：1计算。南宋降臣对此并没有过多意见，这比江南会子、中统钞的实际兑换比例还高了很多，江南汉人并不吃亏。

    谁也没有想到，江南忙着兑换货币的时候，阿合马还悄悄忙了其他几项重要工作。

    第一项工作，收回各个行省兑换中统钞的所有贵金属储备。这个活儿干的非常地道，没下圣旨、没大鸣大放，鬼子进村咱悄悄地干，各行省还以为只上收了自己的储备。

    第二项工作，废黜“中统银货”、“元宝钞”，仅留中统钞。中统银货、元宝钞的持有者限期到指定地点兑换黄金白银（请注意，是兑换真金白银，不是兑换中统钞），过期不候。毕竟这两种纸钞的持有者是蒙元贵族最高层，也包括阿合马本人，阿合马还没有胆量把所有人全得罪光。

    第三项工作最为出色，拿出国库中所有中统钞到江南大批采购物资，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如果商人库存物资不足，没关系，也可以先收钱、后发货。

    对南宋商人来说，中统钞代表帝国国家信誉，当然乐于接受，相当一批物资就这样被阿合马预订走了。

    以上三项工作完成，阿合马的印钞机开工：此后，中统钞印刷数量不再以平准库白银为限，只要忽必烈给个数，阿合马照着印刷就是！至元十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间，蒙元帝国中统钞年发行量翻了十倍，达到一百九十万锭，此后更是猛增至六百八十万锭！

    现在中统钞储备都到了阿合马手里，持币者根本无法兑换白银，货币增发多少、纸币贬值速度就有多快！虽然南宋商人手里的中统钞变成了一堆废纸，阿合马的订单却是一定要完成的！

    人们常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在当代金融市场中，“寸光阴”却真的就是“寸金”，大到国家行业政策、利率变动、税收变动，小到并购、企业技术革新乃至上市公司高管个人保险信息，早一天得到这些信息，就能早一天判断股价、早一天做出投资决策。所以，这些消息也被称为“内幕信息”，持有“内幕信息”的人是禁止上市交易的。

    蒙元帝国也有这种“内幕信息”，中统钞即将贬值就是一个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内幕消息。阿合马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假手他人，于是，中统钞即将贬值的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

    获知这些消息的人绝大多数是阿合马的心腹，也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机会。于是，阿合马在前线抢劫江南财富，他的手下就在北方忽悠蒙元贵族和色目人，几乎就在同时，阿合马的兄弟、子嗣、手下甚至奴才也以中统钞向蒙元贵族、色目商人购买了大量物资。

    当然，任何时候利用内幕消息获利都是非法的，都必须受到惩罚。只不过，这一次受罚的人只有一个——阿合马。

    中统钞贬值，阿合马派系的人把中统钞提前换成了真金白银，绝大多数蒙元贵族、色目人却都被狠狠坑了一把，此举把整个强势分利集团都推到了对立面。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益州千户王著以铜锤暗杀。阿合马死后四十天，忽必烈下令将其开棺戮尸，子侄处死，抄没所得的其家族及党羽财富足抵蒙元帝国九年国用！

    阿合马出身奴隶，为相二十年不择手段为蒙元帝国敛财，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夺人妻女、霸占田产、贪赃枉法……如果阿合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人，那么，忽必烈又在什么位置呢？

    卢世荣：汉人的悲剧

    阿合马死了，忽必烈的抢劫生涯必须继续。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惨败，随后对占城、缅甸、安南、爪哇开战；

    ——忽必烈对蒙元贵族的赏赐也越来越离谱，就连特赐（随意恩赏）都动辄成千上万两白银，何况还有更生猛的岁赐（每年例赐）、朝赐、宗亲大赐——难怪阿合马早就坚持把赏赐改为中统钞！

    ——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仅修皇家藏经阁就用去赤金三千二百两，寺庙祭祀每天都有，动辄要杀掉上万头牛羊！

    哪一样不需要大笔金钱？

    阿合马被开棺戮尸，无论蒙人、色目人、汉人还是南人，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有胆子再去“为国理财”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忽必烈的第二任理财师隆重登场，卢世荣，也是忽必烈理财师中惟一的汉人。

    卢世荣，因贿赂阿合马入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在处置阿合马党羽时进入忽必烈视野，官拜中书省右丞。在《元史·奸臣传》中，卢世荣仅次于阿合马，排名第二。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奸邪之徒呢？

    还没上台，卢世荣就对忽必烈夸下海口：阿合马不过每年拿到百万锭银税收，我当权一年，岁入必过三百万锭！

    牛吹完了，卢世荣就该干活了，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

    阿合马当权，中统钞发行过量，数年间，全国物价涨幅不低于五六倍。要想让大汗满意，不仅要收上钱来，还要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财富。

    否则，中统钞谁都会印，何必用你卢世荣！

    中统钞之所以崩溃，说到底是阿合马印刷的票子太多了；要想恢复中统钞信誉，就必然要以真金白银重建中统钞货币储备、收回增发的钞票；要让卢世荣找来真金白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关系，没有金银，卢世荣一样可以整顿货币！

    卢世荣上台后立即宣布：自此，金、银、铜都可以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汉唐相循，铜钱就是人们常用的货币之一，蒙元帝国也要铸“至元通宝”。只要金银和铜钱开始流通，中统钞将自然消亡，也就没有必要去整顿中统钞了。

    在宣布金银、铜钱流通的同时，卢世荣宣布朝廷再发新钞——绫券，绫券必须有充足准备。按照卢世荣的思路，同时推出金银、铜钱、绫券，有金属货币作为比较，绫券也不可能贬值太多。据说，精美的绫券样币送到忽必烈面前的时候，忽必烈高兴得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然后拍着卢世荣肩膀说：这是一件“便宜”之事，立即执行吧！

    不得不佩服卢世荣的货币实践天才，在推出货币改革同时他又推出了配套财政措施：减少赤字，实实在在扩大朝廷财政收入！汉人、南人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身上没几两油水可刮，卢世荣就直接把敛财之手伸向了第一、第二等人，即蒙元贵族和色目人。

    对蒙元贵族，畜牧收归帝国专营！蒙元帝国敛财，仅有盐铁专营是不够的，蒙元帝国以放牧起家，还要对畜牧业实行专营。自此，牛羊崽必须由帝国统一培育，然后分配给全国蒙元贵族，至于收成，帝国收其八、私人只留其二！如此，既充实了帝国府库，又能让蒙元贵族“欣然”！

    对色目人，海外贸易由帝国专营，国内贸易征收重税！蒙元帝国的海外贸易一向由色目人垄断，色目人从中赚取了大笔利润。卢世荣宣布，国际贸易方面，在泉、杭二州设立“舶都转运司”，全国海船都归帝国掌管并统一调配，被称为“官本船”。原来的色目倒爷只能成为帝国“转运司”的打工仔，至于利润，帝国与色目打工仔按“官七商三”分配。这是中国古代帝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涉足海上国际贸易，并将之与盐铁并列。国内贸易方面，全国州郡都市一律设立“市易司”，雇佣了一批牙侩，每一个关卡按“四十税一”征收商税，如果您要长途贸易，税率最后核算下来经常会超过100%。

    对汉人和南人，放贷款、免税收。

    汉人、南人早就被变成了“驱口”，现在日常交易又恢复了金银、铜钱，怎么办？

    答：平准周急库。即，官营小农信贷，混不下去的小农可以向平准周急库申请贷款，购买农具、种子、耕牛或者借粮度过春荒。平准周急库还没来得及实施卢世荣就被杀掉了，否则，以蒙元帝国官府的做派，平准周急库难保不变成第二个“青苗法”。

    除平准周急库外，卢世荣奏请免除了一些恶政和租赋，例如，允许渔人捕鱼（此前，捕鱼是蒙元贵族特权）、废黜驿站驿户供应之责、免民间包银、收容流民，等等。

    以上几项政策，真的能让蒙元贵族“欣然”吗？又真的能让汉人、南人在惨烈的抢劫中喘口气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卢世荣的目标是为朝廷增加三百万锭银子税收，完成这个目标只能靠剥夺强势利益集团，他们是帝国最有钱的人，也是惟一可能的财富来源。但是，这些人才是帝国真正的控制者，阿合马为相二十年，一旦得罪权贵尚且身败名裂，何况毫无根基的卢世荣？

    卢世荣惟独没有得罪的是南人、汉人，可是，在赤裸裸的利益博弈面前，这些人真的能从帝国得到财富吗？如果这些人得不到财富，又如何能力挺自己的汉人宰相？

    卢世荣不是没看到这种危险，他曾经对忽必烈表示：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必然有人会在背后诋毁我，这一点必定要事先言明。

    对此，忽必烈回答：善奔跑的猎犬当然为狐狸所厌恶，但主人却一定喜欢，只要我喜欢你，就足够了！

    忽必烈真的喜欢卢世荣吗？

    答：忽必烈只喜欢钱罢了。卢世荣还没弄来钱，就得罪了帝国所有的人，自然也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狡兔未死，走狗已烹。

    三个月后，在另一位汉人御史陈天祥参奏下，卢世荣被罢官，理由居然是：第一，卢世荣自称能控制物价，现在，三个月了物价还没有控制下来；第二，卢世荣自称能增加三百万锭岁入，现在，依然没有拿到这些钱；这样的人不如早早去除，否则，就会“蠢虽除而木已病”！

    三个月控制物价？三个月拿到三百万锭税收？你以为卢世荣是神仙啊！

    这样一位具有超前货币思想的理财师，为政不足四个月就被忽必烈处死，身上的肉则被喂了水獭。不但如此，元人还义正辞严地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财非天降，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

    蒙元贵族的财富是“生民膏血”，汉人南人就活该被剥夺吗？

    桑哥：钱岂尔家物

    卢世荣死了，忽必烈还得找一条新的走狗，这个任务毫无悬念地落在了桑哥身上。

    桑哥（汉语“狮子”的意思），色目人，《元史·奸臣传》中排名第三，《元史》对他的评价是：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

    阿合马、卢世荣都未得善终，桑哥曾经是卢世荣的上级，说起来卢世荣还是桑哥推荐给忽必烈的。卢世荣、桑哥二人理财思想一脉相承，拿出来的理财方法也就必然相近，桑哥又凭什么相信自己比卢世荣强呢？

    跟阿合马、卢世荣相比，桑哥还是有底气的。

    阿合马是奴隶出身、卢世荣是靠行贿入仕的汉人，桑哥的根子可就硬多了。桑哥是帝国国师八思巴的亲传弟子，曾率兵平叛吐蕃，入主中书省是真正的出将入相。他本人也绝对是一个才子，通诸国语言，曾经长期在忽必烈身边从事翻译工作，深得忽必烈欢心。

    带着这样一份光辉的履历，桑哥开始了为忽必烈理财的伟大事业。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出任平章政事，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通货膨胀、比卢世荣时代更糟的通货膨胀。

    桑哥刚上台的至元二十四年，中统钞印刷数量再次爆棚，最高纪录两月印发了五十万锭。此时的中统钞已经乱成一团糟、绫绢没有正式发行、黄金白银在市场上根本就见不到……大都、上都等主要城市都已经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

    经过卢世荣的实践，桑哥认识到：放开金银、铜钱流通是好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纷纷乱世，又有谁肯掏出自己的金银到市场上去交易呢？

    看到了这一点，桑哥刚刚上任就推出了自己的钞法：至元宝钞，至元钞共分十一等，以“贯”为单位、以金银为本位，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或赤金一钱。朝廷对中统钞不做统一兑换要求，但是，每年盐铁酒茶税收一半以上要以中统钞缴纳，字迹模糊、破角磨边的中统钞（昏钞）要到指定地点进行兑换，如此，中统钞将在流通中自然消亡，至元钞与中统钞将实现自然过渡。

    现在看来，桑哥的原意是以贵金属为至元钞重建钞本，重树至元钞货币信誉，直至至元钞完全取代中统钞。不过，桑哥面临与卢世荣一样的问题：必须为至元钞找到充足的金银准备，至元钞也不能滥发。

    卢世荣解决不了的问题，桑哥一样也解决不了。

    至元钞发行当年，忽必烈突然想到安南曾经不听命令，于是下令征伐安南。虽然蒙元军队前期一度在这场战争获胜，中后期却被困在丛林和水网地带。不久，南疆八百媳妇、金齿、猫老等地也开始兴兵进犯蒙元帝国，到处都是军事、到处都要用钱粮。

    怎么办？

    答：加印至元钞！

    至元二十六年安南战争结束前，蒙元帝国共发行了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大都物价应声而起，据彭信威先生估计，仅至元二十六年一年大都金银价格涨幅又提高了六至七倍。

    阿合马、卢世荣之所以在理财大臣的位置上跌下来，就是因为“物价翔踊”。现在，为了遏制至元钞增发，桑哥拿出了自己的勇气，他对蒙元贵族下了杀手！

    蒙元帝国统治集团出身游牧民族，上层贵族始终保留着一些原始社会传统：帝国就是所有兄弟姐妹的共同财产，大汗有的东西我们一定也要有。忽必烈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天下是祖宗拼了老命才抢来的，有钱大家一起花嘛！每次亲戚朋友来向忽必烈索要赏赐，忽必烈就会大笔一挥，赏中统钞若干！

    若干是多少呢？

    在中统钞尚未贬值的时代，赏赐用真金白银的，就连曾经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阿里布哥的遗孤也能得到一百块银锭（每锭重两公斤）。到了中统钞、至元钞泛滥的时代，赏赐也就更没了边际，最高纪录是一天赏赐面值数百万锭的中统钞！

    在桑哥看来，蒙元贵族向大汗索要财富完全是一种无赖行为：你与国何功，凭什么来索要财富？

    无法劝谏忽必烈对外兴兵，还收拾不了国内一干蒙元贵族？

    在一次朝议中，桑哥向忽必烈进言：蒙元贵族早就各有封地，但是这些人仍旧不断向朝廷索要赏赐；财富循环自有其理，任何一分财富都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帝王一丝不慎，还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

    结论：毫无节制的赏赐必须废弃。

    大概忽必烈对蒙元贵族毫无节制的索要也厌烦了，他这样回应桑哥的建议：这样吧，你列出一个名单，但凡在这个名单上的人，我以后就不再赏赐了。这个事情桑哥还就当真了，真给忽必烈拉了一个黑名单出来，榜上有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皇室得到赏赐，还要按封地数量照单纳税，即“验亩征租”。

    对白吃、白拿惯了的蒙元贵族来说，桑哥这种行为几乎等于逆天！天下是咱们老祖宗提着脑袋打下来的，凭什么不给我赏赐？不给赏赐也就罢了，还要打着“验亩征租”的名义收税？

    一批蒙元贵族终日上门找桑哥理论，不但砸了中书省官衙和桑哥的府邸，还理直气壮地喝骂桑哥：钱岂尔家物？我自取自家物，干尔何事？

    历代封建王朝不乏贪官污吏，但是，如此理直气壮、还敢砸了中书省和宰相的府邸，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只有这一次。

    面对这群无耻又无知的强盗，桑哥使出了绝招：你不是要钱吗，我就要你的命！

    至元二十四年起，桑哥对朝廷各部、各地行省派出稽核人员，清查国库、贪污，号召全体臣民检举揭发自己的长官。最终，包括中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兵部尚书忽都答儿、潜运司达鲁花赤怯来在内的一批高级蒙元官僚被处死，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等一批蒙元贵族因“不职”、“无心任事”被罢官……

    至元二十六年，桑哥主持修建的大都会通河竣工，桑哥的地位、权势、声誉达到了巅峰，大都官民为其修成《王公辅政之碑》，为防止阿合马被暗杀的悲剧重演，忽必烈还特许百人卫队跟随桑哥。

    然而，喜剧的末尾往往是悲剧的前奏。

    蒙元帝国以骑射立国，宗族的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事情，毕竟绝大部分蒙古人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帝国。随着桑哥杀人越来越多，他辉煌的履历会越来越淡漠，终有一天局势失控，他自己也会被恐怖统治反噬。

    至元二十八年新年刚过，忽必烈在大都东南柳林狩猎，一批“怯薛”（保卫大汗的亲兵）趁机向忽必烈进言：桑哥蒙蔽皇帝、擅杀大臣、蒙蔽言路、祸乱朝纲、贪污受贿……总之，桑哥当政就没干一件好事。

    “怯薛”只是忽必烈的贴身卫士，以“怯薛”的身份敢在大汗面前这么诋毁丞相，这当然不可饶恕！于是，第一个进言的人（名字叫彻里）被忽必烈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

    “怯薛”敢在大汗面前诋毁丞相，也是有底气的。他们虽然只是警卫员，却均出自贵戚子弟，也就是说这些人跟忽必烈都沾亲带故（否则也不用打了，直接就杀了）。看到彻里流出的鲜血，这群“怯薛”反而更加不顾一切向忽必烈进言，坚持说桑哥不是东西——就是因为桑哥，就连今年的压岁钱都没有拿到！

    “怯薛”的进言一定给忽必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这个时候，桑哥干了一件极其卑鄙阴损的事情，还让忽必烈背了一口特别重的黑锅。

    桑哥曾经重用过一个人叫做杨琏真迦（党项人），这个人底子很不干净，原来是盗墓贼。为了取悦桑哥，杨琏真迦重操旧业，在临安附近挖开了一百多座南宋王公大臣的坟墓，其中就包括南宋六帝的皇陵。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杨琏真迦事后上奏说，此举是为了破坏南宋龙脉，他甚至把南宋六帝的遗骸与牛骨、马骨混合在一起埋了，并在上面盖了一个所谓“镇本塔”（1359年元末大起义的时候，“镇本塔”被江南义军领袖张士诚毁掉）。

    忽必烈知道南宋皇陵被掘，不过，他没收到一件珍宝！更关键的是，南人把这笔烂账全部算在了他的头上，镇本塔建成之后江南义军立刻如火如荼。要消除朝野汹汹之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桑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

    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从海盗到官商

    可能是忽必烈搂钱搂得实在太狠了，从第二代大汗开始蒙元帝国就进入了中晚期，帝国衰败迹象已经历历在目。

    忽必烈的继承者叫做铁穆尔，是忽必烈之孙。登上汗位之后的铁穆尔很烦，和祖父一样，他必须面对前来索要赏赐的蒙元贵族。

    面对这些很富裕、很富裕还来要钱的亲戚，铁穆尔想了一个新办法：以后就不给大家发赏钱了，不过，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当官。铁穆尔为政初年，帝国突然凭空多了很多蒙古族官员，仅大都吃官饭的人就有一万多，而忽必烈时代仅为两千六百人。

    向大汗索要赏赐，是大汗一个人烦恼；让这些人当官，就是天下人不胜其烦了。

    事实证明，只说到搂钱，蒙元贵族的脑子不比汉人官僚差多少。更何况，蒙元贵族不可能被形而上的儒学理念约束，他们很实在，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目标在那里了，手段还重要吗？

    起码蒙元贵族认为不重要。

    蒙元帝国征服金国、西夏之后，大片土地被改为牧场，粮食就成了北国最贵重的商品，南粮北运自然也就成了最赚钱的生意。铁穆尔朝，蒙元贵族马上发现了这种赚钱的生意，而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南人。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忘掉南人卑贱的身份，开始跟南人称兄道弟、大秤分金了。

    朱清和张宣是生活在南宋的一对结义兄弟，《元史》称二人出身为“乡间无赖”、“亡命集党”，后来二人开始从事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海盗，聚众数千人在松江一带劫掠过往商船。

    一般来说，黑社会即使再有钱也是过街老鼠，不可能体体面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黑社会总有愿望将黑钱洗白，换一个白面孔体体面面混世界。我猜想，华丽转身为“官家豪强”就是朱清、张宣的理想，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蒙元帝国，因为贿赂金额比较高，蒙元帝国主将伯颜宣布不再追究他们的海盗罪行。至元十二年（1725年）冬，这对结义兄弟接受了招安，成为当时鼎鼎大名的汉奸，也成为击溃宋朝海军的决定性力量。

    平定南宋后，蒙元帝国实行种姓制度，两位汉奸虽然立了大功却还是地位最为卑贱的南人，只混了个千户之职，职责是从海路为蒙元帝国运送劫掠来的江南财富。无奈蒙元帝国实在是不争气，征服南宋之后，京杭大运河因年久失修停止使用。于是，两位海盗出身的南人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径：通过海运，在南北之间贩运粮食。

    按照蒙元帝国的规矩，生意是色目人的专营业务，南人不可以涉足。朱清、张宣自有他们的办法，二人由伯颜招安，伯颜也就成为二人在朝廷中最大的靠山，在伯颜斡旋下，朱清、张宣居然拿到了朝廷漕运的特准权。

    任何时代都有非常赚钱的行业，如果经营这个行业需要官方特准，那么，官家豪强就会把这个行业变为天下最赚钱的行业，也会断掉无数人活下去的希望！

    朱清、张宣的“南粮北运”就是这样的行业。当时，建造一艘运力一千担的海船需要耗银一百锭，而从临安运输一千担粮食到大都的利润却有一百七十锭白银之多，来回一趟就足以收回投资成本，可见利润之丰！

    蒙元帝国绝对禁止粮食出口，犯者杀无赦。就是这对结义兄弟，很快就开始涉足粮食海外走私，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都有涉及，买卖做得相当之大。朱清、张宣敢冒这种风险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江湖义气：赚到钱，大家一起分。朝中重臣，无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无论级别高低，但凡能跟生意沾边的，出手那是一个大方。《元史》记载，二人败亡后，被揪出来的大臣、内侍、皇族有一万八千人，除伯颜外，还有宰相完泽、中书平章梁德珪这样的猛人。即使一万八千人的涉案规模，《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仍旧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

    朱清和张宣赚到了钱，封建官僚分到了赃，二人就这么在忽必烈眼皮子底下晃荡了二十多年。

    与忽必烈相比，铁穆尔实在是一个倒霉的大汗。大德七年（1303年），太原、平阳地震，毁掉了几十万幢官民房屋，死者二十余万；同年，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爆发蝗灾，可怕的流民在蒙元帝国第一次大规模爆发！

    就在这样时刻，朱清、张宣照旧干着自己的粮食走私生意，不但如此，居然把大汗救灾用的漕粮倒卖到日本和朝鲜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杜绝黑势力。但是，盗亦有道，有的钱可以赚、有的钱绝对不能赚，倘若搞的天怒人怨，即使已经富可敌国也难逃天理昭彰，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大道无情”。

    在铁穆尔亲自过问下，朱清、张宣倒卖漕粮的事情暴露，两位异姓兄弟被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其后，朱清自杀、张宣被处斩，包括伯颜、完泽在内的八千多人因受贿被免职。事后，朝廷派了六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清点二人的财产，总计用了六年时间才清点完毕。

    二人死后，蒙元帝国将海运收归官有，下令由平江路接管海上漕运，蒙元帝国最大的官商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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