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妥欢帖木儿）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是，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这里面有着无数捞钱机会……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都能摆平！

    流血的汗位

    铁穆尔号称要给蒙元贵族官儿当，又不遗余力地反对官商，就连伯颜这样征服南宋的主将也被罢官，朱清、张宣这样的猛人也被斩首示众。既然当官赚不到钱，那么，大汗还是继续给我们赏赐吧。

    什么时候没钱了，向大汗要就是——本来他就是咱们的强盗头儿！

    大汗确实是强盗头儿，又有哪个封建帝王不是强盗头儿呢？只不过最大的强盗头儿也是大汗，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万方生灵的主宰。最大的强盗头儿不像较小的强盗头儿，他要追求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混一张长期饭票。

    这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要维持帝国军事力量的效忠，就必须不惜代价赏赐贵族；要想长治久安，又必须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在大汗与蒙元贵族不断升级的冲突中，蒙元贵族终于对自己的大汗亮出了屠刀，从此帝国也无可挽回地滑入深渊……

    第一位为赏赐烦恼的大汗是孛儿只斤·海山。孛儿只斤·海山是铁穆尔的继承者，治史者通常称其为“海山”。

    海山是一个不靠谱的大汗，刚刚即位就恢复了对蒙元贵族的赏赐，较忽必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做，海山也是没有办法！

    铁穆尔没有指定继承人，海山只不过是惟一没有卷入武力斗争的候选人，也是各方力量都能接受的人选。登基后，为取得蒙古诸王支持，海山想到的办法就是以金钱邀买人心——赏赐。

    除了老贵族，海山还一口气封了十四个“一字王”，其中十二个根本就没有黄金家族血统！至于赏赐数量，海山则按忽必烈时代的标准进行了翻倍：该赏五十两黄金的改二百五十两，该赏五十两白银的赏五百两！

    只要有人开口，大汗一定不让你失望！

    海山即位仅四个月，中书省就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蒙元帝国岁入四百万锭白银，其中，维持中央政府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要二百八十万锭；四个月中，您花掉了四百二十万锭白银，另外，还许诺出去一百万锭的应付账款。

    估计中书省的意思是提醒海山注意点，结果，海山仍然丝毫不知收敛，也许是根本无法收敛吧。年底一算账，在不足一年时间里海山居然花掉了一千万锭白银、三百万石粮食，“两都所储已虚”、“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开始的时候挪用中统钞、至元钞钞本，后来就提前预收盐税……

    一年之内，所有方法全部失效。至大元年（1308年）年末，上都、大都所有储备加到一起已经不足一百七十万锭银钞。没有钱，咱这年还过不过了？

    怎么办？

    答：货币改革。至元二年九月，海山主导的货币改革出台——至大银钞！

    按诏书的原意，“至大银钞”以白银为货币本位，纸钞面额从一厘到二两总计十三种；每两银钞折合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同时，海山再次宣布重铸铜钱——至大通宝、大元通宝，一枚至大通宝折合银钞一厘，大元通宝则用蒙文，每枚大元通宝折合十枚至大通宝；前朝旧钱也可以流通。

    纸币和铜钱同时流通，本来是希望铜钱制约纸币贬值。这一招早在卢世荣时代就已经不灵了，只要至大银钞没有真实的白银储备，马上就会被人们抛弃。卢世荣、桑哥败亡的时间并不久远，海山和他的手下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偏要这么干，只能是一种解释，至大银钞纯粹就是为了忽悠——忽悠蒙元贵族。

    你不是要赏赐吗？反正钱我是给你了，至于能不能花出去，那不是我的问题。

    实际情况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一般来说，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新旧货币交替一定会收回旧的货币，这样才能保证新货币流通。至大银钞发行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新钞是发行了，旧钞依旧在流通。

    至大二年九月，海山下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宣布，在九个月之内中统钞、至正钞持有者应向朝廷兑换新币。在这九个月内，中统钞、至正钞钞版仍在，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中没有停止印刷旧钞。

    也是在这九个月中，至大银钞的发行量高达一百四十五万锭。如此发行量的货币一旦进入流通会迅速贬值，根本就无法承载货币的职能，谁又会把手中的货币换成一堆废纸呢？

    按官方兑换比例，本来是一贯至大银钞兑换五贯中统钞，实际上却是一贯中统钞兑换数贯至大银钞！至大三年，理论上中统钞已经停止流通，实际上停止流通的却是至大银钞。至于至大通宝、大元通宝，试铸阶段就已经夭折，根本没有进入流通，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两种铜币成为了今天货币收藏中的极品。

    海山在位仅仅四年，至大四年，至大银钞已经在交易中彻底消失了……

    第二位为赏赐而烦恼的大汗是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之后的大汗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是海山的弟弟，在他手中帝国总算是有了回归正途的表现。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即位过程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汗位兄终弟及也就顺理成章，这也是蒙元帝国汗位极少的和平更迭之一。从二人的关系推测，爱育黎拔力八达应该继续兄长的治国政策，朝政不会有太大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仅三天就对海山的势力进行了彻底清洗，并开始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恢复科举、翻译汉学、编撰法典……

    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海山的滥赏政策：海山去世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就赏赐蒙元贵族黄金三万九千两、白银一百八十四万两、中统钞二十二万锭、锦帛四十七万匹……蒙元帝国的国力早就禁不起如此折腾，于是，蒙元帝国的第四位理财师登场——铁木迭儿。

    铁木迭儿，《元史·奸臣传》中排名第四，仅次于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任何一个政府最大的合法收入肯定是税收，汉唐相传，历代王朝都以耕地为征税的标准，地多多纳税、地少少纳税。经过铁木迭儿认真研究，突然惊奇地发现，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位大汗虽然想尽各种办法抢劫财富，惟独没有动过脑筋的就是田亩税。

    终于找到搂钱的方法了，这才是搂钱的正途！

    铁木迭儿比较实在，也没搞丈量土地之类的花样，延祐元年（1314年），铁木迭儿一个人对照地图就估计出了一个全国耕地数字，然后，下令江南诸行省在四十天内向朝廷报送耕地数量。最关键的一条，上报数字是硬性任务，不得低于铁木迭儿的估算数字——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官撤职！

    这就是元史中一项著名的苛政——经理江南。

    公平地说，铁木迭儿给出的指标并不是很离谱，甚至低于江南耕地实际面积。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土地既然是纳税的标准，那结果自然十分清楚，谁多上报土地谁就要缴纳更多税收。谁又愿意多纳税呢，尤其是那些刚刚富起来的蒙元贵族！

    蒙元贵族历来喜欢向大汗索要赏赐，但是，他们也不反对江南兼并土地。入主江南以来，蒙元贵族、色目人迅速卷入了江南土地兼并，这也是忽必烈、铁穆尔、海山三朝没有认真核定江南田亩的原因。

    面对铁木迭儿，蒙元贵族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让平头百姓来承担大土地所有者的所有田赋。

    这种方法也不稀奇，无非是看看谁好欺负，然后就给谁多报上几亩土地，或者在自己地盘上直接提高自耕农税率，让弱势阶层替封建官僚和大土地所有者纳粮完税。历代以来，强势阶层一直就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把赋税转嫁到自耕农头上，无数农人就是这么被玩残的。

    对铁木迭儿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强盗头儿、代表最高统治者，他并不希望强势阶层把赋税完全转嫁到自耕农头上——如果帝国失去了自耕农，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财富来源。于是，铁木迭儿向各行省加派了很多特派员——章闾（也称“张驴”），去监督行省的耕地上报工作：每一户土地必须查实，不得瞒报、也不得多报。

    这些章闾给朝廷惹下了大麻烦。

    事实证明，这群章闾没有熊一样的力量，却一定有着猪一样的脑子：为防止铁木迭儿派人复查，这些人居然想到了一个法子真实增加了自耕农的土地：没有耕地没关系，把你家里的房子拆了、祖坟挖了，不就有耕地了吗？

    《元史》记载，赣州的拆屋、挖坟行动最为惨烈，仅一县之内就有数千间民宅被毁、坟墓更是不计其数……

    凭空增加税赋会惹得小民反抗，但是，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被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谁也不会铤而走险。现在，赋税还没增加，先把人家房子拆了、祖坟扒了，也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活人、死人，大家都混不下去了！

    延祐二年，赣州宁都人蔡五举兵起事，自号“蔡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此，蒙元帝国的武装反叛就再没有停止过。

    这就是《元史》中所谓的“延祐儒治”。

    与海山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一个短命的大汗，四年后死去。

    第三位为赏赐而烦恼的大汗是硕德八剌，为此他还丢掉了性命。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硕德八剌登上了大汗的位置，这是第一位能真正写汉字的蒙元帝国大汗，也是第一位全盘汉化的大汗——如果蒙元帝国想长久存在下去，这就是无可更改的必经之路。

    对硕德八剌来说，蒙元贵族的要求非常奇怪，你没对帝国做出什么贡献，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赏赐？

    海山好歹还用假币忽悠一下蒙元贵族，硕德八剌却连忽悠都省了。铁木迭儿死后，硕德八剌借着整治铁木迭儿党羽的机会直接削减、叫停了蒙元贵族的例行赏赐。从今往后，不是不赏赐蒙元贵族，而是根据你对帝国的贡献进行赏赐！

    这种简单而又粗暴的行为，蒙元贵族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他们拿出了更为暴力的对策——暗杀！

    可怜硕德八剌登基不足三年，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蒙元贵族冲入帐篷给砍了，史称“南坡之变”！一般来说，宫廷喋血中冲在第一线的应该是士兵甲、士兵乙这样无足轻重的角色，以免主角出师未捷身先死。谋杀硕德八剌的南坡之变，冲在第一线的全部都是朝廷大员，冲入行营大帐杀死硕德八剌的人包括正一品官员八名、蒙古亲王五名，亲手杀死大汗的人叫铁失，还是硕德八剌称汗之前的心腹。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封建官僚的无耻，他们从来不会效忠于某个皇帝，甚至不会效忠于自己的族长——大汗，他们只效忠于自己的钱财。如果自己不能在帝国财富中分一杯羹，要你这种大汗何用？

    硕德八剌，成为第一个为削减赏赐而牺牲的蒙元大汗。

    天下办事有几人

    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意识毁掉了蒙元帝国汉化契机，延祐儒治和硕德八剌汉化不过是昙花一现，帝国最终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不靠谱了。

    为了帝国大汗的位置，铁木真的子孙居然对自己人举起了屠刀，黄金家族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亲人的手上。三十九年间蒙元帝国出现了八位大汗，平均在位不足五年，最短的不足两个月。而在这三十九年间，大规模农民起义累计发生了四百多次。

    既然继任者汗位的来路都不是很正，再也无人敢对蒙元贵族动手，朝廷滥赏依旧。近四十年来，朝廷岁入每年不过六十万锭白银，支出却高达三百万锭左右，每年赤字高达二百四十万锭。元统元年（1333年），妥欢帖木尔被抓回上都的时候（1），蒙元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妥欢帖木尔，蒙元帝国最后一位大汗，也是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位大汗。

    蒙元帝国立国之初，一位名叫巴林·伯颜的将领征服了南宋，末代帝王妥欢帖木尔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位蔑儿乞·伯颜。

    两人同为伯颜，为政之道却截然相反。

    元初伯颜虽然是武将，却也知珍惜江南山水，南宋谢太后投降后伯颜下令“九衢之市不移，一代繁荣如故”；还师后仍不停呼吁：南北既为一家，希望大汗忽必烈毋疑南人！元末伯颜虽为文臣，却是一副地道的穷人乍富做派，头上的官衔居然有二百四十六个字之多，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儿！此人自海山朝就已入仕，历经八代大汗夺位的血雨腥风，却始终屹立不倒，绝对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奸巨蠹！

    蒙元帝国成于此伯颜，亦亡于彼伯颜。

    彼一伯颜，《元史》称其“弘毅深沉，明达果断”，意思是指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深、办事心狠手辣！

    元朝历史上曾有几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创始者就是这位元末伯颜：要求实行种族屠杀，杀尽“张、王、刘、赵、李”五姓汉人，由于实在太离谱，没有被执行；除了没有执行的，还有一些执行的政策，诸如禁止汉人婚配、上收所有铁质农具，等等。

    伯颜又是一个极其守旧的蒙元贵族，他曾对妥欢帖木儿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

    自己粗鄙，就说汉人的书是“欺负人”？

    秉承这种理念，伯颜罢黜了所有汉人、南人官员，从大到小、一个不留，而且，汉人、南人不得学习蒙古文、不得起蒙古名字、更不得与蒙人婚配（有些汉人、南人为了仕途上进步，就改名换姓，给自己起了个蒙古名字，或者与蒙人婚配）。此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被换成了清一色的蒙古人、色目人。

    一般来说，强盗一旦做了皇帝就会标榜自己是正义化身，对封建官僚聚敛钱财那套把戏表面上都会有所限制。惟独这位伯颜公开承认自己是强盗，不但不去遏制蒙元贵族毫无节制的贪欲，反而变本加厉地告诉这些人：去抢吧，想抢多少就抢多少，只要你能抢到。

    在这种理念下，整个帝国官场只为了钱而存在：拜见上官要“拜见钱”、上官视察要“人情钱”、节庆上官要“追节钱”、上官生日要“生日钱”、办理正常公务要“常例钱”、抓捕凶犯跟受害者要“赍发钱”、审判官司向原告和被告要“公事钱”，就算没什么事也白要“撒花钱”……

    时人曾这样评价伯颜当政以后的岁月：数十年来，世间风俗坏得不能再坏，只要当官就习惯于贪污，只要有钱就习惯于玩弄女人，自己不以为耻、别人也不以为怪，世间能有良好操守的人千百而无一焉！

    河南行省官衙大堂之上居然有这样的题字：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别看百姓的事情不办，自己的事情还是很认真的。本着对金钱的渴望，伯颜和他的爪牙更是把江南土地兼并推向了极致。

    至元二年（1336年），伯颜取得了帝国土地兼并中的最高成绩：一次性在江南捞了十六万顷土地。他甚至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族人：为抢夺另一位蒙古宗王彻彻秃在苏州的二百亩土地，污蔑彻彻秃谋反，在妥欢帖木儿坚决反对下，伯颜依然捏造圣旨处死了彻彻秃。因为，伯颜的祖先曾是彻彻秃祖先的奴隶，理论上伯颜一族应世代奉彻彻秃家族为主人。此后，伯颜又在大汗反对下接连贬斥了宣让王、顺威王等诸多蒙元宗王……

    与其闭口而死，何若苟延岁月以逃？

    人们只能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姻、再无定所，辗转流浪、寄食异乡异域，走上一条不归路！流民、可怕的流民不可遏抑地再次出现在中原大地。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天道有常，即使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焉能允许这样丧心病狂、毫无底线的人存在？

    伯颜的侄子（也是伯颜的养子）脱脱担心伯颜倒行逆施会反噬整个家族，在他主导下，妥欢帖木儿将伯颜贬至岭南安置，这位不可一世的权相终于死在发配的路上。

    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

    丞相造假钞

    脱脱，自幼受教于当世大儒吴直方，能力挽强弓，可谓文武双全、一位不世出的奇相！可惜，他生在了元末，虽非亡国之相，却有亡国之实！

    《元史》对脱脱有这样一段评价：脱脱是一个看淡货财、女色和金钱的人，有着宏伟的志向和长远的眼光，也能够好贤礼士，但是，这个人办事性情太急躁，正因为这个原因经常为群小所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中国通史》（范文澜版）则对脱脱给出了一个同样的评语：急功近利。

    脱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

    拜自己的叔父所赐，脱脱登上相位的时候，蒙元帝国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物价比至元元年上涨了至少六七十倍。

    次年，蒙元帝国改元“至正”，脱脱出任右丞相，“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从此，脱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独舞，这段备受称颂的历史今天被称为“至正更化”，也正是这个所谓的“更化”彻底毁掉了蒙元帝国。

    十年惨淡经营，脱脱恢复了科举、经筵，控制蒙元贵族赏赐，减免田赋和徭役，对胆敢制造伪钞者杀无赦，对盘剥草民的奸邪小吏杀无赦……十年后，蒙元帝国终于有了一丝生气，脱脱也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相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

    脱脱不知道，他看到的其实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

    有时候历史的相似是惊人的。西汉末年黄河曾经改道，锐意求治的王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黄河水患吞噬掉了。脱脱为相后的第四个年头，至正四年（1344年），华北地区连续二十多天暴雨，汹涌的黄河在今山东曹县冲决白茅堤，黄河再次改道，顺便毁了京杭大运河河道。《元史》记载，当时平地水深六米有余，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千里沃野变为一片泽国，此后，三天一小灾、五日一大灾，再也没有消停过。

    元人赵天麟曾著《太平金镜策》，其中总结了天下黎庶有“五死”，被天灾害死、被官吏逼死、被军兵杀死、被债务逼死、被自己懒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最后一条不足采信），五死之中天灾排名第一，比蒙元贵族还要狠毒。

    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把人淹死了倒还清净，要是淹不死，居民就会变成流民，那才真正麻烦！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刚刚整顿完朝政的脱脱认为，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一定要根治黄河！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朝廷上却有无数人反对脱脱。

    历史有的时候其实很诡异，反对治理黄河的人未必是坏人，赞成治理黄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王朝的辩证法，一件坏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相也未必真是坏事；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有着无数的捞钱机会……

    早就等这一天了！

    以吕思诚为首的一批汉臣立刻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帝国官场并未脱胎换骨，奸邪小吏仍旧充斥于各个岗位，治理黄河要拨无数钱粮，无异为贪渎之徒抓钱大开方便之门，此谓“不念隐忧”！修河必定动用无数人力，无论在哪个时节都会耽误河工本有的农耕，况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乱之源，此谓“不恤民力”！

    所以，坚决不能修河！

    真的不能修吗？

    真的不能。

    数千年往事早就把国人政治智慧演绎殆尽，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祸——流民。十几万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着诸多束缚，这些人或许还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远比洪水可怕的多！

    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情都能摆平！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条绝妙的办法筹措修河费用——货币改革！

    至正十年（1350年），蒙元帝国的通货膨胀刚刚得到控制，脱脱便拿出了前辈的绝招——变更钞法，即“至正钞改”。

    为筹措修河资金，脱脱同时发行“至正交钞”和“至正通宝钱”。至正交钞为纸币，基准单位仍为“贯”，每贯交钞代表铜钱一千文、兑换旧钞两贯。至正通宝钱是铜钱，又分为“地支纪年钱”、“纪值钱”和“权钞钱”三种。前两种铜钱为虚值铜币，有折二、折三，等等。关键是第三种铜钱“权钱钞”，“权钱钞”顾名思义是衡量纸币“至正交钞”的范本，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和五钱，分别对应至元钞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

    脱脱公开宣布，权钱钞是衡量纸币的基准价值，只要有权钱钞存在，至正通宝就不可能随意贬值，否则，人们会将纸钞兑换成铜钱。

    这还是卢世荣、桑哥、海山玩剩下的，说穿了还是那个障眼法，以帝国的名义把新钞命名为财富符号，仍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不过，当年忽必烈、海山用这些玩意儿来忽悠蒙元贵族，今天脱脱用这些玩意来忽悠自己。

    纸币是法定货币，背后是帝国信用，无论货币制度多滥，增发货币多少都会给人一点财富幻觉。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这一次产生货币幻觉的是丞相脱脱，新币更迭，脱脱认为自己终于有钱了，要去追求自己宏伟的理想！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蒙元帝国诏令中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领总治河防使，秩二品、授银印。跟着，贾鲁以中枢朝堂名义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共十五万人治理黄河，另配翼十八戍军两万人。

    不得不说，脱脱没有看错人，贾鲁治理黄河的成绩是显著的。四月兴土，十一月就把二百八十里黄河逼回了旧河道！十一月，贾鲁向顺帝上《河平图》，妥欢帖木儿也对脱脱、贾鲁等大行封赏，撰《河平碑》以彰旌表。

    一片歌功颂德的背后，没有人意识到脱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当年的隋炀帝一样，他完全从京杭大运河两岸征调民夫；唐宋相传，修河一般选在农闲时节，脱脱选择的时机却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十五万河工在河堤上忙活——这可是一年的农忙时节，意味着一年家里没有人耕种土地！

    以往修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补偿河工一些粮食；不发粮食，给点现金也行——只要能换到赖以为生的粮食就行。

    面对这个问题，脱脱的回答是，给钱可以，只给至正交钞！

    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给河工只发交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把手中的纸钞拿到市场上去，绝大部分钞票会暂时留在河工手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不会搞得天下大乱。

    问题是，蒙元帝国从来就是一个不遵守货币纪律的国度，在人们记忆中纸币就等于毫无准备的废纸！所以，脱脱的行为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至正交钞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结果，增发货币喷涌而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

    平整黄河的庆功酒还没有喝完，当年十二月，京城大都就“物价腾踊”，十锭交钞买不到一斗粮食，按彭信威先生估算，当时的盐价较一年前上涨了十倍、较蒙元帝国征服江南时上涨了一千多倍！很快，货币在包括大都在内的北部帝国彻底消失了，帝国再次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

    以货易货，意味着十五万河工修了半年河堤，家里的土地没有收成，接下来的冬荒、春荒如何渡过？

    既然活不下去，索性就反了吧！时人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在颍上率众举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爆发了。红巾军通告海内：蒙元帝国立国以来穷兵黩武，数次征伐日本无功，我汉人聚集的江南已经彻底沦为贫苦之地、塞北却富比江南，凡我汉家义士随我直捣黄幽燕之地，龙飞九五，我大宋之天终有重开之时！

    战端一开，至正交钞的印刷便再也无法遏制。

    至正十二年，为弥补军需，至正交钞发行量到达二百万锭（折中统钞两千四百万锭），是蒙元帝国存在以来纸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由此，至正交钞发行不足两年就彻底崩溃。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至正十五年前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至正交钞“将绝于用”，便把纸钞称为“观音钞”，意思是说纸钞印刷质量实在太差，描不成、画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观音一样。为了挽救濒于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国开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给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银二两五钱的至正交钞。这个价格可是盛唐开元年间一品大员的官俸！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时设“便民钞库”，人们可以在“便民钞库”兑换破损的至正交钞，但是，“便民钞库”无人光顾。也是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涌入大都，仅官府收葬的饿殍就有二十万之多，蒙元帝国，再无延续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是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先锋出兵伐元。

    元朝小结：变异的铁骑

    辽国、金国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这些王朝无一不是选择了汉制，辽国、金国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认为自己和宋朝不过是南北朝罢了。这种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于辽国和金国在与大宋开战的时候，宋朝独修唐史成为一条发动战争的理由。

    在传承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只有蒙元帝国没有采纳汉制，蒙元贵族固执地认为，只有骁勇的蒙古铁骑才是立国之本，帝国臣民也就因此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居于最下等的南人却占帝国人口的90%以上。

    这也是蒙元帝国的悲剧所在。蒙元贵族可以拒绝汉制，却无法拒绝中原之地财富的巨大诱惑。对这群刚刚走出洪荒的人来说，江南山水有着无限诱惑，既然少了许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缚，也就把历代封建官僚的无耻演绎到淋漓尽致。

    增发纸币的招数失败以后，蒙元贵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抢劫方式：喜欢，直接抢过来就是了！这种劫掠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的认知范围，最后，他们不但抢劫汉人、南人，连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抢了，就连帝国最有权势的大汗也未能幸免。

    谁有权，谁才有财富！

    于是，黄金家族成为最为悲惨的帝王世系：为了谋得汗位，暗杀、下毒、设计陷害，甚至明火执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于后一任大汗不承认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庙的举动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离谱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强势集团对财富的渴望没有丝毫底线，屠刀就不仅仅会砍向普通民众，强势集团自身也难于幸免。在这个逻辑中，小农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人能够幸存，哪怕你是帝国最有势力的大汗。

    社会财富毕竟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夺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流民、社会动乱，最终玉石俱焚。元顺帝初年，帝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沦为流民，所谓“流民如云”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人们“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时刻，又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再骁勇的铁骑又怎么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贫”口号的引导下，起义军（史称“贼者”、“无赖者”）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一口粮食不得不举事造反，他们冲入官衙府库、冲入富人的府邸、也冲入穷人的茅屋。在他们身后，社会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杀人吮血争锱铢！面对遍及天下的流民起义，在主要军事力量尚存的情况下，妥欢帖木儿不但没有坚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军队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窜回了大漠——似乎是来中原打酱油的。

    财富循环有着不可违背的天道法则，它不会因为谁有权势就偏爱谁、也不会因为谁贫贱就抛弃谁。一个人、一群封建官僚、一个强势分利集团，无论你多么有权力，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对天下人索取财富，一旦突破了底线，骁勇如蒙元帝国也一样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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