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明思宗）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而正是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新大陆的白银去哪里了？

    中国第一代货币是铜钱，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方孔圆钱。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取而代之的是纸币——交子、会子、中统交钞，等等。

    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末年，全书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从币材有效性来讲，白银为币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权力再大也不能变出白银来，有多少白银才有多少货币。

    白银货币体系束缚了封建专制帝国的掠夺之手，帝国再也不能随意动用货币政策这种杀手锏来劫掠民间资财，是好事吗？

    未必，因为大明帝国没有多少银矿，不适合以白银作为货币。

    据《天工开物》记载，大明帝国银矿分布于湖广、江西、浙江、云南一带，一半以上的白银产自云南。即使在云南行省，每年产白银不过也就是十万两，全年帝国产银不过也就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等于说，整个大明帝国每年所产白银用几辆大卡车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国放开一切对新兴产业的束缚，从国内货币供应量来看，原始自由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无论您想干什么，哪怕是摆个地摊，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筹集资本。资本，就是钱；没钱，再有天赋的人也会被埋没！

    同时代的西欧却是大明帝国一个完整版的反证。1510—1600年，新大陆金银迅速涌入西欧，倏忽而来的金银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几乎所有商业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然后就是商业兴盛、各行业随之兴盛。在人类刚刚走出洪荒的年代，只有足够的贸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细、更有效的专业分工，而这一切，先决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货币。今天，人们把西方这场持续了近一百年的黄金白银流入誉为“价格革命”，意思是黄金白银供应量剧增刺激了国内需求，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产业相继兴起，这也是后来工业革命最直接的诱因。

    反观大明帝国，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整个帝国开始遭受“银荒”的困扰。嘉靖四十三年，帝国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两年后，户部有了这样的奏报：太仓全年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半年不到就已经花掉了一百七十万两，过头税也不能再收了，顺天府正税每年不过十万两白银，额外加征的税银已经到了十一万两，所辖大兴、宛平两县，无论穷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数。

    嘉靖四十五年，一辈子向神仙行贿的朱厚熜还是没有看到长生不老报告获批，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去跟神仙面谈了。

    隆庆皇帝刚刚登基，就面临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大明帝国缺钱，想铸钱没有银矿，想发行纸币又没有人承认。时人慨叹：天下之民最缺的并不是五谷锦帛，而是白银乏（天下之民，惶惶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

    办法总比困难多！

    没有银矿没关系，国内没有，国外还没有吗？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明史》中所谓“隆庆开海”。

    很多人认为，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集中于西欧与新大陆、非洲、印度，中国没有参加这场世界性的大变革。

    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15—16世纪，确实有很多货物（请注意，不是商品）从新大陆、非洲、印度运输到西欧，但这些货物相当一部分不是买来的，而是抢来的，所以不能称其为商品。

    当时，西欧人做买卖，买的是中国货！

    西欧人对华贸易多是转口贸易，吕宋、日本、马六甲、台湾岛和澳门是几个最重要的中转站。有三条商路最为著名：一是从美洲、西欧——吕宋——中国，主要贩运中国的生丝、棉织品；二是西班牙、葡萄牙与中国台湾、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主要贩运瓷器、香料、丝绸；三是西属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国台湾，每年春节之前，早已来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扬帆起航，借助东北季风载着白银驶向台湾等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买到中国白糖、小麦、丝绸、沉香木、樟脑和陶瓷。

    在运回中国货的同时，所有西方贸易舰船只向中国运输一种东西——白银！据《美洲的船队及海难》记载，即使一条小商船也会载有上千条白银，每条重七十磅！万历年间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使往澳门的途中沉没于东南亚海域，1985年这艘沉睡了几百年的航船终于重见天日，打捞者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居然装了整整一万公斤白银！

    人们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独占了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据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仅就白银占有率而言，还有一个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国，西欧官方数据估计，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向了中国，而美国学者Barrett等人则认为，三分之一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陆43%—57%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台湾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升先生估计，隆庆到崇祯年间，共有1.5亿两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

    很多人说“隆庆开海”激发了大明帝国对外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这也是大明帝国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证明。

    隆庆年间大明帝国确实有繁荣的海外贸易，只不过城郭之间的私商同样没有捞到任何便宜。“隆庆开海”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扬帆远航，还是要办很多手续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邻里进行担保；然后才能向当地县、州两级衙门递交申请；最后由朝廷海防机构核准，并发给“船引”，即出海贸易的营业许可证。

    一个普通商人可能确实去过县里、州里的衙门，去朝廷办“船引”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一张船引的价格只有三两白银，而一船白银的利润却至少是几十万两白银。行业准入需要审核，如此低廉的入门费、又有如此丰厚的利润，要说没有黑幕鬼都不信，获得“船引”的人又岂能是私商？

    先不要愤怒。其实，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货物和白银，二者有区别吗？

    答：有。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国内从来都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

    ——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比如，晋商、徽商，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据《明史》记载，时人感叹，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在原本土地兼并就已经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浙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侍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千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嘉靖、隆庆年间，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流民图》，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繁华著称的城市，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杂耍为生……

    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

    耀眼的暮光：张居正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年（1573年）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杨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隆庆年间（1568—1573），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之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帝国太仓存银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国榷》将当时的情况誉为“海内肃清、四夷慑服”。此前、此后大明帝国都从未有过如此强盛的国势。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才”、“救时宰相”，也有人说他“专权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张居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数人知道王安石都是从“王安石变法”这个名词开始，然而，历代史家极少有人以“张居正变法”来描述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样的事情，却从未标榜自己要“变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悉遵成宪”。

    王安石打出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实不过是花哨的武术套路，近身实战根本抵不过凶悍的直拳、勾拳。奸臣当道、山河残破，说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该拿的钱、利用手中的权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摊讨价还价尚能争得面红耳赤，变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财，又是一场多大的斗争？

    国事唯艰，旧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却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无数前人心血的结晶，制度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这些制度才能历经百年不变。在习以为常的旧制度中，突然跑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打了这个饭碗、扒了那个官衣，脾气好的写封信劝一劝（比如司马光），脾气不好的没准抄家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苏辙）。

    张居正曾这样评价“变法”二字：今上继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与舆图，变法、变法，今日岂无法、祖宗之法岂恶法？治新者仍旧是原来的那些人，新法不过是几个新名目，焉能指望旧人依新法？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张，试图打破现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谋利益！

    所以，法绝不可轻变！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需要的不是变法，而是变人、变心，尤其要变官（惟在于核吏治）！只要“悉遵成宪”就能管住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变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们了吗？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管住当官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即，考成法！

    “考成法”说白了就是业务考核，今天的金融业员工深受其累，银行有存款任务、券商有经纪任务、保险有保单任务，年底算账没完成任务，得，您就得“听狗叫、看猪脸、任务加重工资减”！大明帝国当官原本也没那么容易，州道府县都有税收指标，朱元璋时代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被一刀咔嚓掉——完不成任务就是贪污了！后来皇帝懈怠政务，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约，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当官的不敢、也不会向官家豪强收税，考核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张居正看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并不在那些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而难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从来不去考核、不去总结教训、不去追究责任，人人就会都怀着苟且之念，纵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也难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岁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县都要设立三本账簿，把每个月该办的事情都写在上面，自己留一本、监察机构一本、张居正一本。到时候对账，不把活干完，一把手降职！

    为了明确考核指标，张居正的第二条办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财产，向富人征税。

    帝国太仓年年亏空，完全是因为有钱人通过各种名目掠夺小民土地（曰飞访、曰影射、曰养号、曰挂虚、曰过都、曰受献……），掠夺土地又隐瞒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正德年间朝廷可以征税的土地已经不足四百万顷了，隆庆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无一亩田者居然要负担七八十亩土地的税收，富者种无粮之地，贫者输无地之粮！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连郡邑，编户末民无衣无食却要负担绝大部分田赋，人们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转为盗贼？

    “向富人征税”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并非张居正首创。大唐帝国的杨炎曾经推行“两税法”，试图“唯以资产为宗”向富人征税，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

    跟杨炎相比，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杨炎只是宰相，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

    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论上，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在张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个傀儡，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论语》，这个十岁的儿童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结果，张居正怒吼一声：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估计就如同当年班主任让我请家长一样。于万历皇帝而言，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使张先生闻，奈何？

    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吾非相，乃摄也！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张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而是要当摄政——真正的皇帝！

    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万历五年，大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封疆大吏、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则，你再牛，总牛不过张摄政，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万历九年，帝国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

    万历九年，做完以上两项，张居正使出绝招——“一条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汉文帝自标，规定帝国田赋不得超过三十分之一。三十税一的税率确实不高，实际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白银没有成为货币的时代，大明帝国田赋直接收实物，简单点说就是种什么收什么，种蔬菜就缴蔬菜、种桑树就缴蚕丝、种粮食就缴粮食。您把蔬菜运来了，先在门口等两天吧，坏了，再去拉一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两倍；您把粮食运来了，太湿，按三折算、再去拉两车来，税率立马上升三倍；您把蚕丝运来了，陈丝，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车来，税率立马上升十倍……

    实物税赋具体按几折算、税率上升几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农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三十税一，实际执行下来，无数百姓就这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田赋好歹是有标准的，徭役就一点谱都没有了，帝国每年都要治水、修路、运漕粮……男子十六岁以上就要为国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况下每年一个月。徭役有很多种，有的只是在当地搬砖锄泥修城墙、有的却是长途运输、有的是让你去前线送死……同样的活儿放在不同时候结果也截然不同，比如，农闲时节没人找你，专捡农忙的时候让你去修路……不能及时播种或收获，咱这一年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税制越复杂，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为了根除这些弊病，自嘉靖年间就有很多名臣试图把税制化繁为简，根除胥吏捞钱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曾经试验，无论正税、赋役一律折价为白银，可惜，这一改革触动当地强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罪名并被罢官。

    海瑞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好办法，万历九年，在全国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完成），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又名“一条边法”，即把所有的税收合并到一边，简单点说就一句话：把所有的田赋、徭役都改为白银，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三个单词：“赋役合并”、“官为签募”、“田赋征银”。

    ——所谓“赋役合并”，就是将各种名目的徭役并入正税，不再征发居民为帝国无偿干活。

    ——所谓“官为签募”，就是不再按人头计算徭役，谁家土地多、谁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么？不愿意服役、没有时间？您不来也行，交钱，收到银子后官府会雇人替你服役！

    ——所谓“田赋征银”就更简单，除部分军需项目外，田赋一律折银交纳，不再缴纳实物。

    明人徐希明曾这样评价一条鞭法：这种方法相对公平，便于小民而不便于官府贪墨，便于贫人而不便于豪富之家，便于乡民而不便于造弊之胥吏。

    “一条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减少胥吏盘剥，实际上，“一条鞭法”对历史的最大作用却在于影响了货币运行，这恐怕也是张居正自己没有想到的。

    在经济自然演进中建立一种货币制度需要很长时间，比如，铜材从进入流通到出现统一的货币标准（五铢钱）耗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西欧货币从白银转化为黄金也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国家信誉为货币背书，这种货币很快就会成为人们通用的交换媒介，毕竟国家信用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从出现到为大众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时间——那可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一张废纸。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中，所有帝国税赋都必须以白银完成，这等于说：不但帝国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同时也以帝国的力量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你可以不用白银，赚不到白银如何缴税？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张居正的结局。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拿走强势分利集团千辛万苦聚敛来的土地。在权力巅峰的时候，数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诉张居正，他极有可能不得善终。在一封与地方督抚的信笺中他这样说：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过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

    很不幸，一语成谶。

    张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杨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话“吾非相，乃摄也”。不幸的是，张摄政和万历皇帝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总有一天那个十岁的孩童也会长大，那时候的皇帝便不会允许张摄政存在。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张居正死后九个月，万历皇帝宣布张居正犯有谋反、叛逆、奸党三大罪，甚至险些将他剖棺戮尸。自此，大明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总揽全局的人物，帝国则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入了帝国的心脏；三十六年中，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辅在他身边倒下；三十六年后，少年已逝，上柱国、张文忠公回到了故乡，江陵山水应无恙吧！

    六十年后，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张允修悬梁自尽，张氏家族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廊之中。

    大明帝国，再无张居正！

    万历矿税

    万历皇帝朱翊钧特别喜欢钱，他对钱的痴迷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史籍对此的评价是“好货成癖”。朱东润先生曾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本是贫困小农出身，生活压力迫使她曾经锱铢必较，进宫之后，她把这种秉性灌输到万历皇帝的骨子里，所以，朱翊钧嗜利本出自天性。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嗜利的种子就已经发芽了。

    自从白银成为大明帝国的通用货币，帝国政府再也不能无限制增发货币。在朱翊钧看来，弄不到白银、弄点铜钱也是好的——不能增发百元大钞就弄点毛票。

    万历五年，朱翊钧下旨让户部出银子、工部铸一千万枚“万历通宝”，最后所有的“万历通宝”都要归内廷使用。官价规定千文可以换一两白银，永乐之后朝廷极少铸币，民间私铸盛行，铜钱已经蜕化为荚钱，按照当时的市价，六七千钱才能换到一两银子。官铸铜钱不可能减重，如果按照当时市价，一千万枚“万历通宝”至多也就换两三千两银子。堂堂大明帝国皇帝居然为了两三千两银子跟户部、工部纠缠不清整整一年！最后，还是张居正出面才罢铸钱之议，没有干这笔摆明了赔钱的买卖。

    张居正死后，那颗嗜利之心开始从幼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贪婪吮吸生民之血的参天大树！

    张居正曾经教导朱翊钧节衣缩食，做一个节俭的好皇帝。万历十年张居正被抄家，朱翊钧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老师实实在在是一个大贪官，在他家中抄出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就连他的轿子也有五十多个平米，不但卧室、客厅、观景长廊一应俱全，还专门有童仆在轿中伺候，张居正本人就经常坐在这样的轿子里从北京跑到湖北江陵！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极度刺激了这位周身流着嗜利血液的皇帝，小打小闹铸造铜钱早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贪欲，自此，朱翊钧疯狂的敛财事业开始起步……

    ——嘉靖年间，朱翊钧的父亲每年要和神仙一起吃掉二十四万两白银。万历十年之后，朱翊钧的胃口超过了神仙，光禄寺（御厨）每年花费居然高达三十万两白银，要知道，大明帝国全年的岁入不过也就是二百万两白银！但凡有人进谏停止内廷供奉，无论是御史、巡抚还是大学士，也不管请停事项是珠玉、织锦还是平时用的扇子，都会得到如下几个结果：斥责、谪戍、罚俸、追赃、廷杖。其中，追赃最为阴损，你不是要体恤民力吗，这些钱就由你来出！

    ——万历十年后，宫廷楼堂馆所建设项目一项接一项，再也没有停止。偏偏这位仁兄对建筑材料要求又非常苛刻，只要南方的金丝楠木。刑部尚书吕坤曾经发牢骚：一丈粗的树木都是百年之物，都生长在人烟绝少、瘟疫瘴气之地，一木砍卧、千夫难移，每走一步都不知耗费多少人命，这样的木头官价虽逾千金，实际上所费何止万金？

    ——万历五年朱翊钧大婚，曾向户部借款二十万两白银。朱翊钧下令把此视为定例，要求户部每年要从太仓中拨款二十万两白银。在几任户部尚书和内阁首辅的连番轰炸下，朱翊钧居然签下了这样的批示：“稍待积剩，自然停止。”要你点钱怎么了，等我有钱了自然不向你要了！

    即使贵为皇帝，这样花钱也是不行的！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太仓积存白银四百万两，五年后的万历十五年，太仓居然只有存银九万两！

    万历皇帝抢钱，有机会我要抢，没机会创造机会我也要抢！于是，大明帝国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无耻的一幕——矿税。

    万历二十四年，朱翊钧直接从宫内选出一批宦官为他聚敛钱财，这些人被称为“税监”。税监的权力弗远无界，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独立的衙门，不但不受地方官制约、反而将地方官致于麾下，他们对地方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包括封疆大吏！

    面对无可更改的货币规律，矿税的设计非常简单、极具可操作性：既然无法任意增发白银，就直接掠夺白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凡有银矿的地方就要有税监，所有开采出来白银都要归皇帝所有！

    所谓“矿税”顾名思义应该只针对银矿，有银矿的地方税监可以掠夺银矿，没有银矿的地方怎么办呢？

    答：有银矿自然要抢白银，没有银矿也没关系，只要税监认为有银矿，一样也要交出银子来！看起来这批税监不但是敛财能手，还个个都是地质勘探专家。

    方法1：一块地方确实有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在全县、全州征发徭役，什么也不说先把所有壮丁全部抓起来！什么？“一条鞭法”规定可以用银子抵徭役？很好，拿钱来！

    方法2：找到一家富户，经过实地考察勘探，税监及其随从一致认为这家人的宅子下面有丰富的银矿，为了完成皇帝的圣旨，马上要派人开采。开采银矿自然要拆掉人家的房屋，什么？您不让拆？很好，拿钱来！

    方法3：为做好矿税工作，一定要发动群众，富户家中的银子也算银矿！税监来到一个州县，马上宣布但凡僮仆、佃农告发主人家中有现钱者，告密者赏抄查额的30%。这道“告缗令”让帝国沸腾了，一旦得到举报，税监随即派出一批亡命之徒（请注意，不是差役和胥吏，这些人不会一点顾忌都没有）冲入家中直接抢，人即收监、财即充公！此令一出，“中产之家，破者大半”，堂堂大明帝国的富裕之家再一次被洗劫。

    方法4：“告缗令”是一种被动行为，税监能否及时掌握当地富人财产情况完全要看别人的良心，实在是很不靠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比如，找几个地痞流氓打听一下谁最有钱。然后开始勘探银矿，没有找到银矿，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当地富户盗挖了，胆敢偷盗皇帝的银矿？马上按照富户名单抓人！放人？很简单，拿钱来！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可以充分发挥税监的主动性，很快就被推而广之，税监所到之处富人“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硕果仅存的小康之家也被扫荡殆尽。

    方法5：抢完富户，还有一拨人更有钱——封建官僚，皇帝抢钱，当官的也不能放过！对县令、知州一级的小干部不用客气，有人把县令投入监狱、有人当堂把县令殴打致死、有人把县令当做斗牛士扔入斗牛场……对巡抚一级的地方干部，诬告、谋杀、绑架，有人在背后告巡抚的黑状、有人在巡抚酒中三番两次下毒、还有人绑架巡抚的儿子……对尚书一级大干部也有特殊待遇——诏狱，诏狱的主管单位是锦衣卫，无论官至几品、位有多高，进了诏狱，家人基本就可以准备后事了。万历朝，诏狱又多了一种新业务——“矿税狱”！胆敢对抗矿税的高官一律关进诏狱，这里监房狭小、冬凉夏暖，有吃饭噎死、痢疾拉死、布袋压死等各种《监狱风云》项目，保证有一款适合你！

    方法6：活人抢完了，死人也不能放过！我大明帝国地大物博，土地中蕴含着无数宝藏，比如，古墓。万历二十七年，兴国州矿监奏请盗挖唐李林甫墓，明神宗准奏。此后，湖广、陕西境内古墓全都遭了殃，史称“尽发历代寝陵，搜摸金玉”。

    万历矿税，穷人、富人，小官、大官，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放过，劫掠之惨烈可见一斑！山东巡抚杨光训气得拍桌子大骂：所谓税监不过是一群虎狼，白天挽起袖子来硬抢，晚上就去杀人放火，真是罪恶滔天、神人共愤！

    万历皇帝并非不知矿税之害，为了给自己敛财，他宁可看着帝国一天天被自己的贪欲淹没。

    万历三十年，大明帝国已经“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这年二月朱翊钧病得很重，以至于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此时，皇帝诏令首辅沈一贯进宫，并对沈一贯说：我享国已久，太子就交给你了，矿税不过是权宜之计，自此再不得有人提及此事，所有税监即日还京。

    之后，沈一贯立刻将谈话整理成正式圣旨并递入大内（可以理解为文件签批流程，小兵先和领导沟通，然后起草文件，最后让领导签批）。为了应对可能的变化，那个晚上沈一贯没有回家，深夜的时候圣旨送出来了，内容没有丝毫变化，马上停止矿税、税监还京。

    第二天，就在沈一贯和内阁大臣抚掌相庆的时候，朱翊钧突然觉得自己病情好转，起码不至于马上死掉了。

    朱笔御旨的煌煌圣谕就这样成了废纸，朱翊钧清晨就下令宫内太监去内阁索回圣旨，一连派了二十多个太监，首辅沈一贯就是不肯退还诏书。最后，皇帝命令司礼监太监田义去索还诏书，田义却趴在地上一直磕头。下一个镜头估计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昨天还病得要死的万历皇帝突然来了精神，从床上蹿了下来，还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把刀子，对着田义就捅了过去……

    除了被刀子捅过的田义，其他二十几位品秩最高的太监一起来到沈一贯处，据说场面颇为壮观，二十几位炙手可热的太监一起向首辅磕头，鲜血流了一地。那意思很明显：今天你不给，哥们就得磕死在这里了——连我们都知道矿税不能再征了，可诏书拿不回去一样是个死，宫里那位还不得把我们全捅了？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得退还诏书。

    那么，万历皇帝通过矿税一共搂了多少钱呢？

    明人所著《定陵注略》按月记载了各地税监进奉矿税的总额，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的十年间，这位贪婪的皇帝一共从矿税中搂到了五百七十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两。

    五百七十万两白银、一万二千两黄金，城郭之间仅仅损失了这些财富吗？

    当然不是！

    生产财富和劫掠财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逻辑也截然相反：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劫掠财富的致富速度虽然很快，相伴而生的是更多财富被毁灭。

    劫掠一分要损失多少呢？

    《明史》记载，这些税监聚敛的财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供奉给了皇帝，其余的或者被税监据为己有、或者就直接挥霍掉了。《明史》中1：3的数字并不是很高，如果按当时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这个比例应该是1：5，甚至是1：10。即使按照最低的数字，当时大明帝国直接损失的财富也达到一千七百万两白银、三万六千万两黄金——几乎是大明帝国十年的岁入。

    税监及其手下本来就是“郡邑诸偷”、“黥面者”，这些人从未拥有过财富，也就没有任何值得珍惜的东西，作恶根本没有底线。恶劣的人性又在皇宫中耳濡目染了权力之威，这些宦官出京之后的表演可谓荒谬绝伦：有人在饮食起居上模仿皇帝的排场、有人在宅邸门前竖起猎猎黄旗、有人自称“千岁”，居然还有人夺人妻女自立三宫六院！

    本就一无所有，他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山东税监陈增曾口出狂言：出了京城我就没打算把脑袋再带回去，先享受了这好日子再说，否则，岂不白来人世走一圈！

    让我来说，1：3、1：5、1：10都低估了财富的损失，这个数字远比史籍的记载要大很多，甚至趋向于无穷大。

    封建官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妥协过程，行贿者和受贿者就某次利益分配达成均衡价格，这肯定会阻碍财富创造，却没有人去肆意毁灭财富存量。税监的劫掠手法根本就是明火执仗的抢劫，是赤裸裸的杀戮，既然这些毁灭者丝毫没有底线，财富的损失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满城地痞流氓顶着皇帝的名义招摇过市，即使强大若封建官僚也被残害，普通人也就只能在破屋颓墙之中看着儿女啼饥号寒。

    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十八万流民突然涌进了京畿之地，堂堂北京居然变成“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城区，兼以日窃”，直隶按察上奏辖区灾荒已经超出了“易子而食”的范畴，因为有人“手杀其六岁儿，烹而食之”！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皇帝自己的金银高于泰山北斗、天下百姓再无糠秕之财，天下百姓没有朝夕之计，帝国又怎么可能有万年之计？万历末年，堂堂大明帝国已经变得“四大皆空”：贤人空、太仓空、百姓家中空、边塞守军也空了……

    《廿二史札记》如此评价万历朝：明之亡，亡于万历。

    东林党与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搂钱为毕生志向的万历皇帝终于死了。弥留之际，一生醉心于敛财的朱翊钧留下了一份遗诏忏悔一生所为：自我御宇天下，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总之，贬义词用尽）；鉴于上述原因，立即撤回税监、犒劳边军、释放“矿税狱”中关押的所有人员……

    这份遗诏，内容是真实的、检查是深刻的、态度是诚恳的，结果是相当扯淡的！

    矿税已经劫掠了天下财富，就连太仓也已经“环视库房，一空如洗”。管理一个帝国需要日理万机，“万机”说白了不外乎三件事：生产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一个庞大的帝国四大皆空，举国皆穷皇帝独富，你还让后人去管理什么？

    万历皇帝的儿子是朱常洛，也就是泰昌皇帝，即位仅一个月就因“红丸案”一命归西了。泰昌朝有很多大事，比如“移宫案”、“红丸案”，不过，我们的重点是讨论货币财经政策，这些宫帷秘事还是直接省略。

    接下来的继任者就比较有名了，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木匠，除了鲁班大概就属朱由校了，鲁班是一个职业木匠，朱由校只是业余木匠，职业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天启初年，朱由校忙于自己的事业——木匠活，他偶尔也把自己做的东西偷偷拿到市场去卖，每件居然都能卖到几十两银子以上，可见手艺之精湛。由于皇帝比较忙，朝政落入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政治团体手中，据说，东林党人都是正人君子，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四有新人”，史称此时“众正盈朝”。

    中国正史编纂者有一种倾向，历史人物非黑即白，忠臣一心谋国、披肝沥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错误；奸臣阴险狡诈、聚敛无度，从来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东林党，就是《明史》中的天启朝忠臣。

    如此忠臣，“众正盈朝”的天启朝最后怎么会搞得国事糜烂，甚至比奸臣遍地跑的嘉靖朝、皇帝甩开膀子搂钱的万历朝还要糟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初知道“东林党”是因为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知道，东林党并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只是很多朝官曾在东林书院读书、讲学，是“同学加校友”的几大铁之一。明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这样描述，东林党这个名字只是“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也就是说，所谓“东林党”是一个绰号。

    天启朝还有一本书叫《东林点将录》，把《水浒》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扣到了东林党人的脑袋上。从《东林点将录》一百零八人的背景来看，这些人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是籍贯在江浙一带，二是反对矿税，三是出身多为商人。

    对读书人来说“声声入耳”是对的，对商人来说“事事关心”也没错。对身兼官员、商人、读书人的东林党人来说，这样做显然就不厚道了。

    天启初年，努尔哈赤在“宁远——锦州”一线跟明朝大打出手，边饷靡费甚重，仅“辽饷”一项就超过五百万两白银。

    打仗需要钱，怎么办？

    东林党：犒劳边军、赈济灾民。

    钱从哪里出？

    东林党：动用皇帝的私房钱（学名“内帑”），发帑！泰昌元年发内帑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劳边”；众正盈朝的天启元年，先后五次发内帑“劳边”，一年内发内帑五百万两白银！

    今日发内帑、明日发内帑，不足一年时间，东林党花光了万历皇帝几十年搂来的帑藏。然后，大明帝国就真的没钱了。

    怎么办？

    东林党：没有白银，可以造铜钱、造大钱。

    土木堡之变以来，虽然白银是大明帝国的主要货币，市面上还是有铜钱流通的，类似于今天的辅币。白银不可能任意增发，东林党人认为，不能发行主币，还可以发行辅币，虽然面值小，蚊子腿上也是肉，多发点一样也是钱（当年以聚敛著称的万历皇帝也想这样干）。

    按照东林党人的计划，天启初年就要铸造天启通宝，计划分为小平钱、当十、当百、当千三种，意在效仿汉武帝的“白金三品”。

    铜币虽然不值钱，一枚当千大钱也可以当一两白银用了！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白金三品”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名义上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这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恶政，所谓龙币、马币、龟币都是虚值货币，真实作用是为朝廷抢劫真金白银！白金三品刚刚问世就惹得盗铸者蜂拥而至，汉武帝杀掉几十万人尚且“不能尽诛”。鉴于发行“白金三品”的后果实在是太离谱，人们甚至认为是“龙币”、“马币”和“龟币”中的动物带走了国运，搞得后世两千年再无一个皇帝敢把动物作为货币吉祥物。

    如今，东林党人居然想效仿“白金三品”，这就不是书生、商人、官员所为了，而是改行当劫匪了！结果，东林党的铸币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举朝反对，最终只铸造了一批当十大钱。

    当十大钱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

    答：征税，只针对特定群体——小农！

    天启元年（1621年），帝国收入为六百二十四万两白银，其中四百六十九万两来自自耕农田赋；天启二年，帝国收入降五百六十三万两白银，却仍有四百五十一万两来自自耕农的田赋……

    为什么专门在农人身上割肉？

    答：东林党人是商人，也是官商，他们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割肉。

    《东林点将录》中的第一男主角是叶向高，因是首辅，仿照《水浒》被称为及时雨（宋江）。叶向高的祖先曾是地方级实权人物，比如，知县。一个知县当然是不足以发财的，所以，叶氏家族还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业，比如当年的金融业——高利贷；叶向高父亲这一代人（叶常秀）“逐机丝为利，已大饶”；到叶向高这一代成为朝廷首辅，叶氏家族的生意也达到了巅峰。当时，福建巡抚在缉私工作中抓过很多海盗，相当一部分海盗都自称是叶向高家人。

    其余，《东林点将录》中的玉麒麟（卢俊义）赵南星、入云龙（公孙胜）高攀龙，等等，这些东林党人皆出身于“治生之家”。

    没错，东林党人其实就是集官、商、地主、黑势力于一身的“官家豪强”、最具备掠夺能力的强势分利群体，本书始终鞭挞的一群人。

    至于东林党人提出的财经政策，可以概括为两条，“官民两便”、“贫不累富”。所谓“官民两便”，就是说丝织业等非农行业税赋要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帝国边患也不要挡着我发财的路子，要赚钱、找小农。所谓“贫不累富”，就是穷人不能连累了富人，见到快要饿死的人，施舍一碗薄粥即可，就这个还要量力而行（恤穷民而易于累富民，如煮粥、买米，要以量力而派，必不使富者因贫者而倾家）。

    官民两便、贫不累富，如此下去，东林党人、官商将天天都是好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逆天的人物出现了。此人是明末一部超级畅销书《玉镜新谭》的主人公，据《玉镜新谭》记载，他“形质丰伟”，多才多艺（歌曲、弦索、弹琴、蹴踘事事胜人），为人豪爽（囊无余蓄，恬不挂意），胆大心细外加不要脸（家无儋石而一掷百万）……现在，隆重推出大明帝国第一太监，集道德败坏、阴险狡诈、贪污腐败等各种劣习于一身的人渣，贪官、地痞、恶霸的超级综合体，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九千岁”——魏忠贤。

    万历年间，二十几岁的时候魏忠贤悍然挥刀自宫，当然，他应该没见过《葵花宝典》、更不想武林称雄，而是为了弄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好去偿还赌债（这在当时是违法的，皇宫没有那么多宦官编制）。

    入宫后的几十年中，魏忠贤仍旧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人物，最辉煌的履历是朱由校（天启皇帝）的厨师长。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年贪污个百八十两银子，然后再到赌场上去被其他太监骗走，所以魏忠贤还有一个绰号叫“魏傻子”。

    很多人认为“九千岁”之所以被人称为“魏傻子”是因为他扮猪吃老虎。因为，在个别治史者看来，强者的一切都应该是一盘很大的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强者。

    关于这个结论，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万历皇帝恨不得朱常洛马上死了，好给福王腾出太子位置，所以才有万历朝几十年的“争国本”。父亲朱常洛尚且不受待见，更何况魏忠贤只是儿子朱由校的厨师长？如果朱常洛在“争国本”中失败，魏忠贤根本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哪怕一个字。后来那个不可一世的“九千岁”魏忠贤不过是一个偶然得志的小人，如此而已。

    在《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邪恶的太监虽然不能奈何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等武林高手，对文臣武将却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生杀予夺。

    真实的历史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恰恰相反：天启初年，魏忠贤主动接近东林党，甚至亲自向吏部尚书赵南星送礼（行贿）；东林党却对其不屑一顾，赵南星不但把巴巴赶来送礼的“九千岁”从大门口轰走，还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警告魏忠贤老实点。

    您没看错，在这一幕中东林党人是地主恶霸，魏忠贤才饱受凌辱。

    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复杂，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魏忠贤的强项是溜须拍马、引导皇帝去干木匠活，他如果真的想控制朝局、想获得更多财富，最佳选择就是依靠东林党。所以，魏忠贤最初的选择是妥协，对东林党妥协。东林党并非从不与宦官合作，泰昌年间的“移宫案”、“红丸案”中，东林党人杨涟、叶向高等人就曾与太监首领王安有过极为默契的合作。

    天启朝的情势下，魏忠贤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东林党已经根本无法与魏忠贤合作，即使王安在世也不行。

    东林党人治国的方略是花掉皇帝的私房钱，不准对“官商”动刀子；要知道，皇帝的内帑就是魏忠贤的钱，他绝不可能容许东林党人毫无限制花自己的钱。另一方面，对魏忠贤这样的幸进之徒来说，聚敛财富的最佳手段是打击最强大的官商集团，而这些人恰恰就是东林党。

    （东林党）VS.（魏忠贤）=（发内帑+既得利益者）VS.（保住内帑+阉党新贵）

    双方决裂是必然的事情。

    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我把天启四年后的财政收支记录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恰好又能解释得通，也就顺着这个逻辑跟大家聊聊吧。

    随着魏忠贤的势力逐渐强大，大明帝国的税收结构突然从征收田赋转向征收商税，天启四年，商税从前一年的三百二十二万两猛增至五百四十八万两、次年亦为五百四十八万两，同时，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也从天启三年的六十万两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次年亦为二百二十万两，两年内针对小农的田赋基本没有增加。

    一年时间多出来将近三百万两白银全部出自工商业，如此税赋比当年万历皇帝的“矿税”有过之无不及，把持工商业的东林党人又怎么可能选择与魏忠贤合作？

    在一系列斗争中，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魏忠贤也终于变身为“九千岁”。此后，便是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那段极其荒唐的历史：随着东林党人被屠戮殆尽，大明帝国再无任何人可以抗衡阉党势力，“九千岁”的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扩张，大到买卖内阁大学士、小到刑狱捞死囚，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就连南京内库的金银珠宝也被矫诏盗取一空。现在，大家应该能理解魏忠贤为什么不许东林党任意调配内帑了吧。

    阉党成员靠贿赂魏忠贤身居高位，抢劫财富可不像东林党，从来不讲文明、懂礼貌，什么损招都用，除了脸、什么都要。

    天启五年，山海关外重镇辽阳、广宁失守，辽东经略熊廷弼因此获罪下狱。为了聚敛财富，魏忠贤甚至冤杀了熊廷弼，而熊廷弼是当时对抗后金的最佳将领，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向熊廷弼索贿五万两银子；可惜，熊廷弼没有这么多钱；魏忠贤就污蔑熊廷弼贪污十七万两军饷，并用于贿赂东林党；熊廷弼因此被传首九边，东林党“六君子”因受贿（部分属于污蔑）被杀，其姻亲皆被抄家，阖家俱破。《国榷》这样评价这段史实：熊廷弼不死于战事而死于时局，阉党不污蔑熊廷弼又怎能诬陷东林？不杀熊廷弼又如何继续“追赃”？

    在不足三年之内，堂堂大明帝国居然被更无耻的阉党搞到“搜无可搜、刮无可刮”的地步，帝国的败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甲申之祭

    天启七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登上了皇位，即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年号崇祯。

    崇祯元年（1627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御宇天下数月后断然翦除了魏忠贤阉党，也是这个原因朱由检曾被视为一代中兴之主。

    其实，除掉魏忠贤并不代表朱由检有多强的能力，魏忠贤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天启皇帝的信任，一旦天启皇帝死掉，魏忠贤还是那个刚刚进宫的小杂役。另一方面，魏忠贤消失并不代表大明帝国立刻变成清平世界，崇祯皇帝还是要面对无尽的内忧外患。

    先说外患。

    崇祯年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不但锦州、松山、塔山、清山等关外重镇一个个沦入敌手，皇太极还先后四次绕过山海关、兵临北京城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极大消耗了大明帝国的实力。

    如果单从经济实力对比来看，后金与大明帝国就如同地球人对阵变形金刚，一点胜利的机会都没有。大明帝国人口约为一亿，后金人口满打满算不过二百万人；大明帝国有着广袤的国土，粮食、纺织、造船等各种产业一应俱全，后金只有畜牧业，吃粮食基本靠抢；后金军队全算上不过二十万人，大明帝国的常备军却有一百八十万，另外还有西洋进口的“红衣大炮”、装备有火枪的神机营……

    对此，皇太极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为数不多的前清资料来看，他从来没想过要取代明朝，而是想方设法在与明朝谈判，效法当年宋辽澶渊之盟。

    如果没有“内忧”的话，皇太极这种想法是对的。内忧即流寇，有了内忧，皇太极犹如增加百万雄兵，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们都知道，崇祯二年崇祯皇帝冤杀了抗清名将袁崇焕，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陕西大旱。陕西督抚在奏折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岁一年无雨，八九月间人们尚能采山间蓬草而食，可延不死；十月蓬草皆尽，就开始剥树皮，也可稍缓其死；冬天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人们只有掘观音土为食了，数日后就会腹胀下坠而死；有人不甘心食石而死，始相聚为盗……这些“盗贼”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仿佛苍天不再眷顾这个久已失德的国度，此后，大明帝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灾荒，崇祯十年到十七年河南地区居然连旱七年。

    在尘封的故纸堆中，人们经常以“卖儿卖女”、“鬻妻卖子”这样的词汇形容灾荒的悲惨。崇祯十年后人们才明白，骨肉分离、卖儿卖女并不是最悲惨的事情，最悲惨的事情是，卖儿卖女却卖不掉，倒贴钱也卖不掉！

    旷日持久的灾荒耗尽了黎民百姓的财富，倒卖人口成为赔本生意，开始的时候一个子女价格不足一头猪、后来不足一只鸡，再后来只能白送，最后卖人者反而要倒贴钱！是啊，灾荒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是一丝活命的希望，买走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负担，所谓原来的“小康之家”每日也仅得一粥，再买来一个人，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对此，时人评论：此亦千古所不经见之事！

    如果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到了“夫弃其妻、父弃其子”的地步，社会正常秩序恐怕早已崩溃，只有毁灭一切的天下大乱才能整合现行利益格局，也只有开天辟地的革命才能强迫皇帝放弃手中的财富！

    凶年不肯就死者，必沦为盗！

    各路流寇纷纷出世，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最终，“迎闯王、不纳粮”的儿歌响遍天下！

    关外抗清，需要钱！

    内平流寇，需要钱！

    救民于水火，就更需要钱！

    就在这个时候，大明帝国没钱了，整个帝国都没钱了。

    自隆庆开海，大明帝国的白银主要来自海外贸易，这也算是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吧。我们说过，依靠外贸供应货币存在重大缺陷，这等于把货币命脉交于人手，海外贸易航路有可能衰落、国际贸易商有可能不再与大明帝国做生意、海外白银也有可能枯竭……

    朱由检很倒霉，这些事情他全碰到了。

    ——隆庆朝开放海禁，对日贸易成为大明帝国重要的白银输入途径。与大明帝国相比，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度，在外国传教士引导下，本土基督徒曾一度占到很高比例。崇祯十年（1637年）日本出事了，由于无法容忍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部分基督徒在正月十五起事，战火席卷了整个九州岛。鉴于部分海外商船在基督徒起义中非常不友好的表现（帮助起义者，对德川幕府军队开炮），德川幕府决定对外部世界永久性关上日本的大门，日本开始长达二百年的“闭关锁国”。以上事件反应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明帝国，一则是倭寇彻底消失了，二则是来自日本的白银也不见了。

    ——16世纪末，西方列强全球争霸已经从文斗改为武斗，西班牙对英国动手了。很快，第一代日不落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新贵英国击溃，西属海外殖民地也同时开始衰落。这个消息对大明帝国绝对是不幸的，因为，大明帝国白银贸易最主要的航道恰恰就掌握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西属殖民地吕宋岛（今菲律宾）。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史本来就是一部抢劫史，海外贸易赚钱的时候就当国际倒爷，没钱赚的时候就操起老本行——抢劫。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吕宋岛上三万早已定居于此的华人被屠杀，随之吕宋岛对华贸易中断，大明帝国最重要的海外白银输入也被迫停止。

    ——最后一条白银输入途径来自“美洲——马六甲、澳门——大明帝国”，这条航路此前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荷兰人开始进攻马六甲海峡，次年，马六甲被荷兰人攻破，非但美洲白银不能输入中国，就连澳门的白银贸易也被迫停止了。而在长达一年的战争中，自顾不暇的大明帝国未派一兵一舰，没有保护这条最后的白银生命线。

    崇祯十三年之前，每年从海外贸易流入大明帝国的白银仍约三百万两，到了崇祯十五年就剩下一百多万两了。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失去了白银储备的货币经济最直接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在中原之地，崇祯十年一石米不足四、五钱白银；崇祯十二年，一石米的价格为白银一两五钱；崇祯十四年，一石米的价格上涨到白银四两。

    米价四年内十倍涨幅并不算什么，因为，后一个因素会使得物价以级数翻倍——铜银比价。中原素来银铜并行，大宗货物用白银、小生意用铜钱，崇祯十年之前，一两白银大约可以兑换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枚铜钱，一年之后，一两白银居然可以兑换三千枚铜钱。一条鞭法推行之后，大明帝国所有的赋税都要缴纳白银，普通百姓手中更多的是铜钱，随着粮价上升和铜银比价狂飙，普通人更加难以活命。

    大厦将倾、狂澜既倒之时，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朱由检拿出了自己的手腕——不是救灾、不是整饬兵备，而是伸手向全国人民要钱：只要有钱，我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没有货币增量没关系，还有货币存量，只要聚敛天下之财，何愁大事不成？

    说起崇祯皇帝朱由检，史学界颇有很多同情者：他生活节俭、不近女色，每天批阅奏章都要到深夜，在治史者看来就算是中兴令主也不过如此！在史册上崇祯皇帝也有很多褒义词，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

    在我看来，崇祯皇帝最大的特点却是能搂钱、特别能搂钱，就连以聚敛著称的万历皇帝也远远比不上他的孙子。

    为了平叛、为了平辽，崇祯宣布，在万历末年的基础上（请注意这句）再加征“辽饷”、“剿饷”、“练饷”：崇祯四年开征辽饷，当年辽饷总数就高达一千万两；中原旱魃肆虐，崇祯十年却开征剿饷，当年剿饷高达二百八十万两；海外白银已经枯竭，崇祯十二年依旧开征“练饷”，当年练饷高达七百三十万两！

    仅以上几项相加就接近两千万两白银！要知道，万历年间海外白银充足，朱翊钧的矿税不过才搂了五百万两白银，就这还被骂了几百年！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当时江南富裕地区一亩熟田的产出不过才能卖七八两白银，按照崇祯皇帝的要求，每亩地要缴纳十两白银（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马克思在讨论剥削的时候曾经提出，奴隶社会的剥削极其残酷，奴隶主只给奴隶留下维持生命的生存资料。大明帝国应该是封建社会，到了崇祯皇帝这里，封建社会的农民混的都不如奴隶社会的奴隶，别说让自己活下去，就算是把自己卖了也抵不上朝廷的税赋！

    甭管你有多惨，崇祯皇帝的钱仍旧是一文都不能少！本人死了租赋要由亲戚代缴，亲戚死绝了租赋要由乡邻代缴，乡邻都死绝了就在州县里平摊！

    总之，皇帝就要钱，无论何种方法，还必须拿到！

    赋加而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而益起为盗，盗贼就是黎庶、黎庶就是盗贼！如此，天下人都会变为盗贼，平息流寇就仅剩下一条路——杀尽天下之人！所以，《明史·流寇传序》在开篇中这样说：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如果大明帝国真的没有一丁点财富，大家都饿死也就算了，根本不会有流民作乱。问题是，帝国还是有财富的，而且财富集中在皇帝和一小撮封建官僚手中。但是，任何时点社会财富的总额都是一定的，如果封建官僚的掠夺超出了人们生存极限，天下人为了继续活下去，光怪陆离的乱世必将如影随形！

    ——现在皇帝都放开手捞了，就别说文官集团不厚道了：科举要花钱、升官要花钱、地方到朝廷办理正常公务也要花钱，就连关外军队动用火炮等重型武器也要贿赂军火库看守，否则给你弄几门坏炮！吏部给事中（人事部门的监察岗）曾这样对朱由检说：今之世局，有哪一个关节不用钱就可以走通呢？今之世人，又有哪一个当官的不是爱钱之人呢？皇帝可知道，文臣不得不爱钱？本来是钱买来的官，怎么可能不以钱来偿还？但凡有高官过境，知县送十几两黄金只是很正常的书仪，如果想“结心知”则至少需要五十两黄金，每年对上的供奉还不知道有多少！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廉，可得乎？

    ——文官若此，武将就更糟糕。高级将领欺负中下级军官，中下级军官只能欺压小兵，小兵拿不到军饷就去抢劫百姓！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官军所作所为：崇祯十四年他奉命驻守郧阳，数百里农田长满了蓬蒿，只有城池边上的土地还有人耕种；这年六月明军左良玉部进驻郧阳，三万军兵涌入城内，城中没有一家不遭洗劫，大军开拔之后全城居然找不到粮食和蔬菜，所谓“淫污之状不可言”。

    如此，小民谁能安枕？

    如此，朱由检焉能不败？

    如此，大明帝国安有幸理？

    就在天下岌岌之际，崇祯皇帝又拿出绝招——发行纸币。

    崇祯十六年，帝国正常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南北漕运已经断绝、西北粮饷不济，朝廷也失去了在民间聚敛租赋的能力。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帝国，是年十一月，崇祯皇帝下旨印行纸币，此后，无论赏赐、罚款、军饷、赋税都要用纸币，纸币发行之初，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都要用手中的现银兑换纸币。

    当年，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威风，大明宝钞尚且被搁置不用，现在天下大乱已经十几年了，帝国怎么可能还具备发行纸币的信誉？真金白银是绝对无法作假的，无论谁当皇帝，黄金白银照样还是黄金白银。

    如果以大明宝钞支付大顺帝国的租赋，还不得给打成残疾啊？

    从这道命令发出直到次年三月，崇祯皇帝费尽心力印刷的纸币根本就没有换到多少白银，“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换一纸？”

    公元1644年3月29日，崇祯十七年甲申，延续了二百六十年的大明帝国终于崩溃了，这一天，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城破之后，李自成在皇宫内库发现了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数万两黄金，面对如此金碧辉煌的景象，李自成惊叹：以此破敌，又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战胜呢？随后，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官员、宦官家中又“助捐”出七千万两白银！一面是上亿两白银，一面是遍地饿殍，大明帝国焉有不亡之理？

    大宋王朝亡国的时候曾有十万将士自杀殉国，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居然没有遇到一兵一卒抵抗，满朝文武大臣都跑去迎接新皇；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只有一名太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贼寇！

    朱由检死后留下一封遗书：十七年来我薄德匪躬，以至于天怒人怨，但是，这跟我没关系，都是群臣的错（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死之后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可任贼分尸裂首，但勿伤百姓一人。

    至死不悟的朱由检，这个时候你真的想到百姓吗？

    明朝小结：历史大分流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大明帝国。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崇祯，大明帝国一共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十六帝。

    在另一个平行的时空中，这二百七十年间西方经历了大航海时代。乘风破浪的海船沟通了全世界，自此，东西方开始觥筹交错，荷兰、西班牙、英国，第一代世界性强国脱颖而出。西方“封君—封臣”的地域分割体系提供了无数试错空间，骑士精神培养了公平竞争的理念，相对稳定的私商积累了社会财富，就连王室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大航海带来的巨量白银促成了“价格革命”，当社会各个阶层都陶醉在这些带血的财富中，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即将来临！

    有了钱、有了这些资本，私商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二百七十年间，我们同样无法逃出经济全球化的宿命，大航海时代同样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东篱南山式的小农田园被货币洪流冲破。据华裔美籍学者赵岗估计，嘉靖、万历年间就连最封闭的小农也要把40%以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这本来是大明帝国一个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机会：我们实现了商品化、我们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以上的白银、无数流民恰好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先决条件我们一应俱全！

    很遗憾，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真正出身贫寒的皇帝，大明帝国也是汉家天下最为专制的一个王朝。当国之后朱元璋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他试图把全国的土地都据为己有，垄断了所有非农产业、废黜了丞相、以锦衣卫等特务方式管理朝政。然而，朱元璋错了，无往不胜的帝王并不能战胜货币规律，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滥发纸币，亲手毁掉了帝国的信用，大明宝钞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试想，一个无法把握自己货币的帝国，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大明帝国，整个帝国都是皇帝的私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这份莫大的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自朱重八起，大明帝国历代帝王都不可能允许商业发展，更不可能允许天崩地裂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在这种简单再生产复制过程中，没有自由的商业、没有自由的手工业、更没有产业的创新，土地便成为惟一的财富增值保值手段。朱元璋式的强人政治一旦退席，大明帝国就陷入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就连皇室的土地也未能逃出封建官僚的掠夺之手。

    皇帝双手再大、再强也不可能掩盖住白银之上的血腥，封建官僚在第一时间嗅到了财富的味道，私商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官商，就连骁勇的海盗也迅速被清洗出局。我们依旧面临那个封印中华数千年的魔咒：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劫掠社会财富，土地兼并则是最强大的手段。当人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民，这种病毒式的财富掠夺就会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随着白银货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帝国中枢也失去了以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于是，大明帝国有了嘉靖皇帝这样嗜财如命的昏君，以赤裸裸的劫掠加诸天下之人。崇祯初年海外白银流入断绝，这样的危亡时刻，崇祯皇帝依然在民间劫掠了数千万两白银，朱由检似乎天真地以为聚敛天下之财便可举天下之事。最终，超量剥夺使得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也使得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当铺天盖地的流民揭竿而起，帝国的败亡就已成定局，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帝国，一个历时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崩溃了。明亡后一百多年内，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人头落地、红白黄三色共和旗在法兰西上空高高飘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响彻新大陆，我们同时代的满清王朝却依旧在寻找出路。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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