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集天安门
虽然有的学校已经在5月3日晚上筹备运动，但是还有一些学校不知道5月4日的计划。因此，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在5月4日的上午10时，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了一个各校学生代表会，大会制定出了游行的路线，决定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当年的会议参加者周予同回忆说：“5月4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到会的有数十人，我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大家积极讨论了游行示威的进行办法，决定散布‘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斗争口号。那天由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20人左右。大家相约暴动。”又说：“被推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同学，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组织的。”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大概千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从前面我们可以得知，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最先知道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也是最先发起这次运动的倡导者，但是他们却是最晚到达天安门的”。这其中还有什么曲折的经过吗？原来，北大的队伍被教育部的代表和几个警察拦住了，强行阻止他们去参加游行。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和教育部的代表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辩论，然而始终无法得到他们的首肯。于是，愤怒的学生强行突破他们的阻拦，急速奔向天安门。当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其他各校学生已经到达了，看到这么多同学，大家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与信心。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也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3日晚上北大学生血书“还我青岛”的那块衣襟，也悬挂在这里，激励着学生们始终保持着满腔斗志。按照原计划，学生们集合天安门的目的就是游行示威，向“总统府”及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使馆抗议，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之心，学生们在天安门有一个短暂的集会。有人演说，有人喊口号，并且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很多人发表了演说，向围观的群众说明游行示威的意义，并把巴黎和会的失败以及会议带来怎样的影响向群众一一解释清楚。因此很多爱国的群众也都积极参与进来了，游行示威的人数也就增加了许多。大会决定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立即准备向使馆区进发。在这次运动中，北大国民社和新潮社的同学还为这次游行准备了宣言，宣言的内容气壮山河，显示了中华儿女的不屈气概，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内容如下：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的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啊！
当时汇集在天安门前的，除各校学生外，还有许多闻讯而来的旁观者。当他们听到学生们的讲演和看到现场散发的传单后，顿时对学生表示同情，并且自愿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了。然而就在学生队伍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候，曾经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那位教育部代表又跟踪而来了，并且非常蛮横地阻挠学生的集会游行。同学们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魄，吓走了这位所谓的教育部代表。北洋政府又派来步军统领李长太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先后对学生的游行活动进行干涉。李长太对学生们威逼恐吓，又软硬兼施，但是群众的爱国、救国之心丝毫没有被打动，吴炳湘等人的劝说并没有任何的作用，反而被爱国的学生训斥了几句。这些国内的反动派，主要是怕得罪了外国人，从而引起国际纠纷，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但是，爱国的学生们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愤而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后，直奔东交民巷而去。学生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一带是当时北京城内的行政区，在那里有许多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市民住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驻北京的使节相继来华，就在此附近设立公使馆。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朝政府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这个地方就不再让中国人随意通行了。帝国主义拆毁了中国居民的房屋作为他们自己的使馆区。他们在使馆界四周筑起高厚的围墙，墙外留有空地，树立着‘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军警也是不能随意穿行的。”5月4日下午的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行至东交民巷的西口时，就被阻于铁栅栏之外，原来反动派们早已作好了准备，命令军队阻挠游行的队伍。在学生的要求下，该巡捕表面上说和总统打电话其实是故意拖延时间，因此两个小时之后，学生们在烈日之下没有等到任何总统的消息。学生们游行的队伍已经不可能按原定的计划通过使馆区，向帝国主义国家示威了。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也不能自由通行，这让学生们更为愤怒，这时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里去。”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大家就准备改变方向去曹汝霖的家里。这时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恐怕出现意外，极力阻止大家，但是学生们的怒火已经无法控制了，像洪水一样奔向赵家楼了。
（二）火烧赵家楼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住宅所在。学生们一边向赵家楼前进，一边散发随身携带的传单。满腔爱国之心的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充满强烈的爱国之情。围观的人民群众也被这些爱国学生的义举所打动。甚至许多巡警看到、听到后也不禁潸然泪下。“当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宅门窗紧闭，外面围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原来反动派们早已有所准备了。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高声呼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们。’当愤怒的学生们去叩击大门时，周围警察立即上前阻拦学生，学生们与警察发生激烈的争执。就在一些学生和警察理论，对他们宣传爱国思想的时候，还有一些学生围着屋子走，他们在寻找是否有破门之处。然而，曹宅的结构十分保险，很难找到破门进屋的漏洞。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一些学生因为门打不开而准备分别退走时，忽然听到一声洪亮的响声，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大门被打开了。原来一些勇猛的学生不顾警察的恐吓，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爬进曹宅，从里面把门打开了。”这时候，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身武装的卫兵，已经被外面的如雷贯耳的呼喊声吓得不知所措了，这时看见学生异常勇猛地破门而入，两股力量相比，反动势力明显较弱，他们知道已经无法阻挡学生们的进攻了，就干脆放下了镇压学生的念头，退到一边，让先进去的学生把里面紧闭的后门打开！这时候，外面的学生便犹如洪水般地冲了进来。看到学生们如此勇猛，已经无法逃走的曹汝霖、章宗祥就在后院迅速地躲藏了起来。4时30分，学生们把曹宅上上下下找了好多遍，也没有找到曹汝霖的踪影。学生们不甘心就这样回去，于是，一个同学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在曹汝霖家放起了大火。
而关于章宗祥被学生殴打的事情，现有的书籍中有不同的记录，一种是火起之后说，和匡互生一起参加运动的一位学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学生们正在宅内肆意捣毁，房屋也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几个警察和许多佣人拥护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子慌张出来夺门而去，因为他们不是曹、陆、章，我们就把她们放走了，据说她们是曹汝霖的母亲和小妾。我们又看见几个警察和许多佣人维护着两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逃出去，许多学生跟着追赶，见他们逃进一个小杂货店内，就把二人拖出来推倒在地上，用手执的小旗杆子对着当头乱打，打得一个人头破血流，另一个人宁愿自己挨打，拼命保护他。不久大队警察赶到，舞起木棒和指挥刀驱散了群众；我们也恐打错了人，不是卖国贼而是日本人，因而松了手。”
有书籍记载说，在曹宅起火之前，学生们即痛殴了章宗祥。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也作了这样的记载：“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现以前，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出一个穿着打扮都很像一个日本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去，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同学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但是一些激动的学生们却争先恐后地去看那个被打死的人，以证实当时的传言是假是真；哪里知道刚才那个躺在地上假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的一间皮蛋店里了，但是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章宗祥的人在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床下搜寻出来了，愤怒的学生们拉住他两只脚从那间黑屋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大声地问他是什么人，但是无论学生怎样问，他都一副沉默的样子，一言不发，大家耐不过，就用手里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同学就只得权借皮蛋做武器向被打人的头上砸了几百个皮蛋。这个被打的人的头上布满了鲜血，并且耳目口鼻已被皮蛋汁塞满了。不过与此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负重伤死力保护他，大家因此颇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为那天到场参观的西洋人、日本人实在是不少，很有令人怀疑的原因。哪里知道他正是那个向日本政府亲递有‘欣然承诺’四字的换文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当同学们知道那天被打的人正是章宗祥时，纷纷懊悔不已。
（三）学生被逮捕
就在曹宅起火后大约半个小时后，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太就率领大批军警赶到了赵家楼。此时，参与运动的大部分学生已回学校了，军警就逮捕了还没有散去的学生32人。学生被捕后，32人全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空气肮脏。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车将曹汝霖及其家人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这时，消防队也已赶到曹宅，将火扑灭。总统府和警察总监开始商讨如何镇压学生的运动。
总之，反动派慌作一团，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他们百般设法，企图将已经掀起的革命浪潮镇压下去。当时在对如何处置被捕学生的问题上，反动政府内部是有分歧的：有的主张交大理院审清主使，然后从严惩办；有的主张不必移交法庭，关押在警察厅内就可以了。
5月4日晚，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也在召开大会，主要目的就是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蔡元培校长对学生深表同情，并且向学生保证会把被捕的学生救出来；但同时他又劝告学生要正常上课。但是学生们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相反他们决定应该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进一步扩大运动的范围。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定开始罢课。
学生们被捕后，教职员们也都通过多方面的努力，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除此之外，一些社会人士也以团体名义或个人名义致电总统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在巨大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不过他是有条件的让步，那就是5月7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并且各校一律复课。考虑到被捕学生在狱中的处境，蔡元培等人急于救学生出狱，就完全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为了救出被捕的同学，学生们于7日开始复课了。复课后，徐世昌也遵守诺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在这次被捕的学生中，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学生占了较大比例，当警察厅用车子把这些学生分别送回学校的时候，北大和北师大的同学和教员早已经站在校门口等待他们多时了。当北大被捕的学生们走下警车，站在同学们为他们准备好的方桌上时，大家因为情绪太过紧张了，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是互相望着，满含热泪。高师被捕的学生回到学校时，在校门口等待他们的同学和附近的居民们立刻给他们戴上鲜艳的大红花，大家兴奋之余，还把学生们一个个地高高举起，并且为这激动人心的一刻留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这些学生被释放后，向大家讲述了他们在狱中的生活，他们住在一间极为肮脏的屋子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无论反动军警们如何威逼利诱，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出运动的组织者，始终保卫着自己的同学。大家纷纷对这些学生表示赞赏和敬佩。
（四）蔡元培出走
就在同学们酝酿下一步的计划时，又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出走。“由于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五四’示威游行的发动者，因此蔡元培就成了反动派攻击的目标。”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反动派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及火烧赵家楼已经十分恼火，在不能名正言顺地惩罚学生时，就想用其他一些方式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北洋政府将对蔡元培以及北大学生开展报复的说法一时间传遍了北京城，有的说反动政府已经准备暗杀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等等，这些得不到确切的证实，不过在许多传说中，有一条却是事实，即北洋政府要撤掉蔡元培的校长职务。
所以说，蔡元培辞职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后来解释这一行动时说：“被拘的学生虽然已经被保释了，而他们仍然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在辞职后却秘密离开了北京，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蔡元培于5月9日晨到天津后遂又乘车去了南方。不管蔡元培当时为何秘密离开北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蔡元培显然是为了保护学生才秘密出走的。蔡元培离开北京的第二天，即给北京大学同学来信，明确解释自己出走的原因。这封信的上款为“北京大学同学诸君鉴”，下署“十日蔡元培启”，信的内容是：“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已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者。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绩，教务处亦以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不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意于诸君之意，固特在途中，急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这封信反映了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是持非常矛盾的心情的。一方面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校言校、维持正常的学校秩序是他的职责。但是学生的行动已经被反动政府勒令禁止了，他又无法阻止学生继续扩大运动的规模，因此不得不提出辞职。
9日蔡元培出走后不久，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如何与政府斗争的办法。他们决定一方面对政府施压，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教职员们也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
而此时学生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山东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又加上蔡元培校长的突然离京，使北大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因为经过5月4日的运动，北大已经成为反动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在北京城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为了维护北京大学，使已经取得的影响能够巩固下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不得不把五四运动继续下去。但是，仅仅依靠北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5月12日，反动政府无明确表示，学生们主张各校立即罢课，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声援、支持学生们的罢课运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政府不得不又一次做出让步。5月1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达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但是，反动政府在下令挽留蔡元培的同时，又连续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可见，反动政府并不是真正地向学生妥协了，也并不是真正地挽留蔡元培。因此，蔡元培迟至1919年9月，方才返校。（1919年9月12日，5月时不辞而别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回到北京。20日，北京大学师生3000余人为蔡元培返任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学生代表致欢迎词说：“在这个秋色宜人的季节，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又在讲堂上见到校长慈爱的面容，我们感到极大的高兴。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我们饱尝了人间的辛苦与亡国的痛苦，学生中有被逮捕入狱的，有被殴打审问的，有为之丧失生命的，我们也因此有了许多感悟。”最后，学生代表对蔡元培说：“想起您刚走的时候，大家见面就问：‘蔡校长还返校吗？’您走以后，我们都觉得上大学没有前途了。今天校长又返回学校了，大学又开始新的纪元，我们的新生活又开始了，我们今天见到先生后觉得非常兴奋、非常快乐。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蔡元培则回答学生说：“我们已经四个月不见了，今天再相聚一起，我也觉得非常欣慰。但是我想自我离开北京以后，学生们处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而我乃卧病乡里，觉得非常抱歉。我以为你们都很恨我，不愿意再与我相见了，但是催促我的电文一直打来，我就勉强回来了，今天见到大家我很欣慰”。）
北京政府虽然在挽留蔡元培，但是同时也发表了挽留曹汝霖等卖国贼的命令，这更使学生看清了反动政府的本质，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学生们准备再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总罢课。5月18日，各校五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郭卿光追悼大会。郭卿光是在5月4日的游行中被殴打成重伤，随后在法国医院牺牲的。临危之际，他仍然在关心国家大事，痛恨反动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这是在五四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到会的五千多人中，有很多妇女代表，许多人，包括北大学生代表、留日学生总会代表、长辛店十人团代表、妇女代表等都发表了演说。对郭卿光的追悼，事实上成了5月19日总罢课的动员誓师大会。
5月19日，总罢课实现了。大概二万五千多学生一起参加了这次总罢课。随后，他们向徐世昌提出了六项要求，如果北洋政府不答应，他们就不会结束罢课。这六项要求如下：（1）不能在巴黎和会上签字；（2）惩办国贼；（3）挽回蔡、傅，打消田长教育；（4）收回警备命令；（5）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件；（6）维持南北和议。
北京政府的答复并没有使学生满意，在谈到惩办国贼时，他们竟说让学生找出卖国的证据方能惩办曹、章、陆，否则就不会把他们三人定为卖国贼。学生们对此答复非常不满，但是，以学生弱小的实力又怎能与掌握着大权的反动政府抗衡呢？武器只有一个，罢课，而且是全北京城的学生一起参与的总罢课。学生们在罢课之后，继续开展一系列的爱国运动。“比较大的活动有如下一些：他们积极地开展讲演活动。学生们结伴在人群密集处、在闹市进行讲演，把国内的现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失败以及蔡元培校长是如何被北京政府逼走的等等一些事实，纷纷告诉了人民群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次总罢课的意义，进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事实证明，学生们的讲演确实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许多人都围在一起认真地听学生讲演，有不明白的地方还积极地询问，直到全部理解为止。他们的讲演也确实得到了许多群众的支持。讲演地点的许多商人纷纷递送茶水，并为学生的讲演鼓掌喝彩。除了组织讲演活动，这些学生还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作为主要的任务，他们把收集过来的日货放在一起集中焚烧了。还有一些爱国的商人也自觉地清理掉店里的日货，拒绝再出售日货。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国情，了解总罢课的真相，进一步的扩大影响，学生们还出版了日刊，但是不久就被反动军警禁止出版了。”
由于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学生的运动是极其憎恨的。他们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大力镇压学生的运动。5月19日学生总罢课之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反动派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对学生以及工商界的运动进行破坏。北京政府派出了大批的军警，对学生们的集合、讲演进行强制镇压。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向全国下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并且命令各校校长在三日内务必让学生到校复课。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反动军警们开始对学生进行严厉的镇压。他们撕毁学生散发的传单，驱散围观的听众。但是，学生们早已经把反动政府的威胁置之度外了，三日过后，学生们并没有听从命令回到了课堂上，相反，各校的代表们又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在街上进行讲演宣传的可能性是很小了，因为整个北京城已经布满了警察。于是，他们在集中讨论后，认为下一步行动的重点应该放在抵制日货、贩卖国货上。他们趁军警不注意的时候，就悄悄向行人推销国货。
北京政府的武力镇压以及采取的一些分化活动，也确实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慢慢地退出了运动。运动也逐渐转入了低潮。但是，广大的爱国学生仍然坚持站在运动的前线，继续坚持着罢课。到6月初，昏庸无能的反动政府的行为更加让国人愤恨。北京政府站在曹、章、陆等人的立场上辩解，称他们为国家已经据理力争了。并且指责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无理取闹，要求学生立即复课。这样的命令让学生们更为恼火，卖国求荣的北京政府只会保护自己的亲信，而不是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危亡、群众幸福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下达的这两个命令重新激起了学生的反抗心理。他们决定要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不论如何被镇压，他们都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于是，学生们又重新以高昂的斗志组织起来，开始新一轮的斗争。
为了回击反动派们的强词夺理，学生们重新组织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在闹市区的讲演活动。“6月3日，北京各个学校派出了大约数百名的学生代表，在各自事先商量好的地点聚集，随后挑起讲演团的大旗，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这时，一直在街上巡逻的警察立即赶过来，把正在讲演的学生纷纷逮捕了。当日晚，被军警逮捕的学生有170人，北大的学生占了其中的大部分，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有，如清华大学、高等师范、汇文大学等校的学生。当时，反动军警把这些学生关押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不给他们送水与食物。而6月3日这天气温突然下降，整整一天这些学生都处于饥寒交迫中，却没有一个人过来过问他们。就在这一天，一些体质较弱的学生均得了疾病。这次逮捕学生的事件，以后就被称之为‘六三’大逮捕事件。”
北京政府是想通过6月3日的大逮捕，对学生起到恐吓作用，进而使学生运动进入低潮。但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的学生并没有被反动军警的镇压所吓倒，相反，他们彻底看清了北京政府的残忍与卖国求荣的嘴脸。于是，学生们就以更大规模的运动来回击这次大逮捕事件，使反动政府不能如愿以偿。六月四日这天，学生们仍然继续上街讲演，这天的运动无论人数上还是在讲演的地点分布上，都比3日的规模要大。由于不能过早地暴露目标，学生们把讲演需要用的条幅、旗帜都藏在了怀里，内心激动而又步态轻盈地走出了校门。就这样，他们暂时没有引起反动军警的注意。当走到行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时，他们就拿出旗帜，大声地向群众进行讲演。而这时候军警看到演讲的学生，就直接骑着马冲到围观的群众中，踏伤人员不计其数。随后，又逮捕了讲演的学生。在6月4日这一天，反动军警就拘禁了学生七百余人，北大的教室全被用来关押学生，还是不够用，可见被逮捕的学生之多。但是学生们的积极性不是那么容易被打消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选择了继续斗争。6月5日上午，勇敢的学生们再次走出了校园，去街上讲演。这次学生是聚集在一起出发的，大约有两千多人。《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6月5日的现场情况时说：“5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说，来了几个警察，身长黑面，犹如城隍庙里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停，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面，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去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去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反动军警开始时是破坏学生的讲演，企图将这些学生赶回学校。但是勇敢的学生们三五一群，冲破军警的阻拦，继续跑到人群中宣讲爱国主义思想。路上的行人们也纷纷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在警察逮捕学生时，他们也帮忙掩护学生暂时离开军警的视线。就这样，军警们左赶右追的，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但是，学生们仍然像早晨刚出校门时那样精力旺盛，一离开军警的视线就开始发表演讲。这时，反动军警不得不改变了镇压的方针，他们开始驱逐围观的群众，不让行人聚集在一起听学生们的演讲。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有所不一，所以，他们无法像学生那样保持高度一致的团结性和不屈的斗志。反动军警很快就把街上的大部分行人都赶走了，学生们没有办法再聚集群众进行讲演了。“六三”大逮捕后，北京城内的进步女学生开始行动起来了，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们，这些女学生们像男生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运动。经过商议，她们决定联合起来向总统府请愿。6月4日下午，十五校女生身穿学校制服奔赴中南海总统府。正如学生之前的请愿活动一样，徐世昌并没有接见她们，而是让秘书代为见面了。学生们向总统提出了一些诸如不能用对待土匪的办法对付学生，只能告诫，不能虐待，军警以后不能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等要求。就这样，“六三”大逮捕带动了北京的所有学生运动。此外，学生们的斗争还受到各校教职员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后，各校的教职员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军警破坏了大学教育的尊严。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商界各界代表在6月6日也去北京大学慰问关押在此的学生。随着上海即将开始三罢斗争消息的传来，北京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学生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镇压下去的，也知道了学生们不是孤立无援的独行军，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坚强的后盾。如果事件再闹大点，那么北京乃至全国的运动都将无法镇压。最后，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学生让步了。但是事实证明，北京政府对学生的让步，主要是变换一下镇压的手段而已，并不是真正地向学生妥协。
6月5日这一天，包围北大校园的军警也撤走了。但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军警的侮辱，军警们随便可以逮捕他们，现在又随便把他们给放了，在被关的两天里，学生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东西。所以，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被拘留的学生选择了继续留在原地，保留被拘留时的状况。他们要让北京政府对这次逮捕事件给个说法。北京政府令代理教育部长发表声明，说今后学生事件由教育部直接交涉，军警不得过问。但是，北京政府依然做出罢免蔡元培的决定，这样学界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北京政府出尔反尔，没有挽留蔡元培的诚心。6月7日，北京政府又派人前去劝解学生回校。他们离去后，学生在一起讨论商议，认为政府的态度毫无诚意，只是想先用临时的办法解散学生的运动。因此，学生们做出了北京政府必须罢免曹、章、陆，如果曹、章、陆不予罢免，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待学生、对待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人士来说都是毫无诚意可言的，那么学生们会坚持继续罢课，开展讲演活动。为了和同学们继续商议以后运动的事情，被捕的学生们决定开始回学校，继续为斗争而努力。8日晚间，学生们已经开始为进一步的斗争作具体的分工工作了。但是在10日早晨的时候，总统府秘书忽然来电话说，学生要求罢免卖国贼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样，学生们才取消了这次活动。
从上述这些事例可知，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用自己无比坚强的意志同反动军警一直作斗争，直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这不单单是一件件简简单单的游行、示威、宣传事件，其中有被打、被捕的危险与辛酸，他们的意志、精神感天动地，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之心，也因此赢得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与同情。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他们的精神是可嘉的，他们是青年学生学习爱国思想的光辉典范。他们的英勇行为已经载入史册，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以上这些学生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阶段，随着北京学生运动的发展，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很快在全国得到了展现。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到以工人斗争为主的第二阶段。在6月3日北京学生被逮捕的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声援运动纷纷展开，而这一阶段首先是从上海的三罢斗争开始的。
★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