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的学生运动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教育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经济条件在全国居首位。因此，它也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仅中等学历以上的学生就有两万人。上海学生和北京学生的爱国积极性都比较高，所以在爱国救亡的运动中都是最先开始觉悟的。
由于上海的交通发达，信息比较灵通，所以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状况也了解得比较及时。一位当年复旦公学中学部三年级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5月5日夜里十二点钟，上海复旦公学的大钟突然敲起来了，不是很有规律地慢慢地敲，而是一直在敲个不停。全校的学生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同学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学校起火了，可是学校里除了钟声外也没有救火的呼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钟为何突然被敲响了呢？这时候，刚刚跑出去看情况的学生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大声地告诉大家：‘同学们，是中文老师邵力子在那里敲钟，他让我们立刻去饭厅集合，他有重要消息报告。’邵力子是上海复旦公学的国文老师，平时比较受学生的爱戴。因此，学生们立即前往饭厅。这时候，邵老师正在饭厅里和高年级的同学谈话。大约过了几分钟，全校的学生都到了饭厅后，邵老师就站在一张凳子上，开始了他的重要报告。原来，邵力子不仅是复旦公学的国文老师，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他在5月5日夜里看到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新闻电讯，于是，没有等到天亮，就赶紧来学校向学生传达这一消息了。邵老师的报告很长，他首先讲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然后又介绍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过程，然后又说到反动军警竟然逮捕了32名学生。大家听完邵老师的介绍后，心情都异常气愤。大家主张马上积极响应。这时候，何葆仁同学站在凳子上，大声主张：‘同学们，我们赶快推选出代表，然后天亮后去和别的大学和中学联系，大家集聚在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力量就会大些。’他的主张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接着，学生们推选出了28个同学作为学校的代表去和别的学校联系、商议如何开展斗争的事情。”
在学生的努力下，5月7日上海学生等各界人民举行了两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随后又开展了示威游行运动。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所以大家在这一天开展运动主要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国民勿忘国耻。5月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所以上海的许多学校、工商业团体也都纷纷停课、停业一天，以此来表示对于这一国耻纪念日的重视。5月11日，上海学联成立，12日，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成立。随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团来到上海，与上海学生代表交流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规律，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学生运动的发展。5月26日，上海大概两万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典礼。6月4日，当北京学生因为在街上演讲而被大批逮捕的消息传来后，北京的信息渠道也被封锁了，于是天津学联向上海学联发来这样一则电报：“望电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上海学联接到后，立即向其他地区发出了呼吁的电文。4日上午，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市，向行人散发传单，动员商人加入到学生中，5日一起罢市。但是在学生们刚开始动员商人罢市的时候，大部分的商人并没有采纳学生的意见。
（二）工人大罢工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上海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人数量也很多，所以当学生们要求商人罢市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就自觉地开始罢工了。就这样，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后，商人不得已也开始了罢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了。5日下午，上海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大会讨论了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于是，大家提议，如果北洋政府不答应这个要求，三罢斗争就一直持续下去。北京的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和决心。他们还决定把写有“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八个字的宣传单印数千份，发给各个商店，然后贴在商店门口，以此来扩大此次运动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商界代表表现得比较软弱、被动，他们担心罢市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不过，因为学界、工界已经坚持罢工了，整个上海市的人民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行动，于是，在大势所趋之下，他们也同意了不惩办卖国贼不开市的主张。
从6月6日起，工人罢工不断扩大，机器厂、造船厂、织布厂等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求新机器厂的工人集资在厂门口建造了一座铁木牌楼，上面写“勿忘国耻”四个大字。警察在这一天包围了南洋中学和大同中学，阻止学生出校参加爱国活动。但是，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们已经有了新的觉悟，即使没有学生在前面“冲锋陷阵”，工人阶级也会勇敢地走在运动的最前端。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罢工进入最高潮。上海的铁路工人、水手们以及车行的工人们也正式开始罢工。这就是说，上海与外界的所有交通方式都切断了，甚至在市内也找不到任何的交通工具了。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已经停工了，因为工人们的坚决罢工，昔日热闹繁华的上海像沉睡一般寂静，市内垃圾成堆，水电全停。与此同时，学界、商界继续罢课、罢市。
6月11日，是“三罢”的第七天，这一天，海员的罢工继续扩大着，美丽的黄浦江的两岸码头停泊了许多船只，凡是进口停泊的轮船，都和已经罢工的轮船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因此，一些买办资本家们一直劝导海员复工，然而卖国贼一日不除，工人们坚决不答应复工。一直持续到6月12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各界才胜利开市。
从上海三罢斗争的全过程来看，可以清楚地说明：上海学生出现在爱国运动的先头，而商人的罢市则是由上海学生和京、津各地的学生代表联合发动起来的。从5日罢市的第一天开始，各校学生即在街头进行宣传讲演和维持罢市秩序。当日虽然被反动军警逮捕了132人，但学生们神色不变，继续讲演，爱国热忱令人起敬。不仅大中学生坚持斗争，全市的小学生在罢课后，也在教员的率领下举行示威游行，而且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6月9日，上海当局竟然调来大批警力，企图强迫商界开市。当学生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担心本来罢市决心就不坚定的商人们会向反动军警屈服，这样的话就会使运动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6月9日这一天，学生又被捕一百多人。其余没有被捕的学生主动去警厅，要求与被捕的学生一起进监狱。学生的这份爱国热忱与真诚打动了许多商人，又加上学生不断地进行动员和督促，使商界罢市能够坚持下来了。有的商店在军警胁迫下已经开门了，而在学生的动员和督促下，又再次关门。
（三）商人齐罢市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学两界旁听者近两千人。当与会的群众得知上海反动的军、政、警等官僚拟勾结买办散发传单“劝告”商家开市时，情绪十分愤激，许多在场的商家大呼：“我们罢市三日，而学生已罢课多时，政府对于国民所要求的惩办卖国贼，置若罔闻。开市、上课只须目的达到，今日政府下令将卖国贼曹、章、陆等人先交法庭惩办，吾等明日即开市、上课矣。”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表现出的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在评价这种积极性时，还必须估计到以下几种情况：
1.他们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实现罢市的。学生是他们的外部压力，店员是他们的内部压力。店员是商界爱国运动的骨干。就在三罢斗争开始以前，店员即积极投入运动。三罢开始后，店员坚持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被拘捕，但是并不畏惧。店员们还向软弱、动摇的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某店员曾咬破手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十二个大字，贴于门前，表示坚持罢市的决心。没有这些坚决而积极的广大店员，商界罢市的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2.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他们强调运动只是“对内”而非“对外”。他们中有的人有依靠英美各国来反对日本的幻想，所以他们怕运动涉及了英美“各友邦”，担心失去“友邦”的力量。所以他们反反复复地进行解释，想尽一切办法限制运动的范围。其实，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有所畏惧的。对于军阀政府，他们不敢彻底反对。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罢市斗争是不会坚持太久的。而且，在罢市的同时，他们反对罢工，因为这些运动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润。所以，在罢市期间，仍有许多商人偷卖日货、投机倒把。因此，毛泽东是这样评价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革命性。”所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自身因素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主力军。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受三重势力的压迫，所以有着与世界无产阶级不同的特殊特点。这些特点在上海工人阶级身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们在开始罢工的时候，并没有动员工人罢工，甚至在一些工人罢工的时候，一些学生代表还曾经进行过劝阻。
所以，工人们的罢工是他们自发举行的，是出于自愿的行为。一位老工人在回忆当时的海员罢工时说：“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的过程中，虽然组织较差，但是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
此外，工人们的罢工斗争是比较团结的，实行同盟性的罢工。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因此比较盛行。所以在中国手工业中普遍存在着和长期保留着行会、帮口的封建性组织，这些组织被反动派利用于对工人阶级的分化和破坏。但是，在“六三”以后的上海工人大罢工中，这种行会、帮口的狭隘观念被空前地突破了。工人们纷纷联合起来，为着统一的罢工目标举行同盟罢工。他们冲破了帮口观念，行业、地区的观念，聚集在一起商议罢工的事情。
再次，工人们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后，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与其斗争并且坚持参与游行。当资产阶级由于利益的驱使而妥协的时候，工人们又同这种妥协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罢工。
对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学生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作用是伟大的。学生们打出了“感谢工界”的旗帜。在这次三罢斗争中，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全国齐声援
除了上海的学生、工人外，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也都纷纷开始了。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广大的学生、工人、工商业者，而且也涉及到一些乡、镇地区的农民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军队士兵也积极参加了此次活动。五四爱国运动燃起的火焰，不仅遍布了大江南北，就连海外赤子也极为振奋。特别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得到消息的渠道比较灵通且快捷，所以行动比较早。就在驻日公使章宗祥于4月11日离开东京返回中国时，中国的留学生就赶往火车站把写有“卖国贼”、“祸国”的旗帜雪片似的扔向章乘坐的汽车。5月7日，学生在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就立即开会商讨对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百般阻挠，不租给他们会场。学生们不甘罢休，分赴各国驻日使馆，要求他们主持公道。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却被日本警察、步兵冲散。学生们历尽辛苦，再度集结，最后终于将呼吁书送到了各个使馆，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国旗被侮辱，并且被逮捕了36人，遭到毒打，直到8日午后才放出20余人。这件事情也激起了国内学生的愤怒，留日学生派出代表回国与国内学生一起互相推进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涨。除了日本的留学生外，南洋、美洲各地的华侨学生及团体，在得知国内运动的发展状况时，也都纷纷展开了各种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
在国内，也有几个省市的运动的规模比较庞大，影响比较深远。比如天津的运动，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中，成为各地爱国运动联络的枢纽。北京、山东各学校的代表都在天津商议运动中的事宜。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走后给学生们的解释信就是在天津发出的。不仅是学生，工人和各界的代表也纷纷聚集在天津进行联络。天津运动的范围以及影响也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不仅大、中学校，而且小学校也很快对北京的运动有了反应，大家纷纷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由于天津是一个比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的工人劳动者也是比较密集的，便于他们联系、组织运动，因此，天津的工人阶级也纷纷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声援北京的运动。就是家庭妇女，也表示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一些家庭并不富裕的妇人用典当衣物换来的钱印制宣传用的传单。各界爱国组织也纷纷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他们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等。其中，各界联合会是在全国成立最早的一个。正是由于这个联合会的成立，才推动了各省联合会及后来的全国联合会的成立。特别是后来成立的由学界先进分子组成的觉悟社，更是成为了天津运动的大本营。正是由于这些良好的基础，才使天津成为这次运动延续时间比较长的城市。从5月23日的学校罢课到1920年，仍然存在着影响和规模均较大的斗争。当时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的周恩来也在这次运动中成为一名杰出的代表。由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报》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引发的新思潮，并且号召中国人民提高觉悟；提倡大家要把改造旧社会和改造个人的思想结合起来。这对当时革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并且《会报》对于联络京津等地的斗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天津以外，武汉也召开了大会，进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此外，武汉也有着其他各地初期运动所没有的现象，在一开始运动的时候就遭到了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并且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大惨案。在学生们得知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消息时，各校代表商议要组织活动声援北京。6月1日这天，当学生们刚刚走出校门，就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殴打，被捕、被殴、被枪伤的学生不计其数，一直持续到6月3日。在这次镇压过程中，大批学生受伤，而且有殉难者。武汉的商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长沙也展开了运动。长沙位于我国的腹地，交通没有京、津、沪那样便利，所以说其他省份消息的到来也是比较晚的。但是，这里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后，就号召会员们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示他们要密切注意京、沪等地学生的动态，准备迎接革命的风暴。所以，运动一经兴起，便迅速发展起来。这一点是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5月中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达了湖南，把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并且商讨了如何在湖南组织学联的问题。6月3日，长沙各校一律罢课。随后，女校也开始罢课，然后学生们纷纷进行宣传讲演、调查日货、编印各种刊物等活动。学生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从每日的膳食费中省下钱来作为活动的经费。女学生们则自发地组织讲演、调查、交际，分工办事，并呼吁市民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影响到各界各阶层，成立了湖南省国货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刚开始时受到奸商的掌握，所以国货维持会变成了日货维持会。直到学联参加进去后，才依靠学生的力量进行了爱国活动。为了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指导运动的发展，长沙出版了《湘江评论》这种定期刊物，其中文章大部分是毛泽东个人写的，影响波及全国。出版当日销售一空，不得不迅速重印两千份。
由北京青年在5月4日发动的五四运动，迅速地传到全国各地。广大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热血沸腾。在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中，以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劳动者对反动派所起的威胁最大。
“全国的‘三罢’实现后，特别是上海的工人大罢工后，北京政府对这次运动已有了妥协的势头，6月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对卖国贼的处理问题，但是仅仅发布了一条免去曹汝霖职务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在各界群众的强烈抗议下，北京政府又在当日下午发表了一条罢免陆宗舆的命令。所以说，北京政府的态度是敷衍的，它视群众的发展状况而定。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一封急电，大意是天津数十万的群众已经发生不稳定的现象了，如果政府再犹豫下去，全部罢工将带来更大的动荡。天津总商会的急电大大震惊了北洋政府，因为如果天津发生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到北京。所以，北京政府最后又发布了罢免章宗祥的命令。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天津，让广大工人陆续开工。曹、章、陆的被罢免，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去后，全国各地的人民都欢呼庆贺，也达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之一。然而，山东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斗争并没有结束。
1919年6月，浙江省海宁县城的人民为祖籍在这里的陆宗舆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卖国贼陆宗舆”，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的观望者，把石碑所在的道路都给堵塞了。当北京传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后，海宁县人民立即举行了万人大会，宣布从此不再承认陆宗舆为海宁人。在国人的观念里，为明君贤士、文武忠良立碑歌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一个人人唾骂的卖国贼立石碑则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录。海宁县人民此举是为了警示人们应该以此为戒，千万不要做陆宗舆那样的卖国贼，并且也有和全国人民一道庆贺斗争胜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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