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世昌辞职
1918年，在民国第二届总统选举之际，徐世昌就作为“理想人选”当选为总统。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运动刚刚开始时，徐世昌就不主张以武力镇压学生，而是力图和学生达成谅解。5月5日，已经遭受全国人民唾骂的曹汝霖首先向大总统递上了辞职书。徐世昌对曹汝霖大加安慰，称他为国家效力多年，现在因为公事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一定要坚持下来，继续连任，为政府效劳。随后，又以类似的语言安慰陆宗舆。然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听命于段祺瑞的，所以，5月4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徐世昌也因镇压不力受到段祺瑞的责难，所以不难推测出徐世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委屈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教育总长与蔡元培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徐世昌也不得不于5月7日下令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他持有一种要平息事态的态度。5月下旬，五四运动已由北京发展到了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而主要当权的段祺瑞则不断向徐世昌施加压力，所以大总统不得不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演说、散发传单，一经发现，立即逮捕；同时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禁止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新闻见报。至于是否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徐世昌也改变了原来犹豫不决的态度，他以大总统的名义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表示即使不能保留山东权益，也要在和约上签字。随后，徐世昌又把主张签字的通告致电各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力求达到各省的支持，扩大反动势力的阵营。6月3、4两日，北京各校的大学生们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根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还在北大外面搭起帐篷，包围了北大。这就是“六三”事件。然而“六三”事件并没有使爱国的群众有所畏惧，反而进一步扩大了运动的范围，北京的运动首先得到上海的声援，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曹、章、陆三人辞去职务；然后又自己主动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1919年6月11日，民国总统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在他的辞呈中这样写道：“在巴黎和会上，本来打算是在合约上签字的，我们只提出了一条意见，就是保留胶济铁路的所有权。然而通过在谈判桌上了解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后，仅仅这一个要求也无法实现了。审视国内的情况，观察帝国主义的态度，只有尊重那个英，美、法的意见，在合约上签字，才能维持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国内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纷纷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我既想遵从国内民众的意愿，然而又怕破坏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所以说我只能引咎辞职了。”就在这一天，参、众两院的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到徐世昌家中把他的辞职信又退给他了。并且联名发表声明：“查遍了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一切外交、内政上的责任，应该由国务院对其负责，大总统没有责任要引咎辞职，并且大总统的辞职函上没有国务总理的签章，所以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所以当天由盛铎、揖唐把辞职函送回总统府，盼望总统照常任职。”当天，段祺瑞也亲自来到徐世昌住处挽留。各地的政府也都纷纷发来挽留徐世昌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大都是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希望徐世昌继续任职；二是表明了各地方政府对德和约签字的态度；三是表明了支持再次召开南北和会。一时颇有“总统一职非徐莫属”的势头。于是，徐世昌又重新稳定了总统的宝座。6月28日，徐世昌亲自接见群众代表，向群众声明已经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
（二）陈独秀被捕
其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被罢免，不过是反动统治者的缓兵之计。因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一部分思想界的先驱们，进一步提出了从根本上改造北京政府的问题，陈独秀为此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是：“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二次密约；（2）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徐树铮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希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这是一份为五四爱国运动指明新的斗争目标的重要文件，主要是号召民众采用超越法律允许范围的手段进行彻底的革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这份传单由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于6月10日在前门外等繁华街道散发。6月的北京已是盛夏时节，到公园等阴凉处避暑、乘凉的人非常多。10日晚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走进北京中山公园，扮成普通的散步公民夹杂在人群中。他们趁一些吃茶的人在外散步，就快速地把一张张传单放到桌上，用茶杯压好，快速离去。一些暂离座位的吃茶者回到桌前后，大都仔细阅读了这封“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看过传单的游客们有的点头，有的拍手称好，反映了他们对传单内容的赞许。然而，几个军警悄悄走过来拿起一张传单看后快速地离去了。“11日，陈独秀、高一涵、邓初三人又来到‘新世界’散发传单。‘新世界’是北京最著名的游艺场，是一座四层的楼房，里面有剧场、电影院、曲艺场、餐馆、茶馆等。这里日夜开放，到处灯火通明，于是，他们就来到顶楼阴暗处往楼下抛撒传单。传单被楼下看电影的游人捡到阅读。这时，阴暗处走来一个人向陈索要传单，陈独秀不假思索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给他，这个人看了一下传单，大叫：‘就是他。’这时埋伏在一边的几个人立刻出来逮捕了陈独秀。这时，高一涵赶紧摘掉帽子，脱去外套，夹杂在观众中和邓初一起离开了新世界。”陈独秀的被捕，在当时的进步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省市学联先后发出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并且声称逮捕陈独秀事件是大兴近代文字狱，是极大倒退的事件。反动派采取的暴力行为，只能让全国人民更为愤怒。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卖国的政府，而陈独秀是一个极端反对这种思想的先锋人物，所以，他们为了禁止进步思想的传播，就逮捕了陈独秀，进而恐吓其他的进步青年。最后，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界的抗议与营救，又加上北京政府最终也拿不出陈独秀是“过激派”的真凭实据，所以在其被逮捕三个月后，不得不释放了陈独秀。
（三）华侨的声援与合约的拒签
根据全国运动的发展，各地的学生们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性。6月16日下午，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除了学界之外，还有教育界、商界、工界、报界的爱国人士也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运动。工人阶级则在拒签合约的斗争中，继续表现得非常勇猛和坚决。他们认为，三罢斗争的目的不能止于罢免三个卖国贼。工人们在五四以来表现出的巨大威力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和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都要重新考虑。但是，北京政府仍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这就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了山东的问题，所以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的运动上表现得比较积极。“6月20日，山东八十多位代表向总统请愿：一是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是废除高徐、顺济铁路条约；三是惩办卖国贼。但是，请愿队伍遭到了总统的拒绝接见，代表们也受到了卫兵、军警的阻挠。”山东代表们推举6人面见了徐世昌，并且陈述了山东人民对侵略者暴行的憎恨。代表们在发言时，既义正词严又沉痛哀切，声泪俱下，感天动地。一位代表诉说道：“我们从山东启程时，我山东父老兄弟姐妹环跪车站送行，一再叮嘱我们说，一定不能让山东落到日本人手里。”而徐世昌则表示说，代表们今天就应当返回济南，对于对德和约，已有巴黎和会中国大使拒绝签字，至于罢免曹、章、陆，是由法律规定的，总统没有法律依据，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后来证明，徐世昌的这番话完全是骗人的，因为就在山东代表请愿的这一天，北京政府在发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电报中还是坚持签字的主张。但是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也起到了另一种积极的作用，它使北京及各地的人民再一次行动起来了。6月27日，北京各界举行了联合请愿活动。但是遭到了徐世昌的拒绝接见。于是广大群众和学生们就守候在门前坚持不散。直到6月27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10位代表。不过他的答复仍然很含糊，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随后，山东、北京、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展开拒绝签合约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巴黎的中国代表就收到了团体或个人拍发的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电报大概有七千份。
因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不仅受到了国内爱国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而且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的运动也对他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华侨们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也是这场伟大的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时候的华侨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国做劳力的。因为一战时的法国是主要的战场，伤亡惨重，英、法、俄国内劳动力极其匮乏，所以为了维持国内的发展建设，这些国家就招聘了大量的华工，累计约二十万人。而这些华工中大部分是山东人。战争结束后，许多的华工留在当地，所以也称为欧洲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大批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他们与当地华侨有着密切联系，民族意识浓厚。他们成为欧洲华人声援五四运动的主要基础。华侨和留法学生们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及中国国内的情况。当他们得知山东的权益将由日本取代德国占有时，异常愤怒。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巴黎的学生和华侨把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包围了，不准他们去和会签字，并且警告说不管出门的专使是由谁打死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偿命的准备。他们派出代表李圣章同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面谈，李圣章进到屋里，非常严肃地问到：“你们是否已经打算在和约上签字了？还有没有协商的余地了？”陆征祥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大意就是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事情，而要北京政府做出决定的，并且说按照政府的指示，他们已经打算签字了。这时候，李圣章非常气愤地说：“你问问门外的中国人民答应了吗？你们若是敢签字，我口袋里的枪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而当天带枪的华侨大有人在。只要中国代表们去和会上签字，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斗争的准备。代表们看到华侨们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不敢贸然行动了。于是，中国的外交史上出现了极其振奋人心的一幕，从鸦片战争一直到这次和会之前，中国从不敢拒绝外国的要求，无论是怎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都会在上面签字。所以，这次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事实，显示了我中华儿女新的爱国热情，也显示了新一代的中国人再也不会甘心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了。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不能不说是受到国内五四运动的影响。从北京学生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到上海三罢斗争的展开，这些都给了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极大的震慑作用，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由于中国和巴黎相距甚远，国内的运动在现实上对他们也产生不了直接的影响。所以，正是巴黎的华侨们在关键时刻，团结一致，做出了大义凛然的行动，才达到了这次拒签和约的目的。
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华侨也非常关注和会的动向，密切关注着与中国有关的决议和中国代表团的举动。1919年初，日本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就山东问题向他们就范。美国华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美国最大的华侨社团之一中华会馆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鼓励他们一定要将运动坚持到底；随后致电北京政府，诉说这次和会决不能妥协，否则中国主权将再次丢弃，中国尊严亦在此被人欺辱。由于信息传送的原因，美洲华侨获得的消息相对来说晚一点。当中国派去巴黎协助代表参加和会工作的朱念袒由法国到达美国时，各地的华侨热情接待，希望能得到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朱念袒多次演讲报告会议情况，有未听到演说的人就随着朱念袒登船要求朱为他们通报点情况。可见华侨的爱国心之切。美国华侨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是他们也展开了一些爱国行动，仍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
当时东南亚的华侨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五四运动爆发后，东南亚的华侨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声援运动。南洋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及国内各界，极其愤怒地谴责卖国贼，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泰国学界、商界、工界华侨，代表三百万华侨致电徐世昌，大意是：凡是爱国的人都同情学生的仗义行为，然而卖国贼竟然要把学生处以极刑。如今虽然已经将被捕学生释放，但是务必要严惩卖国贼，才能让国人满意。电文义正辞严，非常犀利地抨击了卖国贼。
新加坡华侨在得知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后，也立即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随后，当地华侨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他们袭击了当地的日本商店，焚烧了马路上的东洋车。连续几天的活动，致使商店歇业、工人停工、交通瘫痪。
东南亚各地的华侨致电北洋政府，极大地声援了五四运动，成为他们声援五四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四）五四运动的后续
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终止罢课宣言，但是由于当时各地惨案不断发生，所以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1919年的下半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山东惨案和福建惨案。
山东济南市有一家《昌言报》，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大部分的报纸都在对爱国运动进行鼓励的时候，这家报纸却大力抨击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并且骂学生是“狂热”，号召政府要大力镇压学生运动。这使爱国群众极为愤怒。“7月18日上午，学界、商界、工界以及市民大约有千余人将《昌言报》的主编、经理缚住并游行示众，然后将他们送到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审判厅在当日下午就将他们取保释放了。这次事件激怒了反动派，他们派出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济南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就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的会长及爱国积极分子逮捕，严刑拷打，并于8月5日将他们枪杀。接着，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说谁反对段祺瑞、反对他，他就逮捕谁。凡是在会上反驳他的学生都遭到了军队的痛殴”。马良的这种残酷镇压行为，激起了山东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仇恨，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山东学界代表联络天津学界的代表一同到北京请愿，要求取消济南的戒严令并且将马良治罪。但是，请愿的学生却遭到了徐世昌派出的军警的逮捕。随之，第二批请愿代表又来了，请愿代表们积极地散发传单，揭露马良的暴行。到晚上，残忍的反动派指挥军警手持长枪刺刀，向代表们横扫乱打。许多代表都被打伤，又逮捕了许多同学。最后在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9月20日，各地的代表在天津集合，讨论了进京请愿的内容和具体步骤。但是这次请愿活动仍然没有得到总统的接见。夜里10点左右，代表们再一次遭到军警的逮捕，他们在狱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从一次次学生请愿遭到镇压的事实来看，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很容易受到反动军警的殴打，要想抵抗军警，最低限度减少伤亡，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比较早的意识到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性。青年学生虽然思想觉悟比较高，斗争意识也比较强烈，但是如果单单依靠他们，没有联合各界人民群众，那么他们的斗争也很难取得胜利。因此，一些先进分子便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最早发动这种联合的是天津各界联合会，它积极组织代表进京请愿、从事拒签和约运动，推动了各界联合会的建立。
山东事件还未平息，福建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惨案。1919年11月间，福州的学生为了发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经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时常有焚烧日货的活动。然而在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团，竟于11月16日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击伤学生7人，击毙1人，并打伤市民多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但是，驻扎在福州的日本侵略当局反而请来本国政府舰队，对福州政府进行讹诈。此时此刻，中国的爱国人士对日军的行为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全国各界的联合会在当日接到福建学联的电报声援后，立即展开行动，向各地团体、报馆请求声援。北京的学生在听到福州事件时极为愤慨，11月29日，北京学生约五千余人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这次游行人数很多，而且组织比较有序，因为在举行过前几次的示威游行活动后，学生们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分工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一项项具体事宜，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一百多种传单，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等口号。12月7日，学生们与北京的爱国商人联合召开了国民大会，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要求日本惩办凶手、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呼吁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天津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决定召开国民大会。11月20日，他们在南开操场举行了国民大会，下午两点正式宣布开会后，又有许多团体相继讲演，会上，当场焚烧了自“五四”半年多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日货。声援闽案的斗争结束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依然在积极地进行着，而且有些发展得很有声势了。但是作为像五四运动这样的全民参与性的运动，到1920年已是尾声了。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拒绝签约，挽救山东于危亡，已经基本实现了，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中表现出了中华儿女在新的国情下，已经逐渐觉醒，并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己任，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五四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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