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一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真正想进行“破坏”和“重建”的缘故。他们中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需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反而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年）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1749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丁文。1771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
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拉吉舍夫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做罪犯来审判。1773年开始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期待自由的雷霆万钧之力使沙皇惊恐、将黑暗化为光明。他盼望“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把沙皇送上断头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并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册，其中大部分赠给亲友，也卖出有几十本。这本书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作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穷奢极欲的达官显宦，把他们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世纪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
拉吉舍夫期待俄国的革命改造，他预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我的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
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影响了众多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俄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普希金曾经说过，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中，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整个哲学。
就总体而言，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与同时期西欧的启蒙运动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两者在深度、广度和社会效果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当时的俄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经济的增长是同农奴制的加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还没有造就出一支有效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俄国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官营或由地主、富商经营，并且仍然以农奴劳动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只是把更多的地主吸引进商品生产的浪潮。俄国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于国内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主要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强大冲击的结果。
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农奴制度，为灾难深重的俄国农民呼喊，但很难说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启蒙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获得像在西欧那样广泛的基础，它始终只是在一部分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
因此，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的思想武器在俄国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由于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伏尔泰、卢梭那样深刻、系统的思想家，俄国的启蒙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终究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使俄国思想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灵魂的“宁静与和谐”？
在专制的政府和愚昧的民众中间，生长出了一种敏感而又不安分的人物，叫知识阶级。俄国知识阶级承受了形而上作家的精神遗产而特别善于思考，但是，却又能摆脱抽象事物的羁绊，擅长实践性活动。既然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现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绝不会满足于自我拯救，能因社会福祉的萦怀作整体的献身。这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所加于自身的责任感，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知识者良心，无疑构成一场空前强大的、永久性的冲击。
别林斯基无疑是这个阶层中的佼佼者。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医生家庭，是一个县城医生的儿子，在一片阴惨的鞭影和农奴的哭声中长大。
他中学时代就爱上了文学，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832年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借故开除。
1833年，别林斯基开始为《望远镜》杂志撰稿，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1834年发表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此后，他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838-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的工作，时间长达6年。
1846年，他转至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工作。别林斯基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彼得堡时期是别林斯基思想趋于成熟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高峰时期。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舆论阵地。别林斯基一共写了一千多篇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年）、《艺术的概念》（1841年）、《论普希金》（1845年）、《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年）等。
别林斯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通过他的著作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
别林斯基执拗的自由的渴望，青春的血液，早已变得灼热而顽野不羁。文坛原本是雅人群集的所在，在他们看来，这个闯入者显然是来历不明的。难怪连普希金和果戈理这般优秀的人也害怕同他建立私交，果戈理甚至公开撒谎，声明说根本不认识这个曾经将其作品的巨大价值揭示于世的人，后来竞连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起了。
然而，对于别林斯基，这些算得了什么损害呢！他根本不屑于理会那些把胡髭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面孔，圣彼得堡的作家们；他藐视人世间的爱宠，抚摩，愚蠢而无聊的礼貌。也许，正因为周围堆满了这些上流社会的垃圾，才激发了他无尽的对抗的敌意和清扫的热忱。普希金和果戈理，如果仅仅拖着一条庸人尾巴，他绝不会把手中几近一半的稿纸留给他们！
一个战斗者，如同宗教徒一样，由于对信仰的忠诚，往往被讥为偏执狂。屠格涅夫称别林斯基及其后的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为“文坛上的罗伯斯庇尔”；事实上，世人对罗伯斯庇尔的评价，至今依然判若云泥。
而别林斯基的确曾宣称过以马拉的方式爱人类，倾心于罗伯斯庇尔。这个拥有活跃的、急躁的、激烈论争的角斗士一般性格的人，随时准备着向所有反对他的信念的人挑战，并且决心征服他们。
当他刚刚踏入评坛，就以著名的论文《文学的幻想》使所有志得意满的作家们为之瞠目，因为他的结论是：“我们这里没有文学！”还有比这更为粗暴的说法吗？及至临终前一年，他强忍着病痛，给果戈理——伟大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写了一封长信，对作家在一部新著中所作的对专制政治和最高权力的赞颂，人格上的卑污、丑恶与屈辱，披沥了神圣的愤怒。这封信是如此富于颠覆的力量，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在一次小组集会上朗诵过，就被判处死刑，及后改作长达10年的苦役和流放。
有意思的是，信中恰好还有一笔提及普希金：因为只写了3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就立刻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他在信中写道：“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然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做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这是平民的声音。他确曾以爱祖国的希望和光荣，以及把祖国引向自觉、发展与进步的领袖那样的全副热情，来爱过果戈理。因为他从果戈理的小说和剧本中，正如从普希金的诗中一样发现了俄罗斯暗夜的幽微的火光。真理是朴素的。平民的信使如同真理一样朴素。当他以一种来源于朴素的本性的直观，一眼瞥见了其中的庸俗、虚伪、龌龊、奴性的顺从，瞥见了反现实的倾向，就会立刻掉转头来进行刻毒无情的追击，哪怕它们来自自己所热爱过、盛赞过的作家身上！
在论战当中，别林斯基从来未曾怯弱过，可是在真理面前，却柔顺得像一个小孩。属于平民的真理十分简单，无非要扭断现实中的厄运，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一次而已。恰恰在最简单的问题上，他却因为过度的深思而陷入迷误。傲慢的黑格尔和冷漠的歌德一时摆布了他，于是追求“绝对理念”，灵魂的“宁静与和谐”；长期以来闪烁在他的论文中的政治元素现在黯然失色，他竞像一个蒙眼人一样，走到了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沼泽的边缘。但是，他很快便挣脱出来，痛感和解的可怕之余，洞见了自己的丑恶。他忏悔了，他诅咒自己，他不惜当着众人的面戳身上的脓疮。既然爱体面是上流社会的事情，那么，平民还要什么假面具呢！
批评就是否定。其实一切否定都需要勇气，需要备尝痛苦。大多被称作“批评家”之流，或者做作家背上的犀牛鸟，一生靠啄食有限的几个小虫为活；或者做孔雀，卖弄撅屁股的唯美主义；做笼中的鹦鹉，着意重复主人的腔调；或者如家鸡一般，吃多少秕谷生多少蛋，力求平庸；再则如杜鹃，唯借暴力侵入别的雀巢，心安理得地让别人喂养自己。
这些来自心灵和美学之外的飞禽，广有羽翼的族类，可以不断地搬弄经典，吐些连自己也嚼不动的生僻名词，哄抬一些作家，践踏一些作家，煞有介事地叽叽喳喳，仿佛充满激情，然而就是不懂得痛苦。痛苦是深处的生命。在他们的文字当中，根本看不见现实生活的根系，感受不到情感的强劲和细微的震颤，无法触及事实的悲剧所在，甚至事实本身。如果竟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承担和体味当代的苦辛，还算什么批评家！
因此，说到别林斯基，与其说他是批评家，毋宁说是“批评诗人”。批评不仅需要才智、教养，重要的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敏锐的诗意感觉，对所从事的批评专业的苦恋情怀。他对理论抱有一种戒心，认为它只是包含在一定时间限度之内的，不像批评可以不断进击，不断突破，通过“不断运动的美学”所固有的变革性，同整个的民族前进的历史结合起来。
三、智慧精髓：美拯救世界纯洁之美的精灵在俄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崇拜一直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俄国文化的基本素质和整合俄国人价值观体系的核心要素。美左右着俄国人的道德判断，成为俄国人据以论断事物的首要因素。
一个古老的传说证实了这一点。
据说，当年罗斯受洗之前，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曾亲率一个使团到当时的基督教圣地君士坦丁堡考察。为了给俄罗斯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地为使团表演了基督教所有的礼拜仪式。那庄严、肃穆、恢弘壮观的场面，给俄罗斯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大公几乎是当下就决定俄罗斯皈依基督教。
俄国最古老的文献《往年纪事》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希腊人把我们领进他们礼拜上帝的建筑，以致我们搞不清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地下。因为地上没有如此的壮观和如此的美，以致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只知道上帝就在我们人中间，人们对他的礼拜要比其他国家都美。这美是我们永远也忘不掉的。每个品尝了如此美食的人，过后是不会再愿意吃任何苦食的……俄国著名文化学大家德·利哈乔夫就此写道：在罗斯皈依基督教这件大事上，对美的震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要注意的是，体验信仰并不是体验哪种信仰更美，而是哪种信仰是真的。而使臣们证明信仰为真的主要根据却是它的美。”而且，正如利哈乔夫所说：美学因素对9·11世纪拜占庭文化的中兴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福季在9世纪给保加利亚公鲍里斯一世的信中反复强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是美、协调一致与和谐。美的因素长久扎根于俄罗斯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了它的决定性成分。
对美的直接感受，是拜占庭文化留给俄罗斯的重要遗产。吸引俄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不是拜占庭神学教义的理性构架，而是其礼拜仪式的美感。俄罗斯人把语言、声音和图画都看做是与神交往的有效形式。教会艺术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内生的，是宗教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本身，美，从此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素质，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遗传基因。而罗斯受洗的988年，也就成为俄罗斯文化肇始的日期。就这样，美的理念，从一开始起，就和俄罗斯文化交织在了一起。
罗斯在皈依基督教后，历任大公都无不通过大量兴建拜占庭风格的大教堂来再现对此种美的体验。基辅罗斯时期教堂的圆屋顶象征天宇的辉煌。教堂内部装饰的绘画，表现天与地的神圣创造者可怕的形象。壁画表现孕育圣子的圣母玛利亚。一个教堂是能给其周边地区带来美的中心和神圣化的来源。
具体的美而非抽象的理念向早期俄罗斯人传达了基督教训诫的实质，激发俄罗斯人从事拜占庭式的艺术和文学创作并使之繁荣。人的作用，不是分析业已解决的宗教问题，或对神秘事物进行解释，而是怀着赞美和恭顺之情对继承来的礼拜仪式进行装饰和美化。这样便能得到一个完美的光辉灿烂的世界。
在古罗斯，美不仅是某种惊人和杰出的东西，而且还是崇高的和值得景仰的东西。此外，美还是富足——“俄罗斯大地，充满了一切，所以你是美的”。
的确，俄罗斯人对美的崇拜，已经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他们往往把对美的追求，和对善、对真、对幸福、对爱情、对未来的憧憬结合起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占据首位的，是美，而和美密不可分的，是善和真。俄罗斯人习惯于“以美启真”。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些东西本就是一回事。美就是至善，就是绝对真理，美就是一切，包括世上已有和没有的一切。茹柯夫斯基初次旅欧期间，在1821年写的一封关于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的信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美学观。我们可以把这当做这位诗人的美学宣言，它再现了诗人对美的感受过程。当诗人面对《西斯廷圣母》时，他说：
我面对这一维纳斯所度过的一小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周围万籁俱寂，一开始我费了一番力气才稳住了神。随后，我开始清晰地感到我的灵魂在扩张，一种令人感动的恢弘壮丽的感觉进入我的灵魂，对我的灵魂而言，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此时得以表述。她就在那儿，一个人只有在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才会有这样的感受。纯洁之美的精灵和她在一起。
“纯洁之美的精灵”——这一美的符号，同样也在俄国诗坛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笔下出现，并成为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名篇《致凯恩》中的名句：
我还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你在我面前飘然出现，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对普希金来说，美是自在自足的，与人无关。转瞬即逝的幻影、纯洁和美的精灵、冷漠的自然，所有这一切符号后面都渗透着一种意识，那就是美有其自己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命。我们越是需要美，美就越不需要我们。普希金的诗作中，无论是《（高加索的俘虏》，还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美人鱼》，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理念，这一理念甚至渗透到诗人对其妻冈察罗娃的关系中来。
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对于美的观念与普希金明显有别。如果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青春期的象征的话，那么，莱蒙托夫则似乎已经到了多疑而又孱弱的老年。普希金笔下有的是和谐美妙，而莱蒙托夫笔下则充满怀疑精神和复杂的爱。他长于表现孤独和恶魔精神——一种一刻也不安分、时时在寻求刺激、不安、焦躁、对现实和“此在”深深不满的人的心灵特征。莱蒙托夫笔下的美，作为生活的形式之一，首先是一种挑战。美的象征在莱蒙托夫笔下总是渗透着忧患意识，潜藏着一种威胁、不祥及对强者的挑战。白帆呼唤着暴风雨，卡兹比奇在对人发出威胁，童僧在和老爷较劲。莱蒙托夫笔下的女性美同样具有挑战性和潜在的威胁性。生活似乎在通过美向他诉说：“来娶我吧，但要知道，这并不轻松，而且还有危险。”如《塔曼》中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就是诱惑和威胁的化身。甚至就连贝拉身上的美也不无挑战，其结果是给这个本来安详的世界和那些安详的人们，带来了毁灭和绝望。
从莱蒙托夫开始，美在俄国作家笔下的面貌越来越复杂。
对于果戈理这个病态禁欲者来说，美简直就是不幸的同义语，就连爱情本身也无法给果戈理以快感和享受。果戈理笔下的美打着痛苦的烙印。美从未给果戈理带来幸福。反之，如果美不带有哀伤和悲剧意味，也就无法呈现于果戈理的眼前。
在俄国作家群中，屠格涅夫是一个忘我地投身于女性美之魅力下的作家之一。他甚至断言，米诺斯岛上的维纳斯，比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则更无可置疑和永恒。他笔下尽管写了一系列美的女性，但作家对女性美的心理内涵的表现却不无单调之嫌。屠格涅夫对美的态度好比“一个连同其马都被装在了女人口袋里的骑士”。
他笔下的美一定得是诱人的，因为美是最真实的支配力。他笔下的美以其所许诺的快感和享受如果不令男人性格卑鄙的话，则令其意志缺乏，浑身软弱无力。男人则往往成为美的牺牲品，往往得为了这种美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即使不美，也很坚强。丽莎、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莲娜、玛丽安娜等，都是他对女性美的塑造。
美的支配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不在于屠格涅夫心目中那令人醉醺醺的快感，而在于激情洋溢地对罪过的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美总是心灵带有深刻的创伤，而且几乎总是由于对堕落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体验而赋予美以凶险和悲剧的性质。如塔季扬娜·菲丽波夫娜、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格鲁甲卡和丽莎。所有这些女性——奇怪的是，她们都是未婚女性——的美，即便动人也不会达到迷人的地步。
塔季扬娜·菲丽波夫娜给她周围的人散播着悲伤，连她自己对自己的魅力也不感到丝毫快感和欣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首先是些痛苦的受难者。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性身上的美是承认的，甚至也是热爱的。但他以为男性的漂亮却是可恶而且可怕的面具。“如果说女性之美往往潜藏着不幸、心灵的创伤、深刻而又带有报复性的侮辱的话，那么，男性之美却令人想起冷酷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之美是一种力量、一种威胁，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种恐惧，但其中也包含痛苦和悲伤。但男性之美却总是不祥的，其后所隐藏的，总是兽性或卑劣的情欲，总是虚伪的、不必要的，因此，是放荡的。”
从《战争与和平》开始，美在托尔斯泰笔下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美人海伦捕捉到了彼埃尔，可这头小熊却在她怀里长大、成长、强壮起来，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离开美人一走了之。美人自己随即也死了，而且死得再难看不过。安娜·卡列尼娜起初似乎成了沃隆斯基的俘虏，可紧接着连她自己也被战胜了。对托尔斯泰来说，女性之美一定得像紫罗兰一样谦虚，总是把自己的头藏在广阔的田野里。生活中的美只有一刻钟可以有对幸福的希望，赶上了，你就幸福；赶不上，便会像《战争与和平》里的索尼娅，永远谦和温顺。托尔斯泰和美的战争的第二幕是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奏响的。托尔斯泰从年轻时就见不得女人撒娇，这是伟人常患的呆小病。其笔下最后一种类型的女人出现在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中，书中的女人不是在妓院，就是在流放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费特都断言：美拯救世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美拯救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没有任何东西高于美，美是神圣的，但即使是美，本体论完美的最高形式，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为对立的、双重性的、矛盾的、恐怖的、令人震惊的。他不是观察上帝的美的静止状态、美的柏拉图思想，而是从美中看到火热的运动、悲剧的冲突。美通过人来揭示。他不是观察宇宙的、上帝的世界秩序之美。因此，就连美本身也再无宁日，人也不得安宁。美充满赫拉克勒斯式的激情。
对于费特来说，美是和诗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诗即美，美即诗，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费特正是这样把写诗当做拯救世界的义举。
对他来说，“美不是女性之美就是美即女性”。在他看来，美并非一个美学的范畴而已，而是存在的本质自身，它在人和人类的生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美不是彼岸来客和远方的美妙声音，而是就在此岸，就和我们相依相随。美是我们的生活固有的属性。“美犹如所有来自自然的恩赐一样，渗透于创世的整个过程之中；她犹如我们呼吸的空气，甚至对那些对她一无所知的人也有影响；她甚至对那些不曾想到她会存在的人也有影响。但对艺术家而言，仅仅无意识地生活在美的影响力下或在她的光辉中昏昏欲睡是不够的。当一个人对美那鲜明、尽管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形式一无所见时，对她尚一无所见或是对她只有模糊的感觉之时，那他就还不是一个诗人。”费特是一个把美和诗人的使命融为一体的诗人。“我的情歌并非唱给你的，而是唱给你那令人饱餐不尽的美的。”“艺术家使美的瞬间永恒化，令转瞬成为永恒。”真正的美是那种没有虚饰、不尚浮华的，真正的美应能反映世界的本质。美即自然，美即人的道德本质自身。合心灵性即是美，怡情适意即为美。
这种对美的崇拜成为俄国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历代俄国文化人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实际上，在许多俄罗斯作家笔下，美的观念是和上帝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断言：“美——是上帝的光辉。”
为女性之美正名白银时代最先为女性美正名的，是19世纪末俄国大哲学家、思想家弗·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早就断言：未来的诗人必然充满了宗教的理念。象征就是诗人手中用以代神晓谕的工具：“象征如阳光一般刺穿了存在的所有层面和意识的所有领域，在每一层面标志出异样的本质，在每一领域显现出异样的使命。”
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如果没有美也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感觉，犹如没有光也就不会有强大的火一样。”在《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里，梅列日科夫斯基这样描写尤里安眼中的爱神阿佛洛狄忒：
尤里安进入庙的里面——被称作中庭。这就是她。在庙宇的中间的露天地里，立着刚刚从泡沫中诞生的阿佛洛狄忒，洁白而冰冷，全身一丝不挂。女神好像是面带微笑望着天空和大海，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还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的美丽映在天空和大海里，犹如映在镜子里一样。不穿衣服，并没有玷污她。她就这样立在那里，全身裸露，全身贞洁，就像她头上万里无云的湛蓝的天空一样。
尤里安贪婪地看着，时间停滞了。突然间，他感到幸福的战栗传遍他的全身。这个身穿深色袈裟的孩子跪倒在阿佛洛狄忒的面前，仰起脸来，双手扣在心上。
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首题作《美的颂歌》的诗歌，就好像是这段一文字的姊妹篇：
光荣属于你，基朴里达（按：即阿佛洛狄忒，美神之另一别名），一你以美，在严酷的斗争中为我们照亮了生命，你是泡沫所诞生，你是征服世界的女神，你是百战百胜的女神！
你来自绿色的波浪，一副娇容，你像理想一样有一副飘逸的风神，你娇懒的躯体无羞地裸裎傲骨峥嵘！
你是暴风雨的驯服人，凶恶的自然力在你脚下匍匐而行，——你像涅克托尔一样尊荣，天与海在为你闪烁、欢腾……你像玫瑰一样香气氤氲，你的身上焕发着力量和生命和谐与福音！……你为万有——波浪和以太——灌输生命，像农人为田地播种，你向世界播洒太阳的万道金星！……你一举手投足——世界从混沌走向整一，你星眸一闪——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欢呼沸腾，就连乌云般的迫害狂、雷霆般的沙皇在你面前也会俯首……一切的一切——大地和苍天——都唯你命是听你只需嫣然一笑，星眸一闪便会战胜死神！
光荣属于你，基朴里达，——你以美，在严酷的斗争中，为我们照亮生命，你是泡沫所诞生，你是征服世界的女神，你是战无不胜的女神！……让我们看一看20世纪俄国文学大师伊·布宁的表白吧。他这样写道：
有时美令我痛彻心腑。有时我会不顾一切，浑身有一种强烈的极乐感，它鞭挞着我，把我带向远方，甚至此刻也是这样。这是这样一种能使人发疯的幸福感，它使我情愿痛哭一场，情愿跪在地上感谢上帝给我以生命的幸福。这种喜悦变得甚至令人害怕、呼吸困难。就好像在我身上，你们都还记得吧，燃烧着当年燃烧在童僧胸口的那一火焰，正在撕裂着我一般。或是不，就像在我身上存在着不仅一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人的生命，成千上万个年轻的、狂放不羁的、勇敢无畏的、不朽的生命。就好像我也成了不朽者，永远不会死掉。
美是一种创世行为对于俄国后期现代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古米廖夫等人来说，美的创造，乃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创世行为。
维·什克洛夫斯基，是白银时代一个后来影响了整个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其所著《感伤的旅行》所说，在他为“小说论”殚精竭虑、苦苦思索的日子里，即使是在逃亡路上，他也随身带着必要的卡片，置生死于不顾，把卡片和参考书放在腿上，勤奋写作。许多著名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有一次，在和工兵实验手榴弹时，他由于走神，不经意间让手榴弹在他手里爆炸了。那时，他正在苦苦思索自己关于“小说”的理论建构问题。就是一些像什克洛夫斯基那样的艺术狂人，在艰难时世里托起了俄罗斯精神的太阳，引领了20世纪俄国乃至世界文艺学的大潮。
他怀着对艺术犹如宗教信徒般的狂热和虔诚，带着一种末日论的激情，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打造着对艺术的一片赤诚。不止一个人回忆，他们当时读书时，无时不感到这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似乎都怀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把肩起明天的太阳当做自己的责任。时日不多，时不我待。书读完一页，就撕掉扔进壁炉里，大有灭此朝食之气概。如果一个人吃得饱、穿得暖倒也无所谓，须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当时是饿着肚子在搞学问。许多人，例如曼德尔施塔姆常常饿得昏过去。食品短缺、燃料紧张、饥馑严寒、鼠疫横行，这就是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外在环境。
俄国人对美的崇拜和热烈追求最显著的例子，恐怕得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时期。这次战争的残酷性、艰苦性已经为人所熟知。饥饿、严寒、围困、死亡；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战争初期整个西方面军的全军覆灭……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所有参观过列宁格勒900天围困纪念馆的人都知道，把当时的列宁格勒形容为人间地狱绝不是夸张。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勇的苏联艺术家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依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背着大提琴从前线赶回来，为的是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有的人就是在赶回城里的路上，永远地倒下了。大家也许还记得大型纪实性影片《世纪悲剧》中这样一个镜头：赶到前线的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通过电话线向前线将士播送他们的歌声。许多战士就是听着他们的歌声冲向敌人，并且永远地倒在雪地上的。简短回顾一下《第七交响乐》的创作过程就可以令我们想见当时的情形。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写完全曲是在1941年12月的古比雪夫。1942年的3月5日，在古比雪夫文化宫举行首演式。1942年3月末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首演式的情形：
首演式于午后举办，因为在1942年那个惊恐不安的春天里，莫斯科的音乐会大都在白天举行。演出进行中市里响起空袭警报。演出将要结束时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指挥身边，竭力想要让音乐会停下来，但没人前往避弹所，交响乐仍在进行；在长达18分钟的结尾部分演奏完后，穿军装的人再次出现在舞台上，面对台下的观众说了一句那时人们的惯用语：“空袭警报响了。”场内回答他的是一片喊声：“我们知道！”与此同时，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三次革命，一次国内战争。如此多的苦难，却未能打垮这个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人民内心，体现在民间口头文学，东正教，俄国哲学、文学、音乐和绘画里。俄国文化表现了俄国人民的道德力量，俄国文学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全部财富。诚如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性格》里所写的那样：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俄罗斯性格！表面看他们再普通不过，可是一旦严峻的灾难降临，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身上都会焕发出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性之美！
而一个追求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用智慧征服世界“不能”这个词只有在愚人的字典里才有。
——拿破仑十岁时被点心、二十岁被恋人、三十岁被快乐、四十岁被野心、五十岁被贪婪所俘虏。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只追求睿智呢？
——卢梭我活在这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雨果一、启蒙思想：照亮了一千年的黑暗人人生而平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学说。
所谓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一统天下，封建君主的权利是神授的，人民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权利。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欧洲人提出用人权代替神权，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现实社会的创造者，就应该是现实的享受者。启蒙思想家把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看成是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强调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
倡导法国启蒙运动的伏尔泰（1694-177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法院的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伏尔泰生活在法国封建王权鼎盛的年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逸，专制独裁。法国表面上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而实际上国库空虚，僧侣和贵族同广大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面对专制的王权，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被捕入狱。在巴士底狱，他以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乱伦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悲剧《欧第伯》，来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乱伦丑闻。该剧的上演不仅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使伏尔泰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伏尔泰尽管成为了名人，但是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有一次，他因语言顶撞了一个贵族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并被放逐出法国。
伏尔泰在英国住了3年，深受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他体会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比法国的专制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和两党政府轮流执政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非常羡慕英国中产阶级在英国议会中的地位和在辉格党中的作用；同时，他向往英国人在君主制下获得应有的自由。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法国所缺乏的，法国君主专制的后果是：“人民死于饥饿，农业停滞，工业凋零，官员腐败，商业都遭到破坏，法国成为一个大医院。”
18世纪后期，法国政治的宗教气氛相当浓烈，一方面天主教会大肆迫害新教徒；另一方面，天主教中的不同派别也争吵不休。只要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法国处于一种无法律的控制中。
1762年法国一个新教徒的商人之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他的父亲，把他的死说成是因他打算改奉旧教被他的父亲谋杀。法国土鲁斯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商人全家逮捕，严刑拷打，判处商人死刑。伏尔泰对该案件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向欧洲各国控诉法国法院的不公。在欧洲舆论的影响下虽然法国政府为该商人平了反，但是商人的人头已经落地。
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伏尔泰，使他更加渴望一个法制的国家。在君主与法律的关系上，他认为法律是治国的关键，美德和罪恶仅仅是一种宗教的判断。他说：“对我而言，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人类都必须遵守的自然法。”
伏尔泰作为君权神授时代的思想家，虽然他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但他不反对君主制，他理想中的君主应该是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善良的。君主应该是自然法和人民权利的保护者，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者。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资产者起主导的作用，他们的理性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宗教的狂热，使劳动大众得到安定的生活。同时，伏尔泰也提出自由、财产和受法律保护的平等权利。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原则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人们在法律面前要一律平等，主张消灭封建等级的差别；同时他也强调了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成为国家不安定的因素。
法的精神法国革命前的另一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贵族阶层反对封建专制的代表。他的家族原是达官显贵，其伯父继承了他祖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之职。孟德斯鸠受过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对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后来他专攻法律，成为了一名律师，并继承了家族的封号——孟德斯鸠男爵。严格地说，他是一个“穿袍的贵族”。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的封建专制由盛转衰的年代，他目睹了法国专制带来的战争和灾荒，以及上流社会生活的淫荡和奢侈。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借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讽刺了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权贵和卖弄风情的荡妇。
他在《（波斯人信札》中的描写潜移默化地表现了他的爱和憎。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他对路易十四的刚愎自用、专制霸道、对奸臣和情妇的轻信重用以及对路易十五利用苏格兰人琼·劳为财政大臣，滥发纸币，造成的财政混乱极为不满。
他对专制做了这样的比喻：“路易安那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孟德斯鸠反对天主教会，主张教会改革，他斥责教会的特权和偏执，揭露教士的放荡、贪婪和虚伪，他说：“教会几乎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这是一帮吝啬的人，他们永远往里拿，决不向外掏。”孟德斯鸠憎恨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独占了全国的财富，他们是法国不繁荣、不强大的根源。
他在游历了欧洲诸国后，形成了对政府管理的独到看法。他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不同的政体具有不同的特点：“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定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共和政体的准则是美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依靠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法国最适合的政府形式是君主立宪制度。
孟德斯鸠深受洛克的影响，提出了政府权力互相钳制和互相平衡的理论。他认为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应该分立，相互制约，防止任何一个权威变成专制权力。分权是保障自由和社会成员自然权力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如允许其中的任何两个或更多一个的部门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那自由就完蛋了。防止暴政的唯一办法是使每一个政府部门对其他两个部门进行钳制，如行政部门有权使用否决权来约束立法部门的越权行为。反之，立法部门为了约束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弹劾。最后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去抵制来自立法和行政的独断行为。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实质是用“权力制衡权力”。
孟德斯鸠的启蒙作用还表现在对法制的追求上，《论法的精神》是他的代表作。他认为人类的法就是人的理性，而理性是奠基在人的权利之上的合理的理论，法的本质是保障人权的工具。他说：“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
他认为，各国的法律和各国的地理条件、天气、土地面积、居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人口贸易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关系，而政体对法律的影响最大。这些综合的因素构成了“法的精神”。在谈到法与自由的关系时，孟德斯鸠认为，法是自由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可言，如他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自然神论卢梭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早年丧母，饱尝人间酸苦，后来他到巴黎谋生，与狄德罗相识。他深入社会，了解社会，考察人民生活疾苦和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他的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在政治主张方面，他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但又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他宣扬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力图维护小私有制。
他抨击君权神授说，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人们彼此缔结契约，主张“主权在民”。他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统治，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理想的国家政体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统治者应是人民推举的。如果统治者损害了人权，人民有起义和革命的权利。卢梭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治的要求。他的政治主张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影响很大。
卢梭在哲学上也很有见解，他主张认识来源于感觉，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而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卢梭大声疾呼，要打破教育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传统。此书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他的祖先于16世纪因改信加尔文教而遭到迫害，流亡到日内瓦。贫穷、寄人篱下和受虐待使卢梭深感下层阶级的无奈和无助，这决定了他以后形成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追求共和政体的强烈愿望。
16岁时，卢梭流浪到萨瓦，投奔到轻佻、富有、年轻的华伦夫人那里。在与华伦夫人同居期间博览群书，并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离开华伦夫人后，卢梭靠家庭教师和音乐的创作维持生活，同时他周旋于富有和有名望的巴黎人中间。在这种疏远和不平等的关系中，卢梭感到了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他的小说《新爱洛绮丝》就是贫民和贵族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表述。卢梭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社会下层的人，但又希望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分子。即使他已经与旅馆的女佣人黛蕾丝·勒·瓦色同居，仍周旋在一些贵夫人的身边。他对社会阶层的亲身感悟，使他对社会的平等有一种特别的追求。
《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反映了他对法国社会的根本看法。他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的状态是一个人间的天堂，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的侵犯，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人类罪恶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的，当某一个人在一块土地上立了桩，声称这块土地是他的时候，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就产生了，于是“欺骗的诡计”、“傲慢的炫耀”和“贪得无厌的野心”就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由于掠夺和强者对弱者的压迫而日益加深，并随着社会的出现而受到法律的确认。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人们追求安全的惟一希望是建立社会契约，根据契约，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使每个个人和个人组成的全体达成协议，这样国家就出现了。
有关至高权力概念，卢梭认为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一旦文明社会形成后，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属于社团。凡是成为社会契约的成员都应该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利，把它交给人民，并同意服从共同的意志。他强调主权在民，共和政体的原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公民自觉将祖国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公民关心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共和制度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因而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戴，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个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于会大大地减少，因为整个的公共幸福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幸福，所以很少还有什么是再要个人费心去寻求的了。”
人民主权是以公共意志为最高权力，全体公民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社会契约。一旦人民的公共意志成为最高权力，它就成为不可分割、转让、限制和侵犯的权力；既然人民主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都享有主权。如他所说：“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权的本质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被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
卢梭把政府代表制与人民时自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旦政府实行代表制，人民就失去了自由，一切立法须经人民批准的国家才是自由的国家。在最高主权面前人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人人都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人人也是法律的服从者，在立法、守法和受法律保护方面人人是平等的。他的思想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政府的理想要求，当时的法国很难做到。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果然就把建立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体现了法国人政治上的浪漫和不切实际，其结果是法国人在近两百年里都在争取共和国。
二、政治智慧：力量强大才能主宰世界大革命：抽象的文学政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像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的；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像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
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
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到当时为止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
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j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
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冲塌神圣罗马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
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
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神圣罗马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德国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做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
拿破仑：用剑开创事业著名的法兰西共和国将军和皇帝拿破仑一世于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的阿雅克修，他的原名叫拿破仑·比欧拿巴特。法国只是在他出生前15个月左右才获取科西嘉的。年轻时拿破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认为法国人是压迫者。但是拿破仑却被父亲送到法国军事院校学习。
1785年毕业时，他年仅16岁，就开始在军队当少尉。
4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了，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几年之内就卷入了同几个外国列强战争的急流之中。老天赐给了拿破仑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指挥炮队在1793年土伦包围战中，从英军手中收复了土伦。此时他已经放弃了他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思想，把自己看做是法兰西共和国人。他在土伦包围战中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旅长，1796年又被提升为驻意大利法军司令。从1796年到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随后以英雄的身份返回巴黎。
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这次出征惨遭失败。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取得了全盘胜利，但是纳尔逊统率的英国海军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舰队。1799年拿破仑放弃了他在埃及的军队，返回法兰西共和国。
拿破仑回到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指挥意大利之战的成功而不是出征的溃败。拿破仑利用这一优势，一个月后就与其他人一起发动了一次政变，宣告成立一个新政府——执政府，他任政府的第一执政。虽然拿破仑主持制定出一部完备的宪法，并为民众投票通过，但那只不过是他实行军事独裁的一付假面具，他很快就战胜了政变中的其他同谋者。
因此拿破仑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吃惊。1793年8月在土伦包围战之前他只不过是个无名鼠辈，一个24岁的非完全法兰西共和国血统的小军官；6年以后，年仅30岁的他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无需争辩的君主，他在君主的宝座上一坐就是14年多。
拿破仑在执政期间，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和法律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改革了法兰西共和国的金融结构和司法制度；创办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学；实行了法兰西共和国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虽然其中的每项改革对法兰西共和国本身产生了重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影响，但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拿破仑所进行的改革中有一项肯定远远地超过了法兰西共和国国界，这就是创编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法典，著名的《拿破仑法典》。
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理想。例如，在法典面前人人无血统特权，在法典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法典还与过去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和风俗相近到足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大众和法律界接受得了的程度。总之，法典稳健适度，条理清晰，简洁明了，令人夸口称颂。因而法典不仅在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得到实施（今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法与原版的《拿破仑法典》明显相似），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其他许多国家所采用。拿破仑一贯主张的方针就是做革命的保卫者。但是1804年拿破仑却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帝国皇帝，而且还让他的三个兄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登极。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引起了一些法兰西共和国人的愤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理想的彻底背叛——但是拿破仑所面临的唯一严重的困难却是来自对外战争。
1802年拿破仑在亚眠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目的是使法国在历经10多年连绵的战争后有个喘息之机。但是翌年和平条约就被撕毁，法兰西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不断地赢得胜利，但是不打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军就无法征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1805年拿破仑时运不济，在特拉法尔加海角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势如破竹，取得了彻底胜利，此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基本上取得了海上的控制权。虽然拿破仑仅在特拉法尔加海角战6周后大破奥俄联军，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但是也未能真正补偿他那海军的重大惨败。
1808年拿破仑使法兰西帝国卷入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场长期而无目的的战争，使法军多年陷入困境。但是拿破仑铸成的致命大错是他的征俄之战。1807年拿破仑会见俄国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协议，发誓要建立永久性的友谊。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接受其大陆政策使这种联盟逐渐出现了恶性分裂，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入侵俄国。
战争的结局为人所共知。俄国部队在一般情况下避免与拿破仑进行对阵战。于是他得以迅速出击，到9月份就已经占领了莫斯科。但是俄国人点燃起漫天大火，几乎使全城化为灰烬。拿破仑在莫斯科等待5个星期，求和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终于决定撤军，然而为时已晚。俄国的军队以逸待劳，俄国的冬天残酷无情，法军供给短缺，这一切立刻使法兰西帝国士兵心惊胆战，乱作一团，相互践踏，结果能活着逃命者还不足十分之一，面对如此情况，拿破仑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军队，只身返回法国本土，即刻组建军队准备迎击那些随时有可能背叛法国的人。
不出所料，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认识到现在是他们摆脱法兰西帝国的妙时良机。他们会师共同攻打拿破仑。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失败。翌年他宣告辞职，被放逐到意大利沿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这里不应该是他人生的终点，作为一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领袖，这样地离开自己的舞台并不光彩。他要与命运抗争，要与他的人民在一起。
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奇迹般地逃回法国。在法国他不费一枪一弹夺回了帝位，欧洲的列强们惊奇了，恐慌了，害怕了。面对这样的威胁，欧洲列强再次对他宣战。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成了拿破仑最终谢幕的舞台。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人囚禁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于1821年因患癌症在那里死去。
拿破仑的戎马生涯矛盾重重，变化莫测。他在战术上的指挥天才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仅从这方面来判断，也许可以把他看做是超乎时空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是从重大的战略上来看，他却犯下令人瞠目的错误，如对埃及和俄国的入侵。拿破仑的战略错误非常严重，因而他算不上第一流的将军。毫无疑问，评价一位将军是否伟大的一个标准要看他是否有能力避免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评价像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最伟大的将军就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们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
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因而他在国外征服的领土也如漫天浮云，随风飘散。1815年他最终失败后，法兰西占据的领土比1789年革命爆发时还要少些。
毫无疑问，拿破仑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人们常常把他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希特勒是用幻想构建社会并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其实现，而拿破仑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他对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宁愿用时间看看地图考虑下一个进攻目标，使自己戴上战神的桂冠。拿破仑的统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能和纳粹集中营相比。
而随着军事冒险的不断成功，拿破仑对权力与胜利的崇拜已到了玩世不恭的程度，他说：“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也没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真理。”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拿破仑对自己的驻俄大使，力劝他不去征讨俄国的科兰古不屑一顾地说：“一场漂亮仗会使亚历山大（俄皇）清醒过来。”即使是在他从俄罗斯铩羽而归之时，还是拒绝了奥地利外相梅特涅的调停建议。我们回顾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1812年以前，法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亚眠和约》与《提尔西特和约》，都承认了法国在欧陆的特权和优势，如果他在那时收手，作一个“仁慈的霸主”，就有可能保持住这种地位。但他欲壑难填，要做与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相当的皇帝，最终把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拿破仑名声显赫，人们容易过高地估计他的影响。他在短期内的影响确实很大，比亚历山大大帝也许还要大，虽然远不如希特勒（据估计在拿破仑战争中死亡的法国士兵将近50万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有800万名）。无论如何，拿破仑的活动在数目上和对其同代人生活的影响都远不如希特勒。
从长期影响来看，拿破仑似乎比希特勒更重要，但不及亚历山大。
拿破仑在法兰西帝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但是法兰西帝国人口还不到世界的七十分之一，因此一定要如实地看待这样的政治改革。从对法兰西帝国个人生活的影响来看，他的改革远远不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
据说拿破仑时代为巩固法国革命时期的成果和确保法国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提供了时机。因此在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最终复辟时，这些变化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恢复旧制度的社会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拿破仑之前，1799年拿破仑开始执政时若要回到原来状态看来就已经为时过晚了。尽管拿破仑自己有建立君主制的野心，他还是为在全欧洲传播法国革命的理想起了作用。
拿破仑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他对西班牙的入侵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实力，使它在几年的时间里不能控制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自治时期，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开始了。
拿破仑做了一笔交易，这件事看来和他的主要意图无关，然而却成为他一生中产生最持久最重大的影响的一件事。那就是1803年拿破仑向美国出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他认识到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在北美占据的土地不受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掠夺，想必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他资金缺乏。路易安那契约也许是整个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转让，使美国成为一个接近占有一个洲的面积的国家。如果没有路易安那契约，就很难预料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肯定与今日的美国迥然不同；没有路易安那契约，美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国都很难说。
当然拿破仑并不是促成签订路易安那契约的唯一因素，美国政府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兰西共和国要价非常低廉，似乎无论哪届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愿意做这笔生意，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出售路易安那领土的决定却只是通过拿破仑一个人做出的。
戴高乐主义：咄咄逼人的挑战性和进攻性戴高乐主义的真正灵魂，是法兰西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保障国家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言之，戴高乐主义推崇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
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如果论及国家，国家后面是法兰西民族；如果论及人民，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之树深深根植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内，待到开花结果之后，它又将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种斗争，在“二战”期间主要的体现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不过，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的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进行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已经历史性地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戴高乐说：“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被摧毁肃清。”
戴高乐主义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为法兰西民族服务的高效的国家机构，革除第四共和国种种弊端制度，诸如多党议会制等。历史的变革好似故意要印证戴高乐的正确性。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外有强敌虎视眈眈的预言，结果几乎毁灭了整个民族。第四共和国的“大人物”也不相信他的内政见解，法兰西民族因此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当然，任何政治势力不到大祸临头，是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历史上讲，他们是不可多得的，没有他们的种种表演，就无法体现戴高乐的伟大。没有伟大的戴高乐，法兰西民族的个性便得不到张扬，便不会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将戴高乐再次推向政坛。此时的戴高乐已经闭门修炼了12年，而且在写《战争回忆录》过程中又有了不少新的感悟，出山时的他虽然已经68岁，但仍旧没失去为法兰西民族服务的热情，只不过更成熟、更老练罢了。在归隐林泉期间，经过总结、归纳、提炼，他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内政外交的管理思想：戴高乐主义。他此前与此后的一切作为，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最大限度地追求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有了终极目标，有了执政理念，他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自然顺畅多了。
戴高乐主义的主旨就是为提高法国国家地位服务，具体做法有：反对苏美霸权，主张世界多极化；维护民族独立，建立以法国为领导、以法德合作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实行非殖民化，发展和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原法属殖民国家。
戴高乐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内政策，他着手加强总统权力，革除了多党议会制度的弊端，埋葬了第四共和国，并创建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政府行政体制。至于外交往来，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时，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已经形成对峙。两大板块的顶撞，自然挤压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要知道，在戴高乐心目中，法国应该具有伟大、光荣、独立的形象。
戴高乐经过认真的观察与思考，认为1958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已经极大地降低，核军备竞赛的结果便是将西欧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如果那样，法国以及西欧各国始终都得屈从美国的霸权。如果要用法国的民族利益才能换取美国并不可靠的保护，他自然会另寻出路。于是，他独立地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一、脱离了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但是仍旧留在北大西洋联盟中；二、他开始与东方集团的接触，首先自然是与苏联的接触，旨在建立缓和的国家关系。这也就揭示了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的原因；三、建立独立的核力量，在维护国际地位的同时，保持相应的军事威慑；四、在非洲实行非殖民化，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
这就是戴高乐。他的内政外交治国路线，即使在他离开历史舞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旧影响着法国的政局。总体来讲，戴高乐主义源于法国民族主义的传统思想，萌发于20世纪的国际格局和动荡的法国政局，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熟于戴高乐的第二次执政。
就戴高乐的政治生涯而言，可谓显名于国家危难之际，扬名于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得意于独特的法国外交路线，即执行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路线。在他执政后期，由于他将兴趣更多地放到了对外政策上，追逐着法国的大国之梦，从而忽略了选民们对日常生活的要求。他总认为自己在为民族最高利益殚精竭虑，众选民自然会理解、支持他。但是他却忽略了民计民生这个基础之基础，从而爆发了1968年的政治大风暴。如果说1946年他挂冠而去是因为政客的话，那么1969年的他却栽在民心民意上。
三、人生智慧：灵与肉的统一我思故我在法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17世纪时的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笛卡尔被看成是欧洲近代哲学之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后最先具有革命性变化的哲学。笛卡尔哲学虽然也继承了经院哲学的许多东西，但他却在此基础上缔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受当时已在发展的科学影响的结果。
笛卡尔（1596-1650年）的父亲是一个地方议员。父亲死后，笛卡尔继承了一笔地产，他将其用来投资，每年可得六七千法郎的收入，因此衣食无忧。笛卡尔少年时在拉夫勒斯的耶稣会学校上学，受到较好的教育，特别是数学方面打下了较强的功底。1612年他到了巴黎，生活一段时间后感觉巴黎生活嘈杂，应酬太多，于是避居到圣日尔曼郊区，专心研究几何学。
然而朋友们发现了他的踪迹，于是他在1617年参加荷兰的军队，躲避朋友的干扰。他参军的时候荷兰太平无事，但两年后爆发了“三十年战争”，他于1619年到了巴伐利亚，体验到苦寒天气的折磨，于是躲进一个暖房取暖。
在这种情况下他构思出了《方法论》的基本内容。1621年笛卡尔离开了军队，在意大利游历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巴黎。
然而朋友们又要在他起床以前拜访他，而他很少在中午以前起床，因此他又于1628年加入围攻胡格诺派要塞拉罗歇尔的军队。
战事结束后他决定定居荷兰，此后他在荷兰居住了20年。笛卡尔之所以选择荷兰，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有思想自由，而笛卡尔是一个不愿多惹麻烦的人，喜欢安静地沉思。但就是在荷兰，他也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只是统治者奥伦治大公出面干预，他才没有受到迫害。
晚年笛卡尔通过法国驻瑞典大使与瑞典女王克丽斯婷娜书信往来，结果女王邀请他到瑞典宫廷居住，于是笛卡尔在1649年到了瑞典。然而女王要他为自己讲课，时间又只能是在早上5点。这对于一个不习惯于早起的人来讲是痛苦的事，而且瑞典又是高纬度国家，早上就更为寒冷，笛卡尔的身体因此受到损害。再加上法国大使病了，他去照顾时可能受了感染，等大使病好了，笛卡尔却病倒了，并且就此离开人世。
笛卡尔的哲学被称为唯理论，其关键在于提倡怀疑和思考。这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势力十分强大的时代能起到拨云见日的功效。笛卡尔的唯理论首先强调思维的重要性。他提出：“我可以设想我没有形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可以设想没有我立身的地方，但不可以设想我不存在。正是因为我可以怀疑我想过的一切，所以我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停止了思想，就没有理由认为我存在过。”
因此他得出结论：“我思故我在。”他说，这个命题之所以让他认为是个真理，就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必须存在，才能思想。笛卡尔又说：不管醒时睡时，我们都只能听信自己理性提供的明证。虽然笛卡尔的哲学有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但是他强调怀疑和理性，为人们摆脱宗教束缚，自主地思考提出了理论依据。
笛卡尔的哲学为17世纪法国和欧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奠定了基础。古典主义的作家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人都强调在作品中表现理性，并在创造理性文学的行动中取得巨大成就。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布瓦洛更是在其论著《论诗艺》中指出：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可以说，这些著名作家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都受惠于笛卡尔。
美在关系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生于郎格里，1732年获得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他在主编《百科全书》的25年中，深受培根关于编辑百科全书的思想的影响，促使他坚定执著地从事《百科全书》的事业。
狄德罗的哲学思想既反映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夹杂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1749年发表的《论盲人书简》
充分表述了无神论思想。他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大系统，认为其中存在的只有时间、空间与物质。在认识论方面，狄德罗强调感觉论。认为感性知觉先于理智，从认识的起源上反驳先验论以及纯思辨的形而上学，主张感性与理性共同推进人类认识。在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同时，又似乎缺乏辩证法思想，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唯物主义应该称为过渡性的唯物主义。他的主要哲学代表作有：《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怀疑者漫步》、《论盲人书简》、《生理学的基础》、《拉摩的侄儿》、《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宿命论者让·雅克和他的主人》、《驳斥爱尔维修（论人）的著作》等。
在政治主张方面，狄德罗站在法国第三等级的立场上，坚持国家起源于契约，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协议的观点。他指出，能够实现人民自由平等的是政体，任何政体都是要改变的，它的生命同动物的生命一样，必然趋于死亡。封建专制政体终会消逝，将由适合人性的政体取而代之。
狄德罗依据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美在关系”说。认为“美”是一个存在物的名词，它标志着存在物之间有一种共有的性质，这个共有的性质就是“关系”。“美在关系”就意味着美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客观性质。他主张艺术效法自然，反对仿古和墨守成规，他把艺术美看做“模仿的美”。他认为审美鉴赏不仅是审美感受力，也是审美创造力，美感和一个人的想像、敏感和知识成正比例增长的。他在美学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的研究》、《论戏剧艺术》、《谈演员的矛盾》、《绘画论》、《天才》等。
在文学方面，他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戏剧体裁，冲破古典主义理论在悲剧、喜剧之间的界线，用散文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谈演员的矛盾》探讨了演员的“矛盾”所在。演员一方面要把他所扮演的人物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却不应亲身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需要保持冷静。
意识是生命之源柏格森（1859-1941年）是属于20世纪的哲学家，被看成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柏格森青年时期曾在巴黎上学，后来长期在学校任教，1900年到1924年，他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柏格森在哲学、数学、心理学和文学方面都有较高造诣，1914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柏格森的哲学大体上属于生命哲学，与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有渊源关系。柏格森不排斥对世界的本原和基础等问题的研究，但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家研究的方法不正确。过去的哲学家用概念的、分析的理性方法，只抓住了外在的、静止的、僵固的东西而忽略了内在的、活动的东西，因此陷入了片面。正确的方法是通过直觉来认识世界，这种方法能够超越唯心主义和实在主义。
柏格森提出，世界的基础和本质是一种“绵延”，是“生命冲动”，而绵延和生命冲动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我或者自我意识状态。因此，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发展中的自我。而这种自我可以通过内省达到。柏格森认为，自我是完全自由的，不遵守什么必然规律，所以这种自由不可下什么定义。柏格森的这种学说实际上是在强调直觉和体验的重要性。
柏格森还提出，创造宇宙万物的是一种生命之流，或者叫生命冲动，但他同时又说，“生命是心理的东西”，“意识是生命之源”。那么人们会问，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柏格森认为，意识实际上与生命冲动融为一体。世间万物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生命冲动向上的喷发，这就产生了一切生命形式；另一种是向下的坠落，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特质。柏格森的这种哲学观念与他的宗教意识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宗教观念。因为他提出上帝是一种纯粹的永无终结的创造活动。
从柏格森的学说看来，他显然受到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的影响。但柏格森学说的最重要特征是他的直觉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而这种思想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颇具代表性。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表现在他否认人类的理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否认人以理智的形式和理智的方法所表现和获得的知识有实在的、客观真理的意义。他认为，要认识客观世界只能通过直觉。
什么是直觉？按柏格森的解释，“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如此看来，直觉是有些神秘的东西。柏格森还指出，直觉可以达到理智无法达到的事物的内里，达到绝对的领域。用直觉的方法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的方向。其实，中国人也常说“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它就有些直觉思维的意思。应该承认，直觉虽然有些不可解释，但并非不存在，也并非不重要，很多情况下，直觉会给人重要的启迪，只是因为难以解释，所以不能为它的存在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样看来，柏格森的哲学其实为西方人的思维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新的领域。从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面对人的异化，对17世纪以来就提倡的理性产生了逆反心理，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应运而生，诸如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都有浓厚的反理性主义的色彩，柏格森哲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潮。
柏格森的学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他的社会历史学说。
既然宇宙间的一切都产生于生命冲动，那么社会也由生命冲动所主宰，而且社会组织也同个人身体的细胞一样，结合成一个整体。看起来他的社会学说似乎与实证主义的社会有机体论有些相似，但二者并不相同。
因为柏格森强调，由生命冲动构成的个人实际上分为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社会由外在自我构成，但人的外在自我从属于内在自我。
在一般的社会中，由于人的理智服从于自私的目的，而自私心与社会又是对立的，也与生命冲动对立，因此任其发展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为了防止这种危害，必须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并形成一些道德规范和宗教信条来限制个人，特别是宗教，其作用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社会是封闭的社会，并非最好的社会。好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社会。在开放的社会之中，个人是生命冲动和绵延的直接体现。这样的人不受一般道德和宗教的约束，也不必遵守社会的任何规章制度，有绝对的意志自由。这样的个人也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但不是一般的宗教和社会观念，而是通过他们自己对生命冲动和绵延的直觉所体验到的观念，因此这种宗教和道德观念不会构成对个人的约束。
当然，在开放的社会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从生命冲动和绵延中体验到道德和宗教的理念，只有少量的社会精英能够这样。大多数缺少直觉的人，就得服从精英为他们制定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可以看出，柏格森的社会历史学说是一种精英论，一定程度上受尼采哲学的影响。虽然这种学说并不完全合理，甚至有相当大的漏洞，但是它却适应现代社会提倡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运用得当、理解得当，这样的学说会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文学智慧：对人类灵魂的记录超阶级的文学艺术艺术领域的革命从来就是法国伟大精神的体现，其激烈程度并不逊于硝烟滚滚的战场。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回味这辉煌的篇章，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法兰西，一个特殊的国度，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千百年来，它是那样的魅力四射，影响是那样的巨大深远。若论她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除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政治传统外，那就是它的文学和艺术。“自由、平等、博爱”曾给这个世界以全新的感受，多少人为之心动，向往那心中的圣殿。同样这六个大字也浇灌了法兰西的文学艺术，给她以阳光、雨露和营养，于是在这片沃土上，哺育出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师，看看这长长一串名字，就足以让你怦然心动：
思想家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文学家有拉伯雷、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里哀、莫泊桑、福楼拜、左拉、大小仲马、罗曼·罗兰、萨特，艺术家有罗丹、马奈、莫奈、高更、马蒂斯、凡高、塞尚等。
当然，还有同样出名的笛卡尔、圣西门和傅立叶，不过，他们为人所知，多半是在某些著作中以被批评的形象出现的。
充满智慧，饱蘸激情，独树一帜，各领风骚，使这些法国人的作品，或流芳百世，或价值连城。它们是法兰西民族对人类伟大的贡献，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品。
客观地说，法国人的天性最适宜从事文化上的创造，这得益于浪漫的包容色彩，不仅使法国能够吸纳世界文化的精华，而且形成极佳的人文和艺术氛围。法国一向强调文化艺术是超阶级的，官方不加“干涉”，提倡“自由”和保护“竞争”，这使得法国的文化艺术精彩纷呈，硕果累累，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此外，法兰西民族天生就充满激情，富于幻想，勇于探索。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法兰西文化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那博大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的价值、权利和命运的关注与思索，千百年来始终被放在首位。因此，它才获得了极大的艺术震撼力，为世界各民族所认同、所赞赏。
文学是人类灵魂的记录，法国文学充分反映了法兰西民族的内心世界。法兰西民族崛起于中世纪，法国文学也由此发端，法国文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公元842年的《斯特拉斯堡盟约》。法国文学的发展，从中世纪的史诗、行吟诗人开始，历经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各种文艺思潮，至20世纪，形成一座绚丽的文学花园。在历史演进中，各时代的文学巨人，不仅激发出个人生命的智慧和火花，也充实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生命的内涵与情趣。
法国文学是法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像一面清晰的镜子，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在艺术领域的革命中，受文化传统以及外来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各种新文化，生产新流派，如文学领域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美术领域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所有这些都曾给世界文学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世界文学艺术一系列重要思潮、流派的发源地。
拉伯雷和《巨人传》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开始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作过钻研。
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用医药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1532年后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拉伯雷先后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
《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一万七千多匹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祖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
第三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四、五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第四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五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五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他形象地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小说中的巨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格朗古杰是15世纪一个民间笑剧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见于民间故事，庞大固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他为人机警，喜欢恶作剧。《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三个巨人形象上。他们一方面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巨人。格朗古杰爱和平，爱人民。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人民的利益。卡冈都亚对教会很不恭敬。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卡冈都亚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作为马铃，使巴黎大学神学家们惊惶失措，乱成一团。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修道生活是违背自然的。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不受宗教教条的束缚。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寻求真理。
这三个巨人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甚至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16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人的力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他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他用狡猾的方式进行剥削，谋求个人利益。他向老百姓借钱，说尽一切好话，钱到了手，老百姓休想他还债。他有时也会吃点亏，但有仇必报。羊商因为得罪了他，便死在他的手里。可是，拉伯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非常乐观，他在庞大固埃等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修道院遭受劫掠，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以唱赞美诗和作祷告来抵抗敌人，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若望修土却立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他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尽管语言粗野，但直爽可亲。
《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碍社会向前发展。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他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概念、想像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
他揭露罗马教廷，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袋，用来接受贿赂。拉伯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大影响。
《巨人传》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互相信任。不论男女，都可随时进院修道，也可随时退出。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
“做你所愿做的事。”拉伯雷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因此，教育问题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炼包括在内。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提出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主张使人全面发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以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在学问上成为巨人，就有力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界。
《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络可寻，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发展。最后三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在广阔的背景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庞大固埃在第三部还是个魁梧的巨人，第三部以后却好像和平常人一样了。《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16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用笔开创事业的巴尔扎克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写出了91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人们不禁要问，巴尔扎克是怎样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的世界名著的呢？巴尔扎克有个创作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也就是说在椅子上坐12个小时，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五点用餐，五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时说：“每3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巴尔扎克的时间表启示我们：要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在写作上取得一定成就，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他硕大无朋的脑袋，装满了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悲愤，他魁梧健壮的身体，洋溢着生活的痛苦与欢乐，他的《人间喜剧》揭露了人性中的种种丑陋，他的独具个性的幻想与写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
通过《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巴尔扎克曾雄心勃勃地宣称：“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二世界，他征服的精神疆土比拿破仑征服的物质世界要辽阔得多，所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英雄。
巴尔扎克是个孩子，至死都没有长大。这种强烈的依赖心理持续了他的一生。他怨恨母亲，愤怒地悲鸣：我从不曾有过母亲。他没有获得爱，才孜孜追求了一生母爱。母亲的严厉、自私、冷漠给他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害，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充分的证明来自于他对女性的认识：他花费了终生的时间，都在寻找一个“漂亮、有身份的富孀”做他的妻子。他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并认为她们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给予。母亲是宽容、理解、体贴并为他解决生活难题的象征。德·柏尔尼夫人便是其中的一个。当巴尔扎克困苦交加、生活乱成一团糟时，他便迫不及待地给妹妹和朋友们写信：赶快给我介绍一个富孀。他需要一个母亲加妻子的人来替他遮挡尘世的风雨。
巴尔扎克的生活是一团疯长的野草，没有秩序，没有条理。他行事仅凭热情、疯狂、冲动和心血来潮。他没有节制和节俭的美德，这个具有惊人创造天赋和充沛活力的人在生活方面几乎是个弱者，他在小说里是个天才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低能儿。他右手可以凭一支笔赚来二百万法郎，但左手又可以挥霍掉八百万法郎。他穿着豪华的衣服，租着高贵的马车去秘密会见情人德·韩斯迦夫人，回来时分文皆无，不得不向情人借一千金币做路费。他终生为债务所苦所累，不得不经常更换住所来躲避债主和警察。直到生命终结，他也没有还清那些高额债务。
巴尔扎克是个天才，他创作的速度和数量在世界文坛上几乎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人。他创造了几千个人物形象，可列入不朽性质的就达数百人。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世界的黑夜就是他的白天，常人的白天就是他的黑夜。他这种颠倒的作息时间，吓跑了他仅有的几个伙伴。他是个疯狂的暴君。在夜里，他像拿破仑那样野心勃勃地创造、征服和统治着他的第二世界。早年的巴尔扎克怀着对荣誉与金钱的渴望，写了许多让他一生都脸红的东西：《（论长子长女的权利》、《结婚生理学》、《系领结之术》。我们几乎搞不清还有什么东西他没写过。
巴尔扎克风尘仆仆地将俄国的德·韩斯迦夫人娶回家不久，他的生命终结了，带着许多未圆的梦想。永远没有人再惊扰他了。经商的失败，情场的失意，高额的债务……一切都不再惊扰他了。伟大的维克多·雨果在他的葬礼上说：“众人的目光现在不是仰望统治者的面孔，而是仰望思想家的面孔。”雨果的悼词是所有人献给这位大英雄的心声。
五、生活智慧：处处彰显高雅的魅力高卢雄鸡的秉性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开朗、热情、幽默、注重生活情趣的民族，和法国人交往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法国人十分健谈，几乎个个都是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他们同样也喜欢健谈的人，谈论的话题一般都很高雅，如文化艺术之类，有时也谈一谈大人物的轶闻等等。法国人比较浪漫，对“性”并不忌讳，桃色新闻在法国也许并不是什么贬义词，有魅力对他们来说是颇自豪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法国人并不惮于，甚至有些喜好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性”，不管是否有异性在场。我们在听到这类话题时既不要随声附和、眉飞色舞，也不要怒目相向、鄙夷唾弃，最好的反应是装作没听到或没听懂。
法国人非常乐于助人，假若你的汽车抛锚在高速公路上，你站在车边向人求助的话，总会有许多车愿意停下来帮你。但是法国人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家庭，家庭对他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也许有很多法国人在兴奋时会邀请你到他们家做客，但在接到他们的请柬以前，你千万不要把这话当真。如果他们真的在家中宴请你了，那你一定已经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了，设家宴款待在他们看来是级别最高的待遇。
法国的《费加罗周刊》曾做过一次国际调查，看看法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结果“自我欣赏”是大多数外国人给法国人的评价。的确，法国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任何时候都能为“老子天下第一”找到各种证据，尽管有些风马牛不相及。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中，法国被逐出决赛圈，但法国人却依然沾沾自喜，仅仅因为其首场比赛是由法国裁判开始，而击败阿根廷队的喀麦隆队中又有7名队员在法国俱乐部踢球。法国人就是这样为自己找回了心理平衡。但是，那些总是对法国人倍加称赞的外国人不会被法国人尊重；那些有理有据地指出法国人的缺点的人，法国人反而看得起他。所以在与法国人的交往中最忌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法国人在社会交往中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日本商人在到法国人家中做客时不慎将一盘用来洗手指的水喝了下去，法国主人马上给自己的孩子使了个眼色，那孩子也不动声色地喝了下去，保全了日本人的面子。所以切记在公共场合一定不要故意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如果一时疏忽让别人下不来台，最好要公开道歉。
法国人十分注重传统的人情味，给他们送些礼品颇有助于增进双方的友谊。他们看重的是礼物的意义价值而非货币价值，送他们一些传统民间工艺品是最好的选择。在商务来往中赠送的礼物过于贵重反易被他们误解为有意贿赂。
法国穿衣有许多准则，在保持独特个性的同时注意“社会效应”。
如法国职业女性上班时从不穿过分性感的服装，也不浓妆艳抹、环佩叮当。而法国人穿衣的学问和门道，则主要在讲究与随意之间，该严肃时西服笔挺，甚至礼服加领结，该随便时便装加轻便鞋。“日晚不同装”也是基本准则之一。在参加法国人组织的活动时一定要根据其性质选择不同的服装，千万不要“凑合”，企图“以不变应万变”，以同一件衣服参加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活动，否则就要闹笑话，也会被法国人看不起。
许多法国人养有猫、狗一类宠物，主人对它们总是关怀备至。不要当面踢、打法国人的宠物，也不要随便抚摸，对它们进行斥责和贬低也是很伤它们的主人的心的。与一位养有宠物的法国人接近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称赞他的小宝贝或与他交流饲养宠物的经验。
法国人很不守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可能被与朋友喝茶这类小事耽误，而在一次重要的商务谈判即将开始时，法国商人也许仍在下榻的酒店中不慌不忙地吃他的早餐。法国人在找寻迟到理由方面有着杰出的天赋，而交通堵塞往往是最常用的理由，还有诸如时差调整、水土不服之类。法国人经常让别人等他，他却极不乐意等候别人，因此在与法国人有约时你最好按时到达，尤其是在你有求于他的时候。迟到对于一名法国人而言似乎是一种习惯，他们有时对此认识并不深刻，所以如果你的法国商业伙伴屡次迟到并给你带来很大不便时，你最好严肃而友善地当面向他指出。当然，虽然法国人在社交中经常迟到，但法国公司的交货却较少延迟。
法国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爱发牢骚，他们属于那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人，虽然他们总是抱怨各方面的不如意，但却很少动手去改变它们。有时，挑毛病已成为某些法国人的习惯，尽管别人已做得足够好了，他们仍会要求更好。在发过牢骚之后，他们却并不一定要求环境能有什么改善，在一个他曾百般挑剔过的环境里他仍然能安居乐业。所以在法国人发牢骚时，我们可以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能够改善的我们自然该尽力去做，但凭我们的力量改变不了的，我们可以告诉他爱莫能助，他在嘟囔几句后会把这缺陷忘得一千二净的。
总的来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很适于交友的民族，他们奔放的热情、高度的文化素养、浓郁的人情味、注重相互信赖的朋友关系和外向的性格使每一个与他们交往的人都受到感染。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法国人也有自身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法国人在社交和商务界的好名声是与他们喜好交友，且善于交友的性格分不开的。
浪漫与时尚法国是一个浪漫和时尚的国度，不仅仅因为她有美妙的景色和灿烂光辉的名胜古迹。浪漫和时尚已经深植于法国人的性格之中。从文学艺术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向往的国家。大仲马、巴尔扎克等文学家的作品无不展示了一个天真浪漫的国家，凡高等画家的艺术作品向人们展示着它优美的景色。法兰西人是世界上最懂得浪漫的民族，巴黎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都市。年轻的爱侣们都希望到巴黎感受一下法国式的浪漫气息。
法兰西人的服装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时装潮流。巴黎一直是世界时装的中心，每年的巴黎时装节吸引了全世界各国人们的关注。每当换季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圣洛朗和皮尔·卡丹等大服装商都推出新的款式。
而这些在巴黎展出过的新款式时装又成为各国时装制造商参考、模仿甚至抄袭的对象。法国的男装格调高雅、款式新颖、做工讲究，每年都大量销往国外，深受美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等的欢迎。法国的女式服装更是享誉国内外。一般的女装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量体裁衣，尽可能衬托出淑女们的娇媚与身段。但女装很重视个性，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衣服。在街上行走，很少能够看到同一种款式、同一种颜色相“撞车”的衣服。
法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是最令全世界人们所向往的电影节之一。该电影节因有大海、美女和阳光而被称为3S电影节。其宗旨是发现优秀影片，促进世界电影艺术的繁荣。创办的初衷是由于1939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控制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为了对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法国决定创办自己的国际电影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办国际电影节的筹备工作才正式开始，并最终于1946年9月20日在法国南部旅游胜地戛纳举办了首届电影节。此后，每年9月举办，为期两周左右。但自1951年起，举办时间改在5月，目的是为了在时间上争取早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每年5月戛纳电影节开幕都备受瞩目。身着盛妆、珠光宝气的影星们一个接着一个走过红地毯，引来狂热影迷的欢呼和尖叫不断于耳。
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费雯丽、奥黛丽·赫本、伊丽莎白·泰勒、派克、盖博都曾光临戛纳电影节。该电影节的最高奖项自1957年起为“金棕榈奖”，分别授予最佳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等。而电影节的活动分为“正式竞赛”、“导演双周”、“一种注视”、“影评人周”、“法国电影新貌”、“会外市场展”六个项目。戛纳电影节自创办之日起就得到法国外交部、教育部、国家电影中心的支持和资助。在戛纳50岁的大典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专程到场致贺，该电影节在法兰西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贵妇沙龙沙龙是杰出人物自发的私下聚会形式，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一个世纪以后，沙龙成为文学生活的中心，沙龙里地位突出的是那些上流社会中最秀丽优雅、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贵夫人。1610年朗布耶侯爵夫人在她的私宅“蓝屋”召集人们举行沙龙。参加沙龙活动的人们注重社交和礼节，女性在沙龙中被称为“淑女”，不久，“淑女”便作为“才女”的专门称呼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些才思敏捷的文人因地位低下，不断借口“方便交谈”而谢绝坐凳椅。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公认的时尚是：“凡希望出人头地的作家，必须跻身沙龙。”
18世纪法国社会大动荡时期，沙龙更为兴盛，其影响不断扩大。
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龙是“新浪潮”的先驱。它最初是贵妇淑女们聚会的场所，后来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相聚之地。曼恩夫人是法国波旁王朝主系之一孔代亲王第四的孙女，16岁嫁给曼恩公爵。公爵是路易十四私生子中的长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蒙特斯庞侯爵夫人所生，人称“半个路易”。1700年曼恩夫人把索镇古堡作为她举办沙龙的所在地。此后的几十年间，公爵的管家和夫人的情夫在古堡组织各种各样的沙龙活动，私人宴会、焰火晚会、舞会、戏剧，一场接一场。1720年后，沙龙具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机智出众的戏剧家皮隆，哲学家孟德斯鸠，文学家、哲学家狄德罗都是沙龙的常客，最殷勤的是大名鼎鼎的伏尔泰。
启蒙运动早期的另一个著名的沙龙是朗贝尔侯爵夫人所创办的，开始是个贵族沙龙，花园和草地成为他们附庸风雅的最佳场所。后来，朗贝尔侯爵夫人的沙龙向她同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家敞开了大门。从1710年到1733年，她那富有权威的文学沙龙被视为成名的必修课。她的沙龙里不仅有社会名流、学者，而且也有最著名的艺术家，其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她的沙龙风靡了巴黎，并令她的对手心悦诚服。
巴黎贵妇的沙龙是凭借她们丈夫的经济实力和她们吸引人才能力的结合，然而巴黎还有一个修女创办的沙龙，它属于一个叫亚历山德琳娜·德·唐森的女人。
唐森是一个经历充沛、征服欲很强的美人，尽管她曾是法国里昂的带薪修女，但是她从来没有任何宗教的使命感。
1710年她来到巴黎，极其适应这里的放荡习俗，并和一个炮兵少尉关系密切，她在怀孕后，遭到抛弃。令她欣慰的是，生下的孩子就是后来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
为了生存，唐森对一位银行家大耍手腕，终于哄他同意在法国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使她的资金来源有了保障。她生活阔绰，还定期举办沙龙。哲学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小说家普雷沃，戏剧家马里沃等都是沙龙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尽显自己的才能，以获取女主人的好感，女主人的风流满足了沙龙客人的需要。但是女主人的过分放纵的气质同时给她惹了麻烦：1726年她早先的情夫，一个有名望的金融家在沙龙里当众指责她不忠，并使他耗尽了财富，说毕当场自杀身亡。当唐森被关进监狱后，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关她的巴士底狱一时竟成了云集巴黎头面人物的文学沙龙。国王闻知后，尽快释放了唐森。
在动荡的革命年代，政治俱乐部的风头盛过沙龙，但贵族的社交并没有停止。他们全都蛰居在远离炮火的巴黎乡下，其中爱尔维修的寡妻“小猫”的沙龙最负盛名。“小猫”去世后，索菲娅的政治沙龙成为革命人士集中的中心，但遭到拿破仑的反感，他甚至粗暴地对索菲娅说：
“我不喜欢女人过问政治。”她答道：“将军，您说得有理，但在一个可能被砍脑袋的国家里，她们自然希望知道这是为什么？”
19世纪也是法国沙龙文化的兴盛时代，法兰西的伟大文人如雨果、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大仲马等频繁出入贝里公爵夫人或雷卡米耶夫人沙龙。第二帝国时期，文人在咖啡馆或小酒店聚会已经成为时髦，但是沙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聚会场所，从中还能体会到法国上流社会妇女是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的。
19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沙龙是格勒福赫伯爵夫人的沙龙，伯爵夫人是卡拉芒一希梅亲王的长女，1878年她嫁给比利时银行世家的继承人。
伯爵夫人堪称法国上流社会中最完美的绝世佳人，她的容貌举世无双，她迷人的笑声像琴声一样悦耳、响亮，她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是“圣殿”，是“至高无上的地方”。由于伯爵夫人的个人魅力，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沙龙。她不但在法国推广外国文化，而且为增进英法关系做出了贡献，1904年的《英法协约》就是在她的斡旋下签订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敲响了旧式沙龙的丧钟。尽管沙龙没有销声匿迹，但它的文学构思越来越脱离上流社会的圈子，文艺评论代替了宫廷贵妇。法国上流社会妇女显示自己的舞台也随之消失了。在新的世纪里，中产阶级的妇女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她们以另一种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骑士的浪漫一提起法国人，除了“浪漫”，人们似乎找不出更加适合的词来形容他们。“法国的女人像水，法国的男人也像水”是世人对法国人最典型的一种评价。法国人的装束、法国人的外表、法国人的爱情以及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无处不体现他们的浪漫特点。同时，“浪漫”不仅是对当代法国人的写照，而且是对过去法国人的概括。
法国人的浪漫和多情可追溯到中世纪的骑士时代。骑士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时而属于贵族的一部分，时而又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它起源于法兰克王国的封土时代，法王将土地分给他的封臣，封臣再把自己的土地分给骑士，这样便形成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君主和封臣关系对个人忠诚的要求很高，君主对封臣慷慨是为了培养这种忠诚。法国的长子继承制也是法国骑士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当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时，其家庭中的次子和幼子只能被封为骑士。因此，骑士实际上是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它与贵族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归属。
骑士的天职是打仗，它也是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威猛、忠诚、慷慨和礼让是骑士必须具备的品质，懦夫是骑士所不能容忍的。同时，骑士又是一个特别浪漫的阶层，骑士和女士的关系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2世纪的西欧就有了“骑士爱”的提法，这种骑士的爱表现在：骑士崇拜、敬爱女士，女士对骑士的爱使骑士变得更加高贵勇敢。“骑士爱”是一种特别的爱情，以谦让、礼让、婚外恋和爱的宗教化为特征。所以人们对骑士的通俗评价是“不死在疆场，就死在情场”。如《中世纪的衰落》中所述：“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崇高的尘世生活的形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带有伦理理想外表的美学思想，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它存在的基础。”
“骑士爱”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两种：其一，遵守道德规范的，为爱情而爱的爱。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封建社会的婚姻不以爱情为结婚理由；妇女的不忠将损害贵族门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能生育的女子往往被丈夫所抛弃；严格的长子继承制使贵族的幼子必须娶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女子自己选择夫君被看成有失淑女风范。因此，爱情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奢侈品。对于这样的爱情在骑士文学中多有描绘，一个名叫《埃里克和爱妮德》的故事就非常典型。
故事的主人翁埃里克是布列塔尼国王的儿子，他在外巡时受到一个贫穷小贵族的款待，并爱上了其容貌艳丽、才智出众的女儿。埃里克对爱妮德一见钟情，他想立即娶她为妻。于是，他马上向她的父亲求婚，并得到了同意。埃里克把爱妮德带回布列塔尼，从此他们成为了一对快乐的夫妻。
埃里克为了爱情，放弃了武艺，沉湎在爱的浪漫中。在缺乏爱的年代，他似乎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人所追求的一切，他什么也不再需要。为了爱情而放弃骑士的责任使他的名誉一落千丈。他的妻子为他的行为感到非常担忧。后来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夫妇一起外出去冒险，以图重振威名。经过危险和困难的旅途，埃里克恢复了自己的名誉，他们的爱情在骑士勇敢的行为中得到了升华。故事的结尾是，在爱妮德的帮助下，埃里克成为出色的国王。
这种不计名誉地位，不求门当户对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骑士爱”中并不多见，它反映了人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骑土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婚外恋。这种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背道而驰的爱情，比前者更为流行，它几乎是“骑士爱”的一种固定模式。由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种爱情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当时一个叫安德里阿思的人写了一本《爱情论》，专门讨论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他对婚外恋持赞成的态度，认为这是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他用一个大贵族和一位小贵族出身的已婚女子的对话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所描写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大贵族向已婚女子求爱，但遭到了她的拒绝，理由是她已经有了相爱的丈夫。大贵族说：爱情和夫妻感情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光明正大的，没有相互嫉妒的成分，带有延续后代的目的，同时，夫妻之间的抚爱是婚约的一部分，不完全是因为情深意笃。情人间的爱情是一种不同的感情体验，它更加具有刺激性和令人兴奋的感受，这种爱情也是人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最后他们的争论由香槟女伯爵玛利做了裁决，她赞同大贵族的看法，认为婚姻和爱情不可能并存。她的观点是如此的明确，似乎在向现代人证明真正的爱情只有在婚外才能获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境遇。安德里阿思所说的婚外情是针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而言的，他认为带有经济和政治目的的婚姻是不能带来爱情的；而没有爱情的生活又是人们所难以忍受的，所以婚外恋才被看成是可理解的事情，这也反映了人们要求性的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的强烈愿望。
有些人出于恪守传统观念的需要，出于他们对基督教的本能尊重，他们对“骑士爱”的描写就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方法。“骑士爱”的另一个故事《克里奇》，就是一个既避免了与传统道德的对抗，又赞扬了伟大的爱情的作品。
一个叫克里奇的骑士和自己叔叔的未婚妻范妮丝相爱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爱情不仅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而且是乱伦的爱。但是，为了成全这样一个伟大的爱情，作者使用了一种超人力的力量，帮助克里奇得到他所追求的爱情。
作者把范妮丝的奶妈描绘成一个巫婆，让范妮丝喝了一种假死的药，范妮丝便假死了。克里奇从坟墓中把范妮丝救了出来，并和他的爱人结婚，完成了一个骑士的爱。作者的暗示非常明确，因为范妮丝已经死了，虽然她曾是克里奇的叔叔的未婚妻。所以不存在违法通奸的问题。
这个故事无论在构思和对“骑士爱”的赞美上，都是用心良苦。这说明大胆追求爱情也不是当代人想像的那样简单，骑士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有的骑士在追求爱情时无视传统道德，大胆地对抗教会，按照自己的愿望追求自己的爱情。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故事：
12世纪，法国的一个叫波亚图的伯爵虽然已婚，但他仍然挟持美丽的沙特洛女子爵，而且在大众的公开非议中与她同居。当地的一个秃头主教规劝他，希望他结束这种不合道德规范的同居生活，他不但不感到不安，相反，他利用教士本身的缺陷来表示对教会的反感，他对秃头教士说：“一旦当你的头发需要梳子时，我就会把女子爵抛弃。”像这样公开、大胆地对抗教会，在中世纪仅仅是骑士的专利。
骑士的爱不仅包含男子和女子的异性吸引，而且具有更加高尚的含义，这通常是骑士爱情诗所表现的主题：骑士必须保护他所爱的人远离危险或苦难，在驱逐敌手的过程中，显示骑士的英雄本色。同时，“骑士爱”也不是单纯的男女相恋，“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角色把性的主题隐藏在这一行为的后面。”这种骑士与恋人的保护和被保护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在体育运动、竞技和比武上。
为了爱情，骑士通常表现出效忠一切，尊重一切，态度谦逊大方，言谈庄重高雅，但在情人面前则羞怯寡言；在比武大会上，骑士的力量和勇气取代了一切，他们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紧紧锁住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使她们愿意为自己的爱人献出所有，甚至遭到自己丈夫的不满。比武过程是骑士尽显英雄本色的过程，也是骑士爱情体现最充分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观看格斗的女士们把她们的衣服一件又～件地脱下，扔给她们所青睐的骑士，骑士则穿上她们的衣服和戴上她们的饰物，并从他们的爱人的物品中找到战胜对手的力量。格斗结束时，女人蓬头散发，衣衫不整，这是他们宣泄爱情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三个骑士和一件衬衫》的故事则详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个慷慨的、不善决斗的骑士。她有另外三个爱她的骑士情人。在一次决斗中，她把她的衬衫送给她的情人，遭到两个骑士的拒绝。一个贫穷的骑士穿着这件衬衫参加比武大会，他以她的衬衫代替盔甲，结果受了重伤，染血的衬衫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勇敢征服了所有观看格斗的人，同时他也获得了比赛的奖金和那女人的芳心。当他将满是血渍的衬衫交给她时，她当着她丈夫的面，温柔地抱着衬衫，并穿上它。她的行为不仅遭到在场的许多人的谴责，而且使她的丈夫对此惊讶不已。毫无疑问，当这个女人获得了骑士的爱情时，她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所以人们会问：“这两个情人究竟谁为谁牺牲得更多？”
这种包含着强烈的戏剧因素和性爱色彩的“骑士爱”，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相当普遍的。在骑士的誓约中，骑士精神自身就存在禁欲主义和性爱的混合，这种混合在比武大会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在高卢还有这样奇特的团体，它由贵族男女组成，他们自称高卢男人和高卢女人。夏天他们身穿毛皮衣服和毛皮围巾，在炉中生火，而冬天则只允许穿一件非毛皮的单衣，不许穿戴斗篷、帽子和手套。高卢女人的丈夫在收留一个高卢男人时，就一定要把房子和妻子让给他，否则就极不名誉。这或许就是法国人生活浪漫的历史渊源。
总之，“骑士爱”首先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把粗俗的人改造得体面，把卑贱者变得高贵，把傲慢者变得谦逊。被爱情俘获的男子乐于为他人服务，而且用情专一。同时，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爱情而不惜对抗教会是难能可贵的行为。
其次，“骑士爱”存在爱情和贪婪的矛盾。骑士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产物，“骑士爱”也打上了封建的种种特点，如骑士的爱情有鲜明的等级和特权色彩，当然这也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骑士爱”有时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像贵族后代中的幼子，为了取得较好的生存条件，他们必须去爱一个富裕的女人。因此，有许多骑士在爱情中是贪婪的。但是他们极端反对女性的贪婪，如安德里阿思在《爱情论》中所述：如果你见到因贪财而爱人的女人，你应该视之为死敌，远离她像躲避那种用尾巴打人、用嘴巴咬人的动物。如果在爱情和贪婪中难以选择的话，安德里阿思提出了宁缺毋滥的主张，他认为只要一个骑士坚持不懈地追求，他或许能找到一位真正的爱人。
再次，婚姻在很多时候与爱情不能统一，婚姻仅仅是传宗接代的一个手段，或者是门当户对的一个选择，而爱情是一种内在的痛苦，其根源是穷思苦素异性之美。
最后，“骑士爱”是一种人间之爱。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世界上，神甫、修士、修女提倡爱上帝、爱邻里和爱所有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爱导致了禁欲主义的天国之爱。“骑士爱”是爱异性，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可以不惜一切，这样的情欲是恶的表现，而婚外恋更是违抗神意的罪孽。正是由于“骑士爱”与教会禁欲主义的对抗使它具有了人性的光辉，成为以后人文主义提倡人性的先导。
“骑士爱”随着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逐渐消失，中世纪典型的理想男人和近代的典型男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颇具意味的：中世纪的骑士是崇拜妇女的产物，他的本性是为弱者效劳，对妇女表示恭敬是他的首要义务之一；到17世纪典型的男子被称为“有教养的正派人”，他们的特点是对妇女不负任何的责任，对爱情不再专一，妇女从此成了男人的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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