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为自己的幸福活着的人，低劣，为别人的幸福活着的人，渺小；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活着的人，高尚。
——列夫·托尔斯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
——普京一、双头鹰：灵魂深处的秘密傲视东西俄罗斯国徽为盾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金色的双头鹰，鹰头上是三顶皇冠，鹰爪抓着象征王权的权杖和金球。鹰胸前是一个小盾形，上面是一名骑士（圣乔治）和一匹白马。1497年，双头鹰作为国家徽记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国玺上，直至1918年。1993年11月30日，这只象征俄罗斯国家团结和统一的双头鹰又“飞”回到俄罗斯的国徽上。20世纪末，国家杜马从法律上确定了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以旧俄来说，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诸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旨意正如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形象表征，它蕴含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多少史家著书立说都没有拨开这团迷雾，东方、西方人的种种猜测和理智分析，也无法企及它的全部内涵。
但“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和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即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它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有学者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性、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既属于我们的左派，也属于我们的右派。”但俄罗斯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是它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民粹派、暴力派、巴枯宁派由无比痛恨专制国家而否定一切国家组织，斯拉夫主义者们和一些民族作家也在那里反对国家组织，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无情鞭笞农奴主阶级的残暴、野蛮，同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虚伪性表示痛恨。由之，否定政治，幻想人民过上如兄弟般友爱的伦理纯贞的生活；托尔斯泰在揭露没落地主的统治、教会和沙皇法庭的丑陋、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罪恶的同时，又对政治和革命斗争采取否定态度，号召农民本着“纯洁”的基督教精神实现自我完善，实现战胜社会邪恶的最终目的。
这些作家的主张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一样，都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所倡导的“伦理纯贞”的生活、“自我完善”的宗教精神境界，都是对绝对自由和绝对真理的追求，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是追求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国家制度，不如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
俄罗斯的这些革命者、政治家、作家似乎都不愿意要政权，“大家像害怕污秽一般害怕政权”。然而，俄罗斯精神中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的另外一种精神则是人民几乎所有的血液都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而流淌。
从伊凡·达尼洛维奇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将莫斯科公国的统治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不遗余力地缔造国家组织。伊凡一世是“莫斯科国家权力的缔造者”。伊凡一世以后的俄罗斯人民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且将自己锻炼得更加会运用国家机器了，他们不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且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和防御的职能。
然而，俄罗斯人民以自己的鲜血和巨大的牺牲缔造起的国家，却不能给他们任何权利，这的确是一个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俄罗斯选错了自己的未婚夫，嫁错了丈夫”。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精神自由，对自由的追求等待，使他们像一位等待未婚夫的少女，像一位等待丈夫的妻子，像一位等待权势者的奴仆。但俄罗斯人在那动乱的时期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权力的威逞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从而使俄罗斯人民顺从地致力于建立与其性格格格不入的庞大帝国。
这一奇怪的现象曾使哲学家们，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者，还是西欧主义者，都在那里猜测，其中别尔嘉耶夫的提问最具代表性。他说：“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竞建立了如此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为什么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民族竟会如此顺从官僚统治？为什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答案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那个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少有沙文主义的国家，它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宣扬自己日耳曼血统的优秀，从来没有像英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宣扬自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或法兰西血统的高贵，从来不曾有过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那种民族的自豪感；相反，它有时竞羞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对民族自豪感，甚至民族尊严都不愿启齿。在这一最无沙文主义的民族的天性中存在着的是“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种民族无私心理和牺牲精神”，即俄罗斯民族信奉的是超民族主义的理性，是世界主义的学说。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憎恶民族主义，天才作家托尔斯泰不仅对世俗社会生活进行了批判，而且对资产阶级制度也进行了义愤填膺的揭露。
总之，他以一种近似宗教？“纯洁”的精神去克服一切民族局限性，去卸除民族躯壳里的一切重压。带有自由主义保守倾向的斯拉夫主义者并不是通常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仅赞扬俄罗斯的古老习俗，将族长制奉为理想，同时他们还相信俄罗斯人民笃信基督教的全人类精神，他们不断歌颂俄罗斯人民的温顺。
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的俄罗斯人就是整个人类，俄罗斯精神就是宇宙精神，俄罗斯的使命就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这是何等无私的超民族主义！然而，就是这个超民族主义的国家，普济主义的国家，又恰恰是“世界上最民族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空前肆虐的国家”。
俄罗斯就其精神层面而言，它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但它却对各民族推行饿罗斯化的高压政策，成了各民族的压迫者。在它看来，欧洲已经腐化，早已应该毁灭，只有它才是唯一负有使命，而否定整个欧洲的国家。
本为世界性的基督教在俄罗斯那里被民族化了，尽管在俄罗斯平原上到处高耸着圆顶教堂，存在着无数的圣者长老，但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精神仍是自然主义的，人们的生活仍是异教的。曾经宣扬全人类一体和呼唤世界精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同时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攻击波兰人和犹太人，否认欧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权利。一向主张把俄罗斯提升到世界性位置的斯拉夫派也深信只有俄罗斯人才是基督教最虔诚的信徒，只有俄罗斯化的基督教才是最基督教化的宗教，其思想体系中渗透着明显的民族主义因素。
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精神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流浪者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用俄罗斯学者们的话说，俄罗斯人就其天性而言，是一个“永恒的漫游者”和“探索者”，他们天性自由，热衷于浪游和寻找。谈到俄罗斯人的这种天性，会立即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位超尘出俗的流浪汉形象，他肩负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已被压缩了的整个尘世生活，正在神情自由但却充满着渴望地走在俄罗斯的大平原上和大森林中。
“精神漫游”在俄罗斯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存在，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生活中也得到体现。18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思想家拉吉舍夫在其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进行了无际的遐想，他看到了地主的残暴和道德败坏，也看到了农民所拥有的真正的人的特征。因而，他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幻想，特别是在他的《自由颂》这首赞歌中，他渴望英明的君主来实行改革。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自由颂》两部名著的题名就是他作为精神漫游者的最好写照。
伟大诗人普希金曾用非凡形式美的诗篇歌颂爱情、友谊和无忧无虑的欢乐，爱自由是他创作中出现得很早的主题。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充满着不安和激动的感情，带有追求自由和叛逆的浪漫主义的性质，他笔下的主人公，不少是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高于社会水平并脱离了人群的人。
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里所创造的不少主人公，也都是一些精神世界里的漫游者，作者通过他们号召人们本着“纯洁”的基督教精神实行自我完善，以争取达到战胜社会邪恶的目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漫游同样出现在革命者那里，纵观近代以来的俄国历史上的起义革命，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那不可实现的绝对。波洛特尼科夫的起义、普加乔夫的起义都是自发的，无严密组织的，杂乱的，幻想用农民理想中的“好沙皇”来统治自己。民粹派们以为用个人的恐怖活动刺杀掉一个沙皇或某个市长就能战胜君主专制。
就连神秘的俄罗斯宗教中也出现了精神漫游。18世纪后半期的逃亡教派——亦称“云游派”，企图以世界末日审判的宗教空想来推翻那“不义的反基督的双头鹰王国”。总之，在俄罗斯广大的疆土上，培育出了俄罗斯民族自由的、幻想的、探求的，也是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的，并往往以其不安和躁动突破一切规范的精神；同时，在俄罗斯这块城市势力相对薄弱，工业水平相对低下的土地上还培养出了非资产阶级、非小市民的灵魂。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俄罗斯是无限自由、精神幽远的国家，是漫游者、流浪汉和探索者的国家，是自发地狂乱和恐怖的国家，是不需要形式的狄奥尼索斯民族精神的国家。”
蕴涵在俄罗斯精神中的那个二律背反，使俄罗斯又有与上述精神完全相反的一面，即保守、驯服，对个体权利和个体尊严的缺乏认同和尊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怠惰的、不崇尚进取的、有强烈依赖心理的国家。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地，除此别无他求。基督教信仰中的个人因素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溶解于俄罗斯民族集体的温暖之中，故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他们的“宗教感是平原式的”，是缺乏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个人攀登向上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从启蒙运动者开始，就没有出现过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反对封建农奴制基础的激烈言辞，除个别人以外，揭露农奴制祸根所用的语调远不如法国政治家的作品中那么愤慨、那么尖刻；贵族革命者所进行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又是那么的孤立无援，软弱无力；斯拉夫派虽主张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却跳不出古老、保守的族长制村社的龙门；即使主张激进改革的赫尔岑们，也只能趣味盎然地讨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平分土地”的主张仍未越出“俄国的”和“农民的”保守思想的范围；俄国文学的巨匠们，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是政治观点温和的人，尤其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中，在革命的逆境中，他们就向后退缩，不求进取，甚至成为“伟大的”“俄国的殉教者”；至于那些商人、神父、官吏们，更是沉溺于物质，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由他们共同地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封闭、保守、沉闷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个性受到扼杀，其成员都愿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对立的东西在其他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可以转变成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可以诞生于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诞生于超民族主义，无限的奴性出自于无限的自由，永恒的滞留来自于永恒的漫游……究其俄罗斯双头鹰精神之谜，恐怕就是两种性格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互不融合，东方与西方并未能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本质。
骁勇善战，极端扩张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各个民族因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因素固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像俄罗斯民族那样独特，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不仅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辽阔的疆域，而且有着一部起伏趺宕、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和一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的宗教。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识，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两面性”。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
俄罗斯民族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性格特征呢？
一是勇敢顽强，吃苦耐劳。
俄罗斯有着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广大的空间造就了俄罗斯民族豪放的性格。俄罗斯人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性格，这种民族习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和朱可夫等是俄罗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保卫战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人不屈不挠、勇敢顽强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人小事马虎，大事不糊涂。平时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特别是国家存亡和发展的重要关头，都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却给人们留下了生活的重负与精神的压抑。因此俄罗斯人总是表情庄严、肃穆，凝重多于微笑；心情忧郁、伤感，沉重多于轻松。恶劣的气候使俄罗斯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从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
二是情绪化，缺乏理性精神，思维“好走极端”。
1三是富于扩张性。
受东正教普济众生和“救世”精神的影响，俄罗斯人产生一种超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了俄罗斯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救世主义理念。俄罗斯人的心里充满了对全人类的担忧和对全世界命运的忧患，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怎么办”、“谁之罪”等问题。这种发人深省的提问不仅是对俄罗斯命运的担忧，也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忧虑。俄罗斯人总是有一种使命感，那就是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
二、哲学思想：与活着的上帝相遇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除了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以外，还热切鼓吹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宣扬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一、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俄罗斯，人们的世界观所倡导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复活》中他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他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因为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得不经常要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道德的完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
《马太福音》的条条框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地改变。对心中的神的触发，往往只在一瞬间，爱情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悔恨也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甚至是罪恶也同样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时人们强迫自己把眼睛闭上，而纵身于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片刻快感之中。
“我要过人的生活。”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的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被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被找到的。不经历痛苦，甚至不经历罪恶，或许未必能发现人们心中的那个沉睡的上帝。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
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也许这种“拯救”不能带来任何外部利益，但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内部醒悟，有着不可磨灭的力量。
但如果认为忏悔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净化，那么也就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拯救是不能够抱着欣赏的态度的，因为一旦如此，人就成为利用别人而使自己的精神获益的人，况且这样一来，自己的内心也未必能够完全地净化了。
人的忏悔不能让人死后升天堂，不能避免下地狱。因为人的心里本来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上帝和魔鬼，甚至是包含着天堂与地狱。在这里，天堂和地狱不是死后才能经历的地方，而是在人的这一生，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必定要经历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不同状况的表现。
别尔嘉耶夫精彩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地狱之悲剧不在于上帝不能为有罪者洗清罪孽，而在于有罪者自己不能给自己洗清罪孽；地狱不是有罪者在其中受苦的外在环境。而正是一种绝对的孤独，在这里，生命中被压低的良知的呼声，用可怕的不灭之火焚烧着罪孽者。”
一、不以暴力抗恶。
这里或许可以把它看做是利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看起来，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似乎比利他主义降低一个级别，其实这一点恰恰更难以达到；这不仅表明，我们不能牺牲他人的幸福，甚至还表明，我们不能以某种崇高的理由为前提，以牺牲自我为前提，以未来的天国降临为前提而牺牲他人的幸福。
从统治者角度看，运用暴力是错误的。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反复强调：“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应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武力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从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暴力革命的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扼杀了对切近的当代人的关怀，也扼杀了当前世界中需要的爱这种活的情感。可以从各国的历史中看到，革命者不仅勇于自我牺牲，还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牺牲，如果不勇于牺牲的，就是怯懦，是对强权的惧怕。这样，革命者就演变成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达到革命目标的人。革命者当然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所爱的已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国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碍人间天堂的仍旧是人的心中难以摆脱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认为，妨碍人间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之外，在于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在于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由于这个外部原因，因此只能用外部的、机械的手段来消除。那么魔鬼从“自我”的内部被移植到外部社会机构，人与人本应努力创造的爱被改写成人们对社会机制的恨。这样，革命就从本来意义上的建设性或创造性的事业，变异为消除和消灭障碍，也就是破坏。
因此，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的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现实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坏的心理动机和伴随物永远是恨。革命者认为他们有恨的责任，恨在他们生活中起着深刻的和充满激情的伦理动机的作用。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非但并不是所谓的反动说教，而相反是对人性的关爱，对人的善良和怜悯的催化。
三、博爱。
这一点和上一点是相连的。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活》中，博爱几乎可以同宽恕等同，因为博爱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不能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宽恕。一个人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人的内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据。恶是世界无法和谐、无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样，而恨往往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恶的摧残而造成的。
托尔斯泰认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的安宁的，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但是愤恨占据的人内心而人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们也知道，虽然在很多时候，宽恕并不能让作恶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恶真正消除，也许还可能让作恶的人更加为所欲为，但至少，那些宽恕别人的人从此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更无私的爱，可以挽留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反之，一旦开始报复，作恶方也不一定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同样或变本加厉地报复，长此以往，所有的爱将会消失殆尽，那么地狱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心中，那将是更为可怕的。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否定。小说《复活》中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作者的这些否定与批判思想是积极的，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的，那么，否定和批判却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构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东西，《复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的思维明朗，而肯定和建构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动。简单地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作家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它是这位思想者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