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贝多芬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就太容易了。
一马克思我对青年的劝告只用三句话就可概括，那就是，认真工作，更认真地工作，工作到底。
——俾斯麦一、思想的芳香：以人为本，理性批判理性的光辉如果说马丁·路德第一个用理性解释了神学，对宗教进行了革命，并为德国的古典哲学开辟了道路的话，那么伊曼纽尔·康德则第一个用其批判性的分析对德国的哲学进行了革命。康德之所以能把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的哲学作一次哲学上的清算，完全是由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以二元论代替了唯神的一元论。他的经典之作《纯粹理性批判》酝酿了整整十五个春秋，在他已57岁高龄时才姗姗来到人间。康德此书的目的并非攻击“纯粹理性”，只是未了指出它的局限性而已；他更希望指出“纯粹理性”的可能性，并赞扬它高于人们通过感官“扭曲性渠道”
得来的纯粹知识。他认为“纯粹理性”就意味着知识并非是通过人们的五官而得来的，而是独立于一切感觉经验之外的，“知识之所以属于我们，是由于心灵固有的性质和结构而使然。”
德国诗人海涅第一个认为康德的哲学具有革命性意义，并将其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他说：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而已，一只从时代母体中取出的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制造的。”而康德举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把“大刀”，一下子“砍掉了自然神论的头颅”。海涅接着说，“说实话，和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你们法国人是温和、有节制的。你们最多只能够杀死一个国王，而且这人在你们砍掉他的头以前早已失去头脑了。而这时你们还必须敲锣打鼓，高声呐喊，手舞足蹈，以至于使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世界。如果人们把罗伯斯庇尔与康德相比较，那么，人们对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的确给予了太多的荣誉……”海涅这样说，是因为康德使用了思想这一武器，他对于以解释上帝的存在为主要职责的神学来说是一位“伟大的破坏者”，所以他“在恐怖意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庇尔”。更重要的是：康德对付的是思想，而罗伯斯庇尔只对付人。
康德的革命意义恰恰在于他作为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宇宙部队”。于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就倒在了血泊之中，现在再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事实上，康德哲学在1789年就已不胫而走，成为德国哲学界“惟一的话题”。他的批判精神浸润于一切科学之中，连德国的文学艺术也受到他的影响。歌德认为在近代哲学家中无疑属康德最为高明，因为“他的学说还在发生作用，而且深深渗透到我们德国文化中”。当时，康德哲学产生的热浪早已冲出了他一生足不出乡里的哥尼斯堡。“这种思辨的、冷峻的，有时是残酷的哲学完全是德国的，……它的逻辑严谨的批判精神在锻造德意志的精神和性格中起着无形的、悄悄的，然而是无可否认的作用。”
对于康德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评价。马克思把康德的哲学比做“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恩格斯则认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康德还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和平主义思想。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了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民众中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们。
费希特否定了老师的二元论，把康德的先验论发挥成主观唯心主义。费希特把“自我”强调到了“极致”，企图在“自我”的主观精神中寻找事物的实在性。康德的“自在之物”到费希特只存在于主观意识中了。在这一点上，费希特比老师后退了一大步。然而，他却继承了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巨大意志，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挥了辩证法的威力，把神学一点一点地否定掉了。费希特继续康德的事业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起了该起的作用。
费希特是比康德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但却比康德更坚决地同情法国革命。费希特后来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实际上的罪名则是他在政治上民主主义的倾向性。海涅说：“唯心主义通过一切可能的抽象，长期这样过滤着神性，直到最后它什么也不剩为止。现在就像你们法国用法律代替国王一样，在我们德国却用法则来代替上帝进行统治。”用“法则代替上帝”，这正是德国古典哲学体系造成的结果，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土壤中。
比起费希特来，谢林的影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至少在使德国哲学的延续和发展进程没有出现真空方面起了作用。
此时，另一位天才人物黑格尔横空出世。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从康德开始的哲学体系。他的天才的贡献在于深刻地剖析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关系中最普遍的是对立的关系。这种“辩证的思想”贯穿于黑格尔所写的一切东西中，他还进而认为“由于任何情况都含有矛盾，因此进化需要以一种调和的统一性来解决”，“思想的运动和事物的运动是一样的，各有一个辩证的进程，从通过差异而达到统一，又到统一中体现出差异。”他的最终结论是革命的：历史是自由的成长，国家是或者应该是有组织的自由。但他的革命观是不彻底的，因为他同时又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既然统一是发展的目标，秩序便是自由的首要条件”。青年黑格尔在政治上一直具有叛逆精神，但他后来却又大大后退，以至认为“现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而，在这位哲学家的后期，他却转而通力与普鲁士政府合作，赞美“普鲁士是绝对精神的最好表现”。在1830年革命以后，垂垂老矣的黑格尔写道：“最后，经过40年的战争和无法估量的混乱后，一颗老人的心拍手称快地看到这一切终于结束，称心如意的和平时期开始了。”
对于他这种哲学和政治立场的双重性对德国人的影响，德裔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作过客观评价。他认为，“黑格尔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自他的思想。”
天赋人权18世纪兴起的欧洲启蒙思想运动中，德国人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强调人权是一种天赋的、寓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永恒不变的权利。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继承和弘扬了法国的启蒙思想，提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口号。相信这种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就连上帝也不能改变它，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启蒙运动改变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人权思想逐步成为今天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健康与文明的主流思想，也对德意志民族独特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德国人对于这种天赋的人权是这样理解和认识的：
一是德国人信奉“人权的至高无上”。
德国的《基本法》第一条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强调人权至高无上，国家有责任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基本法》以明确的法律语言确认了尊重人权和人格自由的诸条款，而且这些条款同样适用于在德国生活的非德籍人。
二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成为德国制定法律和法规的出发点。
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的精神所制定出来的大大小小法律法规，处处都体现出这种人性化的特点。
德国人在许多方面给人的感觉比较死板。其实，在许多死板的规定里，常透出德国人是很有人情味的。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德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有责任配合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例外。比如在德国的交通法规中，对遇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在警察向车主调查开车人是谁的时候，若开车人是车主自己最亲近的亲人，则车主可以不向警察出具开车人的名字。
一位德国教授的夫人，开着她丈夫的汽车在路上超速了。警察记下其车号，并找到了那位教授要罚款。
通常情况下，那位教授是有责任配合执法部门对违法的行为进行调查的。但因为这事涉及到教授最亲近的人，于是教授就只是找来了证人，证明他当时并不在车上而是在学校上课。
警察一直无法查清开快车的人究竟是谁，所以罚款的事自然就拖下来了。那位教授认为他这样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德国人之所以要制定这样的法律法规是有道理的。因为德国人认为违章罚款只是小事，要是一家人伤了感情那可是大事。这就是德国的法律。
由此看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能不能真正落实到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中来，关键还在于这种“天赋人权”地位的真正确立。只要人的权利能够真正得到尊重，并变得至高无上，那么无论做什么事情就一定会“以人为本”，时时处处体现出这种“人性化”来。
三是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是德国社会的最高目标。
德国人尊重个性，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很强，整个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个性化的，这些都源于“天赋人权”的思想。德国人丰富多彩的个性世界，从德国的建筑、雕塑到人的语言、行为、服饰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人想问题讲究“求同”原则，德国人想问题更强调“求异”原则。
比如德国就没有“奇装异服”一说。在德国你就是穿得再惊世骇俗，大家也会见怪不怪，处之泰然，没准还有人夸你“别致”。你想要“引人侧目而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家都在标新立异。德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无不展现着德国人异常丰富的个性色彩，这是跟德国人尊重个性的传统以及发达的商品经济分不开的。
德国人认为只有具备了个性，才有可能去发明创造。因为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点都是独创。
德国人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不会因为怕别人怎么看或是因为不好意思而不说出来。他们不喜欢让别人去猜测，也不喜欢去猜测别人在想什么。
重视个性，尊重个性，感情表露比较直接是德国人的一大特点。在德国读书，选择专业的最好理由就是“喜欢”。假如你在大学学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喜欢，你可以向学校申请转系，理由只要说“不喜欢”就行了。
某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在读第4学期时，因为错过了考试报名时间，将不能参加考试，这对她来说意味着要浪费一个学期的时间。她很焦急，就去找考试委员会的人。工作人员告诉她已过了报名的截止时间，不能补报。她再三说明自己是忘了，可就是不行。最后她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办法补救？工作人员告诉她，除非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写一份书面报告，可以试一试。这位同学回来后和几个中国同学商量，究竟该编个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写这份书面申请报告。
一位男同学说：“我看最好的理由还是写那段时间你失恋了，所以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才会忘记的。”结果这位女同学就照他说的理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没想到真的通过了，学校同意她补报后参加考试。
德国教师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也一样，就只限于指导。他们只给学生提出一些建议，绝对不会要求学生一定要按他们的观点去写。歌德说过，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法则，而人性的最高实现，就是根据内在法则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个性是社会的最高目标。
四是德国人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德国人想问题总是先想个人的、眼前的，然后才考虑社会的、长远的。德国人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和教育的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写信封总是先写国名、省名，接着是市名、区名、街名，然后是门牌号，最后才是收信人的名字，而且名字也是先姓后名。德国人写信封则是先名后姓，然后是门牌号、区名、市名、省名、国名，整个都颠倒过来。
“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它努力地把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本能结合起来。一种是不惜代价使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本能，另一种本能就是追求金钱、财产等个人利益的欲望。
五是德国人认识到这种“天赋人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有其相对性。
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正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不甚了解。当年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了文化是有相对性的，甚至连道德都有相对的尺度。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自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强加到其他文化上去。能认识到这种相对性的存在，就能理解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观相互有冲突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让每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
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世人都目睹了这场思想启蒙给中国和中国人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着力于解决十几亿人基本温饱的生存权问题，那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是解决“天赋人权”中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提高，受教育的权利，民主的权利以及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等方面，都已提到立法的高度，并正从逐步完善法制的角度来加以根本的保证。
现在，人权思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是否进步与文明的标志。当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声音时，民主政治离这个社会也就不远了。古老的中华文明正在融入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
价值重估与虚无主义传统价值观念都是在上帝存在，上帝作为根据的前提下的价值。或者说，都是在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建立的价值。这些价值之合理性，都是由形而上学之本体和上帝存在得到保证的。那么，现在上帝已死，一切价值之合理性、可靠性就动摇了。因此，对于已有的价值要重新评价。
评价要有评价的标准。然而评价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任何标准的出现都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根据。实际上，一切价值要重估，也不只是一个评价问题，而是创造价值的问题。尼采在否定了传统的价值之后，是要鼓励人们创造价值，培养和肯定自己独立的创造力，不要接受一切已有的和他人给予的价值。
价值的重估也是价值的转换。转换是颠覆旧的价值，设立新的价值。价值的转换是将对生命的否定转化为对生命的肯定，将痛苦转化为欢乐，将驯服转化为自主，将人转化为超人。
价值的重估也是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努力。尼采打碎了一个旧世界，指出这个旧世界所信以为真的其实是虚假的。过去之所以信是因为自己没有焕发自身的创造力，是以一种接受的态度来对待已有的观念，或者是在已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构架内的内部改造，没有发现传统观念大厦根基的虚假性，因此任何从前观念的变革都没有动摇过形而上学。
尼采自知自己的动摇并不会被人立即理解和接受，知道自己的时代还没到来。尼采在动摇了传统之后，他不再像从前的思想家们一样，再次提出一套思想和观念，而是要人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创造。这是他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
创造意志说是价值重估的一种尝试，也是他克服虚无主义的另一种努力。
尼采的虚无主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指存在的虚无；一是指价值的虚无。
存在的虚无是从形而上学的历史来说的。形而上学研究存在者的存在。尼采认为存在，那个作为根据的绝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理念、上帝、实体、自在之物、绝对精神等等，是理性的构造，是概念，它们并不真实。
形而上学中两重世界的区分和对立，就是以虚假否定了真实。他说巴门尼德的存在是冷冰冰的，柏拉图的理念是空洞的。巴门尼德将存在描述为一个金色的完美的球体，但尼采看来那只是思想中的存在，只有生命才是真实的存在，活生生的，充满了力量，有创造力。生命既有创造的力量也有毁灭的力量。思想只是生命的能力而已，离开了真实的生命，思想是不可能思想的。
因此形而上学作为思想的方式和成果，那个使它之所以具有可能性的根基是个虚无的根基。虚无主义之“虚”与“无”，还不能仅仅理解为“没有”，而应该从存在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无主义与存在密切相关。虚无乃是存在本体的虚无。海德格尔直接揭示为存在即虚无。这是一个悖论。尼采虽然没有这样直接表述，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是在存在意义上述说的。
当生命被否定、被贬抑时，便具有了虚无的价值。这个虚无之价值是指最高价值、绝对价值。任何价值找不到最后的根据，因此一切价值也就无意义了，虚无主义的结果就是对无价值的信仰。过去信其真，现在信其无。这价值之虚无，也是价值没有意义，是意义的丧失。尼采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
价值的贬值，就是价值丧失它本身。这种丧失是在存在意义上的丧失。不是说这价值是“无”，不是说价值观念完全消失了，而是说这价值没有意义。不能相信它有意义，价值之无价值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意即存在意义的“没有意义”。由于找不到任何价值的意义，人们也因此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那个曾经给予人终极目的的精神家园坍塌了。
因为本体是虚无的、最高价值的无根据和一切价值的无意义，西方的历史便成为了虚无的历史。那个“自以为是”的“是”竟然是“不是”。理性的历史即虚无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虚无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无根状态，人们失去了过去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尼采想用他的超人学说重建人的精神家园，鼓励人去超越自己，重树新人形象。
伦理道德观德意志人的伦理思想可以追溯到日耳曼人时期，德意志人主要是由日耳曼部落构成的。日耳曼各民族的道德习俗对后来德意志的道德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世纪之前关于日耳曼文化的原始资料极为罕见，只有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对此有些记载。他在《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将日耳曼民族描述为一个散漫但英勇无比、酷爱自由的民族。
日耳曼人早期处于部落阶段，对部落和酋长非常忠诚。早期日耳曼人有叫“亲兵队”的组织，这是由许多忠于首领的武士共同组成，是一种首领与部属之间以荣誉、诚信、勇敢以及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军事兄弟会。一旦发生战争，要求首领身先士卒，勇猛作战，倘若首领被杀，即使大势已去，部属仍应以战斗至死为荣。亲兵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中世纪前期是德意志武士的特征。日耳曼民族的道德习俗——忠诚、英勇不只在初期显露出来，在以后漫长的世纪里也一再显现。
中世纪德意志人的道德思想是在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发展的，宗教和伦理合一是中世纪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中世纪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宗教的形式下，把伦理研究从关于个人的品性方面转向了人对上帝的关系方面。道德的发展受到宗教神学的束缚，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是基督教道德，其主要思想体现在《新约》中，后随着社会的演变和各个时期的伦理学家对它的继承改造而不断发展。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是最主要的继承者，他们适应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需要对基督教道德进行改造，但其主要思想依然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在包括德意志的整个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构成德意志人中世纪时期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德意志人传统道德思想的主要方面，其基本主张有：
一是主张对上帝的信仰、热爱、服从。
基督教道德主张道德来自上帝，把人类行为实践中的道德规范理解为上帝制定的戒律，它把一切伦理道德的要求都纳入人对上帝的关系中加以解释。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热爱和服从。
二是推行禁欲主义道德观。
基督教道德主张博爱，还积极推行禁欲主义，主张众人有罪，必须服从上帝。它认为克制肉欲、出世并指望死后得到报答是真正基督教教徒的义务，主张极端地节制个人的物欲、情欲等欲望，把人的物质和生理欲望视为罪恶来源。奥古斯丁认为，肉体的欲望是灵魂的牢狱，谁能摆脱这种束缚，谁就能获得幸福。
文艺复兴以后，传统道德伦理开始向西方现代伦理发展，这时的德意志人的道德伦理在人文主义和新教道德观方面有新的发展。其中人文主义注重现实生活的意义，要求享受人生的快乐。人文主义者在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肯定人生享乐的合理性，认为人来自自然，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人的本性，主张人应当顺应情欲这种自然本性而生活，这只会给人带来幸福。
他们提出与宗教神学截然相反的新的人生观，认为人生目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这种以人性、人的现实幸福生活为价值本位的原则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封建道德的旧价值取向，而且也奠定了现代文明的生活观念基础，为以后较为系统地构建人道主义价值观体系提供了方向。
新教道德观点是在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首先否定教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提出“因信称义”。认为单单通过信仰，人们便可拥有福音，获得神的拯救。它认为人要得到神的拯救，不在于遵行教会规定，而在于个人的信仰，一切外在的要求和中介形式纯属多余。
其次，它强调个人信仰的自由平等，肯定尘世生活的合理性。对宗教的信仰应当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自主的。人有力量支配自己，无需受教会的支配。同时，信仰也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教主、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家财万贯的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乞丐，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同样沐浴着上帝的恩泽，同样享有自由信仰的权利，因而都能从《圣经》中获得自己的信仰。新教道德中的个性自由、平等思想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日益觉醒的个人道德要求，同时也促进了个体的进一步觉醒，客观上起到了解放人的作用。
法国的启蒙运动同样也冲击着德意志人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德意志人在继承了人文主义道德和新教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吸收了英、法等国的思想，在启蒙运动后，形成了独特的德意志人资本主义伦理观。他们提倡理性道德原则，认为人的理性高于宗教信仰。德意志的伦理学家们对此有过许多表述。
康德承认并强调对理性原则的认识构成一切善行，从而也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在他看来，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只有理性才能决定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人类之所以有道德，正是因为理性能够给自己、给人类立下行为准则，使人不会顺从欲望的驱使。他的这一注重理性、强调以理性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思想也为后来者所继承。
费希特也主张人作为理性存在物能够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驾驭一切。连费尔巴哈也宣称“自我节制，对人以爱”的理性行动准则。理性构成德意志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推崇科学的重要武器。
其次，他们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规范。康德宣称：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臣民，任何一个都是决定力量。
叔本华认为，道德的基础只能从人的生命意志中获得理解，尼采则把道德的基础归结为“强力意志”，非理性主义道德的其他流派也都将道德归于人的某种非理性心理。另一种是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道德伦理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道德教条当做永恒合理、终极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人们的企图是荒唐的，但这种思想在德意志人生活中影响较小。这两种道德思想是对德意志一定历史情况下道德实践的反映，构成德意志道德思想现代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志人成为战败的民族，他们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战后德意志人开始反思。现在的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虽然与历史上的德意志人的价值取向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同时也表现出现代新型国家的特点。
首先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形式，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得以确立，这就使德意志社会的安全有了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非纳粹化和自由主义思想对德意志道德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祉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自由和独立作为十分重要的价值取向得到了现代德意志人的普遍认同。
在社会生活领域，自由的思潮促进了个人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个性化和个性的发展，注重个性的自由和个人独立性的发展。许多研究表明，自由、民主、独立、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是当代德意志人的价值取向，其核心就是独立、自由、民主、平等。
这些价值观念表现在政治生活方面，就是强调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强调选举制；表现在对教会的态度方面，就是教会权威性的丧失和宗教生活与世俗社会的逐渐接近；表现在家庭生活方面，就是人们更加追求多样化的家庭生活方式；表现在对待教育的态度方面，就是在教育中更加注重孩子独立性和自主意识的培养。
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表明，从自然、社会历史到思维的广大领域，他都力图用辩证法找出其有机的发展线索，从而能够比前人更深刻、更全面地洞察和揭示出这些领域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不满意康德道德律的至上性，认为这是把普遍法则与个体主体对立起来。黑格尔主张普遍与个别、道德与感性、存在与思维、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
他通过对爱、生命、精神和伦理的论述，力求克服康德的二元论，以达到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知与不知、存在与思维是对立的矛盾，但两者不可分割。一切事物自身都包括矛盾，事物只是因为本身具有矛盾才会运动、才有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源。事物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总是相互转化的。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都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黑格尔哲学中的这些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
黑格尔辩证法的宏伟体系和他在各个领域的新发现，又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被束缚在神秘思辨的坚硬外壳之中。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和人的个体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绝对精神先于“天、地、人”三界而存在，也离开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成为万有世界存在的基础。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结果。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通过展示自然、社会和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的“异化”和“复归”，揭示其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该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和政治制度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有机体，当一种政治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达到了目的，随后便让位于其他制度。但新的从来不会完全取代旧的，因为变化的模式是“辩证的”，新的不断产生，旧的不断消失，新的又不断在转变为旧的。当新制度向旧制度挑战时，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制度之间就产生冲突，由此产生了综合，既适应现在，又保留过去某些成分的社会重整。
黑格尔竭力将国家权力神圣化，强调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他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体现。”“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王权理论是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核心。他认为理想的国家体制是君主立宪制，但他把立法权置于较低的地位，而赋予王权以最后的决断权力。
他虽然曾将君主说成是“理念的真正化身”，但同时又坚决反对君权专制，强调法律至上，认为“专制就是无法无天”。他认为，王权的决断是不需要提供理由的，臣民必须一律服从王权。黑格尔主张限制立法权和议会的作用，并反对建立与政府对立的政党。黑格尔批评“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
黑格尔把战争看做是国家强大的内在活力。他写道：“在和平时期，市民生活不断扩展；一切领域闭关自守，久而久之，人们就腐化堕落了，他们的特异性也愈来愈固定和僵化了。但是，健康需要躯体的统一，如果一切部分各自变成僵硬，那就是死亡。”“战争的结果，不但人民坚强起来，而且本身争吵不休的各民族，通过对外战争也获得了内部安宁。”在黑格尔看来，战争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它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在战争这一环节中，特殊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平静使潮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或者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黑格尔承认“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他看来，历史巨人在前进时会踏坏无数无辜生命的小草，但它义无反顾。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划分为四种王国即四个阶段：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
罗马帝国灭亡后，世界中心转移到日耳曼世界，世界历史达到了“最高精神”，不再向前继续发展了。日耳曼民族的使命就是做基督徒原则的使者。基督教中超感官的自由精神和基督教教义所体现的“绝对自由”的原则，只有到了日耳曼阶段才能实现，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内部成熟之后，才全力向外发展。日耳曼人刚好相反，他们从自身涌出来，弥漫泛滥于世界上，在前进途中使各文明民族的那些内部已经腐朽和空虚的政治构造屈服。然后他们的发展才开始，被一种外族的文化，一种外族的宗教、政治和立法煽动起来”。“因此，在表面上，日耳曼世界只是罗马世界的一种继续，然而其中有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由之而必须更生。”在黑格尔看来，在他生活的时代，从日耳曼“自由精神”的原则产生了“理性”的各种普遍规律，成为世界的“旌旗”，将人类“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黑格尔的最后结论是，路德教是一切宗教的最高形式，德意志的浪漫艺术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艺术，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的顶峰。因此，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领导力量，其他民族只能起从属的作用。
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至上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对后来的纳粹主义产生深远影响。对此，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中写道：“德意志上帝，大德国悲剧的这个阶段出现了。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德国思想界与德国国家政权结成联盟，在国家学府的大课堂里，不仅仅发出复仇的呼声，而且还有被认为是道德的和哲学的信条——统治世界的要求，条顿人至少要成为欧洲的领导，这些烫金文字被刻在19世纪的进门柱上。由于有这样的传统，今天的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徒子徒孙们，为什么不能欢呼他们的条顿领袖呢？”
宗教哲学是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开设的一个课程。他把宗教看做一种认识方式，认为它是以表象认识绝对。他排除人格神，排除对神的盲目崇拜和对神的依赖感，而要求用思维把握神。黑格尔从来不把宗教归结为教士的欺骗，认为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历史和当代深刻矛盾冲突的表现及其解决。人对神的观念同人对自己的观念相应，这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
黑格尔集以往西方伦理思想之大成，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伦理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体系。黑格尔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部分，其中心是揭示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他通过对法、道德、伦理、自由理念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证，表明了自己的义利观。
他承认行为的目的是利，但利与法的结合才是善。他的结论是：
“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关怀自己的福利，而且关怀普遍性质的福利。”他还论证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现实活动表现为需要、劳动和享受三个环节，个体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既是自己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是对其他个体需要的满足，每一个体满足自己需要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因此，他人和社会离不开个体，个体也离不开他人和社会。黑格尔论证了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转化和统一，强调了“他们为我，我为他们”的精神，“一条往东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往西的路。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这就是典型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认识论哲学正是以这样的思维方式为核心的。黑格尔认为，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感性、知性、理性。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端，是对事物的直接的低级性认识，得到的还只是关于事物的混沌表象；知性认识是对事物的间接性抽象认识，是经由推论对事物各部分进行的单独认识，其特点是“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理性认识则是整体的把握事物的方法，其特点是认识到概念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相互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对立双方是共处于统一体之中的。
黑格尔认为知性认识虽是通向理性的必要阶段，但却是一种不足取的孤立的、片面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而只有理性认识才能得到真理，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只有达至理性阶段，认识才能超越知性，由片面的、抽象的认识上升到全面的、具体的、普遍性的认识。如果说，知性认识看到的还只是事物的矛盾，而理性认识的目的正在于化解矛盾。
黑格尔还明确指出，与知性思维方式相关的是独断论，“独断论坚执着非此必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玄思的真理包含有这些正面的规定自身联合进来的全体，而独断论则坚持将各分离的规定，当做固定的真理。”“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主要在于坚持孤立化的、片面的思想规定；反之，玄思哲学的唯心论则具有全体的原则，表明其自身以统摄抽象的知性规定的片面性。”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玄思”即理性思维，也就是被马克思赞誉为黑格尔思想精华的“辩证法”。
黑格尔内容深刻而又被客观唯心主义思辨结构严密束缚的哲学经历了历史的长期消化过程。20世纪以来，黑格尔哲学重新受到广泛重视，黑格尔研究成为国际现象。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发挥，一直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对立的倾向，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学派都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黑格尔那句最著名的名言并不是说，凡现存的，一切无条件地都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属于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恩格斯举例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君主政体的存在已是不现实的，不合乎理性的。这就必然要发生革命，革命成为“必然”的东西，这才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
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出生于欧洲的走廊——但泽。他行为粗鲁，早在年轻时就因为他祖母的疯死和父亲的自杀而看破红尘。他虽然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母亲（一位那个时代颇有点名气的小说家）的智慧，但没有享受到什么母爱。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纵情于声色犬马，消耗了大量的才气和精力，影响了他作为哲学家的事业和发展。他对自己的天才一直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称颂而耿耿于怀。他一生中的不少时光，都是在一种没有祖国、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关怀、没有爱的孤独中痛苦度过的，他的有关“世界就是意志”的哲学便是在他的痛苦的心灵折磨中诞生的。
他高扬起意志的大旗，对长久以来盛行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理智、理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说：“意志就是长期寻求而屡寻不获的‘物自体’，即一切事物内部终极的实在和隐秘的本质”，“性格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性格也是意志和态度的持续，而这些就是意志。甚至肉体也是意志的产物”，“意志仅仅是我们心灵的外表，我们对于心灵正如我们对于地球一样，不认识内部，只认识外表”，“理智有时似乎可以引导意志，但是仅仅像一个向导引导他的主人一样”，“逻辑是没用的，没有人靠逻辑说服过任何人，连逻辑学家也只是把逻辑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已。要说服一个人就必须迎合他的自身利益，他的欲望，他的意志”，“连记忆力也是意志的奴仆，最容易犯错误的人莫过于仅凭思考行事的人”等等。
叔本华从小孤僻、傲慢，喜怒无常，并带点神经质。一次，一个老妇人在他门外与人聊天，打扰了他的安宁，他竞于盛怒中将老妇人推下楼，跌成重伤。他是一个极度自尊，以自我为中心，孤芳自赏的人。为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安静，竞终身未娶。叔本华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仰慕康德。在他的书斋里，有一个康德的半身雕像和一尊铜佛。除起早这一点而外，他在生活方式上尽力模仿康德。他对自己的哲学也极为自负，声称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会震撼整个欧洲思想界，然而他的著作却常常受人冷落。在柏林大学任教时，他试图和黑格尔在讲台上一决高低，结果黑格尔的讲座常常爆满，而听他讲课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超过三人，最后不得不暂时离开大学讲坛。
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而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他为这部悲观主义巨著做出了最乐观的预言：“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其他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他竟至于说其中有些段落是圣灵口授给他的。然而，该书出版10年后，大部分是作为废纸售出的，极度失望的叔本华只好援引别人的话来暗示他的代表作，他说这样的著作犹如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你不可能在镜子里看见天使。
叔本华哲学是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过渡的最后一环，也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端。叔本华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他对黑格尔大加抨击，甚至曾把黑格尔骂作“江湖骗子”，并创立了与之抗衡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来寻求新的出路，提出了生存意志论。
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主要源于康德，特别是康德的关于意志高于理性的思想。和康德一样，叔本华把世界分为“自在之物”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不过他认为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即是“意志”，整个现象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在他看来，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的根源就是求生意志。这种意志是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命的基础。人和动物的肢体、器官和皮毛，植物的根系和枝叶等都是意志的表象。
意志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质，它以自然力的形式表露于外。他认为这个身体的全部存在，以及它的各种机能的总和，只不过是意志的客观化。意志在各种无机物中表现为各种盲目的自然力，在动植物中表现为生命和繁殖，在人类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理念或观念。叔本华指出，康德分裂现象和物自体是错误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就是表象同意志的关系，都是不可分的。
叔本华把理性看做意志的奴仆和工具，认为人的认识是生而为意志服务的。但人也可以作为纯粹认识主体摆脱认识为意志服务的桎梏，而进入无我（即失去了意志）的审美境界。叔本华认为：世界的一切都为着主体而存在，现象的世界与人的关系是表象和表象者的关系。意志没有可见性，也没有客观性，只是一种“不能遏制的盲目的冲动”。
叔本华断言，是意志决定行动，而不是理性决定行动，理性是阻止不了行动的；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即意志），只有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惟一的途径；只有依靠神秘的洞察，才能领悟意志的本性。叔本华曾说过：“人类虽然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许多事情，不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叔本华研究过印度哲学。他认为，不是依靠科学或哲学，而是依靠神秘的洞察才能领悟意志的本性。
在伦理思想上，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求生意志，其表现是不可遏制的、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和欲求。个体意志排斥和力求摧毁其他一切障碍，人间必然发生竞争，由竞争发生永久性的相互仇视和残杀。在他看来，人生的本质就是欲求、竞争和痛苦，不幸是一个普遍法则，现世的享乐是虚幻的，人生只是一场梦。悲剧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能改变人生的不幸，而在于把人生的不幸揭示出来，使人认识到人生是一场噩梦，无可留恋。
在叔本华看来，生育是罪恶，而性欲是最大的耻辱和罪恶。一个人所感受的痛苦与他的生存意志的深度成正比。生存意志越强，欲求越多，人就越痛苦。同时，随着认识的日益明显，意识愈益加强，痛苦也随之增加。
一个人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他就愈痛苦；天才人物最痛苦。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落在痛苦的手心里。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解脱痛苦之道有三：一是佛教的涅磐，二是哲学和道德，三是艺术。
遏制欲求——尤其是情欲，否定生存意志，是摆脱痛苦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哲学沉思和艺术欣赏来暂时解脱精神痛苦，尤其是音乐。音乐的曲调显示了意志的最神秘的部分，音乐刻画了激情、企求和意志的运动。他最崇拜贝多芬的交响乐，认为贝多芬的交响乐是世界本质的忠实而完善的反映，从中可以领悟到人类的各种痛苦和感情。但叔本华认为，最根本的解脱痛苦和不幸的办法是信仰宗教或死亡。
通过宗教的神明否定个人意志，弃世绝欲；通过死亡达到“不可动摇的安宁”和“寂灭中的极乐”。他反对一切理想观念和普遍义务，强调同情心是道德行为的最坚实和最可靠的保证，是最重要的德行基础。
只有遏制私欲和发扬同情心，才能遏制人类的相互残杀。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对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成为现代西方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思潮的重要渊源。
尼采对生命本身的肯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就是他自身。思想在他的话语中，他的话语保存在他伟大的著作中。尼采的思想在如下几个问题中得到了体现。
一是酒神精神。
尼采的希腊是神话时代的希腊，神话化的希腊是柏拉图之前的，思想没有哲学化亦即没有概念化的古希腊。他所肯定和赞扬的希腊文化是充满了阳光、闻得到泥土芳香的。在他写的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中，他提出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位古希腊的艺术神来理解艺术的奥秘。两位神也称为日神和酒神。如果没有日神光辉的照耀就无法显现表象的美，故日神是美的来源和根据。梦中之形象也是表象之一种。
酒神是痛苦的解脱者、创造意志的体现者。酒神宣泄和肯定了生命本身的力量，也表明此力量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制约。悲剧是日神与酒神的合唱。酒神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形成了对立关系，而与查拉图斯特拉则形成了同一的永恒轮回的关系。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痛苦的忍受者，都是受难者的形象，是生命的否定者。
尽管酒神也有受难，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受难。酒神的受难是主动选择的，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即再生；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受难则是被迫的。被迫的受难是创造意志的瓦解，是自身生命力的败坏与贫乏；而主动的受难则是创造意志的保存。耶稣的复活也不过是他本来面貌的显现，酒神遭受的苦难与受难造就了他的再生，使他成为全新的。
酒神在苦难中感受到的是此时此刻的快乐，而苏格拉底的快乐则是彼岸的虚假的快乐，耶稣则是在经历人的痛苦。所以狄奥尼索斯与耶稣的对立才是真正的对立，与苏格拉底的对立还不是真正的对立。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生命的否定者，只有狄奥尼索斯才是生命的肯定者。因此说尼采借狄奥尼素斯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生命本身，亦即创造意志的充分肯定。
二是创造意志。
创造意志是尼采对于存在的规定。形而上学探究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尼采认为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是理性的产物，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远离生命本身，远离活生生的人。力是指生命本身的创造力，而意志作为一种力乃是追求创造的力，意志乃是求创造的意志力。此力不是追求外在的权力、功业，而是不断地自我充盈、自我充实、自我肯定。
创造意志一词的重点在力而不是意志。力是能产生效果的。作为创造之力就是使一个现实事物从无到有，使之出现。世界的变化在于力。
创造遍存于世界，如水能熄火，乃是力的作用效果。效果导致了差异，火由燃至熄，从有到无，这就是差异。水使火灭这就是效果。事物的变化过程是力作用之结果。
生命本身的过程也是如此，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此过程就整体而言是一种循环。所以创造意志就是同一的永恒轮回。
创造力不是概念，意志也不是概念，创造意志不是脱离了感觉、知觉和真实生命的。尼采不再如叔本华那样认为意志是痛苦的根源，相反，他认为“意愿使人自由。这是意志与自由的真义”。但是假若有上帝，上帝已创造了一切，还有什么要人创造呢？所以，“意志带领我离开上帝和诸神。”
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意志，而在尼采这里是力。一方面表明尼采思想中留有形而上学尾巴，另一方面也表明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离。形而上学一直把意志当成自明的、十分熟悉的东西，叔本华更是把意志作为世界的本体，由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否定性的人生观。尼采虽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这个词，但彻底扭转和改造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从痛苦走向了欢乐。
三是上帝死了。
尼采最先是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中借疯子之口说出上帝之死的。
疯子大白天提着灯笼跑到集市去找上帝。集市上的人是不信上帝的人群，因此疯子受到嘲笑。疯子便对他们说：“上帝哪去了？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全是凶手！”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无意义的。上帝之死只对相信上帝活着的人才有意义。如果上帝真如疯子所说死了，这也表明上帝曾经活着。
尼采为什么要借疯子之口说出这话呢？疯子相对于正常人才是疯子，而正常人之所以被认为正常，是因为他的理智是健康的，他能用自己的理智判断事物、认识事物。但正常人由于太相信自己的理智，也就是说太相信自己的和他人的理性，以至于他看不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也导致他否定了理性之外的其他真实，比如生命本身的存在比理性更真实、更本原，理性只是生命的一个特性。疯子不是凭正常人自以为是的理智认识事物。疯子乃是理性的否定者。疯子是真实的发现者和宣讲者，是对于正常的、固有的观念的瓦解者和反叛者。尼采要瓦解理性哲学，瓦解形而上学，要反叛传统观念，疯子正是他这一思想动机的形象代言人，而上帝存在则是最为传统的观念，在传统哲学中是最为核心最为坚固的观念。
疯子要找的上帝指什么？尼采没有直接讲。在传统的观念中上帝是常识，是基督教宣讲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旧约》中他从来没有作为人显现过，《新约》则又成为人出现。他是一切价值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根据。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讲，上帝是本体，是存在自身，是开始的始者。但在尼采看来，“‘上帝’、‘灵魂不死’、‘拯救’、‘彼岸’，这些东西都属于概念。”上帝是虚假的上帝，也是人造的上帝。“‘上帝’成了诅咒‘这个世界’的公式，成了谎言‘彼岸世界’的公式！”
尼采借疯子说出的“上帝死了”，是一个象征故事。它象征了基督教的颓废性和形而上学的虚无性。
“上帝死了”这句话本来并不是无理的蛊惑人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上帝的第一次死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意味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但这次是上帝的“偶像”——教会和中介——神甫的死亡。尼采说的已经是第三次死亡了，这次死于谋杀。上帝第一次死亡有复活，第二次死亡不是自身的真死，而是神与人更直接的亲近，第三次死亡则是神自身虚无的显现。这句话表明了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和反叛。基督教是颓废的宗教。其颓废在于它扼杀人性、扼杀人的创造力。
“上帝死了”，集中表达了尼采对基督教极大的不满。不过，“是我们杀死了上帝。”我们是谁？是有意杀的还是无意杀的？“我们”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人，是平庸的、没有生命力的人。
我们往往在无意中杀死了上帝。上帝被杀死了，我们连发现的能力也没有。这是人的麻木与无知。在所有的无知中，对于虚无的无知是人最大的不幸。
“上帝死了”隐含着形而上学本体之虚无。死是倒塌，虚无是不真实，没有根据。这句话也预示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尼采看出了形而上学之概念和理念的虚假性。不仅如此，形而上学还颠倒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否定了现实的真实性。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剥夺了现实世界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上帝之死意味着一切价值要重估，意味着一个虚无的时代的到来。
二、灿烂的文学：热情洋溢，感情奔放辉煌的文学成就德意志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未像它的西方邻国那样产生伟大的文学巨人，但反映市民阶级利益的市民文学还是在缓慢地发展。市民们创造了适合表现他们自己的要求的文学形式，工匠歌曲就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前夕，他们更以传单、歌曲、笑话和戒斋节戏等形式来批判他们的敌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1494年）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
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使德意志经济凋敝，国家分裂，领主专制进一步巩固，这种形势大大阻碍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大多数市民出身的作家没有继承和发展16世纪文学的传统，反而依附宫廷，为王公服务。他们一味模仿外国，玩弄形式游戏，形成了所谓的“巴洛克”风格。这种宫廷文学统治了整个17世纪的文坛，而且延续到了18世纪上半叶。17世纪的德意志文学也有不少成就。
马丁·奥皮茨致力于建立新的诗歌形式，他的《德意志诗论》（1624年）是德意志文学中第一部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他还积极支持诗人和学者为纯洁德语而建立的“语言学会”的活动。弗莱明、洛高和格吕菲乌斯的诗歌标志着市民文学的新发展，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和颂歌是这一发展的顶峰。
德意志文学的辉煌时代开始于启蒙运动。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是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的影响下兴起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批判宗教思想、追求理性和人的尊严的运动。德意志文学在这滔滔无际的运动中跻身世界文学的洪流。
作为整个德意志启蒙文学的发起者，在整个18世纪上半期，约翰·克里斯托夫·高德盖特倡导理性并力图推动德意志文学和戏剧的变革，他在《献给德意志人的批判诗学试论》中把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当成德意志文学的典范和努力方向。
而作为德意志启蒙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是莱辛，他是德意志文学的奠基人，在文学、美学、戏剧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美学论著《拉奥孔，论绘画与诗的界限》、《汉堡剧评》奠定了德意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莱辛的代表作有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和《爱米利亚·迦洛蒂》，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寓言《狮子与驴子》、《神与绵羊》。莱辛对德意志人来说是启蒙运动的宗师，海涅在（《论德意志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说：“在路德之后，德意志还没产生过比莱辛更伟大、更卓越的人物。”
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由于德意志的分裂割据，资产阶级的软弱，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德意志不能像法国在政治领域进行革命，只好在文学领域呐喊，从精神上发泄不满，这就诞生了“狂飙突进”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倡导者是赫尔德，当时年轻的歌德和席勒就是这一运动的主将。
赫尔德是德意志文艺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他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近代德意志文学的片断》、《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编有民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从历史观点来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解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深受卢梭、莱辛和斯宾诺莎著作影响的歌德青年时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政治上反对封建割据，渴望德意志统一，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早期重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86-1788年间他对古典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同时，研究自然科学，进行文艺创作，完成剧本《伊菲格尼》和《哀格蒙特》，后者以尼德兰民族独立战争为题材，反映作者对异族压迫的憎恨。歌德的代表作诗剧《浮土德》系根据16世纪民间传说写成，长达1.2万余行，反映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德意志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自传《诗与真》和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他的抒情诗很优美，是德意志诗歌的瑰宝。
剧作家和诗人席勒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位干将，生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当过军医，青年时期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早期作品剧本《（强盗》歌颂了一个向封建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剧本上演后，他遭到迫害，逃出符滕堡公国。他的剧本《阴谋与爱情》“是德意志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恩格斯）。
在艺术理论方面，席勒受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写出《论悲剧艺术》、《美育书简》等美学论文。他认为通过审美教育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从而使社会得到改造。
由于德意志社会发展的限制，18世纪90年代，“狂飙突进”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兴起。德意志古典文学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是文学领域的大革命。但是由于参加者也只有“狂飙突进”运动的干将歌德和席勒，因此，古典文学在德意志文学史上不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运动，也称不上是一个文学流派。
但是，就在这10余年当中，歌德和席勒完成了奠定德意志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光辉作品。如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1800年）、《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威廉·退尔》（1804年）和美学著作《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1796年），歌德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年）、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年）和诗剧《（浮土德》（第一部，1808年）。此外，他们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特别是叙事谣曲。席勒逝世以后，歌德在生命的最后20余年又写了包括《浮土德》（第二部）在内的一批光辉巨著。
当歌德、席勒在积极进行古典文学创作的同时，与之并行还产生了德意志文学的浪漫主义，所谓的浪漫主义是一种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文艺思潮。1796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来到耶拿，1798年与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起在柏林出版了《雅典娜神殿》，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文学史上称为“早期浪漫派”或“耶拿浪漫派”。
除了施莱格尔兄弟，重要的作家有蒂克、诺瓦利斯、瓦肯罗德等。
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怀古遁世，重视童话和传奇。1802年以后，早期浪漫派逐渐解体。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军事占领使大部分知识分子热心于政治。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亚当·米勒等早期浪漫派作家在政治上公开走向反动；一批青年浪漫派作家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注，想起了人民和民族传统，他们在海得尔堡形成了新的中心，文学史上称为“晚期浪漫派”或“海得尔堡浪漫派”。他们采集民歌，发掘久已被人忽视的文化遗产。
布伦坦诺和阿尔尼姆收集加工整理出民歌《（男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年），格勒斯编辑了《德意志民间故事书》（1807年）。
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格林兄弟，他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德意志文学中的重要文献（如《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而且整理加工了闻名世界的童话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年）。在创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艾兴多夫。
“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控诉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抨击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显示了卓越的讽刺才能。他的长篇政治讽刺诗《德意志——一个冬天的童话》无情地鞭挞普鲁士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被压迫群众行动起来建立自由的人间乐园，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渐渐开始有了机器生产。19世纪30年代，德意志的政治社会生活有了显著的转变，工业革命的迹象渐渐显露出来。大工业在迅速生长，农民迅速地无产阶级化。
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高涨，他们要求结束阻碍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诸侯割据局面，统一德意志，建立法制。一些进步的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自称”青年德意志“派，其中有伯尔纳、卡尔·古茨柯夫和海涅等著名诗人。他们是”青年德意志“文学的先锋，他们主张公民解放、男女平等，犹太人享有全部公民权，文学、新闻和戏剧自由以及用宪法限制诸侯的专制权力，他们还要求享有旨在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人民主权。他们主张用文艺宣传政治和社会革命思想，反对消极浪漫主义，强调文学作品要接触当代社会问题。
海涅无疑是”青年德意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文坛上出现了以霍普特曼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和以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兄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他们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其中前者的《日出之前》在1889年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并在191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亨利希·曼以深刻揭露德意志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小说而著称于世，托马斯·曼在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代的小说家赫尔曼·黑塞则于194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德意志就是这样不断向世界推出他们的文学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不仅仅给别国带来灾难，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片废墟。战争废墟上的德意志文学试图重新开始。当时的许多作家所描述的是战争和毁灭的令人震惊的虚无主义。如沃尔夫冈·波歇尔特的剧本《大门之外》、海因里希·伯尔的短篇小说《列车正点》、保罗·策兰的诗集《罂粟和记忆》。他们不是直接和现实地以政治内容作为主题，而是将德意志的罪过和失败通过宗教或世界观表达出来。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德意志经济的恢复，德意志的文学又重新繁荣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伯尔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时的德意志文学开始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学的唯美主义化倾向被谴责为掩盖不公正的经济结构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许多文学家追求社会和政治上的认同，但却拒绝政治收编，这一时期以政治文学为主，如罗尔夫·霍赫胡特的《（代表》、贡特·瓦尔拉夫的《你们当官——我们的百姓》。
最近20多年，随着东西德的统一，涌现了杰出的作家博托·施特劳斯，他的短篇小说《马莲娜姐妹》、剧本《恐病患者》等试图通过神秘主义捕捉当地语言的精华。当然也有反映柏林墙倒塌后的文学，如英戈·舒尔策在其《朴实的故事：一部来自东部省份的小说》中以东部图林根的一个小城市阿尔腾贝格为例，描述了柏林墙倒塌后人们既悲又喜的心情。
德意志人在其发展的千年中给世界留下了灿烂的文学让我们去品味，当我们在赞叹这些文学作品的优美时，也不禁为德意志人而喝彩。
席勒与宽容精神席勒与他同时代的五位伟大诗人（莱辛、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维兰德和荷尔德林）相比，无论在声望还是天资方面，都是处于翘楚位置。他的激情可能没有莱辛强烈，但他在戏剧方面的天才，却大大超过后者。他的作品影响十分广泛，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方面，歌德也不能与之比拟。
时至今日，他在德国舞台上只有一个劲敌，那就是莎士比亚。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上演率最高，发行量最大，深受德国人民的欢迎。他从小在“操练”和“奴隶制庄园”中长大，这种对专制主义的切身体会，使他的反抗性、叛逆性异常强烈。
席勒在18岁时，就开始写剧本《强盗》。他在剧本扉页上题词“在暴君统治下”。面对专制盛行的黑暗社会，该剧的主人公说，“如药治不好，就用铁治；铁治不好，就用火治”，并高呼，“德国应该成为共和国”。主人公的叛逆精神感染了所有观众，“剧院几乎成了疯人院。
他们圆睁双眼，攥紧拳头，双脚把地板跺得震天价响，喉咙都吼哑了！
互不相识的人们彼此倾倒，泣不成声。女人们踉跄地走向出口处，几乎近于昏厥。那气氛犹如是驱散了笼罩在混乱之上的阴云，露出了一线新天地的曙光。”
快满30岁时，席勒成了耶拿的历史学教授，并在那里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创作天才。后来，他又遇到了康德。康德的道德观念同他的美学一样，给了席勒强烈的震动。当席勒读到艺术处于自由与天然之间时，他感到这些话是为自己写的。
一般人随着哲学观点的成熟而出现的软弱性，他却在30多岁时就出现了。但他却始终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国际主义者。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他的8部历史剧。其中7部写的是外国，只有一部是写德国的《华伦斯坦》；即使《威廉·退尔》也不能被认为是写德国的。
席勒的一切教导渗透着宽容精神，反对极权主义，颂扬国际主义，希望人类能兄弟般地和睦相处。这位最著名的德国诗人，即使在他看到“帝国”四分五裂和拿破仑对德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也不十分激动，因为他感到德国的使命不在于统治者，不在于普鲁士，而在于康德、贝多芬，也可能在于他自己。
席勒的作品以勇猛和充满同情心著称，而他骄傲的举止，及他的作品缺乏群众性的特点也异常明显。他曾不断得到魏玛君主给予的各种贵族特权，并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的名誉公民。但他一生所写的作品，能始终保持对自己的忠实，其中包括对自己改变了的观点——年轻时火一般炽热的雅各宾观点，逐渐转变为苍白的诗人哲学家，这一变化比路德当年所出现的同样变化，共有机性更为深刻。席勒生前的最后几年，内心经历着剧烈的波动，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身陷激烈纷争而又能一次又一次战胜自身疾病，继续努力不倦工作的英雄形象。
席勒做什么事都凭一股热情，他把德国人的能量与幻想融化在一起，使之产生更大的能量。作为德国人，他比歌德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德国人也本能地感受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更喜欢席勒的诗。席勒生活在德国人的心坎里，因为德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一座自己的文艺女神。
席勒的诗虽然给人一种抽象的感觉，但它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憧憬，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希望，去遐想。席勒离人们的思想感情更近，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席勒写道，“大多数德国人从来不相信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远离政治，有自己的价值观，即使皇帝垮台了，德国人的尊严也不会受到损害。进一步说，假如政治结构动摇了，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和美好。”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他锋芒毕露，锐气袭人。他在诗篇《坏君主》中倾诉了自己对君主们的强烈愤怒：“头戴金冠的神仙们，难道还得为你们唱赞歌？你们阴险地玩弄着石斧。以罪行掩盖人性，使人终身不得说话。
你们这些上帝的巨型木偶，得意忘形，挥刀舞剑，就像歌剧院里的戏子。对这种蹩脚的表演，小人之辈拍手叫好，而真正的艺术家则在含泪喝倒彩。”
歌德与浮士德精神自近代以来，德国文学界最杰出的作品是通过优美的诗篇和精彩的戏剧得到展示的。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出自大文豪歌德之手。
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特别喜欢歌德的作品。列宁在流放时，身边携带的仅有的两部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一部是歌德的传世大作《浮士德》。
在当今的德国，歌德同样家喻户晓，德国人把他看成是民族的骄傲，因此，以歌德命名的街道和文化教育机构比比皆是。德国著名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大学就是以歌德命名的。而当今德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歌德学院”更是借用了这位文学巨匠的赫赫大名。
歌德一生经历了德国文学史上“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阶段，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他创作浩繁，各种诗歌、小说、戏剧等达140多卷。
提到歌德，不少中国读者首先会想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展示的凄美爱情故事，想到他那脍炙人口的诗句：“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神至圣。”《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曾一度轰动整个德国和欧洲，因为它表现了觉醒的市民阶级对封建道德、等级观念的反抗和批判。据说，一代军事枭雄拿破仑对这部书信体小说情有独钟，在东征西战中也不忘带在身边，前后竟然读过七遍之多。
歌德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他一生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长达六七十年，数量达2500多首，包括自由体诗、抒情诗、叙事诗、格言诗、哲理诗等，其中有许多珠玉之作，经著名音乐家谱曲后，成了各国人民传唱的世界名曲。
人们在阅读歌德的诗作时，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在享受优美诗句的同时，还会体会到隽永深邃的意境。几乎从每一首诗中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体会到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或者感受到诗人对自然、社会和生活的哲理思考。歌德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是因为这位文学巨匠一贯坚持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原则：“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在青年时代，歌德的诗作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在歌颂生活、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中，往往表现出情景交融，热情洋溢，感情奔放。人们在读罢这些作品后，心情会像阳光一样灿烂。在这方面以《（五月之歌》最具代表性。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文豪，歌德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几乎花费了他毕生心血的长篇诗剧《浮土德》。这部诗剧以其宏大的规模、深邃的思想和精美的诗艺而与《荷马史诗》、《神曲》等相提并论，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著。
浮士德原本是民间传说中一个追求世俗享受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术士，在歌德的笔下却成了一个不断探索人生真谛、富于进取精神的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浮士德一生经历了五个阶段：书斋生活、爱情悲剧、政治生活、美的追求和改造大自然。浮士德的生活道路，实际上反映了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夜》中的浮士德）直到19世纪初（浮士德建立事业）的思想探索的全过程，也是作者本人一生的生活经验的总结。浮土德一生有过迷惘、错误和失败，但他能够不断进取，自强不息，最终战胜了魔鬼，找到人生的真谛。浮士德这种不断追求和认识生活意义的气质后来成了反映德国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浮土德精神”。当然，在《浮士德》中也不乏体现作者热爱生活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
歌德的作品和智慧深深地影响着德国人。关于歌德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不妨引用两位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话来加以佐证：谢林在《悼念歌德之死》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歌德活着的时候，德国就不是孤苦伶仃，不是一贫如洗，尽管它虚弱、破碎，它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的和坚强的。”甚至清高、傲目于世的尼采，也将歌德置于极高的地位，表现出对这位文坛巨匠的崇敬之情：“歌德不仅是一个善良和伟大的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国人历史上一个没有后继者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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