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你们看，他们要进村了。”

    我们站在屋门口，面面相觑。村里哪家还在烧锅，晚风吹过，送来一股焦烟味，也送来村西边那伙人的嚷嚷声。我们看不见他们，天已经黑了，可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从太阳落山那会儿，那伙人就把住了村西口。

    “他们进了刘大爷家。”博士说。西边有十来点手电光在晃动，远看就像是烟锅火。下焦庄的人堵在村前，也封锁了村后和山边的路。他们就算是把咱们村包围了，还四方八面地吼：“快把焦家的女人交出来，要不咱们就进村搜。”那吼声雷打般惊天动地，好像不知有多少伏兵似的。妇女们吓坏了，忙不迭把娃娃赶回家，把猪圈门拴紧。我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可没想到下焦真的会进村搜人。

    “现在他们已经到会计家了。”蟹兄靠在门板上，不成调地吹起口琴。

    寿县佬呆呆坐在板凳上。自打队长把他领进咱们屋，他就这么呆呆坐着，脸上的肉都板结了。我们想他准是怕得要命。这老实头，恭恭敬敬跟着老婆来拜见丈人，怎料得到会遇上这变故。也幸亏他听不懂我们说的上海话，要不这会儿没准连尿都下来了。

    吵嚷声越来越近。博士说：“我不明白，刘大爷的女儿干吗死心塌地跟定了这个草包，回下焦庄去不是挺好吗？”

    “她是个憨子，”林肯说，“要不结婚刚一个月就会被人贩子拐到寿县卖了？可现在的事倒很难怪她。”

    一块石子砸在门头上，发出一声响。队长家的小栓柱猫似的趴在院墙头，轻声对我们说：“学生，下焦庄的人太野，拦不住他们，我爹让你们留神些个。”说罢，又猫似的消失在院墙那边。

    四眼踢了下寿县佬身下的板凳。“喂，焦家人过来了，你快躲进锅屋去，趴在柴草后面。要是你不打算让他们抢走你的老婆，那就别吭声，就是火叉扎进屁股也别吭声。”

    寿县佬躲进锅屋，四眼钻到自己的帐子里，林肯和博士凑在油灯下走棋，蟹兄不成调地吹着口琴。下焦庄的那伙人把手电光晃过我们的脸，我们就像不知道似的，连头也不回。

    他们挤在门口，有些犹豫，我们听到其中一个人说：“这是上海下放学生的家，要不要进去？”被问的那人是他们的头，想来就是刘大爷从前那个女婿。他用手电扫着屋子，灯光下挨个现出我们的箱子木柜，存粮的笆斗麻袋，还有帐子，就像是电影里的日本鬼子在装甲车上开探照灯。

    手电光停在帐子上。“那床上黑乎乎什么东西，二黑，你过去看看。”

    有人应了一声，跨过门槛。口琴声戛然止住，蟹兄横过身子，挡了那人的路。“怎么着，要抄家？抄到我们上海学生头上来了，还有没有王法！我要上县里告你们去。”

    我们原打算这招把下焦人唬住，起初他们也真的被唬住了，那个二黑回头看看，退了出去。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从门外走进来一个穿条纹海魂衫的愣小子，他理着平头，皮肤墨黑，要不是他口操上海话，我们可真不敢认这个老乡。

    “你们从上海来？”那愣小子问。

    “那还有假，怎么，你不相信？”蟹兄说。

    “我相信，我也是上海学生，所以别对我们来这一套。”那人说着，拔出拳头，对着蟹兄的下巴，结结实实打去。

    我们愤怒了。下乡来，我们很少被人欺侮，更不用说在自己家里挨拳头。蟹兄愤吼着还击，林肯也从板凳上掠起，向那人扑过去。这完全是一瞬间的事，下焦庄那伙人还来不及思考，随后他们便听见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四眼撩开帐子，像是才睡醒的模样爬下床，伸着懒腰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得进大牢。”

    天亮前，我们从小路上了山。下焦的人折腾到半夜，总算偃旗息鼓撤走，可我们出村时还是万分小心，生怕他们埋伏下探子，等走到山顶才敢放声说话。队长走在前面，跟着是刘大爷和他的女儿女婿，我们四人压后，一个个拉着手，怕一脚踩空，摔断了脖子。翻过山是咱们村的湖田，过了湖田就是老河，队长上河边的船去，找相熟的渔民把我们送往县城。开船时，那憨女儿干号着扑进刘大爷的怀里，刘大爷也泪流了满面。他说：“闺女，往后你就别来看望爹了。爹知道你们在寿县活得不孬，死了也安心口罗。”我们在船上，见他久久站在岸边，直到身影溶进山色里。

    渔民升起帆，便坐到船后，操着舵把。他不愿和我们搭话，可能是因为被人半夜叫醒，心里不痛快。寿县女婿一支接一支向大家敬烟，蟹兄双手捂着下巴，苦着个脸。我们坐在船舷边，满耳边是风猎猎地鼓帆，船哗哗地破水。后来，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帆上的孔洞，像是在暗色的帆上镶了千百颗钻石。

    下焦人没料到我们会从水路走，我们顺顺当当送走那两夫妻，回到村里已经是下午。我们也没料到有人会在家门口守候，所以等看到那件条纹海魂衫时，我们真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他跟在我们后面进了屋。蟹兄瞪起眼，把手指骨节捏得喀喀响。“你还记着阿宝的仇呢，是不是？”他对蟹兄说，“不错，阿宝落手是重了些，可你们打得也不轻。你们看这儿，”他侧过脸，让我们看他腮边的一道血口子，那是蟹兄用口琴砸的。“还有这儿，”他挽起裤脚，大腿上有一块巴掌大红里透紫的淤痕，是林肯的膝盖撞出来的，“你们和阿宝也该算扯平了吧。”

    我们这才知道愣小子名叫阿宝，还知道他习惯把自己也称作阿宝。

    “可不管怎么说，是阿宝先动的手，阿宝错了，所以阿宝来向你们赔罪。”他打开带来的马桶包，取出一瓶绿豆烧，两包东海烟，放在桌上，又把手伸进包里，抓出一只活鸡。“阿宝原想多带些来，”他说，“可这个月的零用钱都花完了，”突然，他闻了闻手指，鼻子一皱，骂起来，“他妈的，这该死的鸡拉了阿宝一马桶包屎。”

    我们笑得前俯后仰，阿宝望着我们，也咧开嘴笑了。笑过蟹兄再也不能记仇，我们杀了阿宝的鸡，喝了阿宝的酒，大家就成了朋友。在一二十岁那种年龄，人们的确很容易成为朋友。

    听阿宝说，下焦庄有人看见刘大爷那闺女下火车，一路跟到咱们村，才设下了包围网，没想到煮熟了的鸭子飞了，让他们气伤了心。阿宝就在刘大爷前女婿家吃住，所以也被叫来做帮手。“阿宝进退两难，”他说，“你们不知道焦家人对阿宝有多好，就像对自己孩子似的，阿宝不能对不起人家，想来想去，只有先得罪你们，回头再来向你们赔礼。”我们心想，刘大爷的闺女可是比他要难多了。那姓焦的是她原配男人，但怎么说也只有一个月的恩爱，她被卖到寿县已经两年，又成了家，有了孩子，那寿县佬对她也不坏，让她跟谁好呢？这可不是打一拳再抓只鸡就能解决的。不过这事现在已经跟我们无关了，跟阿宝也无关了。

    吃完饭天都黑了，阿宝就睡在我们这儿。我们去塘里洗澡，泥鳅拱着小腿，青蛙就在脚边呱呱地叫。林肯对打了阿宝有些内疚，便问：“阿宝，你还痛吗？”

    “你说腿上？那算什么，给阿宝挠痒。让你们看看，”他脱下身上的海魂衫，借着星光，我们看到他肋边一条又长又深的伤痕。“这是阿宝爸爸打的，那才真叫痛呢！”

    “好家伙，”四眼拍着额头，“他用什么揍你的，日本鬼子的武士刀？”

    “什么呀，就用拳头。阿宝的爸爸从前是拳击家，全上海有名气的，一秒钟能打出六拳。这伤还不算厉害呢！阿宝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逃课，被爸爸扇了一耳光，昏过去整整半天没醒转来。”

    我们听了直吐舌头，可有趣的是，阿宝的语气里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夸耀，好像他从心底里为有一个能这样揍他的爸爸无限自豪似的。

    那年冬天回上海，我们有幸见到了阿宝的拳击家爸爸。他们家住在一条老式里弄里，进门是公用厨房，然后是一道又窄又陡又黑的小楼梯。我们一个拉一个后襟上楼，又想起送刘大爷一家上船的那个夜晚。亭子间门敞着，有个男人说阿宝不在，他两手各抓一个十磅的热水瓶，像做哑铃操似的在胸前挥舞，他的臂膀足有博士大腿粗。

    我们想告辞，阿宝爸爸硬把我们拽进亭子间。他屋里摆设很简单，没几件像样的家具，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镶黑框的年轻女人照片，另一面有一张阿宝初中二年级时班上发的劳动奖状。

    拳击家关切地问我们，阿宝在乡下表现怎么样，我们着实夸奖了一番。林肯说他性格豪爽，四眼说他深明大义，蟹兄说敢作敢当，博士想了半天，说他仗义疏财。我们的胳膊上还残留着拳击家的握力。

    博士把马屁拍错了地方。第二天，阿宝狠狠埋怨了我们。“他妈的，你们什么不能说，偏偏说这个，”他气喘吁吁，“爸爸就是怕阿宝胡乱花钱，连零用都是寄到焦家去的，要阿宝到月领一点。”

    博士担心地问：“怎么，你爸爸又打你了？”

    “那倒没有，爸爸不会为这点小事动拳头，阿宝长大了。”

    他蹲下身子，解开不离身的马桶包，这式样那时已经不再时髦了。我们瞪大眼睛望着，心想那包里会不会又有一只活鸡，可他拿出的是一副拳击手套。那手套好大，前端塞满了棕丝和棉花，打在身上不怎么痛。我们每人都戴上比试了几下，但没一个能在一秒钟内打出四拳。蟹兄用力过猛，险些跌进身旁的喷水池中去。我们是在襄阳公园里，那水池的喷水龙头早坏了，只留下一池臭水，水面上漂着几张花花绿绿的糖纸和枯焦的树叶，在糖纸和枯叶后面，是一个暗蓝色的东正教堂圆顶的倒影。

    那几天，大概是阿宝最后的好日子，回到乡下他就开始倒运了。说起来四眼对阿宝和焦家的关系早已摇过头，“君子之交淡如水，过于亲近，则容易反目成仇。”四眼的话不幸而言中。不过那件事可怪不了焦家，完完全全都是阿宝一个人的错。

    秋后有一天，公社杨秘书突然把队长和我们叫了去。“是这样，”他说，“外公社调来一个上海知青，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公社决定放在你们集体户里，你们四个和队长要好好管着他。

    杨秘书出去带人，把我们撂在办公室。队长愁眉苦脸啃着烟杆，林肯往地上吐了口口水，“呸，什么样的垃圾都往我们户里塞。”蟹兄想了想说：“等会儿他来的时候，大家都神气足点，给那小子一个下马威。”我们肯定没能给任何人一个下马威，杨秘书把人带进屋时，我们全傻了，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走得很快，要赶在日落前回家。路边的稻子已经收光了，田里只剩下些焦干的粳，乱草似的，显得无限荒凉。阿宝穿着海魂衫走在最后，手提一个旅行袋，背着他那马桶包。别的东西，他都留在焦家了，他自觉对不起那家人，又来了老一套，打一拳再赔礼。姓焦的念着往日的情分，也念着是家丑，不想往外声张。县里呢，因为一头是上海知青，一头是军属，也打算大事化小，所以只棒打鸳鸯，把阿宝调离本公社算了。

    夜里，等闩上屋门，我们逼着阿宝交代了他的艳史。那女的是焦家的姑娘，也就是刘大爷那闺女以前的小姑子，已经出嫁了，丈夫是军人，在部队上服役，多半日子她都住在娘家。焦家一向把阿宝当做自己人，她自然也不例外，日子长了，就出了那种不清不楚的事。“你们别这么盯着阿宝，”他红着脸，结结巴巴，“不怪阿宝，全是她主动的。可她对阿宝实在好，每天晚上把洗脚水端来，阿宝洗过了，她再端出去倒。有一天阿宝生病，她炖了鸡蛋送到床头，一调羹一调羹喂阿宝，喂完又给阿宝洗脸擦身。可后来，她，她掀开被子，就睡到阿宝床上来了……”

    油灯亮着昏暗的光，照着阿宝垂在膝盖间的脑袋，照着我们四双冒出绿火的眼。蟹兄说：“阿宝啊阿宝，你可真有花头。”

    “阿宝没花头，阿宝要有花头也不会被人赶出下焦庄了，”他叹了一口气，惶恐地说，“这件事阿宝还不敢告诉爸爸，他要知道了，肯定会把阿宝打死。”

    阿宝在我们队里只待了两个来月。他人变多了，整天恍恍惚惚，低头跟我们下地干活，低头跟我们收工回家，但很少跟我们说话。村外山坡上有块大青石，在那儿能望见南通北达的路，望见沿山一溜所有的村子。没事的时候，阿宝常常一个人坐在大青石上发呆。我们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也不去打扰他。

    他在脖子上套了根红绒，平时总用手捂着心口，有一天我们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

    他俯在脸盆上冲头，不留神把衣领敞开了，红绒拴着的东西露了出来。这是个夹照片的硬纸鸡心，在镇上小摊里卖一毛钱一个的那种，鸡心里夹着的就是那端洗脚水女人的小照。

    “阿宝，你还丢不开她哪？”博士吃惊地说。

    “阿宝丢不掉。”他两眼痴痴地看着照片，“她在阿宝心里边，阿宝天天梦见她。她说过，就是坐牢，她也和阿宝一块儿去。”

    四眼沉下脸喝道：“听着，浑小子。在上海有你爸爸管教你，到这儿我就是你爸爸。焦家已经放了你一马，你还不知好歹啊！要是再出点什么事，你这辈子就完蛋了。懂吗！绝对绝对不许和她见面！”

    四眼说得够不客气的，摆在从前，没准阿宝能和我们拼命。可那会儿他只是干眨眨眼，茫然地望着我们，好像灵魂不在身上。唉，要是那一天，我们四个把他狠狠地揍上一顿就好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到今天还在眼前。有时我们会不由自主把它和另一件事搞混，因为那两晚的情景是那么相似。月也是那么黑，风也是那么高，蟹兄靠在门板上，不成调地吹着口琴，队长家的小栓柱歪着头听。突然，栓柱子说：“瞧，有人进村了。”

    村口有十来点手电光在晃动，远看就像是烟锅的火。

    我们站在门口，面面相觑。手电一闪一闪走过刘大爷家，又过了会计家，直向我们这边奔来。他们走得很快，但脚步声却很低。蟹兄说：“可别又是下焦庄那伙人来找老婆吧。”

    “那他们的探子就瞎了眼，”博士说，“他们该往寿县去才对。”

    我们哈哈大笑。拿手电的人走过我们门口，听见笑声，向我们望望，可没停下脚步。林肯像被什么鲠了，忽然笑不出声来，“见鬼，不是下焦庄的是谁呀！走在头里的那个，不就是阿宝的房东吗！”

    “坏事了。”四眼的脸一下发了白。

    “阿宝呢？阿宝在哪儿？”

    阿宝不在屋里，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快，快把他找回来！”四眼说。

    “可上哪里找呀？”博士问。

    “笨蛋。还有哪里，村外大青石边。”

    我们连滚带爬往山边跑，路真黑，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可还是太晚了。

    大青石那里已经被人团团围住。手电光四下乱闪。我们往上去，有两条大汉架着一个女人下来，擦我们身边过。那女人声嘶力竭，“不怨他，怨不到他呀，是我跑这儿来见他的。”她的声音不像哭，不像喊，像是一只丢了崽子的母狼在嗥。

    我们挤进下焦人中间，但那会儿已经没我们说话的余地了。阿宝站在大青石上，几支手电照亮他的脸，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那女人被拖走的方向，他眼神里没有惊恐，没有悔恨，仿佛他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他的房东站在他对面，直直地盯着他，半晌，从牙缝里丢出句话：“好，好，小狗日的，这可是你自找，就别怪咱们焦家的人无情无义了。”

    下焦人走了，阿宝还钉在那青石上。我们半拉半扛把他弄回家，整晚上他再没吱过一声。我们知道这事收不了场，当夜，便由博士执笔给他爸爸写了封信，把前因后果详细讲了一遍，请他立即到乡下来。拳击家没来，来了封回信，信极简单，连名都不具，只写了一行字：“我没有这个儿子。”

    阿宝是五花大绑着离开咱们村的。

    一天出上午工前，有辆吉普车开到村东路口。小娃娃们高兴死了，围在车旁，这个敲敲窗玻璃，那个用小铲子扎轮胎。县公安局来的人让队长召集社员到我们屋前开会，会上宣布阿宝破坏军婚，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当场便把他捆上，连马桶包一块塞进吉普车里。车开动时，阿宝拼命挣扎着向车窗外望，像是在找什么人。我们吃不准他到底想见谁，是那女人还是他爸爸。他知道我们给拳击家去了信，可回信的事我们却不曾告诉他。

    拳击家还是认了这个儿子，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四眼考进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燕云楼聚餐，吃喝间又回忆起下焦庄人头次进村的情景。那天晚上，刘大爷的闺女就躲在四眼床上，阿宝和蟹兄动上拳头时，她紧紧搂住四眼脖子，浑身直打哆嗦，差点没把我们四眼掐死。四眼说：“千错万错，阿宝不该瞒我们，要是他在我们屋里跟那情人幽会，说不定我还能帮他闯过那个关。”“算了吧，”蟹兄撇了撇嘴，“要再来那一手，破坏军婚的可就是你啰。”

    吃过饭，我们登上十八路电车。我们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谁瞥我们，我们就回以白眼。突然，林肯指着前面说：“你们看呀，那是谁？”

    那是阿宝。他衣冠齐整，手拉吊栏，规规矩矩站在前门处，他大概早就看到我们了。他对我们这边微带难堪地笑了一下，把闲着的手抬到腰间，悄悄指指身后。于是我们没敢跑到他那边去，我们看到了一条比博士大腿还粗的臂膀。拳击家可没发现我们，他的脸直冲窗外。阿宝向我们招了招手，动作幅度很小，除了我们，谁都不会明白其中的意思。随后他回过头去，也望着他爸爸脸冲的方向，在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变得无限安宁。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阿宝。在这之前五年，阿宝服满了他的刑期，被释放出狱。他瘦了些，脸白了些，此外没什么大的变化。他迈出县监狱的大门，抬起头，眯起眼睛，望着天空。他望了好久好久，又回头看看身后的铁门，才抬腿向前走。这时，他看见了在街对面等着他的那个人。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似乎两年的牢房生活都比不了这一刻。迟疑了足有两分钟，他咬紧牙，一步一步走过街，走到了那人面前，扑通一声，双膝点地跪倒。黄土从他膝下腾起，扑了他满头满脸。

    他们俩就那样对峙着，有一会儿谁都不说话。街上无数行人走过，但在他们跟里，仿佛只是黄土。突然，阿宝号啕大哭起来，眼泪流得哗哗，把脸上的土冲出一道道沟痕。他大声喊着：“还等什么，你跑了几百里地赶到这儿来，不就是想把阿宝往死里打吗？那你干吗还不动手？他妈的，阿宝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两年了。”

    拳击家慢慢抬起臂膀，但他没有揍下去，只是在眼前捂了一下，仿佛黄土也扑上了他的脸。接着，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车站走去。阿宝赶紧爬起来，也不擦净那张花脸，一步不落跟在他爸爸身后，那模样就像是一条温驯的狗。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迎着他们面照来，在满是黄土的街上拖了两道长长的影子。

    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到上海，只有博士目睹了这一幕。

    （原载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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