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男妓大约渐起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汉代，男妓之风不减。史料记载，汉代官吏李延年因为善于唱歌，深受武汉帝宠幸，“延年与上卧起”。以至于社会上许多人都模仿“男色”的模样，脸上涂粉脂，头上戴着怪异的帽子，以此为美。
从五代到宋朝，男色尤为兴盛，宋徽宗政和年间，朝廷开始就男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立法，以消灭这一有伤风雅之现象，公开张贴告示：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周密的《癸辛杂说》：“吴俗此风（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靖亦如妇人，比比求合……败坏风俗，莫此为甚……”
由此可见，北宋和南宋时，京师及郡邑，男色之风气已经到了使朝廷头疼的程度了。元代似乎稍微衰退了些，到了阴代，又重新兴盛了一个时期，“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几无一不狎男娼。”（《中国娼妓史》）
宋代称呼男娼为“行头”，明代称“小唱”。明代伪男娼多见于闽中地区，来源多为囚徒戍卒等，行为方式多为鸡奸。这种恶习甚至普遍到平民百姓狎男娼的程度。并且由江南渐渐向中原侵袭蔓延。男娼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小唱”、“北小唱”之称呼。
“清承明代男色极盛之后，顺治时即已猖狂……延及康、雍，慕好男色，仍而未辍，至乾隆朝而极盛。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一世，殆与清室兴亡相终。”（《中国娼妓史》）。清代士大夫所狎的男娼，多为有演唱等技艺的“优伶”，《中国娼妓史》上说，和申对魏长生有断袖之宠。魏长生原来是四川的“戏子”，北上到了京师，得到和申宠爱。
《裨类钞》上记载：“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舆隶群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灯沙，间揭红帖。每逢过年，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这段话说的是，道光年以前，北京城内男妓（清朝北方称男妓为‘像姑’）生意兴旺，妓院反倒减少了。咸丰时，妓女重又卷土重来，“八大胡同”的妓院热闹非凡，男妓相应萎缩，从此北京的妓女业“阴盛阳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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