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梅花鹿，被一个猎人套住了。

    ——摘自主人公妻子的日记

    一辆公共汽车迎面驶来。现在，只消把车把一偏，摩托车就对准了这辆汽车。一切痛苦都烟飞灰灭了。哪儿在放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还有一支歌，唱祖国母亲的。到底谁是妈，谁是母亲？谁是爹，谁是妈？自己到底是弱者还是强者，还是注定了只是扮演一个失败者？人活着真是沉重的负担。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现在看来，非常简单，只要车把一偏……

    谁想到姜长河会产生这样的瞬间！

    旁人尽可以看到他的失败，但他什么时候有过失败者的心态？他那长长的黑眉，挑战似的扬着，他那俊秀而内蕴丰富的眼睛，他那坚毅高耸的鼻子，他额前披垂着的那绺不安分的黑发，尤其是他那嘴唇启合之间，常有滔滔之言谈如悬河之水不尽而来。如果用他作头像摄影，既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忧郁，又有拜伦的魅力。他那硕长、结实的胳臂，充满了男性的力和美。看他的长胳臂和大脑袋，不言而喻是个大个子，是个叫姑娘们偷偷想着的白马王子。

    但是，如果往下看……他背上像背着一座小山包，俗话叫罗锅。他的两腿短小弯曲，难以想象怎么能支撑那发达的大脑。所以他比常人多了两条“腿”——双拐，才大体具有了行走的功能。

    他有妻子吗？或者说有人嫁给他吗？人们往往这么想。只是想，而不便问的。大街上倒是能看见聋哑夫妻或同样摇着特制三轮车的残疾伴侣。那么姜长河呢？

    长河原先的工作也绝对刺激不起年轻女性的想象力或好奇心——配钥匙。这样的工作仅仅为了糊口，他多么希望吃了饭能精力充沛地工作，吃饭是为了工作。但是他却只能为了吃饭而工作，工作为了吃饭！

    这天停电，来了一个姑娘要配钥匙。真对不起，现在没电配不了，你一会儿再来怎么样？一会儿姑娘来了，偏偏又没有姑娘要的那种钥匙坯子。太对不起了，我一定给你找到这种坯子。明天来一定给你配上，只好让你再跑一趟了。

    姑娘看着坐在工作台后的这个青年，真是文明而洒脱。显露在工作台上方的姜长河的上半身，独具韵味，气度不凡。

    几天后，姜长河到附近商场的电讯器材部买一个插座。柜台后站着的，就是那个配钥匙的姑娘。生活中这种巧合也很多，本来也不值得入书。只是和这位姑娘A在一起售货的姑娘B，正是长河高中时的同学。长河买了插座走后，姑娘B就和姑娘A说起长河如何有文学修养，如何能自编自导话剧，又会京胡、二胡、竹笛、长笛、单簧管。他光是为了写学术论文《谈谈〔文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研读了刘勰的《文心雕龙》，曹丕的《典论论文》、肖统的《文选》、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程会昌的《文论要诠》、王瑶的《中古文学思想》、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嗨，多了！谁记得住！反正他一到休息日就拄着双拐去北京图书馆读书、抄书；天天儿夜里读到凌晨3点呢！

    姑娘A叫程荣英，当时正准备考大学英语系，所以只有星期天才回一次家，当晚又赶回商场宿舍苦读。这天她坐公共汽车回宿舍，感到旁边有一个奇特而似曾相识的身影。回首一看，姜长河！长河刚从北京图书馆回来，拄着双拐，背着抄录了一天的资料。感情的建立往往始于从精神到生活的互补。当他开始辅导她的汉语、作文，当地开始帮他去图书馆抄录资料以后，两颗孤寂的心编织起一个丰富的世界。

    这天她帮助他爬上了景山顶上的万春亭。这是长河生平第一次自己上到这么高。还有一次，是他6岁，父亲抱他上来的。不会行走的小长河，望着下面辉煌的故宫，震慑于世界的博大和美丽。后来他总觉得这一刻决定了他的一生——决不甘于平庸，追求人生的辉煌。而这第二次上万春亭的日子，他更不会忘记。山顶的风吹得他又清新又迷醉。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抉择正在向他逼近，可是荣英到底是怎么个想法呢？她又在探寻下山的路，看怎么走更可以保护长河。她想的仅仅是这个吗？摸不清楚。荣英亭亭玉立。如果光用甜美、善良、贤惠，都太低估了她。她那娟秀而透着英气的眉限，她那迷人而坚毅的嘴角，兼具古代侠女的英姿风骨和现代女性的超拔脱俗。长河望着她，心头又涌起托尔斯泰的话：一个美好的女人是男人的天堂。

    长河此时已经晕晕乎乎地如入天堂之门。但是，人们说他这么个残疾人，只能降低标准。不，我也是一个人，而且有个不一般的头脑，我对伴侣的质量的要求，为什么不应该高一点？有些文艺作品里写到残疾人的爱情，往往这么写——作为残疾人，我不应该追求这种幸福。这是长河一看就受不了的！这不是应该鼓励的强者的姿态！

    长河自小就知道，靠自己的努力，是可能做到本来不敢想象的事的。他14岁时住进东北一所专治小儿麻痹症的医院。医院的主任医生只能顾及一些有来头的子弟。长河这个工人的孩子，是靠父亲借了1000元的债才能北上治病的。无论如何要在出院时拄上双拐自己行走！可是怎么能使主任医生为自己治病呢？遗憾、委屈、忍输、甘居失败，这是他那因为身体的残疾而更加骄傲奋发的心所不齿的。唯一的办法是想办法，想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一副适合美声唱法的好嗓子，又会几种乐器。自拉自唱，感情贯注。每有首长来医院参观，小长河的高歌激得多少人老泪纵横，然后叮嘱院方：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治好。这个孩子终于能自己拄着双拐走出了医院，后来竞走上了景山万春亭。

    追求成功、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残疾人同样应该有权利、有勇气追求幸福，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如果面对幸福就此却步，历史将证明你的错误。对，如果能和荣英确定关系，今天就定下；如果不能，那就不要再为此分心。

    长河靠着荣英的搀扶，依仗着他的第三、第四条“腿”……双拐，一步一步走下山来，一声一声敲击着命运的大门，一阵一阵感受着天堂的温馨，一次一次坚定起决心：荣英，你对未来生活有什么设想？

    他已经鼓足勇气、勇气十足了，但是那来自天堂的回答，比他更加切入正题：“我崇拜一个人，这个人十分艰难。我愿意帮助他走向成功。”“那成功之后呢？”“等他成功之后，我就悄然离去。因为他是不乏追求者的。”“你就这么想？”“就这么想。”“如果这个人同意你离去，说明这个人是不值得赞扬的，是不道德的，是缺乏力量的！”

    荣英低头从她的背包里掏出她的日记本，递给长河。长河一愣，然后急急地翻到最后一篇——临来景山前一晚的日记。日记里写的是一头梅花鹿被一个猎人套住的美丽的故事。

    “但是我只有成功的志向，未必有成功的把握。”此刻突然升腾而起并且充满长河心灵的，是对姑娘一生的责任感了。

    但是梅花鹿已经被猎人套住了。

    常有人劝长河，最好还是不要叫荣英考大学。否则，按常规的看法，两人的差距更大了。不，长河就是要荣英上大学。如果荣英只具中等知识水平，怎么能和他追求的、如同从万春亭望下去的故宫那样博大美丽的精神生活合拍？又怎么能理解他的种种“非分之想”，和他同甘苦呢？万一荣英上了大学真有变卦，那也只能随她离去。人活着，洒脱一些才是。

    荣英上大学英语系后，周六都没课，所以每逢周五就急切切地赶回朝阳区垂杨柳看望长河。荣英，你们大学周末不是都有舞会么？你应该参加完舞会再回来。我不能给你一起跳舞的快乐，但我不能让你丧失这种乐趣。我希望你一定参加舞会，在音乐的旋律中松弛一周学习的疲劳。

    梅花鹿尽管轻捷、美丽，可是依然连一次舞会都不去参加。

    这使长河感到隐隐的忧痛。她崇拜我。但是我到底有什么？只有收获方可检验耕耘的意义。她说我有才。我有什么才？木材！两根拐杖的木材！哦！男子汉应该把一切痛苦压进心底，否则就是不坚强，不持重！

    这时，他那配钥匙的工作也已经潜伏着危机。有一次长河对一位残疾朋友盛赞对方工厂的厂长改革有方。这位朋友却痛诉起来：他们厂实行经济承包后，把残疾人“养”了起来，归入闲置大队，不但没了奖金，还失去了20%的工资。这种事听得多了，长河虽也产生一种唇亡齿寒的隐忧，但很快就从心头掠过了。因为他当时所在的劲松综合修理部的经理对他很关照，尽管修理部取消了配钥匙的业务，也没把他调离，而是让他学习修理无线电等家用电器。长河暗自庆幸自己的命好。他同情一个个被“养”起来的残疾朋友，又历史地、宏观地认为这是改革所付出的代价。

    改革继续深入。上级根据综合修理部的职工人数下达产值指标。修理冰箱、彩电的自然盈利高。长河修理半导体、收音机，根本完不成人均产值。不但他的产值指标得分摊给大家，而且他的奖金也是从大家的奖金中匀出来的。“我这不是在吃大伙儿吗？”

    如果他修理电视机、录音机，那还得请人把这些大家伙先给他搬到工作台上，修完了再请人搬走。在大家争活干、争奖金的时候，天天让人为他搬电视机，不啻是夺人之食。

    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能力问题，不是工作态度问题，而仅仅是因为——抱不了电视机。

    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难道人家不撵我，我就可以一直在修理部呆下去，赖下去，一直拖累大家？不，这决不是我的性格！

    盛夏，长河和荣英一起来到北戴河。长河要向大海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他让水性很好的荣英畅游一下，自个儿闷闷地坐在海滩上。荣英很快就消失在长河的视线以外，但是长河却一直在荣英的视线之内。他是这样的孤寂！荣英划动双臂，游到长河身边，轻柔地抚着这忧郁俊美的脸颊：“瘦多了。长河，我看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单位。”

    “离开？”

    “对，离开修理部，回家集中精力研究文学、写作。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我也快毕业了。等我有了工作，经济上你就可以不操心了。”

    尽管长河感到他该离开单位了，尽管他一再意识到人家不叫他走不等于他不该走。但如此坚定明晰地把这个想法表述出来，却不是他自己，而是荣英。

    一个残疾人主动离开单位，比起常人离职要多几倍的勇气的。因为残疾，当初长河没有资格考大学，后来考古典文学研究生，还是因为体检不合格给退了回来。长河到中学相当成功地当了两年代课老师，正要转正，又因残疾人不能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规定，告吹了。长河父亲临终前要求他的厂方给长河找个工作。工厂通过派出所，派出所通过武装部，武装部通过修理公司，等等，等等，千辛万苦才得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配钥匙。

    荣英清楚，长河需要的不是糊口。“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荣英常说。可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她高中毕业时正值北京宣传优秀售货员张秉贵。宣传对于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清纯少女，如诗如梦。她带着少女的梦幻走进商场，当了售货员。但是商场是个浓缩的社会，包括弊端的浓缩。她决定学习外语，才有可能重新选择她的生活道路。尽管用的是业余时间，依然摆脱不了别人的“推理”——不安心工作。这种“推理小说”发展的结果，是商场丢失了录音机也“推理”到她身上——拿去学外语了。民警几次找她谈话。如果不是很久以后，抓住了窃贼，她下了班又如何还有精力攻读？由此她悟出两个道理，一是要做成一件事，就别管别人怎么看；二是身心舒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长河，决定离开单位吧！”她说。

    长河决定离开单位，如同当初他要求工作一样坚定。有的伙伴为他不平：唉！都是这个改革给弄的！不，长河已经看到不少人为改革付出了代价，现在不过是轮到自己罢了。生活越是跟自己过不去，越是非要扳过来不可！只是，荣英至今一直不敢向家里说及她和长河的爱情。身有残疾，再加上没有工作。这简直像在押赌！好吧，我不是想把生活全部经历一下吗？现在要好好嚼一嚼生活的味道了。我还没有给这个世界增添过什么，我不会甘心就这样谢幕。那首流行歌曲多好：

    人生是一场血泪的战斗，不要向失败低头……

    荣英在大学毕业前，两次提出和长河结婚，或是退了学和他结婚，好帮助他。长河说，第一，一定要大学毕业了再结婚；第二，一定要先和你家里人谈过再结婚，明人不做暗事，争取老人的同意。

    荣英毕业时，已经27岁。荣英这般透着英娟之气的清纯脱俗的姑娘，自然会激起亲友们做媒人的积极性。荣英说她已经有了：姜长河，30岁，才思超群，胆识过人，只是，无工作，有残疾。

    够了！荣英给关了起来。这也不能责怪她的父母。老人们在毫无精神准备，又对姜长河一无了解的情况下，怎么舍得让女儿嫁给一个既无生活保障，更无健全肢体的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但是，如果她不回到长河身边，这对长河将意味着什么？她打开窗户，侠女般跳将下去，飞跑起来。跑到垂杨柳姜家，拉起长河：快，赶快走！我家里人要来了！

    长河返身对母亲：荣英家里来人，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不要和人争执，不要激化矛盾。荣英父亲有心脏病，母亲也身体不好。

    荣英、长河搀扶着，直奔西郊亲戚家暂栖。

    荣英的一位亲戚约长河谈话。长河心想，事情已经向你们谈了，那么同意不同意，是你们的事，结婚不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现在要试一试我的力量了，看谁扳过谁。

    来的这位亲戚是力主荣英离开长河的。

    ——你身体这么不行，为什么和荣英结婚？

    ——这个问题不该问我，你应该问问荣英。

    ——她逃到你家，你应该把她送回去。

    ——关键时刻让她退回去，我岂不成了罗亭？

    ——你给荣英的母亲造成多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应该理解、谅解，但是不应迁就。他们对我的不理解，我理解，我能忍受，这是因为我有修养，我是男子汉。我不想忍受了，我也有办法。

    事后这位亲戚找到荣英：姜长河真是个人物！他要是身体好的话，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不，如果说荣英是长河的天堂，那么长河是荣英的太阳。没有太阳哪有天堂的光芒？没有天堂哪有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是天堂中的太阳，一个是阳光中的天堂。

    一个矛盾刚刚平缓，另一个被暂时压下去的矛盾突现了出来——现在，他姜长河，如何得到社会的承认？

    长河一直想到健全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去走一走。这天他走过一个舞厅售票处。售票员问他为什么买舞会票？他说我不能跳，总可以看一看么。长河自小爱各种乐器，不自觉地走向乐队，坐在一旁。乐队萨克斯管的演奏员突然病了，吹不了了。长河下意识地拄起双拐走上前去，拿起他的萨克斯，顶替他吹奏了起来。这支萨克斯如泣如诉，舞伴们如痴如醉。舞厅五光十色，乐器银灿灿，金晃晃。从景山万春亭望下去的教宫，也是这么金晃晃。6岁的长河在万春亭上，就做起了金色的梦，辉煌的梦。拄着双拐的长河在一个充满了快步的腿、慢步的腿、旋转的腿和劲舞的腿的——舞厅，找到了吹奏萨克斯管的工作……这是长河笔下的电视剧？还是长河的又一个梦幻？

    生活首先不是梦幻，而是吃饭。多少人不明白地问长河为什么离开了单位，长河只是笑答：“我离休了。”与其花口舌向人们解释，不如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选择。他先在某编辑部当编辑。对方说好要给他开支的。他得坐车、换车，下车还得拄着拐走两站地才到得该编辑部。半年后这个编辑部散摊了，长河没有得到一点工资。继而又有人介绍他去一家出版社。长河认认真真填了这家出版社的职员登记表。可是那联系人怎么找不见了？几经打听方知此人犯罪判刑了。又有一报社要长河，且说好不用坐班的。真去该报社时，却又要他天天上班。天天上、下班拄着双拐换几次车？

    为什么命运独独不关照他呢？

    难道他一生老得扮演失败者的角色？看荣英天天上班教英语，下班忙家务的，他的价值哪里去了？荣英除了买冰棍不记帐，样样记人家庭收支本，记上两三月找出家庭经济规律。每月一发工资——个中学教员的薄薄一叠的工资，她便把这薄薄的一叠分成更薄薄、更薄薄的几份，用以支付家庭必要开支。家庭“固有资产”，譬如塑料茶杯，凡已经有了的，不再重复购置，为了尽量不去刺激女性的购买欲，只好精简掉几乎仅有的业余生活——逛商场。

    荣英每年“奢侈”一回。每年的7月13日是长河的生日。往往在长河生日的一个多月前，她和他就开始筹划怎么过好这个在荣英看来是最重要的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地球上诞生了一个对于她是最重要的生命。这个生命将使她爱，使她崇拜，使她牵心挂肚，使她身不由己，使地激发起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力量，又使她焕发超他的全部感情和创造力。她感谢这个7月13日。前年7月13日，她搀扶他去动物园看猴，因为他属猴。去年7月13日，她又一次陪他重上景山万春亭，重温旧梦。每年的7月13日，给她和他带来多少希望，带来多少温馨。

    荣英还有一个节日——6月23日，她自己的生日。每年这一天，她一定会得到长河赠送的礼物。去年是一个带着一支笔的精美日记本。荣英一直像一个女学生那样喜欢对着日记本说上自己的悄悄话。

    幸福哪怕时不时地在周围闪现，也是一种安慰。然而他不是苦行僧，也不想做苦行僧。人们常夸耀那种光想自己搞事业而不顾家的男子汉气派。不，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男子汉起码得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吧？如果我热衷于文学研究、文学创作，让妻子去卖血，还算个什么男子汉？对文学的初衷自然不会变。不过文学是人学。不能光从书本里研究人。人的行为更多地是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表现的。尤其根本的是，得吃饭，然后才能干事业。必须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得变通一下，改变改变自己的文不经商的观念了。搞个体经济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要不，实难养家，愧对夫人，愧对夫人！

    摆书摊！

    1988年5月，长河背了一身债，买了一辆残疾人用的摩托车，跑遍了北京的出版社。3个月跑了3000多里。他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善良的人们，少儿出版社的副社长庄之明，国际广播出版社副总编吴绪彬，都让他代销书，给他提供方便。

    书，一批一批运来了。但是，原来说好一起办书摊的人，突然撤兵了，说是他不想干个体，要找个正式的工作，也好找对象。

    难得荣英看重的是长河这个人，长河的人品、人格，而不是人本身之外的附加物，譬如个体还是国营。

    荣英说：我帮你摆书摊！但是她天天要去教书的。她来帮忙，时间有限，收入无几。一天朋友们帮助长河在大学摆书摊。长河推销的多是关于新思潮的、学术性强的书，在大学生里卖得快。长河难得一点高兴。到底大学生还是层次高一些。当个大学生多好。他本来应该是大学生，应该在这样的校园里读书的。而且也有能力在这里教某一学科的书。但是他偏偏落得在这里卖书！

    观念还是没转过来，还是心底里看不起卖书，看不起经商——虽然自己明明是想摆书摊都摆不成！合作者的言而无信，把他晾了。家里那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书，摞得高高的，如同一块块砖砌起的碑，纪念这段夭折的卖书生涯。

    或许，长河因为身体的残疾，认识生活比认识书本晚得多。胆识过人而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极其真诚又过于轻信。1988年初有人要办一个厂，聘请他当经营部主任。对方许诺得很好：长河进入了一个执照、户头、项目、贷款，投资协议书、合同书、可行性报告、《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商业话动论》、《现代广告学》、《有效的管理者》等等令他兴奋不已的世界。后来——不，没有什么后来了。对方说原材料没接到，不办这个厂子了。长河本来什么都设想了——规划、筹建、发展，就是没想到过会不办。

    接着又有人请他经营企业，如此这般以后，又“拜拜”了。

    好容易又和几个人一起筹办工厂，场地也有了。签协议书之前，大家碰个头。其中有一个人是长河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就是他背着长河去考研究生，去检查身体，他一哈腰背起长河上楼、下楼，外科、内科的跑，长河觉得自己像趴在他的背上越过了一个一个障碍向着研究生的目标迈进。现在民间有个词“有托”，这是指那些办事有靠山、有后台的人。长河的“托”，就是像这样的患难之交了。现在共同办事业，自当励精图治。

    这天碰头时，这位老友先讲话。他说这个厂办起来以后，能绐大家什么利？现在大家强调的是利，应该先谈分配原则。

    也许，他讲的是新观念，是应该先谈分配原州？然而工厂还未见端倪，能给大家什么利，还要先靠大家创造出来。这位朋友不干了。另一位同伴相继退出。这个酝酿中的工厂眼看就，出生了，竟在临产的时候流产了。

    痛苦啊！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郑启祥的，是长河楼上的邻居，6级木工。长河摆书摊的第一天，还抹不开脸来吆喝。郑启祥像唱独角戏似的帮他招徕顾客——来啊，看看这边的书啊！这通吆喝堪称专业水平。专业这在他也是第一次。但他不觉得丢脸。长河需要有人帮助，他应该帮助他卖书，所以心里不虚，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是把嗓子搞出了障碍——后来哑了三天。他看着长河的一次次奋斗和一次次失败，看到长河跑得把拐杖的胶皮底磨穿了，又把拐杖磨短了1.7公分——他是6级木工，观察长河，先观察他的术制拐杖。拐杖是上好的水曲柳制的。然而握手处理给长河握出了三个凹陷下去的手指印！应该帮助长河这样的人把事业搞起来。等长河的事业办起来后再参加进来，那就不是我了。得和他一起创业，和他一起吃苦受累担风险，不，我应该而且能够比他多吃一些苦！

    郑启祥若即若离地观察了长河两年。长河第三次和人一起办厂时，他参加了进来，一个想法已经在他心底开始成熟了。及至伙伴们一个个撤兵，乃至长河视为庄严的伟大事业，又像儿戏般地结束了，这对郑启祥不啻是一种强刺激——长河太难了，他郑启祥该下决心了。

    郑启祥，高高的鼻子上，是一对大眼睛加一副大眼镜。1976年“四.五”事件那天，他还在天安门广场写诗念诗，然后把花圈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搬。明明看见一群人向纪念碑包抄过来，只是心里悲愤已极，除了悲愤竟没有别的感觉了。及至他弯腰又搬起一只倒在地上的花圈时，一记闷棍把他击倒在花圈堆里。醒来时不见花圈，不见诗篇，只有监狱阴森的墙壁。启祥背上至今有一道棒打的烙印，如同牛虻脸上的刀痕，这是真正男子汉的标记。生活如何经济化，人际如何商品化，这种刀痕棒印总是人性、人格至美的展现。

    郑启祥这样的人决定和长河一起奋斗，使长河孤寂的心温暖了。长河经历了几次合作办厂的失败，又满怀信心地和郑启祥一起去河南某县谈判。郑启祥背着他上火车。上了车才发现长河的小腿流了一大摊血——人太拥挤，小腿挤压在车门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们到餐车找到车长，请求给长补一张硬卧。您看——郑启祥微微弯着有棒印的脊梁——他怎么站得住？

    站不住？站不住干吗出来？

    长河和郑启祥只好在餐车和软卧之间的过道上席地而坐。外国人从软卧车厢出出进进的。列车值班员问他俩：谁让你们在这儿呆着的？

    谁愿意在这儿呆了？不说在这儿窝着受的这份罪，看那些外国人出出进进的，真怕在外国人面前丢咱们中国人的脸呀！老郑！记着！一定要记住我们此时此地的处境！

    下火车后上了长途车，雨天路陷，车右侧的后轮陷进了1米深的大坑。长河正好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右一个座上。一车乘客往长河这方倾斜。“你们这帮笨蛋！”长河大叫，“赶快往那头挪！要不车就翻了！”乘客们这才反应过来。玄呀！车一翻，正掉进河里！

    好歹车又开动了，只见前边围着一帮人。原来是一辆汽车撞在一棵树上，把站在树下避雨的人给顶在树上了……

    3小时的车开了6小时。下得车来，又饿又咽不下。两人到饭馆要了一瓶啤酒、一盘洋白菜和2两饭，还有三个白眼——老板娘一看来了两个北京人，以为有生意可做，没想到只点了一个最便宜的菜。郑启祥等菜不来，三次请老板娘上菜。对方报之以三个白眼，且把那皮笑和内笑频频抛向长河身旁那桌的酒肉之间。

    如此到了目的地，豫方人士本来说好和京方合办一个装璜公司。人去以后，竟又变卦，要把钱先用来做买卖。这种叫人猝不及防、防不胜防的变卦一个人到底能连连承受多少呢？

    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

    太——难——了！长河清晨在北京街头开着他的摩托车向日坛公园疾驶。迎面开来一辆公共汽车。现在，只消把车一偏，摩托车就对准了这辆汽车，一切痛苦就都烟飞灰灭了。他只要眼睛一闭，撞进车轮底下……

    太可怕了！他赶紧瞪大眼睛，驱散视像中的这个幻觉。不，不！不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这个社会，恐怕是撞到南墙以后，得把墙拆了继续往前走！

    郑启祥赶到了日坛公园。长河拍打着他的车座扯起嗓门一通嚷。游人们只当又是吵架，倒也漠然置之——大街上最常见的免费娱乐就是看吵架。国人自杀的勇气很少，吵架的热情很高。如此热气腾腾地在公共场所吵架，也只是寻常事了。

    长河只管拍案大骂。

    骂毕，无语，长河把老郑约来，也是为了一骂而后快。老郑理解他呀！

    骂什么？该骂的都骂了。长河就不信一个身有残疾的人不能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留下一点什么！几次有人劝他卖煎饼，一天就可以赚几十元。收入稳稳的。“不，我是断然不能采纳的！”仅仅为了钱，为了仓促谋生，就一无意思了。他要发挥自己所长。结果是增加了自己的病残，胃部刺痛，心脏发闷。

    又有人说，你都是让这个改革给弄的！如果没有改革，你还在修理部配钥匙，至少还有碗饭吃。

    又是吃饭！见了面没话找话的老是这么一句：你吃饭了没有？长河恰恰欢迎这个改革，否则他未必能下决心离开修理部。虽然离开以后历尽挫折，但是失败让他尝尽了人生滋味，失败使他壮大了精神。灾难，使人深沉、丰富、博大。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是的，姜长河是打不败的。去年他去了慕田峪长城，下山的时候拄着双拐走了八百几十级台阶。那天下雨，一不小心可就对不起了，他就可能和达个世界再见了。不，就是要试一试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就是要和命运较量较量！他一路下山，一路只感到游客们向他伸来了一个个竖起的大拇指。

    猛狮在这样一个病残之躯面前，也应该收起它的利爪。但是长河的心，已经给抓得满是伤痕！有一支歌，唱党啊亲爱的妈妈；还有一支歌，唱祖国母亲的。到底谁是妈，谁是母亲，谁是爹，谁是妈？自己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哦，脑子快胀裂了。

    长河以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精神，终于成功了。他从企业的盈利中，取出一大笔款项帮助他的家乡——北京朝阳区的垂杨柳。他还经常资助那些有志向有天分但没有时间写作的人。他开了一家大书店——他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每次经过王府井新华书店都是咬咬牙走过去的。经过书摊也只能饱饱眼瘾。现在，他自己的书店就摆满了好书。他太忙了，身兼数职。在中国改革的大潮中，终于站立在潮头上……

    “找这是在说梦。”长河笑着对我说。

    不过，他是个能套住梅花鹿的猎人——我想。

    他的儿子小川川已经半岁了，大模大样地躺在婴儿车里，两条光光的腿大叉着搁在车把上。他缓缓地、挺有派头地偏过脑袋，从妈妈伸来的小匙里吃口蛋糊。并不知道他的食物占去了父母一个月的大部分支出。

    孩子一定会生活得比他的父亲好。将来会比今天好。不过长河从来不想寄希望于明天。他又和同伴们在实践他的一个没想。他突然像望着算命先生似的望着我：你看，这一次能成吗？

    我只知道中国终究要前进。前进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要有多少人以自己的牺牲作为代价，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一时无语。

    “成！”程荣英回首一笑。那甜美而坚毅的嘴，那善良而英气的眉眼，顿时使屋里充溢着爱和力的光芒。天堂的光芒。

    在天堂的光芒中，猎人又要去套住梅花鹿了……

    我告别了天堂，在7月中午的烈日下，等公共汽车。等车的人们，一个个晒化了似的粘在车站上。我给晒得将化未化、似粘非粘的时候，车来了。这车好像能发出一种气功似的，一下使晒化晒粘了的人们全活了过来，动了起来。车放慢速度贴着车站这边的人行道驶来。人们就如久被抛在孤岛上终于看到救援的船只一般奔涌而上，挤扎着分布在车的前门、中门和后门的门口，只等车门打开，或许可抢得一个座位，抢得抢不得座位也要抢。其实，不等最后一个人上了车，车是不会开的，先上后上总是一起开动的。但是车开了——一个人都没有上，车就开了。车门没有打开车就开了。车没有停下就开了。压根儿这车就不在这站停！是故意作停状耍弄乘客的，是车上的人要激起车下的人的希望然后再把这希望如数带走，好观赏等车人的奔忙、争抢、失落和懊丧，好从别入的痛苦中给自己提炼乐趣，提炼生活的兴奋剂。这种幸灾乐祸的传统心理，继承千年，经久不衰！

    终于上得一辆公共汽车。车中门旁边的香蕉座本是可以坐3人的。但这个香蕉座只坐2人。一位胖妇坐在正中，把右腿叉开，叉到尽可能使自己占尽中座和右座这两个座位。一枯槁老者实在体力不支，看看右座仅剩的一小方天地，恨不能顺乎潮流地使臀部从球形进化为锥形。终究坐不稳，又只好请妇人把尊腿挪开一二。但妇人越发把右腿绷得满弦的弓似的，就是不动，且大有把老者从弦上射出去的架势。枯槁老者诉诸以理：“这个座椅规定可以坐3个人的。”“没听说过这种规定！”“是可以坐3个人的。”“没听说过！”

    绷得紧紧的右腿，依然顶着老者，宁可自己出汗费力也不能叫您舒服，就是要自己一人占两个座位，也不能叫您也有一个座位。因为我比您壮实，因为我敢抢占您不敢抢占，因为我能浑您不能浑，因为我会吵架您不会吵架。当然，如果落坐的不是这位老者而是一位善打群架的汉子，妇人自当尽快抽回她的尊腿。这种欺软怕硬的传统心理，从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到今天这条满弦式的尊腿，怕是随着社会开放、欲望飞涨，随着想占有自己一时得不到的到攫取别人应得的，正以从未有过的繁多而新潮的款式充塞在社会上。

    我晃了晃脑袋，甩掉这沉重的负荷。这时看见车上站着一个穿汗背心和超短裙的少女。姑娘们流行穿泳衣式的背心，这是1988年夏天的突破，比想象力更快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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