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让他看到。

    二

    前些天，收到一封合肥来的信，说他病重。我走进厨房，冲着水池掉泪。脑子像水池一样空白而沉重。然后打电话，找人，等飞机票。脑子还是像水池。

    三

    不知怎的飞抵了合肥。这就上医院看他，我说。

    几个朋友相约在宾馆会合，都是他的朋友。大家说，还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再去。情况是这样的：他做B超和CT检查均指示肝上多发性实质性病变。胸片发现双肺转移病灶。会诊结果认为原发灶可能在结肠。查清原发病灶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了，目前只能作支持疗法。

    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去看他的人，有的想避而不向他的病情，脑子里想的又只是他的病，结果不知与他说什么好，出现冷场。大家注意，可别出现冷场！

    当晚我们走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楼他的病房。“你怎么来了？”因为惊讶，因为高兴，他的眼睛闪亮着。熟悉的眼神，熟悉的闪亮。但是，他的脸毕竟灰黯了。如同这黯淡的病房。空调机以它不可理喻的噪音干涉我们的谈话。他就在这样的“空袭”中度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住比这好得多的北京干部病房。入院前他正好在北京。人家给他联系好了医院、医生。他不去。就是不愿在北京检查身体。7月8日飞回台肥机场就肝昏迷，直送医院。

    我调整一下情绪，快活地说，我正好到合肥来玩，听说他病了，就来看看他。

    然后竟无话。在真人面前说假话竟是这么难。事先说好一定要避免的冷场还是出现了。我和他本来无话不谈的么。我即兴拽来一个话题：“官倒”。他滔滔起来，胸脯竟然大起大伏着，我真怕这样会不会挤压、弄破了他肝上突起的癌肿瘤。他越说越激愤。妈的！他骂，极响亮的。

    我握住他的手，怎么这么软弱，像婴儿。

    我不由抬头看看他床头挂着的输液卡。上面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苏桦。67岁。

    四

    上午去苏桦家看望他妻子梅大姐。

    她去医院了，一会儿就回来。苏映曦说。我说苏桦病房那个空调机噪音太大，病人怎么受得了？能不能修一修？他说这里的空调机都是这样的。他爸爸这样的医疗条件够好的了。

    这样看问题的，真是苏桦的儿子了。在娘胎里就知道不计条件。1946年底苏桦带着一支敌后武工队打游击，梅大姐怀着7个月的孩子随干部大队撤往山东。产妇编成一队，每日也得行军40里到80里。所以都是顺产。把高粱杆扎成一个篷，产妇往里一躲，再用劈成两半的高粱秆自己割断脐带，然后在腰间扎一布兜，兜上浑身血污的婴儿继续行军。这些孩子很有些叫“小兜子”或叫“路生的”。梅大姐正要在地里生产，遇上一位山东老乡把她拉进家里。梅大姐有幸上炕生育。虽然是个把她冻得下巴骨咯咯直响的凉炕。后来她说起这件事，还哈哈地拍手，说她这一生真有几件最幸福的事，应了她的名字：梅福林，福如森林。

    因为是到了鲁西生的接子，所以起名时取一“西”字。又因为与苏桦互相通信几十封，可谁也收不到谁的信，不知对方牺牲了没有？这孩子便是苏桦的一个影子，于是孩子叫影西。影西在50年代受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教育，怀着对“西”字的警觉，自己把名字改成谐音的映曦。

    我问映曦，苏桦与梅大姐的工作简历？他竟是说不全。我像查户口一样地问，他干脆摇头了。从小苏桦不让他对人说他是哪家的孩子。他也讨厌人家说他爸爸是副省长或是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他也不想知道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他小学6年上了9个学校，都是因为苏桦工作调动频繁。他印象深的是中学时苏桦要他每逢假期回外婆那个村里劳动，不得少于20天，而且要带着生产队长写的劳动评语回家。他和老二，两三岁时都被送到滁县地区托儿所。一年里苏桦和梅大姐去滁县开两三次会，捎带着看看儿子。这个托儿所，每星期天没人接的孩子，除映曦兄弟外，还有一个烈士的遗孤。

    苏桦后来要帮助一些贫穷乡亲的孩子，每月寄10元、15元、20元不等。他自己的6个孩子，从小都没福分喝上牛奶。映曦现在有时出差住宾馆，早餐供应一杯奶。他要不是不愿意浪费，是断然喝不下这杯奶的。

    映曦看看手表，说妈妈怎么还不回家？明明省里给配好了小车，她又坐公共汽车了。从医院到车站，从车站到家，都要走很长的路，又是30几度的高温。我知道映曦开始担心他妈妈会不会途中出什么事了？只是当着我的面不好意思流露出来。

    梅大姐真不该不坐小车的。我说。

    老二昨晚在苏桦身边值夜班，正在睡。老三我在医院见过，名叫珠江。因为是1952年苏桦任江苏浦江县县长时，在县城珠江镇生下的。她老是穿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叫谁也记不住的衣服。珠江16岁时一个人下放在生产队里，住一处破房。她发疟疾，高烧。外边下大雨，屋里黑乎乎的好像听到有人唤珠江！珠江！又是幻觉。幻觉里看到爸爸站她床边。使劲睁大眼睛看看，爸爸全身湿透，脸上被泪水打湿。当地是粘土，雨后一步一陷，苏桦带着浑身泥浆，搀着女儿珠江，上了回合肥的火车。

    珠江在苏桦的病房里和我讲起这事，然后没头没脑地加了句：爸爸对我们可严了。然后愈发地哭着。

    老四是1953年苏桦到定远任县委书记的时候生的。定远曾名曲阳。50年代初的人心中盛满了歌曲和阳光。老四就叫曲阳吧。老四也是1970年下的乡。后来，她上班的单位不承认“文革”中毕业的中专生，她这个工人就不能转为干部。这批中专生，在很多单位都转干了。苏桦说句话，老四自然就转了。干什么不一样？苏桦说话了。于是直到今年7月初，老四被单位提为副科长，自然转成干部。苏桦不愿让刚刚上任的副科长分心上医院。我终于也没看见过她。

    映曦不安地站起来走动着：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离开医院快一个半小时了！映曦淡淡的外表下，躁动着不可名状的焦虑。

    可不会出什么事吧？我也不安起来。

    老五扫着地走进屋来。她是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出生的，取名叫宪宪。很甜美的睑现在哭得小了一圈，可怜见的。于是想起她16岁下乡时，纤弱的身子担两桶粪：粪把人压在地上。

    “妈妈是不是在街上买东西？”映曦嘀咕着，开始用假设来自慰。我惶恐着，梅大姐千万千万可别再出什么事！我怕再受映曦的感染，上小屋里找老六去了。

    老六是1956年苏桦提任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生的。当时正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所以取名：高潮。苏桦自然不会想到，他很快就会骤落到一个低潮，然后一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落到淮南化肥厂时，五六岁的高潮看到人家孩子由爸爸妈妈带着冼澡，而他就只得自己上澡堂。后来，苏桦在医院里抱憾地望着他：我从来也没有带你睡过一次觉。苏桦忘了，他甚至从来没有带他洗过一次澡。

    梅大姐回家了。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映曦问。梅大姐拉开提包，取出一个小暖瓶，说是给苏桦去买这个了。说着坐一边儿，静静地擦汗。一个62岁的人在30几度太阳下走上两个来小时，这个热，这个累。但她安静得如同从楼上走下来似的。我说你快上楼洗洗睑，我这就要回宾馆了。否则，她裹着一身汗就这么陪坐呢。

    梅大姐喊了老二送我，让他告诉我怎么走到我住处。我知道他叫杭滁。当时苏桦随百万雄师下江南打到杭州，梅大姐留在滁县，因此得名。他1968年“一片红”时下的乡，后来一直在安庆当工人。一个地道的、道地的工人。只管干话，不管闲事。哪儿的马桶坏了、下水道堵了，他就去修，就是不说话。一听父亲病重，赶到安庆的长途车站，早班车已走。干脆在车站死等下午1点的班车。颠4个小时奔回合肥家里，闷头先往空了一天的肚子里灌下三碗稀饭五只包子。现在这位年轻的七级工高耸着肌肉发达的宽肩，闷头在我前边走，一声不吭。我冲他的后脑勺说，好像在哪见过。“昨晚我不是在医院里？”他说。是了，昨晚我坐在苏桦身边，看见一个人走进来，坐到紧贴墙角的一张椅子上，再没出过声。我不会朝他看去，如同我不会看墙角。于是又想起，几年前我一定还见过他一次。1985年我在安庆参加一个经济改革的会议。苏桦在会上讲话、插话，使我这个一听上数字就乱了阵脚的人，对经济学狂热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坐在苏桦屋里向他提出各种幼稚可笑的问题。会后我写了篇报告文学，叫《经济和人》。其中有一章《儿童经济学》，便是那晚谈话的记载。那晚谈话时，有一个人招呼也不打地进来闷坐了一会儿，留下一包茶叶，又招呼也不打地走了。当时我只见经济不见人。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安庆当工人的杭滁。

    前两次都没看到他的脸。这次他又只给一个背。一个有力度的，执拗的男子汉的背。走到省府大院门口，他随手一指说一直往左走便是，于是转身往回走，还是给我一个背。我相信这样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向左走，一直地走。我知道大约走一站地便是，但是我已经走了不止一站地了。我问路人，方知走反了。应该往右。事后梅大姐告诉我，老二给喊醒后，懵懵懂懂中把我住的华侨饭店听成长江饭店了。在他爸爸那里值夜班累的。

    苏桦在11日做CT检查后，约家人14日清晨去他病房。老四刚当副科长，忙，别来。老五宪宪是不是要去马鞍山？其实不一定要去的，宪宪说。苏桦说，那个企业计划实现得不太好，还是去看看吧。这样集台了四个孩子。苏家这么多年，没有一下集中过这么多人。苏桦望着老二，说过去打了你。老二杭滁说是自己太倔，爸爸打得对。苏桦的眼角滚动着泪水。他故意抬眼看天花板，不让泪水滚下来。本来他想好好看一看每一个亲人，结果见面这40分钟里几乎一直看着天花板……

    五

    我本来只是去合肥看望他，现在我想写他，要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他看到，也不枉我和他相知一场。下午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走进病房，又是一屋子看望他的人，又累着他了。我做到他身旁，都不忍心让他说话。说话伤气。我说，你太不注意身体了，否则也不至于……

    竟然指责起他来！这可完全不是我想说的，他微笑。我也微笑。我记忆中，这一下午再没说什么。只是微笑。

    六

    谁也说不清苏桦自己到底清楚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他半年多以前就开始便血，厉害时一连20多天。就是不愿检查。别人说他大意。梅大姐早在1987年，在一只他上锁的抽屉里看到一张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悄悄去放大的黑白标准像。他来不及打招呼就离去的话，权且用这张照片陪伴她了。梅大姐明白。她抹去泪水，把照片原样放回抽屉里。不说，不问，装不知道。

    那回梅大姐对着标准像抹泪的时候，苏桦在滁河的一条小船上。正是三十七八度的高温，苏桦顶着一只无补干事的破草帽，沿河逐段研究抗洪救灾问题。7月9日，到了全椒县。装了泥土的麻袋在险工段上叠起了堤坝。坑洼、滑溜。年轻的秘书揪心地盯着苏桦的脚，任何一瞬间都可能打滑、摔倒。65岁了，晒了一夭、悦了一天，直到半夜12点，还在对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说抗洪……

    全椒、定远、凤阳、肥东、肥西……苏桦早就说过，他要是死了，把骨灰撒在他打过游击的这些地方。当时他这么说，我不觉得什么，因为根本没把“死”字同他联系起来。因为全椒这些县的土地记载着的是关于他的生……

    1945年盱胎县的高粱地头，在和敌人拉锯战的间隙里，拉得开开地坐着一个英气逼人的22岁的小伙和一个甜甜的18岁姑娘。第二年，他们随部队转移到淮阴县。老乡惜给他们一块门板，再铺上稻草，他们在门板上结婚了。苏桦和梅福林曲婚事再简单不过。婚后的日子可不简单。苏桦带了一支30来人的武工队辗转在敌后。敌人觉得指不定哪里就有骚乱，老百姓觉得同志们还在。老百姓的家就是武工队的家。也有人向国民党告密。掩护武工队的老百姓被抓到全椒枪毙了。没有被枪毙的老百姓还是掩护武工队，还是能把苏桦他们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苏桦一行包抄了告密的伪保长家。苏桦上前敲门。他的警卫员小夏猛地把他一推，屋里射出的子弹断送了小夏年轻的生命。苏桦的另一个警卫员也牺牲了。头被割了，挂在肥东古城的集市上，他叫徐国富。

    小夏、小徐的姓名，如同滁河流淌在苏桦心里，如同大别山矗立在苏桦心中。地处大别山的金寨县，出了六七十位将军，献出了10万儿女，死在反动派手里，甚至死在“自己人”手里。张国焘们把有不同意见的人打为“托派”，进行肃反，枪击、刀砍、石砸、活埋。1987年9月中旬，苏桦去大别山视察计划生育工作。这种视察，如果到县城听听汇报，晚上看看电视，也无可厚非。苏桦驱车顺着窄窄的山路，经过不知多少个险象迭起的急转弯，直奔离县城100公里的大别山腹地……

    七

    又是一个早晨。护士拿着输液瓶走进病房。怎么样？她问。还好，苏桦说。我回头看看坐在一旁的梅大姐？她才不相信这个“还好”呢。她对我吐舌头，缩肩膀，用眼神指指苏桦。再看苏桦，他皱眉，又皱眉。是肝部在痛？

    “今天你要吊在哪里？”护士一边挂输液瓶一边问。

    “吊脚。吊脚是个好办法。”苏桦不无得意地向我显示他还能活动的胳膊。

    “你要吊快些还是慢些？”

    “能快就快。”

    我问今天大约吊到几点？说是大约房晚6点。唉！

    我看到苏桦小腿上有一个大疤。是不是这儿负过伤？梅大姐拍着手笑起来，说这是革命虫咬的。什么革命虫？革命虫就是虱子。战争时一抓一把虱子，很多人都长了疥疮。

    梅大姐笑得两手撑住双膝，两条腿都跷了起来。然即轻捷地。走到苏桦床边，给他的小腿挠痒痒，又轻柔地把他的裤腿放下。苏桦的身子在梅大姐的爱抚下，放得更舒适了。

    八

    这次到合肥，我第一次见到梅大姐，她特意从汽车里钻出来，端详我：“让我看看你！”然后才同我一起钻进汽车驰往苏桦那医院。这么平静，这么泰然，而且还有心顾及苏桦之外的别人，譬如我。有人说，要是没有梅大姐，十个苏桦都死了。

    九

    1958年，省里让蚌埠专区书记处苏桦兼任重灾区五河县委第一书记。该县人称五叉口。县内纵横着淮河，潼河等5条河。年年涝灾，县城里边也能撑船。1958年初春，五河百姓开始浮肿，五河县外开始刮浮夸风。为什么别的县放高产卫星，你们五河的粮食上不去？我没本事，我搞不上来。苏桦说。他参加革命以来步步告捷，但如今需要的不是捷报，而是虚报。那就是从农民的口粮里扣出更多的粮食。

    他想着那饿死的农家孩子。那个七八岁的小孩是嘴里吐着青水倒在地里死去的。脸上发青，身上发紫。百姓管这叫青紫病，说这是瘟疫，要不那阵子死人怎么都是又青又紫？苏桦让人把那个饿死的小孩运到蚌埠去解剖，孩子的肚子里塞满了小麦的青苗，塞满了草！不是瘟疫，不是瘟疫！

    不放高产卫星的县，干部有被撤职的，有被开除党籍的，有坐大牢的。上面下令开斗争苏桦的会。发动几个月，没有人讲话。大家本来都想不通。如今消极话不敢说，积极话说不出。人人自危，互相回避。迎面相遇，说句你放心，就尽在不言中了。

    然后又一个文件，把苏桦从12级降到13级，调回合肥，停职反省。正好省委办公楼出现一条反动标语。这条反标是写在撕下的书页上的。苏桦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公安厅搜查苏桦那屋，发现苏桦借阅的书中，有一本少了一页，正好就是写反标那页。但是反标的字迹又分明不是苏桦的，而且苏桦分明是被隔离起来的。省委保卫处长被限令一周内破此案。破不了案就处分你！处长大约怕破不了案坐大牢，从省委办公楼跳楼自杀。

    苏桦在1962年得到平反。

    我这次想好好问问他“文革”的遭遇。他不屑地说：“文革”，那是普遍的，那不奇怪。

    再没什么想说的了。

    但是我知道，苏桦和梅大姐在战争时期就开始记的，每天行军多少里，路过多少村庄都有记载的几十本日记，都冲过马桶里，塞进煤炉里，飘进烟囱里了。那时6月里梅大姐给他送棉衣裤，为的是他被拉到野外跪石头时好坚持一些。梅大姐上下班故意从关着苏桦的窗下骑车而过，按响车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让苏桦知道自己很好。于是一只空墨水瓶从楼上飞下来，里边有苏桦给她的纸条。我这次问梅大姐，苏桦怎么能知道这叮铃铃是她向他发出的“电波”？梅大姐稍一愣，她那小圆脸像熟透的甜瓜似的一歪，笑道：跟着感觉走！

    十

    有人说，苏桦一辈子不嗜烟酒，他得癌症很感意外。有人说，他这人不工作就要了他的命。

    那么，他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癌症？是工作过累，还是几度不让他尽情工作？

    十一

    文章写到这里，电话铃响。苏桦的秘书小龚从合肥打来的长途：苏桦已于昨天（8月15日）18时57分去世。

    这几个字像利箭一下下直接射在我的肝区，肝部阵阵疼痛。明知他与日无多，但还是想不到这么快。7月11日查出病，8月15日就去世了！没有什么遗言。只是说，关于他的治疗，不要责怪任何方面。

    放下电话。发愣。明白苏桦是去世了。

    我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他看。现在，就用不着赶写了。

    又想到梅大姐，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想到上天的和入地的，我还是要把文章写完。

    十二

    小龚在长途中说，15日当晚就把苏桦家的一间屋布置成灵堂了。我说是不是楼下那间厅？他说是的。

    这间厅，我盛觉中是四面洞开的。我问为什么一直不关大门？说是因为来家找苏桦的人太多。老部下、老领导、老根据地的人、战争年代住过的老乡家、老乡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第三代拿着爷爷奶奶的信来看苏桦。来合肥结婚的，买服装的，买家具的，要找对象，要生儿子，要住院的。当然，更多的是来谈工作的。凡谈工作，梅大姐一律回避。此外，梅大姐就在这个几乎天天有人来吃饭的赶集似的家中，兼任十大员：招待员、服务员、炊事员、采购员、电话员、清洁员、护理员、通讯员、警卫员、保育员。数数，是不是十大员了？梅大姐又笑得两手撑着双膝，两腿跷了起来。她说她是苏桦的保育员。于是越发地笑得把小圆脸埋在手里。

    自然有人劝苏桦是不是想法别让家里像饭店、旅馆似的。苏桦说别搞得鬼都不上家来，还怎么联系群众、了解民情？家里门铃常响。全家不得安宁。换一音乐门铃，客人进了屋音乐还方兴未艾。再换上老式门铃，揭去铃盖，吱吱吱的，声音是低了一些，还是神经战一般。于是干脆取缔门铃，家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破门而人，晚上10点才关门。有一天夜里11点，居然有人翻墙而入。因为是从外乡来的，第二天就要离开合肥，只有今晚可以找苏桦谈谈了。唤，快请，快请。

    这次苏桦住院，叫家里人尽量不让大家知道。然而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苏桦的广大亲人们还是从各地赶来了。一个从前邻居的小孩，4次端了甲鱼汤送到病房。这邻居是工人，4个孩子，家境困难。苏桦是素来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向低处拉平的。一个以前给苏桦开过车的司机从安庆送来两籍汽水。一进苏桦家，泪水如汽水一样直冒。苏桦工作过5年的安庆石化厂的老职工纷纷要来看望他，只好派出代表。当年石化厂党委书记苏桦口袋里装着该厂5个工地的饭票，走到哪吃到哪，和工人一样排队买馒头、萝卜。这个厂令人咋舌的效益带来了令安庆市民咋舌的奖金，一直评一等奖的苏桦一直没拿过一分钱的奖金。

    安庆市来的人更多一些。1980年苏桦任安庆市委书记。照例有人向“新官”反映旧矛盾。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啦。苏桦说以前的事不跟你纠缠，过去的纷纷争争到此为止。来谈纷争的，不听；来谈工作的，都听。苏桦现在的司机老陈说，苏桦从来不议论人，从来不整人，从来不欠人债。

    有位工程师从大连赶来。我想起1987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在安庆参加一个集体经济方面的会。那晚我正在宾馆苏桦的屋里聊天。很晚了，进来了几个合肥的或安庆的高级工程师，都是以前苏桦在淮南化肥厂或是安庆石化厂工作时的技术人员。一个，60年代初就打入党报告。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又入党难了。他写过十几份报告。后来，遇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遇上一个苏桦，于是入党。另一个，1954年交通大学毕业，入党。1955年所在单位发生一起政治事故，怀疑到她，开除党籍。到1956年，事故排除了，可以考虑恢复党籍。但不巧领导易人，一拖20几年。苏桦知道后，经常约她到自己家里谈话，吃饭。1980年她解决了党籍问题。她说：“从1955年到1980年，前后整整25年！使我想起莫泊桑的小说《项链》。”

    我想起一句俗话：尽尽人情。

    十三

    今年，1989年6月27日，苏桦出差赴京。省公安厅找到列车长，叮嘱搞好保卫工作。当时距苏桦肝昏迷查出晚期癌症，只有14天。苏桦上车厢时已走不上阶梯，是小龚推着他慢慢地迈上去的。苏桦那节软卧车里，有一位科技大学的教授。旅客与旅客之间，相逢何必曾相识。自然攀谈起来。这时车长来了，说正好有一个空着的包厢，请苏桦搬到那边去，清静一些。小龚知道言外之意是安全一些。小龚也说，苏桦身体非常不好，调到单间包厢，可以休息好一些。然而苏桦不搬，说是和科大那教授已经认识了，已经谈得很好了，就住一起吧。

    其实，梅大姐为了保证苏桦睡好，早就让他一人睡一屋。小龚明白，苏桦是怕搬到另一包厢的话，万一那位教授误以为自己不被信任呢？

    那一晚，教授舒坦地打着呼噜。苏桦老是坐起，根本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睡足了的教授吃早饭去了。小龚问苏桦，昨晚你没怎么睡吧？苏桦只笑笑。小龚说：他打呼噜太厉害了。苏桦说，没关系。到北京后补吧。

    然而，再也补不过来了。

    十四

    苏桦病床边，有一只小录音机和一盘他喜爱的录音带——古筝独奏：高山流水……

    十五

    我在合肥老是问：苏桦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比较相信苏桦司机老陈的回答。他说苏桦住院头两天老问怎么找不出病因？后来真查了CT后，他反而不问检查结果了。那就是，他明白自己得了绝症。

    十六

    那天我向苏桦道别。我得回北京了。我望着变瘦发黑的苏桦，视象中叠影着他以前的形象。他高大的身材和过小的衣衫。宽阔的额头和细小的汗珠。新鲜的视角和陈旧的眼镜。1984年省里干部统一检查身体时，医生看着他的脑电图，惊讶地发现这位60多岁的老同志头上，依然有一个年轻人的大脑。

    苏桦卧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笑得眼睛闪亮着：“问你妈妈好！”越发地笑着，闪亮着：“问刘梦溪好！”我一震。苏桦每次见我，总是问候我妈妈的。这我也习惯了，但，我结婚才一年多，这期间我丈夫刘梦溪只和他见过一次。怎么就记住了梦溪的名字？他心里装着多少人的名字？

    苏桦还笑着。我掉过身，背对着他，假装和他女儿说话，任泪水直流，但不敢擦。我只好就这么用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地仓促离去。走出病房，我想，我就这么离开他了？就这么再也见不到他了？连一句好好道别的话都没有说！

    人生匆匆！

    十七

    我刚认识苏桦时，感觉中以为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后来，听人说，苏桦是搞工业的行家。再后来，又听人说，苏梓熟知农业，50年代初就出过关于农业生产的小册子。再再后来，听说他战争时期宣传鼓动可有魅力了，当时姑娘们可崇拜他了。

    我觉得，苏桦的魅力，是由对百姓、对人的关注，转而产生对事业的热诚，转而极其敏感地学习、接受新事物。苏桦说，越穷越左，越左越穷。1984年，当时任副省长的苏桦建议搞开发性农业。譬如地处大别山的六安地区，如果不把山区的资源优势转为商品优势，如果只能出卖资源，那么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可能把安徽山区变成殖民地经济。如今六安地区有规模很大的羽绒厂。六安的六县一市都养鹅。人称白鹅经济。更有造丝、服装等企业。

    还是1984年5月，苏桦主持的办公会议上，确定了搞省发展战略纲要。而后成立了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联合研究室。而后到阜阳，滁州、六安、宣州、宿县、五河、全椒、来安、天长、定远、固镇等县、市去咨询。什么叫咨询？有的县委书记问。

    全椒县有个柴油机厂，1986年年产12000台。扩大规模，周围全是中学、酱油厂等。发展战略联台研究室帮他们选新址，论证投资、贷款、货源、污染、交通、用电、水源等事项。很多工序可给乡镇企业。1987年该厂在旧厂房就年产6万台。1988年新厂房局部使用年产13万台。1989年准备达到年产25万台。

    眼看社会科学转变为生产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们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求咨询。

    我在苏桦的一只抽屉里，发现了大约20份聘书：中国合作经济学会顾问。《经济日报》经济人才开发函授部顾问。省青年企业家协会顾问。省小城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省窗口经济研究会会长。省城市集体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等。又发现一封密密麻麻整整11页的长信。写信人叫孙超。他原先是安庆邮电局一个24级干部。1982年为安置邮局的知青办超商店。1934年看到农民卖粮难，异想天开地想帮农民把卖不出去的粮食外销。后来走出一条中国民间外贸的新路子。6年时间，没要国家1分钱，为国家散了5亿生意，创汇已达6000万，积累已逾4000万元。最近在海南与人合办了民间银行。我写过《孙超现象》和《论孙超现象》，但是追不上孙超的发展。我知道他长年要到凌晨才人睡。他听说苏桦重病，写来这样的长信，就得付出彻夜不眠的代价。信中说他这几日正谈判紧张，过几日即赶到（我回京后就听说他从海南赶到合肥看望苏桦了）。全信从1982年苏桦如何支持他办知青商店，历数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每一年中苏桦对他的鼎力支持，如数家珍！信后附着比任何药方都更能减轻苏样病痛的关于这个民间公司最近的业务进展的一些复印件。

    后来在医院里，苏桦对我说，孙超的信写这么长，真没想到，我看了真感动！只有孙超能写这么长的信！

    最后一句，他儿乎每个字都用的是重音。

    十八

    由孙超，我又想起前边提及的那个1987年12月24日。上午我和苏桦一起参加会，下年随他去安庆的同马大堤。有关几方面在这里争论防洪问题。那天苏桦很憔悴，但是一到工地，他敞开中山装，右手挥着，为他的讲话作着加强号，上着石膏的左手都好像活了。整整争执一个下午。我虽然听不明白，但特别佩服苏桦的才干和魅力。不懂也佩服！驱车赶回安庆宾馆。苏桦预定晚7点召开关于集体经济的研讨会。晚饭后散失在楼里楼外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准7点，像踏着时针进来似的，挨着围墙一圈的沙发顺序坐下，顺时针一般。我印象里，苏桦召开这种会，大家认认真真地讲，认认真真地发牢骚。因为苏桦认认真真地记，认认真真地插话，会后认认真真地和大家商谈。

    我记不得是几点开完的会，只记得会后我又上他那屋，回想起来，他的才学和品格滋润了、丰富了多少人的生命！过一会儿孙超也来了。再过一会又有三三两两的人来，我离开苏桦的屋，是24日，也是25日。因为是午夜零点。第二天吃早餐时，听人说苏桦坐早晨7点的车去芜湖解决一个什么工程的问题了。他这么赶，身体怎么受得了。他到一次安庆，连安庆的两个儿子都没顾得上见，只一个外孙女在24日中午来食堂买饭吃，坐在他身边，长得那么像。外孙女也不说话，只是微笑和吃饭。同时吃饭同时微笑。然后，外孙女还是微笑。然后，苏桦还是走了。

    十九

    走进苏桦家——当然，这位安徽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的家门是敞着的，看见院子里的竹衣架上，晾着好多只甩过后洗净的小塑料口袋。这么小的食品袋，一般用过了都扔了。他家洗了还用。我想起小龚说的大塑料口袋。苏桦春节前问小龚家里都有谁。小龚说有爸爸妈妈。除夕苏桦就拎了一大塑料口袋的香菇和一大塑料口袋的桂圆送给他。他才明白，苏桦每年春节给秘书、司机等一人一份礼物。小龚不抽烟不喝酒，叫苏桦备礼的时候费神了。

    我想，苏桦其实是一点都不宽裕的。他1955年就是12级干部。后来降级又平反，还是12级。三中全会后几次长工资，他让。直到去世，他只是个11级干部。呕心沥血一辈子，长过一级工资。

    走进苏桦的卧室。门边是一张写字桌。还是1962年在淮南化肥厂时，公家折价买的。当时人家都付很少的款。苏桦叮嘱梅大姐，不占公家的便宜。结果交给公家90元买下这张一头沉的旧写字桌。在当时，即使新的也最多50来元。

    我听说苏桦天天5点起床，在这张桌上读书、写作。夜里写文章如果过了清晨4点半，就再也睡不着了。桌旁堆着书稿。我早已读过他的著作《城镇集体经济研究》等，这次又看到他主编或和其他同志一起主编的几本经济论著。还有一些底稿。那是某经济刊物约请苏桦写的文章。苏桦为此专程调查了十七八个企业，除夕还跑郊区乡镇企业。1.5万字的文章写完后，那刊物的领导换人，不要此稿了。苏桦什么也没讲，只是珍藏着此稿……

    1988年12月，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提泌，省社联授予苏桦写的关于城镇经济研究系列论文省社科（1978-1985）优秀成果荣誉奖。而苏桦，前不久还不无认真地对朋友说，他还是调到省社科院当一名研究员吧。

    苏桦由一名工农干部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经济学专家，一名专家化的干部，一名党政干部兼知识分子，桌子对面是一张术条拼成的床，一望而知是自己找人打的，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床上是一张极粗的凉席。一把破蒲扇，用布缝补了一圈边。我突然意识到，我后来上医院看苏桦，已经不太觉得病房条件太差。大约，习惯了这个家，就习惯了那个病房。

    床边小柜上，放着硝酸干油、阿托品、安定、速效救心丸等药。苏桦以为，他总是会死在心脏病上。

    床头柜旁有一只玻璃断裂的老式五斗柜。上边醒目地竖着一个镜框，里边是周恩来总理身患癌症后的那张照片。当时我上哪家都看到达张照片。现在我上哪家都见不到这张照片。前些日7子苏桦又买了本《周恩来传》。夜里读着，哭了。不好意思地对一旁的梅大姐说：我老了。

    周总理像旁，是苏桦和梅大姐年轻时的一张合影。这种镜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见到过。若不是这次又看到，我再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不成体统的镜框。

    五斗柜旁靠门的墙上，有一只单人沙发。梅大姐坐在这只沙发里。沙发扶手上搭着一条毛巾，可以顺手用来擦泪水的。

    我把这间屋子尽收眼底了。然后，我望着相片上的苏桦。

    我说，苏桦年轻时真帅。

    梅大姐说，他可精神了。后来，他太累了，后来，他太累了。

    二十

    文章写完了。题目呢？想丁想，应该叫；《人缘》。

    原载《报告文学》198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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