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里部分校园“文青（文学青年）”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本章提到的，如整体创作风气不佳，寂寥平静，很不景气；整体才学素质不高，非常优秀的大学生作者并不多；创作缺乏个性和思想（如一味模仿成年人、成功者、社会主流；脱离现实生活，一味玩技巧、瞎编故事等——这些方面其实也是属于世俗化的倾向），过于世俗化（如不是“小资”而要装“小资”、太暴露的性描写与成人心态等），过于功利化（如发“北大财”、发“西藏财”、只为获奖与成名而写作、个别作者甚至有道德缺陷等）；以及其中的一些具体表现：视野狭窄、题材有限、内容空洞、缺乏主题，甚至晦涩虚无、矫揉造作、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等等。这都是不好的现象。
那么，校园文青的创作究竟如何才能有前途？本章各篇里均有很详细的建议。最后一篇《只有三句话——告校园文青书》中写道：“文学是每个人（尤其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写作是每个人（尤其大学生）的能力之一；不为仅仅当一个小作家而自满（尤其大学生）——这正是本文最想说的三句话。这些本来也并非何等高明、独特的观点，却常常有强调的必要。”当你明白了这3句话，并能够认真地去照做时，那你离创作出大成果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
1、大学文坛不能再这么冷清下去
1989年3月26日，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几年后，北大乃至北京诸高校爱好文学的大学生们，就在每年的3月26日举办诗会，以纪念包括海子在内的“殉诗英雄”们（北大籍“三剑客”海子、戈麦、骆一禾等）。1993年是第一届，如今已举办了17届。
据刚大学毕业的一位文友介绍，2004年9月10日，他“跨长江，过黄河”，从南方来到京城读书。2005年3月26日，他第一次慕名而去北大，参加了纪念海子十六周年祭日暨北大第十三届“未名湖”诗会的活动。冷冷清清的教室里，稀稀落落坐着从京城各高校赶来的诗歌爱好者与“校园诗人”们数十名（当然以北大人为主体，但据说几位其诗坛“大腕”因故缺席），让人倍感悲凉。回来后，他写了一首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缪斯女神空空如也的双眸，似乎透出些忧郁。但走近才知道，人们已许久没给它清洗。欣喜的是，我终于与一些人坐在这里，等待戈多。”
大学文坛的寂寥与平静，尔致于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莘莘学子趋于功利、实用的大学校园内，这又有啥稀奇呢？“未名湖”诗会这些年倒是一直在搞。但是，听北大的“文青”们反映，参加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了，不知还能否维持下去？
人大某“文青”曾写过一首名叫《酒客》的短诗。该诗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少报刊与网络上登载，产生了一定反响。其中几句是这样的：“秋风乍寒，我独坐于午夜街尾，用路灯烤暖，用冰镇啤酒烤暖，用行人的冷眼烤暖。”初看，这首诗只是写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无人理解，孤独而又热烈的情形。其实，它也反映了一个作为在全国著名文科大学、而且还是在中文系上学的爱好思考、读书、写作的青年，却发现周围没有一个志同道合者，大家都只是在为考试（包括课程高分、名次靠前、拿到奖学金、老师表扬、同学羡慕、将来留在北京、保研、考研……）而学习，对自己的追求和行为很为不解、鄙视、冷漠，于是感到非常迷惘且敏感，既难过又自豪、既凄清又超然的心境。
另一个证明是，当时京城几大高校（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北外、中国政法等）的十数家文学、文化社团，成为挂靠于文化部、民政部的一个民间文艺团体——丹青艺委会的理事会成员，不定期地在“北外”的地下室聚会。每次就那么几个人，据说已囊括北京诸高校在校学生中的文学“精英”了。每次的主要话题都不外乎：寂寞、孤单、冷清。不是么，定期活动的文学社团越来越少，文学活动（包括名家讲座、征文比赛、主题讨论会等）越来越少，社员越来越少，社报、社刊越来越少，往外投稿的越来越少……除了经费不够、没有场地、校方不重视外，“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校园文学爱好者的数量越来越少，素质也越来越差！
北大文学社的负责人说：搞一场诗歌朗诵会，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还少；北师大文学社的负责人说：有些学生倒挺有“才气”，但催促他写篇稿子，比让公鸡下蛋还难。另外，京城中凡有中文系的学校、而且这些中文系都还位列全国前茅——如北大、北师大、人大、清华、首师大、“解艺”等，其文学社长还得长途跋涉，到没有中文系的“北外”去聚会！因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场所。
看看人家上个世纪80年代，在北大、北师大，涌现出了多少至今仍在中国文坛纵横驰骋、风光无限的新生代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学者！那时，校园里出了多少社团刊物、多少文学讲座、多少诗文佳作、多少优秀选集！
不唯北京，在外地，譬如武大、南大、复旦、南开、中山、山大、厦大、川大等校，其近些年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亦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今天也有一些“校园作家”、“校园作品”：谁的电视剧播放了，扬言要写出“中国的《飘》”来；谁又自费弄了几部诗集，加入了中国作协，不日将出国留学；谁又在什么大型纪念性征文活动中拿了个一等奖，接受北京电台采访；谁又加盟了一套“长篇少年小说丛书”的创作……
但是，揭开其外表，真相又是怎样呢？或父母就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发表、出版自然容易；或一味“投机钻营”，为一些重大社会活动所需而精心应制；或适应时代，抓住选题，却不顾粗制滥造；或出版社、报刊、“关系户”为其大作宣传，实则并非那么一回事……
其中有些“作品”倒是文字、意象挺好的，赞美性的主题也挺可观，但其个性、其思想，又在哪里呢？既不反映真实，又不表现真理，算是好作品吗？
个别淡于名利、甘于孤守的“纯文学写作”者们，倒是在为文学审美本身而尽心尽意；但脱离现实、缺乏意义，毕竟有失偏颇。致力于提高艺术性的精神值得提倡，如能再增加一些传统美德与人民性，不更是锦上添花么？
大学文坛之寂寞，在于作者、文章、活动太少；大学文坛之平淡，在于令人叹服的作者（品才学识皆过人，潜力无限）、文章（思想文字俱佳，精雕细刻且意义很大）、活动（主题积极，较有影响，波及久远）尤少矣！
难道这仅仅是时代原因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文学“同志”们，振作起来！行动起来！
“还我们以辉煌！”
2、缪斯的小情人，你的出路在这里
——近20年来大学校园文学创作鸟瞰
恢复高考至今，新时期30年弹指一挥间。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创作，几乎从未停止过。但真正要说出现较稳定、活跃的局面，那还是前些年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学校园文学的兴旺，大学校园文学亦迅速崛起。
要提到大学校园文学，就不能不先说一说中学校园文学，这是校园文学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最充满热情的一支队伍，是大学校园文学的基础。大学生从中学生中来，纵使当时并未形成有意识的创作、发表状态，但在基础知识、文学常识、创作理论、文学功底等方面已开始酝酿与准备。
改革开放时期，中学生文学的异军突起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独特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便已有不少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先是山西师范大学的《语文报》，继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河北省文联的“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以及其它众多面向中学生的报刊与正规或民间文化组织，通过发表作品、征文比赛、评选“十佳”等种种方式，带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计中学生文学爱好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创作热潮，迄今势头尚为可观。其中的佼佼者，胡晓梦、陈粤秀、毛梦溪、马朝阳、田晓菲、韩晓征、刘梦琳、王蕤、马璇、任寰、肖铁、李芳芳（多系女孩）……一个个被保送或特招进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武大、复旦等名牌院校中文（或新闻）系。而裴志海、詹宓等人则走进了军营。（最近听说，“文学另类天才”韩寒，复旦大学打算破格录取他，而他还不乐意。另一位郭敬明，则在上海另一所高校就读；西北大学有个李傻傻，武汉大学有个胡坚，北京工业大学有个孙睿，张悦然则在新加坡上大学——他们都刚毕业。）
中学生充满浪漫情怀，对文学事业有神圣感，热情奔放，且人数众多，各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学活动风起云涌。但他们毕竟知识有限，思想、经验都还不够成熟，文字带有明显的学生特征：清新、优美、简单、稚嫩。中学生文学爱好者从事创作，一般是凭借其天赋、灵气，容易“进入状态”。他们喜欢参与，投稿、文学大赛，“东边不亮西边亮”，时间久了，积累的“铅字”、获奖证书就多了，通过信息、名气、关系，还得花一笔钱，在香港或内地某家省级文艺（人民、教育、少儿等）出版社弄个小册子，加入什么“作家协会”，即可“名正言顺”地迈进大学门槛。这些人平时只顾爬格子，社交又多，阅读面仅限于最新文学报刊，而基础知识、文学常识、创作理论方面普遍较差；有些人一味玩“先锋”，刻意形式，甚至连基本的文字功底都不行。有一个曾被评为“全国文学少年”的“校园诗人”，他发表的作品、获奖证书一大堆（包括与名作家、大人物们的合影），竟然语文总不及格（其它科更不用说）；作文亦难拿高分，连起码的文从字顺、表情达意都做不到。“唐宋八大家”哪几位、阿·托尔斯泰与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各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还振振有词：“这与我写诗有啥关系？”又据某报刊调查，大、中学文学社团中，看过“四大古典小说”的社员仅占10％。
除了整体问题（知识面有限，基本功不扎实，风格、题材单一，人文气息淡薄，急于求成等）外，还有不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有些校园写作者，能力原本一般，一味追名逐利，不认真读书与练笔，只管胡编乱造、游戏文字，四处寻找发表及获奖机会，自费出书，进了大学；在大学又是混学分、混文凭；好不容易熬到毕业，纯粹是从升学、就业的利益出发。还有不少人，其父母或亲戚在有关文化、新闻、出版部门工作，利用传媒炒作，大肆宣传与吹嘘，“神童”、“天才”满天飞，尤勿可取。
从中学到大学，前些年整个校园文学的产生、发展与辉煌，原因是多方面的：①成人文坛空前繁荣的带动，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②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给文艺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环境条件；而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现实生活，又给校园写作者们奉献了丰富的题材来源；③众多文学或综合性报刊的创办，面向学生的栏目增多，征文、评奖活动此起彼伏，为大家提供了许多发表习作的园地与表现才华的机会，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但总而言之，由于整体或自身原因，大部分中学文学爱好者被保送进大学后，便“江郎才尽”、“泯然众人”，也便很正常了。一个被保送到人民大学的“小童话作家”，风格依然照旧，水平仍无进步，“作品”难以卒读。一个在北师大中文系学习的湘籍老资格特招生，在中学时文章写得相当漂亮，质朴清纯、情真意切，散发着泥土芬芳；可进大学后，则反常地文思枯竭，连信也写得错字连篇、文句不通。几年前他毕了业，进入北京某报刊做编辑，据说成绩也并不怎么出色。上海某大学新闻系的一个知名“校园诗人”，倒还在不停地发作品，一些报刊上亦时见其“佳作”，文字倒还挺美，但无非是风花雪月、男女思恋、个人情绪，其内容、风格、质量只能“在原地踏步踏”，没法再提高与完善了。
大学校园文学是中学校园文学的继续，故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种种中学校园文学的“痼疾”。如果说中学校园文学还属于百分之百的“校园文学”范畴，大学校园文学便该是由“校园文学”走向“成人文学”的过渡时期了。校园写作者们应在自己的才能、功底、思想、个性、知识面及作品的文笔、主题、风格、题材、体裁等方面有较大突破才行。事实上，大学校园文学也的确具有这种“两栖”性。
真正活跃在大学文坛的写作者，不再以过去的中学“校园诗人”为主体，倒是那些知识面较广、基本功较扎实、体裁及风格较全面的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建功、黄蓓佳、陈世旭、阎真、池莉、方方、韩少功、张炜、贾平凹、聂鑫森等人分别入了北大、武大、湖南师大、烟台师院、西北大学诸校；80年代中、后期，海子、西川、戈麦、骆一禾、苏童、余华、格非、陈染、林白、邱华栋、洪烛、姜丰、叶兆言、于坚等人分别入了北大、北师大、武大、复旦、南大、云南大学诸校。而90年代至今仍在大学文坛上坚持写作的，如北大的西渡、臧棣、余杰、彗星、胡续冬、胡少卿，清华的穆青、姜涛、吴虹飞、向祚铁、徐晨亮，人大的邓凯、方文竹、肖飞、彭凯雷，北师大的沈浩波、李师江、李阳泉，南大的蒙郎、复旦的任晓雯等，他们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为大学校园文学贡献着自已的青春与才情。
大学文坛各有自己的团体与阵地。北大、北师大文学社都叫“五四社”，跟其优秀的历史传统有关。人大文学社叫“十三月”，颇有哲理与诗意。后来他们又搞了个“中流社”，体现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的入世豪情。此外，北外的“言心”（冰心为其题词“言为心声”），南开的“南开”，武大的“芳草”，天大的“绿岛”，复旦的“萌芽”……亦各有其来由与含义。
偏隅西北的兰州《飞天》杂志，20世纪90年代初为全国高校文学社排座次，人大“十三月”赫然居第一。武大的《写作》杂志（中国写作学会会刊），似乎也对人大情有独钟。其实，只有自称执大学校园文坛之牛耳的“北大派”，才并非浪得虚名。典型的学院派特色、强烈的现代派气息、众多优秀的知名诗人与代表作，令人不得不佩服。北京《大学生》、河北《诗神》、安徽《诗歌报》、四川《星星诗刊》等刊物一直颇为看重北大，不无道理。
大学各文学社团与创作者个人，都在为着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而努力。相对个人而言，社团的命运更惨。各文学社一般挂靠于所在学校的团委，或其下辖社团部，由于缺少经费与人力，搞些名人讲座、征文比赛、聚会交流、外出社调，或编办内部报刊，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干脆倒闭，或名存实亡，或苟且偷生，也是常有的事。至于个人就好得多了，没有后顾之忧，发表作品不再困难，加上一定的稿费收入，处境总算不错。他们中不少人已积累一大堆“铅字”，甚至结了集子，入了各级作家协会；毕业后进一些报刊或文化机构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业余搞搞创作……各方面可谓名正言顺、前途畅通。剩下的就只有创作再创作、提高再提高了。
大学写作者是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然而，中文系毕竟不以培养作家为己任（其它系更不用说了），要当作家还得靠自身努力，多读多写，深入社会，别无捷径。前文已提到，大学写作者们身上，多多少少还存在这些问题：急于求成，功利性强；写得多，看得少，思考更少；阅读仅限于最新报刊，中外名著读得少，基本功不扎实；题材、风格上明显的“学院派”倾向，追求文采、意象、形式、技巧，过分“先锋化”，而与现实生活联系少；“个人写作”成份较多，思想境界、社会意义欠缺。除了受校园环境，写作者本人的年龄、经历、能力等所囿外，也与近几年整个文坛的风气有关。不少成名作家大肆宣扬“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只强调审美不重视教化，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
回顾一下整个中国大学校园近20年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人们不能不承认，近几年是有些走下坡路，与整个成人文坛的趋势相吻合。仅有少数较猛的“游兵散将”，仍在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看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良好局面吧，群星灿烂，佳作迭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校园文学创作丛书。应该说，如今发表机会更多、经济基础更好、国家政策也更宽松呀！除了成人文坛的不良影响外，更重要的还是大学生们自己的原因。实用主义实在害人！诸文学“同志”们，你的出路在哪里？
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把整个大学校园文学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尤其是创作者本人，应该把文学事业作为真正的理想，倾注自己的精力与生命，广泛接触各种社会人事，弘扬高亢的人文精神与传统美德，关心国家与人民，狩猎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优秀书籍，勤于笔耕，淡泊功名，写作时力求体裁、题材、风格上的全面发展，为将来步入正式创作生涯建立厚实的基础。
“还我们以辉煌！”
3、必须拒绝世俗化写作
其实你根本不够格“小资”
韦艳（化名），南方一所大学中文系2000级女生，现已毕业数年。她所写的东西，代表了当今大、中学校园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大多数学生的格调：本是中产阶层出身（甚至还不够中产，仍只是劳苦大众），根本不够“小资”的格，却自以为很“小资”，写起东西来不外乎天马行空、东拉西扯、表现自我，文字轻飘飘、玄乎乎的，虚得很、怪得很，带点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似乎挺前卫、挺绚丽，却不知在说些什么、不知要反映什么，隐隐晦晦、杂乱无章。
这个女生长得又矮又丑，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太好，打扮非常普通，交际能力很差，朋友非常少，个性非常古怪，因为长相、生活、学习、能力、成果上都不如别人，却又不愿流俗，瞧不起一切功名利禄，书倒是读了一些，又读得杂，内心里颇自命清高，以为无人理解、怀才不遇，只好每天不停地“涂鸦”、“爬格子”，写那些表面上看好像还颇有才情学养、其实毫无思想内容与积极意义的小篇什。说实话，这是当今校园创作上非常典型、也非常普遍的走火入魔。他们有点基础，也很勤奋、很特别，可惜就是误入歧途。但这又是谁之过？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属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出生，基本上属于独生子女，基本上属于中等家庭（及以上），基本上是在变形金刚、蓝精灵、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奥特曼等日本、欧美卡通片，周杰伦、陈小春、任贤齐、张惠妹、王菲等港台流行音乐，痞子蔡、郭敬明、张悦然等青春文学，以及王朔、余杰、韩寒等的另类反叛，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村上春树等的“后工业时代的冷郁派”，安妮宝贝的新式言情，卫慧、绵绵等“美女作家”，还有所谓的“私小说”（如陈染、林白），还有九丹的《乌鸦》、虹影的《K》、木子美的《遗情书》等，顶多不过是在张爱玲、三毛、王家卫中长大的。他们的优点是新颖、时尚、灵动、跳脱、精致、另类、自我、注重叙述与形式，但缺乏稳重、质朴、厚实、悲悯、传统根基与平民精神。这在戴着老花眼镜、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看来，也许太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了；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眼里，倒还总算能够接受，只是要真写得好。所以问题在于，大家如何扬长避短，精益求精，写出更好的东西来。
近期大学“文青”（文学青年）、或者说校园“文青”（包括中学），乃至80后、90后“文青”（绝大部分曾经、现在是大、中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70后“文青”，他们在写作及阅读上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有优点也有缺点）就是：他们很向往“小资”生活，也在模仿“小资”生活，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与写作。从远点说，他们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与为人；从近点说，他们喜欢三毛的创作与人生；再近点说，他们喜欢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港台导演王家卫等人的作品，平时生活上爱喝点咖啡、品点绿茶、吃点西餐、饮点鸡尾酒，戴着耳机听西洋音乐，穿标有英文的衣服，偶尔泡泡酒吧、蹦蹦迪，去不是太热门、但有点独特的景点旅游，爱一个人行动，瞧不起劳苦大众与世俗生活，对政治、传统、人文表示淡漠、疏远，颇有点反叛、放纵、清高，略带点忧伤、深沉、虚幻……
一句话，他们貌似“小资”而实非“小资”。他们顶多也就是中层阶层出身，甚至还是来自城镇或乡下的普通劳苦大众家庭，骨子里根本无法“小资”化，所以其实并不配“小资”。但他们不自知，要么自知，但讨厌自己的出身与现实，于是追求“小资”——却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再说，对现实问题，对阶级矛盾，对社会本质，对自己出身，若是无知因而麻木、懦弱因而逃避，那就更可悲了！
比如说，他们爱好并模仿张爱玲、王家卫等人的东西，但是他们还达不到张爱玲、王家卫等人的境界，写起东西来，虽淡淡地有了那种情调、感觉，似乎挺另类、挺幽婉了，却轻飘飘、玄乎乎的，味道不够正宗，永远没有人家内在的那份纯纯的、醇醇的品格，便成了“画虎类犬”，“形似而神不似”也。
“美女作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若干年前，陕西省西安市某中学的一位毕业班女生，人长得并不是太好看，但还有点才气，在本省的一家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自费出版了一部诗集。她希望通过这本诗集被某所全国名牌大学破格录取，这是许多与她类似的人走的一条类似的道路。最初她是想联系进人民大学。她的诗作虽有些晦涩、深奥，一时叫人难以看懂，却只不过是受了所谓“后朦胧派”或“先锋派”的影响太大，倒还有一定的朝气、有清新的文风，跟她这个年纪还算比较相称。后来人大中文系没接纳她，她却成功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样更好，毕竟北大中文系在全国首屈一指，且北大也才有这种不拘一格、爱惜人才的大容量与好风尚。
再后来，该女生在北大中文系就读了，文学创作方面的确持续活跃；但很长时间内，并不见她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公之于众。文友们原以为她已“江郎才尽”了，这是许多与她类似的人的一个类似的结局。然而，不甘寂寞、冷落的她，几年后又爆放出了一枚“重型炮弹”来——她公开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由西北某省级文艺出版社出版，自然“北大才女”的金字招牌又一次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家刚听说时，非常惊讶，一个20岁刚出头的女大学生，竟出版了长篇小说，真不简单！看来，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北大才女毕竟是北大才女！
可等文友们打开这部以当代女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情感和学习为题材的洋洋20万言的作品时，这才发现，其语言与描写相当世故、妖冶、大胆、老练；似乎饱经沧桑、久历风尘，显得老气横秋、毫不在乎，完全是一名少妇的心态，而非20岁少女的青春情怀了。它连篇累牍、极尽张扬、不乏嗜痂成癖地去描述女性的生理、心理隐私，甚至还有不少性行为的泛滥展示，简直濒临“黄色文学”的边沿了。而其故事情节与场景，也非常张扬、低俗、成人化。这让大家更加惊讶：这些内容竟然是她——一位20来岁的少女写出来的？
多年前，曾有一帮京城女作家的所谓“私小说”；前两年，又有了一帮上海的所谓“美女作家”的“美女小说”；再到这位“北大才女”的这部长篇，到《K》（虹影）、《乌鸦》（九丹）；后来甚至有了《遗情书》（木子美）等尤其登峰造极的迷狂、放纵、渲泄、暴露之作。可以说，它们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大家前后畸形地模仿、继承、攀比、发扬罢了。在以传统道德与东方文化为荣的中国，那无非是一些精神垃圾罢了。这与把自己全身脱光给别人看、给别人X、给别人谩骂、给别人耻笑，又有什么区别？这是人们对当今许多与该女生类似的作者与作品的一个共同评价。
4、必须拒绝功利化写作
要发“北大财”也得注意档次高一点
名牌大学的牌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由头与商业卖点。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牌子，自然非北京大学莫属了；其他学校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只有清华大学还勉强能与其分一杯羹。谁叫人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代表呢！所以，电视台要做校园和教育新闻，非去北大不可；报刊要做大学与大学生文章，也非提到北大不可。莫非中国其他的大学都完蛋了不成？北大自然了不起，北大学生自然优秀；但是北大也不是十全十美嘛，北大学生也不见得个个很优秀嘛！
再说，你们可以放眼全国各高校去做校园和教育、大学和大学生等题材，不管是整体扫描（介绍）还是个案分析（解剖），都好。老是以一所大学为由头、卖点，不知有多少的科学性？有多大的普遍意义？其价值究竟何在？而且老是“北大”、“清华”的，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难道就这么没有创意、这么喜欢重复？这种“名校情结”（或者干脆叫“北大情结”）固然颇为圣洁、美好，但当它变成商业卖点，拿来出书与“炒作”时，岂不变味？而这种“名校图腾”（或者干脆叫“北大图腾”）的状况几时方有改观？你究竟还要发多久“北大财”？
在图书出版方面，与北大有关的可谓泛滥成灾，其选题便不过成了次等品。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有多少人（主要是北大教师与学生）、多少出版社、多少书商大发了“北大财”。什么“北大演义”、“北大往事”、“北大旧事”、“北大日记”、“北大小说”、“北大老照片”、“曾经北大”、“我在北大这四年”……简直是铺天盖地。（去年又在“大炒”北大110周年！）
“青年才俊”余杰之所以后来红透了大半个中国，也是1998年借北大百年校庆的良机，由书商贺雄飞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为其包装，什么“北大第二个王小波”（另一说法是“大陆的李敖”）、“北大抽屉文学”、“曾以手抄本形式在北大广为流传”，其实才没有如此辉煌呢！余杰在成名前，狂妄的北大人哪会稀罕他？在高手如云、藏龙卧虎、人人觉得了不起（也确实大都有两把刷子）的北大，几个人会认识他、看过他的东西？也更从何谈起喜欢他的东西？可是，在北大念书、被北大保送读研、不少北大名师抬举、最后又靠北大成名（其文、其书）的余杰，竟对北大并不买帐，老是批评它。是数典忘祖，还是“吾爱母校，但吾更爱真理”呢？当然，他越批评，名气也越大了。他也还是发的“北大财”啊！
有个湖南籍的文化人，曾经读的是北大中文专科、人大新闻本科，这些年没找什么固定工作，就是在北京“漂”，以北大为卖点，每年做一两本与北大有关的书（都是编选的），“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情诗”……尽管选题一般，但因为有“北大”的头衔，他编的书还是能出，所挣的稿费也尚能保证自己在消费水平甚高的京城里勉强度日。
至于平时大家在书店里看到的，关于北大的图书，什么“北大状元谈高考”、“在北大听讲座”、“北大学得到”、“北大教授XX主编”、“北大才子XX参与”、“北大才女力作”……到处都是。
这些书，要是质量真的很高、内容真的很好，倒还值得提倡，值得购买，值得阅读；要是只不过打了个“北大”的牌子而已，“挂羊头，卖狗肉”，粗制滥造，质量、内容很差，那便有些辱没“北大”的盛名，甚至辱没中国所有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的荣誉了！
与“北大”有关的图书选题，毕竟一般。不过靠着“北大”的盛名，还勉强可以销出一部分。所以，作者、编者也好，出版、发行机构也好，随时随地会想着弄一两部。但是，正因为选题滥了，现在想靠北大发财也难了。著名演员李保田说得好，拼到最后，还是得要拼文化呀！
纯粹靠大学牌子做书的，除了北大一枝独秀，只有清华偶尔能竞争一下。但也可能是人家清华的师生比较低调。要是他们也像北大的师生一样爱张扬、会来事，大规模地打着清华的牌子来做宣传、发文章、弄图书，一旦像北大这样也成了规模效应，恐怕就不比北大差了，鹿死谁手，还难说呢！
与清华有关的，某友只听说过一个人，他还不是地道的清华学生，而是从外地某文科大学（文科生就是张扬一些）毕业后，多年来一直“泡”在清华园及其附近，做了多本与清华有关的图书，但还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清华园的故事”、“清华演义”等；后来，他又把清华与北大放在一起，把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放在一起，做了好几本书，尽管质量并不咋的，而且不过是以采访学生、整理史料为主，但比那些纯粹的“编选”来，原创味还是多一些了。此处暂且称之为发“清华财”吧。
西藏回来的“签约作家研究生”不过尔尔
地方某出版社的老总，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相当有才气，而且属于地方文坛的长辈和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还能产生一些作用，大家买他的帐。他的儿子就不一定有才气了，但也在他的文坛长辈和职务的作用下，大家还得买他的帐。
他的儿子前两年去了一趟西藏，回来后出了一本有关西藏的散文集（因为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出了一本类似的），竟然在还没加入任何作家协会的前提下（尽管这个名分并非关键，但毕竟是个名分），成了地方部门的“签约作家”——那更是“作家里的作家”了。“签约作家”数量很少，那可是每个月上千块钱的补助啊！既有钱又有名誉，多好！所以，凡有作家名分的都争着想要，趋之若骛。但既然数量很少，谁能得谁不能得，其中就大有文章可作了。
这位“签约作家”老兄，曾经大学时还不是读的中文系（而是北方的一所经济类院校）。当然，许多没读中文系、甚至没读大学的人也很有才气。可他那本关于西藏的书确实很不咋的，平铺直叙，轻描淡写，记流水帐而已。主要是因为西藏那个地方本身神奇、神秘、神圣，有看头，书有卖头（这些年来，关于西藏的东西似乎什么都挺值钱，包括小说、电影、歌曲、书籍、活动、新闻等，好像一沾上“西藏”这两个字，就立马身价百倍），所以他的书能出，也能卖掉几本。
没想到，他才去了一趟西藏，刚回来便摇身一变，有了专著，当了未入作协的“签约作家”；还凭着这本著作，去了地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读研究生呢！那也是因为他父亲曾毕业于该校，是该校的“光荣”，如今又被该校聘请为研究生导师。而他刚好便读自己父亲的研究生得了，连考试都不用，并且上学、毕业、拿文凭之类，干脆直接在自己家里。看来，这完全是该校讨好他们。只可惜他的命运还不是最好。如果他是世界首富的公子，或是某大国总统的爱儿，岂非更妙？根本不用累着去爬高原、写东西，就可以风光、荣华一生嘛！
前年，当地的一家报社，竟阴错阳差地找到了某青年评论家的头上，约他就类似现象写一篇小稿。报社的初衷，大概是想让他为人家歌功颂德一番。可该评论家并未买对方的帐，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写了一篇《用脚写作，还得用脑写作》，客观地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因为是约稿，责任编辑不好枪毙，只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这个稿子给发了。果不其然，“签约作家”老兄与其老子看了后据说很不高兴，而该报社为此也“封杀”了该评论家半年。
5、只有三句话
——告校园文学青年书
这是一个“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砸着三个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文学爱好者”的现象，早已一去不复返矣！为此，本文想与大学文学“同志”们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文学是什么？古今中外，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文学不是为了变成专业作家、著书立说、牟取大量名利而专设的一种工具、一条渠道，或曰“敲门砖”；而是一个人精神的需要、内心的需要、力量的需要，是整个人生的需要。人不能为活着而活着，那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在吃饱饭、穿足衣之后，在劳作、起居之时，我们还得思想、还得享受（非物质的），这就需要文学。更何况，当今是一个和平年代，没有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之苦，文学尤其不可匮乏。“穷则思变，富而修文”嘛！在乡下，老百姓们没事还摆“龙门阵”，说“三国”，话“聊斋”呢！何况我们“太学生”！
所以，不管文史哲经法、理工农林医什么专业，不管学中文不学中文、搞文学不搞文学，都应该用文学的精神食粮去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一味爬格子的人的“专利”，也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玩弄文字。读读中外名著（包括文史哲经法）、背些诗词名句，为每个大学生所应该而且必需。在重操作、重实用的当今校园，只想着背英语单词、计算机过级、去公司兼职，甚至所谓“文学青年”不读名著、不追求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一味耍“文学杂技”，一味把眼光盯在发了多少篇稿子上，结果没有几篇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较高的总体水准，这些学生无论如何是肤浅的、简单的、平庸的，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无法干得很漂亮。
其次，写作是什么？写作也不仅仅是一味当作家、搞创作的人的事；可以说，几乎每个人（尤其现代人）每天都无法离开写作。记日记、写家信、求职信、课程作业、实验报告、入党申请书、年度总结、发言稿……都离不开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与对每种实用文体类型的写作要求。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连情书都写不通顺，岂不让人家笑话！这种情况，近期倒接连听说。此外，现在网上E-MAIL、QQ、MSN、聊天室、论坛盛行，与对方交流、发表意见也需要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啊。有些人还要开自己的博客、网页、专栏、个人空间什么的，那更得具备较高的写作功底了。尤其是目前中国的大、中学校，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听说读写（主要是写作水平）是任何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几项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加上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写作更应该得到所有学子们的重视。
所以，大学生们应养成“大写作”的意识。不管是不是搞专业创作的人，平时都得多练练笔才好。而且，训练写作基本功要全面发展，不管是一般文章还是文学作品，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诗歌散文，都应拿得起放得下。或议论或记叙或描写或抒情，或豪放或婉约或尖锐或平和，或华美或朴实或庄重或戏谑……各种体裁、题材、手法、风格都要尝试一下。一些所谓的“文学青年”写起诗歌（所谓“先锋诗”）来倒很能“进入状态”；但要他写篇一般的文章，却连最起码的文从字顺、表情达意都做不到，更岂论文采、见地！我们鄙视之为“发育不全（或豆芽菜型）”的写作者，大家千万不要步其后尘。
第三、作家是什么？作家有“大”、“小”之分。进了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有了一定的写作基础，甚至发表了一些东西，毕业后进入新闻、出版部门工作，给自己发表也与老同学、新朋友互相发表，几年或十几年下来，亦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铅字”，有的还出过一、两本书，加入了省、市级作家协会。这种人也被称为“作家”，但只是小作家而已。小作家占了“作家”群体的极大部分。而真正的大作家不仅如此，他有广博的知识、独到的思想、卓异的个性、非凡的激情、远大的目光，有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他的作品能较好地把思想性、艺术性结合起来，既有政教功能又有审美功能，体裁、风格、手法都很全面，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简而言之，大作家是把文学当事业，小作家是把文学当职业，一字之差，判若云泥。实际上，大作家才是作家的真正体现。可是，他们寥若晨星，常常可遇而不可求。
要成大作家，极为困难。除了主观上个人后天的努力，还有先天的才华、灵气，客观的时代、机遇等因素。但大家可以尽量往这方面努力。比如说，不为发表作品而发表作品，不为读书而读书，不为当作家而当作家；潜下心来，甘坐“冷板凳”，厚积薄发，一旦水到渠成，自然有一天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在阅读上，不仅读最新报刊也读名著，不仅读文学也读其它书，不仅读现代派作品也读过去的典籍。在写作上，力求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全面，不一味写诗歌、小散文，一味玩技巧、表现个人小情调。“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分析问题要有自己见解、有开拓精神；关心国家要事及百姓琐闻；培养丰富的内心情感与敏锐的洞察力；持之以恒，淡于名利，耐得寂寞……照这样下去，何愁有朝一日不成就卓著？
文学是每个人（尤其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写作是每个人（尤其大学生）的能力之一；不为仅仅当一个小作家而自满（尤其大学生）——这正是本文最想说的三句话。这些本来也并非何等高明、独特的观点，却常常有强调的必要。要想让自己的创作有前途，那还非如此做不可。
附录 大学也应该改变一下了
中国传统启蒙圣典《三字经》的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当今有一部分大学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不够理想。但是，他们肯定不是一出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有这么多问题的。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因当然很多，本章就来粗浅地聊一聊这个话题。
说到当今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的问题，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以外，也有整个社会、时代的原因，有家长、家庭的原因，有小学、中学、大学的原因，有教师的原因。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已故校长梅贻琦老先生也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出来的。”
近期大学总体问题很多、大学德育教育失责、大学人文和学习环境不好、大学盲目扩招不合适、普通本科教育方向有偏差、素质教育仅仅是教知识与能力；大学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大学教师的教学风格有问题……是阻碍大学生成长与成材的重要客观因素。
但说一千也好道一万也好，大学生们要是由于各种原因，所以道德修养淡薄、学风素质不佳、个性思想缺失、世俗化、功利化，那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绝对成不了大器的。要想做个有前途的大学生，就必须抵制上述各种原因的影响，排除一切实际困难和不利因素，在各个方面都尽量表现好一点，让自己向良性循环的方面发展。
不错，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化走向普及化了，社会上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总体情况越来越差了，这是很正常的。就全体大学生而言，我们确实不应该过多地责备、过高地要求他们。但是，你若要成为大学生中的那少数优秀分子，就必须树立远大理想，严格要求自己，从规模庞大的普通大学生群落里脱颖而出，笑傲校园，走俏社会。
大学是应该改变一下这些问题了。要是大学改变不了，大学生也要改变自己！
1、请停止“妖魔化”大学生！
造成当今一部分大学生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生自己。所以，有人提议“停止妖魔化大学生”。因为，当大家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大学生的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罪”，其实都是整个社会、整个大学的问题；然而，当落在大学生身上时，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在SARS爆发时逃离到外地的，除了大学生，还有民工与一些有钱人，社会却只怪罪大学生，这就不合理。一夜情、卖淫、当二奶、虐待动物、心理疾病、随波逐流、堕落……这些社会过渡期的典型问题，也都可以在大学生群体以外找到落脚点，但是为什么世人只关注大学生，只问大学生怎么了？这也不客观。自从大学扩招及民办大学大量出现以来，大学生群体获得了极大扩充，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上大学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大学生的普遍化，自然会使社会问题在校园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因为这个群体更加社会化了。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带着特殊光圈的大学生，仍然是知识、善良、高洁的代名词。印象中的他们，依旧生活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这种认识的差异，给某些媒体以推波助澜、借机炒作的空间。因为，就吸引注意力及制造冲击力来说，“禽兽”永远没有“斯文禽兽”来得猛烈，“玉碎”永远比“瓦破”更另人惋惜。
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地大学的不断扩招，现在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早就成了流水线上出来的“工业品”，而远非过去那些精雕细琢的“珍品”了。倘若仍用以前那种苛刻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未免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大家更应该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他们犯的一些错误。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4日调查显示，约有23％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上存在一定问题。有的同学有自闭倾向，不愿与人交往；有的同学为交际而交际，不惜牺牲原则，随波逐流。约有30％大学生感觉压力很大。他们的压力，部分来自所学专业并非所意愿，这使得他们长期处于内在的冲突与痛苦之中。另外，课程负担过重、学习方法有问题、各种大小不断的考试、严峻的就业形势等，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还有近35％大学生存在情感困惑。由恋爱失败导致的大学生心理变异是最为突出的现象。有的人因此走向极端，甚至造成悲剧。另外，14％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呈现不同的阶段性：一年级大学生集中表现为新生活适应问题，兼有学习问题、专业问题、人际交往问题；二年级出现的问题依次为人际交往、学习与事业、情感与恋爱；三年级集中在自我表现发展与能力培养、人际交往、恋爱与情感；四年级则以择业问题为多数，兼有恋爱问题、未来发展和能力培养问题等。而和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更多一些。过度的压力使大学生们在情绪上容易失落、苦闷。从现实生活来看，大学生们在中学时形成的优势消失，“中心”地位受到威胁，也会使之产生失落感和恐惧感。此外，在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了很大比重，他们常常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缺乏社会锻炼，心理较为脆弱，也容易引发上述问题。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是目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怨谁？一，各大学疯狂扩招，没有计划，供过于求；社会上大学生满天飞，货多不值钱。二，许多用人单位“水涨船高”，非名校毕业、高学历、有工作经验不可，只看表面，不问真才；当然还要凭关系、机遇。三，大学生自己不但知识有限，能力、经验也确实欠缺；又眼高手低，期望太过，不愿下基层、不愿去私营企业、不愿干重活粗活脏活，心态不够平和、健康。四，在大学生的不良心态与选择中，家长起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如今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久久无法“断乳”，这就在于家长过于溺爱。五，各大学只教基础知识，不教或少教实用能力；但问题是，只教基础知识固然不行，光教实用能力又行吗？要是这样，还开大学干吗？干脆办技能培训班嘛！所以，关键是大学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点都没做好，不但实用能力没学到、实践操作很缺乏，基础知识也掌握得不够扎实、全面。
2、大学生有困惑，社会、家庭、学校、自己……都有责任
当今一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不少缺陷与误区。就总体而言，数量在增多，而质量在退步。少数大学生很糟糕，多数大学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糟糕的方面。这就必然导致一定数量的大学生不能“畅销”。这究竟是谁之过？
梅贻琦老先生曾经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出来的。”（另外，“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这句名言也是出自这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家之口。可主要问题在于，人家许多年前提出的观点，我们都明白，可是为什么都不去做，或是做不到，甚至做得更差呢？）但是，为此能不能说，大学生就真的本身没有坏的了？大学生就真的自己没有责任了？这也不对。
应该说，社会、时代；家庭、家长；学校、教师；自己——四个方面都有责任，而自己还是最关键、最主要的。
首先是全社会与整个时代的罪过。也就是社会教育上出了问题。或者说，时代大气候决定了校园小气候，时代决定了个人。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混乱的世俗社会。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复杂的过渡时代（有人称之为“转型期”，并不恰当）。为什么现在呼吁“建设和谐社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存在。
当大学里的行政部门还是在居主导地位，当人民公仆（哪怕官职很小的）可以不尊重教师的人格，当学生可以瞧不起教师，当看门的可以对教师不客气，当教师觉得自己在学校与社会上没有地位，于是干脆不管学生怎么样了，自己只得、或者是愿意承受这种礼崩乐坏的现状，并四平八稳、懦弱平庸地混着教学工作，混着学历、职称、薪水……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岂不可悲？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岂不可悲？
随着整个国家体制、社会形势、时代观念的变化，物质至上、商业至上、实用至上、个人至上、享乐至上……其排山倒海、浩浩荡荡之势，又有谁可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
当社会兵荒马乱、颠洼流离、暗无天日时，人们便要振臂高呼、改革现状、变法图强；当国家政权稳定、天下太平、衣足食饱时，人们便只是关心个人的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了，只在茶余饭后来些低吟浅唱、闲情逸致，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诗句）。
“乱花渐欲迷人眼”（苏轼诗句）。商业繁荣、经济统领，世间忙碌、声色喧嚣，人们能不迷失？大学生能不迷失？
影视娱乐与社会走动的丰富、频繁；港台、西方、日韩的或好或坏、或合适或不合适的文化思潮与生活方式的袭入与影响……也都是重要因素。
反正如今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如今人们也就是这样活着。他们纯粹为生存、物质而奔波，而活着（仅仅是在满足吃穿之余需要一点享乐），哪里还会考虑以外的事情？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你还能让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大学生怎么样？
其次是家长与教师的罪过。也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上出了问题。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然也！
还是梅贻琦老先生那句话：“坏学生都是教出来的。”那么，只要好好教，学生又怎么会变坏呢？
在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独生子女成为主流，其中问题殊多复杂。孩子们都是“小皇帝”、“小公主”，掌上的宝贝、手心里的肉，谁不是娇生惯养、溺爱十分？家长往往对孩子顺从得多，而引导得少；关心得多，而管教得少；表扬得多，而批评得少；宽得多，而严得少。长此以往，他们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谁的话都不听，对谁都不尊敬、尊重、听从，则传统美德、为人处世、修养情操……荡然无存。还有过于封闭的家庭环境与成长方式，揠苗助长、畸形且机械的纯智力、知识、技巧、特长的培养，那也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不少专家从诸多的恶性事件中发现，中国大学生虽然已远离父母，但心理上并未“断奶”。而其真正的根源，在于长期个性压抑和独立人格丧失。不合理的教育机制和家庭的过分溺爱，都是造成大学生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中国在心理教育、环境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等方面有所欠缺。然而，社会对大学生又寄予了厚望，学校也往往只凭学生的成绩好坏来评判一个学生，这给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期望与现实离得太远时，他们的心理防线就会很快崩溃。心理不健康的话，不但会泼熊，甚至会杀人、自杀。从媒体报道的整体印象来看，大学生几乎是中国最喜欢自杀的一个群体。不信，你去“百度”搜索引擎上搜索，查“大学生/自杀”关键词，居然能找到781万项结果！此外，你找不到另外一个能与自杀联系如此紧密的人员群体；甚至更有理由自杀的“病人”，也仅有378万项而已。
在学校（包括大学）里，教师以为只要教学生文化知识即可，却很少教道德、修养、人文、传统、精神、个性之类。这是当今教育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教育事业成为中国最失败的事业之一的主要原因。教师每上完一门课便迅速离开，很少与学生交流。他们当教师，主要还是看着这些薪水、课酬。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不是事业。
曾经有许多次，某老师跟其领导、同事交谈，谈到现在的学生非常缺乏修养、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老师、父母、长辈，道德意识越来越淡薄。他们反倒叫他不要与学生“计较”，还以为他与学生是“一般见识”。“现在的学生不都是如此吗？你还能让他们怎么样？”其实，这是该老师的原因吗？现在的学生有这么多问题，难道当老师的就没有责任？就不应该说？老师就只该教专业知识，不该教如何做人？
另外，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重接受轻批判、重继承轻改革、重技术轻人文、重因袭轻创造、重记忆轻思考、重普及轻精英、重考试轻特长、重共性轻个性、重集中轻自由、重专业轻杂家，显得过于温和、阴柔、平静、苟且，缺乏阳刚、高亢、激越、灵动，也带来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副作用。
最后还是学生自己的罪过。因为自己毕竟是最关键、最主要的。
说一千道一万，上述因素都是外在的、客观的，而大学生们自己内在、主观的努力，才是最后的反映。
教育体制的问题是死的、静态的、次要的，人的问题才是活的、动态的、主要的；学校、教师的原因是次要的，学生自己的原因才是主要的。
大学生自己的缺点、不足，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调整、改正啊！
恣意而为，随波逐流，安于世俗，自我至上，功利唯一，贪图娱乐，恋情泛滥，缺乏爱心——大家少这样做好不好？不这样做好不好？
注意做人的道德，发扬优良的传统，培养高洁的思想，保持丰富的内心，提高人生的觉悟，具备美好的个性——难道就那么难？
请再回味一下著名作家王蒙在其小说《青春万岁》卷首的那些诗行吧！（“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的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你们还能保持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时，中国的大、中学校园里那种清新的情调与纯正的氛围吗？
向比自己“高”的人看齐，尽量使自己做一个超尘脱俗、灵魂高尚的人士！求学尚属次位，精神至为关键。
你们当今大学生，都是有知识、有头脑、有追求的人，难道不行吗？
你们一定行的！
3、“教不严，师之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项事业辉煌发达，飞速前进，应该说大家有目共睹，赫赫功勋，不可磨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上下团结、众志成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把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一派欢腾；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空前提高，基本达到富足。伟大祖国巍然屹立在亚细亚，东方巨龙奋翮腾飞。今天的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科技强大、军事有力，国泰民安、云蒸霞蔚、山河壮丽、面貌可观。人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美好的时代里。
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万事万物并非十全十美。中国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长，情况非常复杂，执政殊不容易，问题仍然很多。总有阳光照耀不到的阴影，总有政策难以顾全的角落。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引。虽然它们是次要矛盾、少数现象，但要是能发现缺点、纠正缺点，使得国家、人民更加完美、幸福，自然再好不过。譬如，近些年来，教育事业正是我们最大的失误。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与诸位商榷。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有着国际的、时代的大背景。俄罗斯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维尼奇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已对教育失去信心。教育正在以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往“全面商业化”发展，这将迅速削弱整体的文化构成和社会发展。他说：“一般而言，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全面商业化，使社会倾向于生产纯粹实践性或工具性知识。按照这一观点，即使重大科学发现或艺术创作，只要不带来经济效益，就没有什么价值。正常的人类社会不会接受这一点，但迫于经济以及经济以外各种压力，而不得不这样做。”正因如此，大学（包括中学）以经济效益、功利实绩为中心，在其他方面（如学生管理、道德教育、素质培养、人文意识等）就大大“缺席”了！一派混乱、处处松懈、缺乏重视、关爱不够，其中暗暗滋生、潜伏、蔓延甚至爆发着大量、严重的问题与危机。
反映类似问题的书籍有不少，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接力出版社出版的《“逃离”大学》（作者吴宓雯）等，以及韩寒批教育的系列著作、余杰骂北大的众多文章。各个网站上的BBS、聊天室中，各大学的论坛里，对教育（包括大学）彻底否定、过于偏激的言语，尤其铺天盖地。报纸、杂志上也连篇累牍地报道：
大、中学生卖淫、非法同居、性行为泛滥、盲目恋爱、为情而他杀自杀；大、中学生抽烟、酗酒、猜拳、斗殴、赌博、玩牌；大、中学生偷窃、抢劫、诈骗、勒索、绑架；大、中学生到处搞破坏、随地吐痰、乱说脏话、在车上不让座、对路边乞丐大打出手；大、中学生高消费、穿高档服装、吃高级酒楼、用高档手机、过生日谈朋友开舞会泡迪厅花钱大手大脚；大、中学生迷恋网络、玩电游、网聊、网恋、视频、经常逃课睡懒觉；大、中学生不尊重老师、不关心长辈、在家里颐指气使；大、中学生抄袭、舞弊、剽窃、弄虚作假、请“枪手”成风；大、中学生拉选票、贿赂领导老师入党入团当班干部拿奖学金抢保送名额、参与计划外高招、当三陪女、做二奶、干非法传销……
此外，硫酸泼狗熊的清华大学生刘海洋、残杀数名同学的云南大学生马加爵、勒死奶奶砍倒父亲的天津大学生马晓明、绑架两女生的北京某大学学生马忠义、微波炉活烤三月小狗的某名牌大学学生、在各地骗钱骗色的“北大研究生”、堕落的高校“走廊歌手”、“夜郎自大”的地方大学生、“问题之王”的民办大学学生……
面对这么多据说是属于“被妖魔化”的大学生负面现象，大家还有什么话可说？难道只怪学生本人不争气、不学好，而教育工作者是无辜的、没有责任？
当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显得过于温和、阴柔、平静、苟且，缺乏阳刚、高亢、激越、灵动。于是，校园里明显出现“阴盛阳衰”，个个“犬儒化”，世俗享乐，一盘散沙；大学生们集体缺钙，雄风不振，精神萎靡，表现淡然；世俗化，功利化，享乐化，自我化……种种状况，可不合时宜啊！
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一代，历史传统、道德修养、人文意识、政治觉悟、精神追求严重欠缺。他们恣意而为，随波逐流，安于世俗，自我至上，功利唯一，贪图娱乐，恋情泛滥，缺乏爱心……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似乎成了通病。这样又怎么好？
在各大学里，教师以为只要教学生文化知识即可，却很少教道德、修养、人文、传统、精神、个性之类。教师每上完一门课便迅速离开，很少与学生交流。这是当今教育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
前文多次提到过杀害数名同学后亡命天涯的云南大学广西籍学生马加爵，其人性、行为、场面的确非常残忍、血腥、恐怖。此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长久的反响、报道、讨论与思考。案发后，其校方、警方、媒体，似乎把主要甚至是全部责任推到了马加爵的家庭与身世上，从其最初的根源挖起。因为，马加爵从小没了父母，缺少教养，无人关爱，性格孤僻，思想偏激，内心叛逆，充满忧郁与怨恨，这才有他最终的失去理智、丧心病狂、放肆杀戮、彻底毁灭。这道理从一些方面来看是没有错的。
但是，人都是自动物变来的，哪个人身上敢说没有兽性、毫无罪恶？那些最终丧心病狂、做出令人发指暴行的人，并非个个都像马加爵这样从小身处逆境、遭遇不幸，因而孤僻偏激、充满忧郁与怨恨。倒是有许多罪犯的家庭挺好，生长顺利而舒适。相反，许多从小身处逆境、遭遇不幸的人，又有几个后来成了罪犯的？对此你又作何解释？所以，追本溯源、盘根究底并非次次都奏效。似乎什么事都要硬找出个理由、根源来，其实不然。一个人违反常规地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也很常见。人一旦碰到特殊环境、异常变故，也会改变其本性的。
所以，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马加爵杀害同学，关键还不是他从小缺少关爱，孤僻偏激，有潜在危险；关键是在他杀人那一刻，其场景、对象的特别情形，让他豁出去了，不管那么多了。那时，谁都可能成为潜伏的凶手，并不光是马加爵。
如何制止？还是归结到两点，政策体制、社会（校园）风气；发现、关注、教育、引导。也就是说，马加爵在大学里的教师、同学，以及过去中学里的教师、同学（这还次要，因为悲剧最终还是发生在大学），对他的言行、心理若能早日发现、随时关注，给以恰当教育、良性引导、真诚帮助，特别是在他最终制造恶性杀人案的前前后后，校方、领导、老师、同学在管理上若没有漏洞、不过于疏忽，能及时发现与察觉，于是进行正确教导、善于疏通，这桩悲剧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这么惨重，再至少马加爵不会那样容易就逃出校园，亡命天涯，久久不自首吧？他可能会逃不出去，可能会很快自首，至少不会逃跑。
归根结底，就马加爵杀人一案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他本人，还是学校（尤其大学）管理、教育有问题。也不是云南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所有学校的问题。体制不健全、风气不良好、管理不重视、教导不认真……终于酿造了这场大祸。学校（尤其大学）在管理上如此松懈、在教导上如此疏忽，才是最大的危险啊！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梅贻琦老先生也说：“坏学生都是教出来的。”中国所有学校（包括大学）的领导们、中国所有的教师（包括大学教师）、教育工作者、教育官员们，你们难道没有责任、与此无关？你们难道还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领自己的工资、过自己的安逸日子？你们难道还愿意继续袖手旁观、熟视无睹下去？
在国家民族如此强盛、经济建设如此蓬勃、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教育却如此失败、问题如此严重，岂不让人痛心？
4、大学与社会，越接近就越冲突
起初，年轻气盛、却又淡薄低调的钱钟书的那部据后来声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有奇书”的、众所周知的长篇力作杀青并付梓时，市场上的喝彩之声还并不多。连专业、权威的文学史家们修史时，似乎对这位“姿色”卓独的“美女”也颇为冷落。
然而，“六十年风水一轮回”。半个世纪眨眼而过，“风水”由河西移到了河东。《围城》这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琵琶女”，竟一夜之间红得发紫，霎时洛阳纸贵，一部准学术型的旧世小说倒成了畅销书。此等现象，在古今中外均不少有。相信真正看破红尘的钱老自己（痛悼钱老今已作古）并不会将该书命运的大起大落放在心上。作家的快乐只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一旦完笔，便是他人的事了。
社会对《围城》的时冷时热，原因有多方面；如文学的滞后、时代的特色、传媒的炒作、作者本人的声望与历程等。暂且不论。据说，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将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任何某个局部（如婚姻、学校）喻为一座被紧紧包围的城池；并提出其曾广泛流传的名言：“城内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青年钱钟书不亏是位大才子。往后，世人便对号入座地将一个一个校园视为一座一座“围城”了。情然，这校园主要是指大学校园（中学的体系尚不完整与成熟）。高校围墙，把有“象牙之塔”美誉的学校与物欲横流、“充满铜臭”、“穷得只剩下了钱”的世俗尘寰，分隔成两块似乎截然不同的区间，仿佛“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长期来便成了不行文的原则。
此观点其实方肇始就有了毛病。校园果真能像一般的“围城”那样，可以自生自息，可以绝对封闭么？校园不依然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领地，被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当中么？校园所需得从外进，校园所弃得往外送；校外之人得进来，校内之人得出去。彼此互为关系，并不停转换角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又何必把校内校外搞得那么龃龉、对立呢？这足见知识分子之自命清高了。他（她）们本来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却要单独把自个列出来，显得与众不同。可社会中人，又并不见得如他们想像的个个庸俗不堪。
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倒还清高得起来。“围城”内外，也的确氛围迥异。“城内”之人同“城外”之人，在谈吐、气度、举止、思想、追求乃至生活风格（如衣着）上，名副其实地各有千秋。那时的“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是相互承认、理解、尊敬并保持稳定。“城内人”并不怎么想冲出去，“城外人”也并怎么想冲进来。
然而，“六十年风水一轮回”。曾几何时，“城内”与“城外”的分歧变小了、差别变少了，开始运作得恰如太极图般混沌起来。彼此关系愈发靠近、彼此风格愈发相似，彼此却愈发龃龉、冲突，愈发不能相互承认、理解、尊敬而保持稳定了。当初知识分子确实清高，所以根本用不着龃龉、冲突，可他们偏要无事生非；如今，他们真的与外界从特征上趋同，所以龃龉、冲突起来时，又不敢想、不敢说了——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在做，且大做特做着。
曾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战地外科创始人皮洛格夫说过：“大学是我们比在所有其他社会机构里生活得更好的当代社会的缩影”，它是“社会最好的晴雨表”，“假若你不理解它所标示的意义，你也不要砸碎它或将其收藏起来。你最好是仔细观察这个晴雨表，并根据其读数行事”。
今天是个商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功利、自私、直接、实惠、世俗、冷酷，他们更愿意追求看得见的东西。“城内”的大读书人（师）与小读书人（生）也难免如此。当然，迂腐、虚荣、退让、懦弱、做作、伪善、自虐……这些老毛病要比过去少得多了。
一方面，社会更加开放搞活、崇尚物质；另一方面，读书人自身待遇降低、收入微薄。其尖锐对立，导致“城内”风景的显著改观。喧嚣与骚动的主旋律，使人心异常浮躁、急切、匆忙乃至浅陋。“城外”的“花花世界”，色彩缤纷、音响强烈、物欲横流、热闹非凡。“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在此大前提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君子固穷，小人言利”；“安贫乐道”，“坐冷板凳”……又有几人皈依不更？所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也说，人类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艺、宗教等工作。世间沸腾、娱乐喧嚣，读书人又岂愿、岂可、岂好独独清高、矜持？“围城”又哪有条件独独存在下去？
一方面，人们埋怨知识分子“自甘堕落”、“斯文扫地”、“本色全无”；另一方面，大家又哪能忍心看着他们高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当社会没法、或曰不愿如过去那般给知识分子以尊贵的地位、丰厚的待遇时，难道知识分子自己去改善生计也不成么？只要“取之有道”，便是天经地义。我们的民主政体，允许而且鼓励公民自由择业。国家好不容易局面稳定，人民好不容易安居乐业，师生们也才有提高生活水平、美化生活空间的这么一天。而皇皇“围城”之名存实亡、人文传统之凋敝破落，亦可顺理成章。“城内人”无奈而激动地冲出“城”外；“城外人”便趾高气扬、小人得志般趁机到“城”内走走看看，以消除一种由来已久、其实并不必要的神秘感，且表面上还有颇光彩的理由：“参观”、“学习”，乃至“投资”（“占据”）。
但好在毕竟还有相当一批本色不移、人格伟岸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潜心科研、培养桃李、淡于名利、不求闻达。他们乃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民族脊梁”（鲁迅语）。而投机钻营、沽名钓誉、到处活动、唯利是图者，相信终不会大有出息。
2003年11月，俄罗斯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维尼奇在访问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他尽管不同意“教育危机”或“大学危机”的说法，但他还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已对教育失去信心。教育正在以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往“全面商业化”发展，这将迅速削弱整体的文化构成和社会发展。
国内国外，实例俯拾皆是。当校内校外进出熙攘、人声鼎沸时，这“围城”开始在倾斜了——当然，并未完全坍塌，目前尚为过渡期。是的，“城内人”与“城外人”之间的际遇非常踊跃；“城内人”想冲出去，“城外人”想冲进来，该公式在今天算是推衍到了最高潮。到有一天，当“城内”、“城外”变得彻底一模一样时，“围城”就完全不存在了，“城内人”与“城外人”、“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诸概念亦便寿终正寝矣。
不同方可共处。时下有这样一种说法：社会上的人对教师、学生不满；教师、学生对社会上的人亦不满。前者说后者“不像话”、“堕落了”、“令人失望”；后者说前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这是一个好指责、好否定、互相防犯而又互相靠近的时代。当世人看到教师、学生向自己靠近时，就逐渐对他们不满了；当教师、学生对世人不满时，就逐渐在向他们靠近了。人们总想竭力回到过去的美好岁月里，但不可能，这是时代巨潮。它尽管派生着诸多弊病，但终究是前进的。总有一天，“围城”不复存在，只当作文物。
当人们听到、看到或亲身经历着发生在今日“围城”内外的诸类故事（如“城内人”模仿着“城外人”从事种种活动、“城外人”到“城内”寻找种种调剂、“城内人”与“城外人”相互之间举行种种合作、在“城内”与“城外”之间发生的种种传闻等）时，这就证明，“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已变成相互靠近、否定、冲突了！
过去，大学这座“围城”的“城墙”，不过是一些低矮的砖块甚至简易的栏杆而已，但内外分明，同时又相安无事；如今，“城墙”的材料已换成高大的商品房、华丽的现代化设施、威严巍峨的校门、全副武装的保安，却反而变得内外混沌、同时又互不满意起来。这种现象不是很有意思么！但细一想，也很是令人心酸。
然而，最近，我们从国家的一份份文件中，看到了新世纪的一线曙光。乾坤在转动，一切在发展。或许，这篇文章只是不合时宜之作吧！
这是一个外表混乱、而暗含生机的时代！
5、大学盲目扩招，产生问题多多
近些年来，每当各大学新学年开学时节，从中央到地方、从重点院校到一般大学，校园里新生老生蜂拥而至，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表面上看来，这种兴旺的气象让人感染。但是，许多不良现象也同样跻身其中，让人烦恼。
这些年国家在教育上大力投资，各大、中学努力扩大招生，人们基本上是赞成的。如今的年轻人很幸福，他们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非常多，读大学远比过去容易，这反映了我国政策制度的优越性，以人为本。各大学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招生，使广大适龄青年尽可能多地进入到高一级学校学习、深造，增加知识，提高能力，将来走上各自工作岗位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民族、国民总体素质的提高，对各项建设事业的繁荣富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扩招必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速度、数量上都得适当，不能盲目、大肆扩招。若是盲目、大肆扩招，速度太快、数量太大，那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弊病滋生，结果得不偿失，事与愿违。办大学与办养猪场还不一样，也与工厂里的生产线不一样，也不是当年的“大炼钢铁”，切忌不符实际地大规模、高速度批量生产。
比如，有些高校就在盲目扩招（其数量还不在少数）。他们一味地从自己当前利益出发，而不是根据现有条件，不实事求是，不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结果，这给学校带来的麻烦还要多于片面的经济收入。本来，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校园有限，专业、教师、设备少，教室、宿舍、食堂紧张，盲目扩招后便更加乱套，每天学校里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群拥挤，就像个自由集贸市场，师生员工哪能好好工作、学习？另外也难免参差不齐、良莠混杂，偷窃案多了、商贩多了、地上扔的垃圾多了、被人破坏的校园设施多了，好端端的大学也就变得有些乌烟瘴气起来。而教师、设备少，教室、宿舍、食堂紧张（还有公共厕所、图书馆、运动场、公交车等），给学生造成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也是明显的。并且，广大教师、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后勤员工也感到自己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工作、生活紧张，苦不堪言。有些学校老是以自己有多少学生来对外宣传，孰不知，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尴尬状况？
还有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便是学生的素质、学风糟糕。
一方面，比如说某校原本招生1千人，如今扩到2千人，通过降分来完成指标，结果可以想见，这些学生的整体素质自然要大打折扣。量多了，质就差了。虽然不能完全以高考分数的高低来衡量某名学生的才学多少；但是，就整体而言，分数还是一个重要的标尺。某全国名牌学府近些年盛行一句话：“防火防盗防研究生。”为什么？这几年该校盲目扩大招收研究生，造成研究生的总体素质一届比一接差，难怪作为高考佼佼者的此校本科生要不服气了。
另一方面，有些学校甚至不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而是有钱就行、有后门就行，“来者不拒”。这样以来，学生的素质状况就更差了。明明教室里坐满了人，明明校园里人声鼎沸，但是，学生们的素质差，给他们讲什么都听不懂；学风差，不安心读书、深造，只想着几年后毕业时找个好工作，发大财（可能吗）；修养差，不尊敬老师，认为他们辛苦却挣钱少。自然，打架斗殴、酗酒猜枚、游戏赌博、恋爱同居、迟到旷课、考试舞弊等违反校纪校规的现象也较过去剧增。批评他们吗？说不定他们就是某要员公子，或某大款千金，到时去领导那里打个小报告，这老师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
6、普通本科教育不能成为职业技术培训班
普通本科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与主体，规模、体系最大，投入财力、物力最多，参与人数（包括教师、学生、领导、职工、其他管理者与教育者等）最众。尽管现行教育体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批判、改革；但是比起西方来，我们仍有许多自己的合理做法。
中国普通本科教育的特色与优势，素来就是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着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全面能力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培养人才，为他们成为有真才实学的社会优秀分子奠定扎实、全面的基础。它并不是纯操作、纯技术、纯功利、纯实用的做法，同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各系统干部培训班、成人教育、西方本科教育均大相径庭。这种教育方式，可以称为“金字塔型”。
虽说我们也得联系实际、接触社会，也得要有技能与操作，也得要由经验、实绩来体现；但在本科阶段，还是以夯实基础、积累知识、培养素质为主，到一定时候才去加强操作、训练技能、提高经验、创造实绩方可。或者，技能课、社会实习要限制在一定时期进行、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尽管一味读死书，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与个性不好；但是，不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累知识，百科基础不打牢、文化功底不全面、综合素质不过关，则“金字塔”底层不扎实，那也是成不了大器、干不成大事的。只学习，不万能；不学习，万不能。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普通本科教育却有了较大偏差。在浮躁时代与就业压力的影响下，各地、各学校、各老师不安本分、急功近利，过早、过多地看重并追求暂时、粗浅的技能，与平常、表面的成果，让学生用过多的时间、精力去操作、实习，结果虽然掌握了一点经验与技术、获得了一点成绩与成果，但忽略了综合素质的教育，导致文化功底与专业知识有限，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比如，中文系让学生天天瞄准地方小报刊，鼓励他们写“小豆腐块”，勤奋投稿，最后发表了一堆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稿子，但读书有限，才华也并不高，更遑论识见；新闻系让学生天天去各报刊从事报道与编版实习，最后也积累了一大批发表的小消息、编拼的版面，但质量很一般，倒是耽误了新闻理论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深层业务的学习和提高；法律系让学生天天去法院实习，协助律师打官司，而本专业的理论与知识学得还很不够；政治系让学生天天去参加学生社团，当学生干部，开各种会议，忙于应酬，其实他们的综合素质并未得到改善。又如，数学系干脆改成数学与计算机系，重在电脑的软件程序；物理系干脆改成物理与电子工程系，重在电脑的硬件制造；化学系干脆改成化学与化工系，重在化工方面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另外如体育系改成竞技系、外语系改成导游系、美术系改成工艺系或广告系、历史系改成情报系、档案系改成管理系、哲学系改成政治系……做法大同小异，都是为了调整办学和育才的方向与重点，以适应市场、时代的需要；但都是杀鸡取卵、鼠目寸光的做法，反而得不偿失，误人子弟。
“与时俱进”是必要的，根据市场生产人才是应该的，注重实用性以调整方向是可行的；但我们还是别忘了本行。没了基础、差了素质，结果虽然有了点技能，文化底子却没进步，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从长远角度来看是要弊大于利的。须知，本科教育应有自己的路子。要是大家都去追求短时效益，去强调技能和操作，那还办大学本科干嘛？干脆只办几家职业技术培训班就得了。尽管说如今高等院校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由遴选向普及转化，可总得要有些好大学坚持、稳定下来，以培养出一批更全面扎实、更高素质的民族精英吧。
7、光教知识能力不培养个性思想道德为人，并不是素质教育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产生了许多令人反思的现象。中国的教育也正处于过渡时期，比如教学与科研体制的改革、教材的修改与完善、对师资力量的不断加强、大学学科建设与校园体系的调整、各种办学模式的尝试与发展、高考等各种考试制度的逐步创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大概还是对学生如何进行素质教育，以提高他们真正的才能了。
“考试恐慌”与“能力恐慌”是刚流行的一对词组，它实际上源于不久前一个20来岁女孩王小平的新著《本领恐慌》，是年轻作者向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战书，因为她已对现行教育体制失望了。她多年前还在读中学时，成绩本来好好的，却突然主动要求退学，研究起什么“大成教育”来。而且，据说“本领恐慌”还是来自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的一句名言。老人家曾在一次军队大会上说：“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其实，要是冷静思考一下，王小平也好，热闹一时的“另类文学天才”韩寒也好，美国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也好，他们并不是全盘否定教育的作用、全盘否定文化学习，而是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功利化、工具化学习（过去崇拜考试是为了读个好大学；现在崇拜本领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比如教条、呆板，比如庸俗、虚伪。否则，他们自己在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在接受并学习书本、实践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与能力等方面的不断努力，又该作何解释？应该说，在同龄人中，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只不过，他们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特别个性，所以选择了与一般人不同的道路，不愿意完全听命于随波逐流的常规教育。
新时期恢复高考以来的30年里，曾长久困扰国人的，是各高校入学分数线高、录取率低，号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跳农门”。“跳农门”并非什么易事，一代又一代贫家子弟义无返顾，十年寒窗，目的就在上大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悲壮之至。各中学，包括其所有教师与学生，以高考为唯一指挥棒，奉教科书与考试大纲为圭臬，连答案也是唯一的，校园生活与求学过程单调、重复、呆板、平庸，诸如歌舞文艺、社会活动、体育锻炼、看课外书、实习兼职、出游调查、思考探讨、写作投稿……都是“歪门邪道”、“不务正业”，那还有什么素质、能力可言？
大学入学分数线高、录取率低，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国家经济底子薄弱、办学条件有限，而考生又一届比一届迅速增加。在现实处境面前，没有一个当大官的爷爷或没有一个发大财的爸爸或没有一个像徐静蕾一样的明星姐姐的大多数普通学生，除了高考这“自古华山一条道”，别无选择。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曾感慨说：“中国的孩子真能考试，但也只会考试。”无奈，逼出来的。可是，把高考作为评价与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毕竟是不科学的。一个学生的学业成绩好坏，并不能完全说明他（她）的才学、能力、素质的高低。有不少人称高考为“新科举”，无非是一时愤激，新高考比古代科举自然要优越、先进得多；但要说其本质，两者以考试定终身的行为还是相似的，具有前后继承性。
既然高考成绩不是评判考生的唯一依据，那么各新闻媒介30年来一直坚持的宣传方式中，就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即老是为那些省市高考第一名、第二名，被北大、清华等名牌院校录取的所谓“状元”唱颂歌；大力称赞年纪轻轻就考上“少年班”、“博士”的学生是“天才”、“神童”；而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上拿到金银牌、冠亚军的更是“为国争光”、“人中龙凤”。实际上，当若干年后，这些“状元郎”、“名校高才生”并不见得个个有很大出息，“天才”、“神童”们也并没有出几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奥林匹克的冠亚军也似乎并不比咱们凡夫俗子优秀多少。报社杂志、电视电台过高地歌颂他们，在几年前还可以理解；在疾呼素质教育的如今仍然这样，便让人蹊跷了。
好在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飞快进展，办学条件也大步改善，近两年高考分数线一再降低、录取率迅速提高。10余年前，还是4-5个人中才得1人有机会进高校深造，如今却猛然增加到了60％以上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念大学——而且，这还只是指通过正式途径考上各地普通院校的本、专科生。如果加上通过非正式途径念大学的应、历届考生，可能将近百分之百的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复读”将成为历史名词，“高六生”也只剩下进“高考博物馆”的份儿。人们恍惚间真有“遍地大学生，全民皆高知”之感，并为自己“生不逢时”而叹息。
于是有人过于乐观地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不到10年就能“超英赶美”（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已于几年前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实现“让所有人都来读大学”的理想，把西方的“宽进严出”教育模式付诸实施了。大概这些人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么是不切实际、盲目自大。要说我们是因为经济实力在进步、办学条件在改善，所以分数线降低了、录取率提高了，而且求学门路与方式也增加、扩展了，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们能够在不短的时间内就把西方的“宽进严出”教育模式付诸实施，这很困难。人家高等教育采用了多年的“宽进严出”模式，已经很有基础了。可我们几年前才呼吁教育体制的改革，才从应试教育开始尝试素质教育，基础还是比较差的。即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与办学条件已达到很高水平，可以允许所有中国公民都上大学，但我们的大学生培养还没法完全实现“宽进严出”。若照西方标准，想让我们在几年内便完成高等教育、拿到不“掺水”的文凭，那真是天方夜谭。
这些年里，随着分数线迅速降低、录取率不断提高，大学新生的素质与能力也普遍变得差多了。教育工作者在一次调查中发现，100名新录取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其优秀率要一届比一届明显减少。由于学生素质的普遍降低，因此高校教师们发现，这上课也越来越艰难无比，还谈得上什么“宽进严出”呢？
等到大学不太难读、考试不太重要时，学生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关键、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素质与能力。我们开始从“考试恐慌时期”进入“能力恐慌时期”。
考试与分数不成问题了，万千学子便要关心自己的才能与本事。于是，扔掉右手中的书本，左手开始操作电脑、试剂、手术刀、教鞭、晶体管；在英语上由过去的一味答试卷、提高笔试成绩，到今天的培养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人手一个复读机；还有考律师资格、秘书资格、会计资格、普通话测试；还有到学生会当几个月干部、到报社实习几个假期、到某公司打几个星期的工、在异性面前好好表现自己的魅力……学生总是忙忙碌碌的，只不过以前忙于应付考试、现在忙于发展能力。没有成绩，只是过去难上学；而没有本事，将来怎么能谋份好职业？
但是，素质教育并不等于从小就灌输学生过多的操作性、机械性能力，强化甚至强迫他们掌握过多的东西，比如电脑、钢琴操作，书法、绘画、写作训练，背诵大量英语单词、唐宋诗文等，而不考虑他们的基础、天性，不发挥他们的爱好、特长。这又压抑了其自由成长，“食多不化”，拔苗助长，变成“填鸭式教育”。每个学生的性格、遗传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模式培养。你即使强迫他（她）掌握了许多能力（其实这只是技能），但并不等于他（她）的素质就很优异。他们是“高才能、低智慧”者，比过去背诵了许多书本死知识的“高分数、低才能”者也强不到哪去。到时候，你就算没有了“能力恐慌”，又可能感到丢了天真与幻想，没有思想与个性，缺乏见解与创造。那么，会几国语言、比计算机还算得快、对电脑技术非常娴熟、在文科上懂文艺历史哲学在理科上又懂数学物理化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了解国际时事又把握国内形势、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非常棒、对医疗也知道不少、生活能力很强、组织才干出众、人际交往出色、人品优秀、脾气也好……这种人尽管完美了，却与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他（她）还有自己的性情与追求吗？如果大家都发展成了这么“优秀”的“人才”，个个能力很突出、全面，却全都一个面孔、一个声音，岂不是“新兵马俑”？
“素质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真正的素质教育，远不仅是打破过去的应试教育，放弃书本学习，而单纯教给学生很多实用、鲜活的能力与本领。光有知识或能力，或光有知识与能力，还不是真正的素质好。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时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即进行跟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美德教育；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即中国自身的时代特征；要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如不要过早进行智力开发、不要在其年龄与基础不允许的前提下让其过多学习知识及训练技能，要根据其先天智商与性格等因素、按照其爱好与特长进行因材施教等）。
在素质教育过程中，有意识的、科学的、规范的引导很重要，允许学生的天性与个性发展也同样重要。只有让其自由成长、主动学习，在兴趣、性情的前提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这世界才正常、才可爱。提高他们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能力，有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任他们的个性与情感舒放开来，健康、自由地进步，培养出有思想、有才学、高情商的下一代，方为素质教育最关键、亦最神圣的环节。新时代不断出现与发展的高科技成就，只能为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服务，而不是我们的人身要被高科技所奴役、左右。
真正的能力才是综合素质之一部分，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才干与技能。真正的学问也是综合素质之一部分，不能等同于死记硬背几种有限的教科书。一个人才首先要是一个人，即其身心要健全，生活要丰富。中国的素质教育不能照搬西方，还得依据国情，循序渐进；弘扬民族传统，走自己的道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还应包括传统美德与品行情操的教育。
8、部分大学教师素质不高
吾友李老师好歹也曾是个地方三流大学的教师，但他毫不讳言，中国教师的素质，与各行各业相比，从总体来看并不高，甚至是有些偏低的。
当然李老师也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阳光下最高尚的职业”，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教师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地位崇高，作用巨大；他也曾是许多个教师教出来的，他也曾是个教师……
说到中国教师的素质，远的就不多说了，如《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群丑图”，如钱钟书《围城》里乌烟瘴气的“三闾大学”，如鲁迅笔下酸腐、虚伪而又不学无术的高老夫子；近的，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以及曹征路、相南翔、徐坤、唐颖等人的小说作品中，都有深刻、生动的描绘。知识分子们一个个露出真面目，丑态百出，斯文扫地。他们争名夺利，到处活动，而其才华、学问却“不过尔尔”。日本当红作家村上春树甚至说，“教师的百分之八十，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前两年冒出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不就很值得整个“儒林”深思、反省吗？
当然，王铭铭只是一个现象，一个代表。说句真心话，论王氏的才学、成就，他在中国人类学领域的贡献、地位，还是不可磨灭的。可我们透过“王铭铭事件”看全国，报刊上不是经常刊登各地各校教师的各种“丑闻”吗？许多教师不安心教学与科研，不思进取，不再学习；才学一般、见地缺乏、知识狭窄、信息陈旧，教材老化、备课粗糙、上课平庸；或四平八稳、照本宣科，或老生常谈、枯燥乏味，或东拉西扯、哗众取宠，或世俗说教、灌输歪道，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写错别字、出“硬伤”、表达不流畅、普通话不标准……更是家常便饭，不愿写文章，写不出文章，实在需要时，只好赶紧到处抄袭，或花钱请“枪手”、买版面；同时，混学历、混文凭、混职称、混职务、混资格、混工资、混住房、混福利；有利益就明抢暗夺，有名誉就勾心斗角，有好处就红眼直望；假公济私、徇私舞弊、拉帮结派、论资排辈、好大喜功，经常抛头露面、大出“风头”，时刻想着“跳槽”，希望有个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部门，对年轻人、优秀者、“外来族”则大力排斥、肆意刁难、无情打击……
李老师曾在京城某名校念书时认识一位教授，那还是博士出身、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呢！可他竟没有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有分量的专著，文章也写得并不咋的，却老是拉学生跟他“合作”，即由他出选题、出一部分材料与提纲，由学生写，完成后交他修改定稿（其实他才没改啥呢），大家一起署名、一起分稿费（其实他才不止拿一半，因为学生是由他说多少给多少的）。后来李老师到南方某高校教书时，该单位有几位老教师，自己本事有限，却多次排挤他。
中国部分教师的素质为何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文革”打倒“臭老九”以来，教师的地位与名望一直不高，待遇与收入一直偏低，即使近几年国家不断在改善教师的工资津贴水平与工作生活条件，但步子仍然太慢。而且，中国地广人多，各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更复杂（如多数大学以行政为中心，教师处境较为尴尬）。
大家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也讲过“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教师地位低、待遇差，那些有学历、有才干、有前途、素质高的人又怎么愿意来当教师呢？即使他（她）糊里糊涂地来当上一段时间，也会很快要走的。相反，愿意来当教师的，就只能是那些学历、才干、前途、素质一般的人。这些一般的人，即使最初不是当教师的，但见自己在其他单位、部门干不好，最终也就只好走进校园这座“围城”。因为他（她）会想，连教师我都干不了，岂非无可救药？于是，学校常常就成了“垃圾站”、“养老院”。
在国内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毕业班里，都是表现较差的留在高校、大专教书；在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班里，也都是较差的进了中、小学教书。因为他们的本事有限，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单位与职业了。那些实力比较强的，谁不想进捞钱更多、条件更优越的大机关、大企业、大单位？
几年前李老师大学毕业后跟地方一所普通院校签约时，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们都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留在北京？不去上海、深圳？不进政府、公司、媒体、出版社？”他去单位报到后，他的同事、学生也很奇怪，以为他是个大傻瓜。这样以来，其另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他的同学、学生、同事、亲戚也就不再会尊敬他了。
中国教师的素质不高，还有个原因是，各地各校各方面的体制也不够好。不但教师整体地位低、待遇差，具体到某教学单位，还存在着分配不合理、制度不公正等问题。正因为制度僵化，大多数人都一般，所以好混日子，而且越混日子的越适合呆在这里，缺乏竞争。优秀的不给你快跑，平庸的再苟且度日也不管——所谓“优劣平衡”。因此，大学被人们戏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重行政、重学历、重资历、重关系圈的大专院校便成了平庸、保守、混日子者最好的“避难所”、“栖息地”、“保护伞”。相反，那些真正优秀、锐意改革、充满活力与进取心、有思想又有实干精神的人，就实在太压抑、寒心，憋不下、呆不久，于是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
这些年各地各校也在大喊改革，包括调整管理及分配制度、优化教学及科研力量，但仍旧步子太慢，或者光打雷不下雨。有些是“换汤不换药”，有些是考虑许多因素，不敢动真格，所以还是老样子，有些甚至越改越远离真理与科学。
教师的总体素质偏低，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他们的学生也会素质偏低，形成恶性循环。因为教与学往往是二位一体、共兴衰同荣辱的。这样一个结果，进而更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化教育状况以及各个方面的水平。长此以往，其危害不言而喻。
当务之急，我们还得要加快步伐，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与待遇，真正改革学校的各方面体制，让尽可能多的优秀人士来当教师；同时尽可能把教师队伍中的平庸者清退出去，尽快提高中国教师的总体素质，尽快提高中国的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这样我们才有希望。
而这还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呢！
9、部分大学教师教学方式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地的高校里，很有那么一些自我感觉非常不错的“学者”、“教授”，作风上很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故弄玄虚、高深莫测；当然也自我吹嘘、借机广告。他们的上课，大抵就是罗列那么几个“新XX主义”、“后XX派”，然后再穿插点缀几个浅俗好玩的古今中外故事就完，逗得那些平庸、浅薄、流俗、占学生中相当一部分的听课者不免哈哈大笑，一片鼓掌，眼神中透出无限羡慕、敬佩、向往。于是，这些“学者”、“教授”们便很是洋洋得意、飘飘然起来，觉得自己真的“优秀”、“口才好”、“上课精彩”、“教学艺术高”、“知识渊博”、“理论深厚”、“有见地”了。
其实，这些什么“新XX主义”、“后XX派”究竟有哪些代表人物与代表著作、其理论主张与审美风格究竟有哪些特征和表现、他们在文化史与社会上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以及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们今之大学生与文化工作者学习他们的理论及创作究竟有哪些启发及启发究竟有多大等，他们便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子丑寅卯来了。再说，这些东西也都是兜售别人的，他们自己并无体会与阐述。你要是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就黔驴技穷，只好答非所问，“王顾左右而言它”；你要是还不识趣，还要盘问，他们也许还会恼羞成怒，反躬一击，要大大教训、责备你一通。
上世纪初期，中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当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博士（胡校长是“实用主义”学说鼻祖杜威的得意门徒）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观点，其实是让学术界远离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只须埋头做学问，提倡其“实用主义”。其中的“主义”仅指政治领域，其中的“问题”倒是包括了许多学术领域里的“主义”。也就是说，胡校长并不是真正反对谈“主义”，但只是提倡谈学术上的“主义”，不要谈政治上的“主义”。
远离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对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政局动荡、社会复杂、内外交困、矛盾尖锐、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时代，尤其不可取，也难怪鲁迅先生要批判他。不过，要是在学术界提倡一种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风气，摒弃浮躁、虚夸做派，倒是值得肯定与发扬。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在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大事的同时，反对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莫测高深的教风、学风、文风、作风，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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