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曾国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那一天傍晚，正在书房读书的曾国藩想弄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站了起来，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膝一软晕倒在地板上。等醒来后，曾国藩发现身体陌生得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床上坐起，连说话也嗫嚅不清晰了。从朝中赶回的儿子曾纪泽告诉他！中医已经查明，说是肝病。医生诊断曾国藩的致病之源在于“焦劳过度”，右目失明和眩晕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只有滋补肝肾悉心静养。曾国藩只好向朝廷请假！安心在家服药静养。也可能是中药吃得太多吧，曾国藩又感到胃极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困倦，体气虚亏，只好再次向朝廷请假一个月。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哪里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压症状，但那时候的中医医典中！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曾国藩一直是被当作肝病来进行医治的。
病榻上的曾国藩不由情绪怆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身体的人，甚至，在这一辈子当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曾国藩一直恪守庄子的名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病来调养；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年！东坡居士也一直遵行这个道理。曾国藩甚至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吃药。在曾国藩看来，药总是有三分毒的，吃药，也就是吃毒。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谨慎对待的身体，却阴差阳错出了问题。人生就是这些无是无非！无薄无厚。想到这里，曾国藩感到失望极了，也沮丧极了。
1870年4月，曾国藩的病已变得相当严重了，他的左眼视线更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了。躺在病榻上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了。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死亡竟来得如此迅猛！而他似乎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在想的是，自己这一辈子是被战争耗去了，这该死的战争，耗去了他那么多时间，耗去了他那么多精力，也耗去了他的生命……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甚至，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做呢！
人的生命，为什么竟然如此短暂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一直纷纷扬扬下着，一直到五天之后，雪才停了下来。雪霁之后，曾国藩坚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听着脚下传来的滋滋的声响。在这种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国藩体验并陶醉于生命的荣光，而他在雪地里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那么决绝和悲壮。这位传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力求自身的完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变得相当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国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明的，这个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规则和道理。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符合这样的道理和规则。对于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坚守规律和道德律。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曾国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对于神明的坚守。在他看来，生而为人，把自己陶冶得尽善尽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个人如果能达到道与德的完满，那么，他必定会离神明很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来对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松懈。否则，在这场战争中，愚蠢就会重新占据上风，自我就会败下阵来。这场战争，就是人与某种规则的对抗，是自觉的争斗，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带有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某种使命，它的过程，会让人生更有意义。
曾国藩的世界就是这样沐浴在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这个普遍的东西并不只是横向的，它同时也是纵向的。它把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大地，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人们身边豢养的家畜、感官、肉体、灵魂，一以贯之地链接起来，然后，让它们生机焕发。在曾国藩看来，那就是“道”，不可改变，也不可颠覆。在“道”面前，灵魂只不过是肉体的一次呼吸一一的确，曾国藩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虚无，一种实实在在的虚无。
曾国藩是应慈禧的旨意来到天津的。
从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有着一种浓烈的不祥兆头，自己身体如此衰弱，慈禧让他来处理天津教案这个棘手事件，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朝廷一开始以试探的口气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可以处理这件事吗？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让他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的回答是：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怎么能不管呢？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曾国藩隐隐约约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难躲得过这一劫的。
对于慈禧，曾国藩充满敬畏。虽然只是在京城时见过几面，但看得出来，这个女子聪明无比，洞察力很强，也心狠手辣。曾国藩曾在私下里把她跟汉时的吕后、唐朝时的武则天相比较，曾国藩的结论是：比较而言，汉时的吕后是狠，凶残无比，她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掉韩信、陈郗，就足见她的凶狠；而唐朝时的武则天呢，霸气十足，气吞万里如虎，更像一个男人，她甚至有着汉魏武帝的风格，胸襟博大！极具个人魅力。相比较而言，慈禧，这个江南小女子，倒是聪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运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办事！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中！达到她的目的。当然，这个女人同样是颇具胆略的，几次关键时候的先下手为强，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机和果敢。曾国藩自认对于慈禧的心理状态还是了解的身为孤儿寡母！疑心病会尤其重！如果一意识到危险！肯定会先下手为强。从总体上来说，慈禧一点也不比吕后和武后差，但这个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这个时代的机缘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由苦笑了，毕竟！都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命苦，看来是真的！自己就是一只苦命的羊啊。自己这头老羊正被一只年轻的母羊驱赶着！就要去赴汤蹈火。当然，这一只“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对孤儿寡母看守着这摇摇欲坠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曾国藩唯一担心的就是“借刀杀人”，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外交冲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曾国藩知道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国民的交往问题。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颜面尽失之后，子民们当然是满怀愤懑，当这种愤懑从一个出口喷薄而出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事端。这时候，朝廷就会从中找一个替罪羊，本朝的林则徐、琦善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如果流放，结局还算好，怕就怕给朝廷下手的借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当这样一只祭祀的羊。
对于“教案”一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的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一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的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了强烈的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一开始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清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的一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的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人教的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了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的“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的，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的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一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败落的时间能稍稍长一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一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一如既往地饱含了曾国藩的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倶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那段时间，因为教案的爆发，这座城市就像发了高烧一样群情激愤。曾国藩的到来，似乎更加剧了地表的温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曾国藩将会怎样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一些人对于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旧是怀疑，而更多的人则是麻木不仁、幸灾乐祸。这个滨海的新城市在长时间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吃的哑巴亏，几乎让每一个人对于朝廷感到悲观失望。人们都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传奇性的直隶总督。当曾国藩从轿子中走出！缓缓地踱着八字步迈入通商大臣府的时候，在府外，围观者人山人海。当地很多平民和士绅都试图跟曾国藩见面，借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曾国藩一一接见了他们，耐心地聆听了他们的阐述。当年那个身材修长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颧突出，神色疲惫而昏瞑，他的一只眼睛已没有光亮了，只有一只眼睛，睁闭之间，不时发出一道精光。
没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后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一番聆听之后，曾国藩更加了然。一切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一一起因，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事件过程中的节外生枝，以及结果的无法控制一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众说纷纭，相对一致的说法是：春天的时候，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获了拐犯李所之、武兰珍，这两人交代，他们的迷药是从教民王三那里得到的。于是，社会上纷纷传说，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传教士们，躲在那个有着尖尖屋顶的房子里，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然后贩卖到自己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的婴儿因为瘟疫流行，照顾不周，导致中国婴儿死亡三四十人，尸体溃烂。于是，人们涌向官府，要求官府彻查。在这种情况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对武兰珍进行了审讯。武兰珍在审讯过程中，供词破绽百出。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无法落实之时，围观百姓与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法国天津领事丰大业带人闯人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知府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张光藻带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竟然开枪恫吓崇厚。行至狮子林浮桥时，丰大业又对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死了挡在前面的家人刘七。百姓被激怒了，他们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了丰大业以及秘书西蒙。紧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涌来了，形势变得无法控制，愤怒的人群放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又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在此之后，大队人马又闯人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而在同一天，天津群众还在其他地方，杀死法国商人两名、俄国人三名、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暴乱就这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次事件中，共计打死外国人二十人。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议，并且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放言将天津化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朝廷速派通晓洋务的大臣到天津扭转局面。
曾国藩是在处理过程中才发现艰难的。一踏上海河之滨，曾国藩觉得天津所有的目光，并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曾国藩感到如芒在背。因为有扬州处理教案的经验，曾国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车伊始，曾国藩立即颁布了自己亲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人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曾国藩在与罗淑亚进行英国使团的船只到达天津了首轮谈判之后，先向法国人表示了自己的“诚意”将扣犯武兰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释放，将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人革职。随后，曾国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陈仓”之计，批准张光藻和刘杰暂时请假离津一往顺德、一往密云曾国藩是想先表示一种姿态，缓解一下对方的愤怒，然后把事情对付过去。很快，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法国人似乎铁了心要将事情闹大，他们对于这一处理明显地表示不满意。
7月19日，法国舰队抵达大沽口。大军压境之下，法国谈判者的胆子似乎更壮了。罗淑亚强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处死。罗淑亚提及陈国瑞，颇让曾国藩感到意外。原来罗淑亚认为，正是由于陈国瑞的直接煽动，才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个陈国瑞就是当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捻时，一度在曾国藩手下，并且，还因为跟刘铭传冲突之事受到曾国藩的多次警告。教案爆发那一天，陈国瑞从浙江调往直隶，正好路过天津，遇见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陈国瑞一时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杀得好！”也加入了队伍当中，并且担当了指挥者。于是，法国领事馆便将陈国瑞也列入了名单，认为作为一个地方官，如此煽动闹事，也该处置。对于罗淑亚蛮横的要求，曾国藩当然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曾国藩只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陈国瑞，纯属是看热闹，定什么罪！在曾国藩看来，中国的官员只能由朝廷治罪，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国藩和崇厚商议了很久，他们绞尽了脑汁，也商量不出一个好办法。曾国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来，京城一带驻军空虚，哪里是法国人的对手呢！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想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更何况现在的寡妇孺子，那是更不会承担责任的。如果战争失败，自己肯定会成为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灾难深重的国家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想到种种后果，曾国藩与崇厚相对而泣。这个时候，曾国藩思绪万千，即使是当年与太平军的战斗到了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曾国藩也没有乱方寸，但这一次，曾国藩的确是有点乱了。他最担心的一点是，因为自己处理失当，从而招致战争。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国再遭涂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锁。曾国藩无路可退了，他不得不为避免战争而妥协。曾国藩几乎是发疯了似的责令下属搜寻事件中的激进分子，同时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风头的张光藻和刘杰也收审起来。一切都是无奈之举，曾国藩只得这样做了。
7月20日，罗淑亚来见曾国藩，再次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罗淑亚的口气非常蛮横，坚持要杀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三人，与此同时，提出的要求还包括：在教案中，外国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须杀掉同样数字的案犯。曾国藩严词拒绝了。罗淑亚见目的没有达到，拂袖而去。
曾国藩不得不进行两手准备了。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他开始奏明朝廷，调集军队准备战争，万一谈判破裂，必须做好打仗的准备。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调集军队汇聚京津附近。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已裁撤殆尽，所剩下的刘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镇压起义；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也赶赴陕西支援。唯一能调往天津进行防御的只有驻山东章丘的淮军刘铭传部以及曾国藩本人在保定新练的两千多人马。于是，曾国藩接连致函朝廷，要求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军队移驻京津附近以防不测，并致信刘铭传，让他火速带兵赶到天津附近。很快，刘铭传的九千兵马赶到了天津附近的沧州。
与此同时，在法方的强硬态度之下，曾国藩在初步请示朝廷之后，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7月21日，曾国藩将与洋人议定的结果报告给了朝廷：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四国损失和抚恤费五十万两白银；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处死民众二十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二十五人。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还详细地报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之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提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釆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分析了天津士民积愤的原因，即所谓“五疑”，即：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神秘莫测，房屋皆建地下室，疑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三、教士为濒死者行洗礼，被疑为送入堂内皆见入而不见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经年不得相见；五、堂中死人过多，掩埋多在夜间，又有二三尸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鉴于此，曾国藩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广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内阁在发抄请各位大臣议事时，将“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许多，这样看起来曾国藩的态度完全是一边倒。因此，大臣们在读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群情激愤，朝野大哗，那些遗老遗少们一个个号天叫地。7月23日是一个无比炎热的日子，慈禧、慈安与同治在乾清宫召集御前会议，商议曾国藩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惇亲王奕琮，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军机大臣奕口、宝鎏、沈桂芬、李鸿藻，御前大臣奕口、景寿、伯彦讷谟祜，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广寿等一一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就会知道讨论的结果了。会议的气氛紧张异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帘”听政的，但这一次，不知是天气炎热还是一时忘了，两太后的帘幕都没有放下。众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认为曾国藩办事不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只是在那里空谈要对得起民众。商议的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默认了曾国藩的处理意见。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天气炎热，每一个与会者都汗流浃背。而且，他们的心情变得更糟，一个个长吁短叹。
很快，在天津的曾国藩接到了上谕，对于此项结果，朝廷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堂而皇之认为处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朝廷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曾国藩办事不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奇怪的是！关于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尚没有公布！就透露出去了。舆论大哗，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已是一片反对声。尤其是民间，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情形对曾国藩越来越不利了。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员联名致书曾国藩，对其大加抨击，更有激进者，还跑到北京的湖南会馆，将所有书写曾氏科第官阶的匾额一并拆除，并要求开除曾国藩的会籍。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书给曾国藩，要跟他绝交。
面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曾国藩如坠烟云。他先是悲伤，随后，就是失望。曾国藩没有想到他的决策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更何况，意见还处于向朝廷请示阶段，并没有真正地付诸实施。现在，曾国藩觉得此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的预料。那些朝廷的遗老遗少们，可以毫不吃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大话以及缝隙很大的官话，但结果呢，所有的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背负这一切的，只有自己濒临腐朽的身躯。作为当事者，曾国藩当然力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是本方能够接受，对方同样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国力之下，奢望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决，吃亏的只能是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曾国藩决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样，尽人事，听天命，他要全力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让这场战争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一直与李鸿章保持着热线联系。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对于外事相对熟悉，有经验；而且胆大心细，有谋略，有手段。曾国藩多次去信给李鸿章，向他咨询处理的方法。李鸿章告诉曾国藩，“洋人论势不论理”，对于法国人，退让得缓慢进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点就是，如果法国人铁心要打仗的话，也不要怕，法国毕竟是欧洲列强当中比较弱的，而且欧洲各国矛盾众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针对罗淑亚所提的要单方面惩治“天津教案主犯”的问题，李鸿章的意见是，不妨由中外大员一起审讯那些“罪犯”，如罗淑亚交不出证据，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后，就可以将法国人拖住。李鸿章的意见，让困境中的曾国藩如获至宝。这时候的曾国藩也想不出什么好计策了，他没有照会法国人，只是尽量地等待观望，他开始考虑拖延的办法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很多天都无法合眼。压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国藩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并且，由于连日的操劳，曾国藩的高血压病又犯了，呕吐不止，茶饭不进。更可怕的是，因为长时间休息不好，曾国藩又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经常神经过敏，想得太多。赵烈文说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够！所以无法入眠。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睡不着觉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时间。尽管在表面上故作轻松，但曾国藩还是知道自己力不从心。7月24日，曾国藩以身体不支为由，奏请朝廷另派大臣来天津协助查办教案。朝廷指示江苏巡抚丁日昌赶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由于丁日昌一时赶不到，朝廷只得让工部尚书毛昶熙先去天津。8月1日，毛昶熙来到天津，会办教案，随行者还有侍讲吴元炳、员外郎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四人。
8月2日，一个好消息传来，早在7月19日，在欧洲爆发了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曾国藩非常高兴。如果一切属实的话，那么，法国将无力跟中国开战，天津教案的对峙局面必定会解除。当天，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黔驴技穷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关键时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来到天津。很明显，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国与中国谈判的调停人。曾国藩会见了赫德，同样跟赫德说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话，他让赫德传话给法国人，说广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为要。津郡为入京要冲，各国皆有驻京公使，洋人络绎往来，若办理太过，令津民冤愤不平，实非永远相安之道。”他还指出：法国人要求中国官员抵命一事，万难允许，只能查办有关凶手。赫德当即表示愿意向罗淑亚转达曾国藩的意见。8月16日，曾国藩再次接见了赫德，这一次的话题还是跟上次一样，赫德向曾国藩转达了当前的压力！法、俄等国再一次表示不肯罢休。与此同时，朝廷的压力也在增大，因为抓捕凶手的进展缓慢，英法等国大为不满。英国公使威妥玛去了北京，直闯总理衙门，向朝廷递交照会一件，并在总理衙门大发雷霆。总理衙门认为，天津教案迟迟未解决，责任主要在于曾国藩。紧接着，朝廷又降旨，对于曾国藩办事的拖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尤其对曾国藩批准当事人张光藻、刘杰请假，一个去了顺德，一个去了密云，十分不满。这时候的曾国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国藩萌生了由李鸿章来代替自己的想法。
8月21日，丁日昌赶至天津。同一天，刘杰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鸿章一手提携的淮系洋务干将，性格和办事方面，都颇有李鸿章的爽利风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同时命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四日内各拿获四人，违者摘顶；同时密传县衙八班捕快，以重赏限期拿犯，逾期者严办。
丁日昌的这些举动遭到了天津舆论的反对，丁日昌也不理会，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击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处张贴小字报，揭发他在江苏任上贪污受贿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见曾国藩时，专门为曾国藩请了两个洋人大夫，给曾国藩治疗头晕和眼疾。丁日昌劝慰曾国藩，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顶着。8月28日，丁日昌的铁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门共拿获三十七人。到了9月中旬，总共抓获八十余人。因距法方要求三个月内缉出凶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专门的发审局，与曾国藩一起抓紧连夜审讯。对于丁日昌，曾国藩本来印象一直不太好，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一再听到有关他问题的传言。但这一回，曾国藩领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这还真是个人才呢！敢作敢为，独当一面。曾国藩这才明白李鸿章欣赏丁日昌的道理。也许，在乱世中，就应该有这样的无理和果断吧，很多事情都是赌博，也许，还真的应该快刀斩乱麻似的赌一赌呢。
8月底，是送张光藻和刘杰进京的日子。虽然曾国藩知道周家勋、张光藻和刘杰主要是充当“替罪羊”，他们的审判，也就是做个姿态给洋人看。但是他们的命运究竟怎么样，曾国藩也无法断定。一直卧病在床的曾国藩思前顾后，决定筹一点款子给这几个人的家属，杯水车薪，聊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吧。这么多年来，一直克勤克俭的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家产，思前想后，决定从自己仅有的两万两银子的养廉费当中拿出七千两来，救济这三家。转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只有两千多两，也太少了。于是，曾国藩安排赵烈文去直隶总督府募捐。赵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来了，这一行，一共筹募了一万三千两，全是直隶总督府的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地方官，更没有惊动百姓。曾国藩让赵烈文把这两万两银子分送给三家后，稍稍觉得安心了一点。年纪越大，心肠越软，这样的慈悲心，连曾国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了。天津城算是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曾国藩的病也渐渐有了点起色。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金陵爆发了一桩离奇大案一接替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剌死。很快，又一个消息让曾国藩更为惊异：朝廷下旨，让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上调任直隶总督，再次接任曾国藩的位置。
这样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朝廷如此决定，可能是他们以为天津教案已经结束了吧；或许，是因为他对于两江的情况更为熟悉？不管怎么说，曾国藩知道，这样的决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事件失败。虽然曾国藩对很多事情处变不惊，坦然受之，但这样的变动，还是让他落落寡合。李鸿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是他的学生，对于李鸿章，曾国藩再了解不过了。曾国藩相信李鸿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处理好。虽然曾国藩对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扬扬一直不太开心，对于结果，也很无奈，但曾国藩对这一切，还是认了。很多事情，当局面无法控制住时，就得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和名誉。换了谁，在这个位置上，也是要做牺牲品的……直到现在，曾国藩才明白，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决定。后人在记载和撰写时，看起来那么信心十足，其实！完全是色厉内荏。其实，每一个隘口，都有着那么多的可能性，有那么多的陷阱和敌意。那些最后走到尽头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鸿章来到天津，与曾国藩进行了交接。看到李鸿章仍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曾国藩不由心生感慨。李鸿章还是比他洒脱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是曾国藩第二次正式与李鸿章进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没有办好，然后，朝廷令李鸿章来接替他。第一次，是1866年，当时曾国藩奉朝廷命剿灭捻军，出师不利，朝廷命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然后让李鸿章回任两江总督。这一次，仍然是这样。曾国藩知道李鸿章的才干，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十分了解。移交之后，曾国藩仍积极与李鸿章沟通。他们师徒之间，还是好沟通的，有些事情，只要说几句话，心里也就明白了；另一些事情，不说，心里也明白。曾国藩问李鸿章：可做好准备了？准备怎么跟洋人打交道？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耍起了幽默广准备打痞子腔。”曾国藩听后很不高兴：这是代表朝廷啊，是代表国与国之间，怎么能“打痞子腔”呢！曾国藩当时就把脸一沉，批评了李鸿章两句。李鸿章见老师动怒了，慌乱解释，那是开玩笑的。曾国藩说，开玩笑也不行啊。李鸿章在老师面前还是谦逊的，李鸿章立即就说：学生记住了。
现在，这个濒海的城市再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甚至，在直隶乃至北方，都没有曾国藩什么事了。曾国藩觉得在直隶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简直如同梦游一般：练兵未完，办教案也不成，仅仅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又稀里糊涂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一次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一直到离开，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可以说，曾国藩是在艰难困苦焦头烂额中度过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曾国藩费尽口舌，耗尽心机，充分领教了洋人的无理，也领教了同胞的蛮横。现在，终于可以离开了。让曾国藩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朝廷执意要找自己这样一个替罪羊呢？一开始就把李鸿章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更合适嘛？也许，朝廷的意思就是这样善变，就像一张女人的脸一这是典型的女人政治，多疑，怪戾，虚弱。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把他这把老骨头放在火上烤一烤，直到烤出异味来才放下。也许，她就是想毁掉他，毁掉一个神话，也毁掉一则文化的寓言个神话破灭了，一个榜样倒塌了，只有在别人的神话和传说破灭之时，自己的危险才会真正地解除。
曾国藩终于归位了。在努力将人生画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后，曾国藩想的是，如何在收笔的时候，尽力使这根轨迹变成一个圆。在天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曾国藩最惦念的，就是家乡白杨坪了。对于家乡，以及家乡的父老乡亲，曾国藩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白杨坪、湘乡乃至湖南那块红土地给予的。自己这一辈子，一直忙忙碌碌，前期博取功名，中期带兵打仗，晚年极度虚弱，对于家乡，实在无暇顾及，欠账太多。现在，曾国藩最盼望的，就是回到老家湖南，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愿望，很长时间里，一直埋藏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秘不示人，也秘不示己。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大，这种愿望，终于如惊蛰后的蚯蚓一样，开始蠢蠢欲动了，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向上拱动。这一辈子，曾国藩尽管如此喜欢学问，喜欢作文，但在他看来，自己从没有写出最好的东西，甚至，连一首好的抒情诗、风景诗、喧笑诗以及谐趣诗都没有写过。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只是谨慎、冷静、冷酷、执着，甚至老谋深算、从容自得，其实，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痛，可以说，涉世越深，就越感到恐惧和悲哀；恐惧和悲哀占据了他全部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那是对于冥冥之中的恐惧，以及对于现实的悲哀。而他灵魂中真正的声音呢，却从没有机会酣畅淋漓地表达。现在，曾国藩很想躲到金陵或者干脆回归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山村，去淋漓尽致地表达，去淋漓尽致地释放。当然，对于自己是否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曾国藩一点也没有自信，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江郎才尽。很长时间以来，身上的痂壳越来越厚，心灵也蒙上厚厚的尘埃。要想自由地表达，毕竟已不太容易了，也不太习惯了。不过一切都不是太迟，自己可能还有时间，曾国藩这样安慰自己。也只有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曾国藩稍稍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人生，就是这样失之桑榆得之东隅，哪里有那么完美呢？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曾国藩六十大寿。还没到生日！朝廷就早早地派人来天津，给曾国藩送来了寿礼，有：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佛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朝廷寿礼如此早早地送来，让曾国藩始料未及，这些！可能是慈禧太后对曾国藩以示安慰吧。女人的心，还是要细得多。曾国藩连忙上书谢恩，恳请皇上太后接见。圣旨很快传来：着来见。于是，曾国藩跟李鸿章告别，离开天津，到了北京。在京城，曾国藩又先后受到慈禧太后两次召见，这两次召见的地点仍是紫禁城的养心殿。慈禧太后先是问了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的处理情况，又关心地询问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曾国藩的视力，问得很细。曾国藩的回答是广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随后，慈禧太后又问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一些情况，让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南方同样要好好练兵。看得出来，朝廷是被人欺负怕了，对于练兵之事十分迫切，很想在军事上自强一番，以改变遭人随意欺凌的格局。
几天之后，曾国藩奉命在坤宁宫参加朝廷举办的宴会。盛大的宴会上，曾国藩再一次见到了慈禧太后，这是曾国藩第六次见到慈禧，也是最后一次。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是身体佝偻、鬓毛尽衰，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此这般，怕是很难活到高寿了。当曾国藩蹒跚着向慈禧走来并行大礼时，慈禧连忙开口说平身，然后很亲切地询问曾国藩启程的日期，又一次嘱咐他到了南方后要好好练兵，尤其是水师，一定要好好训练。慈禧的声音婉转悦耳，态度和蔼可亲。曾国藩知道慈禧终于相信自己的忠诚了，不，不是相信忠诚，而是已确信这个人没有威胁了。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没有体力和精力了。一条没有毒牙的蛇，当然是咬不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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