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K没有在工作，而是坐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懒散地摆弄着桌上的几样东西，之后又漫不经心地伸直胳膊往桌上一摊，脑袋耷拉到胸前，就这么坐着不动了。
被起诉之事在K的脑海间萦绕，再也挥之不去。他常常在想是不是写一份辩护书递呈法院会好一点。在辩护书里简要概括他的生平，解释之前的每件大事他为何会那样处理，以及他如今对当时行事好坏的评判，并相应附上每个评判的理由。
这样一份书面的辩护书无疑比律师的口头辩护更具优势，毕竟人无完人，律师总有缺点。K不清楚胡尓德律师在采取什么举措；肯定也没几个招数，毕竟上次律师叫他过去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经过前几次讨论，他感觉这个男人帮不上什么大忙。最重要的是，明明有很多问题可问，律师却很少向他询问案情。提问可是重中之重，K原以为他不会放过一切问题。可事实恰恰相反，律师什么也没问，不是自顾自说个不休，就是坐在K的面前沉默不语，撮着中间一缕胡子，垂眸看着一方地毯，也许就是K之前和莱妮亲热过的那处；或许是耳背的缘故，他微微倾身靠在桌子上，以便听清K说话。有时，他会像管教小孩似的给K一些含糊的警告。他口中尽是些乏味的空话，K决定待到结算律师费时不会为此支付一厘一毫。
一旦律师觉得奚落够了K，通常会话锋一转，开始给他打气。他会说自己已经打赢过多场类似官司，或全部胜诉或部分胜诉，虽然这些官司可能不如这场棘手，但是乍看之下胜算更低。这些案子都记录在册，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说到这儿律师会敲一敲某个抽屉，可惜由于涉及官方机密不能给K看。不过，他从这些案子里获得了大量经验，自然对K大有益处。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一点儿都没有耽搁，已经快准备好向法院提交第一份辩护书了。这会派上大用场，因为辩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将对整个诉讼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
遗憾的是，律师也得向K讲明，有时第一份辩护书呈交后，法院甚至连看都不看，仅仅将它们与其他文件堆在一起，声称现阶段对被告的审问和审察远比任何书面材料重要得多。若申诉人坚持要求法院过目，后者便会补充说，在宣告判决之前，所有材料一经齐全，第一份辩护书自然会连同其他文件一起得到应有重视，并且经受审查。更遗憾的是，这也不过是套说辞罢了，当不得真。第一份辩护书在呈交后通常会被放错地方，甚至彻底遗失，即便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到最后，也不会有人查看，不过这些都是律师道听途说的。虽说令人惋惜不已，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律师还提醒K不要忘了诉讼过程都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也是可以公之于众的，不过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要公开。因此，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甚至无权阅读法庭笔录，尤其是起诉书。这就意味着一般没人知道——至少不是很清楚——第一份辩护书该怎么写，即使写到了点子上，也不过是碰巧走运罢了。若个人控告事由及理由得以公开，或是在被告受审之时能够猜测出来，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并提交真正直指要害、列呈证据的辩护书，否则绝无可能。这类情况势必会将辩护律师置于十分艰难又不利的境地，却正中法院下怀。实际上，法律本就不允许辩护，只是容忍其存在，甚至在相关法律条文是否真的容忍其存在这点上都有争议。因此，严格说来，法院并不认可所谓的辩护律师，任何以该身份出庭的人不过是“无资质状师”而已。这样一来，法院对他们处处为难自然是为了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损其尊严、灭其威风。
下回K再去法院办公室时，不妨去看看律师办公室，如此便可了然。他可能会震惊于这些律师的栖身之所。他们分得的办公室空间狭小，天花板低矮，足见法院的蔑视之意。整间办公室的唯一透光之处就是一扇开得很高的小窗户，如果有人想看看窗户外面，得先找个同事把他驮起来，而窗户前恰好有根烟囱，里面跑出的浓烟会钻进他的鼻腔，还会把他的脸熏黑。再看这里的地板，上面破了一个洞，已经一年有余，虽不至于大到能让人掉进去，却也足以陷进一只脚了。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二层；如果有人把脚陷进了洞里，便会悬在下面一层的天花板上，正对着当事人等候接见的那条走廊。律师把这些情况称作奇耻大辱，这并非夸大其词。他们向管理部门抱怨却效果甚微，而且还有明令禁止他们自费修缮办公室。
然而，如此苛待律师竟也有其道理。法院想尽可能阻止任何辩护律师的出现，一切责任都应由被告承担。从根本上说，这一想法也无可厚非，但若是以为这个法院的被告不需要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没有哪个法院比这个法院更需要辩护律师。因为诉讼程序一般对公众及被告保密。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保密，这个程度却有可能非常高。被告也看不到法庭笔录，因而很难从庭审中推断出笔录内容，尤其对于那些处境艰难，又受诸事烦心的被告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这时便出现了辩护律师。
被告受审时，通常不允许辩护律师在场，因此，庭审结束后，如有可能，在会见室门口辩护律师就会将被告拦下，询问他庭审内容，从中提取出一切可能有用的信息，尽管被告口述的内容常常杂乱无章。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了解到的信息实在有限，不过再佐以其他手段，能干的律师了解得会相对多一点。然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律师的人脉，这才是聘请律师的真正价值所在。
现下看来，K很可能已经从亲身经历中了解到法院的底层机构确实存在缺陷。虽然法院对公众严格保密，但在某种程度上，那些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司法工作人员就是其漏洞所在。大多数律师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向这些人行贿以换取信息，甚至生出过文件失窃的事端，至少早些年有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确实给被告带来了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仗着这点本钱，小小的辩护律师都趾高气扬了起来，招徕起了新的委托人。然而，随着诉讼程序继续推进，这么做不仅没什么作用，甚至有可能带来坏处。
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私交，即攀上地位较高的官员，即使是低级官员里的小头头，内里门道无须细表。唯有如此才能影响到诉讼的进展，虽然一开始微不可察，但确有效果，之后会逐渐显露出来。
有如此本事的律师自然是凤毛麟角，在这方面K可是选对了人。像胡尓德博士这样交游广阔的律师可能超不过一两个，他们可不与律师办公室的人为伍，二者之间毫无关系。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与法官的联系更少了吗？非也！胡尓德博士根本没必要去法院，没必要在等候室里恭候预审法官露面，也没必要等对方露了面后察言观色，试图从他们的情绪里获取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更多时候甚至连一点信息都得不到。在K看来，这些法官，包括身居高位的那些，会主动找上胡尔德博士，毫无保留地一吐案情，至少也会讲些明白话。法官会与他讨论诉讼的下一阶段进展。实际上，法官有时也可能被律师说服，进而愿意接受他的观点。然而，出现这种情况时，法官之言也不可尽信，无论他们刚才多么坚定地宣扬着一种有利于被告的新观点，下一刻却有可能径直走回办公室，写出一篇论调相反的庭审报告，甚至可能比原有观点更不利于被告，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已被彻底说服，抛弃了原有观点。遇到这种情况，被告只能吃个哑巴亏。私下的许诺只是私下说说而已，搬到台面上就作不得数了。对于辩护律师来说，即便有了这些许诺，要一直讨这些法官的欢心也非易事。
另一方面，法官不会仅仅出于好心或为了示好而与辩护律师打交道，当然得靠后者雄厚的专业知识。在某些方面，更贴切的说法是律师也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法官效劳。
法院系统从一开始就规定一切诉讼程序要秘密进行，由此引发了各种弊端。审理一般案件时，法官不会切断与公众的联系，并且准备充分，不过审理K的案件就得另当别论了；一般案件的审理几乎能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仅仅在某些地方需要外力推动；然而遇到特别棘手的案子时，法官会不知所措，遇到非常简单的案子时也时常如此；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钻研法律，因此不通人际关系，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这可是个严重缺陷。每逢此时，他们便来寻求律师的建议，身后跟着一个拿文件的仆人，这些文件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保密的。
可以想见，许多法官曾站在这间办公室的窗前，其中一些人实在让人意想不到。他们摆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凝视着窗外的街道，律师则在办公桌前研究他们带来的文件，以便给出好的建议。这种时候才有可能看出这些法官对待这一职业是何等认真，也可以看出他们遇到天生就难以克服的障碍时，又是何等犯愁。不过这官儿可不是好当的，若以为很简单，不免对这些法官有失公允。
法院内设层层等级，难以穷尽，即便是内行也不一定说得准将来会发生什么。然而，诉讼程序甚至对低级官员都常常保密，因而他们看不出自己经手的官司进展如何。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所能接触到的法院事务从何而来，抑或是它们下一阶段会去往何处。因此，像他们这样的公职人员是无法了解审判过程的，因为他们不清楚其中的各个阶段、终审判决以及判决理由。他们只能依法处理自己分内的那部分审判程序，处理完后便等于撇清了关系，通常对工作结果知之甚少，甚至不如辩护律师了解得详细。然而，案子审理完之前辩护律师通常会与被告保持联系，如此法官便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有用信息。
知道了这些，K便不会惊讶于这些法官脾气火爆，经常对当事人直言不讳了，众人皆有此体验。凡为官者，性子皆暴躁，即便是在不露愠色之时。这自然给那些地位低下的辩护律师造成了许多麻烦。
例如，这里有一个相当真实可信的故事：有位上了年纪的法官，平日里性情温和，与人为善。有一回，他碰上了一桩棘手的案子，再加上双方律师的一顿搀和，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不眠不休地研究了一天一夜——这些法官确实相当勤奋，这点无人能及。到了破晓之际，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四个小时，却成果寥寥。一怒之下，他跑到法院正门那儿埋伏了起来，每当有律师要进来，就将其推下楼梯。渐渐地，楼下聚起了一帮律师，一同商讨对策：一方面，他们实际无权进入法院大楼，也就无法采取合法手段对付这位法官，而且之前也说道，他们得小心处理与法官的关系，以免得罪了他们；可另一方面，若是不能进法院办公，就等于浪费了一天，此事非同小可，因此他们必须进去。最后，他们一致同意采取车轮战术，耗尽这位老法官的体力。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又一个律师，依次跑上楼梯，只作消极抵抗，任由老法官将他们推下去，其余的律师会在下面接住他们。如此持续了一个小时，老法官本就不堪彻夜工作之劳，这会儿实在累得不行了，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起初，楼下的律师还不敢相信，于是派了个人上去，查看门后是否真的没人了。直到这时他们才又聚在了一起，多半连牢骚也不敢发，毕竟完善法院体系这等大事可不在他们的职责之内，即便他们想管也管不了。
其中利害连最低级的律师多少都明白一点，然而重点是，几乎每个被告，甚至是那些头脑简单之徒，一旦吃上了官司，都会开始琢磨如何就改进法院体系建言。许多人在这件事上耗时劳力，这股劲头远不如放到其他地方。
而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学着适应现有体系去打官司。否则就算法院体系在细枝末节上有所改进——这终归只是痴心妄想罢了——然而，这些人却为此吃尽了苦头，能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等今后惹上了什么官司，他们会得到法官的“特殊关照”，这些当官的总是会伺机报复的。
绝不要让自己被法官记恨上。无论有多违背你的本性，也要保持冷静！试着洞悉法院这一庞大机构，了解它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种微妙平衡的，哪怕你只是改变了其中某处，也会丧失立足之地，跌落下来。然而，如法院这般庞大的机构即便在某处毁灭了，要在他处另建一个替代机构也非难事。万事万物皆有联系，这种联系极有可能不会改变，甚至可能变得更封闭、更警惕、更严苛、更恶毒。因此，最好还是将官司交由律师处理，不要总是干涉他们。
指责是没什么用的，尤其是在说不清指责的理由及意义的情况下。不得不提的是，K之前未与法院书记官打点好关系，如今这位大人物怕是不会出手相助了，这无异于亲手给了自己的案子一记重击。
若是法院书记官谈起了K的诉讼，哪怕是捎带一提倒也罢了，他显然是有意忽视此事。这些法官在很多方面都是孩童脾性。一些无恶意的行为——遗憾的是K的行为称不上无恶意——常常会触及他们的逆鳞，即使对方是好友，他们也会不予理睬，见了面扭头就走，还会用尽一切手段对付他们。不过奇怪的是，看似山穷水尽之时随口一则小笑话也会莫名戳中他们的笑点，从而言归于好。同他们打交道似难非难，似易不易，这其中毫无道理可言。
有时，令人颇为诧异的是，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竟然能掌握这么多知识，能够让他在司法职业中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同其他人一样，被告也会有失意之时，有时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有时会觉得能胜诉的案子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不需任何助力也能胜诉，而其他案子就算各方奔走，竭尽全力，得了些看似可喜的成功，也终会败诉。之后，被告便会丧失自信，若是有人责问起一场本可顺利推进的案子，却被他越帮越忙，他甚至都不敢否认。哪怕将这算作另一种自信，也是仅剩的感觉罢了。
对于律师来说，在他们接手一桩案子后，本来已经满意地处理了一段时间，却突然被迫撒手，随之而来的沮丧感——仅仅是沮丧感而已——尤为伤人。这可能是他们在从业生涯中会碰到的最糟糕的事了。并非是他们突遭解聘，这类情况鲜有出现。一旦被告聘用了某位律师，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必须与之一同应对。既然他聘请了律师，怎么还会一个人单干呢？不会的，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除非诉讼程序进行到了律师无法干涉的某个阶段。委托人和案子就这么双双离他而去；这时就算是与法官交好也回天乏术，无论这些法官有多优秀，不了解案情也就无能为力。诉讼程序将进入一个无法借助外力的阶段，庭审之时不允许旁听，连律师都不能跟被告接触。某天被告到家之时，会在桌上发现已呈交的全部辩护书，他曾为它们绞尽脑汁，对它们寄予厚望，可它们不能进入下一阶段，于是被送返，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但这并不意味着败诉，二者毫无关联，退一步说，即使败诉了这也不是决定性原因。这仅仅意味着被告没法了解到后续诉讼进展，也不会被告知任何进展。
不过可喜的是，这类案子并不常见，即便K的案子同属此类，目前远未发展到这一阶段，因此律师仍有许多机会可展开工作，他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K大可放心。
正如律师之前所说，呈交第一份辩护书还为时尚早，不必急于准备，更重要的是与有关法官进行初步讨论，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必须说的是，这些讨论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成功。时机未到之前，不泄露任何具体信息会好很多，否则只会对K造成不利，让他徒增希望，抑或过分焦虑，最好只透露个大概：有些法官言辞热络，表现得很愿意帮忙，另一些法官虽然言语冷淡，却并未拒绝帮忙。总之，讨论结果很鼓舞人心，只是K不应据此得出任何结论，因为预先的协商和讨论都是一样的开场，唯有后续发展形势才能看出其是否具有真正价值。
无论如何，一切尚可挽回。若能不惜一切代价成功拉拢到法院书记官——为此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这场官司就好办了，好比外科医生宣布伤口未受感染，K大可放宽心态，静候结果了。
律师总是不厌其烦地拿出这套说辞。每次K去找他时，他都会故技重施，口口声声说着有所进展，却绝口不提进展到了何种地步。他总说自己在写第一份辩护书，却迟迟未能准备妥当。等K下回去见他时，这在他口中反倒成了一桩好事，因为早些时候本就不宜呈交辩护书，当时又无法预料到这点。
如果K对这套说辞麻木了，向律师指出，即便困难重重，进展也太慢了，律师便会反驳说这进展一点也不慢，要是K能在恰当的时机找上他，进展可能会快得多。可是K耽搁了太久，以至于难上加难，而且问题也不只出在时机上。
在K的数次造访期间，莱妮总是有意去书房为律师送茶，虽然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她的出现却让他们心头一喜。律师说了这么多已是口干舌燥，急忙俯身倒了杯茶，大口喝了起来。莱妮则趁机站到了K身后——假装关切地看着律师——私底下却把手搁在了K的掌心，与K紧紧交握。
此时，三人无言，一片寂静。律师忙着喝茶。K捏着莱妮的小手，莱妮有时会大胆地轻抚K的头发。
“你怎么还不退下？”律师喝完茶会问上一句。
“我想把茶具收走。”莱妮答道，最后与K恋恋不舍地互捏了一下手。律师则揩了揩嘴，又开始精神抖擞地发表起了长篇大论。
律师是在安抚他？还是在糊弄他？
K也说不上来，不过他算是明白了自己的官司所托非人。律师显然想要极力拔高自己，他甚至可能从未接过他口中如K的这般重大的案子。即便如此，他所说的一切或许都是大实话。不过有一点依然很可疑：律师总将他与公职人员的私交挂在嘴边，他利用这些关系就只是为了帮K吗？他从不会忘了说他们只是与一些低级法官打交道，这就意味着这些法官还得巴结上级，每个案子的发展方向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晋升。
会不会是这些法官在利用律师，将案子导向某个方向？若真如此，被告在其中自然会变成牺牲品。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每个案子里都会这么做，这不大可能。相对的，他们也会拿一些案子还人情，给律师大开后门，放任他主导其走向，从而保全他的名声，他们也能从中获益。
根据律师之前的说法，K的案子尤为棘手，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一经法院受理，势必会引起极大关注。倘若律师果真与这些官员勾结在了一起，他们会如何左右这个案子？
事实上，此案已经拖了数月之久，第一份辩护书却仍未提交，而且依照律师的说法，此案尚处于初级阶段，势必会令被告感到被动和无助，这些初步迹象之下，答案不难预见。之后某天，一纸判决或从天而降，最起码也会是一条通知，告诉他由于初审结果不理想，此案已转交上级机关审理。
“有必要亲自插手这案子了。”一个念头涌上了K的心头。在如此萧索的初冬清晨，他深感疲惫，脑中诸事盘桓，越发坚定了这一信念。
K之前还对这个案子不屑一顾，如今不得不正视起来。倘若K在这世上无牵无挂，要忽视这案子倒也容易。然而，若真是如此，从一开始也就不会有这个案子。可是现在，叔叔已经知晓此事，还拖着他去见了律师，他必须顾及家族声誉；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他的工作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由于他之前莫名自信，一时大意，对几个相识提及了此事，而且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此事也会传到其他人耳朵里，他与比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似乎也一落千丈。
事已至此，接不接受审判已由不得K选择了，他骑虎难下，唯有申辩。若他精力不济，那事情就糟了。不过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K没必要担心过多。既然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奋斗到银行高层的位置上，而且牢牢占据了这个位置，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如今他只要发挥部分才干来处理这个案子，肯定会带来好结果。
若想有所进展，最重要的是预先断了一切他可能有罪的念头。他根本没有犯罪。这个案子不过是一项大业务，就像他之前多次为银行谈下来的业务一样，这类业务往往暗藏重重危险，只等他深陷其中，需得小心提防。若要做到这点，他就不能怀有任何自己有罪的念头，无论他如何处理这个案子，都要尽可能顾及自身权益。
如此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尽快解聘当前的律师，最好就在今晚办妥。虽然K在和律师谈话时，曾听他说过解聘律师之事简直闻所未闻，而且可能会对委托人的案子造成极大伤害。但是，一旦牵涉到这个案子，K就无法容忍任何事情阻碍他的努力，而这些障碍很可能是律师一手造成的。
一旦解聘了这位律师，他需要立即将辩护书递呈上去。如有可能，他还要每天去法院办公室了解辩护书的审查情况，同等候室里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走廊的长木凳上，把帽子放在长凳下面。不过要想这帮法官老实办公，光做到这些当然不够。日复一日，他自己、某个女救星或是某个为他出力的人会追在那些法官后面，百般督促他们坐到办公桌前审查K的辩护书，而不是透过木板间的缝隙望着外面的走廊发呆。
K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会松懈，一切都需要在K的组织和监督下进行。是时候出现这样一个被告了，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与法院斗争。
然而，就在K满怀信心，亲自一试时，却发现撰写辩护书对他来说难比登天。早些时候，仅仅一个多礼拜前，一想到要自己动手写这类辩护书，他唯有满腔羞愧；他从未想到辩护书竟会如此难写。记得某个清晨，案头已积压了一摞待处理文件，他突然心血来潮，将所有东西推到一边，拿出一沓纸，就如何写这类辩护书大致记下一些构思。
或许他该把这些构思交给那个笨蛋律师参考，刚想到这儿，襄理办公室的门就被打开了，副行长大笑了一声，走了进来。副行长对K的案子一无所知，自然不是在嘲笑K的辩护书，可笑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令刚刚还纠结于辩护书撰写的K尴尬不已。副行长其实是被刚听到的笑话逗乐的，是一个关于证券交易所的笑话，需要配上图解才能听出笑点来，于是他斜靠在K的办公桌边，抽出了K手中的铅笔，就着K本打算用来草拟构思的纸上画下了图解。
K已经顾不得颜面了，他一心想着必须准备好辩护书提交上去。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他在办公室时可能抽不出时间写，那就晚上回家写。如果晚上时间不够，还可以利用节假日。总之他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无论是谈业务，还是做其他任何事，绝无半途而废之说。毋庸置疑，辩护书将是一项几乎无休止的工作。纵使不是性情急躁之人，也会轻易对此生出绝望，相信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就K而言，这并非因为懒惰成性或自欺欺人，这些问题只可能出在那个律师身上。真正阻碍K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何种指控，甚至不知道这指控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不得不回首这一生，忆起每一个细小的举动和事件，然后全面审视、重新思量，想想都令人意懒心灰。难道不该待他退休之后，垂垂老矣之时，再来借此打发暮年时光吗？可如今，K正值春秋鼎盛，当以事业为重，一心工作，风头又劲，直逼副行长，念及韶华易逝，良宵苦短，本欲及时行乐，却偏偏得在此时写辩护书。
K再度忿忿了起来。为了从这纷乱思绪中求得解脱，他的手指不觉摸索到了接待室的电铃按钮上，按下去时又瞟了眼时钟。现在是十一点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如此宝贵的时间全在胡思乱想中耗尽，他的文思自然比之前更加贫乏了。尽管如此，这段时间并不算浪费，他已经做了几个可能会有价值的决定。
助理听到铃声后送来了各种邮件，还有两位先生的名片，他们已经等候K多时。这两位先生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按理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应受如此怠慢。为什么他们来得这般不巧？为什么隔着那扇紧闭的办公室大门，K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质问：一向兢兢业业的K怎么占用了最佳业务时间来处理个人私事？
事情接踵而来，纵然心力交瘁，K还是起身去接待第一位客户。他是名厂主，一个矮个儿乐天派，与K相识已久。他们见面先是互相客套了一番，厂主赔礼说打扰了K处理重要工作，K则道歉说不该让厂主久候。可是K道歉之时语气生硬呆板，若非厂主一心惦记着谈生意，肯定会有所察觉。
厂主只是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堆数据单和报表，把它们放在K的面前一一铺开，解释了其中几项，快速浏览时还发现了一个小的计算错误，纠正了过来。他提醒K一年前他们谈成过一笔类似生意，顺便透露这回还有另一家银行也在极力争取这笔生意，最后终于刹住了嘴，想听听K的意见。
起初，K确实听得很仔细，这笔交易的重要性他再清楚不过。可惜他坚持了一会儿就听不进去了，只是每当厂主说到兴奋处，语调上扬时会作势点点头，到后来索性连头也不点了，盯着厂主那光秃秃的后脑勺，心想他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在白费口舌呢。
厂主刚住嘴，K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有机会坦言自己听不进去了。可是，一看到厂主那张写满了期待的脸，那副准备反驳一切反对意见的架势，他就悲哀地意识到这场商务洽谈仍得继续。他像是收到指令一般埋下了头，拿着铅笔在文件上缓缓扫过，偶尔会停住笔端，目光胶着在某个数字上。
在厂主看来，K一定是有了什么反对意见，或许是他提供的数字不靠谱，又或许因为这些数字并非决定性因素。总之，厂主一手遮住了那些数字，探身向前凑近了K，又开始讲起了这笔生意大致如何。
“这很难办。"K噘起嘴说道。唯一帮到他的便是这些文件，如今被厂主这么一遮，他便无计可施了，于是搭住扶手，身体往后一靠，又坐了回去。
这时，襄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行长走了进来，K也只是虚弱地抬了下眼，朦胧间看见了副行长的面目，恍若隔着一层面纱。
K没有在意副行长的出现，转而观察起了厂主见到副行长的反应，对此他很是满意：只见厂主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疾步迎上了副行长。不过K担心副行长又会再度离开，巴不得这厂主能够快上十倍。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两位先生见了面，握了握手，便一同走到了K的办公桌旁。
厂主对副行长指了指K，表示襄理对他的生意兴趣缺缺，令他深感遗憾。当着副行长的面，K又埋头看起了桌上的文件。厂主和副行长也俯身凑了过去，厂主趁机对副行长讲起了这笔生意，努力吸引他的注意。感受到了头顶上方压过来的身影，K恍惚间觉得他们高大了许多，正在对他指指点点。
为了弄明白他们到底在做什么，K慢慢抬起眼，小心观察上方动静，随手从桌上拿起了一份文件，一手捧着慢慢呈到两位眼前，自己也跟着缓缓站了起来。他脑中尚未形成具体计划，只是觉得他要是完成了那份了不起的辩护书，便可以彻底卸下一身重负，如此刻这般表现了。
副行长正全神贯注地与厂主交谈，只是瞟了文件一眼，一个字也没有看，因为襄理认为重要的事，他却觉得无关紧要。他从K的手中接过这份文件，淡淡地回了一句：“谢谢，我已经全部了解了。”又将文件放回了桌上。此举惹来了K愤怒的一瞥，他却浑然不觉，就算察觉到了，也只会更加振奋而已。交谈中，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险些令厂主脸上挂不住，随即又自我反驳，一下子化解了尴尬。最后，他邀请厂主去他的办公室，好把这笔生意敲定。
“这笔生意很重要。”厂主说。
“一点儿也没错。我肯定襄理……”——副行长虽然提到了K，但实际只在对厂主说话——“会很高兴我们能帮他解决这项工作。这是笔需要冷静考虑的生意。他今天工作压力很大，似乎有些不堪重负了呢，有几个人都在外间等了他几个小时啦。”
K压下了心头的怒火，别过脸去不看副行长，只对厂主友好地笑了一下，尽管笑得有些僵硬。他没有做出其他反击，而是两手撑着办公桌，微微俯身，像个毕恭毕敬的职员，默默看着这两个人一边交谈，一边拿走了桌上的文件，往副行长的办公室走去。厂主走到门口时，转过身说他还不想与K道别，等生意谈妥了，他肯定会回来告诉襄理，另外还有件小事要与他谈谈。
终于，K又是一个人了。他压根不打算再接待其他客户，只是隐约意识到外间的人大概以为他还在与厂主商谈，心中窃喜不已。为此他不会再让任何人进来了，连助理也不行。
他走到窗边，坐到了窗台上，牢牢抓住窗把手，俯视着楼下的广场。窗外依旧飘雪，天气未见转好。他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心乱如麻却不知何故，只是偶尔惊觉，以为自己听到了什么动静，回头瞥了眼通向外间的门，却发现自己弄错了，并没有人过来，于是稍定下神。他走到盥洗台，用冷水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些许，又坐回了窗台上。
如今看来，亲自辩护这一决定带来的压力似乎比他预想的更大。一直以来，他都将辩护事宜交由律师负责，几乎未曾操心过此事。他只是在一旁远观律师的进展，仿佛自己跟这桩案子没有直接联系，想了解时就跟进一下，不想了解时便抛诸脑后。
此一时彼一时，若他打算亲自辩护，就得全身心投入此事——至少目前如此——辩护成功之后他将彻底摆脱指控，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现在开始他必须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如果说他曾对此犹疑不决，今日与副行长和厂主接触时的体验足以打消一切疑虑。
既然他完全相信亲自辩护的必要性，怎么还呆坐在这儿？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往后的日子将会如何？他会找到办法圆满解决这桩案子吗？
辩护需得步步为营——否则便毫无意义——这不就意味着他得尽量避开其他事务的纷扰？他能挺得过去吗？他在银行如何处理得好辩护事宜呢？
自我辩护远不止呈交些辩护书这么简单，尽管此时向银行请假会是相当鲁莽之举，但辩护书虽只需休几天假就能准备好，问题是它涉及了整个诉讼程序，而这一过程会持续多久不得而知。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一下子闯进了K的生活！
在此焦头烂额之际他应该接着办公吗？K垂眸看着办公桌陷入了沉思。在此焦头烂额之际他应该会见客户，与他们商谈吗？此刻诉讼程序在缓慢推进，法官正坐在阁楼上的办公室里审阅案件的卷宗，他担心的应该是银行业务吗？这不就像是一种由法院认可的诉讼折磨，同他形影不离吗？在评判他的工作时，银行里会有人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吗？绝无可能。确实有人知道了K吃官司的事，不过K不太清楚究竟是哪些人，也不知道这些人了解多少内情。
K希望相关谣言没有传到副行长耳朵里，否则副行长可不会念及同仁之谊或慈悲为怀，他显然会趁势落井下石，借此打压K一番。若传到行长耳朵里又会如何？行长确实对K青眼有加，虽然他听闻此事后可能会尽力帮K一把，但绝不能奢望他为此牺牲自己。过去，K说话的分量一度可与副行长抗衡，然而如今行长越来越受副行长的影响，副行长也会趁行长身体抱恙之时强化自己的权力。那么，K还能抱什么希望呢？这番考虑或许会削弱K的抵抗力，然而此刻K绝对不能欺骗自己，必须尽可能认清事实。
K伸手去开窗户，没什么特殊动机，只是暂时不想回到办公桌旁。窗户关得很紧，他两手并用才转动了窗把手。此时窗户大开，烟雾交相涌进了办公室，室内弥漫着一丝焦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
“今年深秋真是糟透了。”厂主站在K的身后抱怨道，他已经和副行长谈完生意回来了，进来时K并未发现。
K点了点头，忐忑地看着厂主的公文包，厂主可能会立马掏出文件，告诉K他和副行长的洽谈结果。然而，厂主注意到了K的视线，只是拍了拍自己的公文包，并未将它打开，说道：“你一定想知道我们的洽谈结果。合同已经差不多到手了。他很有亲和力，你们副行长——尽管他也不好对付。”他笑着握了握K的手，想把K逗笑。厂主此举却又让K起了疑心，K怀疑厂主压根不想把文件给他看，他也不觉得刚才那番话有什么可笑之处。
“襄理，”厂主说，“我猜是这天气影响了你的心情，对吧？你今天看起来闷闷不乐。”
“是啊，"K抬手扶着太阳穴，“头疼，家里出了点事。”
“我就说嘛，”厂主急忙接过茬，他总是耐不住性子听别人多说两句，“人人都有烦心事。”
K不自觉地往门口走了一步，似乎打算请厂主出去，这时厂主却开口说道：“襄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说。要是这件事今天给你造成了负担，那我实在很抱歉，但是我最近来找过你两次，每次都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可要是再这么拖拉下去不跟你讲，怕是没什么意义了。那就成了一大憾事，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事非同小可。”
K还没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凑到了K的跟前，用指节轻轻叩了叩他的胸膛，小声说道：“你惹上官司了，对不对？”
K吃惊地退后了一步，失声嚷道：“是副行长告诉你的！”
“不是，不是，”厂主说，“副行长怎么会知道这事呢？”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K定了定神问道。
“我到哪儿都能听说法院的事，”厂主答道，“连我要跟你说的事也是这么听来的。”
“居然有这么多人跟法院有关系！"K垂头丧气地说道，领着厂主往办公桌走去。
他们坐在了之前商谈时所坐的地方，厂主说道：“我能告诉你的恐怕不多。不过像这种事，最好忽略那些小细节。另外，我是真心想帮你一把，哪怕只能帮上一点小忙。在生意场上，我们一直都是好伙伴不是吗？那就好。”
听了这话，K不由为之动容，想就之前商谈时的心不在焉向他道歉，厂主却不容打断，他拿起公文包往腋下一夹，一副着急慌忙的样子，紧接着说道：“我是从一个叫蒂托雷里的人那里听说你的案子的。他是个画师，蒂托雷里只是他的笔名，我连他的真名都不晓得。这么多年来，他时不时地会带上几幅小画来办公室找我，出于好心我多少也会买两幅，毕竟他都快成穷要饭的了。况且那些画也确实漂亮，都是些荒野风景画之类的。我们成了老生意，每次都交易很顺利。不过有段时间他往我那儿跑得太勤，我就说了他两句，然后开始同他聊了起来，我挺好奇他是怎么靠画画维生的，结果吓了我一跳，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居然是靠画肖像。‘我为法院画画，’他说。‘哪个法院？’我问他。然后他就对我讲起了这个法院。你肯定能想象得出我听到这些话时有多吃惊。自那以后，他每次来找我时都会透露些法院的新情况，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我对法院运作有了些许了解。总之，蒂托雷里老是啰里啰嗦的，我经常得制止他，不光是因为他难免会胡说八道，最重要的是，像我这样的生意人，忙自己的事都要忙得喘不过气了，哪还有心思听别人的事？不过这些都是顺带一提。也许——我一直这么想——也许蒂托雷里能帮到你，他认识很多法官，即便他自己是个无名小卒，他也能给你些建议，告诉你如何争取到那些大人物的支持。就算他的建议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我还是觉得要是你听了的话，将来会很重要的。你自己跟律师也差不离了。我常常这么说，K襄理差不多就是个律师了。我相信你的案子会圆满解决的。那么你意下如何？想去见见蒂托雷里吗？要是我开口的话，他肯定会尽力的。我真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当然不必今天就去，只要抽个时间，你什么时候有空就行。对了——我还想告诉你——你不一定非得去见蒂托雷里，我只是提个建议，别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要是你觉得没有蒂托雷里的建议也能应付的话，不把他卷进来当然更好。或许你已经胸有成竹，蒂托雷里会打乱你的计划。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不该去见他！况且要屈尊向这么一个家伙讨教确实教人拉不下脸。还是那句话，决定权在你。这是介绍信和他的住址。”
K接过了介绍信，塞进了口袋，心中失望不已。不仅厂主知道了他的案子，画师还在四处传播这一消息，纵然这封介绍信能带给他天大的好处，也远抵不上这一事实对他造成的伤害。厂主已经转身往门口走去，K能做的不过是道几声谢谢罢了。
“我会去的，"K在门口和厂主告别时说，“或者给他写信，我眼下挺忙的，或许他愿意哪天来办公室找我。”
“你肯定会想出万全之策的，”厂主说，“不过我还以为你不会想邀请蒂托雷里来银行商讨案子。给像蒂托雷里这样的家伙写信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保不准会出什么事。不过你肯定已经全盘考虑过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K点了点头，又陪厂主穿过了接待室，多送了他一程。虽然K表面上一派云淡风轻，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之前说会写信给蒂托雷里，只是想表示很重视厂主的建议，会立即考虑是否要和蒂托雷里谈谈。不过，只要他认为蒂托雷里能帮得上忙，他当真会尽快与他取得联系。可是，厂主的一番话方才点醒了他，这其中可能潜伏着危险。
难道他真的昏了头吗？他这么做会不会公然把一个可疑的家伙请进了银行？还要在与副行长仅仅一门之隔的办公室询问这个家伙对此案的意见？会不会还有其他危险是他没有预料到，甚至已是迫在眉睫了的？他身旁不会时刻都有人提醒。偏偏是在他想着要全力以赴解决案子之时，之前从未有过的疑虑纷纷涌现，影响了他的警觉性。他适才觉得工作上困难重重；如今这些困难已经影响到了这桩案子吗？此时此刻，他实在搞不懂自己怎么会这么糊涂，竟想写信邀请蒂托雷里到银行来。
一想到这儿，K又烦闷地摇了摇头，此时助理走了过来，提醒他接待室里还有三位先生在等他。他们已经坐在长凳上等了很久，见状纷纷站了起来，都想抢在其他两位的前面见K.让客户在等候室里空等本是银行的疏忽，但银行上下都有意忽视了这一问题。
"K先生……”其中一个人开了口，K却吩咐助理将他的冬外套取过来，然后让助理帮他把外套套上时，对那三个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恐怕我现在没空和你们交谈。我有些急事要处理，必须出去一趟，敬请见谅。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已经耽搁了许久。诸位不妨明日或改日再来，或是来电商讨。不介意的话，也可以趁现在大致说明情况，之后我会做出详细的书面答复。无论如何，诸位最好还是下次再过来一趟。”
眼见之前的等待已成枉然，三位先生听了K的建议，个个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那就这么说定了？"K说着转身接过了助理送来的帽子。办公室的门已经打开，向外看去雪越发大了，于是，K把衣领翻了上来，遮到了下巴处，然后扣紧。
正在这时，副行长从隔壁办公室走了出来，看见K穿着冬外套在与那三位先生说话，了然一笑，继而问道：“你要出门？”
“是的，"K挺直了身子答道，“我得出去办点事。”副行长却已经朝那三位先生转过身去了。
“那这些先生怎么办？”副行长问道，“他们可都等了很久呢。”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K说。
然而此刻，那三位先生却耐不住了，他们一拥而上，将K团团围住，解释说若非是有要紧事要立即与他私下详谈，他们也不会在此苦苦等候数个小时。
副行长在一旁听了一会儿，见K拿着帽子拍起了上面的灰尘，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于是说道：“先生们，我倒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眼下的难题。若诸位同意的话，我很乐意代襄理与诸位商谈。事不宜迟，当然要尽快商定。同诸位一样，我们也是生意人嘛，自然懂得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道理。请诸位移步此处，如何？”说罢他打开了通往自己办公室接待室的门。
副行长似乎很擅长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如今K被迫放弃的一切尽数被他收入囊中！不过话说回来，K是不是为这桩案子舍弃了太多，乃至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他必须承认，为了任何可能的好处，他怀着渺茫的希望去找一个无名画师，为此赔上了自己的声誉，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此时，隔壁接待室里至少还有两位先生在等候，K寻思着最好还是脱下冬外套，去把他们争取回来。未待K将心中想法付诸实践，他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瞥见了副行长。副行长正堂而皇之地在K的书架上找东西，俨然一副主人之态。K有些气闷，往门口走去，却听副行长喊道：“唉！你还没走！”
只见副行长转过了头——脸上虽然沟壑纵横，却气势非凡，不显老态——紧接着又开始找了起来。“我在找一份合同的副本，”他说道，“这位先生说你这儿一定有。你能帮我找找吗？”
K往前迈了一步，却听副行长说道：“谢谢啦，我已经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堆文件，里面肯定远不只那份合同副本，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现在还不能跟他翻脸，"K暗自想道，“等着吧，一旦我处理好了私人问题，第一个就要拿他开刀，定要叫他好看。”想到这儿，K稍稍冷静了下来，助理已经站在走廊上为他开了很久的门。K交代助理有空替他跟行长打个招呼，说他出去谈生意了。
离开银行时，K一想到终于能专心忙一会儿自己的事了，心情一扫阴霾。他直接奔向了画师的住所。画师住在离法院办公室很近的一处城郊，不过那里更贫穷，房子更灰暗，街道上遍地泥泞，随着寒风在半融的积雪上缓缓流淌。
画师住的那栋楼是对开式大门，只有一扇门开着，另一扇门边的墙上破了一个洞。K走近一瞧，只见里面流出了一道冒着热气，恶臭扑鼻的黄色液体，紧接着几只耗子蹿了出来，钻进了附近的水沟里。
楼梯旁，一个小孩趴在地上哭着，哭声却几不可闻，因为门廊另一边就是铁匠铺，铺门敞着，三名学徒将一块铁件围在中间，抡起锤子敲打着，敲打声淹没了其他一切声响。一块巨大的镀锡铁皮挂在墙上，反射出一道白光，从两名学徒间穿过，照亮了他们的面孔和围裙。
K顾不上细瞧，他一心只想尽快处理好事情，和画师商讨一下案情，然后直接回银行。哪怕此次拜访收效甚微，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鼓起干劲。
刚上到四楼，K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不得不放慢脚步——台阶和楼层实在过高，而且他听说画师住在阁楼上。楼道里的空气十分压抑，没有常规的楼梯井，狭窄的楼梯挤在两面墙壁之间，墙上只在高处开了几扇小窗户。
正当K驻足之时，几个小姑娘从一间公寓里跑了出来，冲到了K的前面，撒下一路欢笑。K慢吞吞地跟随其后，其中一个姑娘绊了一跤，落在了其他人后面。K赶了上去，与她并肩而行时问道：“这栋楼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叫蒂托雷里的画师？”这个小姑娘约摸十三岁不到，后背微驼，她用手肘捅了捅K，斜睨着他。尽管她年纪尚幼，又身有残疾，举止却已放荡不堪。她没有笑，而是认真地望着K，目光热烈，充满贪婪。
K装作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情，又问了一遍：“你认识蒂托雷里画师吗？”
她点了点头反问道：“你找他干什么？”
K心想不妨趁机了解下蒂托雷里，对他不无好处，于是答道：“我想找他给我画像。”
“给你画像？”她问道，张大了嘴巴，轻轻打了K一下，仿佛他说了什么惊人之语或是痴傻之言，然后双手提起了本就很短的裙子，飞快地朝前面的那群小姑娘追去，她们的嬉笑声渐渐在远处消失。
然而，在楼梯的下一个拐角，K又遇到了她们。那个驼背姑娘已经跟其他人说明了K的来意，这些小姑娘都停在这儿等他。她们分别站在了楼梯两侧，双手抚平了裙摆，紧靠墙壁以便K从她们中间走过。尽管她们站得似两排仪仗队，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却杂糅着天真烂漫和风尘俗气。
为首的是那个驼背姑娘，她成了这支队伍的领头，此刻这帮小姑娘全都娇笑着朝K簇拥了过来。多亏了驼背姑娘，K才立即找准了方向——他本打算接着上楼，但她指了指另一边的小楼梯，告诉K去蒂托雷里家要走那边。那条楼梯尤为狭窄，长长的台阶笔直而上，一眼就能望到头，最上面是大门紧闭的蒂托雷里家。
相比昏暗的楼梯而言，大门处明显亮了许多，因为斜上方开了一扇天窗，投下了一束光。这道门是由几块未上漆的木板拼成的，上面写着“蒂托雷里”几个粗体大字，是用画笔蘸着红颜料写的。K在姑娘们的陪同下上了楼，才走到半途，却见那扇门稍稍打开了，显然是他们的脚步声引起了屋里人的注意，一个似乎只穿着长睡衣的男人透过门缝望了望。“妈呀！”他一见到这么大阵仗，便闪身不见了，只留下一声惊叫。
驼背姑娘乐得直拍手，其他姑娘则聚在K的身后，推着他疾步往上走。未待他们走到楼梯顶，画师却突然敞开了大门，深深地鞠了一躬，邀请K进屋。然而，画师却极力将姑娘们拦在了门外，无论她们如何央求，如何努力——她们没得到许可的话，就会硬闯进屋，他就是不想放进任何一个。唯一成功溜进屋的只有那个驼背姑娘，她从画师张开的胳膊下钻了进去，却被追赶而来的画师抓住了裙子，将她拎起来转了一圈，又放在了门外，回到了其他姑娘身边。虽然画师刚刚离开了片刻，其他姑娘却不敢像驼背姑娘那样越过门槛。
K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鬼，似乎全都玩得不亦乐乎。姑娘们一个挨着一个靠在门边，伸长了脖子，叽叽喳喳地说着各种打趣画师的话，K却一句都听不懂。连画师本人将驼背姑娘拎起来转圈时，自己都绷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画师关上了门，再次对K鞠了一躬，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师蒂托雷里。”门外传来了姑娘们的窃窃私语声，K指着门说道：“你似乎在这栋楼里很有人缘。”
“哎呀，那帮小鬼！”画师一边说着，一边将脖子上的睡衣纽扣扣紧，却没有扣成功。他打着赤脚，下身只穿了一条宽松的淡黄色亚麻裤，用一根裤带束着，带梢来回晃着。
“那些小孩真烦人。”画师接着说道。他发现睡衣最上面的一颗纽扣掉了，也就不去管它了，搬了把椅子给K，让他坐在上面。
“我给她们其中一人画过像——她今天没来——自那以后，她们就老是缠着我。我在家的话，她们只会在我允许的时候进来，可一旦我出了门，她们中起码会有一个闯进来。她们配了一把我家的钥匙，互相转借。我遭了多少罪，您都想象不出。您想，要是我带了一位女士回家为她画像，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家门，却发现那个驼背或是别的什么在里面，她正靠在桌边拿着我的画笔将嘴唇涂红，那些归她照看的小妹妹在一旁到处乱窜，把整个房间弄得一团糟。要不然就像昨天那样，我晚上回来晚了——请原谅我衣衫不整，屋里七零八乱，都是她们害的——我晚上回来晚了，正打算上床睡觉，然后就感觉腿上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往床下一看，就拽出了她们中的一个。真搞不懂她们为啥要这么骚扰我，您刚才也看到了吧，我压根没去招惹她们。而且她们这样肯定妨碍到我工作了呀。要不是这间画室不要钱，我老早就搬出去了。”
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门底传来，略带焦急地柔声喊道：“蒂托雷里，现在我们能进来了吗？”
“不行。”画师答道。
“就我一个，就我自己还不行吗？”那声音又问道。
“就你一个也不行。”画师说着，走过去锁上了门。
与此同时，K打量起了这间屋子，要不是听画师自己这么说，他绝对想不到这间简陋的小屋子能称为画室。这里空间狭小，几乎寸步难行。从地板、墙到屋顶等一切均为木质，木板间还能看见细窄的缝隙。K的对面是一张床，靠在墙边，上面铺着一块五颜六色的毯子。屋子中央立着一个画架，上面盖着一件衬衫，两只袖子垂到了地上。K的身后是一扇窗户，外头大雾蒙蒙，只能看见相邻建筑那白雪覆盖的屋顶，再远一些便望不见了。
随着钥匙在锁眼中转动，一声清脆的上锁声提醒了K，他并未打算在此久留。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厂主给他的介绍信，递给了画师，说道：“这位先生，也是你的一位熟识，向我引荐了你，他建议我来这儿找你。”
画师匆匆扫了一眼信，就把它扔到了床上。若非厂主之前清楚地说过蒂托雷里是他的熟识，一个仰仗他施舍的穷光蛋，见到此情此景，K准会以为蒂托雷里根本不认识厂主，至少也记不得他了。又听画师问道：“您是来买画的，还是来画像的？”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K吃惊地望着画师。
那封信到底讲了什么？K想当然地以为，厂主已经在信里向画师解释了他的来意，说他只是来想打听案子的事。他此行实在太过莽撞！
可是，他现在只能没话找话地应答画师，于是瞥了眼画架问道：“你在画画？”
“对啊，”画师说着，拿起了盖在画架上的衬衫，同样往床上一扔，“这是一幅肖像。很棒的作品，不过还没完成。”
真是无巧不成书，画中之人无疑是位法官，这正好是一个契机，K可以把话题引到法院上。而且，这幅画与胡尓德律师办公室里的那幅极为相似，不过画上的法官却大不相同，是位魁梧的壮汉，乌黑浓密的络腮胡，高高地爬上了两侧腮帮。此外，胡尓德律师的那幅是油画，而这幅却是用彩色蜡笔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不过其余部分大都相似，因为这幅画里的法官也紧紧地抓着法官椅的扶手，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似乎打算一跃而起。
起先，K差点脱口而出“他肯定是位法官”。不过又把话咽了回去，往画前凑了凑，似乎是想细细研究。他注意到法官椅靠背的中央画着一个巨大的人形，不禁起了疑惑，便问画师那是谁。
画师告诉K那部分还没完成，他从一张小桌子上拿起了一支蜡笔，在人形的轮廓上添了几笔，却没有画得更清楚，K还是瞧不出所以然。
“那是司法女神。”画师终于给出了答案。
“现在我看出来了，"K说，“这是眼罩，这是天平。可她脚后跟上怎么会长着翅膀？她怎么在飞？”
“是啊，”画师说，“依照合同，我得这么画。其实她是司法女神和胜利女神的结合体。”
“这么结合可不好，"K笑着揶揄道，“司法女神可不能乱动，否则天平就会摇晃，还怎么做出公正的裁决？”
“我只是按客户的要求来。”画师说。
“那是自然。"K附和道，他刚才那番话并未针对任何人，“你将这个人物画得栩栩如生呢，就好像他真的坐在了法官椅上。”
“不是这样的，”画师说，“我既没见过这个人，也没见过这张法官椅，这些都是虚构的罢了，不过客户有跟我讲过要怎么画。”
“此话何解？"K故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你画的不是一位坐在法官椅上的法官吗？”
“对啊，”画师说，“不过这位法官等级不是很高，而且他从未坐过这种法官椅。”
“那他还让你把他画得这么威风？他坐在那儿的架势都赶上法院院长了。”
“是啊，这些先生可虚荣了，”画师说，“不过上头允许他们如此美化自己，只是严格规定了每个法官可采用的肖像类型。唯一可惜的是，这幅画没法细致地描绘出法官的服装和姿势，蜡笔其实不适合用来表现这样的人物。”
“确实，"K说，“用蜡笔画出来真的有些奇怪。”
“那位法官就是这么要求的，”画师说，“他打算将此画赠与一位女士。”
画师一看见这幅画，就按捺不住想要动笔的冲动，他挽起了袖子，拿了几支蜡笔。K望着那几支蜡笔的笔尖在画师的手中微动，环绕着法官的头部投下了一圈泛红的阴影，向四周辐射开来。这圈阴影慢慢地将法官的头部包围，像是一圈装饰或是显耀的光环。然而，司法女神的周身除了一些几不可察的淡色外，色调比较明亮，仿佛整个人物在大放光芒，此刻她既不像司法女神，也不像胜利女神，而是完美地呈现出了狩猎女神的姿态。
K没想到这位画师的作品竟是如此引人入胜；但他最后回过了神，责备自己来了这么久都没办成一件自己的事。
“这位法官高姓大名？"K突然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画师答道。他俯身凑近了画，显然冷落了身旁的客人，与起初那副殷勤招待的模样判若两人。K只当这是画师的小怪癖，但如此浪费时间让他非常恼火。
“这么说，你一定是法院的受托人了。"K说。
画师突然放下了蜡笔，站直了身子，搓了搓手，笑眯眯地望着K.“明人不说暗话，”他说，“你想探听法院的事，跟介绍信上说的一样，不过你后面又开始跟我聊画，想跟我套近乎。我不会怪你的，不知者不罪，你没想到我不吃这套吧。拜托，别狡辩！”他言辞犀利，容不得K有丝毫辩解，接着又说道：“另外，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是法院的受托人。”他顿了顿，似乎有意给K坦白的时间。门外又传来了那些小姑娘的声音，她们准是挤在了锁眼边上，甚至还能透过门上的缝隙看到屋里的情况。
K放弃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因为他不想开口让画师分心，也有可能是不想让画师太过自以为是，以至于变得有些高不可攀，因此他只是问道：“是法院公开承认的职位吗？”
“不是。”画师简略地答道，似乎这个问题堵上了他的话头。
K却想听画师继续说下去，于是说：“哦，像这样的职位，没经过官方认可的，通常比那些官方职位更有影响力。”
“我的职位就是如此，”画师皱起了眉，点了点头说，“昨天我和厂主聊了下你的案子，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你，我回答说：‘他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很高兴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这桩案子对你很重要，当然了，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不妨脱下外套如何？”
虽然K只打算待一小会儿，但画师的建议很称心。他早就觉得屋里的空气逐渐凝重了起来，还惊讶地往角落望过几眼，确定那边的小铁炉没有点上，实在想不通屋里怎么会这么闷热。
K脱下了冬外套，又解开了大衣扣，画师抱歉地说：“我不抗冻。屋里很暖和，对吧。这间屋子的保温性很好。”
K没有接茬，其实他并非热得难受，而是闷得难受，这屋子让他呼吸困难，可能已经许久没有通风了。画师又邀请K坐到床上，自己则坐在了屋里唯一一把椅子上，正对着画架，这让K更为不悦。见K拘束地坐在床沿，画师似乎有所误解，一个劲儿地劝他别客气，在K扭捏之时，他还亲自走到床边，硬是压着他躺下去，让他靠在毯子和枕头上。然后画师又坐回了椅子上，终于切入了正题，问了第一个实质性问题，一下子吸引了K的全部注意力。
“你是清白的，对吗？”画师问。
“是的。"K欣然答道，因为这话是私下里对画师一个人说的，不用承担任何后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如此直白地问过他这个问题。为了充分体现内心的喜悦，他又强调了一下：“我清清白白。”
“这样啊，”画师垂下了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突然，他猛地抬起头说道：“好吧，如果你是清白的，那这事就非常简单。”
K的眉心拧成了一团，这个所谓的法院受托人说起话来好似无知幼童。“我的清白也没有让这事变得简单，”他说罢，不禁失笑，慢慢摇了摇头，坦言道，“法院会纠结于许多小细节，到最后却会无中生有，莫名揪出许多罪名来。”
“对，对，当然，”画师敷衍地说道，仿佛K无端打扰了他的思路，“可你是清白的，不是吗？”
“嗯，当然是了。"K说。
“那才是关键。”画师说。任何反驳都说服不了画师，虽然他是如此坚定不移，却无法确定他这么说是因为坚信不疑还是随口敷衍。
K想引画师继续说下去，好弄明白这一点，于是说道：“你肯定比我更了解法院，我所了解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对此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他们看法一致，就是那些不经斟酌的控告提出之后是不会被驳回的，而且一旦法院起诉某人，便已确信被告有罪，这种有罪认识很难改变。”
“很难？”画师反问道，扬起了一只手，“是根本不可能改变。如果我把所有法官挨个儿画到画布上，让你站在这幅画前为自己辩护，成功的可能性都比你真正上法庭辩护要来得高。”
“是啊。"K喃喃道，忘了他只是来画师这儿打探情况的。
门外又传来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问道：“蒂托雷里，他是不是马上要走了？”
“闭嘴！”画师朝着门吼了一声，“没看见我在同这位先生说话吗？”
小姑娘依旧不依不饶，接着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未待画师回答，她又补上一句：“拜托别画他，他是个可怕的家伙。”其他小姑娘跟着大声附和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乱糟糟地教人听不太清楚讲什么。
画师一个箭步冲到门边，把门稍稍拉开了一条缝——透过门缝能看见姑娘们紧握的双手纷纷伸了过来，似乎在渴求着什么——说道：“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们都扔下楼。坐在楼梯上，别说话。”也许是她们没有立刻遵从，只听画师一声喝令：“到楼梯去上，给我坐好！”这才让她们安静了下来。
“真是抱歉。”画师说着又回到了K身边。
K没有看向门口，他把这一切全都交给了画师，任由画师决定是否要保护他，以及如何保护他。甚至当画师俯身在他耳边说话时，K也是一动不动。为了防止门外的姑娘们听见，画师悄声说道：“这些小姑娘也归法院所有。”
“怎么回事？"K问道，偏过头看着画师。
画师却坐回了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这有啥？一切都归法院所有。”
“我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这点。"K没有多言。就画师对法院的总体评论而言，他会如此评论这些小姑娘也就不足为虑了。
尽管如此，K的视线还是在门口逗留了片刻。门外的姑娘们现在都静静地坐在了楼梯上，只有一个把麦秆插进了门板的缝隙里，慢慢地上下移动着。
“看来你对法院的整体情况了解不多，”画师大剌剌地分开腿，脚尖一下一下地点着地板，发出很大声响，“不过，反正你无辜的，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我会靠自己的力量让你从这桩案子里解脱出来。”
“你打算怎么做？"K问道，“你刚才还说带着抗辩理由和证据去法院根本无济于事。”
“是你自己带去法院的抗辩理由和证据才无济于事。”画师纠正道，他翘起了食指，似乎在提醒K忽略了一处细微差别，“如果你在公开法庭之外做些努力，那又是另一种结果了，也就是说在询问室、在等候室，再比如说，在我的画室里。”
K开始觉得画师的话可信多了，更确切地说，是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大致相同。事实上，这番话甚至带来了很大希望。若胡尓德律师所言属实，法官很容易受私交影响，那么画师与这群贪慕虚荣之徒的交情便尤为重要，起码不容小觑。画师会成为K的得力助手，如此一来，K身边替他出谋划策的人又慢慢增加了。在银行里，K一向以出色的组织力著称。在这桩案子上，他得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这会是检验这一才能极限的良机。
画师注意到了刚才那番解释对K的影响，有些忐忑地说道：“你发现没，我说话的口气都快赶上律师了。跟法院的那些先生交道打多了，潜移默化地受了影响。我确实受益良多，但也因此损失了不少，我是指艺术创作方面。”
“那你一开始是如何接触到这些法官的？"K打算先取得画师的信任，再将他收为己用。
“很简单啊，”画师说，“都是从上一辈继承下来的关系。家父就曾是法院画师，这种职位都是世袭的。不可能录用新人。最重要的原因是，针对不同等级的法官，采用的画法也是五花八门，这其中的规则都是机密，只有几户人家知情。比方说，那边的抽屉里就放着家父的手札，我从不拿给别人看的。但是只有领会了这祖传手札中记录的心得，才能为法官们画像。就算这些手札都丢了，我照样吃得了这碗饭，没人能质疑这点，因为规则我都记在了脑子里。所有法官都想被画成老一辈的大法官那样，只有我能做到这点。”
“树大招风，"K感慨道，他不由想到了自己在银行的职位，“如此说来，你的职位不可动摇了，对吧？”
“那是，相当不可动摇，”画师骄傲地耸了耸肩，“所以有时遇着些吃了官司的可怜虫，我还能帮他们一把。”
“你是怎么帮他们的？"K问道，仿佛自己并非画师口中的可怜虫似的。
画师没有理会K的问题，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就拿你的案子来说吧，既然你清清白白，那我会帮你的。”
画师反复提及清白一事令K渐生反感。K有时觉得画师这番说辞意有所指，听上去像是在案子能胜诉的前提下，画师才愿意帮忙的，可若是如此，他的帮助本身也就可有可无了。尽管心存怀疑，K还是强忍着没有打断画师。他不想错失画师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尽管画师怎么看都跟律师一样不靠谱。在K的心中，画师的帮助重要得多，因为他的提议更具善意、更为坦率。
画师往床边挪了挪椅子，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忘了问了，你想获得哪种开释？一般有三种可能：无罪开释、疑罪开释和延期审理。能获得无罪开释当然最好，只是这忙我就帮不上了。我想没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能让法院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除非被告人是清白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既然你是清白的，老实说是有可能做到的，你大可只仰仗这点。那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帮助了。”
画师说得头头是道，K起初还惊叹不已，可到了后来，他只是同样小声说道：“我觉得你的话前后矛盾。”
“此话何解？”画师耐心地问道，笑眯眯地靠到了椅背上。K看着画师上扬的嘴角，觉得自己不像是在指出画师的话语矛盾，而是揪出了司法程序本身存在的矛盾。
尽管如此，K仍旧直言不讳：“你之前还说法院不会理会抗辩理由和证据，后来又将其限定在公开法庭，现在居然说什么清白之人上法庭不需要帮助。这是一处矛盾。此外，你之前还说过法官会徇私情，现在又坚称你所谓的无罪开释根本不可能通过私交来达成。这是另一处矛盾。”
“这些矛盾很好解释，”画师说，“这里涉及到了两层不同概念，一层是就法律条文而言，另一层是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你不该把二者混为一谈。虽然我没有看过法典，但法律一方面确实表示清白之人将得无罪释放，另一方面又没有说法官能徇私情。然而，我的经验告诉我，事实截然相反。我不了解无罪开释，但法官徇私情之事我知道得确实不少。当然了，也许在我所知的案子里，那些被告都是有罪之人。不过这种可能性高吗？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难道没有一个被告蒙冤受屈吗？我从小就注意听父亲讲述案件，造访父亲画室的法官也会说起法院，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没人会谈论其他话题；虽然我自己没什么机会去法院，但我会尽量利用机会，我了解过无数处于重要发展阶段的案子，我尽可能密切关注它们的审理情况，我得说我从未见过哪个案子获得无罪判决的。”
“这么说，一个也没有，"K说道，好似在将自己从希望中唤醒，“这证实了我对法院的印象。如此看来，法院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刽子手便能代替整个法院机构。”
“你不能以偏概全，”画师不满地说，“我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经验。”
“好吧，不说这个了，"K说，“你之前有听说过获得无罪判决的案子吗？”
“听他们说之前是有过那么几桩，”画师答道，“可是真是假就很难说了。法院不公开终审判决，甚至对法官都保密，因此关于那些案子，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只是传闻。不过，其中大多数都获得了无罪开释，你可以相信这点，却无从考证。话说回来，你也不能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其中肯定有一些真相，而且这些传闻十分美好，我已经以它们为背景，创作了几幅画。”
“光靠这些传闻改变不了我的看法，"K说，“在法庭上无法引证这些传闻不是吗？”
画师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说得对，确实不能引证。”
“那这些传闻不提也罢。"K打算暂且接受画师告诉他的一切，即便他觉得有些地方言过其实，或与其他人告诉他的相悖。他现在无暇检验画师所言是否全部属实，更别提做出反驳了。如果画师能帮到他，哪怕是一点小忙，他都会尽力取得他的帮助。因此，K说道：“别再管无罪开释了，不如说说其他两种可能。”
“疑罪开释和延期审理，只剩这两种可能了，”画师说，“不过，在我们开始谈之前，你不妨先脱下大衣如何？你肯定觉得很热。”
“是啊，"K之前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画师讲解，画师这么一提醒，他才发觉自己已经热得满头大汗，“我热得不行。”画师点了点头，好似感同身受一般。
“能开下窗吗？"K问道。
“不能，”画师说，“那就是一块固定的玻璃板，打不开的。”
此刻，K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在期盼着画师会突然走到窗边把窗户打开。他甚至准备好张嘴呼吸时，呛进几口浓雾。想到自己与新鲜空气彻底隔绝，他便觉头晕目眩。他轻轻拍了拍身旁的床单，声如细丝：“这样很不方便，也不卫生。”
“才不是呢，”画师为他的窗户辩解道，“正因为这窗户打不开，即使是扇单层玻璃窗，也能让屋子的保温性胜过那些带双层玻璃窗的。给屋子通风的必要性不大，因为木板间的缝隙已经很透气了，但是如果我想通风的话，会打开一扇门，甚至是两扇门。”
听了画师的解释，K心中稍感宽慰，他看了看周围，想瞧瞧第二扇门在哪儿。画师见状提醒道：“就在你身后，我用床把它挡住了。"K这才看见墙上那扇小门。
“这间屋子实在太小，不适合用作画室，”画师似乎料定K会提出异议，于是抢先说道，“所以我得尽量将屋子归置好。朝门的地方显然很不适合放床。比方说目前委托我画像的那名法官，他每次来的时候总是从床边的那扇门进的，我甚至把门钥匙给了他，这样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能进画室等我了，不过他都是大清早过来，那时我还没睡醒呢。当然了，不管我睡得多熟，一听到床边的门开了，就会醒过来。他会从我的床上爬过去，要是让你听见我是怎么骂他的，你就不会对这些法官怀有丝毫敬意了。虽说我可以把钥匙收回，但我想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稍微使点劲儿就能将这屋里任一扇门的门铰链撞开。”
画师滔滔不绝说话之际，K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大衣脱下来，但他最后意识到，如果不脱的话，他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他脱下了大衣，放在了膝盖上，以便谈话结束时立即穿上。可他刚脱下大衣，一个小姑娘就嚷嚷了起来：“他脱下大衣啦！”这下，小姑娘们全都“蹬蹬蹬”地跑了过来，趴到了门上，透过门缝张望着，想亲眼一睹这番景象。
“那些小姑娘准是以为我要为你画像了，”画师解释道，“所以你才脱了大衣。”
“我明白了。"K只是觉得有些好笑。虽然他现在只穿着衬衣坐在那儿，但感觉比之前好多了。他有些恼火地问道：“你刚讲的那两种可能是什么？”他已经忘了那两个术语了。
“疑罪开释和延期审理，”画师答道，“要选哪个决定权在你。我帮你的话，想要哪种判决都行，不过肯定要费些力气，二者的差别在于疑罪开释需要暂时集中精力应对，而延期审理虽然不用费太多事，却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如果你想得到疑罪开释，我会为你写一张无罪声明。这类声明的行文格式还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绝不会有问题。我会带着那张声明去找所有认识的法官。我会先从目前委托我画像的法官开始，等他今天晚上来画像的时候交给他。我会把那张声明放在他面前，向他解释你是清白的，并以个人名义做担保。这可不只是形式上的担保，而是货真价实、具有效力的担保。”画师的眼神中似有责备之意，仿佛在埋怨K有意将这种责任强加于他。
“你真是太好了，"K说，“然后那位法官会相信你，但是不会下达无罪开释？”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画师答道，“不管怎样，还不能确定所有法官都会相信我，比如，会有许多法官让我私下带你去见他们。到那时你就得跟我一起去了。不过，若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事情至少成功了一半，更何况我会预先确切地告诉你，该怎么跟那些个法官打交道。但是，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一部分法官会事先拒绝我，那就雪上加霜了。我肯定会试着说服他们，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得忽略这些人，至少这么做也不妨事，毕竟没有哪个法官有权做出决定性裁决。等到有足够多的法官在声明上签了名，我就会带着那张声明去找负责你的案子的法官。也许我能说动他，甚至让他也签上名，如此案子的进程便会快一点。打那以后，通常不会有许多阻碍了，被告也会感到信心十足。说来虽怪，却是事实，被告在那时会比无罪开释后更加自信。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特别的努力了。当法官拿到你的无罪声明，加上其他几位法官作保，便会毫无顾虑地宣告你无罪了。虽然之后仍有一些程序要走，但是看在我和其他几位熟人的面子上，法官必会判你无罪。而你就能走出法院，重获自由了。”
“这么说，到那时我就自由了？"K半信半疑地说道。
“是的，”画师说，“但那只是表面上的自由，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只是暂时的自由，因为我认识的都是些最低级的法官，他们无权给出终审判决，令被告彻底脱罪。只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能如此，而最高法院是你我，乃至我们所有人都无法触及的。我们不了解最高法院的情况，顺便提一句，我们也不想了解。无罪开释权是一项主要特权，我们的法官虽然无此大权，但有权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如果被告遇到这种情形，起诉暂时得以撤销，却依旧是个威胁，只要上头一声令下，就会恢复起诉。由于我与法院关系密切，我还能从浅层次告诉你，无罪开释判决和疑罪开释判决下达之后，法院办公室收到的指令在表述上有何差异。如果是无罪开释判决，那一切诉讼程序都应停止，整个过程的相关文件都会被销毁，不只是起诉书，还有庭审记录，甚至是无罪判决书都消失了，一切就这么没了。疑罪开释判决就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下，证明你无罪且应判无罪的论据，以及无罪开释的理由会更加充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改变。诉讼程序照旧推进，法院办公室继续办理，案子将转交上级法院审理，然后再转回下级法院，就这么来来回回，时快时慢。这期间也无从知晓发生了什么，进展如何。门外汉有时会以为过了这么久，法院一定将此案遗忘了，卷宗也已遗失，无罪判决已成定局。了解法院内情之人可不会这么想。法院向来一卷不失，一案不忘。某一天——猝不及防地——某位法官会拿起卷宗细细过目，发现该案的起诉仍然有效，然后下令立即逮捕被告。我这么一说，疑罪开释判决和重新逮捕之间像是会拖延很久，这种可能性很高，我确实知道不少此类案例，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被告获无罪开释后回到家时，却发现警察已经等着重新逮捕他了。然后，他作为自由人的日子自然就到头了。”
“那又得重新受审了？"K难以置信地问道。
“一向如此，”画师答道，“不过还和前一次一样，被告仍有可能获得疑罪开释判决。为此他必须再度竭尽全力，不能放弃。”也许是见面前的K沮丧地垂下了双肩，画师才说了最后一句话。
“但是要获得第二次无罪判决，"K似乎想从画师这儿挖掘更多内幕，“不会比第一次更难吗？”
“这个嘛，”画师答道，“凡事无绝对。你的意思是第二次逮捕会给法官以及他对被告的裁决造成不利影响，对吗？你多虑了。法官在下达无罪判决时就已意识到会有重新逮捕的可能。因此这种情况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法官对于这桩案子的想法和法律思维会发生改变，争取第二次无罪判决时必须适应新情况，一般来说会跟第一次一样费劲。”
“然而，第二次无罪判决又不是终审判决。"K摇了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画师说，“第二次无罪判决后会有第三次逮捕，第三次无罪判决后会有第四次逮捕，以此类推。这就是所谓的疑罪开释判决。”
K无言以对。
“看来你不怎么看好疑罪开释判决，”画师说，“也许延期审理更合你的意。要我为你说明一下吗？”
K点了点头。
画师靠回了椅背，瘫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探入敞开的衣襟，摩挲着胸口和两肋。
“延期审理，”画师两眼迷蒙地注视着前方，似乎在思索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延期审理就是让诉讼程序永远停留在初始阶段。为此，被告和他的协助者需要与法院保持私下来往，尤其是那些协助者。再说一遍，这不像疑罪开释判决那样费劲，但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必须时刻关注案子的审理情况，每隔一段时间或是有特殊情况发生时你就得去见见相关法官，无论如何都要设法与他搞好关系；如果你自己不认识那位法官，就要拜托你认识的法官替你美言几句，而且你不能放弃与他进行当面讨论。只要你做到了这些，按理就能确保诉讼程序不会超越初始阶段了。虽说诉讼程序不会停止，但被告几乎可以确信自己不会被定罪，就如同无罪开释一般。与疑罪开释判决相比，延期审理的优点是被告的未来较为安定，没有突遭重新逮捕的危险，而且当其他一切生活琐事成为阻碍时，不必担心要付出太多心力，承担太大压力。不过，延期审理确实也有几处不容轻视的缺点。我不是指在延期审理下被告永无自由之日，因为疑罪开释判决的本意便是如此。我指的是另一个弊端：除非给出一些理由，至少是编造的理由，否则无法阻止诉讼程序推进。就是要对外人做做样子，时不时地要遵从各种强制令，审问被告，进行调查等等。必须人为地将这桩案子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让它在里面不停打转。这肯定会给被告带来一些不快，但你不该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糟。所有这些都只是走个过场，就拿审问来说吧，一会儿工夫就行，如果你没有时间，或是不想去，可以找个借口推掉，甚至可以同一些法官早早将强制令安排好，说白了就一个意思，作为被告，你必须时时向法官报告。”
画师还剩最后几句话时，K已经把大衣搭在了手臂上，站了起来。随即，门外传来一声惊呼：“他站起来啦！”
“你这要走了？”画师也起身问道，“肯定是屋里的空气让你受不了。实在是抱歉。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讲。我必须长话短说，但我希望起码都讲明白了。”
“噢，明白了。"K努力听着，头隐隐作痛。
尽管K已经表示听明白了，画师还是做了一下总结，似乎是想让他在回家途中有所慰藉。“二者的共同点是防止被告被定罪。”他说。
“可它们也妨碍被告获得无罪开释，"K低声说道，似乎羞于承认这一点。
“你已经看清本质了。”画师赶紧接了一句。
K将手搭在了冬外套上，却在犹豫要不要穿上。他最想做的就是将衣服裹一裹，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虽然那些小姑娘已经嚷嚷他在穿衣服了，却不能促使他下定决心。
画师依旧揣测不出K的心思，于是试探性地说道：“我刚才的建议你还没做出选择，我想你是有意为之。这样很好。我也建议不要立即下决定。利弊间不过毫厘之差。一切都须谨慎权衡。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能耽搁太久。”
“我不日再来讨教。"K顿时下定了决心，他穿上了大衣，把冬外套披在了肩头，伴随着门外姑娘们的惊呼，匆匆往门口走去。
“好吧，你可要言而有信啊，”画师说道，没有跟上去，“不然我只好亲自跑一趟，去银行问问情况。”
“帮我开下门吧。"K拉了拉门把手，却遭遇一股阻力，想必是被门外的姑娘拽住了。
“你想出去让那群小姑娘捉弄吗？”画师反问道，“不如从另一道门出去吧。”说罢，他指了指床后的那道门。
K深以为然，疾步走回床边。画师却没有帮他开门，反而钻进了床底下，接着问道：“稍等一下，我给幅画你看看如何，或许你会想买？”
K不想拂了画师的面子，毕竟画师站在了他这边，而且许诺以后会多多帮忙。由于K之前忘了跟画师提报酬之事，此刻更加不好拒绝，便由着他去取画，尽管他现在很想离开画室，已是急不可耐，浑身乱颤。
画师从床底下掏出了一堆无框画。画上积满了灰尘，画师拿起最上面的那幅吹了吹，K的眼前顿时尘土飞扬，一时间竟无法呼吸。
“荒野风景，”画师说着将画递给了K，只见上面画了两棵枯树，立在一块暗绿色草地上，彼此相距甚远。背景是一片绚烂多彩的晚霞。
“很好，"K说，“我买了。"K不假思索地一口应下，画师非但没有见怪，又从地上捡起了第二幅画，这让K很高兴。
“这幅画和第一幅配对。”画师说。也许第二幅画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与第一幅配对，可二者之间看不出丝毫差别，同样是两棵树，一块草地和一片晚霞。
但是在K看来，这无关紧要。“都是漂亮的风景，”他说，“这两幅我都要了，我会把它们挂在办公室里。”
“看来你喜欢风景画，”画师说着又捡起了第三幅，“我这儿还有一幅得意之作，也是相似的画。”
然而，这幅画可不只是相似而已，倒不如说同样的荒野风景。画师充分抓住这一时机抛售旧画。
“这幅我也要了，"K说，“三幅画一共多少钱？”
“这个我们下次再谈，”画师说，“你现在赶时间，我们保持联系。真高兴你喜欢这些画，我要把床底下的画都给你。全是荒野风景画，我画了不少呢。许多人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画，嫌它们色调太暗，不过也有喜欢这种格调阴沉的，你就是其中之一。”
K可没心情听这位乞丐画师唠叨他的职业经验。“把它们都包上吧！”他大声说道，打断了画师的喋喋不休，“我的仆人明早会来取。”
“不用不用，”画师说，“我可以给你找个脚夫，现在就拿上画跟你回去。”说罢，他终于俯下身，打开了床那边的门。
“从床上踩过去就行，没事的，”画师说，“每个上这儿来的人都这么做。”
即使画师没说这话，K也不会有丝毫歉疚，他一脚踩在了床罩中央，继而看了看门外，又收回了脚问道：“那是什么？”
“什么把你惊成这样？”画师问道，“那边是法院办公室啊。你之前不知道这儿有法院办公室吗？差不多每栋楼的阁楼上都有法院办公室，这栋楼怎么会例外呢？实际上，连我的画室也是法院办公室之一，只不过法院将它交由我使用。”
令K如此吃惊的倒不是在这里发现了法院办公室，主要是自己对法院情况的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被告的一项最基本行为准则就是时刻准备着，绝不容许惊慌失措，法官站在他左边时，绝不能无知无觉地看向右边——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了这条准则。
他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因为有穿堂风拂过，比画室内的空气清新许多。走廊两侧设有长凳，就像他去过的办公室等候区那样。法院似乎对办公室内设有明确规定。今天的来访者好像不多。一个男人半坐半倚在长凳上，脸埋进了胳膊里，像是在睡觉；走廊的尽头还有一个男人，站在半明半晦之处。
K从床上爬了过去，画师拿着画紧随其后。他们很快就碰见了一个法院差役——K已经能辨别所有的法院差役了，只需看他们身上的便服是不是在普通纽扣下面缝了颗镀金纽扣——画师命令他拿着画送K回家。K掏出手绢捂着嘴，几乎是踉跄着走路的。他们刚走到出口，小姑娘们便一拥而上，K还是没能避开她们。她们显然是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打开了，于是绕到这边来围堵K.
“我不能再送你了！”画师在小姑娘们的簇拥下笑着喊道，“再见，别耽搁太久！”
K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一到街上，他就拦下了头一辆出租车。现在，他必须甩掉那个差役，那颗镀金纽扣虽然不起眼，却频频攫住他的目光。那个法院差役正打算安分守己地坐到副驾驶上，却被K撵了下来。K到达银行门口时已近傍晚。他本打算把画留在出租车上，却担心有朝一日必须让画师看到画还在他手上。因此，他把画带进了办公室，锁在了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至少能确保它们在之后的几天里不被副行长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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