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要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丁、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员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以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1850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1851年1月～1852年6月）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开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青时的洪秀全，用功读书，并曾参加农业劳动，十八岁开始在家乡当塾师。他曾多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未考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第四次到广州应考，结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场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进行“传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学冯云山等共同创立了后来名为“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1844年5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贵县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教书为业，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创立工作。他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这些诗文，表面上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敬的迷信说教，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对压迫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因而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一时期，冯云山则转入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同样利用教书之便，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耕山和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如杨秀清、韦昌辉和萧朝贵等，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广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共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附近各县积极发展拜上帝会成员。参加者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矿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组军），各地会众纷纷向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集中。会员们脂行前将田产屋宇变卖，所得钱银悉数缴纳公库，衣食费用都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到同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这时，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在内的领导核心。他们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在军事方面，仿照《周礼》，制定了军队的编制，规定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五个师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下辖五个卒长，卒长下辖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伍长下辖四个圣兵。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军帅以上，依次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另设御林侍卫（直辖），职位在指挥、将军之间。此外，还规定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同时，在金田村以制造农具为掩护，赶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义准备基本就绪。
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吸引了清廷和广西当局很大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领导起义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广西驻有绿营兵二万二千余人，大部星散于全省各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为了镇压广西各地的起义，清廷不得不从外省调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后调往广西的有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一二千人）、陕西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前云贵总督林则徐（授以钦差大臣头街，因在赴任途中病殁，改由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租琛为广西巡抚）以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兵勇共八千人。这样，连同原有驻军，广西清军的兵力达到三万以上。另外，还在广西各州县组织了大批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天地会等起义军。
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妄图把这股革命势力扼杀于摇篮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在金田闻讯，立即派众往援，把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总兵周凤歧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于村东五六里的蔡村江边设伏，击败清军，杀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打了两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会众的斗志，接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举起了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二、转战广西
（一）西进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一举夺占广西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众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兵二千，从横州（今横县）赶赴桂平一带，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咸丰帝（清文宗奕）多次下谕，提出“围剿”起义军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歼灭；二是“解散胁从”，以便瓦解起义军。同时，决定从贵州再调兵一千进入广西，妄图乘太平天国发难之初，将其一举扼杀。
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歧，率部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攻。太平军暗设地雷，佯败诱敌，并出奇兵抄袭清军后方，共毙清军守备以下数百人。但是，清军继续取包围态势。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企图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县的东乡一带转移。19日，太平军与敌战于东乡西面的东岭村，击败清军。此后，太平军与清军在三里圩一带对峙。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向三里圩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奋勇杀敌，再次打败清军。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因兵败于武宣忧郁而死（一说畏罪自杀）。5月16日，太平军乘机自东乡突围北上，后进占象州中平一带。清军尾随赶到，以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独鳌岭（梁山村北）一战，太平军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但太平军多次向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离象州境，经原路退回桂平紫荆山根据地。在西进武宣和北走象州过程中，太平军招集了不少没能赶往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会众，起到了扩大队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击，大败清军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广西将帅不和，剿办不力，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并声援广西；同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协助，又从湖南调兵千名，四川调兵三千名，统归赛尚阿节制。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增援尾随太平军的向荣和乌兰泰所部清军，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清军的进攻部署是：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区东南，直扑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军发起进攻，展开了激烈战斗。太平军于各重要隘口挖断道路，垒石架木，严密防堵，多次击退进犯之敌。至8月底，清军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的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北五峒山方向突围，后转移至平南县思旺一带。
清军发觉太平军突围后，由乌兰泰部尾随东进，向荣部则经大湟江口、佛子村、横岭，于9月15日进至思旺东南之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当时，萧朝贵、冯云山已率部在此设伏，乘向荣部扎营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向军措手不及，加之火药被大雨淋湿，枪炮失效，在太平军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其后，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转移。
（三）占领永安，粉碎围攻
官村获胜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陆路为主力，由萧朝贵、罗大纲等统率，抄近路轻装急进；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妇孺，由冯云山、杨秀清等统领，沿大同江东下，再溯蒙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进。太平军北进过程中，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一举占领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夺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取“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来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舍下，由广西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枪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人）。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佘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阳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阳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掘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管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1852年6月～1853年3月）
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呕，人力难逞”，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今桂阳），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街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随即撤治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群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未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咸丰帝闻岳州失守，严厉申斥徐广缙，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岳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但太平军已于12月17日撤离岳州，水陆并进，直趋武昌，其势甚盛，“艨艟万艘，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前锋于12月19日进至距武昌仅六十里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军占领武汉水陆要冲，然后北上河南或东下皖、苏，立命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清军仅三千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军赶到，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为了防备太平军“潜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碍炮路”为名，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七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诸要点，并向南北两翼展开，包围武昌城，同时挖沟筑垒，阻击敌人援军。水路太平军也于22日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于23日占领汉阳，29日又占领汉口。攻占汉阳后，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阳、武昌间以船只相联，用直缆横缚大木，上铺木板，架起两座可通人马的浮桥（是年长江水小，为数十年少见，更便于架浮桥），沟通汉阳、武昌间的联系，以便进攻武昌城。
向荣于12月24日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附近，随后对围城的太平军多次发起攻击，但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的包围线，与城内清军取得联系。
太平军自12月25日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云梯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唧水筒、滚木、磘石等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咸丰三年）1月12日凌晨，埋在文昌门附近的火药轰发，炸开城墙，太平军先头部队立即由缺口冲入，大队相继突进，其余太平军也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汉的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成为一支能攻克坚城的军队。它的编制内已区分为陆营、水营、土营，具备了正规军队的规模。两年内，清廷先后调集滇、黔、川、粤、桂、湘、鄂、皖等省三四万兵力，耗银千余万两，结果非但未能将太平军消灭，反而被太平军牵着鼻子，出广西，越湖南，趋武汉，一直陷于被动。
四、东取金陵
太平军进军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纷纷告急。咸丰帝不顾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调兵遣将，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并进而将其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摸不清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只得分兵防堵，并企图把扼守要地与主动进剿结合施行。他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紧随太平军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直隶提督陈金绶等，指挥从陕甘、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调来的清军一万九千名和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防堵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兵赶赴九江一带，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命原云贵总督罗绕典与荆州将军台涌合力筹防襄阳；命署四川总督裕瑞选派将领酌带精兵，进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带防堵。以上总兵力约计七八万之多。同时，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通组织团练，凡在籍官员和地方豪绅，均须筹银募勇，以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又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建都武昌，“遗兵迈襄樊”，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当时，太平军无论“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但从清廷的决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则相对薄弱。从太平军本身来说，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成“水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重要作战力量和运输队伍，因此，顺江东下，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南北水陆运输线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发挥水营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发挥水陆配合作战的特长）。所以，从双方实力和天时、地利等条件来看，太平军顺江东下的决策还是较为可取的。
在武汉，太平军又吸收大量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形成了湘南扩军以来的第二次扩军高潮。据称，太平军离开武汉时，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
经过短期休整之后，太平军于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汉。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五十万之众（兵力约十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沿长江两岸推进；水路由东、北、翼三王及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东。天王洪秀全随水路行动。
2月15日，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先锋水师于鄂东广济县南的老鼠峡一带大败陆建瀛的江防军（约三千人），毙其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陆建瀛在九江闻败，仓皇弃师先逃，返回金陵。沿江防兵纷纷溃散。此后，太平军长驱直进，先锋水师于2月18日占领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需物资。2月26日至3月7日，又连克安徽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今和县）。由于水路太平军进展神速，陆路太平军也未遇多大抵抗即顺利地进抵金陵城下。在进军途中，各地人民纷纷参军，使太平军的人数大增，号称百万。清廷在得知九江、安庆失守后，急命向荣率兵赶赴江苏，命琦善、陈金绶率兵急趋安徽（后又令其由皖北进兵江南），协助防守，并保卫南北漕运。
金陵当时称江宁，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城墙高厚，周长九十余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清军共有绿营兵三万余人、八旗兵数千人，分守各要点，能机动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绿营兵四千八百人，其中三千名带赴上游防堵，一千八百名留守金陵。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三千余人。太平军进攻时，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五千余人，另有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集的勇壮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陆建瀛于2月25日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也离城而去。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况上奏参劲，结果陆建瀛被拿问冶罪，杨文定被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清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依城防守。
3月7日晚，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进抵江宁镇的板桥。3月8日，大队太平军在李开芳、林凤群等率领下，抵达金陵城西南的善桥一带，扎营二十四座。次日，李开芳率数百人占领雨花台，并乘势奔过吊桥，直薄城下。当天，水师前锋亦至，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3月12日，太平军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同日，分兵占领浦口，并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以便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并迫使清军分散兵力。
陆建瀛于太平军到达前即将城外防兵尽撤城内，以土袋堵塞十三个城门，企图负城顽抗；同时，向清廷火急求援。清廷获悉金绫被围，大为震恐，不断催促向荣、琦善率南北两路清军兼程向江宁、浦口急进，另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的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
太平军选定北面的仪凤门为突破口，并决定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凤门外约半里有静海寺，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火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南面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安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五百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不得休息。其它城门外的太平军则派出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外的太平军进行攻城准备。
3月19日拂晓，太平军将火药点燃，炸塌仪凤门附近城墙约二丈，数百名将士冲入北城，然后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至神策门（今中央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杀陆建瀛于黄家塘。此后，攻入城内的太平军遭到满洲旗兵的猛烈乒击，力战不胜，只得后撤，并由北门缺口退出城外。然而，防守南城的清军闻北城已破，总督被杀，便纷纷逃遁，不战而溃。于是，进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群、赖汉英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次日黎明，大队太平军进入城内，直奔满城（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率旗兵及满人拚死抵御。太平军奋勇战斗，终将满城攻破，祥厚等被杀，金障全城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两年多时间内，转战六省，所向披靡。这次又一举攻占金陵，全歼守敌，取得了继攻占武昌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清廷歼灭太平军于长江中游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气焰和信心。在这两年内，清廷耗银二千五百余万两，动员近十万军队（不算团练），结果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一无所获。太平军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采取了乘虚捣隙的方针，发扬了革命军队英勇善战的特长，特别是善于运用穴地攻城法，使不少坚城计日而下，加以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其革命行动又反映了劳苦群众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清王朝方面，不仅兵力不敷分拨，而且士气低落，派系之间矛盾很大，统帅不和，事权不一，加之军队纪律败坏，军民之间势如水火，这就为太平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但是，太平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却将沿途攻占的九江、安庆、芜湖等重要城镇一概弃之不守，这从发展与巩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说，是失策的；再者，太平军自武汉东下的过程中，对于尾随的清军，未能象撤离紫荆山区和永安时那样，有计划地组织几次伏击，寻机将其歼灭或给予歼灭性的打击，这也是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之处。所有这些，均与道州决策“专意金陵”的指导思想直接有关，它对于尔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别以旗帜和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及时作出处置。城上分兵驻守，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营墙上开设枪眼炮门，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离营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正，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更好地拱卫天京，太平军于3月下旬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领，于3月31日占领镇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仪征，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等地的占领，既屏蔽了天京的东面和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镇江后，原拟乘势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由于向荣已率军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东进，分军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供应充足，加之傍临长江，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以金陵为基地进行灭元战争的。太平军胜利地占领金陵之后，正可效法朱元璋，据金陵以匡天下。况且太平军在转战两年多以后，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利的巩固的基地，以便继续发展。因此，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久据金陵，是符合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的。但过早地宣布建都，却未必有利于尔后革命战争的发展。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它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赋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截击、防堵太平军。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外板桥，31日绕至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4月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共有兵勇一万七千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四千人抵达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计有兵勇一万七八千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金陵。
太平军当时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然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奠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娱的判断，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晋爵，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在起义之初就粗具轮廓，在永安期间又作了增订。定都金陵后，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大肆论功行赏。同时，扩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机构，增加礼仪、保卫和生活保障等各类人员。随着各王府的设立，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由于机构的扩充，各种礼仪称谓更形繁琐，内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天王洪秀全从此幽居深宫，更加神秘化，而军政实权则日益集中到东王杨秀清手中。总之，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的封建色彩与日俱增，领导集团日趋奢侈铺张，甚至腐化，以致日益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
二是对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洪秀全等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决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于是将全军分为三大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往往顾此失彼，为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是不适当地将太平军的内部制度推广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主观地将太平军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众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分馆，夫妻分居。男子除参军者外，均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年老体弱者则入牌尾馆。妇女也大致与男子相同。这样一来，家庭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全城民众全都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一度推广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铺的货物一概被收缴入库，商业也实际上被废除了。后由于种种不便，这些制度和规定才陆续有所更改。
当然，天京当局于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这个文件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吸收了进驻金陵半年多来的社会实践经验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是以太平天国理想改造中国的蓝图。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张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对农村组织形式、农副产品的分配原则、司法制度、农村官吏的保举升迁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如婚丧、礼俗、教育、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作了规定。《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变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制度有它正确的进步的一面（在当时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基本上未能实行，其中部分内容如乡官制度等在太平军占领区实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则或未实行，或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当局还初步阐明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占领金陵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国的驻华代表，接连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触，企图摸清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初步阐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总的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对外国人一概笼统地认为，“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但在与这些驻华代表的接触中，他们坚持了独立平等的立场，毫无媚外的表示。经济贸易方面，表示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倍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明确表明了严禁鸦片的态度。对外国人屡次提出的是否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天京当局未予正面答复，这是比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和太平天国初期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北伐（1853年5月～1855年5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指挥曾立昌等负责），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增援。
（一）由皖入豫，抢渡黄河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以北。咸丰帝只得施展其前堵后追的故伎，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由浦口败退者）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大了自己的队伍。6月12日，北伐军放弃亳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于6月19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故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洛关（今河北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8日起开始抢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辽宁）、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7月4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阻击任务的数千人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
（二）围攻怀庆，贻误战机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饮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李率部二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阳）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化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约近二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三）绕道山西，转攻直隶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今垣曲东南）、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命胜保和山西巡抚恒春等迅速率兵赶到霍州（今霍县）一带，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防止太平军东进直隶；命陕西、河南巡抚等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洛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奕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今涿县），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群、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一）静海、独流之战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群、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中旬从浦口山发，到10月29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战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咸丰四年）2月5日突围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战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迫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3月7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3月9日抵达阜城。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敌手。在3月25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12月2日出发，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迟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瓦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于3月1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军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3月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入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展战不利，不得不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时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与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样是孤军深入有关，但主要是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当援军进至山东、直隶之交的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陷于被围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的主要领导者不敢绕道运河以东清军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骑兵行动的地区，继续北上接应北伐军，而是迁就某些领导成员贪生怕死和新附之众留恋乡土的情绪，卷旗南返，结果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1854年5月5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29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抬枪、火炮，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申斥。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1855年（咸丰五年）2月17日，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阴谋，于2月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入。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街尾紧追，李开芳部途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枪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枪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4月20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围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西征（1853年5月～1856年4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迟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一、胜利进军
（一）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宫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来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饴、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此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
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缜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阳、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退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经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人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千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烽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镕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而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镕、总兵德亮、知府祭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阳，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部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士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枪、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宫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上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1854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
2.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展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因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埃贼背垒既定，攻克为难”，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庄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滠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拆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骤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船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钢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中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攻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填，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枪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阳（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二、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阳，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优。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岳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矾。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牵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矾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矾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阳。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佘门。汉阳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酉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阳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鮎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阳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俊、石祥祯、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展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尽。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阳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阳、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部街，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阳新）；北路由杨霈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枪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场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甫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惫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三、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朗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甲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返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鄙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来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阳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衣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佥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飏”；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四、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杨霈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阳、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牵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阳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永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阳逃往襄阳。6月11日，清延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冀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阳，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阳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阳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阳西南之奓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击，致使胡林翼得殿置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阳，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阳，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质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阳，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阳。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阳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街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炉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娱，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1856年2月～6月）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争的“龟船”和部分背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北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山”，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
二、攻破江北大营
1853年底，太平军为筹组北伐援军而放弃扬州之后，瓜洲一带仍由赖汉英等率兵一部驻守。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驻该处的太平军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环绕防守，多次击退江北大营清军的进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扬州军中，清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而以真陈金绶、雷以諴帮办军务。清军为防止瓜洲太平军北进，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运河边的施家桥，筑长墙一道。盾为了进攻瓜洲，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东西两侧延伸，加筑土墙一道，绵亘四十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也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修筑营盘和炮台各二十余座。
1856年4月2日，吉尔杭阿派人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来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视。当晚，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大军渡江，到达瓜洲。4月3日拂晓，太平军对土桥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大败。秦日纲等督军乘胜猛进，连破虹桥、朴树湾等清军营盘。敌人望风披靡，争相逃命，溃散大半，炮械旗帐尽弃，托明阿等逃夼三汊河。太平军一鼓作气，次日又大败三汊河之敌，连破敌营一百二十余座。清军余部千余人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托明阿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往扬州东北的邵伯镇。5日，太平军乘扬州城防空虚，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作鸟兽散。
秦日纲等率军北攻扬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粮食，以济镇江、瓜洲守军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营并完成粮食征集任务后，为了回军天京进攻江南大营，随即率部南返，仅留少数兵力驻守场州，致使这个江北米粮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军江南大营所派援兵及江北大营的败兵再占。
秦日纲等本欲率军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断，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扬州西进，前队于16日攻占浦口，准备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当天，钦差大臣向荣派总兵张国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配合北岸清军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进占江浦，致使太平军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于28日折而东返，经仪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余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仅有瓜洲一地为太平军所据守。
清廷因扬州之败，将托明阿等革职查办，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29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6月1日，太平军大败高资清军，并击毙吉尔杭阿（一说吉自杀）。3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清军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三十余座营盘全部瓦解，提督余万清负伤后逃往京岘山大营。6日夜，太平军从地道攻入京岘山清军西营，守敌早已溃逃。次日，太平军继续进攻东营。由于镇江告急，向荣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率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阳绕至镇江以东的丹徒镇，于6月10日向围攻京岘山的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已前来镇江，不积极打击援兵，反而尽弃九华山营垒，于13日经高资、下蜀、龙潭返抵天京东北的燕子凯、观音门，给镇江的防御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摧毁江南大营
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二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
这时的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兵力二三万人，由于太平军东援镇江和进攻江北大营时向荣已从江南大营抽兵往援，石达开部取道皖南回京时，向荣又分调清军数千进行防堵，因而其部队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广德、溧水、宁国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很薄弱。向荣在奏折中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向荣为了要求迅即增兵，难免夸大其词，但江南大营兵力空虚，确是实情。
为了调动敌人，石达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其南路部队于6月13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东坝，接连溧阳，均系入苏常要道”。而屏蔽苏、常，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太平军攻占溧水，向荣认为“大局攸关”，立即调兵遣将；令江长贵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队，由湖熟赶往援剿”；并由大营抽调亲军千名，义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选带精兵，“驰往统领督剿”，“迅图克复”。这样一来，天京附近的清军兵力更形空虚。
秦日纲等率军回抵燕子矶、观音门后，本欲进入天京，但东王杨秀清见清军江南大营已危如累卵，严令他们必须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奉令者斩！”于是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
太平军选定孝陵卫东北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的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瘁部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天京太平军一队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队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与秦日纲军相呼应。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鹤门防堵。18日，双方接战，未分胜负。当天，另一队太平军三四千人自龙脖子冲出，摇旗呐喊，牵制和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日，石达开军北支队也赶到仙鹤门、尧化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柴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向荣见大营危在旦夕，急令张国梁抽带兵勇千余名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阳、秣陵关调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时，严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冯于材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焚烧太平军新筑各垒，以便“与仙鹤门之营通气”。
6月19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接着又出动数千人分七八队进行包抄，王浚等部清军溃退。与此同时，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脚，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六百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赶至大营，但慑于太平军的声势，不敢应战，只是连夜在青马群（黄马群南）一带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困，另一路太平军二三千人翻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播清营。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又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亲率大营兵勇一千二百名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今光华门）、朝阳（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阳。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进抵丹阳城外，与清军相持月余。8月9日，向荣恐清廷治罪，自杀于丹阳营中（一说忧郁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拔掉了威胁私的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太平军这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西征军正由节节退却转入胜利反攻的时候，骤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曾国藩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指导上的失策。此外，太平军在作战过程中大部是打的击溃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放过了追歼逃敌和攻歼援敌的有利战机，因而江北大营不久就又恢复，镇江则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军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从战略指导上看，在占领金陵之前，太平军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个战略方向实行进攻的，而其所选定的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敌人的要害而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方向，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较顺利地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取得了一连率的胜利，并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占领金陵之后，迅速攻占镇江、扬州，切断北京的粮运孔道，取得拱卫灭京的屏障，这一决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杨等对跟踪包围自己的敌军却未及时予以歼灭，而听其建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同时，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分兵北伐与西征，冀图以有限的兵力，在两个互不联系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致一支军队全军覆灭，另一支军队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地位（如果没有西征军的湖口之捷，则局势将会迅速恶化）。这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的结果，也是缺乏通观和驾驭全局能力的表现。军事战略上的这种失策还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革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才是致命的。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终于导致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太平军从此在战略上山步步地陷入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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