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就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的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秀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宜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浦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阳，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郎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朗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阳（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阳州（今桂阳），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阳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阳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阳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阳，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辽，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阳县甫）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浊，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山于敌军迫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柒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郎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于湘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遵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使官兵不能兼顾；马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稻献、曾广侬郎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察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场。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场。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曙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掺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阳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冶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士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嶲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祭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攻，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来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阳；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阳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娱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屋山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掘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管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冶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1858年8月～11月）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他们毫无军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这些措施，对稳定政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酷的。继1857年底镇江、瓜洲失守之后，1858年1月，江南大营的清军进扎天京高桥门、龙脖子，进逼秣陵关；江北大营则于1858年春移驻天京对岸之江浦，浦口，会同江南大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同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庆也受到湘军的直接威胁。直至同年9月和11月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之后，形势才为之一变，基本上扭转了天京内讧以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
一、枞阳会议
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1858年3月底请命出京，途经芜湖，与其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五千余人，分别由芜湖和东梁山渡过长江，齐集含山，于5月8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县），接着又连占全椒，滁州（今滁县）、来安。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已被敌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也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加紧操练部队，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之敌，以安定天京人心。6月5日，他率兵五千余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初战失利，损失干余人，新旧营垒十三座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隶之围，于是行女各路将赖，约定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共商救京办法。
8月上旬，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将领于枞阳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带活动，牵制胜保所部清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滁州东南的乌衣镇一带，会同李秀成部全力进攻江北大营。
枞阳会议使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并制定了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为再破江北大营以解京围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再克庐州与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8月11日，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三邮联合行动，由舒城三河镣向庐州逼进。当时，新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尚未到任，庐州城内仅有清军数千，由副都统峨麟瑞督率驻守，另由新任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带勇万人驻守南郊。8月23日晨，太平军两万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直逼城垣。清军未及交锋，即纷纷惊溃（李孟群部西逃六安）。当天中午，太平军即进占庐州城。
太平军再克庐州，清廷上下为之震动。咸丰帝立即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所有皖境各军均归节制。同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从沿长江东下的鄂军中分派劲旅，赴援庐州；谕令德兴阿从江北大营中酌拨马步官兵，前往庐州“协剿”。清廷严仓胜保及各路将领务必将庐州即日收复。
太平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并非庐州，而是江北大营，因此，未等清军援兵赶到，陈玉成早已挥军由界牌直趋滁州，于9月中旬抵乌衣一带，与自全椒进抵该处的李秀成绍会师。在此之前，吴如孝按约率部自庐州北进，占店埠镇（今肥东）及其东北之梁园，进逼定远，以牵制胜保军。
当时，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拥有兵勇一万五千余人，以浦口、江浦之间的陡冈，安定桥，小店（今永宁镇）一带为重点，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今桥林）、高旺，东至瓜洲，三汊河，北至来安，施官集的广大地区内，绵延二百余里，长江内则有水师巡船往采游弋，以资接应。战前，德兴阿得意地说：“各路马步兵勇，或多或少，择要分布，有警则奋粥向前，贼多则添拨援应；海全一军驻扎石佛寺，无论何处紧急，酱可策应。”他认为攻守都有把握，但作战结果表明，清军的这种分散部署，正好给了太平军以各个击破的极好机会。
李秀成、陈玉成两郎太平军会师乌衣之后，众达数万，与江北大营清军相持。9月26日，德兴阿派出部队由小店进攻乌衣。太平军奋起迎战，大败清军，歼敌三四千人。27日，太平军乘胜向小店发起猛攻，击败由江南大营来援的总兵冯子材部五千人。陈玉成部于是冲破清军陡冈军营，直下浦口，在从九袱洲渡水前来的太平军配合下，再衣大败敌军，并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清军见后路被袭，阵势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德兴阿先逃六合，后由水路逃往扬州。陈玉成部随即于29日占领江浦。至此，江北大营再次被摧毁，清军前后损兵万余人。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后，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保障了对天京的供应。同时，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夺取三河镇大捷创造了条件。
二破江北大营之后，李秀成率部东进，于10月4日占仪征，9日占场州，清军不战而逃，德兴阿北逃邵伯镇。15日，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园梁率兵六千余人由镇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单薄，于21日弃守扬州，继又退出仪征。在李秀成率部东进的同时，陈玉成率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员温绍原据城死守，直至24日才攻克。
江北大营惨败后，清廷将德兴阿革职，并决定撤去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统一节制。
三、三河镇大捷
1858年5月，浙江布政使、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陷九江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即拟订“东征计划”，准备乘胜东援安徽。不久，李续宾即率部渡江，返回湖北。同年8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7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五十余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
10月24日，陈玉成刚克六合，即接到湘军大举东犯安徽的报告，便毅然决定回兵救援。并启奏天王，调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李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分兵三路向镇外九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己方伤亡亦众，便放弃镇外九垒，退入镇内。
在湘军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进抵三河镇一带的太平军众达十余万人，军势大壮。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胁下，李续宾的部将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认为“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竟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七营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十五里的樊家渡王家嗣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湘军偷袭部队经太平军勇猛冲杀，死伤过半，队伍星散。李续宾闻报，亲自率兵四营往援，连续冲锋数十次，均不得入。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城合击清军。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坚守待援。实则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因而有七个营垒迅速被太平军攻破。接着，李续宾的大营也被太平军包围。他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杀）。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消灭湘军精锐近六千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陈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之后，即乘胜率部南进。时舒城之敌已退守桐城，陈、李两部便共同往攻，于11月24日夺取该城。都兴阿所部清军于太湖与李续宾部分军后，即进逼安庆，10月15日攻占安庆北面门户集贤关，继而配合杨载福部水师，围困安庆。及至李续宾大败于三河镇，接着舒城，桐城又被太平军占领，都兴阿恐太平军从侧后抄袭，遂于11月27日撤安庆之围，经石牌（今怀宁）退驻宿松。太平军随即克复潜山、太湖二城，扩大了占领区，改善了安庆的防御态势。
湘军三河镇之败，主要原因是孤军犯险。李续宾仅率八千余人自湖北东犯，入皖之后，连陷四城，处处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进至三河镇后，仅剩六千人，当太平军大队赶到时，已无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续宾刚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关于退守桐城的建议，终于全军覆灭。对于湘军的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太平军之所以能打这样漂亮的歼灭战，主要由于决心正确果断，兵力集中，战术比较灵活。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陈玉成果断地决定兼程回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在对敌发起进攻时，太平军采取正面迎战与伏击、抄袭相结合的战法，各部之间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迅速分割包围敌人，打得湘军前后左右不能相救，终将李续宾及其所部彻底歼灭。
通过三河大捷，太平军粉碎了湘军东犯的图谋，保卫了皖中根据地，对鼓舞士气，稳定江北战局，保证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1860年2月～8月）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后，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正是这些条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同年底，曾国藩自湖北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颇为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抚朝纲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撰写了《资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满。洪秀全便加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加封李秀成为忠王，使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右军主将韦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贵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的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天京仍处于江南大营清军的包围之下，总的形势依然相当严酷。
面对上述情况，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以解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应允。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便与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立即放弃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吴兴），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二万余人到达南陵，后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至杭州城外。时杭州城除满营外，仅有兵勇二千八百余名。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军瑞昌等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后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拨援兵，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四天之后，即3月23日，张玉良所率援兵才到达杭州城外。
李秀成见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赂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郑魁士败走镇江），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 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 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阳，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阳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郎清军，克复该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三、摧毁江南大营
清军江南大营于1858年初重建后，统帅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二十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湫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十余万人，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轰发，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率兵往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破坏上方桥，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军营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湫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为“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
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在进军浙江和回攻江南大营之先，都召开了作战会议，统一了各将领的认识，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能做到齐心协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清军江南大曹，筑有号称真“万里长壕”的坚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后，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为歼灭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十余万军队，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战指挥上此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进军浙江时，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以迷惑和牵制敌军；由皖南进军杭州时，先则由李世贤部分兵活动于旌德，太平一带进行掩护，继则由李世贤率军进攻湖州进行牵制，以保证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胜利，由浙江回师天京时，一度派出一支部队进占溧阳，摆出东攻苏常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保障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在这次作战中，太平军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战目标只图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卧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残兵败将二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阳。
四、东征苏常
1860年6月1日，洪仁汗、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庆贺解围作战的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先取长江下游，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关于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联合东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以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则率部拆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
5月15日，东征大军数万人由天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19日大败清军于丹阳城外，并攻占该城。清军死伤万余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击毙，和春等逃往常州，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阳后，继续追歼溃敌。5月22日，开始逼攻常州。当时，由浙江拆回的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未战先逃，清军“胆气愈寒”，只顾劫掠，毫无斗志。26日，太平军攻克该城，和春述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死。张玉良率残兵退守无锡。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等败退苏州。6月2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太平军轻取苏州城，杀江苏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并缴获大批洋枪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进攻常州的同时，陈玉成督军进逼扬州，因作战失利，旋即挥师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围南返天京。
东征太平军占领苏州盾，即向周围扩大战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贤部于6月13日攻克吴江后，继续南进，于15日攻占淅江嘉兴，准备进军杭州，杨辅清部也子6月中旬一度占领浙江长兴，后经江苏宜兴西入皖南。
太平军自5月15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郎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个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权，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之成为尔后数年间源源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五、进攻上海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图上海。他认为：“今有挑选勇将千余，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其实，进攻上海，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为五口通商回岸之一。1843年《虎门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亦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冶理，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兵锋渐渐逼近上海时，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亟谋对策。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来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英法公使有恃无恐，便于5月下旬居然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与此同时，以道员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洋枪队”，公然与太平军为敌。6月初，华尔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于7月初进袭刚被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的松江。华尔本想利用黎明进行偷袭，但洋枪队均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仍酗酒喧哗，走漏了风声。太平军严阵以待，当敌人接近墟墙时，伏兵骤起，奋力攻击。洋枪队大败，华尔率残部狼狈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组建。7月16日，洋枪队在七千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枪洋炮，攻陷了松江。8月2日，华尔又率洋枪队三百人，携大炮二门、小炮数门，进犯青浦，并有清军万人（由参将李恒嵩率领）在后接应。此时，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苏州来援，守军斗志倍增。因此，洋枪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登上南城，终因众寡悬殊而败退，共计死伤一百人（三分之一），华尔也五处受伤，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军缴获。华尔裹伤赴沪，补充兵员和军械后，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枪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太平军兵分两路，冲出城外进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枪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军追击，于8月12日夺回松江，并决定乘胜进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进行过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进取上海之必要，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其后，洪仁玕也致书英、法、美各国驻上海领事，告以他将于苏州与各国公使会晤。但英法侵略者决心以武力阻挠太平军接近上海，因此，其驻华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发出的照会，竟未予拆阅，拒不答复。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无理，李秀成等决定乘战胜洋枪队之余威，夺取近在咫尺的上海。这时的上海，人口三十余万，驻有清军万余人，英法军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军由青浦、松江两路并进，前锋于17日进抵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后，李秀成仅率随从三千人亲抵徐家汇，准备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对外国侵略者决心与太平军为敌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驻沪两广兵勇的投诚内应，故有如此轻率之举。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随即占据附近之罗家湾。蔡元隆、郜永宽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于是，李秀成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未予还击，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枪，要求通话；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太平军前进受阻，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19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20日，后续太平军三万人进至上海域郊，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于跑马场附近又遭英军袭击。同时，停泊在苏州河中的两艘英舰也发炮轰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徐家汇。
太平军多衣进攻受阻，且发觉内应无望（准备起事的两广兵勇事前即被江苏巡抚薛焕镇压），乃于8月24日撤离上海。当时，张玉良所部清军反攻嘉兴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军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以为可以轻取，反映出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在没有调集足够兵力，进行必要准备与合理部署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内应的配合上，结果两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愿望顿成泡影。这样，不但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耽娱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在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动向太平军进攻的情况下，太平军本应暂缓进逼上海，在占领苏常之后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湘军，发展和巩固天京上游的根据地。果如此，则尔后形势的发展将会有所不同。
安庆会战（1860年9月～1861年9月）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它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太平军东取苏常，是为“合取湖北”准备条件；而“合取湖北”，实际上又是为了保卫以安庆为主的安徽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所以，从1860年9月以后，尽管战场很宽，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从全局来看，争夺安庆乃是战局的重点所在。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场大决战。
一、“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
（一）陈、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废
1．陈玉成部的作战行动
陈玉成是救援安庆的积极倡议者。他于9月30日率军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领皖北定远之炉桥，14日西围寿州（今寿县），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从寿州撤围南走，一方面加强进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进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四十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12月5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以后，连续数日闭垒不战。12月10日，多隆阿部与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近万人（屯于新安渡）向陈玉成部联合发起进攻，南北夹击。正酣战间，都司雷正绾率领的步队七营、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领的马队，“均由后路抄出”。“诸路并进，枪箭齐施，……围杀三时之久”。陈玉成部遭敌围攻，伤亡数千人（孙葵心也伤重身亡），损失惨重，不得不北走庐江，进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兵一邓进攻枞阳，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太平军降将）所部击退。至此，陈玉成企图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中。陈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2月26日，他先遗捻军孙葵心余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阳（今汝南）等处，以牵制清军，掩护入鄂之师，然后于3月3日亲率数万大军西进。中旬，连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府（今黄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府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今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弃。由于曾国藩等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远与之争得失”的方针，鄂省后方空虚，因而太平军分兵攻取各地时，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武汉及其附近的清军仅有一万人左右，如果陈玉成决心果断，坚决进军武汉，是有可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无如陈玉成一时失策，轻信外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讹诈，以致功亏一篑，铸成大错。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由日紧（其眷属俱被困城中），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齐“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复直接驰援安庆。
2．李秀成鄙的作战行动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兴乏围，班师苏州后，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师赶赴上游的诏书。他随即将苏福省的军政事务交给陈坤书接任，自率大军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出发，经安徽太平府（今当涂）、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广阳），于12月1日越羊栈岭进占黟县，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共约万人）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攻，2日，太平军稍却，退守黟县北面的卢村。3日，又与鲍、张两部战于休宁柏庄岭，阵亡数百人（曾国藩谓“毙贼四千余人”），尽管李秀成部进入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他当即给曾国茎等写了遗嘱性的书信），但李秀成根本无意进攻祁门，只图过境，因此，既受阻于湘军，便率部改道徽州，过屯溪，到婺源，继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过年。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进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府，于3月中旬进攻建昌府未克，下旬进攻抚州府又未克，乃南趋崇仁，宜黄，4月4日又由乐安北占新淦，次日进占樟树镇（今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于19日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20日占吉安。22日，弃城北进，5月2日攻临江府不克，继续北上，连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宁、新昌（今宜丰），于30日占领义宁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三十万人争相加入太平军，使李秀成部兵员大增，号称五十万。
李秀成部进入鄂东南后，前锋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武昌县（今鄂城）。此时，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部早已回师东援安庆，他对攻鄂本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衣失去了一举夺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彻底落空。
（二）杨、黄进军赣北失利
太平军攻克苏常之后，杨辅清率部经江苏宜兴进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领广德，29日弃之，进攻宁国府。曾国藩根据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张运兰部湘军由祁门取道旌德前往救援。与此同时，李世贤部亦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围攻宁国府，终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该城。
同年12月初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循长江南岸西进，于12月8日开始围攻建德。15日，与自芜湖西来会师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数万人共同攻下该城。建德是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门与江北湘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受阻，因此，曾国藩急忙派副将唐义训等率部往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建德于12月28日复陷敌手，其后，杨辅清率部退回宁国府。在此以前，黄文金和营天义李远继等率部进入赣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泽，22日李部占景德镇东北的浮粱，24日黄部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则由浮梁西占饶州府（今波阳）。以上所占各地除饶州府外，不久即被湘军玫陷。
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率军二万余人自饶州分数路东攻景德镇。由于左宗棠督军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为左部击退。2月18日，湘军鲍超郎（1月8日自皖南休宁经祁门来援）和左宗棠部与黄、李两军战于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湘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也分三路抗击，双方鏖战四小时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军伤亡甚众，黄文金等只得率余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据县城，大部据守金家村、黄麦铺一带。3月7日，鲍超商请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列阵于建德城外，牵制城内太平军，自率所部湘军及左宗棠军一部，分三路向黄麦铺发起进攻。太平军再次失利，建德县城也于当日失守，遂被迫继续东撤，迟到芜湖休整。
黄文金等率军进入赣北，“连陷数城，意在断祁门之粮路，解安庆之重围”。由于进攻景德镇和浮梁受挫，复有洋塘及黄麦铺之败，以致计划落空。
（三）击破曾国藩祁门大营良机的丧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贤郎协助杨辅清部攻下皖南宁国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绩溪。10月8日，李世贤等督率四万余人进攻徽州，大败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统湘军三千人及来自祁门的湘军援兵三千余人，于次日占领该城，12日又占休宁。10月16日，李世贤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牵制浙江清军，掩护刘官芳等部的行动。10月20日，李部占淅江严州府（今建德东）。11月下旬，又北占临安、富阳，一度进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进皖南徽州，后与刘官芳部联络，作战乎祁门附近地区。12月底，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戍岭、羊栈岭，入黟县卢村，向祁门进逼，后为湘军鲍超部所败，退出羊栈岭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贤部也被湘军张运兰部击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6日，李世贤又分兵两路猛攻黟县东南的渔亭，仍未得手。
刘官芳部退出羊栈岭后，屯于石埭一带。2月15日，探知鲍超部自大营援景德镇，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门北面的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和西北的大赤岭（匝祁门八十里），次日，西路进至距祁门四十里的历口，给曾国藩以极大震动。17日，太平军继续向祁门进逼，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
李世贤由于进攻祁门未果，乃于3月8日进占婺源，准备绕道江西，切断皖南湘军粮道，伺机回攻祁门。22日，败左宗棠军王开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乐平，李世贤即传令东攻祁门。4月15日，李世贤在东进途中闻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部反击，便不分主次，立即回军进攻乐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营傍乐平县城东南，加修外壕，周十余里，令南乡团练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军则分守外壕。4月22日午刻，当李世贤部逼近外壕时，湘军“排枪轰击”。太平军“屡却屡前”，奋勇环攻，与敌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烧毁来尽的民房“穴墙开炮”，但终未攻克。23日，李世贤拟集中兵力攻敌一隅，乃调主力由城东北绕攻城西，予敌以大量杀伤。不意湘军以攻为守，分三路越壕出击，拚死力战，太平军不支撤退，于高桥阻于小溪，人马“自相滔藉”，伤亡甚众。由于进攻受挫，李世贤随即率军东返浙江。于是，李世贤部和刘官芳部所担负的进军赣东和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本来，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国藩祁门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南的浮粱，景德镇一带有李远继部；东北的黟县山岭间有刘官芳等部，东南的休宁一带有李世贤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国藩势孤力单，岌岌可危。他在倌中哀叹：“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特别是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之后，皖南湘军米粮无继，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他曾移营休宁，亲自督军进攻徽州，企图打通浙江粮道，又告失败。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写下遗书部署后事。其幕僚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及至左宗棠部湘军败李世贤部于乐平，曾国藩才感到“心绪略舒”，宛如绝路逢生。当时，皖南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十倍于敌，如果天京最高当局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力求将其全歼或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惜，各路太平军非但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而且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以致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二、安庆的失守
（一）战前态势
自1860年夏初湘军围困安庆以来，守城太平军约二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率军三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5月1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二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惊呼：“所有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怨。”他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庆，声称“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5月10日，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5月15日抵石牌）。坐镇太湖晌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庆。为对付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南北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一个“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
（二）直接救援安庆失利
5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敌人在安庆城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以所部近万人（4月30日由挂车河进至安庆北面的高河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地不坚，旋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一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接战，以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太平军七八千人及捻军二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的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督率三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一部（约五六千人）进攻鄂军挂车河老营。多隆阿由高河铺调步队十三营驰援新安渡，并调驻挂车河的记名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往援。待太平军接近新安渡时，多隆阿部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金顺则率马队绕至香铺街，从后路截击。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撤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的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等部清军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部听阻，无法与陈玉成部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总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知安庆解围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郡将刘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以便与洪仁玕等会商进军事宜。多隆阿闻讯，即派兵追击，使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太平军伤亡千余人。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报，决定“乘其布置来定，先发制人”，当即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扬旗而出”，前三队三路迎战，后两队为预备队，“列队不动”。正酣战间，多军伏兵从太平军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纷纷后退。多军乘势进击，太平军伤亡较众，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军援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共万余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的四座太平军营垒，被刘琳所部击退。此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守将李四稻，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刘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调回援湖北（当时李秀成部正向鄂东南进军）；鲍超部继续围攻刘琳部。
当日午夜，刘琳等冒死向北突围，鲍超率马步兵追击。由于溪水泛涨，突围北走的太平军大多被湘军擒杀，刘琳也被敌人俘虏，肢解处死。赤冈岭四垒守军（共约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由苏北来援）自菱湖北向湘军发起攻击，被同知曾贞干所部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太平军因接连受挫，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三）安庆失陷及其教训
太平军继“合取湖北”间接救援安庆的计划落空后，直接派兵解围的努力又告失败，安庆城内守军被围年余，粮食告罄，出城降敌者与日俱增，形势极度恶化。
陈玉成在进攻挂车河受挫后，6月下旬于皖北无为会晤杨辅清，约其出兵共解安庆之围。7月下旬，杨辅清率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经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趋清河、三桥头、高楼岭，直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与此同时，林绍璋、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一带绕至姬公庙，麻子岭，以为策应。多隆阿自率马步各营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迎击黄文金部。8月7日，双方鏖战三小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其后，太平军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军，以大部趋安庆，进攻湘军围师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等督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的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陆续建起了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城内太平军米粮枯竭，军心进一步涣散。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纷纷登城，攻久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五路救皖之策”的彻底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洪仁玕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会战中，太平军动员了数十万兵力，与以湘军为主的清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搏斗，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失掉了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时，在会战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对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以致西进的行动相当迟缓。当安庆极度危急之际，拥众数十万的李秀成由鄂返赣后，不主动配合陈玉成等部进攻安庆外围之敌，竟率部东返，更是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率部进入湖北后，竟轻信巴夏札的讹诈，中止进平武汉，以致功败垂成。李秀成中部逼近武昌时，同样不坚决果断地夺取武汉，见陈玉成部东返，便折回江西。陈、李两部长途跋涉，徒劳往返，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其实，尽管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声称不论武汉能否保住，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果陈、李两部坚决执行会攻武汉的既定方针，进而积极向湘，鄂腹地发展，直捣湘军和鄂军的老巢，还是能够调动安庆围敌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先则有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则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军最高当局虽有“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总的战略意图，但既无详细的作战计划，又不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以致各路将领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虽然同属江南战场，但也互不统属，以致不能协调一致地给危如累卵的曾国藩祁门大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反被敌人各个击败。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身居要职的干王洪仁玕也一度亲临前线，但同样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因而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解安庆之围。
第四，作战指挥主观急躁，不能根据敌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战法。曾园荃等根据曾国藩不攻坚，不出战，坚守勿撤，长期围困的指示，一直深沟高垒，静待战机。太平军方面，则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解围心切，作战指挥上表现出急躁莽撞。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攻安庆围敌，结果徒劳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应得不到保证，难以持久作战。敌军见其“意在速战”，于是采取“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的方针，使太平军屡攻受挫。陈玉成等不注意认真侦察和研究敌人的作战企图，不能针对敌人坚守长围和积极增援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从迅速解围的愿望出发，多次仓促发动进攻。结果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兵先溃，终至城陷军灭，彻底失败。倘若能审时度势，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兵力（当时太平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用一部兵力以围制围（从围敌外面筑垒包围），主力则集中打援，力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歼击之，待大量歼灭援敌而又疲困了围敌之后，再内外夹击，则安庆会战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1861年7月～1862年6月）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进军武汉，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后，竟置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严重局势于不顾，倾全力回师江浙。加之天京最高当局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后，决定再次进攻上海，最后上海未下，湘军却乘势进逼天京，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形势勉速恶化。
一、攻占淅江
1861年4月，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战败之后，即回师浙江，于5月初占领常山、江山，而后分路东进，连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寿昌（今建德西南）。龙游（今衢县东），金华。6月，又连占遂昌、松阳、处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领严州。9月底，前锋进抵诸暨、东阳一线，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地区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从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的李秀成部进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国藩在东流闻讯，急调原拟援鄂的鲍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长江，经九江驰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进向临江府。24日，鲍超率部经瑞州南下，李部随即东渡赣江，屯于樟树镇一带。27日，李部分三路沿赣江北攻南昌，在丰城为鲍部所败。李秀成不敢恋战，于30日率部东趋抚州府，围城多日不克，而的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围东走。16日，在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东返的石达开旧部注海洋、朱衣点、童容海等部及天地会众共约二十万人。之后，李秀成便率领号称七十万人的大军，进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开始围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正在围攻该城的李世贤部会合。随后，李秀成率部北进，连下新城（今富阳西南），临安，于20日占领杭州西面的余杭，进逼省城。接着，陆顺德部自富阳东进，于10月27日占萧山，11月1日占绍兴。未几，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赶到绍兴，协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陈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点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切断了守城清军与外部的联系。7日，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兵万余自上游援杭，被太平军击败（张玉良也于21日被击毙）。从此，清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等率兵数万人困守孤城，食粮渐趋枯竭。12月10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太平军。29日，清军兵勇纷纷溃散，太平军各部乘势缘梯而入，打开凤山、候潮、清波等门，大队入城，占领杭州。王有龄等自杀，布政使林福群，总兵米兴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暂停进攻满城，允许杭州将军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顽抗，李秀成乃于31日下令攻破满城。瑞昌以及副都统杰纯、关福等自杀。
在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同时，李世贤部于10月20日再克严州，随即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宁波市西北）、镇海、仙居、台州（今临海）、黄岩、太平（今温岭）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外国人甚为恐慌，多方进行干预。11月28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从日本赶回上海，即派军舰一艘开赴宁波，企图阻挠太平军的进攻。同日，驻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会商保护外人办法，并派人前往余姚、奉化会晤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黄、范均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同时指出，外国人不得援助清军。12月9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守城清军纷纷溃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
（一）李秀成部挺进上海与英法联军进攻太平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开埠、赔款、割地、内河航行。海关特权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希望中国有一个象清王朝那样既软弱无能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权：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其致命的威胁，迫切需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军。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反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成为它们相互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基础。1861年3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曾向天京当局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天京当局经过反复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当年为限，期满作废。年底，英国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天京当局明确予以拒绝。
1862年1月7日，即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至1月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清廷认为，上海“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应亟筹保护。”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四万兵勇驻防（城内只有八千人），多数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而这时湘军正欲进逼金陵，也难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于是，同冶帝（清穆宗载淳）谕令薛焕等：“与英法两围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大致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及附近城墙，由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时，英、法驻沪海陆军为数不多，各约九百余人；但就在当天，英军一部由天津开至上海，使其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枪队经过改组，已扩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为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明目张胆地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他们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并根据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较强的特点，决定采取集中力量逐个攻占的方针。
2月2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携带六磅火箭炮一门，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率法军一百六十人，携带野战炮二门，华尔率洋枪队五百六十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向驻于高桥镇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当时，高桥镇由数百名太平军“老兄弟”及数千名新战士防守，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军火力较猛，最后被迫撤退。侵略军攻下高桥后，即交由清军防守。
2月28日，贺布率英国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携榴弹炮四门、野战炮一门），卜罗德率法军二百人（携榴弹炮二门），另有洋枪队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只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五十里的闵行镇，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陆，向宵塘镇进攻。太平军凭垒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太平军工事被毁，难以守御，不得不放弃肖塘后撤。3月14日，进攻泗泾的太平军又遭侵略军攻击，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苏州得知进攻泗泾受挫后，对进攻上海的计划作了如下调整：由驻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宝”，然后进攻泗泾，得手后，“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后，交李明成等驻守，陈炳文部则“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刘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总的方针是：“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以待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缓步进兵”，避免强攻。
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攻占，就可切断松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七宝时，敌军方面也决定发动进攻，以防止太平军攻占上述两处。当时，原驻天津的英军已调至上海，使驻沪英军总数达到近三千人。侵略军实力倍增，气焰更为嚣张。
4月3日，贺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军（携大炮九门），卜罗德率四百一十名法军（携大炮四门），另有“常胜军”一千二百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出发至七宝，次日凌晨乘大雾迷漫向王家寺太平军营垒逼近，前队进至距大营仅六十码的地带。驻守王家寺的太平军约四五千人，大营以木栅围筑，实以泥土，外有深沟环绕，相当坚固。上午8时45分，侵略军开始以大炮三面环攻太平军营垒。双方交战约半小时，太平军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军又转攻泗泾方向的龙珠庵太平军营垒，遭到迎头痛击，死伤七十余人。5日，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龙珠庵发起猛烈攻击。此处约有八千太平军据守，在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外国侵略军疯狂进攻下，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军二千四百余人又分乘英法军舰，溯黄浦江而上，对上海东南四十里的周浦进行袭击。太平军猝不及防，弃垒东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继失陷
正当外国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疯狂进攻太平军之际，曾国藩应江苏官绅之请，将原拟派往镇江以威胁天京的李鸿章所部淮军六千五百人调往上海。在七艘外轮的接运下，从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庆出发，5月2日全部抵沪。淮军的到来，给太平军进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难。
在淮军赴沪期间，英法侵略军头目贺布、士迪佛立、卜罗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进一步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决定立即占领嘉定、青浦、南桥（今上海市奉贤县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军近四千人携火炮三十门，在李恒嵩所部清军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发动进攻，在南翔鹤查山为太平军所败。29日，侵略军用大炮轰毁控制嘉定水道的两座营垒，太平军败退。侵略军随即包围嘉定，采取“围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伏。守城太平军五六千人，非但没有城防大炮，连抬炮、火绳枪等火器也为数极少，大部为竹矛等冶兵器。5月1日晨，侵略军火炮齐发。太平军牺牲数百人，不得已留百余人坚守南门，掩护全军由北门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截杀，又牺牲二千人，损失惨重。
5月6日，侵略军与清军近万人（内英法军二千六百一十三人、华尔“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清军数千人）携大炮四十门，由上海出发进攻青浦。12日，敌军用大炮将城墙轰两个缺口，随即冲锋。守城的太平军约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枪林弹雨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城墙。敌军乘势蜂拥入城，青浦县城遂陷。太平军牺牲约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军二千六百余人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自青浦出发，向南桥太平军进攻。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派参将程学启等率淮军自浦东南汇、周浦前来，会同外国侵略军作战。南桥是个小镇，太平军守军不满千人，但周画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敌军先用大炮轰击两小时，然后冲向土墙。这时，隐蔽在土墙后的太平军突然用抬炮、火绳枪和少数欧制武器猛烈射击，将卜罗德击毙，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当敌军再次炮击和冲锋时，太平军才撤出南桥镇。
5月20日，敌军又攻占南桥镇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奉贤县城。此时，敌军获悉太平军正反击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军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继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便亲率精兵方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
反攻作战首先从太仓开始。此前，在外国侵略军向嘉定、青浦进攻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就派知府李庆琛率兵五千余人，进扎太仓东门外板桥地方，准备伺机夺占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达太仓，次日开始与清军接战。17日，清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庆琛也被击毙。此战，太平军缴获不少洋枪和大炮。
李秀成率军击败太仓清军之后，即分兵进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部据守。士迪佛立、格尔森等英法侵略军头目得知嘉定被围，即率兵千名，携炮十三门由上梅驰援。25日，侵略军在南翔遭到阻击。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围英法军，逃回上海。嘉定重新为太平军占领。
围攻嘉定的同时，陈炳文、郜永宽部太平军进围青浦，但不久又被调往嘉定助战。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会同陈炳文等部共二万五千人转攻青浦，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青浦驻有“常胜军”千人和英军六百人。华尔曾几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为太平军所阻。6月9日，青浦敌军冒死突围，逃回松江，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被俘（后被华尔以大批军火赎回）。
太平军于5月底开始围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围，督率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首先围攻扎于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由于程学启部拚死抵抗，太平军反复冲杀，营垒终未能破。18日，李鸿章督牵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九里桥，虹桥等处，结果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弃泗泾、塘桥等处营垒，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处的防务交由谭绍光负责，自率大队回到苏州，与各将领会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亲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敌，虽未能攻下上海，但收复了嘉定、青浦，给了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以应有的打击。外国侵略军数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这就使太平军能够以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弥补火器落后的短处。太平军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军为之丧胆。李鸿章奏称：“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左宗棠也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军和洋枪洋炮不可战胜的迷信，也证明了太平军只要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能够找到一套对付洋枪洋炮的战法，并进而夺取洋枪洋炮，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的。
当然，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军自然完全有权攻占，但是，在湘军正准备席卷金陵，天京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从战争全局考虑，太平军当以集中力量对付湘军为宜。另一方面，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派已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再次进攻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上海，正好为他们直接配合清军作战提供了口实。
除了战略决策错误以外，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心不果断，兵力不集中等。当英法侵略军赤膊上阵，公开进攻太平军时，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继续采取“缓步进兵之计”，寄希望于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结果事与愿违，希望落空。太平军虽发起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每次参战的兵力不过三五万人，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这就很难给装备上远占优势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