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其领土在地图上看像个六边形，所以，人们又把法国称为“六角国”。它三面环水，西临大西洋，西北临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东南濒临地中海。法国西南以比利牛斯山脉为界与西班牙接壤，东部以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与瑞士、意大利相连，东北与德国、卢森堡和比利时接壤。面积551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2700公里，人口5850万。法国是个湿润的国家，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西部和西北部主要是平原，巴黎盆地是法国最大的平原；南部沿海一带，为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举世闻名的“蓝色海岸”就在这一区域；“温和的海洋性气候，从西到东，由北向南，使气温巧妙地逐渐变化，使土地各有特点，各有用处”。“加龙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土地肥沃；南方土地深厚温热；北部冲积土多而厚和塞拉河、卢瓦尔河、加龙河深入内地，罗纳河和莱茵河贯串国界。”

    法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最早出现在法国海岸的是腓尼基人，时间是公元前1000年，大约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人开始移民法国，与此同时，法国人的祖先克尔特人也从中欧移居法国，罗马人就把这块居住着多数克尔特人的地方称为“高卢”，当地的居民称为“高卢人”。公元前58年，凯撒征服高卢，并使其罗马化。公元4—5世纪，莱茵河东岸日耳曼民族中的一个部落——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并建立政权。当时还有一些民族居住在高卢，如布列塔尼、把斯克、佛来米、布尔马尼、科西嘉等民族，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逐渐形成“法兰西民族”。“法兰”，在拉丁语中是“勇敢、自由”的意思，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法国人的精神。

    提起法国，我们脑海里就想起巴黎的不夜城、爱菲尔铁塔、巴黎的时装、浪漫女郎、戴高乐将军、巴黎公社、拿破仑大帝等。法国人是“伊壁鸠鲁的信徒，享乐实惠、绝色佳酿、良辰美景、花草风月”，这只是法国人的一个方面，法国人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最讲节制，最讲分寸，最讲精神思想的作用”。在近代，盛行于法国的沙龙是激发和交流思想的园地，法国的思想家更是粲若星辰：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萨特、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罗丹等，我们这里要说的正是一位创世纪性的人物，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解析几何之父的笛卡尔（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先生。

    1596年3月31日，在法国南部土伦省（今属安德尔—卢瓦尔省）莱依镇，诞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勒内·笛卡尔。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体质孱弱的小孩，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还被冠之以“世界近代哲学之父”和“解析几何之父”的头衔。他一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所有法国人的骄傲，更让这个小镇熠熠生辉。为了纪念这位伟大人物，这个小镇由此就更名为“笛卡尔—莱依镇”。

    笛卡尔的家庭是个贵族家庭，祖上从南边的普瓦蒂埃迁移而来，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医生，父母都是当地的名门贵族，且有许多产业。父亲若亚金·笛卡尔任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在莱依镇拥有一份相当可观的地产。母亲勒内·白乐霞是布列塔尼名门闺秀，在普瓦蒂埃拥有一块小庄园。在佩隆，母亲留给笛卡尔一份产业，所以，笛卡尔自小就被家人称作“佩隆”。父亲去世后，笛卡尔从他父亲那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他把地产卖掉再投资，每年可得到6000~7000法郎的收入，这就为他今后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笛卡尔是这个家庭中第三个孩子，他的哥哥叫比埃尔·笛卡尔，姐姐叫安娜·笛卡尔。据笛卡尔回忆说，在他出生不到2个多月，母亲因生理失调引起肺病，不幸去世。这对体质本来就很虚弱的笛卡尔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的生命面临垂危，就连医生都宣布不可救药了。幸亏有位好心的护士，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笛卡尔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不过，他却从他母亲那继承下了面色苍白和干咳的疾病，直到13岁时身体还极度虚弱，20岁时才有所减轻。这段人生的初次经历让笛卡尔铭记终生，因为他的名字就是“重生”的意思。笛卡尔终身不忘这位好心护士的救命之恩，直到他逝世前还挂念着救命恩人，要给她足够的钱，使她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段初来人世的经历，在笛卡尔的心灵上投下了很厚的阴影，那是他终身也挥抹不去的“胎记”，它就像生命的遗传因子，在他一生中都发着幽暗的光。

    后来，笛卡尔的父亲又和一位名叫莫玲的女士结了婚，婚后又给这个家族添了4个男丁。然而在这个孩子满院跑的大家族里，笛卡尔生活得并不快乐。他自小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生性内向而懦弱，又有干咳的毛病，这在当时就是肺病的症状。而肺病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又易传染，所以，笛卡尔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并不深厚，他像个被冷落的“灰姑娘”，常常离群索居、孤独地面对生活。笛卡尔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的父亲也发现了笛卡尔这方面的才华，经常用“我的小哲学家”来称呼他，但笛卡尔与父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据他自称，他是父亲最不喜欢的孩子。有一次，他父亲训斥道：“在我的所有孩子当中，我不满意的只有这一个。难道这个离奇的硬要钻牛角尖的儿子必须诞生于世吗？”这些话在大人也许是一时气话，但它却深深地刺伤了笛卡尔幼小的心灵。由于笛卡尔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他大多时间都在外边忙于政务，根本没时间照顾家务和孩子。于是，笛卡尔和他的哥哥、姐姐就在祖父家居住。在那里，他得到其教父和舅父的钟爱，并受到一位保姆的悉心照料和保护。14岁时他的祖母病逝，那时笛卡尔已是寄宿学校的学生了。

    童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重要，它是人身体成长、心理发育、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对像笛卡尔这样的天才思想家。他是个注重于体验和自省的人，他后来的生活方式、学术研究都有着童年的影子。如笛卡尔喜欢清静和孤独、渴望亲情和友情、关注医学和健康等。

    从笛卡尔的童年经历中可以看出，性格内向、聪明敏感是笛卡尔的内在天资，这是一个人成才的主观的、内在的条件；家境富有，使他能够摆脱世俗生活的羁绊，专心从事于学术研究。当然，这只是个人成才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从“时势造英雄”的立场出发，笛卡尔的成才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年幼体弱的笛卡尔在忧郁、孤独中成长时，他的国家和周围的世界也被一系列的事件所困扰：1598年4月13日，亨利四世颁布了被称为“永久性”的南特敕令。信仰自由成了国王和臣民的一项权利。礼拜自由也较过去显著扩大了，公民平等得到了肯定。这是国王为平息长期困扰国家的宗教纷争而作出的决定，这项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基督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1600年，意大利无神论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在罗马花卉广场被天主教教皇用火烧死。1602年，国王亨利四世镇压了以比龙为代表的大领主们的暴乱，维护了法国的君主中央集权制。

    年幼的笛卡尔管不了这些大事，他常常独自蹲坐在村口的小土坡上，两手扶颌，遥望远方……

    二、“第二个父亲”

    1604年，8岁的笛卡尔比过去健康多了，但身体看上去还有些瘦弱。这年春季，他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欧洲当时最著名的学校——拉弗莱舍学院读书。那里有他的一位远方亲戚，名字叫夏莱。他是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神父，后来还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他对笛卡尔这个时期有较大的影响，被笛卡尔尊称为“第二个父亲”。

    拉弗莱舍学院在安茹省（旧建制，今属萨尔特省），学校就设在亨利四世太后曾住过的王府旧址上。学校1603年刚刚建起，主要是培养贵族子弟。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仅有100多名学生，教师主要是1594年在巴黎议会上被流放的耶稣会士。该校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曾对课程进行了大胆的调整，增加了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方面的教学内容，这在当时还是非常进步的，就连笛卡尔后来也说：他进的是欧洲最著名的学校。

    笛卡尔初到学校，并不突出。可是后来，他的聪明和努力终于使他脱颖而出，成了学校的模范生和佼佼者。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得到了师生们的认可，就连校长也批给他一个特权：允许这位身体欠佳的学生不上早操和晨课。笛卡尔可没有利用这一特权去睡懒觉，相反，他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利用难得清静的环境，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这种生活方式渐渐成了他生活的习惯，伴随他的终生。他喜欢在早上醒来时躺在床上沉思冥想，在似睡非睡中沉思，对笛卡尔来说是很重要的。许多年后，他在寄至荷兰的一封信中称，睡眠使他在森林、花园和迷人的宫殿里漫游，醒来时，“我不知不觉地把我白天的白日梦同晚上的梦混同起来；当我意识到我是在醒着时，那仅仅是为了使我的满足感更为完满，使我的感官来分享它，因为我们不会拒绝一个哲学家在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前提下可以容许的事情”。很显然笛卡尔找到了一个自我陶醉和幻想的方式。

    到1607年，这所学校已增加到1500多名学生，学校当时开设了古典语言、修辞、诗学、数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课程。共设有5个专业，分别是：文法班、人文学科班、修辞学班、哲学班、伦理学班。笛卡尔在这所学校里共呆了8年半的时间。其中头5年主要学习人文科学，包括：古典文学、音乐、戏剧表演，还有作为绅士的基本训练：骑术和剑术；第六年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第七年学习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第八年学习形而上学，主要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和耶稣会士的注释。通过各阶段的学习，以及他对各门课程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在这个阶段思想发展的轨迹。

    对古典文学和历史，笛卡尔投注了很大的热情，而且成绩也很出色。他主修了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对古典修辞也很欣赏。他还对古诗有着浓厚的兴趣，常常为诗歌的美好意境而陶醉，有时还模仿一些诗歌来抒情言志，笛卡尔的这一爱好保持终生。据说他晚年还曾写过一本诗集，因失传而无据考察。不过，他后来写的《论音乐》、《论激情》等作品，都能证明他这方面的爱好。即便是比较抽象、难懂的哲学著作，在笛卡尔的手里也会变得清晰易懂，妙趣横生。

    对哲学课，笛卡尔态度就有些矛盾。他是个爱思考的学生，而且又天资聪颖，哲学中的很多问题当然是他很关注的。但是当时的课程设置还是经院哲学的那一套，不仅教学方法落后、繁琐，而且教学内容也是被经院哲学教条化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耶稣会士所注释的阿奎那的著作。这些理论不仅落后、繁琐、空洞、乏味，而且根本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尽管拉弗莱舍学院还是所较开明的学校，但老师的个人努力也不可能改变整个哲学的实际状况。我们从笛卡尔对老师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个问题。

    笛卡尔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对老师一向是很敬重的，老师们也很关心这个高才生。但他敬重老师并不一定就喜欢老师教的哲学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一旦学会了思考，他就会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来一次清理。笛卡尔对其所学的哲学抱有怀疑态度，老师们起初对他的态度还能容忍，但到了后来，有几位老师便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尖锐的批评，这使笛卡尔一生都感到很痛惜。

    另外，对哲学的态度，还与笛卡尔的身体有一定的关系。笛卡尔自小身体一直就不很好，这并不符合当时上流社会对年轻男子的基本要求——高雅的仪表和健康的体魄。笛卡尔也没有追求时尚的兴趣，他并不想通过锻炼来改变自己的体魄，他只是把身体的健康寄希望于未来医学的发展，这也是他终生都对医学感兴趣的一个原因。笛卡尔在1637年曾写到：“拥有健康无疑是人生一切美好事物中最主要的和基础的东西……我确信，一旦我们得到关于疾病和衰老原因的知识，我们就会彻底摆脱身体和心灵中的无数疾病，也许会摆脱衰老的疾病。”

    笛卡尔认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哲学中的实质性问题都陷入空乏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而且在教学中“过分追求过去时代事情的人，常常对现在的事情孤陋寡闻”。他不大喜欢当时已经过时的自然哲学，比较喜欢道德哲学，但他所说的“道德”，也不同于经院哲学中的道德，而是对世事人生的关注。他反对“学校里教授的思辨哲学”，渴望通过自己所设想的“实践哲学”来改造旧哲学。“通过这种实践哲学，我们可以知道火、水、空气、星星、天空和我们周围其他一切物体的威力和运动，他们于我们所知的工匠们的各种手工品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像工匠们使用他们的手工品那样使用这种知识——为了所有恰当的目的，因而使我们原本应当成为自然界的君主和主人。”笛卡尔对哲学的态度使我们想起早他之前的“奥康的剃刀”和弗兰西斯·培根所比喻的：不会生育的修女。笛卡尔在后来的《哲学研究》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要想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原理的虚妄性，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说，人们在许多年来，虽然研究它们，可是从未因此在知识方面有何进步。”

    对旧哲学的失望使笛卡尔把注意力转向他最喜欢的数学上，他希望能在数学中通过简洁明了的概念和严谨缜密的推理找到那种自明的、无可怀疑的确实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推演出确实的真理来。对于数学这门课，母校没让他失望，他在这里“打下的近代数学的根底，比当时在大多数大学里能够获得的根底似乎还强得多”。笛卡尔似乎找到了一种探讨真理的方法和评价真理的标准，他要用这种方法和标准对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

    1612年8月，笛卡尔8年的学习生涯行将结束，教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勤奋，品行端正，性格内向，争强好胜，对数学十分喜爱并具有这种能力。”这些评价是确切的，但它并没有描述这位“小哲学家”内心精神世界的另一面：他是怀着对母校那种正规教育的失望和对新知识的渴望离开学校的。

    1612年8月，笛卡尔从拉弗莱舍学院毕业，回到他父亲定居的雷恩市。这位学校的高才生现在面临着一系列考验。

    他首先得适应家庭和周围的环境。笛卡尔自幼丧母，童年多在姥姥家度过，因而对家庭一直很陌生。如今他回到家里，就得直接面对家中的亲人。他的父亲是位不得志的律师，常对世事人生发一些无谓的感叹；哥哥是个小官吏，成天为地方上的一些小事忙碌着，注重眼前的名利和小荣誉。尽管这种平庸的小市民的生活与笛卡尔的精神境界格格不入，但他还在尽力地适应着。毕业后的第一年，即1613年，他一直呆在家里，学做一些家务活，如学习驾驭、围栅栏等，但他终究不能融入这个大家庭中，而且这个家庭也不能给他什么特别的影响力。

    在未来发展问题上，笛卡尔也面临一些难题。16岁，上学有点大，就业有些小。有人劝笛卡尔的父亲把他送到大学继续深造，可他又怕那里管理严格，笛卡尔自由散漫惯了，不适应学校的管理，最终也拿不到毕业证书。这个年龄正是参军的年龄，他还到一所骑士学校学习，以便能取得参军的资格。这段时间他还一度迷上了击剑，并专门写了《击剑术》。虽然这篇文章也没什么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它也没让笛卡尔成为高明的击剑手，但笛卡尔对剑一直情有独钟，从此他便养成了佩剑出行的习惯。

    他的父亲认为笛卡尔还不成熟，各方面都有待完善，军旅生涯对他也不合适。于是就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巴黎，希望笛卡尔在巴黎这个大都市能够增长更多的见识。

    巴黎是座美丽的城市，四季花开不谢，一年绿树常青。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皇宫御苑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建筑；巴黎大学是欧洲著名的古老学府之一，索邦神学院更是巴黎大学的核心，它们吸引了大批欧洲学子，对欧洲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巴黎的沙龙是文学和社交的中心；巴黎还是世界上著名的享乐之都，“梦巴黎”、“巴黎之夜”、“浪漫巴黎”，表现了巴黎生活的另一面。在巴黎，你可以尽情地观景、抒怀，也可以拼命地挥霍、享受。1613年，17岁的笛卡尔就来到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一个年轻人初到大都市，经不住眼前花花绿绿世界的诱惑，年轻的笛卡尔曾一度沉迷于放浪的生活中：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与人进行击剑比赛。不过，就是在娱乐消遣中，笛卡尔也没忘记发挥他的数学特长，在诸多的娱乐活动中，他最喜欢数字赌博。由于精于计算、料事如神，他曾多次使庄家倒庄。笛卡尔沉醉在娱乐和享受之中，似乎有些乐不思蜀，毕业时的志向和烦恼都被他抛在脑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麦尔赛纳神父在巴黎邂逅相遇。麦是笛卡尔在拉弗莱舍学院的同学，高笛卡尔一级。此时，他已加入了小兄弟会，不久将派往里维尔，在教团中教哲学和神学。分别多年，相处异地，两人见了分外亲切，共叙同窗友谊，共话未来理想。这次相见，虽然时间短暂，但对笛卡尔影响甚大，又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对科学的思考和追求。而且这次相见，也奠定了他们未来深厚友谊的基础。多年后，当笛卡尔定居荷兰，麦尔赛纳神父就成了他联络荷兰和法国的信使和精神纽带。

    笛卡尔在巴黎还结识了数学家米多热，两人出于对数学的共同爱好，在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1614年，笛卡尔似乎已经厌倦了都市的尘嚣繁华，他需要换一个环境，以便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清静的场所。于是他就在仆人的陪同下，到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定居下来，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对音乐很感兴趣，学习研究音乐知识，并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本书《论音乐》。在这本书里，他似乎更关心音乐的节奏、和谐及其与数字的关系，他试图想通过音乐来发现数的本质。这使我们想起了古希腊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他们就是要通过数的关系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笛卡尔的一时爱好而已，其实，这应该被看作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环节，是他试图把数学与哲学结合的一种尝试。

    1615年，笛卡尔遵照父亲的指令，来到普瓦蒂埃大学攻读法律学位。这所大学也是笛卡尔哥哥的母校，他在这里毕业后就到布列塔尼任法官。显然，父亲是希望笛卡尔也能像他的哥哥一样，子承父业，过一个稳定的、殷实的、上等人的生活。

    以笛卡尔的聪明才智，在大学取个法学学位是绰绰有余的，他在大学的学习并没什么特别的举动，倒是还在时时关心着科学的进展和他的科学研究。1616年11月，两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轻松地获得了法学学位。但与此同时，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的消息却让笛卡尔不寒而栗。也就是在这一年，笛卡尔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要放弃学校和书本知识的学习，要到欧洲各地旅游，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去读世界这部大书；另一个决定，就是要对人类自身进行研究，以寻找确实而可靠的知识，从中甄别出真理和谬误。

    对自己的学生时代，笛卡尔后来总结到：“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在学问的哺育下成长，因为人们让我相信，凭借学问我们清楚而又准确地知道一切人生有用的东西，所以我渴求获得教育。可是，一当我完成了全部学业，而人们在结束这学业后通常都被接纳进学者行列，我的见解却完全变了。因为我为这么多的怀疑和错误所困扰，以致我似乎觉得，我受教育的结果无非是越来越发现我的愚昧。”对所学的知识表示失望的同时，他还对学校死记硬背、缺少独立判断能力的教学方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举例说来，即使我们能背记别人已经作出的所有证明，我们也不会成为数学家，除非我们的理智才能使我们能够解决这种困难。即使我们掌握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论证，我们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形成对这些问题的可靠判断的话。”

    不满是奋斗的催生剂，如果我们在学校的书本上学不到新知识，那我们就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找。笛卡尔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离开校门的。

    三、参军

    中国人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意是指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句话用在笛卡尔身上也不完全贴切。笛卡尔读了很多的书，但他是在对书中的知识和学校的教学深深地失望的时候，才决定通过旅游读世界这本大书，并试图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新方法、掌握真知识、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用什么方式来周游世界呢？笛卡尔选择了参军。

    1617年5月，他来到荷兰的布雷达，以无薪俸的军官投身于奥伦治亲王、拿骚的莫里斯的麾下。奥伦治亲王的父亲威廉信仰新教，在他的领导下，推翻了西班牙菲力蒲二世的统治，使尼得兰得以独立。法国为支持反西班牙联盟，号召法国贵族子弟到荷兰等国参军。

    笛卡尔为什么要选择军队呢？这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那层含义。

    首先，从法国国内形势看。笛卡尔自出生之日起，国内的战乱就一直不断，1562年至1598年36年间，内外战争遍及全国。天主教和新教首领到处起兵对抗，宗教战争触及每个村落。1589年，国王亨利四世施展其非凡的政治才能，恢复了和平，并赋予君主制以新鲜血液，即波旁王朝。1600年至1602年通过《巴黎条约》和《里昂条约》，他收复了法国一部分领土，并与瑞士和土耳其等周边国家修好关系。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却对法国抱有敌意，因为亨利四世保护新教徒，并鼓励德国的新教徒成立一个与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的“新教同盟”。再加之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此时正爱着远在西尼德兰的孔代的妻子，战争一触即发。1610年5月14日，离出征还有两天，亨利四世在马车里被人刺死。按照国王的遗愿，他的心脏将被埋葬于拉弗莱舍教堂内。笛卡尔参加了那场隆重的心脏埋葬仪式，这对笛卡尔不能没有影响。亨利四世去世后，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位，母后玛丽亚·美奇第（1573—1642年）摄政，法国又陷入内乱之中。玛丽亚一方面镇压内乱以稳定局势，另一方面通过通婚的方式，秘密与西班牙和好。年轻的法王路易十三与西班牙公主结婚，人们纷纷走向大街一睹国王的风采和豪华的庆典，而笛卡尔却躲到自己的小屋里。多年来，他看够了战争、混乱、王朝联姻、宫廷阴谋、暗杀等的政治阴谋和伎俩，他只想避开硝烟尘世，过属于自己的、清静的、有价值的日子。1617年5月，他决定离开祖国，到布雷达去参军。

    其次，笛卡尔参军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当时，参军是一个贵族子弟必要的补充，他们以在军队服过役和立过战功为荣。笛卡尔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尽管他已躲到巴黎市郊，但经常还有人找上门来，打扰他的学习和思考。为躲避这些人的纠缠，笛卡尔只好到军队里去；还有，笛卡尔身体不好，又是贵族后裔，在军中享有许多特权，他可以不去前方厮杀，而只是作为一个文职官员在部队里当差。再加之他是一个志愿者，既不贪军功，也不希望得到提升，而且还是个不要薪俸和津贴的军官，生活自然安逸自由。

    再次，年青贵族参军也是显示其身份和教养的一件事。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记载，在17世纪，当时接近君主的大都是些“社会的精华”，他们不仅为了利益而效忠于君主，而且还注重个人的声誉和修养。“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为了一点面子和荣誉，不惜舍命与人决斗。据记载，仅路易十三王朝，死于决斗的青年贵族就高达40000多人。他们认为，出身高贵的人就一定要不怕危险，他们把当兵参战看作像赴舞蹈宴会那样踊跃，在战争中他们勇敢坚强，视死如归，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自己贵族的称号。笛卡尔到部队，也是当时青年贵族的一种时尚，并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看来，笛卡尔当兵不是为了打仗，他只是希望在部队里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他在部队里，并不热衷于军事，而是想方设法与学者接触，即便到前线，也是关心军械制造和军事工程中的数学应用问题。

    摩里斯是位优秀的军事家和学者，他是奥伦治的威廉之子，生于1567年，自他的父亲被害后，他就被选为荷兰、西兰岛和乌特勒克等12个州的总督。笛卡尔入伍后，这支部队就驻扎在接近布拉达镇的边境地带。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又由于法国和荷兰是盟国，两军签署了和平条约，边境一直很安静。和平环境使笛卡尔在这里获得了4年消闲的时光。他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我们知道，摩里斯本人就是一个学者，在他的周围也聚积了一批有学识的人，尤其是一些数学家如阿莱奥、斯蒂文等人。

    1618年11月10日，笛卡尔在街头散步，发现告示牌前围了许多人，他过去一看，原来是当地省长贴出的求贤告示。告示中提出了一些建筑、贸易、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以此选拔、征召人才。政府当局认为，数学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就需要特别重视数学。笛卡尔不大懂荷兰语，他就请身边的一位小伙子帮忙翻译。翻译的人正是刚从卡昂大学取得医学博士的爱萨克·毕克曼。毕克曼当时正在附近一个城市教物理学和哲学，且熟知当时各门学科的进展，主张机械论。毕克曼看着身边这个刚入伍不久的战士对数学有如此的兴趣，就主动帮他翻译出来，还不时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打量着笛卡尔。不过，他还是给小战士留下了名字和住址，并告诉他，一旦解出结果，就和他联系。

    当笛卡尔知道毕克曼的真实身份后，心里也很激动，他跑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里，全神贯注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久，问题有了结果。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把解题步骤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亲自送到毕克曼的住所。毕克曼拿着年轻士兵递过来的书写清晰的材料，禁不住为他的才华所吸引。他震惊地发现，这位名叫笛卡尔的小战士，其才华和数学方面的造诣远在自己之上。毕克曼性格开朗且与笛卡尔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对数学问题进行了更深的探讨。在此后的交往中，笛卡尔从毕克曼那里了解到许多数学、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维埃特的贡献、斯蒂文关于无限小的问题等。这些东西使笛卡尔眼界大开，他深深地感激毕克曼的指点。于是他就把自己写出的第一本书《论音乐》献给毕克曼，并满怀感激地说：“事实上你是惟一把我从懒散的状态中唤醒的人。唤醒了在我心中几乎已被完全遗忘的科学兴趣。你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了20年的通信交流，直到笛卡尔去世。

    笛卡尔和毕克曼之间的友谊并不总是那么欢快，两人之间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这在笛卡尔的学术史上几乎也成了一桩公案。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笛卡尔写《论音乐》一书的同时，也开始写《论代数》这本学术著作。《论音乐》一书当初并不打算发表，只是秘密地在朋友之间传阅，直到笛卡尔逝世后才公布于世。如果说，《论音乐》只是一本即兴之作的话，那么《论代数》可是显示他学识和才气的学术专著。当笛卡尔把这本书交给毕克曼后，毕克曼为这位年轻人的数学造诣所震惊，于是归还笛卡尔底稿前，他又悄悄地誊写了一份。后来当笛卡尔的数学成就引起数学界的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是由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人所作，他就利用自己年龄上的优势和学术头衔，对外声称笛卡尔的《论代数》是在自己指导下写成的，并俨然以笛卡尔的导师自居。这种行为引起了笛卡尔的不悦和反感，他甚至写信警告毕克曼，如果他再这样违背事实、夸夸其谈，他就会当众抛弃他。1630年10月17日，笛卡尔给毕克曼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件，狠狠地把毕克曼痛骂了一顿，“我决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愚蠢，这么可恶地傲慢无礼！你竟认为我向你请教过，而且什么事情都向你学习，这倒不如说我常常向自然界所有的东西，甚至向最微末的蚂蚁和蠕虫学习……但是你最后的一封信使我清楚地看出来，你并不是有意地冒犯我，然而无疑是说热昏的胡话……你想想看，你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真正值得称赞的发现和发明吗……难道你只是为了和我相比以获得更高的赞誉才来赞誉我吗……够了！在这里，我只想温和地治治你的病，根本不想用更剧烈的药剂，因为若我按你所应得的报应来医治你的话，你就会羞愧难言，臭名四海。我担心非但不会使你康复，反而会使你身败名裂……”

    事实上，在笛卡尔和毕克曼两人的交往中，最初笛卡尔的确从毕克曼那里了解到许多学术信息，笛卡尔也一度感激和欣赏毕克曼的学识。但在以后的交往中，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笛卡尔就不再能从毕克曼那里得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了，聪明好学的笛卡尔是靠自己的努力写出《论代数》一书的，这一点，不但笛卡尔心里清楚，恐怕毕克曼心里也不糊涂。所以，两人中间出现这种不愉快，并不是笛卡尔的忘恩负义，的确是毕克曼做得有些过分了。

    在尼德兰，还有一件事让笛卡尔不顺心。荷兰国内当时虽然无战事，但荷兰内部却陷入统一派和地方派、戈马尔派和阿尔明尼派的政教纷争当中。在教会内部，以莱顿大学教授雅克比·阿米尼为首的一方与弗兰兹·戈马尔为首的一方围绕绝对宿命论和上帝选择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戈马尔坚持加尔文主义，阿米尼则坚持人的自由意志原则，双方争论的结果导致新教的最终分裂。思想上的分歧很快波及政治层面，各政党很快与自己信念相一致的宗教派别相联系，拿骚的摩里斯—奥兰治亲王领导的君主派站在加尔文宗派一边，也参加了这场思想大会战。这或许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笛卡尔为“主子”效力的好时机，可笛卡尔不但没有这么去做，而且也没有按上司的意图参加这场论战，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使自己与这场争论保持距离。他很满意自己在布拉达时的状况，在科学研究中和与学者的交谈中不断地充实自己。他醉心于自己的写作，并没有给自己的“主人”提供辩论方面的“优质服务”，这多少也引起摩里斯的不快。不过，作为学者的摩里斯清楚笛卡尔的价值，当笛卡尔在数学上的成果在学术界引起赞誉时，摩里斯就把自己说成是笛卡尔的“经济人”，笛卡尔对此也很不满意，在此后的多次通信中都声称自己“不会与那些夸耀自己作品的人有更近的生意往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尊。

    在30年战争爆发时，笛卡尔正在摩里斯的军队里服役，1619年4月，他离开了摩的军队，先后到丹麦、波兰、德国旅游。7月20日—9月9日，他在法兰克福参加了德国皇帝费迪南德二世的加冕典礼，然后到波兰的莫拉维，最后又回到德国。这年7月，他加入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所领导的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并参加了进攻波汉姆王军的战斗。11月，冬季来临，部队驻扎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叫诺伊堡的村镇里，附近就是乌尔姆。由于没有战事，也就没有杂七杂八的事干扰，笛卡尔后来回忆到：“在那里，因为我找不见任何人消遣，同时，幸好没有任何挂念和欲念打扰我，我整天关在一间暖房里，在那儿我有足够的闲暇和我自己的思想打交道。”笛卡尔回忆中所说的暖房就在乌尔姆。

    1614年11月10日，笛卡尔在参加完德皇加冕礼后经过长期旅途回到乌尔姆，由于旅途的劳累和理性的“狂热”，他就在这里的客店要了一个安静的房间，然后钻进“火炉”（北欧当地农民家里一种常用的设备，炉堂是空的），在里面沉思了一整天。像得到什么神灵的启示一样，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应该建立一种“普遍的数学”，也就是说，应该把数学方法推广到其他学科。晚上，他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个非常恐怖的梦。他梦见自己正走在大街上，他感到自己的身子总往右倾，这让他感觉到很别扭。他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走路姿势，忽然一阵暴风雨袭来，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阵飓风把他吹得向左边旋转了三四圈，许多幽灵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吓得慌忙逃进教堂躲了起来。他被恶梦吓醒后，感到非常痛苦，他以为这是恶魔在勾引他，使他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两小时过去了，他还是久久难以入睡，于是他就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支持他，并饶恕他的罪恶和缺点。祈祷使他减轻了痛苦，他又入睡并做了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笛卡尔听到震耳欲聋的雷声，他被这雷声惊吓而醒。醒来后，他觉得满屋子都是火星（笛卡尔经常半夜醒来，感觉到眼前星光闪烁，甚至连周围的东西也看得见）。笛卡尔心有余悸，但他很快又用哲学作出了符合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那雷声是“真理降临到他身上，来占有他的一种信号”。他通过哲学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很快，他又在做第三个梦。他梦见房里的桌子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辞典，另一本是他非常喜欢且多次读过的诗集。有意思的是，笛卡尔在梦中就试图解析这两件东西，他认为，辞典象征着各门学科的结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统一。他先打开诗集，是用拉丁文写的，其中一首诗的开头是：“在生活中我要走什么路？”旁边还有一位陌生人让他注意一首以“Est etnon”开头的诗。笛卡尔回答说他也知道这首诗，他在梦中又一次解析这两首诗的开头句，第一首分明是一位有智慧的人的忠告或“道德神学”；第二首应该是毕泰戈拉的“是与否”，它表明人类知识和世俗科学中的真理和谬误。可当他伸手去拿桌上的诗集找给陌生人看时，诗集和辞典突然消逝了。他焦急地寻找着，等再发现它们时，辞典已经残缺不全了，他仍没有找到想要找的那首诗。于是他就告诉陌生人，他知道同一诗人写的另一首更为完美的诗，开头是：“我将走什么路……”可当陌生人让他拿过来看时，他还是找不着。他焦急地找啊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群小雕像。他情不自禁地说这东西造得多好啊！但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刹那间，陌生人和书都消逝不见了。

    从梦中醒来，笛卡尔意识到，这三个梦非同寻常，似乎是对他生活的总结和展望。其中前两个梦是对他过去生活的谴责，因为和所有的人一样，他过去的生活也有错误和过失；而后一个梦，则是对于未来生活的预示，是神赋予他的一种使命，他将努力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

    1619—1621年，笛卡尔曾将此梦记述在《奥林匹克》的手稿中，手稿后来由笛卡尔的好友克莱色列尔保存。1675—1676年，莱布尼兹在访问巴黎时曾抄录了其中的一些段落，至今仍保留在汉诺威皇家图书馆。

    20世纪初，研究笛卡尔问题的学者马克西姆·勒瓦曾就笛卡尔的梦向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讨教，弗洛伊德致信马克西姆认为笛卡尔做的是“在上的梦”，也基本上同意笛卡尔对自己梦的解析，至于梦中出现的那些奇怪的、荒谬的现象，因为不能询问做梦者本人，也就不便发表什么评论。

    一些心理学家对笛卡尔的梦大加发挥，认为笛卡尔在梦中对自己走路方式的警觉和纠正，预示着笛卡尔未来在生活方式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小心谨慎。他总是如履薄冰地走着，并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与世俗世界之间的距离，使其能够与现实世界相协调，尽管他的内心正涌动着思想革命的浪潮。他们认为飓风和暴雨象征着外在世界对笛卡尔的威胁和迫害，飓风对笛卡尔未来的涡旋理论有一定的启示；教堂作为笛卡尔的避难所，说明笛卡尔与宗教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

    总之，我们既不能忽视笛卡尔这三个梦，它毕竟是其内在心灵隐秘的显现，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也不能把这些梦看得过重。尽管笛卡尔本人很重视这些梦，把它当作是神灵的启示。为感激神灵，他在1624年夏天游历意大利时还专门朝拜了洛雷托的圣母。我们注意到，在笛卡尔的学术研究中，一直有一些神秘主义和幻想的成分存在，这与笛卡尔那个时代和个人的身世有一定的联系。通过笛卡尔对梦的态度，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内在心理对学术的影响，至于对他以后的学术活动的影响，不能估计太高，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个梦。

    不过，笛卡尔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他的梦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学习、思考、观察、实验，思想在激烈冲突中孕育着一种新的思想。宗教熏陶、宗教迫害、宗教战争，笛卡尔即便有能力也无胆量与自己思想的敌人展开血淋淋的厮杀。他痛苦地、然而又是自觉地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在世俗世界里他的生活准则是：服从命运，屈服现实。他在《方法谈》一书中曾为自己立下行为准则：“第一项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并且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遵照那些最合乎中道、离开极端最远、为一般最明哲的、我应当在一起相处的人的实践上共同接受的意见，来规范自己……

    我的第二项规条是：在行动上要尽可能做到最坚决、最果断，当我一旦决定采取某些意见之后，即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就像它们是非常可靠的意见一样……

    我的第三项规条是：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一般地说就是养成一种习惯，相信除了我们的思想之外，没有一件东西完全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笛卡尔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从中学时代起，就对传统的经院哲学充满着厌恶，他正在用他敏锐的思想触角，从旧思想的重重包围中闯出一条新路来，这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笛卡尔个人性格的特点，笛卡尔显然不想引火烧身，他只想把自己的思想革命局限在个人思想领域里，以求得个人生活的幸福和安宁。他不想“改变世界秩序”，也不想“克服命运”，他只求“克服自己”，改变自我。这是笛卡尔个人的公开申明，无论这种申明在当时是一种生存的技巧，还是发自笛卡尔的内心深处，我们都不能忽略笛卡尔给自己的定位。

    笛卡尔的这种生存状态，也可以从笛卡尔当时所从事的工作看出，他虽然身着戎装，但却不想当什么战斗英雄。他有他自己的战场，他的战场在思想里，他要做思想英雄，与传统斗，与自己斗。他要用他的“理智之光”为人类发掘一条正确的认识之路。

    战争仍在继续，交战双方打打谈谈，战事进行得非常缓慢。笛卡尔身体不甚好，很少露面，但执行什么任务时，在行动上却很坚定、果断，并得到上司的赏识。笛卡尔是幸运的，他并没有亲身体验到战争的艰苦和惨烈，而是在战场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社交和学术的氛围。1620年6月6日，法国大使来到乌尔姆，他是为和谈专程从大使馆赶来的。笛卡尔参加了大使举办的聚会，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同乡人。当谈判双方的军队分赴各地作战时，笛卡尔并没有随军参战，他继续留在乌尔姆，逍遥自在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笛卡尔已经熟悉和适应了乌尔姆小镇的生活，并很快结识了当地一些有学识的名人，特别是懂得数学和哲学的人。其中有一位数学家叫福尔哈贝斯，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代数和几何的书。这是位热情好客、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他们的初次接触并不很愉快。当福尔哈贝斯看到眼前这位瘦小的年青人时，很是不屑一顾，他摆出一副老师的身份，先是问笛卡尔有什么问题需要他解答，然后又给他出了一个问题，试图为难一下这位“学生”。笛卡尔自信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福尔哈贝斯根本不相信笛卡尔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并对他的“自信”进行了挖苦和嘲讽。这下笛卡尔被激怒了，他要向这位有才华却很傲慢自负的数学家挑战，以实力来证明自己的数学才华。福尔哈贝斯有意从刚出版的书中找了几道难题，没想到笛卡尔计算的结果完全正确。几个回合下来，福尔哈贝斯终于意识到笛卡尔的实力。他把笛卡尔请到他的书房，让笛卡尔看自己出版的一本新书，并一起探讨书中的一些难题。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打不相识。经过几个回合的智力较量，福尔哈贝斯终于意识到与他打交道的这位年青人不是他的学生，而在许多方面，他可能还应当向笛卡尔学习。这时恰好有位数学家向福尔哈贝斯提出了一个古典几何学家都解过的问题，并附上自己的答案和问题，他希望福尔哈贝斯能给以解答。福氏向笛卡尔求教，两人经过多日的分析和研究，笛卡尔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他试图另辟蹊径，想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他试图把一切变长度用2个变长度（他称之为x和y）以及该问题的常量和已知数据等来表示，这是坐标几何学的萌芽。这个发现让笛卡尔异常兴奋，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方法，尽管他此时的研究程度还不很深，研究的进度也不很快，但它最终会成为数学上的一个新的门类（关于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谈）。1620年2月，他想发表一篇论文，但因内容太深而没有发表。于是他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观察和实验。

    战争仍在继续。1619年5月，荷兰省长奥登巴恩维尔被处死，教派之争使荷兰陷入一片混乱。捷克也不安宁，1619年3月，国王马特亚斯去世，由哈布斯堡王朝支持的斯提尔的斐迪南于当年8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皇帝。与此同时，腓特烈五世也在捷克新教徒的拥戴下登基。双方为争夺王位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争打了一个冬天，结果以腓特烈五世的失败而告终，史称“一冬国王”。笛卡尔也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对笛卡尔的个人收获是，他在战后结识了腓特烈五世的长女伊丽莎白公主，这位贤淑、聪慧、有教养的公主，懂5种语言，有着很高的天赋和悟性，对科学也很热爱。那场战争结束后，她父亲的战败导致了全家的流亡。不过，这并不妨碍笛卡尔和伊丽莎白的交往和友谊，两人通过书信切磋学术、交流感情，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也就是在这年的冬天，笛卡尔把自己关在暖屋里，“有充分的闲暇来同我的思想打交道”，他试图把头脑中“那些由许多零碎的片断构成”的知识统一起来。可用什么来统一呢？笛卡尔想到他自小就“顶喜欢”的数学。统一的契机是什么呢？笛卡尔一时陷入困惑，他一度试图从外界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来解决。据说，他因此曾一度迷上了当时的秘密社团组织——玫瑰十字秘密会社，并试图寻找本是传说中的创始人——罗森克洛兹，结果自然大失所望。

    笛卡尔一度陷入迷惘之中，但他还是在不断的思考和寻找。最后又回到他所喜欢的数学中来，他喜欢数学的简洁、明了和严密的逻辑推论，但这种数学知识能否成为人类一般知识的标本，成为知识真理性的标准呢？人类能否获得这样的知识？用什么方法来获得？笛卡尔的脑子里又是一大堆问题。

    在苦苦的思索中，孕育着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和新知识的到来。

    想想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年青人能把自己关在屋里静静地思考一些深奥的学术问题，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一个人身着军衔、血气方刚，不为战争的硝烟所熏染，丝毫没有争功邀赏、英雄一世的名利心；一个人常年离井背乡、漂泊不定，他也没有陷入孤独寂寞的哀怨之中，而是专心致志地思考着高深的学术问题，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1620年9月，笛卡尔在奥地利元帅梯利麾下服役，他曾参加了波汉姆和白山的战役，虽然他并没在这些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但他依然感觉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这也是他决定最终离开军队的一个原因。

    1621年春季，笛卡尔参加了布克沃伊伯爵的部队，当时部队正在匈牙利驻扎。同年7月，伯爵去世，笛卡尔也就离开了部队，从此告别了他的军旅生涯，进行另一种生活的旅游和精神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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