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漂泊

    笛卡尔离开了部队，长长地舒了口气。虽说部队对他这位爱思考的贵族子弟很是照顾，但他还是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尤其不愿看到血雨腥风、横尸遍野的战场。现在他终于摆脱了部队的束缚，他自由了。

    年轻的笛卡尔并不想早早地赶回家，他把回家的路程当作又一次旅游观察的好机会。于是，他就在仆人的陪同下，于1621年7月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他先是坐马车到摩拉维亚，同年秋天到荷兰的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等地旅游。再由德国的梅克伦堡到荷尔斯泰因，然后又从埃姆登走水路到西弗里斯兰。在这次海上旅程中，笛卡尔曾经历了一次风险。两名装扮成船手的海盗，以为笛卡尔不懂他们的语言，竟当着他的面商量如何谋杀笛卡尔。笛卡尔听到后，跳起来“唰”地一声从腰间拔出剑来，向海盗逼了过去。两个海盗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笛卡尔趁其不备，带着仆人离开小船，脱离了险境。

    他又一次来到荷兰，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开春（1622年2月）经比利时返回法国他的故乡雷恩。在布鲁塞尔，他在圣克拉尔隐修院拜见了女修士伊莎贝尔，她是尼德兰的统治者阿尔伯特的寡后，如今滞留在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尼德兰的战斗中。她既意志坚定，又和蔼可亲，因此赢得许多人的尊敬。笛卡尔慕名而来，与她有短暂的会晤。由于回家心切，几天后，他就踏上了返家的路。

    大约是在1622年3月中旬，笛卡尔终于回到了布列塔尼省雷恩市。阔别9年的故乡，山河依旧，战火未息。巴黎一片凄凉，教派纷争仍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可不是笛卡尔的理想栖息地。不过，这9年，笛卡尔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此时已成了布列塔尼省的一个重要官员了，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实现着他的政治抱负，哥哥和姐姐都已成家，他们的生活过得殷实而有趣味，尽管笛卡尔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在父亲的帮助下，他的哥哥也已成了当地的一名议员。

    笛卡尔的父亲还算开明，他并不打算为笛卡尔谋求固定的职业，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希望笛卡尔活得自由自在。于是，他就分给笛卡尔一份家产，在此之前，他的哥哥和姐姐已得到2/3的家产。笛卡尔的家产是由3部分组成，主要是一些房产和地产，这些产业每年就可收入六七千法郎。他怀着急切的心情到当地看了属于自己的家产，并和哥哥商量对家产处理的解决办法。5月，他离开布列塔尼到故乡普瓦蒂埃等地。他曾打算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可父亲此时与有钱的继母在一起，相处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尽管是亲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除了那一笔可观的家产，笛卡尔从他的亲人那里几乎也得不到什么精神上的帮助。于是，1623年春天，笛卡尔返回巴黎，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又一次进入法国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他想再次拜访过去的朋友，也想亲身体验一下巴黎的生活。

    路易十三执政期间，与其母亲和贵族们之间的合作曾给法国带来了短暂的和平，巴黎从战争和流行病中解脱出来，贵族们的沙龙也开始兴盛起来，一段时间笛卡尔也曾进出沙龙，结识一些朋友，了解他所关注的信息。不过，笛卡尔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有两件事值得记述：一是他与老朋友——麦尔塞纳再次相遇，此时麦正在撰写他的《创世纪》评注。此次相遇，为他们以后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第二件事就是他曾对当时的一个秘密会社“玫瑰十字会”投注了很大的热情，据说他曾经成为该社团的一名成员，虽然这种说法尚有争议，但这种传说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使他的声誉受到一些影响。

    在巴黎呆了两个多月后，笛卡尔就返回家乡，他卖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那部分家产——包括他母亲留给他在佩隆的那部分遗产。这笔收入，足以保证他以后的生活支出。这一决定对他以后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使他的生活更独立、更自由。

    1623年9月，笛卡尔又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的旅游考察活动。

    笛卡尔的思想就像一座埋着宝藏的迷宫，要想进去探宝，必须先找到宫门的钥匙。趁着笛卡尔外出旅游的空隙，我们不妨先看看笛卡尔在寻找着什么？他在寻找自我，寻找发现真理的方法。这就好像接近宝藏的通道，只有方向和路线正确了，我们才能更快地接近真理。

    二、论学习方法

    笛卡尔是方法论的疯狂推崇者。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搞研究，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是判断人类、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程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笛卡尔把普遍怀疑当成是怀疑的起点和方法论的开端。他并不承认人和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如果真的存在差别，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当然。方法并不能像良知那样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人和人之间就不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方法从哪里来呢？笛卡尔认为他研究哲学的使命就是在探索新的方法、发明新的方法。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笛卡尔认为，方法并不像“良知”那样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后天的生活中研究才能得来的。

    笛卡尔是方法论的疯狂推崇者。这从他的“普遍怀疑论”里就可以看出来。在普遍怀疑里，笛卡尔把普遍怀疑当成是怀疑的起点和方法论的开端。实际上也正如笛卡尔论述的那样，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搞研究，甚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是判断人类、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在笛卡尔看来，从本质上讲，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平等是从人类的本性的角度来说的。例如笛卡尔说：“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公平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良知，就连那些在别的任何事情上最难满意的人，也不能希望获得比现有的更多的良知。”在这里，笛卡尔所说的良知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智慧、天性。从天性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人类之种群的，我们天生遗传了人类应该拥有的所有天性。从智慧的角度来看，笛卡尔认为，我们任何人从一生下来就获得了我们应该有的，足够帮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更具体一点讲，这里的良知可以理解为——“辨别真伪的天性”。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样多的同质智慧和作为人应有的天性，都拥有一样多的同质的辨别真伪的天性——良知。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很多地方不满意的人，他也拥有像那些对自己任何地方都满意的人一样多的“良知”。例如，有的人认为自己五官长得不够美，有的人天生就是残疾——但是不管他们的身体有什么缺憾，他们的天性，他们所拥有的“良知”却像所有人拥有的一样。也就是说，人，至少在拥有天性或者辨别真伪的能力上，天生就是平等的。用笛卡尔的话说：“因为理智和良知是惟一使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并与动物有区别的东西，我相信它是完整地存在于个人身上的。”

    但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笛卡尔说：“人们的意见之分歧，并非来自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理智，而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或者各人的思想不是针对同一件事物的缘故。”笛卡尔认为，造成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原因不在于有的人更理智，或者有的人不理智。也就是说，“良知”不是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因为任何人的良知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具有一样的良知的人们之间会产生意见上的分歧，是因为人们所运用的方法不一样。“本来具有良好的精神还是不够的，要紧的是如何巧妙地运用它。”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如何巧妙地运用它”，实际上就是讲“要选择什么样的方法”。

    由上可知，笛卡尔并不承认人和人之间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的，如果真的存在差别，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由不同的路径引导我们的思想”。也正因为此，笛卡尔认为，“最伟大的人，常有犯最大毛病的可能，也同样地有修最大德行的可能。而那些只能步行者，若常循直径，能比那些奔跑而远离正路者，快速得多了。”可见方法论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笛卡尔对方法论是非常看重的。

    然而，方法并不能像良知那样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人和人之间就不会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方法从哪里来呢？笛卡尔认为，他研究哲学的使命就是在探索新的方法、发明新的方法。他说：“当我一想到自己在探求真理上所取得成就时，就禁不住极度的快感，而对于未来抱着太大的希望，甚至想，若在人——纯粹人的工作中，如果有一件工作确实美好而要紧，我相信它就是我目前所要选择的工作。”笛卡尔在这里所说的“目前所要选择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上面所说的探寻新的方法。接着，笛卡尔说：“我知道在我们切身的事上，我们是多么易于被骗，甚至在朋友的判断，当他们对我们有利时，也应该多加提防。”可见，笛卡尔从确立自己目标——“探寻新的方法”之初就把“普遍怀疑”当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关于方法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中心的内容，都将在以后的内容中有详细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笛卡尔认为，方法并不像“良知”那样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后天的生活中研究才能得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勇于追求新的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笛卡尔说：“我的计划，不是再次传授一个人必须遵从的方法，以便正确地引导自己的理智，而只是指给人家看，我怎样设法引导我的理智。”当然，这也是笛卡尔方法论的一个主导方向——并不是要单向性地传授，而更注重于引导。

    笛卡尔说：“检验一切学科，即使检验那些充满迷信和虚伪的学科也是有益的，这样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并防范自己误入歧途。”于是，笛卡尔在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对语言、古籍、历史、寓言、雄辩学、诗歌、数学、神学、哲学等各个学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笛卡尔得出结论，任何把自己建立在不确定的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学科，从根源上讲就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科学性”，不足以让人们为学习它们花费大好青春。

    笛卡尔说：“检验一切学科，即使检验那些充满迷信和虚伪的学科也是有益的，这样能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并防范自己误入歧途。”可见，笛卡尔是要对所有的学科进行一个大检验（当然，这里的检验是带有批判性质的）。接着，笛卡尔开始了对各学科的批判。

    笛卡尔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关于语言、古籍、历史和寓言方面的书。笛卡尔说，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又好像是出外旅行。读这些书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例如，读书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我们就能依据我们独到的见解（只是对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东西）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至于让我们认为，凡是违背我们生活习惯的都是坏的，或者是荒唐的。总而言之，通过读这些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我们能读到我们想知道的人和知识。

    但是，书读得太多了，学习某一门课程过于痴狂，就好像是在外旅行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外部的事物之上，而忽视了我们身边的事情。过于沉湎于书本知识，过于依赖课堂，很可能让我们脱离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例如，一个过于沉湎于历史中的人，就很容易忽视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读寓言故事也是如此，过于沉湎于寓言故事之中，就会让我们把许多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成事实。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把本来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历史”，当作真正的历史来看待。他们为了更值得一读，而不惜略去一些最卑陋和最不荣誉的地方，却对一些原本不重要的地方大肆喧哗。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以历史为借鉴来调度自己生活的所谓的“有识之士”，更会陷入如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幻境，继而构想出一些他们自以为是的虚构情结。其实，这样的历史，不读也罢。

    笛卡尔很重视雄辩学和诗歌，但同时他又认为，雄辩学和诗歌两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源于天赋的能力。笛卡尔说：“我很重视雄辩学，也很爱好诗歌，但我想这两门学科与其说是借学习才能有所收获，不如说是源于天赋的能力。”笛卡尔认为，那些善于雄辩的人，天生就善于推理，并且思想天生就很成熟，他们思想的清晰是为人所知的。他们天生就有一种能说服人并使人信服他们的能力，尽管他们用的是最低级的语言，他们或许并不会用很多渲染性的词语，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修辞学是什么，但是他们依旧是最好的雄辩家，因为他们天生拥有雄辩的才华。

    而有些根本不懂诗学的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所谓的“正统的诗学教育”的人，却往往具有诗的敏感度，并且知道如何运用最甜蜜的词藻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也不失为优秀的诗人。

    笛卡尔对数学相当重视，他认为数学的推理正确而明显，最接近真理。但令他感到无比遗憾的是，本来应该是非常有用处的数学，却并没有被人们用到它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笛卡尔说：“想到它只是用在机械技术上，我不禁奇怪，它的基础如此稳固坚实，竟没有人想到在其上建造起更高的建筑。”而那些本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学问”却被人们妄加推崇。例如，“古代异教徒讨论习尚的书，我欲将它比拟为建立在沙上、泥沼上的高昂雄伟的宫殿。”笛卡尔认为，那些异教徒把其中的“德行”举得很高，并把它当作是宇宙中最高贵之物。但是这些异教徒却不能对这些东西解释得足够清楚。他们在他们称之为“圣书”内容里表述的往往是一些无情、傲慢、失望或者弑父灭亲之类的罪行而已。

    笛卡尔是一个信教的人，他尊敬神学。他甚至承认，自己也像任何渴望进入天堂的人一样，想要获得进入天堂的道路。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进入天堂的道路对每一个人敞开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也就是说，一个无知的人和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样都有进入天堂的机会。但是，真正能“进到那里的人的真理超过我们的智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最好不要把“这些真理置于我们薄弱的理智之下妄加推论”。一个真正的神学的研究人士，要想真正取得成果，肯定需要上帝的偏爱，并且他本身必须是一个超人。否则，一切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笛卡尔认为，哲学更应该是引起人们深思的学科。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历来研究哲学的人是最多的。即使是一个研究历史、数学、文学或者其他任何学科的人，也逃脱不开哲学的羁绊。但是即使这样，笛卡尔发现仍然没有一个“事理”是绝对不为人们所争执，甚至不为大家产生丝毫疑惑的。总而言之，即使那么多的优秀哲人为研究哲学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但从结果看好像并不尽如人意。笛卡尔说：“当我看到那么多人在为同一个问题争执不休，并且都是一些所谓的‘博学之士’，真是汗颜！”笛卡尔认为，他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似是而非之事都当作伪的或者几乎伪的事情来看待。

    从哲学的不确定性，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看出其他学科的情况。因为其他的具体学科都要从哲学这里提取原则。所以，既然哲学本身还存在不稳定性，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其他学科把自己建立在一个本身就没有稳固的根基的学科之上，不能不让人为它们的稳固性担忧。因此，笛卡尔得出结论，这些把自己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学科实际上也失去了令人信服的“科学性”，不足以让人们为学习它们花费大好青春。至于邪说，例如炼金术士的许诺、星象家的预言等，笛卡尔认为都不足以让人们相信，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对它们的实际价值做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笛卡尔认为，要掌握科学，不是单纯地学习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而是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科学体系。笛卡尔在这里所讲的科学体系就是他所说的——人类知识之树。“人类知识之树”主要由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各门具体的科学构成。针对这颗巨大无比的“树”，笛卡尔认为，这棵树的果实（各门具体的对人类发展有益的科学）像我们实际生活中所见过的任何一棵树一样，它的果实结在树枝上；而它的树根（形而上学）和树干（物理学）只是支撑它存在的根基。实际上，笛卡尔是在告诉我们，哲学研究的真正用处（人类知识之树的果实），体现在各门具体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指导意义。笛卡尔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最终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同时，人类也只有拥有了自然，成为了自然的主人，才能真正认识到本质的自然，才能掌握自然规律，才能依照自然规律生活，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更大的效率，才能在这些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幸福。那么，人类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答案是：科学。

    笛卡尔认为，只有掌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人类才能够真正幸福。笛卡尔的哲学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掌握真正的科学。那么，要掌握科学首先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笛卡尔选择了一种与常人相反的策略。他认为，要掌握科学不是单纯地学习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而是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科学体系。

    建立更加合理的科学体系，这是笛卡尔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动力。笛卡尔在这里所讲的科学体系，曾经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多次提到过。实际上，这个科学体系就是他所说的——人类知识之树。

    那么，具体来讲，这个“人类知识之树”应该是怎样的呢？笛卡尔是怎样描述这个“人类知识之树”的呢？

    笛卡尔说：“哲学的第一部分应该是形而上学，它包括知识的最基本的原理。之所以说这部分的知识包括的是最基本的原理，是指这部分知识应该包括解释上帝存在的原理，解释灵魂的非物质性的原理，解释在我们之中的全部清楚的、简单的、观念的原理。”

    “哲学的第二部分应该是物理学，物理学是指在我们真正发现世界的最基本的原则之后的解释宇宙万物的基本原理。一般指考察宇宙组成的原理，考察地球本性的原理，考察与地球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界万物（例如空气、水、矿石以及一切自然物）的运行规则的原理。在物理学里，我们之所以还有必要分别研究自然界各个具体事物的本性，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建立起研究各个具体事物的专门性的科学体系。”

    “这样看来，哲学就不应该仅仅是研究一种事物的科学，它更是一个整体。形象地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研究，它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这个参天大树的根便是我们上面讲过的形而上学，相应地，它的主干是物理学。由这棵树的主干发展而来的各个枝杈则是从作为主干的物理学归结出来的其他各门具体的科学。这些具体的科学又可以归结为三门主要的科学——即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伦理学是指最高级、最完善的道德科学，他以其他各门具体科学的基本知识为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的最高等级。”

    最后，笛卡尔总结说：“‘人类知识之树’只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要进行哲学研究，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科学体系；要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以这个科学体系为基础；要进行哲学研究，就必须归结到这颗庞大科学体系上来。但是，还要注意的是，搞好哲学研究不能没有好的方法。哲学研究要从考察研究哲学的方法开始，只有掌握了合适的研究哲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地深入哲学研究之中，得到更确实的真理。否则，哲学研究就无法进行。”在这里，笛卡尔所讲的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逻辑学。在笛卡尔看来，科学的逻辑学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研究哲学的起点，只有逻辑学才能指导我们以更理性的态度，去发现那些我们不知道的真理。针对逻辑学或者方法论的研究结果，笛卡尔在他的著作《谈谈方法》中有很好的论述。

    很明显，笛卡尔所讲的“人类知识之树”主要由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各门具体的科学构成。针对这棵巨大无比的“树”，笛卡尔认为，这棵树的果实（各门具体的对人类发展有益的科学）像我们实际生活中所见过的任何一棵树一样，它的果实结在树枝上；而它的树根（形而上学）和树干（物理学）只是支撑它存在的根基。实际上，笛卡尔是在告诉我们，哲学研究的真正用处（人类知识之树的果实），体现在各门具体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指导意义。例如，作为“人类知识之树”的分支之一的医学是为了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而建立的；物理学的目的是为了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伦理学能帮助人类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和安宁。总而言之，一切科学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哲学是保证人类幸福的最低防线。

    三、寻找乐趣

    笛卡尔生活的时代，本就是一个充满严重动荡、面临严重考验的时代。物价上涨、人口增多，尽管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欧洲，但由于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结果导致政治、经济的危机。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又给本来就危机四伏的社会火上浇油。主权国家基于“王冠与圣坛”的统一，强制宗教一体化，使宗教战争比以前更加残酷和复杂。在法国，由于加尔文本人是法国人，又于1541年在日内瓦执掌大权，因而，加尔文宗（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就有了很大的势力，当时法国显贵波旁、孔代、国王亨利四世等都属于此派。16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宠臣、红衣主教黎世留成为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制与各种势力展开斗争。黎世留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内强制大贵族就范，以削弱地方分裂势力，1626年镇压有王后参与的叛乱，1630年平息由太后撑腰的掌玺大臣的叛乱，1627—1628年击退了由英国支持的新教徒的叛乱，从此法国新教势力得到遏制。1629年，路易十三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剥夺了新教徒拥有的地盘和武装，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与此同时，黎世留还对轰动一时的冉森教派进行了打击，加强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为了正面加强对文化界的控制，黎世留还着手建立法兰西学院，1635年1月路易十三颁布诏书，批准法兰西学院的成立。黎世留去世后，他的继承者马扎然继续实行黎世留的方针政策，法国由此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强大国家。对外，针对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扩张计划，主动参与30年战争，从而扩大了法国在欧洲舞台上的影响。

    这场战争几乎把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卷了进去。正如当时的一位传教士所说：“这是震颤的年代，这种震颤是普遍性的。”笛卡尔所关注的正是这场战争的序幕。当时的战争还局限在德国境内，巴黎没受多大的影响。

    1623年春季，笛卡尔在巴黎呆了几个月后，觉得这里很不适合他，于是回故乡变卖属于自己的那份家产后，就于同年9月前往意大利朝圣，目的是还他那年冬天在小木屋许给神的愿。他的行程路线是：巴塞尔→格里松斯→瑞士→蒂罗尔→因斯布鲁克→威尼斯→洛勒特（圣地），圣诞节前夕，他来到了罗马。此时伽利略正在罗马接受第三次审判。依当时的条件和笛卡尔的声望，他本来有机会在佛罗伦萨与伽利略会面的，但笛卡尔却没这样做。据后来他写给朋友麦尔塞纳的信中指出，由于受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迫害，伽利略被迫对外宣称他的思想是错误的。笛卡尔认为伽利略的声明与他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但不管二人未会面的原因是什么，伽利略受审一事对笛卡尔未来的学术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笛卡尔后来的《宇宙论》一书就受到伽利略思想的影响，他也主张宇宙是无限的，是在自转。不过，在笛卡尔逝世前，这本书从没有完整地发表过，因为教皇对科学的镇压和伽利略的受审仍使他心有余悸。我们知道，笛卡尔是个心性比较柔弱的人，他比较能够面对现实，不愿与当权者直接对抗，也不愿让自己处在学术之外的是非漩涡里，但这并不影响笛卡尔思想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在罗马期间，笛卡尔有幸结识了当时任帕特雷依大主教的巴格诺，参观了罗马盛大的耶稣升天节。在夏特罗，有朋友劝他在军队里买个官职，笛卡尔以手头拮据而婉言谢绝，其实钱对笛卡尔并不是问题，他只是不想让他的自由受到任何的束缚和限制。

    1624年底，笛卡尔结束了对罗马的访问，起程返回巴黎。其归程的路线是：佛罗伦萨→皮埃蒙特→都灵→苏萨→桑尼山→阿尔卑斯山→巴黎。

    途经桑尼山和阿尔卑斯山时，已经是1625年的春季。笛卡尔置身于大自然中，被自然界奇异的景象所陶醉，他忘记了旅途的劳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中。他观察山体的走势、观察雷电现象、观察雪崩和旋风，他还研究高山云层的作用，夏季长于冬季的原因。这些研究为他以后气象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笛卡尔对探索自然、与自然对话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行为使我们想起了与他一起引领时代潮流的英国人——佛兰西斯·培根。那年（1624年）冬天，培根走到一个住所，为了调查冷冻家禽的效果而收集积雪，由于风寒而不幸去世。笛卡尔的这次实地考察，似乎是对他的前辈的纪念，他们的行动象征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共同之处——热爱自然、尊重事实、重视实验。

    1625年夏初，笛卡尔回到了巴黎，在这里度过了3年半相对稳定的生活。

    再到巴黎，笛卡尔接受过去的教训，他不想使自己陷入热闹繁杂的人事交往中，更不想被生活琐事扰乱他清静的思想氛围，为此他就借住在朋友勒瓦瑟的家里。可是好景不长，消息传出，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皇室官员、学者，也有的是他的门徒和崇拜者，还有当地的一些机械工程师或技术工人。因为那时的科学家与机械工人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为了证明或实现某种思想必须要有先进工具，而这正是领导时代新潮流的技术工人完成的。为了躲开朋友的访问，笛卡尔悄悄地迁移到郊外的圣日耳曼隐居，新住址连他的房东也没告诉。这下可急坏了他的朋友勒瓦瑟，他到处打听笛卡尔的下落。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碰见了笛卡尔的仆人，强逼着仆人把他带到了笛卡尔的新住处。勒瓦瑟描述了再次见到笛卡尔时的情景：当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笛卡尔还躺在床上，枕旁散乱地放着一些报纸和资料。笛卡尔一会儿躺在床上沉思，一会儿又坐起来匆匆地写着什么。听见有人敲门，笛卡尔才紧张地穿上衣服，仆人从另一个房间出来，并安排笛卡尔吃早饭。勒瓦瑟见到笛卡尔后，假说妻子对笛卡尔的不辞而别很恼火，要求笛卡尔重新回去居住。笛卡尔当时就向他的妻子道了歉，然后像个外逃的孩子，收拾行囊乖乖地跟着勒瓦瑟回去了。他的宁静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这也坚定了笛卡尔离开巴黎的决心。

    1625年6月，在老朋友麦尔塞纳和米多的引荐下，笛卡尔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不乏思想界和科学界的精英人物。如数学家、军事工程师笛格尔，数学家、语言学家阿尔笛，天文学家德博纳，哲学家、神学家伽森狄等，这些朋友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其中，麦尔塞纳是他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络的纽带，米多热是数学家，他在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笛卡尔的“屈光学”很有帮助。在光学研究方面对他提供帮助的还有工程师、镜片磨匠费里埃。伽桑狄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一书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反驳意见。

    在巴黎，笛卡尔重新开始研究几何学问题，但他的研究早已超过了几何学本身。他试图通过对几何学的研究，来寻找普遍的数学原则。前来拜访他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是附庸风雅，真正能够与笛卡尔进行学术意义上交流的人并不多见。在热闹的生活中，笛卡尔的内心是如此的寂寞和孤独，他渴望清静和思考，他不愿为应酬而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这样对他既无益处，也不能令人满意。

    1627年，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转移了笛卡尔的视线。6月，法国新教派胡诺派在英国白金汉将军海上支援下，在西南部的拉罗歇尔举行起义，反对天主教的统治。由天主教封建显贵指挥的政府军前往镇压。8月，由于白金汉将军撤军回国参战，政府军对拉罗歇尔城堡展开猛烈的陆地和海上进攻。结果久攻不下，只好对城堡实行包围。他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终于赶在英军再来之前完成了对拉罗歇尔城堡的包围，英军突击了15天，结果无功而返。英、法之间这场特殊战争对笛卡尔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毕竟在部队服过役，而且研究过军事工程方面的问题，他想亲自到实地考察一下军营和战地工事。1928年10月，笛卡尔前往拉罗歇尔参观，他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白金汉将军被人暗杀，整个围城情况已有所好转。在笛沙格等友人的引导下，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桥梁、军械、要塞、堤岸、海防炮台、舰艇，并对工程技术与军事国防的结合、作用等理论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为了了解敌方的情况，笛卡尔曾利用双方休战的机会到英军阵地实地考察了英国的防御工事，这时离整个战争的结束已为期不远。笛卡尔终于看到法国国王率军进入城堡的那一天，除了欢呼、激动人心的一面，更有悲壮、残酷的一面，笛卡尔对此早有感受。

    巴黎似乎在有意留住它的这位精英才子，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来不久，笛卡尔又被另一件事吸引住了。笛卡尔在这件事的最初还是一名观众，后来当他卷进去参与辩论时却成了主角，他在这场思想领域的战斗中成了法国知识界真正的英雄。

    事情是这样的。巴黎是个大都市，也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什么样的思想在巴黎都能得到很快的传播，并引起响应和反击。当时，在城里有一个叫尚多尤的炼金术士，声称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打着学术和科学的旗号到处宣扬，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和年轻人。为了进一步论证尚多尤的思想，教皇使节巴格诺邀请巴黎知名学者举办尚多尤思想研讨会。笛卡尔也在受邀之列。

    尚多尤是个职业医生，对化学也非常在行，在学术方面应该说也有一定的见地。他尤其是一个演说家，他的观点经过他滔滔不绝的演讲本领的渲染，很是打动人心。在讨论会上，尚多尤宣称传统的哲学已经过时，他要为人们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他的武断的否定和空洞的说教，早已被他那慷慨激昂的言辞所淹没，结果自然博得一片赞扬与喝彩。而笛卡尔对此无动于衷，他只是默默地坐着。红衣主教贝律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走过去邀请笛卡尔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笛卡尔谦虚地说：他的观点还不太成熟，再说，在这种场合，也不适宜发表对尚多尤的反对意见。后来，在东道主贝律尔再三鼓励下，笛卡尔终于站了起来，他在众人热切的盼望和雷鸣般掌声的鼓励下开始了精彩的演讲。

    他首先赞扬了尚多尤的勇敢的批判精神和娴熟的演说技巧，他认为对经院哲学的批判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和独立思考。至于尚多尤提出的新原则和新思想，笛卡尔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不是就真理和谬误本身来看问题，而是从发现真理的方法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角度来反驳尚多尤的。笛卡尔指出，看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通过检测，把真理和谬误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衡量真理的标准，或者人为地、随意地制定原则，那就无所谓真理和谬误。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说法，笛卡尔当场请大家提出自认为最明显的真理和最明显的谬误，他都从反面一一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的是一个相反的结论。经过对12个问题的论证，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笛卡尔总结道，如果我们用一些未经证明和检测的原则来判断真假，其最后的结论必然是很难确定的。以往的旧哲学包括今天尚多尤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原则基础上的，它们只能增加我们思想的混乱，并不能为我们发现真理、区分谬误带来什么益处。

    人们为笛卡尔的精辟论辩所折服，在赞叹他对一些诡辩术的揭露的同时，也急切地想知道笛卡尔在这方面的高见。笛卡尔回答说，他知道的并不比他所用的多，他希望通过普遍数学原则，运用人类的理性直观去把握那些简单的、清晰的、自明的东西。笛卡尔终于有机会把自己多年的思考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表达并不很充分，人们当时对其中的许多东西也还不大能够理解，但红衣主教贝律尔已看出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潜力，他鼓励笛卡尔，希望对其理论作进一步的丰富和论证，并通过论文或论著的形式加以发表。主人的鼓励和大家的支持给了笛卡尔以极大的信心，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这次讨论会也进一步奠定了笛卡尔在法国学术界的地位。

    回到住所，笛卡尔还沉浸在讨论会的兴奋之中，在他的身上似乎涌动着一种表达的激情，笛卡尔觉得自己的思想似乎已经成熟，他需要把它表达出来。然而，要整理自己的思绪、要写作，就需要安静的环境。于是，他又悄悄地搬到城郊的一所无人知晓的房子里，在那里用拉丁文写成了《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原计划写36条原则，每12条为一组，但最后完成的只有21条，而且最后3条也是只有命题，没有阐述。这本书直到作者去世50年后（1701）才出版，这也多少给后人留下了一点遗憾。尽管如此，也不能磨灭该书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写完书，笛卡尔并没有使自己轻松下来，他的心里仍有许多疑团需要解决，仍有许多理论需要求证。多年的流浪漂泊，笛卡尔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交结了许多朋友，观察了许多自然现象。他像一个热心观众，怀着一颗好奇心打量着、琢磨着眼前发生的人和事。可当他终于要坐下来总结自己的思想时，他发现自己的祖国是个“不适合思考”的地方。这种顾虑一方面来自于严酷的现实：宗教战争、中央专制、无休止的应酬和干扰，另一方面来自于笛卡尔本人的性格。笛卡尔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奉行教会仪式的天主教徒，为了躲避危险，也为了不使自己与教会之间有什么麻烦，笛卡尔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到荷兰去，没想到后来在那里一住就是20年。笛卡尔只所以选中了荷兰，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温暖、景色宜人，更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荷兰已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他们的能力和重商精神使这个国家成为欧洲最富裕、最文明和最宽容的地区。可以说，17世纪的荷兰是欧洲惟一有思想自由的国度，当时欧洲许多进步思想家不是在荷兰出书，就是在荷兰避难，如霍布斯的一些书就是在荷兰刊印的，洛克、贝勒也先后在荷兰避过难，等等。但愿我们的主人公笛卡尔先生此行能有好运，并能在荷兰的国土，与盛开的郁金香一起分享那份珍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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